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已断代。

　　二程，即程颢和程颐，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也称为“洛学”，与同时代的张载所创的“关学”颇有渊源，二者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他们的理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文集》和《经说》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该书校点本。

　　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 死后葬于洛阳伊川二程墓。

　　简介

　　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卒于宋神宗元丰八年。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官至监察御史里行。嘉祐年间举进士后，任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有治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由于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

　　程颐[yí]，(公元1033年—1107年)，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卒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创立者之一。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十四五岁时，与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在游太学时，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主管太学的胡瑗惊异其才。

　　程颐

　　程颐

　　王安石当政时，未被起用，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司马光执政时，被荐为崇政殿说书，与修国子监条规。在为哲宗侍讲期间，敢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声名日高，从游者日众。其后，程颐因反对司马光的新党执政而被贬，任西京国子监守。不久削职，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颐在被贬期间，完成著作《周易程氏传》。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龙门，遣散门徒，不久病死于家。至南宋，追谥正公。

　　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被世人称为“二程”，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二程的心理学思想较为丰富，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也至关重要，因此后世称为“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他们的最高哲学范畴是“理”，它作为绝对本体而衍生出宇宙万物；他们的最高心理范畴是“心”，它作为“理”的等同物而产生人的形体：“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

　　二程的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他们的心理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文集》和《经说》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该书校点本。

　　在学风上，两程提出了“穷经以致用”的主张，突破了汉学不敢独立思考的墨守成规的治学方法，不失为一大进步。当然，在理学后来被定为属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就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故其消极面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二程之所以能成为旷世大儒，除了与他们自身的渊博学识分不开外，也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二程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也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曾祖父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则为吏部尚书。两程的父亲程珦[xiàng]又以世家的荫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退休。

胡瑗

胡瑗（993年—1059年），字翼之，北宋时期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今江苏如皋）人，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庆历二年至嘉_元年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

中文名：胡瑗

外文名：HuYuan

别名：安定先生、胡安定

国籍：中国（北宋）

民族：汉族

出生地：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今江苏如皋）

出生日期：993年

逝世日期：1059年

职业：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信仰：儒学

主要成就：创立理学“安定学派”

为“宋初三先生”之一

创立苏湖教法

代表作品：《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等

祖籍：陕西省子长县安定镇

卒地：杭州

墓地：浙江湖州胡瑗墓、江苏如皋胡瑗墓

人物生平

祖籍今陕西省子长县安定堡（一说甘肃省镇原县，西汉时属安定郡）。公元993年（宋太宗淳化4年）生于淮南东路泰州如皋县宁海乡胡家庄（今属江苏省如皋市）的一户官吏家庭。其家族世代显赫，始祖胡遵为曹魏车骑将军，后裔中曾有过两位皇后和太后，另有三公九卿及将军、太守10余人。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参军时举家随迁，但自其父胡讷任宁海军节度推官后（在当时属于下等官吏），因俸禄较少，竟步入“家贫无以自给”的境地。

胡瑗自幼聪颖好学，7岁善属文，13岁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但因家境衰微，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后才得以与孙复、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此间心志远大，10年不归，潜心研习圣贤经典。他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席”，刻苦钻研学问，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然而却7次应考不中。40岁时放弃科举意念，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经武祠（即后来江苏省泰州中学所在地）办起了一所书院（私塾），并以祖籍安定立名，称安定书院。

1034年（景_元年），42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时值原朝廷中向来重视文教的范仲淹因反对废后被贬该地任知事。翌年范在南园开办郡学后，聘他为首任教席，并送自己的儿子范纯佑拜其为师。到任后，他即制订了一套严格的校规。由于范公子能带头遵守，故其他出身豪门的学生无一胆敢肆意践踏。在知州的鼎力支持下，郡学很快就成为了全城各地学府的楷模。

1036年，经范仲淹的引荐，胡瑗以布衣身份，与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同赴开封接受正急于雅乐改进的宋仁宗召见，并奉命参定声律，制作钟磬。其间，他合乎古礼的文雅举止深得朝中要人的赞赏，事成后即被破例提拔为校书郎官。1040年（康定元年）8月，随镇守延州（今延安）的范仲淹到陕西，被举荐为丹州（今宜川县）军事推官。此间撰《武学规矩》一书，提倡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

1041年（庆历元年），胡瑗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观察推官时，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家奔丧。翌年复出，改任保宁（今浙江金华）节度推官。不久应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太守滕宗谅之邀，到当地的州学任主讲教授，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其间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并创立了卓有成效的“湖学”。

1044年（庆历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并效法湖州的办学经验兴办了一所中央太学。1050年（皇_2年）11月，朝廷再次更定雅乐，仍诏胡瑗与阮逸进京主持，并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3年时间完成。此间两人还合作撰就了《皇_新乐图记》3卷。1052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主讲教授），晋光禄寺丞。被征为太子中舍，后以殿中丞致仕。任教期间因学识渊博且教学得法，备受学生的欢迎并敬重。

1056年（嘉_元年），64岁的胡瑗晋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成为了当朝太子的导师。同时兼在太学协助博士的考教训导与执掌学规。此时虽身为命官，却始终保持师生平等，常与学生切磋交流，在校园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当时的受教者包括皇室多位储君、众多知名学者及礼部中的近半官员，故深得学生与朝中上下的敬重，视他为一代宗师，被神宗称为“真先生”。

晚年，胡瑗依旧苦读勤教，并参议朝政。1059年终因积劳成疾而卧床不起。后经仁宗皇帝钦准，领太常博士衔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疗养。临行前京城轰动，相送者“百里不绝”。不久即病故，被朝廷追谥“文昭”，葬于湖州原菰城附近。另被王安石誉为“天下豪杰魁”；被范仲淹遵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文学大家苏东坡更曾写下过赞颂他的诗句“所以苏湖士，至今怀令古”。

胡瑗在生前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其主要贡献为：确立了培养“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纠正了朝廷取仕时的弊病，要求德、智、体、乐全面观察；实施分科教学；推广普及教育；严格校规，言传身教；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及创立了高校寄宿制度。遗著有《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口义》等。

人物简介

胡瑗精通儒家经术，以“圣贤自期许”，讲“明体达用之学”。

他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万世不变的“体”，而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民安国治、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这是“用”。

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

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致用的特点。

胡瑗“白衣而为天下师”。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胡瑗在苏州、湖州一带任教实行的教学方法史称“苏湖教法”，宋仁宗庆历中，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

胡瑗著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等作品，均入《四库全书》；另有《论语说》、《春秋口义》。

人物成就

教书育人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注重教育

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开宗明义地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他从“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才、教化、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

二是如何办好教育？他认为，一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于“民”；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在封建社会中，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封建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有名无实，各级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质对于吏治的好坏、人民负担的轻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培养真正的人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现实意义。

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俗浇薄，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士”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力纠时弊

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学校教育思想，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

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也就是说，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

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功，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改革教育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

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普及教育

面对宋初“轻教育”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还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振兴的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300遍。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

同时，他又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如学生安涛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给予关照，学生非常感动，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在规章明、要求严的情况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饬”，“衣冠容止，往往相类”，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据统计，他的学生有1700多名。胡氏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先施行于苏、湖，后旅行于太学，并使此规章制度经皇上批准，在全国推广，可见其影响之大，效果之好。他的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辉映，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提高素质

胡瑗十分强调学生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他经常教导学生在吃饱饭以后，不要立即伏案读书，这样做将有害于身体健康。他要求学生要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平时要学会“射箭”、“投壶”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在重视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乐教育，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种考试之后，他常与学生们会于“肯善堂”歌诗奏乐，至夜始散。在平时，诸斋亦常有弦歌声达于户外，致使路人也驻足倾听。胡瑗提倡体、美、音乐教育，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不能不算是一大开拓创新。

社会实践

胡瑗在教学中除重视书本教育外，同时还组织学生到外野外、到各地游历名山大川，并把此项活动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上至陕西潼关关门，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由此证明胡瑗反对闭户读书，主张接触实践，了解社会，浏览名山大川，以开拓胸襟视野，让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实现他的教育目的—真培养出“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同时也一语道破了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真谛。

实行“寄宿制”

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主要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消防工作特别重要,每到夜半时分,宿舍里的灯烛要全部熄灭,实行“火禁”。嘉_元年（1056年），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

此后太学就实行“寄宿制”。每晚由师生轮流值班，督促火烛小心。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这种寄宿生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县之学，在今日的学校中还直沿袭使用，且日臻完备。

综观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确留下了丰富且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经验，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以苦为乐、终身教育的敬业奉献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学、求真务实、力纠时弊、锐意改革的创新勇气。同时，还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忧国忧民、躬行力践、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

杰出思想

倡导天人合一

胡瑗不仅是著名的古代教育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独特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皆源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厚造诣。他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主要根源于《周易》一书。

易学为讲天人之道、讲万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胡瑗的《周易口义》是他的学生倪天隐根据先生口述整理而顾。其特点是大胆疑经，自立新解。据统计，胡瑗仅在《周易口义》一书中，疑经的地方就有10多处；在《洪范口义》中，也纠正了许多不合理的注解。据《宋元学案》记载，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丁宝书在《安定言行录》中引用胡瑗学生王得臣的话说：胡瑗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毫无疑问，胡瑗是宋初易学的权威，是一位开源发蒙、鼓动风气的人物，也是宋代义理易学的创立者。

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学案》中追根溯源地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2坚持安民之道的民本思想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贤用贤，二在养民教民。他以为，君王再能干贤明，若无贤臣辅佐，则“倡而无知，令而无从”，虽有仁义爱民的欲望，亦无法施行仁政于天下。因此，胡瑗说，“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广纳天下群贤，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辅君增广视听，三可致君无为而治。当然，这里所说之“民”，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左臣右相。但他倡导在州县办官员学，则是从教育培养地方基层民众入手，努力提高他们素质。尤其胡瑗在《周易口义》中“论民本”时说：“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这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

主张知行合一

胡瑗还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在讲授“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时，因其中所记载的礼仪器物久已失传，无形象教学之具供学生观摩，就自制挂图，悬于讲堂之上，让学生直观，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另外，还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远近地区去游历考察，观名山大川，开阔学生视野，做到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统一。

历史地位

胡瑗一生的人格风范，成就业绩，不仅受到北宋王朝的充分肯定和北宋学子、学者的倾心敬仰，而且受到后世历代人们的钦佩。

宋神宗《御题胡安定先生》赞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运而尊，如泰山特屹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迭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方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召入天章，辅先帝日侍启沃万言而纳忠。经义治事，从适士用。议礼定乐，以迪联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淳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载瞻载仰，谁不思公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

宋代的许多名贤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蔡襄、米芾、司马光、王安石、朱熹、文天祥等，或为之作像赞，或为之写墓志、墓表，称颂他为“苏湖领袖”、“东南模范”、“三吴木铎之鼻祖”、“百代帝师之功臣”、“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王安石《书赠胡翼之》更曰：“孔孟去世远矣，信其圣且贤者，质诸书焉耳。翼之先生与予并时，非若之远也。”把胡瑗与孔孟置于同等的地位。

至明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下诏，尊胡瑗为“先儒胡子”，“从祀孔庙”，至今山东曲阜孔庙内，“先儒胡子瑗之位”的牌子，仍与韩愈、朱熹等先儒牌位排列在一起。

胡瑗与孙复、石介在历史上还有“宋初三先生”、“理学三先生”之称。理学又名宋学，是宋代儒家的哲学思想。汉儒治经侧重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故名理学。胡瑗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反对唯心论，认为“命者禀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开宋儒性命之学的先声。以传统的儒学伦理为核心，大胆质疑，自立新解，开宋代义理易学之宗。全面阐述性、命、天、人、政、教的内在关系，形成具有个性特色的性命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人全望祖撰的《宋元学案》称：“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文中所指“安定泰山”，因宋初胡瑗讲学于南方称南派，孙复、石介讲学于北方称北派，亦称泰山派。“程、朱二先生”，是指程颐、朱熹。其中程颐是胡瑗的学生，朱熹是程颐的学生。

现代编的《辞海》所载“理学”条目，虽承认胡瑗、孙复、石介有“宋初三先生”、“理学三学生”之称，但又说：“其实理学的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颢、颐)，至朱熹始集其成。”而把胡瑗、孙复、石介完全置于理学之外。胡瑗在如皋的后裔传至今已35世，其大门楹联历代相传都是写的“乡贤世泽，理学家声”，或“苏湖世泽，理学家声”。笔者曾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有幸看到1933年编写的《江苏省志稿》和1937年出版的《江苏乡土志》，都记载：“胡瑗，理学先驱，为二程所宗，朱熹总其成。”这应该是最符合历史的定位。

人物影响

胡瑗一生著作颇丰，可惜大部散佚，传世很少，且多为门人记录整理而成。现存世的经学著作有《周易口义》12卷、《洪范口义》3卷，音乐著作有《皇佑新乐图记》3卷（与阮逸合撰），余已散佚。

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读本，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认为可作“百世之法”。南宋书院举起，宋宝庆二年（1226年），泰州在胡瑗讲学之处，亦创办了“安定讲堂”。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从祀，尊称为“先儒胡子”。泰州亦在“安定讲堂”之地，建立胡公祠，纪念胡瑗先贤，清乾隆五年（1740年）改称“胡公书院”。嘉庆二年（1797年），胡公祠移至泰州岳墩南麓，现存祠三间，列为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清初学者黄宗羲直接继承了胡瑗“明体达用”的衣钵，开创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新学风，其实质就是胡瑗倡导的“实学论”。

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也垂法于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无怪乎他的名字和“苏湖教法”为人们所熟知，且享有很高的声誉。当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国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学者均涉足此领域，当代出版的《中外著名教育家小传》、《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思想家》、《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辞源》等权威性著作，对胡瑗都列有专条，翔实介绍。当然，胡瑗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学者和教育家，其思想与行为不可能不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然而，历史地、公允地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诚可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个人作品

石壁

李白好溪山，浩荡旌川游。

题诗汪氏壁，声动桃花洲。

英辞逸无继，尔来三百秋。

汪公亦蕃衍，宗支冠南州。

其间新建居，林泉最清幽。

竹声满道院，山光入书楼。

仙气既飘飘，儒风亦悠悠。

子孙多俊异，词行咸精修。

我来至石壁，赏之不能休。

酣味碧溪水，苦饮黄金瓯。

因羡汪君居，复思汪君投。

遇景清兴发，浩与天云浮。

斐章异绣段，洒翰非银钩。

庶与谪仙诗，千古同风流。

睢阳五老图

始同优烈晚同间，五福俱全戴角冠。

典午山河遵大道，调元宗社对穷桓。

羌夷谁敢窥中夏，朝士猜疑畏岁寒。

肱股赓歌遗韵在，惟吾后进祗膺看。

著述

明代程敏政在其《考正祀典疏》中，曾称当时学者“大约以为（胡瑗）少著述，而不得比於_洛”。然则根据《宋史·艺文志》以及其他目录书籍的记载，胡瑗著述多达十三种，当不在少数。这十三种著述分别是：《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_新乐图记》、《尚书全解》、《景佑乐府奏议》、《皇_乐府奏议》、《春秋口义》、《春秋要义》、《胡先生中庸义》、《吉凶书仪》、《武学规矩》、《论语说》、《资圣集》。但可惜的是，除了《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_新乐图记》三书今天尚能看到之外，其馀几种皆已亡佚。

后世纪念

如皋市安定广场

安定广场坐落于原如皋体育场所在地，建于2003年，因纪念北宋先贤、大教育家胡瑗（安定）而得名。

如皋市安定小学

江苏省如皋市安定小学，创建于公元1747年，得名于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世称安定先生，如皋人），学校前身为“安定讲堂”“安定书院”，素有“千年书院，百年安定”之称。

三台县凯河镇胡家沟村

胡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十三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三。�

寻根溯源 1、据《元和姓纂》等有关资料所载，出自妫姓，以谥号为氏，为舜帝之后裔。2、据有关资料所载，周时分封国被灭。其后国君子孙以国为姓，是为河南、安徽间胡氏。3、据《楚国先贤传》、《魏书·官氏志》、《周书·李远志》等有关资料所载，为少数民族改姓说，如楚时胡广，南北朝时纥骨氏等均改为胡姓。

得姓始祖 陈胡公。远古时代，舜当天子之前，尧将其两女嫁给舜，让其居于妫�河边，从此舜的后代便称为妫姓。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后，将自己的长女嫁与舜帝的后代妫满为妻，封于陈，建立陈国，定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妫满在陈地建国为陈。他选贤任能，扬善 罚恶，励精图治，使陈国强盛多年。妫满死后，谥号为陈胡公，故又称胡公满。其子孙有以其谥号为姓者，称为胡姓。陈胡公亦被后人尊为胡姓的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胡姓最初的发源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发源于今河南淮阳，另一个发源于今安徽阜阳。此两支胡姓经过不断的繁衍与融合形成了当今胡姓遍布于天下的盛况。从先秦至两汉时期，胡姓族人历经迁移，向西进入陕西、甘肃两省，向北进入山西，向东进入山东，向南迁入湖北、江西，使胡姓得以发展繁衍。其中，迁入甘肃境内的胡姓一族，在后汉时期已成为望族。三国时期，胡姓族人高官不断，家族逐渐兴旺。其后裔胡奋由曹魏入晋，使胡姓由功勋之家演变为外戚之家，并有其分支相继在今河南新蔡繁衍，亦成为当地望族。两晋南北朝时期，胡姓原居于陈（今河南淮阳），后因“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大举南迁，与其余七姓族人共同入闽，成为“入闽八姓”之一。唐宋年间，胡姓族人胡竦迁入晋安郡（包括今福建漳、泉二州），被奉为闽中胡姓的始祖。其五子分迁于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使胡姓族人再一次远播分散于各地，并得到巨大发展。而另一支在五代南唐时，则由醴陵德善乡迁入吉州（江西吉安）、金陵（今江苏南京），也使江西逐渐成为胡姓繁衍中心。至元明清时期，居于今河南淮阳一带的部分胡姓因避战乱入迁福建、广东等地，再次远播其它各省，从而使胡姓成为一个遍布全国且远播海外的大姓。胡姓在我国分布很广，尤以四川居多，约占全国胡姓人口的百分之十三，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山东、湖南等省亦多此姓，上述七省胡姓约占全国汉族胡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

郡望堂号 胡姓在漫长的繁衍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郡望，据《广韵》所载，主要有四个：1、安定郡，汉置郡，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东汉移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东南），西晋时移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2、新蔡郡，治所在新蔡（今河南新蔡县）；3、淮阳郡，治所在陈（今河南淮阳）；4、吉州，治所在庐陵（今江西吉安市）。

堂号：“乐善”、“思贻”、“安定”、“敦本”、“敦睦”、“清润”、“春秋”、“念祖”、“继序”、“思诚”、“联桂”、“寿安”、“惊庸”、“崇德”、“勋贤”、“仁德”、“�敦叙”、“华桂”、“崇阳”、“华林”、“启俊”、“亲睦”、“世德”、“敬享”、“怡爱”、“新蔡”等。�

宗族特征 1、胡姓族人在历史上播迁较早，曾在各地出现大量名人。2、胡姓族人编写家谱较早，且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众多的堂号。3、各支胡姓宗族字行辈份排列有序。据《麦田胡氏族谱》，江西泰和胡氏一支辈份派语：“鉴彦通文，德重政大，仲福正昌，志玉庆炳，宗秀才贤，洪华荣受，增兴上国，必上醇禧，端垂永久，企汉文云。”宗支派语：“文云福祖，嗣志丹廷，永绍继续，世正善成。”寿支派语：“文云福廷，仕子清彦，世尚向秉，其三善成。”珍支派语：“文云福祖，添楚召义，廷厅敦公，明正善成。”昊支派语：“文云福俊益，思通文友冕，玉则光其贤，士民多显达，翼之学有本，安国才自超。”又民国二十五年，麦田胡氏合修宗谱，其通派辈份派语为：“德泽敷南国，鸿章锡远方，谦恭崇厚道，仁孝振纲常，治谋原笃�，缵绪克隆昌，勋业怀先代，钟祥保祚长。”

名人精粹 胡广：南郡华容(今湖北监利)人，东汉时著名大臣，曾在安帝时举孝廉，策试后被定天下第一，曾仕汉六朝，历任司徒、太尉、太傅等职。胡奋：安定临泾人，三国时期魏车骑将军，胡遵之子，仕曹魏、西晋等朝，历任校尉、刺史、将军等职。胡太后：安定临泾人，北魏时宣武帝妃，后成为太后，信佛教，曾大肆兴建寺、塔、石窟等。胡僧�：南阳冠军（今河南邓县）人，南北朝官至梁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之职。胡瑰：范阳（今河北涿州）人，五代时后唐著名画家，尤工画马，用笔清劲细密，而线条却生动有神。胡瑗：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被称为“安定先生”，北宋初的学者、教育家，曾官至太常博士。胡安国：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北宋著名贤臣，终生忧国忧民，官至宝文阁直学士。他以自身正直无私、直言敢谏而在当时为众人所称颂。三省：南宋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著名的爱国史学家，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曾历经三十年为《资治通鉴》作注，倾注其炽热的爱国深情。胡震享：明浙江海盐人，文学家，家多藏书，一生中搜集了众多诗文资料，著有《唐音统鉴》，为清代修《全唐诗》的蓝本。胡惟庸：今安徽定远人，为明初丞相，后因结党营私被明太祖赐死，自此以后，明废除丞相，取消中书省，一切权力均归皇帝一人。胡渭：浙江德清人，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曾帮助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其所著《禹贡锥指》，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胡雪岩：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朝时期著名商人，其在满清时期从事各种经营，并因有功于朝廷被封官，被称之为“红顶商人”。胡适：安徽绩溪人，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是现代著名学者，在哲学、史学上也有重大成就与影响。胡耀邦：湖南省浏阳县人，中共党员，早年参加革命斗争，历任中国***重要职务，直至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我国的革命事业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不朽功勋。胡乔木：江苏省盐城市鞍湖乡人，早年加入***并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曾担任毛泽东秘书，并且多次参与我国重要文件的拟定与编写工作。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曾说：“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泰山孙明复（孙复）、石守道（石介）三人。”

朱熹所说的以上三个人，就是和泰山徂徕书院有紧密联系的当时著名的学者孙复、石介和胡瑗。也就是，当时著名的“宋初三先生”。 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范仲淹在睢阳（今河南商丘）掌学时，有一位孙秀才向他求助，范赠与千钱。到了第二年，孙秀才又来了，范仲淹对他说：“我看你的相貌言谈，不像是以乞讨为生的人，为什么这样四处求助而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呢？”孙秀才满面戚容，答道：“家贫母老，无以为生，小生是个读书人，不谙生计，因此只好奔波度日。”范仲淹很同情他，就为他谋了一个学职，并授以《春秋》。孙秀才对范仲淹的相助万分感激，“笃学不舍昼夜”，后来终于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这个故事里面说的“孙秀才”，就是泰山徂徕书院创始人之一孙复。

孙复，字明复，原籍晋州平阳（今山西平阳），少年好学，精通《春秋》经传，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能得中。孙复不仅在青年时代，就是在穷困潦倒之中也发愤读书，成名之后，仍是“病卧山阿，衣弗衣，食弗食”，“上无斗升禄以养妻子”，“下无一夫之田、五亩之桑以供伏腊”，生活相当艰窘，而他“日抱《春秋》、《周易》读诵，探伏羲、文王、周公之心”。

孙复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以继承儒家的“道统”自居，特别推崇董仲舒、杨雄、王通和韩愈。孙复在《信道堂记》中说：“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杨雄、王通、韩愈之道。”他讲学的目的在于“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将传之于书，将使其书大行，其道大耀”。孙复标榜“尊王”，大讲“尊尊”、“亲亲”，强调臣对君、子对父的绝对服从，谴责“乱臣贼子”及一切越“礼”的行为，他的这些主张正迎合了北宋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当范仲淹、富弼向宋仁宗推荐孙复后，仁宗皇帝不仅擢用了孙复，而且当孙复年老病重时，还“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就复家得书十五万言，录藏秘阁”，并“特官其一子”。

孙复讲学泰山，四方士子闻风而趋，文教兴盛，学者众多。当时朝中一些大臣如欧阳修、李迪、杜衍等人都与泰山书院关系密切。前任宰相李迪还将侄女嫁给孙复，在当时传为佳话，《西厢记》中“相女配夫”情节即本此事。

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徂徕书院另一个创始人石介调任南京（今河南商丘）为幕职官，结识了“流落京畿”的孙复，两人一见如故。第二年，孙复由石介引领来到泰安，开始聚徒讲学，两年后，孙复又在岱庙东南的柏林地兴建学馆，孙复名之为“信道堂”，旧址就在岱庙汉柏院的南部。孙复在《信道堂记》中说：“予丁丑岁秋九月作堂于泰山之阳，明年春，堂即成，以是道处是堂，故名信道堂。”

从此，孙复就结束了流浪生活，有了广致生徒、讲学授经的地方。后来，岱庙扩建，信道堂址并入岱庙院内，孙复就到泰山南麓、六朝古刹普照寺西北、唐代诗人周朴读书和修炼的栖真寺，在那里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构筑厅室，聚徒讲学，这就是“泰山书院”，又称“泰山上书院”，规模是信道堂所不能比拟的。

胡瑗（993年-1059年），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世居陕西安定堡，人称安定先生。在泰山书院，人们尊称孙复为“泰山先生”、石介为“徂徕先生”、胡瑗为“安定先生”，他们就是有名的“宋初三先生”。

当年，胡瑗在泰山刻苦攻读，十年没有回家，终成学问丰厚、通古博今的大学者。读书期间，无论生活多么艰苦，胡瑗总是不废学业。据记载，胡瑗每接到家里的来信，只要看到书面上有“平安”二字，就把信投到书院旁的溪涧之中，以免读信分散精力，影响读书。后人遂将胡瑗投书的地方命名为“投书涧”，如今，该处已成为泰山著名的古迹之一。古人有诗赞颂：“泰岱名儒盛，三贤聚一堂。投书留涧古，讲学有坛荒。道水輶轩慕，祠新俎豆光。传经惭予职，仰止倍徬徨。”

宋庆历二年（1042年）夏，石介服除，做了国子监直讲。同年十一月，在范仲淹、富弼的推荐下，孙复也做了国子监直讲，泰山书院也就停止了授业活动。随着孙复、石介、胡瑗的到来，国子监却由衰为兴，人数从二三十人骤增至数千人，这可以看作是泰山书院学风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扬。

“宋初三先生”得到了泰山人民的世代敬仰，当地建有“三贤祠”以春秋致祭，而“景贤石”、“授经石”、“讲书台”、“投书处”等题刻更是将泰山书院铭刻千秋。正像三贤祠对联写的那样：“道仰传薪，快有经书留旧席；人高侍立，妙兼风雨对名山。” 石介，北宋时期的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他在徂徕山开院授书，当时从者众多，授书的地点后被称为徂徕书院。

石介是地道的徂徕山人，1005年生于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桥沟村）。世代以耕田为业，其父石丙到了六十多岁才当上县令，是他家族中第一个为官之人。欧阳修曾评价石介：“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

二十多岁时， 石介北游魏地，到宋初古文家柳开的出生地瞻仰柳氏遗迹，后又南下宋城（今河南商丘），进南都学舍，跟随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诵读诗书。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二十六岁的石介中进士，同科的有欧阳修等，任郓州观察推官。

石介性格耿直刚烈，嫉恶如仇，敢言直谏、毫无顾忌“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一》），曾上书直谏仁宗，指责仁宗宠幸美女，饮酒无度，钟鼓连昼夜。致使仁宗心中很不高兴，虽有杜衍推荐，却是罢而不召。后因父母相继谢世，他只好守丧在家。当时，外族入侵，西北边疆烽火四起，石介身居徂徕，心忧天下，他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忧虑的心情：“平生读诗书，胸中贮经纶。薄田四五亩，甘心耕耨勤？依锄西北望，涕泪空沾襟。”（《偶作》）。就在此时他创办了徂徕书院，传授自己的治国之道。

庆历二年（1042年）夏，石介丁忧期满，因杜衍再次推荐被召为国子监直讲。第二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被仁宗器重，皆任高官要职。施行“庆历新政”。石介欣喜若狂，精神振奋，说：“这是大好事，我应当歌颂。”于是，他写了《庆历圣德诗》，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同任直讲的孙复提醒石介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果然，夏竦为解切齿之恨，便从石介开刀，进一步打击革新派，他命家中佣人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有理也说不清，只好请求外任，变法遂告失败。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等人有被保守派诬陷搞“朋党”活动，革新派相继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成了众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未到任所便病死家中，终年四十一岁。

石介死后，夏竦等人并未甘休，欲置革新派于死地。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夏竦等人要求发棺验尸，古人讲究入土为安，夏竦这一招确实狠毒至极，宋仁宗两次派官员去发棺验尸，参加石介丧事的数百人集体保证石介已死，才幸免发棺。这事震惊全国。

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在庆历六年（1046年）的一个秋夜，他含泪打开石介的遗著――《徂徕集》，写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

“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此诗呼天抢地，感人肺腑，后人称誉：“英辨超然，能破万古毁誉。”

石介死后，险些被发棺验尸，他的妻儿受到牵连，被羁管他州，流亡数年，靠人接济度日。20年后石介方被安葬于桥沟老家，欧阳修撰写了墓志铭，石介才得到安息。

然而，更让人痛惜的是，900多年后的一场文革完成了宋代皇帝没有完成的事情—石介墓被平毁，随着消失的还有20亩的墓林，千株古柏，明万历年间御史宋焘立《宋太子中允徂徕石先生神道碑》，也就是石介墓，明代学者吴希孔书《宋故太子中允石介之墓》碑（碑侧嵌苏轼及刘概诗碑），石介于宋康定二年(1041年)所撰《石氏先茔表》碑，欧阳修撰书《徂徕先生墓志铭》等。

徂徕书院被日本人炸毁了，石介墓被文革平毁了，石介在当地人的心中也没留下痕迹，我们从精神和形式上对石介进行了虐杀。徂徕书院的断墙残窗空对着徂徕夕照，安慰石介的也许只有牧羊人的吆喝和安静的在废墟旁吃草的山羊了。

孙

一、来源有三

1、出自姬姓，为卫国国君康叔的后代。拒《元和姓篡》所载，周文王弟8子康叔为卫国国君，其九世孙叫惠孙，惠孙有个孙子乙，字伍仲，伍仲以祖父的字命氏，就是孙氏。因此他又叫孙仲。孙仲的子孙世居汲郡，是为河南孙氏。

2、出自芈姓，为春秋时楚国令尹孙叔敖之后。孙叔敖时楚国

期思人，字孙叔，在他任楚令尹时，因教化民众，曾在期思开发水利有功，而深得楚人的拥护，其子孙便以他的字命氏，也称孙氏。

3、出自妫姓。春秋时，陈（为周武王灭商后所封的妫姓国）厉公的儿子叫陈完，因事逃到齐国后，改姓田，田完的5世孙无宇次子田书，为齐国大夫，因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后来齐国内乱，孙书的后人出奔吴国。吴将孙武，其后也。是为山东孙氏。

二、迁徙分布

出自姬姓的孙氏，世居汲郡。出自安乐的孙氏，至孙武时逃至吴国。其后裔一支留居太原，一支徙居清河，一支徙居汝州郏城。在唐代中原孙氏曾两次向福建移民。唐之前，孙氏世居河南陈留，唐僖宗时孙利定居于江西宁都，传至孙承事，迁居福建长汀河田。其后裔孙友松再迁至广东紫金县，其后孙殿朝又迁至翠亨村，孙殿朝既孙中山的高祖。他的孙子孙敬贤有三子：长子达成、次子学成、三子观成。达成娶妻杨夫人，生三子：长子德佑、次子德彰、三子德明。德明就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据有关资料记载，台湾的孙氏皆来自福建泉州，而泉州孙氏系唐末自光州迁入。孙氏不仅在国内分布相当广泛，而且海外不少国家也有不少华人。

三、郡望堂号

堂号

"平治堂"：因为孙叔敖把楚国治理得民富国强。

"乐安堂"：因为田书伐莒有功，被封于乐安。

"富春堂"：大军事家孙武带着自己的13篇兵法见吴王，吴王用他为将。他带兵西

破强楚，北威齐、鲁，战功赫赫。吴王把他封到富春，因叫富春堂，和乐安堂同宗。

"映雪堂"：晋朝时候御史大夫孙康，幼时家贫，买不起油点灯，冬天下了大雪，他在院子里映着雪光读书，终于成了大名。

郡望

汲 郡：晋置郡。此支孙氏，为孙氏世居之地，为晋名隐士孙登之族所在。

陈留郡：西汉置郡。治所在陈留。

太原郡：战国秦庄襄王时置郡。此支孙氏为富春孙氏之分支，其开基始祖为孙明的11世孙福。

乐安郡：东汉置郡。此支孙氏为兵家之圣孙武之族所在。

富春郡：秦置郡。此支孙氏为乐安孙氏之分支，其开基始祖为孙武次子孙明。

四、家乘谱牒

河北：孙氏家谱四卷、宁晋孙氏族谱四卷、

江苏：孙氏续修宗谱二十卷、孙氏族谱六卷、映雪堂孙氏族谱十卷、孙氏家谱十三卷、

孙氏世谱十卷、孙氏宗谱图咏十卷、富春孙氏

宗谱十二卷、常熟孙氏宗谱不分卷

浙江：孙氏梅东家乘一卷、孙氏世乘三卷、姚江孙氏世乘二卷、孙氏

房谱不分卷、下沈孙氏宗谱一卷、阳川孙氏宗谱十八卷

安徽：宣池富春孙氏宗谱十卷、新安孙氏重续宗谱不分卷、寿州孙氏支谱十卷

广东：孙氏族谱四卷、崖县孙氏族谱三十卷

孙氏宗谱不分卷、孙氏世系不分卷、孙氏宗谱四卷、严庄孙氏宗谱二十四卷、孙氏万

代世系表不分卷、竹圆孙氏宗谱十六卷

五、历史名人

孙 武：春秋末期伟大军事家，齐国人，应用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编撰成《孙子兵

法》，成为当时乃至今后的战争具有指导意义的兵学盛典。

孙 膑：战国时期军事家，孙武后裔。受庞涓暗害，受膑刑，故称孙膑，著有《孙膑兵法》。

孙仲谋：既孙权，三国时期吴国的建立者，具有雄才大略，骁勇无比，后人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之说。

孙思邈：唐初著名的医学家，著有《千金药方》、《千金翼方》，后人尊为药王。

孙阳：春秋时人，是最早在史书上出现的一位孙姓名人，因以善相马闻名，后世也就以"伯乐"两个字来表示一个人的知人之明。

孙奇逢：清初儒学名士，与李喁、黄宗羲齐名，并称"清初三大儒"。著有《读易大旨》孙云球：明清之际光学仪器制造家，曾创制察微镜、夜明镜等70种光学仪器，是我国民间最早独立制造望远镜的人。

“孙”氏寻根旅游

游线一：

姬姓孙氏发源地——汲郡

孙氏的始祖武仲，用祖父姬惠孙的名字作姓，形成了最早的孙氏。但现在濮阳市已找不到与孙氏始祖有关的遗迹。

孙叔敖诞生地 孙姓发源地之一（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

淮滨是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历史上被称做为“清官第一人”的楚国名相和孙姓始祖之一孙叔敖就诞生于此，这里也是孙姓的发源地。除了近年来县城里新建的一处孙叔敖像之外，这里和孙姓发源有关的遗迹早已灰飞烟灭了

药王山（陕西省铜川市耀县）

药王山本名五台山，是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隐居之处，因民间尊奉孙思邈为“药王”而得名。后人纷纷在此修庙，树碑来纪念孙思邈，形成了众多的人文景点。

游线二：

孙武祠（山东省淄博市广饶县）

孙武，战国时齐国人，以兵法见长。他所著的《孙子兵法》被后世的军事家视为攻城掠地的法宝，流传于世界各地，其各地，其战略战术还被应用于现代高战之中。孙武祠建在孙武故里山东省广饶县城的西北隅。这是一座典型的古典式北方院落，城府套作森严整饬，存放有孙武的生平资料。孙武祠最北面那座建于南宋（1128年）的关帝庙大殿，是山东省现存的惟一宋代木构建筑。

梅花山孙权墓（江苏省南京市）

梅花山原名孙陵岗，也叫吴王坟，因东吴的孙权葬于此地而得名。后因其漫山遍野的梅花闻名天下，改名梅花山。据查孙权与孙中山先生均源于富春孙氏，都是孙武的后代。有了这层关系，孙中山选择梅花山附近的紫金山作为自己最终的归宿，也就不难解释了。

龙门镇——孙权后裔聚居地、王洲孙权故里（浙江省富阳市）

富阳为孙氏郡望，古名富春。据富春孙氏宗谱记载，富春孙氏乃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为江南望族。周元王时，孙武的长孙孙明被封为富春侯，成为富春孙氏宗族之始祖。东汉末年，孙武的第20代后人孙钟隐居于富春的孙洲，以种瓜为业，后经其后人孙坚和孙策，孙权父子三人的艰苦创业，终于崛起江东，建立了三分天下的吴国。

富阳市区龙门镇是东吴帝王孙权后裔的聚居地。目前，镇上1600多户人家，90%以上都是孙氏族人。镇上的大部分建筑还较好地保留着明清时代的建筑风貌，江南罕见。随着孙氏家族的繁衍而扩建的厅堂，院落，廊房，层层相连，犹如迷宫。孙氏宗祠余庆堂更是见证了百年来富春孙氏的兴衰。无论是生产，信仰还是婚姻，礼仪，发俗，现今的龙门镇都还多少保留着东吴的遗风。

邻近龙门镇西南的王洲是孙权故里。王洲原叫孙洲，因出了吴帝孙权改称为王洲。孙权的祖父孙钟曾在此以种瓜为业。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传说中的十亩“雄瓜地”和记述孙权轶事的碑记，以及孙权后代修造的祠庙和世代延续的《孙氏宗谱》。宗谱的第一页就是孙权的画像。

回答者：KBWANGJIE001 - 童生 一级 10-27 15:48

先有姓祖的,然后有姓父的,再之后是姓躬的,再次是姓儿的,最后就有了姓孙的,再之后还有姓曾的呢

回答者：ls6837538 - 试用期 一级 10-29 15:45

古代周朝有个叫姬和的王族，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惠孙。惠孙受封，亨用“戚”那个地方的物产，戚就在现今的河南省濮阳市。惠孙的后辈崇敬惠孙，就取他的名字“孙”作为姓，世代相传，成为孙姓的大宗。另外，周代齐国有个叫“书”的人，立有战功，齐景公就恩赐给他一个孙姓，他就叫孙书。孙书的又形成孙的另一大宗。孙姓的历代先代人如：〔孙武〕孙书的后代。著有《孙子兵法》，现在受全世界人推崇，孙武生前领兵打仗，战无不胜。〔孙膑〕孙武的的孙子，著有《孙膑宾法》，直到本世纪才出土。孙膑生前被同学庞涓所害，受刑挖去膝盖骨，关在牢里，后来逃出报仇，扬眉吐气。〔孙思邈〕唐代著名医学家，写《千金方》。

　　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 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 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 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 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 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