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式雷”，是对清代20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建造的雷氏世家的美称，熟悉中国古建筑史的人对“样式雷”这个名号并不陌生，但很多南京人并不知道的是，“样式雷”家族和南京有极为深厚的渊源。

最近，“样式雷”的后人从江西来到南京，寻找“样式雷”定居在南京的另一支后人。

据史料记载，清代初年，一个南京匠人雷发达应征去北京参加营造皇宫的建造工作。因为技术精湛高超，受到康熙皇帝赏识，很快被提升担任设计工作。从他开始算起，接下来一共八代，主要的皇室建筑如宫殿、皇陵、中央官署等都是由雷氏建筑师负责。雷家几代人都是清廷“样式房”的掌案头目人，用今天话说，就是“首席建筑设计师”，这个建筑师家族被民间形象地称为“样式雷”。

雨花台区文化旅游局的文史专家告诉记者，“样式雷”的祖籍是江西永修，但第一代“样式雷”雷发达却是从江宁（南京在清代被称为江宁）被征调到北京的。

到第八代雷献彩为止，“样式雷”一共涌现出雷发达、雷金玉、雷家玺、雷家玮、雷家瑞、雷思起、雷廷昌、雷献彩等著名建筑师，其参与建造或者重修的主要工程有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北海、天坛、清东陵、清西陵等，北京以外的承德避暑山庄、杭州行宫也出自这个家族的手笔。有学者统计过，中国1/5世界文化遗产的建筑设计，与“样式雷”家族有关。

“样式雷”家族中，声誉最好、名气最大、最受朝廷赏识的应是第二代的雷金玉。他因修建圆明园而开始执掌“样式房”的工作，是雷家第一位任此职务的人。康熙皇帝在《畅春园记》里曾经提到他非常牵挂一位杰出的匠师，就是指雷金玉。

近日，雨花台区文化旅游局接待了五位来自江西永修县的雷氏族人。据介绍，永修县正在组织专家收集完善“样式雷”家谱，发掘“样式雷”家族更多的历史。这五位雷氏族人受当地 委派，前往南京、北京等地，寻找“样式雷”分布在外的后裔。

据初步了解，目前，居住在南京市的雷姓至少在5000人以上，因无法联系，尚无法确认这其中哪些人和“样式雷”有渊源。

雷氏后人向记者介绍，他们这个家族最早生活在江西南康府建昌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西永修县。明朝末年，社会动荡，江西到处是土匪和盗贼，国家的赋税一天比一天加重，民不聊生。雷氏家族中的雷振宙、雷振声兄弟放弃读书，外出经商，后来定居在“金陵之石城”（江西雷氏家谱中的记载），也就是南京。

此后，雷氏家族的很多成员陆续搬到南京居住。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雷发达和堂弟雷发宣应募来到北京，参加皇宫的修建工程，但这个家族的很多家眷依然生活在南京。

雷氏家族不但可能还有后人生活在南京，“样式雷”的第一代、第二代杰出的建筑师雷发达、雷金玉死后也安葬于南京雨花台区境内。

据《雷氏族谱》记载：雷发达是雷振声的长子，是雷家搬到南京来的第二代。他生于1619年，卒于1693年。在北京被委以重任后，雷发达于70岁左右退休，回到南京居住。74岁时，雷发达去世，安葬在“江宁府江宁县安德门外项宝石”。由于雷家当时已经在南京住了几十年，当地已经形成了一个雷家祖茔丛葬地。

雨花台区文史专家考证，雷发达埋葬的地点，就是现在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油坊村贾东一带。

雷发达的儿子雷金玉是“样式雷”第二代传人，生于1659年，卒于1729年，也是这个家族最为杰出的建筑师，曾经担任圆明园楠木作“样式房”掌案，圆明园工程从设计图纸、烫样到营造，都有他杰出的贡献。雷金玉71岁去世后，同样归葬原籍“江宁府江宁县安德门外”的家族墓地。

希望找到南京的雷氏后人

“可惜的是，这两代‘样式雷’掌门人的墓地目前也难以找到了！”雨花台区文化旅游局的文史专家介绍，他们也在寻找“样式雷”在南京的家族墓地，挖掘这个传奇皇家建筑师世家留在南京更多的历史。

严格来说，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因为在历史上，由于迁徙、家族内部的冲突、毫不相干的人都采取了同一姓氏、地理的阻隔导致的音讯不通等多种原因，使得同一姓氏内出现了不同的家谱。所以说，你要问清楚，最好说明是什么地方的雷氏家族。以本人为例。我来自湖北，在湖北黄陂、孝感等地，雷氏家族的族谱基本上是相同的。字辈排序如下：正兴祖隆华，伯子震雯鸣霖。云飞启志，文光逢宣。德用绍祖，道以承天。元亨忠恕，经业永延。万世崇学，保家之贤。大开继述，恒庆安全。国恩广锡，福泽长绵。自强行健，群贺其昌。春风化雨，育才有方。三点说明：1 我们自江西迁徙而来，故最开始的十一个字辈是从江西带来的，后面的是到湖北后续的。2 由于历史上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较低等因素的限制，我个人觉得，家谱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了一些错字，甚至最初制谱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了错误。比如德用绍祖四个字，我老觉得用应该是庸[功绩的意思]。当然也可能是我错了。3 很多地方的雷姓家谱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据清嘉庆二十四年《淮阳雷氏族谱序》记载:“吾雷氏原籍山左弘洞县枣林庄，大明定鼎四年迁民始祖至陈……”又据民国八年《增修族谱序》所述:“雷氏之先相传出自山左弘洞枣林”；《七世祖墓碑文》以及始祖名下的注释，均如上叙。

山西洪洞根祖文化部陈阳研究员曾向我们提示:“山左”系山东，而非山西。查相关资料，亦如其所说。

这样以来，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支雷氏究竟出自山西洪洞枣林庄，还是山东枣林庄

怀此悬念，阅史料，询专家，多处寻访。经查证，山西有“洪洞”而无“弘洞”，也未查到“枣林庄”；而山东有“枣林庄”却无“弘洞”或“洪洞”。

又据中国移民史专家葛剑雄先生、曹树基先生通过百度网解疑道:山东兖州有枣林庄，是明清时期的移民集散地。虽然规模不大，官方文献中又无记述，但安徽《濉溪县志》中却标明:周、吴、郑、王、李、丁、梁七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移民，均起始于此。

去安徽寿州寻找我八世祖之五门迁居地时，一支雷姓称其始祖从山东枣林庄徙来。

到山西洪洞寻访时，根祖文化部陈阳先生、洪洞县志办公室主任张青先生，均不知山西有枣林庄，也未查到村名变迁的依据。

对于世代族人所称的“始祖来自山西洪洞枣林庄”应作何

解读呢 可能是因为真传遗失或无记载，创谱时又受文化、经济、交通、通讯等诸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无法深考细究，澄清缘由；只是顺应主流舆论或口头流传，以讹传讹至今。

作为地名，“弘洞”在许多典籍中未见解释，《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未查到。如何定论，目前并非易事。

谱者史也。族谱既然是史，就应以文字记载为据，以专家论述为凭。不能依“相传”而人云亦云随大流；也不能牵强附会或主观臆断下结论。家谱记载就是根据；专家所述就是依凭。

平遥雷姓的渊源未在公开资料中明确阐述。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的商业中心，有许多著名的晋商，其中就包括了雷履泰。雷履泰是日升昌票号的创始人，他的故居位于平遥古城书院路11号。雷履泰的先祖定居于西羌城村，关于雷添雲由何地迁居西羌城村无文字记载。有一种口头传说，雷添雲由平遥县城内迁居于此，同迁者兄弟四人，其一、即为雷添雲；其二、定居平遥县油房堡；其三、定居郝家堡；其四、定居于青落村，但此说仅为传说，无文字记载以资证实。

对于雷姓的渊源，可以继续分为多个分支。例如，雷氏宗族的祖籍地在古称“雷泽”的地方，“雷”指的是雷震，“泽”指的是水草交织的沼泽地。另一种说法是雷氏家族的祖先是少数民族的后代。但这些都只是推测，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

总的来说，平遥雷姓的渊源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朱启钤先生撰《样式雷考》言雷金玉“投充内务府包衣旗”。此说未见于雷氏所遗家谱、笔记，可能是雷献瑞、雷献华兄弟向朱氏口述的。包衣是旗籍的名称，原是满洲话“家”的意思。清未入关前，凡所获各部落俘虏，都编为“包衣”，分属八旗。属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的，隶内务府；属其余下五旗的，隶各王府。朱氏所说的“投充”即投靠，是包衣的又一来源。投充人既有贫困无依或被勒索逼迫者，也有带地投充者。前者为谋生，后者则为得到政治上的庇护，但法定身份都是奴婢。按此说，雷氏既然隶内务府包衣旗，显然是上三旗之一。至于是哪一旗，《样式雷考》也没有明确。雷氏家族自康熙朝至咸丰十年（1860年），主要聚居在宛平县海淀村槐树街。咸丰十一年（1861年）迁居城内。雷景修一支住西直门内迤南东观音寺路北；另有一支住新街口以东水车胡同，始自雷家瑞子懿修于道光廿一年分居；雷思起笔记云雷氏族祠在东直门北新仓。而雷克修撰《雷氏支谱》，跋亦云其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自海甸（淀）槐树街祖宅迁出，别居东直门北新仓。查东观音寺属正红旗地，水车胡同属正黄旗地，北新仓属正白旗地，各不相同。后二者倒是属于上三旗，但不知何故样式雷的正宗传人却择地于下五旗之正红旗地居住。作者认为，虽然雷氏长期居住在海淀，但从族祠所在地分析，应属正白旗人。

雷氏《城内外各处雷宅置房产图五十处》显示雷景修置办的50处房产位于北京西城地区和西直门、阜成门内外，其中有30处集中在宣武门至新街口这条南北大街的两侧，地跨均为下五旗的正红、镶红、镶蓝三旗，足见到清末，旗民管理涣散，住地的划分不再像清初那样严格了。

但雷氏为包衣旗人之说也有可疑之处。众所周知，八旗制度规定，旗人按期领取“钱粮”，包括“月饷”和“季米”，并禁止旗人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其他职业。就现存雷氏账目来看，尚未发现其以旗人身份定期领取钱粮的记载；同时至迟从雷景修开始，雷氏在样式房工作之余，还兼作多种经营，也与八旗制度相悖。这或许从侧面说明，此时雷氏家族已经不在旗籍了。查乾隆七年（1742年），高宗旨在缓和“八旗生计”的压力，曾谕令在京八旗汉军出旗为民。随后，内务府和下五旗王公所属的汉族血统包衣人，也多被出旗为民。倘若朱启钤云雷金玉“投充内务府包衣旗”事不假，雷氏也肯定是在乾隆年间已脱离旗籍了。有鉴于此，因为无法考证雷氏北新仓族祠的创建年代，所以由此来推断雷氏所在旗籍的依据也就有可能不够充分了。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初一日的《堂谕司谕档》记载了内务府向样子匠放给津贴和添给饭食银两的特谕。其中写到发放的三条原则：一是“开工放，止工停”；二是“著掌案头目人雷思起自行秉公酌量添给当差勤奋之人”；三是“经此次定准后，尔等如有差使迟误，或另有私事滑懒之人，一经查出即行撤去工食”。可见，内务府与样子匠之间是纯粹的雇佣关系，而不是包衣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作者认为，从职业角度来看，样子匠在宫廷中既无编制又无名份，都是临时被派当差，由熟悉设计业务的工匠充任。样子匠的身份与普通匠役无二，是凭特殊技艺谋生的手工业者，在相关档案中亦被称为“烫画样人”。在《翁同龢日记》中是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的“画工”。 光绪十九年（1893年）雷廷昌在一张纸片上写过这样一段话：“样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案（按）规矩、例制之法绘图、烫样，上奉旨议（意），下遵堂司谕，其拟活计，自案（按）法办以成，更改由上意。而今办法，上意传出，官役并无定准办法，下忍（任）意拟办，三心八意，以至用有办法之人，又忍（“任”？原字被删去）听回禀，例制直言，不顺耳也。”尽管这段牢骚话的后半段读起来不够通顺，但还是表述了很多关于样子匠在清代皇家建筑设计中的作用等极富研究价值的宝贵信息。

首先，“样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说明样式房及其匠人在建筑设计、施工中处于主导专业地位，与现代建筑专业及建筑师的作用基本无异。

其次，设计方法是“案（按）规矩、例制之法绘图、烫样”，即根据清代建筑工程模数化、标准化的生产与设计特点进行建筑设计，完成图纸和模型。

再次，“上奉旨议（意），下遵堂司谕……更改由上意”，说明业主（皇帝、太后、董工王大臣）的意见在建筑设计、施工中占统治地位。《园冶》论造园有 “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之说。但计成所说的“主人”，“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即所谓“主人”不是建筑物的“主人”，而是主持建筑计划的人（即今日之建筑师）。建筑师必须善于秉承园主人的意图，并把它转化为规划的主导思想，从而具体地贯彻于造园的全部实践之中，能否做到这一点往往是一座园林建设成败的关键所在。在清代皇家建筑的设计与营造中，皇帝往往对建筑工程直接发出指令，甚至一竿子插到底。所以，此时的“主人”就是真正的建筑物的主人；而应该作为“能主之人”的建筑师的作用则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除了雷廷昌的笔录外，各种文献、档案中记载的皇帝、太后直接干预皇家建筑设计、施工的实例不胜枚举。对于 “主人”的意图，样子匠只有和盘接受，即便是朝令夕改，也只能在所不辞。所以，清代皇家建筑设计的优劣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皇帝、太后或董工官员的修养和学识的，不是样子匠能够左右的。加之工程进行过程中，了无专业背景的中下级官吏的阿谀奉承和中饱私囊，制造了重重困难，无怪乎雷廷昌会发出那样无奈的感叹了。 样式雷与帝、后之间的对话，就目前材料看仅有两次。第一次是前述《雷金玉墓碑》中记载的“恭遇康熙年间修建海淀园庭工程，我曾祖考（雷金玉）领楠木作工程。因正殿上梁，得蒙皇恩召见奏对。”第二次是“（雷）思起自记，同治十三年因园庭工程进呈图样与子廷昌蒙召见五次”。实际上，这两次召见都是特例，第一次是在上梁仪式上，第二次则是因为圆明园重修工程不便完全公开。

结合前文关于雷氏家族通过捐输取得散阶职衔的论述可知，所谓样式雷世家“时常得到皇上和太后的肯定和奖赏，有时皇帝要亲自召见奖赏，还要加官进爵”的说法明显有臆断的成分。 样式房不仅专职从事建筑设计事务，还要与算房合作编制相关《工程做法》，并和各承包厂商及工头联系，指导施工。雷廷昌幼子雷献华与高氏联姻，其后人自云高氏即为“算房高”（高芸）家。雷氏家族与其他木厂也素有业务往来，如朱启钤辑《雷氏年谱》记载：咸丰元年，雷思起上天合局看活后赴昌西陵三义局作柜三年。但转年思起辞退三义局，奉吉堂谕随赴昌西陵工去。咸丰九年，思起赴陵工，其弟思振随赴广源厂写账。

上述记载说明样式雷世家除了自己对后人进行业务训练外，还要派他们到木厂实习，以增加实践机会。在雷氏账目中经常记载从某某木厂领回银钱数十两乃至上百两，却从未说明这些款项的名目。作者认为可能是接受木厂的“指导费”或“回扣”。

以上所述足见样子匠与算手和木厂之间也保持着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