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自姜姓，炎帝后裔，得姓始祖为高一。

高姓是齐太公姜子牙的后裔，姜氏原是炎帝的后裔，那么高姓则是炎帝的后裔，高姓的血缘初祖是炎帝。

《古今姓氏书辩证》、《通志·氏族略》都讲到：“高氏出自姜姓”。炎帝是上古时期姜姓的部落首领，所以炎帝神农氏是高姓的血缘初祖。

前面已提到，相传炎帝和黄帝为同胞兄弟。因炎帝生长于姜水(渭水支流，今陕西岐山东)流域，故以姜为姓。后来，炎帝和黄帝又有了利害冲突，前后经过3次激烈的大战，炎帝又为黄帝所败。此后，炎帝部落进一步与黄帝部落合并在一起，并与部分九黎族结合成一体，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活下来，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干。

传说炎帝是古代最早发明农业的人，因而被称为神农氏。相传当时人口多而禽兽少，衣食不足，炎帝就用木料砍削、揉制成耜、耒等工具，教人们开垦土地，播种五谷。他的儿子拄，还教人们种植蔬菜。传说他正在思索如何教人们播种五谷时，天空中纷纷下落许多谷种。他把这些谷种收集起来，播种在开垦过的土地上，以后就有了供人们食用的五谷。还有更神奇美丽的传说，说那时有一只遍身通红的丹雀，嘴里衔了一株九穗的禾苗飞过天空，穗上的谷粒掉在地上，炎帝便把它们拾起来种在田间，以后就长成了又高又大的嘉谷。这种嘉谷，人吃了不但可以充饥，而且还可以长生不死。

除此之外，炎帝还和人类的疾病作斗争。传说他曾经用一种叫作“赭鞭”的神鞭，来鞭打各种各样的药草。这些药草经赭鞭一打，它们有毒无毒、或寒或热，其性质就会自然显露出来，炎帝就根据这些药草的不同禀性，给人们治病。还传说，炎帝为了进一步验证药性，还亲自遍尝百草，曾在一天之内中毒70次，由此鉴别出不少有毒的药草。最后尝到一种有剧毒的断肠草，终因肠子断烂，为人民牺牲了生命。到现在，人们一见那攀缘在墙垣或篱笆边上开小黄花的藤状植物，都有了警戒，知道它的毒性猛烈，因为它曾害死过炎帝神农。据说在山西太原神釜冈，还保存着神农尝药的鼎。又说在成阳山里，还可以找到神农鞭药的场所，那山又叫神农原，或叫药草山。

炎帝看见人民衣食虽然丰足了，生活上却还有些不方便，于是又叫人民成立市场，把彼此需要的东西在市场上互相交换。那时没有钟表，也没有别的记录时间的方法，凭什么来定交换的时间呢人们不能丢弃了工作整天在市场上老等呀!于是炎帝又教他们以太阳升起的高度为标准，太阳当顶时就进行交易，过了这段时间就散市，大家使用起来感觉着又准确、又方便，人人都很喜欢。

传至西周时，姜子牙因辅佐周武王灭商有功，被封于齐，时人称齐太公。

齐太公是炎帝的后裔，所以称炎帝为高姓的血缘初祖。齐太公，本为姜姓，字子牙，俗称姜子牙。他的祖先因协助大禹治理水土有功，在虞舜和夏禹时，被封在吕(今河南南阳西)，其后人即以吕为姓。齐太公，名尚，后人又称为吕尚。据史书记载：齐太公的家族到夏商时已开始衰落，他就生活在贫困之中。他虽然极有才学，时常想把他的本领施展出来，可是他的大半生几乎都是在默默无闻，贫困而颠沛中度过了。他曾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屠过牛，又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开过饭铺。当他的精力已经明显衰退的时候，他才不得不到渭水来，在水边盖上一间茅屋，以钓鱼为生，糊口度日。可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这么一个隐隐的希望：有一天会遇见明君，使他满腹的经纶抱负，能够最后得到施展。可是一年一年过去了，他的须发终于由斑白而全白，石头上他投竿抛饵、两膝跪踞的地方已经有了深深的凹下去的两道印痕，而希望之中的明君脚音还是渺茫。最后他连这一点仅存的希望也打算抛去，准备做一个他并不甘心做的（氵因）波钓徒，隐遁终身。却不料就在这心如死灰的当儿，他看见一个黑而长的王者打扮的人向他身边走来，一幕戏剧性的会见开始了。求贤若渴的周文王，以他政治家的慧眼卓识，很快就认识到此人就是他要寻访的那位大贤。周文王说：“我的先祖曾说‘将来有圣人来周，周就会兴旺起来。’你就是我太公所说的圣人吧!”从此，人们即称吕尚为“太公望。”周文王西伯请齐太公上车，一同回国都，并任命他为太师(掌管军队的武官)。

此后，齐太公辅佐西伯收揽人才，整顿内政，扩充军备，南征北讨，为奠定伐商的基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周文王西伯自从得到齐太公姜子牙后，把附近的几个小国都吞灭了，都城从岐下(今陕西省岐山县以北)迁到丰(今陕西省户县以东)，一步一步逼向商朝的都城朝歌。西伯死后，他又协助武王灭商，冲锋陷阵，建立了赫赫的功勋。所以武王大封诸侯时，封他于齐，都营丘(后称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齐太公就成了周朝时诸侯国——齐国的开国君主。

姜太公对周武王开国有功，在周武王大分封时被封于齐地，建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在泰山和渤海之间的薄姑氏故地建立齐国。辖境在今山东省东部和北部地区，包括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及胶东半岛地区。从姜太公的8世孙（亻奚）(即高（亻奚）)受姓高开始，高姓在齐国中就有了重要的政治地位，高氏和国氏、弦氏、晏氏4家是齐国中最大的奴隶主贵族。所以，古代时高姓在今山东临淄一带拥有相当大的势力。

太公望到齐后，修明政治，尊重当地百姓的风俗习惯，精简繁琐的礼节，并利用处于海滨占有捕鱼和制盐的优势，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使国家迅速繁荣富强起来，附近的居民纷纷迁来定居。后来，他还获得了征伐天下诸侯的权力，凡违抗周王室、不尽忠职守、或有过失者，他可以出兵代表周天子予以惩处，他因此灭掉了东方小国，使齐国成为辅佐周王室控制渤海沿岸和莱夷地区的主要力量。

传至六世孙文公吕赤，有子授封于高邑(今河南禹县)，称公子高。周代齐国地位最为崇高的上卿便是国、高二公，他们的任命由周天子直接授予，公子高的孙子（亻奚）在齐国为上卿时，同齐襄公的弟弟公子小白是好朋友。后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所杀，（亻奚）联合管仲等大臣一起平定内乱，洙杀公孙无知，立公子小白为君，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因（亻奚）的功劳，便赐他以王父字为氏，称高（亻奚），其后遂以高为氏，是为山东高氏。

高（亻奚）字敬仲，他是齐国的正卿，在齐国有很高的地位。当时他和齐襄公之子公子小白的关系很好，在齐襄公被杀后，高（亻奚）氏密诏在莒(今山东莒县)的小白回国即位，立其为君，即齐桓公。此后他与管仲等一起治理国政，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他因对国家有功，齐桓公封他世代为上卿。从高始，高姓在齐国中拥有较重要的地位达200多年。

高侯生一子名庄子虎，庄子虎生顷子，顷子生宣，宣生一子名固。高固(前582年)时高氏在齐国的政治地位又显赫起来。高固在齐惠公、齐顷公时为齐国的上卿。他曾在齐国与晋国的战争中为齐国立过功。史载顷公十年(前589年)鞍之战前，他只身进入敌营，向晋军扔石头，并抓住一个晋兵，然后坐上敌人的战车，把桑树根子系在敌人的车上，以示与其它敌车不同。回到齐营后，巡行演说：“要勇气的人可以来买我剩下的勇气。”大大鼓舞了齐军斗志。

高固生一子，名厚。高厚为齐景公时大臣。他曾担任过太子光(齐庄公)的老师。在齐灵公改立牙为太子后，高厚又受灵公之托，辅佐太子牙。但此时高厚已身不由己地卷入了齐国上层集团的斗争。在他任太子傅之职时，曾和国氏一道将崔杼驱逐到卫国，不

久，崔杼趁灵公病危时，迎立太子光即位，为报私人恩怨，崔杼派人杀了高厚。

高厚之子高丽，在齐国没什么政绩。高丽生一子高止。高止，字子容，为春秋时齐国大夫。曾与各国大夫一同为杞文公营建新都。但因他喜欢生事，又居功自傲，独断专权，齐景公四年(前544年)被宗室大臣公孙虿、公孙灶放逐到北燕。高止之子高竖，占据他的封地卢(今山东长清西南)发生兵变，后在齐军围攻下被迫将封地卢交还公室，逃亡晋国。至此，高固这一支系在齐国失去了政治优势。

在高固的后代失宠的同时，高（亻奚）的另一支系则接着又在齐国兴旺发达起来。在高止被放逐到燕国，高竖又据卢邑反叛之时，齐人以高偃的先祖贤良，立高偃为高氏继承人，此后，高偃的后代在齐国拥有上卿的地位。高偃之子高张(即高昭子)是齐景公时的大臣。他多次奉命出使他国，曾与各国诸侯共修成周王城。后与国夏一起率师伐鲁。齐景公病重时，命他和国惠子立荼为太子。景公死后，他们立荼为齐国国君，即晏孺子(前490——前489年在位)。第二年，田乞与诸大夫起兵攻人王宫，高昭子为了救护国君，而被田乞杀害。高昭成为“姜齐”国一名忠臣。

高昭之子高无邳(一作高无丕)，亦为齐国大夫，他于齐荀公元年(前485年)与国书一共讨伐鲁国。当鲁国会同吴国一同进攻齐国时，高无邳率领军队与吴国军队在艾陵(今莱芜东)展开大战，结果，齐军被打败。前472年又率师抵御晋军的入侵。在齐国末年，他为保卫姜齐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高无邳在高氏于齐国失宠之后，就逃奔到北燕(在今河北省大兴县东南)。

当时齐国新旧贵族的斗争很激烈，主要是在田氏、栾氏、高氏、鲍氏、崔氏、庆氏等十几个大宗族中展开的。原来，齐国的政局为旧贵族栾氏(即逃难到齐国的晋国栾氏的后裔)、高氏霸占。春秋中期，田氏势力逐渐强大，他们采取在向贫苦民众发贷时，用大斗借出、小斗收入的办法，很得民众拥护。田桓子就利用栾氏、高氏的弱点，联合鲍氏，于公元前 532年打败他们，从此这两个宗族就一蹶不振了。40年后，田桓子之子田乞，于公元前490年，又联合一些小的贵族再次进攻高氏，把公室和高氏、国氏的联军打败，杀了大批贵族，国夏逃亡到莒，高张、弦施、晏圉逃亡到鲁。高氏势力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到公元前386年，田和正式立为齐侯，并改元，自此，由姜姓所建立的齐国为田氏取而代之，故称为“田齐”。“田齐”建立后，高氏在齐国的政治地位已基本丧失。

高（亻奚）的后裔有一部分走出齐地，迁居到了其它地方。高无邳迁居到北燕国(在今河北省大兴县东南)；高（亻奚）十世孙高量，为宋国的司城(六卿之一，执国政，掌治城廓)后来就徙居到楚国(今湖北江陵县西北)；高量的十世孙高洪，东汉时，为渤海太守，于是就定居在渤海蓓县(今河北景县)。高洪的家族为当时的望族，子孙传衍甚多。于是高氏便以渤海为郡望。

齐国高氏的先祖高克、高渠弥在高（亻奚）受姓高之前，已在郑国当官，所以《古今姓氏辩证书》卷11上说：“齐之高氏其先已仕郑。”

高克是郑国大夫，但他不太受郑人欢迎。史书记载，闵公二年，郑人让高克率军屯兵于河上，过了很久一段时间还不下诏让他撤回，最后高克师溃而归。高克气愤之下投奔了陈国。

与高克相比，高渠弥则在郑国受到郑庄公的爱戴，他还积极参与了郑国皇室内部的斗争。高渠弥当时是郑国执掌军政大权的大臣，曾为郑庄公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元前707年(郑庄公三十七年)，周桓王以郑庄公不去朝见周王为由，亲自率领周王室军队及蔡、卫、陈虢四国的军队攻伐郑国，高渠弥率领中路军迎战于（纟需）葛(今河南长葛东北)大败周王军队。

后来当郑庄公的太子忽继位为郑昭公后，形势已对高渠弥不利了。因为在忽当太子时，其父郑庄公想立高渠弥为卿，可是忽厌恶高渠弥，劝庄公不要任用高渠弥。庄公不听，最后还是用高为卿。所以郑昭公忽继位后，高渠弥一直战战兢兢，担心昭公杀掉自己，这种担心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最后，高渠弥决定先发制人，公元前695年，高渠弥便趁与昭公一起出外打猎的机会，在野外将昭公射杀。

高渠弥射杀昭公后，将郑昭公的第三子子璺立为郑国国君，高渠弥仍为朝中重臣。他陪同子璺去参加齐襄公主持举行的首止(卫地，今河南睢县东)诸侯会盟，在盟会上子璺为不拜谢齐襄公，齐襄公大怒，在盟会时暗中布置下伏兵，将子璺杀死。高渠弥从首止逃回郑国，与大夫祭足相谋，把当时正在陈国的子婴迎回，继立为郑国国君。子婴在位期间，高渠弥仍掌握朝中大权。在子婴被杀，郑文公继位之后，高渠弥在郑国的政治生涯结束。

高克、高渠弥的后裔情况，文献没有记载。

二以王父字为氏。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齐惠公的儿子叫公子祁，字子高，其后裔也为高氏，也为山东高氏。齐惠公元是齐桓公小白与姬妾少卫姬所生的儿子，当了10年齐国国君。齐惠公的儿子叫公子祁，字子高，其后代也以高为姓。

三、以邑为氏

周初的分封建国，是与“宗法制”紧密相联的，宗法制度则是由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组织演变而来，它对于我国古代姓氏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宗族关系分为“大宗”与“小宗”，周天子自称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为天下之大宗，相对而言，各诸侯国皆为小宗；诸侯对于天子是小宗而在其国内又成为大宗，把采邑分封给同姓的卿大夫。采邑也叫做采地、食邑，是把包括依附于土地上的劳动者在内的田邑，供给卿大夫世袭食禄。所以许多采邑的地名，往往带有“邑” 旁。如：

随着一层一层分封，各阶层(王、公、伯、侯、卿大夫)子孙代代相继承，同姓所出的支系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于是“胙土命氏”逐渐遍及天下。不仅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的国名成了国君后裔的“氏”，而且崔、曲、丙(邴)、邵、后、高(高阝)、莫、（莫阝）……的邑名也成了这些邑主后裔的“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以邑为氏”者共161个。

四、出自他族或他姓改姓赐姓。

少数民族姓氏改人高姓。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推行汉化政策。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改北方胡人复姓为汉族单姓。这一时期，鲜卑族的是娄(楼)氏改姓高氏。据《魏书》所载，鲜卑族中有楼氏改高氏者，另有十六国时，后燕皇帝慕容云自称为高阳氏(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后裔，遂改姓高，称高云，其后裔有改复姓为单姓，称高氏，是为河北高氏。清朝光绪年间到民国初年，满族姓氏出现了大量改用汉姓的变化，有的以满姓字头音译为汉姓，高佳氏就改为高氏。

北齐重臣高隆之，本姓徐氏，他的父亲被姑婿高氏收养，因从其姓，叫高干，是北魏时的白水郡守。高隆之也从跟随其父姓改姓高。他在北齐时为朝中重要大臣。在他因故被杀死后，北齐皇帝高殷下令由他的兄子高子远承袭了阳夏王的爵位，高子远的后代就在今河南杞县一带发展起来，成为当地的望族。另外，唐朝宦官高力士，是冯盎的曾孙，本姓冯，后被高延福收养，所以改高氏。

当高氏建立北齐政权后，高姓就贵为北齐的国姓，于是北齐皇帝便赐他姓为高姓以示恩宠之举。元景安因在邙山之役中力战有功，被高欢赐爵西华县都乡男，高洋建立北齐政权后，550年(天保元年)赐他姓高。此外，元文遥在北齐时也先后得到高洋、高演皇帝的重用，因迎立高湛皇帝即位有功，566年(天统二年)，后主高纬下诏特赐他姓高。他们的后代就以高为姓。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朝鲜半岛封建国家高丽有羽真氏后改高氏的，高句丽原为中国东北浑江流域的一个古老部族，汉朝时属玄菟郡管辖。公元前37年，其部落首领高朱蒙在纥升骨城 (今辽宁桓仁)定都称王，建立高句丽国。高氏在高句丽国的统治维持了600多年的时间。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427年又从国内城迁到平壤。由于高句丽的国王为高氏，所以在古代高句丽国的存在期间，高氏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其中有一部分高氏迁到了中国内地。如高云，其祖父高和是高句丽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所以以高为氏。北周时期，曾被封王为巨野县侯的大将军高琳，其祖先就是高句丽人，五世祖高宗归附北魏，被拜为第一领民酋长。高琳因战功显赫，他的一个儿子被别封为许昌县公。高琳的后代就在山东巨野和河南许昌一带发展起来。唐朝大将高仙芝也是高句丽人，在他父亲舍鸡时在唐朝任军职，他也随父亲到安西，后成为唐朝的著名军事将领。其后代也就定居于北京市密云县一带。

五、有以“高”字开头的复姓，改单姓为高的。

如高东氏、高堂氏、高阳氏、高陵氏等。

山东淄博：溯自元末年屡遭兵荒，徒居流寓留有斌公一人，大明洪武定鼎后勒迁山西民於山东直隶枣强分发高氏兄弟共十八人，惟九公政祖居临淄高家庄，钦公居益都高炳旭，其他十六兄弟未详所居，炳旭庄数代有巨族，故钦公至此斌公为兄高庄还公为弟，以承高氏旧业，俗云山东无二高此其故也。高氏家族在册外迁先祖居住地名录：

三世凤公鸾公居高炳旭。青公云公居新城。鹤公迁居河南罗山县。

凤—五世：存绶迁居长山县雇贤庄。

鸾—四世：彪居高炳旭，麒公迁居临淄，虎公迁居张赵庄，豹居高炳旭，豸（zhi）出嗣居东高庄。

五世：存礼迁居潍县。

六世：晓公居东高庄。

七世：池公出嗣英居东高庄改名震。

八世：瑛（ying)公居店子庄。

十世：玺公居炒米村，挥公居沣水庄，学公居张赵庄。

十一世：大勇居张赵庄，大盛居薄家庄，大惺居下湖田，有锈居杨家上庄。

十二世：异 （yi)居杨家宅（寨），正身居北石桥庄，立桉居石村。

十三世：天才居河庄。十四世：肇（zhao)溵（yin)居殷家庄，肇训居淄川马庄，训城居下湖田，云成居下湖田，子贵迁居沂水松汾镇庄，肇龙居徐州府。

十五世：士杰（jie)居井至。

十六世：全枼（ye)居陕西临潼县，承纶（luen)居武定府，承经居济宁州，蓝田居崔军庄。十七世：文升居陕西三元县。

十八世：连彩（cai)居陕西，上元居关东朝阳县，颂元居平度州。

政祖—政祖居高家庄。

十二世：文成居金岭镇。

十三世：可传居矮槐树庄。

十四世：云楷居小张庄。

吾始祖钦公自直隶枣强迁居至青州城西之高家炳旭支派繁衍子孙昌盛，世皆推为渤海望族。

自十五世后辈字如下：传洪连振国思本持家在惟书可继长广培祥云树保毓（yu）锡同光。

二十二世孙：高川程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贵州省黔东北。我看到里有贵州遵义绥阳县。

这些地方既然有这些文献，约摸着也是有分布的。（1）织金县《晏氏字派》；

（2）水城市《晏氏字派》；

（3）金沙县《晏氏字派》；

（4）大方县《晏氏家谱》字派；

（5）六枝特区《晏氏久敬堂族谱》1卷；

（6）三都、都匀《晏氏分支平氏宗谱》简介；。

（7）黔西县《晏氏宗谱》1卷；

（8）黔西县洪水乡大脚下晏氏简介

（9）纳雍县晏家寨晏氏字派；

（10）毕节市《晏氏新化宗谱字派》。

（11）纳雍《晏氏罗洪支谱》字派

（12）遵义《晏氏宗谱》一卷

（13）镇远县《晏氏宗谱》简介

（14）修文县《晏氏宗谱》字派；

（15）龙里县《晏氏宗谱》简介；

（16）思南县《晏氏宗谱》待请；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样，晏几道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的父亲晏殊官居相位，比起政治上的建树，其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的文采和词作。晏几道出生时，晏殊已47岁，算是老来得子。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晏几道得到了父亲格外的宠爱。晏殊自幼聪颖过人，继承了父亲优良的文学细胞，7岁就能写文章，14岁就参加科举考试。拿了个进士的身份回来。晏几道生来就在绮罗脂粉堆中长大，珠围翠绕，锦衣玉食，“金鞍美少年，去跃青骢马。牵系玉楼人，绣被春寒夜”，每天的生活就是跌宕歌词，纵横诗酒，斗鸡走马，乐享奢华，他的六位兄长先后步入仕途，而晏几道过的是逍遥自在的风流公子生活。

家道中落

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晏殊去世，晏几道春风得意的生活也戛然而止，他立刻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霜刀雪剑。他和六哥祗德，八弟传正及姊妹四人都还年幼，后由二哥承裕的妻子张氏“养毓调护”，嫁娶成家。后来恩荫为太常寺太祝。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晏几道的朋友郑侠因进《流民图》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罗织罪名，交付御史台治罪。政敌们从郑侠的家中搜到晏几道的一首《与郑介夫》（郑侠字介夫），上面写着：“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这些人如获至宝，以讽刺“新政”、反对改革为名，将晏几道逮捕下狱。后来宋神宗释放了晏几道。这件事虽然有惊无险，但经过这么一折腾，原本就坐吃山空的家底更加微薄，晏家的家境每况愈下。这件事对晏几道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从一个书生意气的公子哥，沦落为潦倒落魄的贵族。

元丰过往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7年），他的好友王肱去世，晏几道受请为遗文作序。元丰二，三年间，黄庭坚赴吏部等侯改官，晏几道与他再次相聚，两人常在寂照房饮酒唱和，有时醉倒在酒家垆边，有时同榻夜话，纵论时势，畅谈抱负，“俱含万里情，雪梅开岭缴”（黄庭坚《次韵叔原会寂照房》，见《山谷外集诗注》卷七），意气纵横，期许不凡。当时晏几道正处壮年，笃于风义，气概豪迈，颇负声名。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监颖昌许田镇。此时颍昌官场上，知府韩维是晏殊的弟子，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再加上对自己才气的自信，晏几道上任伊始，就大胆给韩维献上了自己的词作。韩维很快给予回复，说你的那些词作我都看了，“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希望你能“捐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要辜负我作为一个“门下老吏”的期望！全然没有昔日晏家门生的温情，而是一副道学面孔，家长作派。晏几道读罢，如同大冬天里被人泼了一瓢冷水，全身都冷透了。元丰七年（1084），黄庭坚移监德州德平镇（今山东德县），在汴京附近的成平、太康路上，写了十首小诗寄怀晏几道和王肱，但这时晏几道恰已遥涉江南，未能聚首。

晚年生活

宋哲宗元v初，晏几道词名盛传于京师，苏轼曾请黄庭坚转致期望结识之意，但他回答说。“今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陆友《砚北杂志》上，引邵泽民说）辞气颇为倨傲。在这期间，他编辑自己的词集，黄庭坚为之作序。徽宗崇宁初，因“更缘事为，积有闻誉”，由乾宁军通判调任开封府推官。崇宁四年（1105年），开封府两经狱空，晏几道转一官。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权势正盛，曾于重九，冬至日，遣客求写长短句，晏几道为作《鹧鸪天》两首，内容只限歌咏太平，而无一语言及蔡京。当时，他已是年迈的老人了。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年过古稀的晏几道安然辞世。他走了，而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小山词》却流传千年，历久而弥新。

个人作品 个人成就

著有《小山词》1卷，存词260首，其中长调3首，其余均为小令。他的小令词在宋初发展到一个高峰，用清壮顿挫的艺术性，揉合了晏殊词典雅富贵与柳永词旖旎流俗特性，既雅又俗的歌词合乐的典型音乐形象，使词这种艺术形式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并取得扭转雅歌尽废的历史性作用。

文学特点

黄庭坚曾在《<小山词>序》中列举出晏几道的“生平四大痴绝处”——“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好像是贬，其实是赞许，更主要的是突出了晏几道性格的特点——痴，即痴情。一部《小山词》，把词人的纯情痴意演绎得淋漓尽致。其真挚、深婉、执着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小山词》最突出的特点，这个突出特点具体表现在下面几点：

1．纯情锐感的品性和痴情不移的特征

真与痴是晏几道的性格特点，这种特点贯穿了他的全部词作。他的词充满了忧愁和悲伤，冯煦说他是“古之伤心人”，黄庭坚说晏几道词“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与大晏词那种淡淡的哀愁和富于哲理完全两样。

鲁迅先生曾透辟地指出：“有至情之人，才能有至情之文。”《小山词》中的许多至情形象其实就是至情晏几道的真实写照，《小山词》的纯情中，是有“痴”的因素在起作用。无论是追情往事，写对爱情欢愉的体验，还是感伤离别，抒发刻骨相思的情怀，都充溢着一股强烈的情感，这感情常常被渲染到十分浓烈的地步，近痴带狂，甚至“无理”，以至于被人称之为“鬼语”。

2．抒情的“向内转”与个人化

抒情小词到了晏几道，已明显地由晚唐五代不具个性的艳歌转为抒写一已之情的词篇。从总体上看，晏几道此类词作已脱离了歌舞欢场上逢场作戏的性质，就比较更带着个人的色彩了，而不是《花间集》的没有个性的艳词了。这是一点不同。晏几道的这些有专指的情词已从其他艳词中跳脱出来，重心向内转，向情深处转，不纠缠于艳事本身，着重于男女情爱中心灵的感应与共鸣。努力挖掘和表现的是心灵中的情绪，是更深、更细、更微妙的情的底蕴。

3．语言深婉细腻、情感曲折跌宕。

晏几道词往往用语较重，感 彩强烈。例如“拼”字的运用就是晏几道词的突出用语。佳人别后音尘悄，瘦尽难拼。 （《丑奴儿》）、就中懊恼难拼处（《风入松》） 、才听便拼衣袖湿（《浣溪沙》）。这些词句用“拼”，或表达感情的无法控制，或表达主人公为情不惜一切的决心，或表达情感的绝难割舍。这个“拼”字，成了《小山词》表达情感极致的一个非常形象的字眼，也是晏几道苦恋情结形象写照。词人的十分用情、为卿而狂的心态和情态在这一“拼”中和盘托出、栩栩如生。此外，诸如“乱”、“醉”、“破”、“恼”、矾限”等带有强烈感 彩的字眼，在《小山词》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以梦写情，是词人言情曲折跌宕的重要表现形式。晏几道可以说是一个以梦写情的高手。一部《小山词》，“梦”字随处可见。据统计，词集中有57首都写了梦境，占他全部词作约四分之一。梦境，成了词人的一个强有力的抒写情感的方式。无论是以梦来追忆往事前尘，还是借以表达人生如梦之感，也无论以梦来抒写思相思怀人之情，或是将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愿望以梦托之，不外乎都是一种郁结之下的情感渲泄方式。

综上所述，以言情见长的纯情词人晏几道，其纯情锐感的资质和深挚、婉曲、沉郁的抒情风格合力造就了《小山词》纯情特色和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轶事典故

大观元年（1107年），权倾天下的奸相蔡京在重九、冬至日，几次派人请晏几道写词。晏几道无奈之下，写了两首《鹧鸪天》，“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管有新音”“晓日迎长岁岁同，太平箫鼓间歌钟”，竟然没有一句言及蔡京。一个绝佳的拍高官马屁以求升官的机会就这样流逝了。不识时务的晏几道终其一生，也仅做到通判这类小官。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晏几道自幼潜心六艺，旁及百家，尤喜乐府，文才出众，深得其父同僚之喜爱。他不受世俗约束，生性高傲，不慕势利，从不利用父势或借助其父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有利条件，谋取功名，因而仕途很不得意，一生只做过颖昌府许田镇监等小吏。

名人点评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晏氏父子仍步温、韦，晏几道精力尤胜。

陈廷焯《词坛丛话》：北宋之晏叔原，南宋之刘改之，一以韵胜，一以气胜，别于 、白石外，自成大家。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子晋欲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诚为知言。彼丹阳、归愚之相承，固琐琐不足数尔。

夏敬观《赦执势馈罚宏淌细缸樱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词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邱，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山谷谓为“狎邪之大雅，豪上之鼓吹”，未足以尽之也。

又：殊父子词，语浅意深，有回肠荡气之妙；晏几道殆过其父。

王灼《碧鸡漫志》：叔原词，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

毛晋 汲古阁本《小山词跋》：诸名胜词集，删选相半，独《小山集》直逼花间，字字娉娉袅袅，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苹、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

刘熙载《艺概》：叔原贵异，方回赡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惟尚婉则同耳。

陈匪石《声执》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词蕃衍，其风始微。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晏几道莫属。

又：珠玉、小山、子野、屯田、东山、淮海、 ，其词皆神于炼。不似南宋 名家，针线之迹未灭尽也。

吴世昌《词林新话》：《小山词》比当时其它词集，令读者有出类拔萃之感。它的文体清丽宛转如转明珠于玉盘，而明白晓畅，使两宋作家无人能继。

又：静安以宋词比唐诗，曰：“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云。则静安于叔原词所知犹为皮相也。又日：“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以小山不足比淮海，静安非知小山者。

郑骞《成府谈词》：小山词境，清新凄婉，高华绮丽之外表，不能掩其苍凉寂寞之内心，伤感文学，此为上品。《人间词话》云：“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是犹以寻常贵公子目小山矣。

又：小山词伤感中见豪迈，凄凉中有温暖，与少游之凄厉幽远异趣，小山多写高堂华烛、酒阑人散之空虚，淮海则多写登山临水、栖迟零落之苦闷。二人性情家世环境遭遇不同，故词境亦异，其为自写伤心则一也。

生卒年考

有关晏几道的材料，因为史书和地方志等都极少有有关他的记载流传下来，所以宛敏灏的《二晏及其词》主要根据郑侠的生卒年推断晏几道生于公元1041年（或推前几年），卒于公元1119年左右；夏承焘的《二晏年谱》则主要根据黄升的《花庵词选》所说庆历中晏几道奉召作词和王灼《碧鸡漫志》所载晏几道为蔡京填词两事推算晏几道生于公元1030年左右，卒于公元1106年左右；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大多采用了夏承焘的说法。

涂木水和晏立豪到二晏的故里江西省进贤县文港乡沙河村发现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江西晏氏所修的《东南晏氏重修家谱》，其中明确记载有晏几道的生卒年：“殊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