高姓研究的现状与任务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宗亲：

今天，各省宗亲齐聚一堂，共庆高姓历史上里程碑似的重要事件：高姓历史文化研究会诞生了。我十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我向到会的所有宗亲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我尤其感谢无私奉献的温州宗亲和自始至终给予鼓励和支持的厦门宗亲。

我也想给大家泼一盆冷水，提醒各位高度认识到：任重道远啊！

一、高姓研究的现状

我于1993年开始致力于高姓历史的资料收集、实地调查和写作，当时首次提出成立高姓历史文化研究会；今年，在热心寻根的网上年轻宗亲的感染和呼吁下，我重新出山，致力于高姓历史的研究，并再次倡议建立研究会。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得到全国各地以及海外许多老中青宗亲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另一方面，我感到这个支持面还不是很广泛，我两次联系的许多高姓知名人士包括学者缺乏反应。这次真正采取实际行动，千里赴会，出资出力的，应该说不算十分踊跃，和其他许多姓氏相比，我们高氏群体的宗族感情和凝聚力不能算很强。这不是偶然的。

我当年亲往全国各地，查阅地方文献档案，深入乡村调查民间族谱和传说，抱着一个希望，就是找到一部和其他某些姓氏那样的历史上遗留的全国性总谱。然而，正如广东客家族谱里所说，我高氏向无总谱，而是一家一族各自修谱。这就反映了历史上即比较松散，各支缺乏联系。其次，我发现全国各地图书馆收藏的各姓族谱中，高氏族谱往往是比较少且不完善的。这一方面可能反映了修谱传统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能就是高姓宗族意识欠缺的表现。

正因为这样，我感到通过广泛的调查，把高姓从古至今如何起源，如何发展，如何迁徙，如何分布，有何人物，有何贡献，有何传统，一一理出个头绪，构建起一个体系，具有很大的意义。也正因为缺乏任何现成蓝本，决定了研究难度极大。虽然我于1997年出版了第一部高姓系统研究专著《高姓群体的历史与传统》，然而，我深感靠个人之力，绝无可能真正做到全面调查，因此，我的著作里关于高姓在全国各省的分布的描述，只能是各选少数有代表性的点。为了抢救在大规模焚烧族谱之后幸存的残余族谱，趁老人健在时赶紧调查记录珍贵的记忆，开展全国性高氏族谱和传说的普查，必须组织起一支高氏精英队伍。而高氏家谱网，就发挥了汇聚各路高氏中青年精英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我才有勇气，有可能重新提出成立研究会的倡议。因此，研究会得以成立，网上年轻宗亲功不可没，这一页将永远铭记在高氏研究史册。

二、高氏家谱网的成果

现在，高氏家谱网上已积累了大量家族资料和寻根线索，这是一个重大成果，其中包含极其珍贵的发现。例如：

历史上民间广为传诵的北宋开国元勋、渤海郡王高怀德，据史书记载，后裔广泛分布在东南一带。据我本人查阅图书馆族谱和调查，以及网上披露的材料，初步表明，高怀德后裔于北宋灭亡后，逐步南迁，确实在河南淮阳、项城，江苏淮阴、扬州、镇江丹徒、无锡宜兴，浙江湖州长兴、德兴，安徽黄山（古徽州）、贵池，广东汕头澄海等地发现高怀德后裔的线索。尤其是贵池宗亲介绍，他们的族谱封面有龙纹，称为“龙编谱”，还有50代字辈。最后一代是现在的年轻人。第一代刚好是北齐王朝奠基人高欢时代。而史书明确记载的高氏族谱，最早的就是北齐谱。我1997年制定《高氏世系》的主要依据《新唐书�6�1宰相世系》和《萧山高氏家谱》都是沿用北齐谱的记载。还有，长兴高湾里现存高氏古墓遗迹，其中有刻有龙纹的石牌坊，反映出墓主有很高的地位。

紧随高怀德之后出现在史册上的高氏又一位名将就是武烈王高琼。通过这次筹备研究会成立大会，浙江各地如温州、萧山、杭州、海宁以及江西、安徽的高琼后裔也联系起来，《萧山谱》、《海宁谱》、《盘谷谱》所说“南渡三公”高世则、高世英、高世定的后裔也得以重新聚首。

清代三位高姓宰相之一、满洲镶黄旗高斌的家族出自辽宁本溪，现在，此家族成员已出现在网上。辽宁汉军八旗后裔更是网上活跃成员之一。

我在书里介绍的各省许多重要高姓支系，也都有成员出现。例如：山东胶州、河南淮阳、项城、陕西米脂、湖南浏阳、福建长乐、大坪、漳蒲、广东南海、潮阳、台湾、粤东客家、云南白族等。海外高氏宗亲也不例外。

各支系成员争先恐后地把家谱资料发上网，互相讨论，掀起了一股高氏寻根热。从网上的消息看出，“文革”对我国民间家谱来说是毁灭性的。但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线索。网络带来的天下高氏大汇聚，是推动全国性高氏组织诞生的主要原因。

三、高姓研究会的任务

我认为，我们研究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立即行动起来，推选一批带头人，分省分地区分家族开展全国族谱和传说的普查，这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在普查的基础上，各省各地区各家族带头人负责对我的著作中关于相关省份高氏的介绍加以补充，弥补许多家族未能在书中予以介绍的不足，争取三年后把我的书增补修订成《高姓全书》，公开出版。

研究会的终极目标是填补高姓史上的空白：编纂《高氏通谱》，并规定研究会永远存在，以后每三十年续修一次。

其次，研究会要定期举办研讨会，还要组织力量，编写高氏历史、文化、人物的学术著作和小说、剧本，拍摄电视片。

研究会的另一方面任务，是承担起高氏宗亲会的职能，不定期组织宗亲参观、联谊、寻根活动。

研究会的宣传联络，主要依靠高氏家谱网，以及QQ群、电子邮箱，同时以电话、信函为补充，还要编辑发行会刊。

为了顺利开展研究会的管理、联络、宣传、调查、研究、出版、开会、寻根、联谊等活动，必须建立基金会，希望各位踊跃发言，讨论基金会的结构和经费管理使用办法。

我希望，在座各位高氏研究积极分子回去广为宣传、发动，带动更多的宗亲投身我们共同的事业，研究好我们的族史，弘扬高氏先祖的优良传统，增强高氏凝聚力，开创高氏历史辉煌的新篇章。

十七是薛氏志：《薛氏族谱》中另一种比较重要的内容，大多为薛氏家族中专门资料的汇集，如科名、节孝、仕宦、宗行、宗寿、宗才、封赠、族内学校、学产、历代祖屋、祖茔、祖产分布等等。这些都是明清家谱取法于史书中的“志”，即专门史而成。

十八是族谱杂记：其他类不收或遗漏的均在此处叙述，大多为薛氏家族的一些专门资料，如男女高年、争讼。田产、茔地的契约、合约、合同、诉讼文书等，范围很广、很杂。

十九是薛氏文献：也称薛氏著述、艺文、文苑，收载的均为薛氏家族先人的著述，其中包括各种家规、家训、家范、墓志、行状、诗、文、帖、简、奏疏等，有的全收，有的仅开列目录。

二十是修谱人员：一般包括两项内容，一为领衔、编纂人姓名，一为捐献经费人姓名，均列在谱未。

二十一是五服图：五服是古代宗法社会薛氏家族法规的重要依据，很多薛氏族谱后附五服图，目的是为了令薛氏族人重视和了解，不得混乱。

二十二是余庆录：《薛氏族谱》修成，末尾照例留几页空白纸，上书“余庆录”，意为子孙绵延，留有余庆。

二十三是《薛氏族谱》的字号：为了防止《薛氏族谱》外传，一般在谱后都有顺序号，或用一段特殊文字，如撷取《千字文》中的一段等，然后登记注册，某人领某号，定期抽查。

此外，在有些《薛氏族谱》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内容，如某些《薛氏族谱》专设义谱一类，收载薛氏家族内各支所收异姓养子、义子的世系，有些谱中收录有薛氏家族中重要人物的年谱资料等。还有些谱则在谱末专辟“修谱志”、“附记”等篇章，专门记述本次薛氏修谱的经历和遇到的问题等。

也有的谱会注明修谱时的收支账目。近代一些谱后面，有的还附有一些统计图表，如人口数量等。

以上所说的《薛氏族谱》的各种格式，并不是每部族谱都完全具备的，由于时代、地区、支系的差异，所修成族谱的详略程度不会完全一样，其余诸如格式分合、排列次序也不会都完全一致，但总体来说，基本上还是按照上述次序排列的。

一部完整的《薛氏族谱》就是一部薛氏家族的百科全书。通过这部族谱，我们可以了解到薛氏家族的历史沿革，世系繁衍，人口变迁，居地变迁，婚姻状况，以及家族成员在科第、官职等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事迹，甚至薛氏家族的经济情况和丧葬、礼典、家规、家法等典章制度等。而族谱也正是将这些内容以书、图、志、表、史的形式记录下来，从为可与正史与方志并列的又一文史宝库。

《薛氏族谱》在魏晋南北朝是分行写，或连行写，每代与前代空一格，这从现存北魏薛孝通的墓志就可看出。不同的是后两块墓志不仅记述了自家世系，而且还详细记述了亲戚的谱录，这在后代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南北朝时期却是司空见惯的。

唐朝的《薛氏族谱》，大多为合谱，一般是以单位排列连写。

宋代以后，又开始分代分格。明清时代的《薛氏族谱》，大多取法于宋代家谱，卷首列世系总表，以备检查，然后每人半页，依辈排列。

《薛氏族谱》修撰，到了明清至民国时代，其结构已基本定型。

余虽从事古代史和文化史研究二十余年，并忝涉姓氏谱学，但因资料实在有限，对历代《薛氏族谱》研究十分粗浅。然，薛乃家姓，故而不揣简陋，将点滴感悟，掇拾成字，确实不成一文！

一段尘封二千余年的潮汕史事

——《揭氏族谱》所带来的信息

·黄赞发·

在潮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可以将其渊源直溯至公元前六千多年。但是，在这上下八千多年的历史中，长达六千多年的时间只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典籍有载的则要迟至秦汉之际。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以五岭东端的揭阳岭置戍所，就是最早载诸史册的极其浓重的一笔。同时，史禄为南下大军凿渠运粮而后“留家揭岭”，更成为有史记载的汉人入潮第一人。

不过，戍揭岭事，向有争议，《水经注》就以大庾岭为最东之岭，五岭不列入揭阳。在广西修灵渠转饷的史禄远道东来，以揭阳为家，更曾为论者所否定。巧合的是，103年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一位史姓人物在潮汕地区的远古历史上出现了。他就是潮汕第二位被载入典籍的史定。《史记》称“揭阳令定”，《前汉书》称“揭阳令史定”。《史记》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还载明史定归汉后于元鼎六年三月乙酉被册封为安道侯并任揭阳令。因为正史有载，故笔者早在1982年所撰《潮汕先民初考》一文就曾引用。但是，这么一位在粤东乃至整个闽粤赣边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竟有如昙花一现，其生前身后一无余闻，令潮学界不禁为之困惑。

令人振奋的是，去年（2004）11月10日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在揭阳召开，江西丰城揭氏族人携上沉甸甸的《揭氏族谱》，和任职于汕头濠江区政府企业投资中心的揭立业先生一起赴会，一下子揭开了西汉初年的这一历史迷雾。会后，揭立业先生携谱抵鄙舍晤谈，使笔者有幸细阅全谱。喜悦之情，自不待说。

揭先生带来的《揭氏族谱》有两部，一是江西丰城谱，二是广东高廉谱。从丰城谱可知，丰城揭氏共修谱14次，初修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苏过为作《史揭合序》；最后一修在1943年。从几篇序文来看，高廉谱至少也有四修，分别为乾隆、咸丰、同治年间及1983年所修。苏过的《史揭合序》也照录不误，还收进了福建汀州连城揭氏于清康熙、雍正年间修谱时的几篇序文，显见高廉谱是对照了连城谱的。从诸家序文我们还可考知，连城揭氏源于丰城揭氏，高廉揭氏又源于连城揭氏，故最可引以为据者当推丰城北宋的一修谱，最精当的莫过于苏轼的三子苏过所撰写《史揭合序》。

苏过之所以为揭氏一修谱写序，缘于苏家与史、揭两家的深厚交谊。这在序中交代得十分清晰。简要地说，苏过祖父苏洵与同乡史清卿是莫逆之交，苏过父苏轼对史“以师礼事之”，并与史之子子熙及两位侄子都是“笔砚同志”，故苏过说苏、史是“通家执友”。苏轼曾与史子熙论及汉武平南越事，因而从史子熙处得知，史定之父史焕是子熙的祖先，从史焕到子熙已经是四十四代，而且其史家“旧谱”载明史定“赐姓于汉武，令后人知揭出于史，史、揭允远不可为婚”。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后改知定州，得晤刚中乡举的揭枢（字伯徽），“握谈甚欢”。不久，苏轼又改知允州，过杭州旧治。揭枢刚好知杭，苏、揭得以再次晤谈。揭枢甚博学，苏轼戏称为“江南揭书柜”。言谈间，苏轼“述史子熙家谱，揭原于史”。揭枢“即出其谱，自焕至枢也四十四世矣”。苏轼不禁感叹地说：“君与子熙有伯仲序也”，遂促成了丰城揭氏族谱之修，并命苏过“叙之”。

历史就是这么结缘于有心人。史焕的史、揭两姓后人都是在第四十四代结识了苏轼这位旷代文豪，并由此造就了苏过这篇足以彪炳百代的《史揭合序》，的确是文史学界的一段千古美谈。而今人揭阳潮学学者徐光华先生会前远赴广西、粤西，走访各地揭氏后人，广受揭氏族人的竭诚欢迎，充实了不少揭氏材料，形成了若干专论，率先在第三届潮学会上公布了研究成果，澄清了尘封两千余载的这一潮汕史事，故深为海内外学人，特别是饶宗颐先生的推许，这不能不说是文史学界的又一段当代美谈。古之苏氏，今之徐氏，先后为揭氏正本清源，从而为潮汕远古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不争的史实，而这都是缘于《揭氏族谱》的发现与研究，故可以说这是《揭氏族谱》所带来的令人感奋的信息。

细考苏序并证之谱中有关姓原源流考，我们可以对在揭阳那段语焉不详的史事，有了一个较为明辨的了解。可以断定，元鼎六年古揭阳正式纳入国家版图，开始成为隶属中央政权的一个县级建置，其辖区包括当今的粤东以及闽南、赣东南一部分；揭阳令史定的确史有其人，而且是潮汕地区历史上第一位受命于中央王朝的地方官员。史定是中华所有揭氏族人的共同祖先，其父史焕则是史、揭两姓的共同祖先。（按：有谓史定是史、揭两姓族人的共同祖先，实误）。

据谱所载，史定生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今年刚好2165岁（按：或曰为2166岁，误了！因公元没有零年）。世居江西广昌，故此当史定有功于汉之后，乃父史焕得以“食爵豫章”。将揭氏谱中所载印证正史，我们已不难展示两千多年前那一段风云变幻的潮汕史。

秦末汉初，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汉文帝时感恩于汉朝廷的怀柔政策，上表称臣。赵佗在位长达七十余年，死后孙赵胡继立。闽越犯境，汉武帝应赵胡之请，命王恢率兵援助南越。史定“以护驾将军随王恢出豫章”。但兵未逾岭，闽越王之弟馀善杀郢降汉而罢兵。于是，史定“又承命随严助往谕南粤”。严助带南越太子婴齐北还，为人质；留史定居越，实也为人质。后史定为南越“令揭阳”二十余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相吕嘉判南越，杀汉使。为此，武帝派兵平南越，闽越馀善兵临揭阳。就在这关键时刻，史定“挈地归汉，收平两粤（按：同越）”。“武帝旌其忠，发诏封为安道侯，世袭揭阳令，赐姓揭，赐名猛”。

史定之令揭阳，似是扑朔迷离，但正史有载，本就应是提之有据的。今《揭氏族谱》的出现，更见毋庸置疑。这应是《揭氏族谱》所带来的另一个令人感奋的信息。为此，我们还有理由期盼着有那么一天，典籍所载的秦皇之置戍揭岭，史禄之留家揭岭，以及史禄、史定的关系都能得到透彻的考释。

志载揭猛（史定）有子揭当时继袭侯位，并继任揭阳令。此后，其子孙居停情况就在潮汕的志书上消失了。治潮史者似都一直找不到其后人居潮的蛛丝马迹。还是《揭氏族谱》给我们又带来了这方面的重要信息。尽管丰城和连城两谱，揭氏三十三世之前都是一片空白，但丰城谱有载，揭猛的第三十四代孙揭震生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居潮州揭阳（按：唐无揭阳，应是循旧说），隐居乐道”，娶姬氏，生二子，长为揭漳，生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次为揭钺，生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揭漳考取明经，任南昌录事。后揭钺之长子揭镇官至仆射，因而揭震“以孙贵，赠尚书仆射”。揭震长居揭阳直至去世，“葬揭阳县梅岭界，坟墓存焉”。由此可见，揭猛后人在揭阳传宗接代至少也有九百多年。

揭震之后，潮汕地区已一千一百多年找不到揭氏传人。这是什么缘故呢？揭阳有个民间传说：古时候有个皇帝梦见一巨人“击”剑闯入寝宫，利剑直指其喉。皇帝应声倒地，醒过来后急召国师圆梦。国师认为“击”谐音“橘”，橘产于南方，妖人必巢居南方。只要找到了名谐橘之地，姓谐橘之人，斩尽杀绝，则可保无虞。于是查到了岭南的揭阳揭氏，即密令揭阳县姓车的县令行事。车公接旨后，左右为难。遵旨则枉杀无辜；违旨则有杀头灭族之灾。经反复寻思，终于求得两全之策。当夜，车公一面暗命揭氏族众趁黑逃离揭阳，远走他乡，隐姓埋名；一面一把火将揭家烧为废墟，呈报朝廷。此后揭阳黎众感车公盛德，于城东建一座石桥，称车公桥，并称揭家故地为火烧地。这就是“火烧地与车公桥”的故事。故事不一定是真，但却暗示着揭氏之于揭阳绝迹，可能缘于某种天灾人祸，也暗示着揭氏早已迁徙异地。这也许是故事编撰者的一个假设。

事实也说明了这个暗示或假设。揭震之孙揭镇正是在唐末黄巢起义的战争中“以御黄巢功封护国将军、左仆射”，“持节袁州诸军”，而后定居于袁州。揭镇之弟揭政有三子，一徙赣州，一迁海陵，一移丰城。移居丰城的揭祯成为丰城派始祖。江西各地，揭氏分布极其广泛，其中丰城一派是较旺的一支。前所述苏轼同僚揭枢就是出自此派。福建连城始祖揭五郎也是迁自丰城，为揭镇后人。广东高廉揭氏又徙自连城，始祖揭德秀为揭五郎之十七世孙，于明嘉靖年间入粤抵廉，居石城那蒙。揭氏一族在赣、闽、粤三省各地播衍繁殖，族众殊盛，仅廉江一地即广布八十多村，共三万多众（1983年修谱统计）。据揭立业先生初步了解，除此三省外，湖南、广西、湖北、河南、贵州、安徽、浙江、江苏、内蒙古、山东、陕西、云南、四川、北京、上海、台湾、香港等省、市、区都有揭氏后人定居，加拿大、新加坡、日本、欧美等地也有不少揭氏后裔，海内外各地揭氏族人都敬奉一个共同的祖先———揭猛，并几乎都知道揭源于史，赐姓于汉。所有这些，也都是《揭氏族谱》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从两部族谱多家序言，我们也看到了各个时代的揭氏代表人物，大体都认同了揭猛为共同祖先。至于宋末和元代修谱时刻意模糊族源的良苦用心，郭伟川先生已做了体察入微的分析。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已在明清各谱中得到了纠正。揭氏人才辈出，世代簪缨，完全有能力扭转不实之举，这应是不成问题的。从《揭氏族谱》的风俗记载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地揭氏多以五月初四过端阳节，这也可见其对揭猛的崇仰信奉。原来此俗源于史定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当年选定五月初五为择吉出兵之日，于是全军提早一天隆重过节，祭拜祖宗，大犒将士；第二天奋勇出征，大获全胜。故而揭氏每年都在五月初四提早过端阳节。

揭立业先生是廉江长山镇六福村人，揭猛的第七十五代裔孙。1985年从戎，在汕头机场空后服役，1988年冬分配到汕头市工作，已育有一子。查明清以来，揭氏仕潮者共有三人，为明嘉靖通判并署海阳令揭鸿、澄海教谕揭楠（均为福建归化人），清乾隆大埔训导揭子治（广东廉江人），但都未见有落籍或后代的居潮记载。为此，似可以说揭立业先生是揭震之后一千一百余年来，第一位回潮定居的揭氏族人。这不能不说是由《揭氏族谱》带来的又一个令人欣慰的信息。

综上所述，随着《揭氏族谱》的入潮，潮学界获得的可喜信息应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特别令人振奋的就是正史记载的史定（揭猛）其人及其令揭阳事，不但得到了无可置疑的证实，而且使我们得以从历史的深度，透彻地了解到当年史定顺应历史潮流，“挈地归汉，收平两粤”，为西汉的统一大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今天，我们也正在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大业，当更凸显史定（揭猛）回归大汉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启示作用。

　　曹氏族谱[/url])虽籍属辽阳，但从曹雪芹高祖（注：高祖这里可为泛称，见梁章钜《称谓录》。）曹锡远（世选）即已“从龙入关”。曹家隶属正白旗，当时归九王爷多尔衮统辖。多尔衮的睿亲王府第在今东安门一带，康熙年改为玛哈噶喇庙，乾隆间称为普渡寺（注：多尔衮及普渡寺此处一笔带过，我们知道曹家跟随入关的主子就可以了。普渡寺今尚在，气势雄伟。该寺与曹家祖上有关，但与曹雪芹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因此，雪芹随全家返回北京后，他是否到过这里，就难猜测了。）。自此，曹家开始入京。　　曹锡远一传至曹振彦，再传至曹玺，即曹雪芹之曾祖。曹玺于康熙二年，以内务府工部郎中，“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注：见冯其庸引《江宁府志》、《上元县志》，《曹雪芹家世新考》第96页至98页。）。时当公元1663年，这是曹家始任江宁织造的年代。

　　曹玺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六月间卒于江宁织造任所，在任二十二年。同年十一月，康熙首次南巡，至上元，以江宁将军府为行宫，并亲至江宁织造署，抚慰遗孤，遣内大臣尊莫。玺生前曾蒙获康熙赐蟒服、加正一品、赠御书“敬慎”匾额，及御制诗，并曾两次督运入京陛见。可见，从曹玺首任江宁织造，即获康熙赏识。这当然也有另外的重要原因，即曹玺之妻孙氏，系康熙保母之一，此乃一层特殊关系，必须说明（注：萧奭《永宪录续编》。）。如康熙三十八年夏四月南巡回驭，“止跸于江宁织造臣曹寅之府；寅绍父官，实维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厚。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尝观史册，大臣母高年召见者，第给扶称老福而已，并赐宸翰，无有也”。（注：冯景《解春集文钞·御书萱瑞堂记》，此事当时人及后人多有记述者，足见非比寻常。）引此一段，无非说明，曹家自曹玺及妻孙氏起，即获康熙之天恩宠渥。尤其在曹玺出任江宁织造后，曹家开始荣耀起来。

　　关于曹玺之生年，很少有人提及，包括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主要是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佐证。冯先生所引之《江宁府志·曹玺传》、《上元县志·曹玺传》中均未提及生年或享年多少。周先生在《红楼梦新证》里，考出曹玺妻孙氏生年为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即公元1632年，并云：“既得孙氏生年，曹玺之生年乃可推知必不甚悬远。”（注：《红楼梦新证》第220页。）我们不妨略做推算。

　　据上述两志之《曹玺传》，曹玺赴江宁之任前，曾“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拔入内庭二等侍卫”、“升内工部”。征山右（大同）是在顺治六年（公元1649）。补侍卫，《上元县志》云“及壮”，按此“壮”非《礼记》指之“三十曰壮，有室”，有据此认为“曹玺在内务府被选充侍卫，年当三十岁（注：吴新雷即据此认为“曹玺在内务府被选充侍卫，年当三十岁”，见《曹雪芹江南家世考》。），又有据此认为“曹玺又至少比孙氏年长十三岁（注：朱淡文据此文认为“曹玺又至少比孙氏年长十三岁”，恐误，见《红楼梦学刊》1982年3期。）。“及壮”应是指青年，“后汉书·循吏传·任延》：“拜会稽都卫，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李贤注：“壮，少也。”又唐韩愈《四门博士周况妻韩氏墓志铭》：“夫失**，子失壮母，归咎无处。”亦指年轻。《管子·轻重丁》：“男女当壮，扶辇推舆，相睹树下，戏笑超距，终日不归。”“及壮”意同“当壮”，有“到长大时”之意。曹玺子曹寅约十五六岁入侍卫，傅鼐十五岁，宋荦则十四岁，当然也有入侍卫年龄稍长者，如纳兰性德，因性德十五岁举顺天乡试，入侍卫当在此之后，约十八、九岁（注：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徐乾学序。）。按，性德比曹寅大三岁，曾同为侍卫，见《通志堂集》徐乾学序和曹寅《题楝亭夜话图》（寅有“忆昔宿卫光明宫，楞伽山人貌姣好”之句，楞伽山人，性德之号）。如按概算，曹玺补侍卫或为十六岁左右，而不会到三十岁才补个三等侍卫。“征山右”或在二十岁左右。如据此推考，曹玺出生，则在天聪三年（公元1629）前后；即算二十五岁左右征山右，生年当在公元1624年前后，比妻孙氏大三至八岁，尚不至于“悬远”到至少比孙氏年长十三岁。曹玺或出生于后金天命九年到天聪三年之间（公元1624至1629）。我以为约出生于公元1629年似较合理，卒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享年五十六岁左右，不超过六十岁。则曹玺赴江宁任时为三十多岁。

　　曹家自曹玺提出任江宁织造后，不仅屡蒙皇恩，且终康熙之世，曹家已成为“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因此，对曹玺略做小考是必要的。

　　曹玺据《五庆堂谱》，又名尔玉，有弟曹鼎，又名尔正。鼎生宜，宜生颀。自曹玺起，曹家分为二支。本节专述曹玺一支。

　　玺生二子，长寅，次宣。玺另有一女，小于宣，嫁傅鼐；鼐曾任内务府总管、兵部、刑部尚书等。据《八旗文经》卷五十七《作者考》甲第十页“曹寅”条末特别提到：“甥富察昌龄，字堇斋，阁峰（鼐字阁峰）尚书子，有时名，集未见。”《八旗文经》虽编于光绪间，但非孤证。李文藻《南涧文集·琉璃厂书肆记》：“乾隆己丑（公元1769年）……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昌龄官至学士，楝亭之甥也。”李文藻，号南涧，乾隆进士，好藏书，达数万卷，其上所记，当为可信。鼐有三子，长昌龄，次科古，三查纳。昌龄兄弟与雪芹之父为姑表兄弟。

　　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九月初七日。曹寅为曹雪芹的亲祖父，而非曹宣，关于此点，下节予以专述。

　　曹宣为曹寅之弟，据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三格佐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即宣，为避玄烨讳），情愿纳监生，二十九岁。”则其生年当为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比曹寅小四岁。曹寅《楝亭诗钞》卷三《支俸金铸酒枪一枚寄二弟生辰》于“百花同日著新绯”句下自注：“生辰同花生日。”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二月”条下有“花朝一节：“十二日传为花王诞日，曰花朝……”可知曹宣生于二月十二日。潘荣陛为雍、乾时人。“花朝”实因时代、地域不同而有异，亦有云二月初二日者，有云二月十五日者（注：宋吴自牧《梦梁录·二月望》：“仲春十五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望之时，最堪游赏。”又，《广群芳谱·天时谱二》引《诚斋诗话》：“东京二月十二日花朝，为朴蝶会。”另引《翰墨记》：“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士庶游玩，又为‘挑菜节’。”其他记“花朝”者亦多。）。但潘荣陛距曹氏兄弟时代相近，且又说的是帝京岁时，故二月十二日应为可信。

　　自曹玺于康熙二年离京赴任江宁织造，曹寅、宣兄弟随父之任。曹玺一支始居江南。玺赴任时，曹寅六岁，曹宣二岁。

　　曹寅是否曾为康熙之侍读，史传无明确记载。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有述及，兹摘录如下：

　　寅自幼侍读事，邓之诚先生见告出某书，书为1939年顷购于琉璃厂文芸阁，价二三十元间，八册一函，约为康熙间刊本，四字书名，甚怪异，亦无著者名，藏今北京大学图书馆。惟以书名失记，待检。按顾景星《白茅堂诗文全集》卷二十二叶九《怀曹子清诗》，起云：“早入龙楼儤，还观中秘书。”正可为此事佐证。……康熙帝自九年冬开经他日讲，设侍读、侍讲学士，十年又增设满、汉字侍读等员，正其向学之日，亦合。

　　另，朱淡文先生之《曹寅小考》，首节即论“曹寅曾为康熙伴读的佐证”，文长不引（注：《红楼梦学刊》1982年3期。）。

　　曹寅何时为康熙伴读呢？如以康熙十年算，则曹寅十四岁。我以为，康熙十年既增设满、汉字侍读等员，则以是年曹寅入为侍读较合，至早为十三岁，即十三、四岁。另据顾景星（与曹寅有舅甥关系）《荔轩草序》：“既舞象，入为近臣。”近臣，当如周汝昌先生所说，“亦即指侍卫言”。舞象及另一典舞勺，均出自《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又云：“成童，舞象，学射御。”疏：“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舞象之典，用于曹寅颇为切合。曹寅入侍卫，当在十五六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六乙编“曹寅”条案：“寅年十三，挑御前侍卫。”则不知何所据。因十三岁正是舞勺之年，如为康熙伴读则较适宜。

　　从康熙十年（或九年）曹寅为康熙伴读，后为侍卫、銮仪卫，迁仪正，一直随侍康熙左右，至康熙二十一年，达十一年之久，此亦可证曹寅与康熙关系非同一般，可谓君臣总角之交。自康熙二十二至二十九年，曹寅复兼任佐领，迁内务府郎中、广储司郎中。二十九年四月出为苏州织造，见同年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提到“三格佐领下苏州织造曹寅”，可证此时曹寅已被任苏州织造。另，尤侗《艮斋倦稿》卷十《司农曹公虎丘生祠记》、《江南通志·职官志·文职》所记均合，当为确实。时年曹寅三十三岁。离京前，曹寅为弟宣及子、侄辈捐纳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