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在华伦夫人家居住的这段时期里，他感到非常满足和快活。华伦夫人的嗓子轻柔动人，还会弹琴，她常教卢梭唱歌，熏陶激发卢梭对音乐的兴趣。后来卢梭去神学院学习，华伦夫人送他音乐方面的书。卢梭在神学院除学习外，经常带着歌谱，练习歌唱。华伦夫人认为卢梭对音乐感兴趣且有天赋，有意让他朝音乐方面发展。

她经常在家里举办一些小型音乐会，并介绍卢梭与一些作曲家认识，使他的音乐水平不断提高，后来他不断地自学和研究，想出一种用数字代替音符的简易记谱法，即以数字1234567来代替Do、Re、Mi、Fa、So、La、Si音阶，并写出了具有独创性见解的著作《音乐记谱法》，希望借此革新音乐世界。同时还撰写了《现代音乐论文》一并带到巴黎，呈交给巴黎科学艺术院，想借此机会出名，这时的卢梭，灵感有如泉涌，他写了一部名为《新世界的发现》的歌剧，充分表现了他的创作才华。

后来卢梭带着修改好的稿子去科学院，当众宣读了他的论文，它那简洁的内容有力地吸引了委员们的注意力，博得了赞扬。他认为自己的记谱法是音乐史上的创新和改革，但委员们不赞成这种意见，经过几次讨论，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卢梭的记谱法可用于演唱，但不适合于演奏。

为了安慰卢梭，艺术院给他颁发了一张奖状，措词中夸奖了他一番。卢梭虽遭受了失败，但心里很不服气，他将自己的手稿重新整理之后，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这部手稿的出版商，以《现代音乐论》为书名出版。卢梭满怀希望，盼望这本音乐著作能引起较大的反响，然而销路很差，这使卢梭又一次遭受沉重的打击。虽然他一心想在音乐方面有所创新，希望对音乐爱好者能有所启发，但效果却不佳，除了少数几个学者对他倍加赞誉外，并未产生什么大的反响。 卢梭自从离开华伦夫人以后，开始自谋生活，先后当过家庭教师、书记员、秘书等。同时也广交了各方面的人士，尤其是他结识了大哲学家狄德罗。由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志向，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都热心于学术工作，狄德罗和卢梭等人便着手合编一部《百科全书》，卢梭负责音乐部分，这项工作由于狄德罗被捕而中断了。卢梭四处向朋友求援，希望把狄德罗放出来，但收效甚微。

卢梭经常前往狄德罗被关押的监狱探望他。1749年夏天，天气非常炎热。从巴黎到监狱之间有较长的路程，卢梭步行去看狄德罗，常带着一本书，走累了休息时可看看书。有一天，他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忽然看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改良风尚是否有益》。卢梭看到这个题目时，好像被千道光芒刺射了一样，许多富有生气的思想不知不觉地从他心中涌现出来。他顿时感到窒息，仿佛看到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脑子里不仅涌现出与第戎科学院的论文有关的思想，而且一连串的想法相继而起，就象大浪一样冲击着他。这次心灵的震荡，显示了他思想上真知灼见的潜力。

卢梭把这件事告诉了狄德罗。狄德罗鼓励卢梭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写出文章去应征。卢梭积极撰写了这篇论文，写成后又送狄德罗审阅，自己又反复修改了多次，以《论艺术和科学》为题寄出应征。1750年，他这篇论文获得了头等奖。他在这篇文章中否定艺术和科学的价值，从反面进行了论证，表露了他对巴黎社会的不信任和憎恶，并反对这种社会中所隐藏着的欺诈。他斥责科学，文学和艺术，认为这些东西被权力所主宰了。 1756年，44岁的卢梭接受朋友的馈赠——一座环境优美的乡村小房子，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卢梭的个性适合于在乡下居住，他在巴黎住了15年，早已厌倦了城市生活。隐居之后，他便决定不再回巴黎。这时的卢梭已有点名气，不用为生活费用发愁，他继续抄乐谱，虽然不能赚大钱，但是靠得住，自给有余。他的歌剧《乡村占卜者》和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千法朗，其他的著作也正在整理之中，这样，生活就不至于受穷了。他的文笔和天赋已使他成为知名的文人，只要他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就可以使他生活得很富裕。

但是，卢梭觉得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他的天才，毁灭他的才华。他的才华不是在笔上，而是在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思维方式而产生出来的。他始终认为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思维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金钱的追求。

卢梭隐居6年之中，写了许多著名的著作，有政治学名著《民约论》，这是世界政治学史上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他的政治观点，对后来的法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教育学论著《爱弥儿》，简述了他那独特而自由的教育思想，这是一部儿童教育的经典著作，虽然卢梭在世时，曾因此书而遭受攻击，但其独到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后来的教育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其民主自由的思想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动力。自传体小说《新爱洛绮丝》，这本书的出版，成为人人争看的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风靡全欧。 按照法国当时的习俗，一本书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某些知名人士的传阅。《爱弥儿》经过外界传阅后，顿时成为大家争论的中心。令人奇怪的是，卢梭这本天真无邪、充满灵感和独具创见的教育学著作，反而被外界视为异端邪说，还被法国法庭列为禁书。

起初，卢梭对外界的传闻并不在意，他想这本教育学著作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写的，怎么会遭受知识分子、教会和国家的反对呢？怎么会将他看成邪恶之徒呢？在外界的压力下，出版社也劝卢梭不要用真实姓名发表这本书，但卢梭坚持要面对那些无谓的攻击。他想他一直服从国家的法律制度，努力做一个忠顺的公民，像其他法国人一样遵守国家法律，总不至于因热爱人类，追求人类幸福而遭受迫害吧。但是恶运偏偏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舆论界把卢梭看成了罪犯。

一天晚上，卢梭正在床上阅读圣经。有人送信来，说法院明天——就要派人逮捕他，最高法院判决将《爱弥儿》焚毁，并立即发出逮捕令，要将卢梭打入监牢。不得已卢梭只好告别朋友，离开法国去了瑞士。不久这个国家也命令他在一天之内离开瑞士领土，尔后卢梭又搬到普鲁士国管辖的地区。与此同时，欧洲读者不断来信，女士、年轻人和年轻的哲学家纷纷来函，请求卢梭给予指导，这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

1764年，他寄身在属纳沙特尔伯爵封邑的莫蒂埃，收到不知谁寄来的《公民的感情》一书。他没有认出真正的作者是伏尔泰，但是相信这部书是在他的老朋友德比内夫人指使下写的。这本小册子满篇粗话，对丧失天良抛弃子女的父亲，对秦蕾兹·勒·瓦瑟的情人，对卢梭标榜献给美德的一生中所有的恶行，作了可怕的揭露。

以后，卢梭又应英国哲学家休谟的邀请，去了英国，终因与休谟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而离开英国。他不得已改名回到法国，重新过隐居的生活。流亡生涯、不安宁的岁月并未影响到卢梭的著述。他先后著有《忏悔录》、《山中书信》等著作。 1778年，卢梭逝世在一个侯爵的庄园里。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他的遗体于1794年以隆重的仪式移葬于巴黎先贤祠。隔着走廊，与伏尔泰的棺木相对而立的，是卢梭的棺木。

卢梭一切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他的自然法则理论。为师法自然，他的棺木外形也设计成为乡村小寺庙模样。从正面看，庙门微微开启，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来，手中擎着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象征着卢梭的思想点燃了革命的燎原烈火 。

迷茫人生

在“法国新浪潮”如火如荼的年月里，雅克·里维特也被视作一个“被诅咒的**人”。这样的称谓几乎是一把双刃剑——透过这称谓，可以想见一个影像领域的梦想家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拍摄他心中的**；然而同样因为这称谓，他在漫长创作历程中过多地遭遇了误读，甚至低估。

生活的棋盘与符号的迷宫

作为“新浪潮”中流砥柱的《**手册》五虎将之一，里维特因其毕生远离商业性的“艺术纯粹”而著称。他的同伴中，特吕弗带着闲愁和感伤回归了他曾口诛笔伐的“法国优质**”传统，在他英年早逝前的十年里，为法国**票房贡献了半壁江山。天才逆子戈达尔在1968年的风暴中拥抱了政治，和主流**界渐行渐远，终至决裂，现在，他如一个传说中的符号般神隐在瑞士的青山绿水中。夏布洛尔多年如一地沉湎于神秘主义，并始终带着讥嘲的、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布尔乔亚阶层，尽管后者是他的**的主要消费者。侯麦，理性谈风月的侯麦，四十年来如工笔画大师般描摹着那些困于情爱迷宫的男女以及他们灵魂深处危机。

刚刚度过80岁生日的里维特，依然是一个难以被定义的作者。他的作品如《塞琳和朱丽去航船》、《不羁的美女》、《六人行不行》等，总是笼罩在莫可名状的光影中，充满了雾霭般暧昧的谜团和符号。在他的影片中，巴黎是一场以生活为棋盘的棋局，或是一座关于符号的迷宫。他钟爱的主题总是抽象得让人望而生畏：有关剧场的隐秘吸引力，有关联起“表演”与“存在”的细线，有关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秘密之花”等等。

不过，他的作品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懂，也没有太多神秘。如果存在一个公式，那可以总结为：叙述始终迷惑，表演是场游戏。

“我的粉碎机将小说捣碎”

戏剧和文学是通向里维特**的两把钥匙。他心仪戏剧演员，能够出现在他镜头的男女主角们，都曾排演过莎士比亚、拉辛和皮兰德娄。在1973年的《塞琳和朱丽去航船》中，女主角们被困在一间闹鬼的房子中，不期而遇了一场哥特式的情景剧，故事如螺旋般展开，循环往复，是结局也是开局。很显然，里维特的灵感来自亨利·詹姆斯那些最为人称道的鬼故事，而**最后呈现的面貌，借用科克托的一句名言，仍是一只在自己基因家谱里歌唱的小鸟。这可说是典型的“里维特模式”——他“借来”了一些故事，并非改编，而是转述，在讲述中，这些故事被赋予了新鲜的血肉，并被打上了专属于他的烙印。

新片《别碰斧子》无论叙事或影像，仍延续着里维特的一贯风格。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巴黎，历史的舞台上，一场烈火爱情的戏剧华丽上演。多情的男人猝不及防地闯入了一个美艳女子的生活，他们四目交汇又擦身而过，上流社会的封闭客厅成了火星四溅的战场，一处情感的交战场。故事的原作是巴尔扎克在1833年创作的小说，里维特竭力忠于原著在文本方面的风格：“对于巴尔扎克写作的精华，那些描写、那些冗长而复杂的句子，都保留了下来。”他不认为自己“改编”了小说，他说：“不喜欢这个词，这个词意味着在解释原作。”作为替换，他提议用“浓缩”这个词。“带着的粉碎机将它的情节捣碎，进行了重新提炼。”

放任自流的**

多年来里维特一直秉承一条信念，即故事本身仅是**创作的托辞，而非本质。比如此次，最初让他有创作冲动的，是他想让一对自己喜欢的演员——珍妮·巴利巴尔和纪饶姆·德帕迪约--凑在一起演对手戏。前者与他合作过《六人行不行》 ，后者主演过雷奥·卡拉克斯的《波拉X》。“很好奇，他们俩在一起会有什么化学反应。”

巴利巴尔这样评价里维特：当他在执导**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演员会成为“导演的特使”，“特使”统领其余演员并主导影片。在《六人行不行》中，男主角塞吉·卡斯特里图是“特使”，他在片中的身份是一个剧团的老板。“在拍摄《别碰斧子》的时候”，巴利巴尔说：“因为角色的关系，成为了特使。因为饰演的角色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她的生活圈里长袖善舞，类似‘导演’。”

对演员的“放任自流”，这又是里维特的一大特色。从1969年**《疯狂的爱》开始，他就放弃了对演员的控制，任由演员们通过相互配合完成**，他对于演员的充分信任几乎让人感到费解。“大多数情况下，演员必须说服导演听一听建议”，巴利巴尔说：“但是雅克却截然相反，他甚至会说：‘对于**，演员比要懂得多’。”在她看来，里维特这套哲学的妙处在于：把一些人放在一间房间里，让潜意识引导意识，让所有人忠实于内心，忠实于事态发展，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也许就是因为这样，里维特那些动则长达3、4个小时的作品，未必让人觉得冗长，却有一种近似催眠的力量，让观众恍觉眼前的所有起伏和纠葛都顺着自己的意识流淌而出，仿佛，正在看一部自己脑海中的**。

如果多看些影片，他们的作品说不定会更好

里维特在影迷中的大受推崇，不仅仅因为他的作品，更因为在创作**的同时，他本人是一个模范的**迷。和特吕弗、戈达尔等人一样，里维特所受的**教育，来自巴黎**资料馆，他们那一代人被称为“资料馆的孩子”。即便从评论家转为创作者后，他依然保持着“贪婪”的观察。在1998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性情中人如他，一张“大嘴”评点了自弗里兹·朗至今的几代**人。他大胆地非议了被供在神坛上的布列松，也三言两语又一针见血地揶揄了文德斯、王家卫、卡梅隆和吕克·贝松等“文化偶像”。这篇快人快语的“谈艺录”在影迷中被引为经典，或许也是笑谈。但全文最为触动人心的，是他在开始时的一段自白。

“看了大量的**，不愿错过任何一部。看一些年轻导演的**，你会觉得**史对他们来说起始于1980年代。如果多看些影片，他们的作品说不定会更好点。所谓看得太多会有受到影响的危险，是十足的白痴理论。事实上，正是因为看得太少，才会有被影响的危险。看得多了，就能够选择你希望被其影响的影片。有时候这样的选择也许不是有意识的，但生命中总有一些事物远比自身更有力，更深刻地影响着。科克托曾说过：‘模仿吧，个人的东西终将浮现出来。’总是要试着这样做啊。”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圈，里维特都已是十足的老人了。虽然他没有计划像侯麦那样宣布退休，但不得不承认，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和**文化的牵连已经日渐淡漠。可这个寡言的固执老头，仍倔强地声称不愿回顾过去，他仍然雄心勃勃地探索着影像表达的可能性疆界，在他的创作理念中，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有“不确定”：“想要尝试一些和以往**不同的东西。尽管很不幸，不可能总是成功。”

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让一雅克•卢梭生于日内瓦。父亲是钟表匠，母亲在他出生十天后即遽然去世。让一雅克自幼由姑母苏珊•卢梭抚养。一七二二年，父亲离开日内瓦，正式定居尼翁。让一雅克和表兄寄养在离日内瓦不远的傅塞城朗贝西埃牧师家。一七二四年他回日内瓦住在舅舅家，跟随一名文书当学徒。父亲在一七二六年再婚，第三年卢梭去昂西，由一名神父介绍他去见德•华伦夫人。夫人派他去都灵新教士教育院，在那里卢梭宣誓放弃新教信仰。他在都灵时曾在德•韦塞利夫人家当了三个月仆人，后来又侍候德•古封伯爵。

一七二九年回昂西住在德•华伦夫人家，然后在拉萨尔派神学院过了数月，成了大教堂唱诗班见习生。其间又去弗里堡、洛桑，在纳沙特尔教音乐课。一七三六年，卢梭和德•华伦夫人首次住进秀美园。次年根据日内瓦法律，卢梭成年，去日内瓦接受母亲的遗产。他动辄得病，对健康日益不安。一七三八年回秀美园遭到德•华伦夫人的冷遇，他一人发奋自学。一七四二年到了巴黎；卢梭经人推荐向法兰西科学院宣读他的《音乐新符号建议书》，为此获得一份证书。一七四三年卢梭当德•蒙泰古伯爵的秘书，伯爵到威尼斯当大使，他随同前往，不到一年即与德•蒙泰古闹翻。回到巴黎，在一家公寓居住时，遇到洗衣妇泰蕾兹•勃•瓦瑟。一七四五年三月与她同居。他完成歌剧《风流诗神》。结识了狄德罗和孔蒂亚克。他还把伏尔泰和拉莫合作的《拉米尔的节日》编为歌剧。

一七四六年他做杜平夫人的秘书。在杜平的乡间住宅中，卢梭写了一出诗剧：《西尔维的幽径》。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被他送入孤儿院。一七四七年父亲故世。他又写出喜剧《冒失的订约》。一七四九年应达朗贝尔之约，撰写《百科全书》中的音乐条目。他计划参加第戎学院组织的论文竞赛。一七五O年，第戎学院向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昌明会敦化抑或败坏凤俗》一文授奖。

一七五二年十月，他的喜歌剧《乡村先知》在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驾前演出，获极大成功。国王要召见他，他却没有前往。一七五四年卢梭由泰蕾兹陪同前往日内瓦，重新皈依加尔文教派，恢复日内瓦公民身份。一七五五年撰写《社会不平等起源论》。一七五六年卢梭和泰蕾兹住进德比内夫人家的隐庐，开始写《新爱洛依丝》。一七五七年与狄德罗争吵，后又和解。又与德比内夫人不和，十二月迁出隐庐。卢梭感到幻想失落的悲哀。爱情和友谊都把他抛弃了。他开始怀疑存在一个巨大的阴谋：所有的老朋友串通一气要坑害他。他精神颓唐，放弃许多写作计划。但是又幻想得到权贵的保护，接受德•卢森堡元帅的好意，住进蒙莫朗西的蒙路易花园。

一七六一年《朱丽》（或名《新爱洛依丝》）在巴黎出版，获巨大成功。一七六二年发表《致德•马勒泽尔布先生的信》（2月）、《社会契约论》（4月）、《爱弥儿》（5月）。不久《爱弥儿》一书被警察没收，在巴黎（索尔邦）大学受到批评，遭国会查禁。卢梭风闻当局下令逮捕他，立刻逃往瑞士，到达伊弗东，匿身在沃德山村。这时日内瓦也查封《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并也下令逮捕卢梭。卢梭只得再次逃亡，躲在属普鲁土的纳沙特尔公国内的莫蒂埃。

一七六四年写《山中书简》。十二月日内瓦出版匿名小册子《公民的感情》，影射卢梭遗弃自己的五个孩子，把他们送进孤儿院，促使卢梭决定写《忏悔录》。一七六五年卢梭被逐出莫蒂埃，去比安湖中的圣彼得岛，隐居两月后逃至斯特拉斯堡，又去巴黎，后接受英国哲学家休漠邀请前往英国。没过几个月卢梭与休漠发生争吵，写小册子相互指责，伦敦与巴黎的舆论界对这场争吵非常关注。一七六七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同意给卢梭每年一百英镑年金。卢梭离开英国伍顿，自后行踪不定。一七六八年他带了图书和在岛上采集的植物标本前往里昂，到格勒诺布尔，经过尚贝里，在布古万住下，八月与泰蕾兹正式完婚。

作者： 221220204 2005-11-18 18:5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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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卢梭

一七七O年去里昂参加伏尔泰塑像揭幕典礼。回巴黎住下，这时《忏悔录》手稿开始在密友中间传阅。一七七四年他跟德国音乐家格鲁克来往，为《乡村先知》重谱乐曲。一七七六年，《对话录：让一雅克评论卢梭》完稿，又写《孤独散步者的退想》第一卷。他身体衰老，生活困难，泰蕾兹也生病多时。卢梭一七七八年七月二日逝世，葬于杨树岛。一七九四年，法国大革命五年后，遗骸迁葬于巴黎先贤祠。

卢梭综述自己一生的三部书都发表于身后：《忏悔录》（1782年前六卷，1789年全文本）、《孤独散步者的遐想》（1782年）、《对话录：让一雅克评论卢梭》（1789年）。

二

一七六一年年底，荷兰编辑雷依向卢梭表示，希望在他的全集卷首附一篇作者生平。卢梭答复说这么一篇文章会牵连到许多人。可是他在《新爱洛依丝》这部书中已显露撰写自传的意思，要采用小说的形式，有点儿像《爱弥儿》一书的结构。这次在婉言谢绝雷依的建议后不久，他却向德•马勒泽布尔先生寄出著名的四封信，为自己画像，这可以算是《忏悔录》的正式前奏；他在信中为自己的志趣辩解，同时又否认自己是大家所说的那种愤世嫉俗的人。

一七六二年六月，发生了一件事，对卢梭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巴黎议会查禁《爱弥儿》，并下令逮捕作者。卢梭仓皇外逃。从此以后，他一直写文章在舆论面前为自己辩护。一七六四年他寄身在属纳沙特尔伯爵封邑的莫蒂埃，收到不知谁寄来的《公民的感情》一书。他没有认出真正的作者是伏尔泰，但是相信这部书是在他的老朋友德比内夫人指使下写的。这本小册子满篇粗话，对丧失天良抛弃子女的父亲，对秦蕾兹•勒•瓦瑟的情人，对卢梭标榜献给美德的一生中所有的恶行，作了可怕的揭露。卢梭这时才真正想到要写回忆录，争取后人理解。不让敌人往他的生平上抹黑。

尽管他萍踪浪迹，撰写《忏悔录》的工作却没有中断过。一七六六年年底，第一部分完稿。那时他在第六章结尾中说：“后来我年事稍长而做了些好事，我本来也会以同样的坦诚提到它们，这原是我的计划。但我必须在此搁笔。”可是经过两年的沉默，他认为敌人还在不断施阴谋，他是这个阴谋的牺牲者，若不予以还击，他将遗臭万年。一七七O年底他写到第十二章；卢梭原来还计划写第三部分，最后放弃了。

《忏悔录》共有三份手稿。第一份，最早的那份，是不完整的，在第四章便中止了。在他的委托人杜•贝伊鲁逝世后交给了纳沙特尔图书馆。第二份是全的，保存于巴黎议院图书馆。还有一份就是日内瓦手稿，卢梭把此稿定为发表的文本。

根据卢梭的意愿，《忏悔录》似乎应该在他逝世后很久才可以发表。可是第一部分在他死后四年就出版了。作者的敌人那时还健在的并没受到影响。第二部分发表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个一七八九年。有人说这些其实都是卢梭本人巧妙的安排，他深知这部书秘而不宣，或者引而不发，必然会使敌对集团深感不安。他在一七七O年正式定居巴黎，至少三次在沙龙里朗读了他的《忏悔录》，这是在给他们制造不安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确实把德比内夫人吓着了。她要求警察干预，向卢梭交涉，让他停止朗读。后来着手撰写她自己的回忆录。休谟早在一七六六年后，就发表了他与卢梭争吵的经过，狄德罗在《克洛德和奈龙的政绩》一文中暗中攻击他的老友。《忏悔录》在出版前就引起热烈讨论与争辩，这就是成功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