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安徽合肥，桐城字辈:包拯 包繶 包永年 包完 林正延梦 (排行)裕福德胜仲道相文大宗原一本国泰允长清；礼义遵先训 诗书启后昆 诒谋忠厚积 继述事功存 康隆敦昌定 普兴常焕仁 景瑞益绍久 茂修贞尚宏 《万卷堂》迁桐始祖(元)裕祯,字世龙,号效伯;(迁肥始祖)(明)吏员,行名福三,字生亭。

　　2 某支 包氏字辈:诒德燕翼,永应习俗,作辅永远,洪泽延长,兴家有道,安国崇良,逢世楚生,敬少芳宗

　　3 江苏仪征谢集月塘:先继志尊祖,芝兰祥茂盛,松柏兆长春 (长塘包《授经堂》明朝洪武年间包质朴,字朴轩 配陈氏 宣德年由江西省南昌府进贤县始迁江都 后又迁至江苏省仪征市）

　　4 江苏仪征移居字辈:天生德金永,芝兰祥茂盛,松柏兆长春 (长塘包与民包1993年联谱《芝兰堂》

　　5 江苏江阴文林字辈: 待叙排行（包拯之孙包景年后裔 孝肃奏折和家谱）《秀干堂》

　　6 江苏扬中三茅镇 :仁义礼智信,庸熙福泽常,平安节庆春(包旭初,扬州江扬中路568号)

　　7 江苏泰州兴化字辈:良国培庆,允文宗善(包拯35世) （包拯后裔,元代包实迁入）

　　8 山东济宁嘉祥字辈:玉金顺广殿兴, （明朝由山西洪洞迁入）

　　9 山东烟台包氏字辈:玉绍世敦德 （300年前由云南省迁入）

　　10 山东海阳 :作善维贤光宗守法,明胜子先家传元楷（明朝洪武包武,由安徽合肥迁入）

　　11 四川遂宁包氏字辈: 天国明正九,十大永长安。 四川大英县包九云）

　　12 四川邻水包氏字辈:包拯12世包元恒(1421年) 有子应大丹 志胜永嘉兰 从金万国顺 孟季月中安善述光前美

　　13 四川成都包氏字辈:文起能光祖, 英华奕世兴,勋尤辉国卓,万代有名真（湖北省麻城孝感乡包元恒于明朝洪武年迁至四川新都一带）

　　14 四川大邑包氏字辈: 林永文国龙 洪月万朝玉 启先恒煜光 清正德流长

　　15 重庆巴南包氏字辈:包拯21世包继祥(1737年)良玉士国大 承永顺明宗 万代兴荣

　　16 重庆渝北包氏字辈:包拯21世包溢海(1660年)洪涌宇从朝 元甲第开明 清正乾坤光 华福寿星

　　17 贵州贵阳包氏字辈: 国政育明良 家和发增强 忠孝福泽大 人义方正长

　　18 贵州冠英包氏字辈:包拯19世包万嗣(1641年)云源茂廷章 德世学中和 正恩承祖泽 祥

　　19 贵州大方包氏字辈:包拯19世包万象(1632年)志澄先式永 国正天兴顺 官清民自安

　　20 贵州普定包氏字辈:包拯20世包学诗(1651年)胜正弘士文 廷大永元其 继兴毓桂

　　21 贵州宣威包氏字辈:包拯 包绶 包景年 包安中 包帮直 (排行) 必有元兼俨 禳希怡什智 杞凤良 万宣 毓轸文士迎 焕汝于维其 继崇广宇致 庆圣道欣安

　　22 浙江乐清柳市 :包拯 包绶 包康年(公未禄卒,同宗包闻绍长子包惟莘过继) 包惟莘 汝昂履志许克善 讲明清胪百代兆 吉一朝崇祖成德 尚贤永膺福钜起(礼)秀(义)景(遵)元(先)训 诗书启后昆 诒谋忠厚积 继述事功存 (包拯第32代“起”与安徽省合肥联谱“礼”开始统一排行字辈)

　　23 浙江泰顺县新浦乡:文元一应,君奇士正,兆天起圣,立国长发,其祥邦家,繁荣昌盛,百世奕芳芳 （泰顺的始祖包全公是包驮公的第十代）包宅村始祖包全，生于唐天宝六年（747）,唐贞元元年（785）进士,贞元二十一年（805）任福州长溪知县。包全于唐元和六年（811）,“沿剡水,跨天台,历东瓯，爱其山水之胜，风物之美，气候温暖……自安固西江溯流而上，盘桓深入,溪水潺湲,林峦峭耸,舸牵既穷,乃弃舟登岸而入……”见其地适于安居乐业,“遂伐木之佳者以为庐,锄活阪以为园,瀹清泉以为池,种芝术,兰芷,委此而终老……”

　　24 浙江台州包氏字辈:虎言随祖永成昌

　　25 浙江温州文成县珊溪镇:德大启文士正昌 明经广学绍忠良 光联上国家声永 瑞兆庆云化日长

　　26 浙江东阳市防军 :包拯 包绶 包耆(寿)年 包执中 包通直 铉绣邑宗火 孟士永德尧 良尚应烘懋 光佳锡清和 聿焕钟淳秀 炳元钦仕公 祖志恒铭记

　　27 浙江景宁县郑坑乡:景中时上志，廷耀德明良，国佐兴邦泰，熙光永世昌。上党郡《清河堂》（石柱村）包驮公约公元557年自润州丹阳(现在的江苏镇江)迁徙景宁县鹤溪镇，后来再次从丹阳到景宁元末明初从鹤溪迁到北山,清朝迁到石柱 。

　　28 浙江遂昌县湖山乡:朝立志定弦明 （建洋村）

　　29 浙江宁波市镇海 :包拯 包绶 包景年 包安中 包帮直 包必胜 (排行) 有元璋荣容世胜敬昊干深本钥仲奎光士复盛祖振大起(玉)于斯贤豪庆济楚佩玉冠朝家,从云佐圣世,海东沛德长,克承恢宗绪 （钟包村名人包玉刚）

　　30 浙江松阳县横樟 :包拯 包绶 包耆(寿)年 包执中 包通直 仁绍池寿忠 睿子随文庭 时希有肇大 应继经国涵,玉日士人立,志明绍加学,秉政延宗帮,永定芳世茂,成培祖德光

　　31 浙江建德市乾潭芝峰:正大诚(光)明,严熙纪志

　　32 湖北省赤壁市包氏旌义宗谱序记载:月玄丹桂,谟列贤臣,才应世昌,文廷傅能,殿堂传忠,卿所启元,克绳祖功,源远俊泉;时运亨通,家齐孝敦,志同心合,道立法存,谋求卓著,经济超群,儒林学士,美在其中;振奋向前,优风本当,兴旺腾达,华厦精尚,族勇增丁,文武其强,繁衍无尽,章节流芳。 （包月山公字淑唐朝由河南开封府详符县迁入《上党堂》嘉鱼崇阳沔阳郧阳襄阳公安谷城陕西湖南澧洲华容河南等地居多）

　　33 湖北随州包氏字辈:之宗益德艳义 (殷店镇大河口乡)

　　34 湖北梦县沙河乡 :大光其道,振兴祖业,诗书立意,昌明宗德 (黄渡村包家塔)

　　35 湖北麻城 :包拯12世包明山(1369年) 蛟宣宪仲函 廷远一珠仕 朝必立文才 奎光耀德泽原承先

　　36 湖南泸溪包氏字辈:包拯13世包郁山(1380年)包可源 子文志永显 世大如朝廷 国正天心顺 贤良忠太昌 敦伦承先庆

　　37 福建上杭包氏字辈:包拯9世包纯白(1333年)包七郎 包三九郎 包千一郎 万文宗远珊 世卢协韶觐 登歧志杨育 儒业承东汉 龙图继起昌

　　38 青海互助包氏字辈:安邦民国泰,中华延世昌。

　　39 广东韶关包氏字辈:砚清贵宗望岐玉,万宏正大光,明发永其祥,承先世泽昌,贤才洵继美,德业自留芳。

遍建祠堂——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

徽州由于高台域垒式、丛山环峙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由北方和各地陆续徒入的众多氏族在“程朱阙里”之地受到朱子理学的充分浸润和熏陶，对封建宗法的重视和强化都不遗余力。自从明代嘉靖十五年夏言奏请乞诏天下臣民可立祠祭祖之后，徽州各宗族即兴起了大建祠堂的祭祖之风。弘治《徽州府志》载当时徽州建有祠堂15座，到嘉靖《徽州府志》卷二一《宫室》中即扩充到有祠堂213座。在明弘治间尚无祠堂记载的徽州祁门县，嘉靖间已载有祠堂31座，到明万历间，祁门的祠堂已是“堂室家有之，不可胜载”了。仅县志就登录了祠堂56座。在徽州被称为“天下汪”的汪姓宗族和程姓宗族，历史上所建的祠堂就有数千座之多。（5）黟县千年古村古筑，孙氏宗族就建有“尚古堂”等30多座祠堂，村中程氏、毕氏、何氏还各建有一座祠堂。（6）

徽州各宗族遍建祠堂，无一不是宗法理念的物化，都是要“著敦本明伦之义，彰敬宗收族之仁”。徽州各宗族都有共识：“治人必先于重祭，亲唯一本，而祭必有祠。”“敦孝必始于推恩，如万物向荣于春，即根生而枝播等百川朝宗于海复汇流而导源。”因此，他们都把“祖庙，祀产，宗谱”视为宗族“敦睦”之要。“宗谱全则敦睦有其据，祖庙整则敦睦有其地，祀产备则敦睦有其资，三者相须不可缺一。”（7）

徽州方氏宗族是汉代由中原徙歙县东乡的古老氏族，方氏宗族为祭其迁徽始祖方储修建真应庙的历史，是徽州宗族兴衰的一个缩影。

东汉永元年间（89—104），因为“歙南柳亭山为黟侯（方储）潜修地，并立庙于柳亭西小山上祀之，历晋、宋、齐、陈、隋、唐五季，”可见徽州方氏祭始祖的祠堂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所以人称真应庙可能是徽州最早的“祠堂”。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真应庙》记载：该祠庙北宋端拱元年（988），由其族裔方忠正移建到柳亭山麓，并开始置祀田，招僧人守视，宗政和三年（1114）朝廷特赐庙额“真应”；元代初年族裔方兴重新修整，清复祀产；明代洪武四年（1372），李善长复查天下姓氏，方氏列居首姓，徽州方氏宗族在真应庙祖祠立宗支板图悬挂；明永乐间（1403—1424），族众增置真应庙祀产、庙基地、祀田，还铸庙钟以载；明万历间（1573-1620）真应庙已有祀田80多亩；明弘治十五年（1503），守祠的僧人福清易庙为寺，霸吞祀产，方氏族裔方德师告到府衙，终由知府何歆判归；至弘治十八年（1506），福清又典卖真应庙祀产，方德师复控于县衙，反被系禁，久羁囹圄，官司一直打到京城，“赴阙呈奏”，结果方师德胜诉，断田归庙，福清等坐罪驱逐，这次官司历时两年，化费千余缗；明万历十三年（1586），守祠庙僧真珙和地方恶棍潘礼等又籍故侵吞庙产，方氏族裔方孟林等再上书官方，追回庙产；万历二十四年（1597）又追回强吞祀谷；万历二十六年（1599），又有人和寺僧勾结谋吞真应庙，占造屋产，经族裔方鳌等控告，追回田产。

为了保住方氏宗族祖祠，明万历间徽州方氏宗族改变了招僧守祠的方式，万历三十六年（1606）复庙业，宗内各支派合同轮司祭事，三十七年（1607）方弘静等将徽州方氏十派会同议合同并呈县衙钤印，以保祖永祀。此后，真应庙方氏祖祠经明末、清代漫长岁月的历史风霜，或兴或残。时有复兴、重修、扩充，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遭拆毁、清基，成为历史。

真应庙徽州方氏祖祠修建的兴废历史，只是徽州各宗族兴建众多祠堂的一个典例。正是在这些宗族家庙、统宗祠、宗祠、支祠、家祠的大量兴建中，徽州宗族的祭祀先祖有了一个个实在的空间，其宗法制度有了一个个实施的实体，在徽州宗族各类祠堂中，都无一例外地在寝殿中供奉着按朱熹《家礼》中所规定的先祖的神位，许多祠堂高悬着宗族祠规、族训的粉牌，在各种节日，在这些祠堂中都进行着庄严隆重肃穆的祭祖大典。祠堂，成了徽州宗族祭祀、议事、励学、警诫、执法的重要场所。徽州祠堂大多有祀田、祠产，方氏真应庙就是有丰隆的祀产才得以维持十几个世纪长盛不衰的。徽州宗族为了自身的繁盛发展，将封建宗法在徽州地域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创造性地建起了各类专门祠堂，象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专祀孝子的“世孝祠”，专为祀女姓先祖而建的“清懿堂”女祠、黟县西递的“七哲祠”、祁门沥口“贞一堂”边的“庶母祠”。呈坎村中的“ 则内祠”、“一善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边的“特祭祠”。这些特色祠堂的修建，使得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更为丰富多彩。千奇百怪的各类“专祠”的构筑，从建造规模、装饰基调到供奉对象，都进一步生动地诠释着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丰厚蕴涵。至今仍保存在徽州城乡的大量徽州宗祠，透过其五凤门楼高耸、马头墙矗矗的风姿，人们仍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徽州宗族社会的强烈宗法信息。

广修族谱——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

如果说遍建祠堂，组构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平面空间，那么，广修族谱，则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纵向构筑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立体空间。

中国封建宗法重“敬宗睦族”，而敬宗睦族，除建祠堂祭祖外，最重要的就是修族谱。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祖籍徽州的程颐就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法也”，“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废，人家不知来处，世无百代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也。”苏洵有言：纂修谱牒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一端”，“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朱熹也提出：“谱系者，所以承天而委其命也。” 徽州宗族，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的甚至是皇室贵胄，阀阅之家，为了延续这种高贵血统，使后人知其根本，维系宗法一脉，徽州各宗族都特别重视宗谱、族谱、家谱的纂修，他们认为：“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8）“从来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祀，其始则一，其继渐蕃，迨至支分派别，势若涣矣，而溯所自始，源源本本，孰非同祖子孙，故惟敬宗者乃能睦族。”（9）要睦族，须敬宗，敬宗就得修纂族谱、宗谱以明所自来。纂修宗谱，不仅是要“同源分流，知终究始，”明白宗族血脉延续，“源清而流自不紊”，而且关系宗法伦理礼义教化。“古人之以礼乐教天下，必自宗法始，夫宗法既明，则伦理以笃，疏戚以辨，上知所本而下知所亲，是故教行而天下多善俗矣。”（10）纂修宗谱作为强化宗法伦理的重要举措，“是道行于家则家齐，行于国则国治，将见礼乐同俗远近成风而古先圣王之道欲复不难矣。”（11）族谱之纂修，“古人笃宗睦族之道不外是矣”、“谱牒既具，族义既坚”，“岁时伏腊必相集，忧喜庆吊必相关，富贵者不以加于人，贫贱者必以相赒恤。”（12）通过族谱的纂修，使宗族族众得到伦理教化，知礼明义，“事亲以孝，事上以敬，固以孝敬修于身”，“他日上天官有一命之寄，又以孝敬事于国，教于民，将见国人皆孝敬而尧舜之道复见于今世矣。”（13）纂修族谱竟也关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徽州宗族都认为：“斯谱之作岂为虚器？”意义大着哩。“宜明谱系以收宗族之众，然后伦理定，纲常正，不致视如歧路而一本万殊之义具矣。”（14） “国必有史，家可无谱乎？史载一国之事而上下攸分，谱具一家之事而昭穆以别，则史与谱分虽殊而理则一也。”（15）纂修宗族谱牒，记叙宗族祖上的功德和杰出人物，还可以更好地激励族众光大宗族的好传统，促进宗族的兴旺发达。族谱中列入杰出人物“非特昭宗祖既往之成勋，抑亦俾后人兴起感慕而思奋也。”（16）“方氏之先多闻人，其子孙当益进于学，求所以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17）宗族纂修谱牒，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修谱法凡有六：一曰老老；二曰贵贵；二曰贤贤；四曰崇节；五曰达才；六曰幼幼。皆本《大易》辨物之旨，推而出之者也。老老则人知孝，贵贵则人知敬，贤贤则人尚德，宗节则人重义，达才则人尽能，幼幼则人恤下。六者备，类族彬彬矣。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而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18）“世道日汩，风俗曰偷，兄弟有角弓之鸣，父子有反戈之惨，视同堂为秦越，嫉本宗为寇仇，麦饭不陈尊爼，何望伐封赫墓，为世所悲，是故修谱系立祠堂，虽曰敬宗爱亲，亦维风砥流之微意也。”（19）徽州宗族基于对纂修谱牒的这些深刻认识，都不惜工本资财，广修宗谱、家乘，在徽州几乎没有不修谱的宗族，成为徽州地域社会的一大特色。许多大族旺姓，不仅有家谱、族支谱、宗谱，还有统宗谱。有的仅一个宗族的谱牒种类和修纂次数就都十分惊人。象徽州汪氏宗族，支分派别，遍于中国和海外，人称 “天下汪”，其《汪氏统宗谱》和汪氏各种宗谱、支谱、家谱，遍见于一些大图书馆、博物馆和徽州学研究机构。徽州宗族谱牒，由于“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经焉，以致故家旧牒多有存焉。”（20）目前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族谱1200多种，其中徽州宗谱就有约1/3。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就收藏有徽州各类宗谱三百多种。这些徽州宗谱，有的简明概括，有的林林总总、宏篇巨制，一部就有四、五十卷，是徽州宗族社会最为详尽的历史记忆，是徽州宗族血脉的强力延续，它在时代深处的强力膊动，借徽州祠堂这一重要舞台，展开了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动画面。

徽州方氏入徙徽州较早，和其它宗族一样，纂修宗族谱牒的历史漫长持久，很有代表性。

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太康五年（285）正月，新安太守方藏就曾撰成《方氏家谱》；唐贞观六年（633）五月，任司徒的方氏族人方泽投也撰成了方氏族志；宋嘉佑八年（1063）方蒙作方氏《白云源谱》，建炎四年（1130）方愚作方氏《拓源谱》；明洪武间（1308-1398）方宁作方氏《马源罗田谱》；天顺八年（1464）方尚明作方氏续谱；成化四年（1469）方振洵等为方氏宗谱分派订讹，并呈官府准印；此后明至清康熙朝，徽州方氏各支派《敦睦祠谱》、《成性祠谱》、《桂林支派谱》等等不断纂修、增订、续修，其由歙县柳亭山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经不断的族谱纂修、增辑，世系丝联绳贯，各有所据。构成了徽州“四角方”庞大而严密的宗族文字体系。

至此，清乾隆十八年（1754）二月，方氏族裔方善祖等“复集诸宗重加修纂，成乾隆徽州《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这部徽州方氏会宗统谱，“惟以勅建柳亭山真应庙自宋以来每岁分祫之十二派汇而图之，其十二派分迁及向曾入庙会祭者，考其源流，悉合支派足徵分别附录，无徵者不载”。因为一是号称“四角方”的徽州方氏宗族“储公苗裔匪第蔓延于歙淳间者不可指数”、“如莆田、九江、鄞、滁、南湾、严、衢、婺、越、湖、常、池、宣城、皖江，派衍甚多”，遍布海内各地、无法一一会宗；二是由于自宋以来，徽州方氏宗族十二支派“派别支分，各自为谱，统宗会元之法不举，故自储公以下未尝统辑成编。”所以就有了方善祖等发起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之修纂。

这部《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从徽州方氏的姓源考、郡望、族属、迁徙情况到宗谱纂修历史、统宗世系，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世系，以及方氏宗族的文武科第、功臣、名士、墓志、世家、家传、节孝志等等，用了20卷的篇幅作了全方位的记叙，统谱还对历来各种方氏宗谱纂修作了正误和考证，提出了存疑之点。“斯谱参前代各家旧牒，搜考不厌周详，昔遁曩讹悉以厘定，按时考事，事之差一字之误必稽于国史郡县志诸书及互参诸派族谱以订其是，”很认真地将徽州方氏各支派“统而会之，宁详毋略，宁备毋阙。”（21）该统谱，以方善祖为首的参修者有各派人等63人，分任总修、协修和专门校核者，考证用的历史文献，有《国语》、《史记》、《汉书》等权威典籍44种。《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共772页，修纂成书之后，不仅郑重地“报徽州府衙，由徽州府衙恩准给印牒刊于谱首，每谱一部赏准印钤印”一颗，而且在成书之日，会同方氏宗族各支派在真应祖庙祭告之后，发散给十二派及各支子姓收掌，并当众即毁其书版，以杜假冒。发放的每一部统谱还逐一编上字号，注明付某派某支收掌名，且上呈县衙钤印，仍合各派领谱诸名挨次总编字号于卷末，规定日后如有印信模糊、号内无名或虽有名而非的支收执者，就可判定“非系假伪即系私鬻”，防伪措施可谓严格，都是为了维护宗族宗法的血脉纯正。为了使族众对族谱有高度的重视，方氏真应庙宗族特别规定：“虑有不肖子孙或奉守不慎而失之，或贪牟货利而鬻之，如此者，众申其罪，追出原谱，仍逐出祠。”（22）

为了维持宗族的血统纯正和宗法的威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在纂修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那就是“防冒滥”，“非我族类，概摈弗录”。除不能证明是真应祖庙支派的概不收录之外，还规定“异姓承祧，无裨宗祊，徒紊宗脉者已削不录，盖我祖不歆非类，律例亦严”。“乱宗以后更有犯者，其支并削，”即紊乱宗支的连这一支派也一并取消入统谱资格。

和徽州其它宗族纂修族谱时一样，《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也比较注意一个“实”字，要求尽量实事求是，也就是徽州大学者戴震关于修宗谱应反对“蒙冒滥承”的思想。方氏修谱者认为：“谱牒之盛，自魏晋始，时台省以门阀官人，故氏族最重，不独家自为谱，虽太史之掌亦有之。而品其郡望为先后，士大夫耻于族单，每攀援傅会，动相倚重，溯其先世盖自王侯贤圣也。夫自有天地以来生人众矣，岂独王侯圣贤之子弥布天下哉！物趋于所好，亦其势也。谱牒之作毋为其名，为其实而已，尊祖敬宗所以联其族，文武忠孝所以世其家，此其以实胜者也。”（23）《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既不主张无根据地向“王侯贤圣”攀援傅会，蒙冒倚重，又十分谨慎地记叙了方氏宗族的姓源和远祖的由来，认为“家谱之作，所以谱一族系一姓也，始受氏，详迁徙，俾后世知所由来。若先帝世系已属杳渺，议者谓可不必赘记；第前人既已悉载、传承永久，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生生弗替以传于今，恐略而删之是昧其源而失其本矣，溯本穷源似不可忽，故仍其旧而特列弁诸首，”（24）把方氏得姓的始祖炎帝之孙榆罔之子方雷的“先帝世家” 坚持列入统谱，并依史载，收入了方氏徽州始迁祖方储“方仙翁”的事略。虽然方氏族裔也有人对此“有疑”：“五纪世远而独详其系属、列仙事诞而每载其始终，”对于方雷的“先帝世家”和将方储描述成知过去未来、乘鹤出行的“仙人”有些疑惑，但该谱仍认为自方储以下，徽州方氏宗族的支脉衍繁线索，基本上是明晰可信的。徽州大学者胡适最反对修纂族谱时，大家都尽量往王室帝胄身上靠，都有高贵出身，以为这是一种需要摈弃的“源远流长的迷信”。这种观点，如果从反对无据攀援、蒙冒滥承的角度来说，有其一定的正确性。然而正如赵华富在一篇驳正文章中所说，纂修谱牒，追本溯源，中华民族俱系炎黄子孙，“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寻所自来，似无可厚非。“谱系者人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则颠倒无据。”（25）关键在于要尊重历史，言之有据，实事求是，不能胡乱攀援。《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明确主张不随“物趋所好”的时俗，强调修谱“以实胜”，在统会各支派世系时，“风流直溯乎千年，考核必严于一字”，“信必有徵，疑必无质”，逐一列出了本宗各支派修谱时采用史实的存疑之点，坚持“慎故精，精故详，详故实，实故可久，使家有乘而皆慎斯术也。”（26）因此，时人对“方氏家乘”评价“无冒认妄祖之诬，无牵合附会之失，宛然大家之矩度，”觉得这样的纂修规矩是值得肯定的。

徽州宗族纂修宗族谱牒，虽也确有个别“冒认妄祖”“牵合附会” 蒙冒攀援的情况在，但大多都以修国史的慎重态度来修族谱，因此许多徽州宗谱族谱作为该氏族的较为丰实和可靠的历史记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在正史、在府县志中不易找到的宝贵文献，让我们对这个宗族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真切的了解，这是一种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深层揭示。《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不仅比较准确地统会了徽州真应庙方储以下十二支派的繁衍发展、迁徙、活动情况，还对徽州方氏宗族对国家对徽州地域社会的贡献作了详尽的历史记录。是一部涉及徽州方氏宗族社会方方面面的详实历史地图。统谱中涉及的程元风、郑玉、方弘静、吴苑等历史人物，都是目前徽州学研究中被关注的重要人物。而统谱中关于隋末在汪华之后，方亮起兵据有睦州，保境安民，归顺唐朝后，李渊诏其持节歙、睦二州诸军事，“保据邑土、识达事机、蚤归朝化”的史实，就是徽州文化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资料。统谱中关于佘坡支派方有常家族与方腊起兵经过的详实描述，使人们对历史上方腊起义的情况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统谱中关于“方氏七贤”的记载让人了解了歙南“七贤里方村”的由来。

由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为主要特色的徽州宗族文化生态，随着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中，变化很大。徽州祠堂现存虽还有一定数量，但作为徽州宗族宗法伦理的物化表征，却早已物是人非。徽州祠堂有的已成为学校校址，有的成为生产队屋、粮站或仓库，有的则霉朽塌倒，风雨飘摇，有的则已成为特色旅游的景点。如果说这些徽州祠堂现存，还可以其徽派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宗族社会的认知意义，成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目前留存于世的大量徽州宗谱族谱，作为徽州宗族社会的珍贵历史记忆，尤其应列入徽州文化生态之“非遗”保护项目。现在不少地方新一轮建祠堂、修族谱的热潮正在兴起，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潮流也强劲涌动。从开展文化旅游角度，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角度，从发动民间力量共建和谐社会角度，可能我们对建祠堂、修族谱这类民间活动，似不可以“落后的宗族迷信活动”一以概之，似须有新的思维，给予更多的宽容性理解。

　　光绪死因分析

　　光绪帝38岁时驾崩，确属短命皇帝之列，为什么呢？

　　光绪34年10月21日（1908年11月14日）下午5时33分，龙驭上宝。10月20日仍由四位御医施焕、吕用宾、杜钟骏、周景涛先后诊疗，各书脉案，分处方药。其实，杜钟骏在10月17日已就病危“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发出警示，并就此可否写入脉案，探询内务府，军机处各位大臣。从减除自己之责任。各位大臣明示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可写入脉案。与此同时，各位御医在脉案中也都先后强调治疗“在在棘手”、“于棘手之际”、“殊深棘手”。显然，各位御医对光绪之病危已欲放弃治疗，束手无策，免强处方用药了。至10月21日晨零时，急请太医院院使与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诊疗，已是“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了。

　　光绪帝满含悲愤，怨恨告别人世，立即引起朝野绘纭议论，加之慈禧也在22日死亡，中外震惊，社会普遍认为，年仅38岁的光绪，却死在74岁慈禧的前面，这就怀疑光绪之死，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怎么谋害？是谁谋害？的议论便绘纷出笼。

　　例如：光绪帝的近臣、御史恽毓鼎，在其《崇陵（光绪地宫）传信录》中，徐珂的《清稗类钞》等，一致认为慈禧在自己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她的既定朝政，平反由她一手制造的冤案，便令人狠下毒手将光绪害死。又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传》，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等，则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由于平日依仗主子慈禧皇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或愚弄光绪，他们在慈禧病危之际，十分惧怕一旦慈禧死亡，光绪重新执政，一定会一一清算他们经日的罪孽，便先下手将光绪毒死。更有颇富说服力的报道，这就是《逸经》杂志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断言光绪是被害死的。这一报告所以更引人关注，因为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位曾给光绪看过病的御医亲眼所见的报道。这位御医名叫屈贵廷，他的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进宫为皇上看病时，发现光绪本来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从而认为，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查光绪宣统两帝在位前后三四十年间为皇上、后妃等医疗病案，均未见有御医屈贵廷者，显然这一报道之可信性大成问题。而前述四人之记录也是推断猜想，并无真凭实据，所以光绪帝死于谋害、毒害之说，也就缺乏事实证据，或者基本上可以予以否定。值得肯定的事，是1980年清理崇陵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身长164米，并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头发，未见有中毒现象。如此，即可肯定，光绪之死因并非有人谋害。

　　那么，光绪年仅38岁死亡，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当然，回答为久病治而不效死亡的，虽然笼统，也不算有错。但人们若要深究，是什么病？那么多全国名医为其诊治十余年竟然最终未能治愈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何原因致死？这就十分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明。一定要探索究竟，虽然有丰富脉案可供讨论，但这些脉案由于记录者在政治因素干涉下，不能真实书写，加之时代学术条件的限制难以诊查出疾病之实质。加之也难免预防性避重投轻、报喜不言忧的现象，这就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带来很大的困难，要做到确切几乎没有了可能。现仅一些可能分析如下，以供有趣想要了解光绪真实死因者作些参考。

　　1光绪童年乃至长大都是处于孤独中既无母爱，也没有童年的欢乐，光绪近臣恽毓鼎认为：“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指出：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待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光绪童年体质素弱，生有若干慢性脾胃违和消化不良等病，成年前后又患极其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久治不效，19岁成婚又是“母后”慈禧以十分丑陋的侄女强迫为光绪皇后，藉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光绪心爱的珍妃，却被慈禧派人推入井中致死。长大的光绪，深感一国之君应有所作为，于1898年4月22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执行不到百日，慈禧就于8月4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与珍妃也被分地囚禁。悲愤、怨恨的十年，日夜担惊受怕。囚禁生活，特别那些奴才太监的奚落白眼，令他受到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不要说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光绪，即是健壮者，也难以遭受如此的折磨。

　　2严重的疾病缠身，虽然经过数十位御医千方百计诊疗救治，也没有获得令人欣慰的效果，在十年囚禁生活中，疾病痛苦不断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情志影响疾病之治疗，疾病不愈加深情志之痛苦，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不断加速着身体、脏腑的日渐衰弱，逐步步入衰竭而不治。

　　3究竟是什么病呢？检阅诸御医之诊疗记录，是很难作出比较确切的诊断的。如果病案记录真实、全面。仅靠症状诊断学知识，尚可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诊断，但是，光绪的病案记录还不俱备真实，全面性要求。因为，一有慈禧对光绪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案的干涉，甚至必须遵从慈禧的主旨，慈禧以知医道自诩，而且十分霸道，御医多不得不从；二有光绪自己也以知医自诩，对自己的疾病也多加干预，甚至严励问责御医，除非御医有不怕掉头而敢于申述原变者；三是御医们的态度，他们在慈禧政变囚禁光绪的情况下，虽然是囚禁者与被囚禁者，但他们对御医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有着生杀大权，在触及其伤痛时都是不可理论的。对御医们而言都要以奴才称谓自己的情况下。论治其病之原则：必须遵从慈禧，光绪谕示，甚至有的御医将医疗原则方法放在次要而一味顺从讨好相关者，至于御医们在会诊中大多存在随大流，避免独挑责任者，亦常有之。所以在疾病病因病机之诊断，脉理证候、辨证论治等论述，很难说是真实、全面的。因此，依据如此丰富的医案记录作出诊断，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讨论光绪究竟是什么病，因何而死时，这些资料无疑还是我们珍贵的参考。

　　4御医们诊疗记录摘要

　　光绪4-22年（1878-1896）年间，即8-26岁时，时有脾胃不和或时感风寒，或交替发作治多调理脾胃或清热化湿有验，但终未改变其虚弱的体质。

　　1897年12月始，御医们之诊疗始作肝、肺、胃三经之病证，用清解化湿类治疗。

　　1898年4月光绪实行变法，宣布明定国定诏，8月变法失败，慈禧发训政诏，复重帘听政，光绪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与皇权。

　　1898年5月7日，变法中之光绪由御医诊得：“系气虚阴亏，脾欠健运，不易化湿，肝旺郁热，肺金欠利，肾气不足，上焦易生浮火……腰腿时有疼痛，常有遗精之候。”在变法紧张之三个月间，上证未见完全治愈，其精神因素恐为诸证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1898年8月6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光绪被囚禁于瀛台。由于光绪疾病日益严重，或诸御医被禁与光绪接触，直到9月3日，才有御医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等诊光绪病，提出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是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认为：“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御医们之病因病机已在字里行间大胆指出了“肝气郁结”、“肝肾久亏”。但是，由于“肝郁”之诊断触及了慈禧的政治神经，自然难以通过，也就不会用其治法。

　　9月4日请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为光绪诊疗，按其所记医案，光绪全身似无一处没有病痛者，其诊断为“腰败”、“腰火长症”（肾炎），提出治疗原则“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益易也”。此显然与光绪对自己之病证认识相违。

　　故此后御医们之诊疗在肝郁上逐渐淡化，参与会诊之御医也不断有所词。转而重视“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肾不足，虚火上炎，灼其肺金，木燥风生使然”。此后除“肝肾不足”之“肝”也不在诊断上出现外，其他认知则在变换中继续作为医疗之依据，一年多的治疗显然难见疗效。

　　1900年2月21日-7月1日从光绪医案资料看，御医诊疗记录十分稀少，不知是资料遗失不存，还是其病已有显著好转，或因列强入侵政局不稳，尚难作出判断。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直接危及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直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回京，这期间光绪病情是医？是停？现无记录可循。光绪囚回北京，太医院已被侵占为俄驻华使馆，尚在的御医也没有了办公场所。显然在这些年月里，难以有规矩有秩序的由御医们为光绪医疗？

　　直到1907年7月20日才又有了脉案可作分析研究的依据，在些半年间，主要由力钧、陈秉钧等诊疗，力钧虽时有以西医解剖、生理、论病，但诊疗尚未离中体，如认为“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中西汇通之气息较浓。月余后，逐渐转为以陈秉钧等领衔诊疗，恢复中医传统诊疗体系。

　　1907年8月19日至9月25日陈秉钧、曹元恒等继力钧等之诊疗2月余之后，诸症更感辣手，主要由于“温则防口疮遗泄，清则防脑响腹泻，补则中央不运，散则腠理更疏”。光绪也谕：“药力过热，平素气体本上盛下虚，若多服补剂，徒助上热，于下元之虚弱毫无裨益。嗣后用药总宜详细斟酌，勿使虚热上攻，仍须引火归元。”同时指责御医“方剂杂投，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甚至指名斥责陈秉钧“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

　　御医们自然遵旨以为诊疗之指针，但光绪之病不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日渐加重。

　　1908年3月始，又更换御医，或请各省举荐名医参加会诊治疗，此刻即由忠勋与曹元恒，或陈秉钧与曹元恒诊治，旧症不减，新症丛生，光绪情绪苦闷，厌药更趋严重向御医，提出“能否用外治法或〇（左火右腾去月）洗或贴膏药，酌一妥法备用”，故有东安门内大街万安堂药铺“百效膏”之用。此后光绪又强调：“当另拟便方或外治诸法，以免服药过多，毫无裨益”。由于光绪疾病日益加重，长期服药无效而产生的烦恼更加情绪激动，不断“指导”御医诊疗。因此，在御医的医案中，更多出现了“伏乞圣裁”之用语。

　　陈秉钧诊疗虽遭光绪严责，但仍不断启用，直到9月2日。光绪之病可以说是百法用尽，终未能有好转之良策。从此，外地举荐之名医，更多来至皇宫，光绪之诊疗逐渐转由张彭年，施焕，以及屈永秋、关景贤，乃至吕用宾、周景涛等诊疗。虽经多次换医，但光绪在意识尚清时，不断斥责“其疾已日甚一日，方药总无寸效”，甚至于9月24日悲观指出：“难望见愈也”。此后已不再看到光绪对自己疾病诊疗谕示意见了。

　　进入光绪在世的最后一个月，虽然日日有御医诊疗，甚至一日同时有四御医诊疗，各书脉案，这些几乎相同或类似的长篇累牍的诊疗记录，其参考价值已十分有限了。但能明显体察到御医们各怀心思，对预后责任之担当上均有所关注。例如：杜钟骏在10月18日脉案中强调：“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其《德宗请脉记》更记录他曾向内务府、军机处请示是否将光绪病不过四日之预见写入脉案；19日吕用宾也书明“棘手”之意，而杜钟骏进而强调“殊深棘手”；20日施焕在脉案中首先指出“且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之危相；10月21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诊得光绪“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21日酉时二刻三分，回事庆恒奉旨“皇上六脉已绝”，“龙驭上宝”。

　　综览光绪之医案，实难作出何藏何府或何系统之疾病而最终造成不治而死亡的结论。但究竟因何而引起诸藏府功能之衰败而引致死亡，确也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对此，的确应该关注“心身疾病”，最终可以导致阴亡或阳亡而终的后果。现仅就此，作一些讨论，或能对光绪被囚10年终致死亡的病因获得一个比较可信的意见。可惜，诸御医们虽然注意到“情志因素”，但因政治干预，未能按情志诊治。其实，诊治情志病本是中医学之所长。例如：《黄帝内经》早就严肃指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严重后果，难道光绪不正是由此而造成之悲剧吗？

　　情志为内因，首先伤肝，所谓肝郁，其次伤心，即为心身疾病，肝伤则脾胃失和，消化系各种证候日益明显，心气伤则心肾失调，精神生殖泌尿系统诸证日趋严重，肝脾心肾均显失衡证候，肺气亦难独健，终致“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五脏皆败，神仙难医。

　　光绪之病，病在其皇帝已成年而力求改变大清国运之变法，成功在即兴致勃勃之时，慈禧等突然袭南昌，发动政变，不但杀死光绪变法所依之安臣，而且自己也被囚禁失去自由，悲愤、恼怒之情思无人可诉说，只能独自感受，如此郁闷一位健康之人也难能忍耐，况且像光绪从小虚弱之体，怎能适应如此严励的打击。这是光绪被囚禁之后发病的根本原因。

　　1898年8月光绪变法失败，被慈禧发动政变而囚禁，直到1908年10月22日死于囚所，整整10年零两个多月，10年铁窗，使光绪完全失去与知心人谈吐的可能，御医诊疗也只能在慈禧所能允许的情况下施治。慈禧深知光绪疾病之根是情志肝郁，却偏偏不许御医以此立论，其恶毒如此。治不能对证，必然导致迁延不愈，从而正中慈禧之下怀，光绪终于因肝郁而逐渐波及五脏，致使脏腑相继受损，发病而衰败，乃至最后阴阳离决而死亡。

　　光绪之疾病，按10年中御医们的诊疗记录，仍然可以明显察觉出内伤七情终致死亡的写照（西方称这种病为心理生理性疾病，日本人称之为心身疾病，中国西医曾延用神经官能症）。或可认为是一部典型的病史记录，尽管奉慈禧谕示，不敢明言“肝郁”之病因。

叶姓起源

一、为出自芈姓沈氏，为帝颛顼的后裔。

传说，帝颛顼的后裔陆终娶方氏女为妻，生下六个儿子，其中第六个儿子叫季连，赐姓芈。

季连的后裔鬻能做过周文王的老师。

后来周成王封鬻熊的曾孙熊绎在荆州山(今湖北西部)一带建立荆国，定都丹阳(今湖北秭归)，后迁都子郢(今湖北江陵)，改国号为楚。

春秋时，楚庄王的曾孙戌，在楚平王时任沈县(今安徽临泉县)尹，又称沈尹戌。

他的后代中有人以沈为姓。

楚昭王封沈尹戌的儿子沈诸梁(字子高)于叶(今河南叶县南旧城)，称为叶公。

叶公曾平定白云胜的叛乱以复惠王，有功于楚，得封南阳，获赐爵为公，后退休于叶。

其后人便以邑为姓，称叶氏。

其得姓始祖为叶公叶诸梁。

二、据《姓氏考略》记载，我国古代的所谓南蛮(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之中，也有以叶为姓的。

春秋时吴国的叶雄就是南蛮叶姓的后代。

三、少数民族叶姓

清满洲叶姓 《清朝通志·氏族略》说满族有叶氏，世居沈阳。

又，清满洲八旗姓纳喇氏、叶赫氏、叶赫勒氏中均有改姓叶氏者。

清初将领叶臣、叶克书均为满族。

彝族叶姓 彝族是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彝族支系繁多，多数自称“诺苏”、“纳苏”、“聂苏”等。

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彝族。

彝族有自己的姓氏，《巍山彝族姓氏分布调查》中显示，所查云南巍山彝族83771人中，共有149个姓氏，其中有叶姓，但人数不是很多。

德昂族叶姓 德昂族是西南边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渊源于古代的“濮人”。

史书中记载的“茫蛮部落”即为德昂族的先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崩龙族。

1985年，根据本民族的意愿，改名为德昂族。

主要散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县和临沧地区的镇康县，与傣、景颇、僳僳、佤、汉等民族交错而居。

崩龙族原有自己的姓氏，但进入20世纪以后，即采用汉姓，据《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称，云南潞西县三台山德昂族民族乡邦外村有“海”氏改称叶姓者。

另外，蒙古、土家族、锡伯族、保安、回、苗等民族均有叶姓。

介绍文件叶姓迁徒史 叶姓迁徙史

元代以前

得姓之后的叶姓人，最初发展很缓慢，见于史籍的叶姓名人也不是很多，臧励禾《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收录的叶姓名人仅有叶子韶一人；《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收录的唐代以前名人也只有叶万椿、三国吴人叶雄、晋人叶谭、叶子韶4人，而叶万椿还是为淮南王刘安所遇群仙“八公”之一的“自号”，并非一定姓叶；叶雄是叶调国叶氏后裔。

因此，关于叶氏的迁徙情况只能从现存的一些谱牒资料中窥知端倪。

据清光绪六年(1880年)南阳堂《叶氏族谱》记载，自叶公起，叶姓族人多代出河南。

叶姓始祖沈诸梁，居于春秋时楚国叶地《今河南叶县南)，直至终老。

叶公生有二子：长子名重，为周楚邑令，配樊氏，生凝，为楚大夫；次子名才，袭父爵，字芈骝 (一凸)，号璧英，一子名盼，后为司马。

其十一世叶淑和为秦代长沙(今属湖南)太守；二十世叶崇，为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州市)太守；二十五世叶颁，为长沙(今属湖南)太守；四十七世叶尤，字茂永，东汉时为太尉，居南阳(今属河南)，分为六族。

叶姓族人的南迁始自东汉末年，始迁祖叶望。

清光绪六年(1880年)的南阳堂《叶氏族谱》、安徽歙县《新州叶氏家乘》、浙江松阳《卯峰广远叶氏宗谱》均视叶望为叶氏南迁之始祖。

叶望 字世贤，雁门太守，汉末时为光禄大夫，灵帝时弃官归隐，人称“楼舟先生”。

建安二年(197年)由青州渡江而南下，侨居丹阳之句容(今江苏句容)，为叶氏南迁之始祖。

叶望之后裔不断向外发展，分别迁到了浙江、安徽等地。

浙江松阳《卯峰广远叶氏宗谱》及《玉岩叶氏宗谱》都说叶望四世传至琚(ju)，仕钱塘(今浙江杭州)令，爱民如子，号之曰“叶父”，在当地百姓的一再挽留下，安家钱塘，并成为当地望族。

琚次子俭，字亚父，晋太康二年(281年)为括苍太守，授折冲将军，宦居括苍(今浙江丽水)。

俭之后世居松阳卯山之右。

安徽歙县《新州叶氏家乘》说：叶望五世孙硕，迁新安歙县。

另据晋永嘉之乱带来的大批移民潮推测，期间叶氏族人南迁的当不在少数。

晋永嘉年间，皇室内讧，由争权演变为八王之乱，战火遍及中原。

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刘渊乘机起兵反晋，其族弟刘曜(yao)攻入洛阳，西晋灭亡。

晋室遗族仓皇南逃，最后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政权，史称东晋。

在永嘉之乱中，中原士族纷纷南奔，并有大量百姓逃难过江，先后有近百万人之多，在这次南迁浪潮中，中原叶姓族人当有不少移居到了福建、江西等地。

唐宋时期

叶姓族人的大举南迁在唐代有两次，第一次在唐初。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福建泉漳之间，蛮獠(liao)啸乱，朝廷派以陈政为朝议大夫、岭南行军总参，率府兵 3600名，战将123名入闽征讨(史称58姓入闽)。

其中众多叶姓士卒，战后在福建各地定居繁衍。

第二次在唐末。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光州固始王潮、王审知兄弟率众起义，举兵南下，中州地区的叶姓兵众跟随二王南下，在福建转战8年，王氏兄弟在福建建立“八闽王国”，叶氏将士也在福建各地定居开族。

当时以北方为主要聚居地的叶姓当不在少数，由于资料匮乏，其具体迁徙情况已无法得知。

宋末是中原叶姓南迁的又一 。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战祸遍及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造成惨重破坏：“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菽粟梨枣，亦无人采刈(yi，割)”；

“民多流亡，土多旷闲，遗黎惴惴，何求不获”。

靖康二年春，北宋灭亡。

五月，康王赵构建立南宋政权，后定都临安。

靖康之难后，直至南宋灭亡，宋金对峙，战乱不断，大批北方人民为避战乱，被迫不断向南迁徙，持续近一个半世纪，其中不乏中原叶姓族人。

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叶姓族人在上述几次大的移民过程中的迁徙情况并不是很多，一些叶姓族谱的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叶姓迁徙到了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

如安徽《休宁陪郭叶氏世谱》称其始迁祖叶尚或，南唐时自湖州苕溪迁休宁陪郭。

《叶氏族谱》记载，后唐清泰年间 (934—936)叶一琅任朝奉大夫，随官迁至江西赣州府信奉县。

叶一琅之孙延庆再迁至福建兴化府仙游县。

根据族谱记载，唐宋南迁的叶姓族人中，主要来自河南，来自河南的叶氏分别迁居到了福建、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地。

福建仙游《古濑叶氏族谱》说：“始祖叶湛，世居雍州，五季之乱，举族流徙莫定；至宋，卜居光州固始，若祖有叶炎会者，随宋南渡，卜家仙游之古濑。”《佛岭叶氏谱序》称：“吾稽叶氏，居雍州，徙居光州囱始县。”《思实公重修族谱序》也说：“吾祖河南固始人也。”《明元公谱序》谓：“吾宗自光州入闽。”

江苏吴县《纪革叶氏支谱》称：始迁祖叶寿三，宋室建炎南渡，自汴迁东洞庭纪革。

浙江淳安、遂安、开化《叶氏宗谱》记载：一世祖为叶翥(2hu)，先世为河南人，因官迁居歙之黄墩。

历五世曰豪，不满王安石新法，避地遂安承凤，后名叶村。

四川成都《蓉城叶氏宗族全谱》记载：是族先世汴梁人，有大经者，南宋末官闽，时兵戈四起，南北道梗，遂流寓梅州程乡县。

所有这些都说明，叶姓祖根在河南。

因此，直到今天，福建省叶氏各宗各系，追述其宗，十有八九称其祖上原籍为河南光州、中州。

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繁衍，到宋朝叶姓已成为大姓望族。

《通志·氏族略》说“叶氏，宋朝为著姓”，《宋史》中立传的叶姓人物有12人，而《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的：宋代叶姓人物有47人。

从这些名人的籍贯：看，《宋史》中立传的名人全部为江南人，其中浙江籍8人，福建籍3人，江苏籍1人。

《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的47宋代叶姓人物中，除两名籍贯不详，1名为河南人外，其余44人全是江南人，其中浙江籍20人，福建籍19人，仅两省就占八成以上，其余为安徽、江苏、江西等省人，由此可见此时的叶姓已鼎盛于江南了。

明清以来

明清时期叶姓已遍布全国各地，成为我国的大姓之一。

见于史载的各类叶姓名人较以往大大增加。

《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有明清叶姓人物117人，从这些名人的居住区域分布来看，明清时期叶姓族人已经繁衍到了大江南北，但仍以浙江、江苏、广东等地为多。

《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收录的明清叶姓117位名人中，在有明确籍贯的100人中，浙江45人、江苏19人、上海 16人、安徽7人、广东6人、福建6人、湖北6人、江西3人、河南、山东各1人，这说明此时叶姓发展的中心仍然在今浙江、广东、福建、江苏、上海、安徽等东部沿海一带。

浙江叶氏 明清时期浙江叶姓的迁徙大都是在本省境内进行。

如：余姚的叶姓就是南宋大臣叶梦得的后裔由湖州迁入的。

《余姚梅川叶氏宗谱》说：叶梦得孙叶篑 (ku)，理宗端平间(1234—1236)自湖州迁余姚熨斗山。

《叶氏再续谱》称：叶篑孙叶

文达，元代又从熨斗山迁邑之梅川三山，为海川始迁祖。

叶（竹贵）孙叶文远，迁邑之东门，步得十五世孙叶伯兴又迁邑之通德乡西旺隶，是为迁西旺始祖。

《叶氏续修宗谱》梦得十六世孙叶永初，由余姚叶家埭迁邑之奉山，永初孙叶渊铠，由叶家埭再迁邵家渡。

松江叶氏是在元朝由杭州迁入的，松工《叶氏家谱》称：始迁祖叶廷玉，元自杭州丰乐桥迁松江，先筑室钟贾山阳，后又迁居籽城西门内丰乐桥。

淳安叶姓为南宋大臣叶义问的后裔，由寿昌迁入。

《南阳叶氏宗谱》称：南宋大臣叶义问玄孙叶椿，始自寿昌迁淳安梓桐；十三世传至叶继善，元明之际因商自梓桐崇疚再迁遂邑七侏溪西桃源，为迁遂一世祖。

金华叶姓是在明初由松阳迁入的。

《双溪叶氏宗谱》称：始迁祖叶显，明初携子叶彦由松阳迁婺州金华县西之菱塘。

以业鹾（cuo，盐的别名)为生，家益饶裕，至曾孙叶仕瑛，复由菱塘徙附廓双溪。

东阳象山叶氏是从松阳迁入的。

《象山叶氏重修宗谱》称：始祖叶质，先世括苍松阳人，南宋时自松阳芝田都铺迁来东阳茜畴里。

传九世至叶雅，元末再迁本邑象山大坞，是为始迁祖。

东阳龙溪叶姓是淳安县迁入的。

《龙溪叶氏重修宗谱》记载：始祖叶恩，北宋初自睦州清溪迁义乌永宁乡。

五世孙叶桐，再迁广口叶堂。

十一世叶由幸，南宋后期复迁十三都演溪。

十九世叶良玉，明中叶又自演溪迁东阳斯孝乡鹤岩龙溪玉印塘，是为本始迁之祖。

浦江叶氏是在明朝从金华迁入的。

《浦阳叶氏宗谱》称：先祖叶辞，由临海迁金华永康柳山；越五世有叶必秀、叶必香、叶必和三兄弟，于明万历间(1573—1619)自永康再迁浦阳人峰山下，是为始迁祖。

镇海叶氏是在明朝由慈溪迁入的。

《镇海东管乡沈郎桥叶氏宗谱》称：始迁祖叶茂春、叶茂二，约于明季由慈溪石步迁来镇海东管乡沈郎桥。

龙游叶姓《西山叶氏宗谱》：始祖叶玖，南宋时自新安迁龙游八石，清顺治间 (1644—1661)始迁祖善贵再迁邑之（钅惠）北湖都山里。

但也有少数叶姓是从外省迁来的，如余姚叶姓就有一支是北宋大臣叶祖洽的后裔，是由福建迁入浙江奉化，再入余姚的。

叶祖洽，字敦礼，邵武(今属福建)人。

熙宁进士。

历任职方、兵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左司郎中、起居郎、中书舍人、给事中等职。

《余姚孝义虹桥叶氏宗谱》称：叶祖洽之子叶广，因官迁浙江明州奉化县剡源乡。

叶广曾孙叶爽之，入赘余姚孝义乡虹桥周氏，遂家虹桥。

爽之玄孙叶纯，元末明初人，生四子，长幼无考，次子守义支分西宅。

三子守礼亦生四子，长子曰礼一，其后居邑之东门；次子祥一，居田屋；三子齐山，居西虹桥；四子曰亨四，居东虹桥。

浙江的叶姓也有向省外发展的，如乌裎的叶姓就迁徙到了无锡、安徽、江苏等地，《圻里叶氏宗谱》说，叶清臣，生二子，长子叶均徙苏州，次子叶坦迁常州广化门下塘。

镇江《润东严庄叶氏重修族谱》称梦得十数传至叶子良，明季由徽州迁扬州。

子良子槟，复由扬州、1再迁润州城东之西严庄。

福建叶氏 唐宋时期迁徙到福建的叶姓族人，不断向周围迁徙繁衍，仙游古濑叶姓徙居南安、德化境内，《社坛叶氏族谱》称：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即南唐中兴元年自仙游古濑徙居南安高田，传至叶碧崖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定居南安诗山社坛。

《国宝叶氏族谱》记载：宋末景炎二年(1277年)，仙游叶氏誓不降元，挈眷遁迹德邑，结庐国宝，迨明朝建立，叶氏子孙始设籍德化。

同安叶姓继续向外迁徙，元末迁到了晋江。

《东石世美叶氏家谱》说：开基始祖叶以寅于元至顺元年(1330年)从同安县分居东石西尾。

广东叶氏 广东叶氏遵叶大经为始祖。

《梅州叶氏源流世系说》记载，叶大经为叶诸梁八十五世孙，字伯常，号封川，汴梁 (今河南开封)人，宋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历官20余载，咸淳间升闽制置使。

德佑二年(1276年)，元兵大举南下，战乱不已，辞去了官职，在梅州曾井(今梅城西区)住了下来，遂为梅州叶氏一世祖。

自从叶大经定居梅州之后，梅州叶氏便迅速地发展开来，成为当地大族，子孙繁盛，不断地向本省境内的其他地区以及周围的江西、福建等省，乃至四川迁徙。

《梅州叶氏源流世系说》称闽粤交界的清流、龙川、博罗、河源、长乐、归善，兴宁、龙川、平海、平远、镇平、永安等地，以及江西的瑞金、雩都、会昌、兴国，湖北、四川、浙江、湖广等处的叶氏子孙，皆“其一脉贯通之所发也”。

广东叶氏另外一支来自福建，为宋朝宰相叶颐(yong)后裔。

台山叶氏称叶颐居南海大圃而不归闽，遂为广东叶姓之始祖。

广州市永汉北路(即今之北京北路)曾有“清介书院”，就是叶颐后人为纪念叶颐而修建的。

其后裔主要分布在南海、新会、 花县、鹤山、番禺、惠阳、东莞、龙岗等地。

江苏叶氏 江苏无锡叶氏为叶清臣后裔，自浙江迁入。

无锡《圻里叶氏宗谱》称：始祖叶参，世居乌程，仕宋为兵部郎中。

子叶清臣，生二子，长子叶均徙苏州，次子叶坦迁常州广化门下塘。

叶坦越五传而至叶盛，叶盛长子叶朝极居云泽之滨，次子叶朝楹之子叶旭彩退隐阳湖虞桥。

叶旭彩子叶志仁号春山，由虞桥再徙邑之新塘乡庄巷里。

叶志仁三子：长子叶道，徙宜兴；仲子叶通，仍居新塘；季子叶达，徙无锡梁溪。

叶通亦三子：长子叶德成，号谦山，其子叶芬徙黄公山；次子叶德英，号仁山，其子叶蓁迁丁堰镇；三子叶德华，号学山，孙叶云。

七世孙叶敷春，明代由新塘先后迁无锡青城乡圻里。

扬州、镇江叶氏为叶梦得后裔，是由安徽徽州迁扬州，再迁镇江的。

镇江《润东严庄叶氏重修族谱》称其始祖为叶梦得。

十数传至叶子良，明季由徽州迁扬州。

叶子良子叶槟，又由扬州迁至润州城东之西严庄。

武进、江阴叶氏为叶颐后裔，自福建迁入。

《江阴东叶家桥叶氏宗谱》说，明初，有名叶礼者，宋高宗相颐9世孙，先居武进北孝西乡夏墅，旋又迁安东乡辉龙地村。

其五世叶祥，自辉龙村再迁江阴东叶家桥。

宜春叶氏是从江西萍乡迁入的。

萍乡《叶氏族谱》说，一世祖叶辉儒，明末避乱挈眷来萍乡。

生三子，……季子叶纲芳，雍正间 (1723—1735)迁宜春县北冷水江婆塘。

上海叶氏 青浦叶氏是由江苏吴江迁来的。

《(青浦)叶氏家谱》说，始迁祖佚名，字华南，或云为宋石林先生叶梦得二十二世孙，明崇祯时(1628—1644)自吴江县迁至青浦县蒸里芟稼村。

湖南叶氏 叶大经之后，有迁至湖南的长沙、宁化、善化、益阳等地的。

有一支湖南叶氏，据《叶氏四修族谱》是南宋人大经开派，大经晚年居广东梅州程乡县，八传到叶德茂、叶德成、叶文保、叶德真，分别为四大派。

叶德茂子叶仲华、叶仲彰，叶德成子叶仲显、叶仲盛，叶文保子叶仲仁、叶仲义、叶仲礼，叶德真子叶仲胜、叶仲腾、叶仲明，共成10大房。

10房后裔或居长沙、或居宁乡、或居善化、或居益阳。

浏阳叶氏有的是从江西迁入的。

萍乡《叶氏族谱》说，其一世祖叶辉儒，明末避乱挈眷来萍乡。

生三子，长子叶继芳于清康熙间 (1662—1722)徙浏阳东乡君家湾……

平江叶氏是自蒲圻(今湖北嘉鱼)迁入的。

《平江玉山族谱》说：始迁祖叶永寿，明洪武二十五年由蒲圻迁平江燕额岭下。

宁乡、湘潭、浏阳叶氏多是由长沙迁入的。

《楚南叶氏族谱》称其一世祖叶淋泗，宋元之际人，世居长沙，传至七世，有孙四人：叶斌、叶赋、叶缃、叶（纟圭）(gua)。

叶斌后无考，余三人分别开派宁乡、湘潭和浏阳。

安徽叶氏 太平(治所在今当涂县)、歙县叶氏为叶梦得后裔。

太平《叶氏宗谱》说，始迁祖行名叶俭十，叶梦得五世孙，元末避兵乱自歙县蓝田迁太邑麻溪，后代转徙中潭、湘津。

桐城叶氏是自婺源(今属江西)辗转迁入的，《南阳叶氏宗谱》称其始祖叶林秀，唐末五代人，世居婺源，传至二十一世叶贵，经商于金陵，明初移居桐城西山余家冲。

黟县叶氏迁自祁门(今属安徽)，《黟县南屏叶氏族谱》称其始迁祖为叶伯禧，元末自祁门县石马山迁黟县南屏山五都村。

江西叶氏 据《玉山叶氏合修房谱》说：始祖叶乾源，宋代人，世居江西南丰县花心巷。

15世孙叶文海始由花心巷迁本邑八都下源里，25世孙叶正未，清初由下源再迁玉山县徐村；稍后，乾源后裔嘉禾支 26世孙叶毓标，亦移家玉山，世居东源。

萍乡叶氏是从湖南醴陵迁入的，《萍乡南门叶氏族谱》说，始迁祖叶萱义，南宋时自醴陵仙石上库迁萍乡南门。

另有一支萍乡叶氏是明末从外地避乱迁入的。

萍乡《叶氏族谱》说，一世祖叶辉儒，明末避乱挈眷来萍乡。

四川叶氏 清初四川人烟稀少，为此康雍时期特别颁布招垦条例，实行种种优惠政策，从而吸引了两湖及闽粤等大批农民入川开垦。

“迁居者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往往都是整个家庭，或者与至亲密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