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捷（生卒年不详），字胜欲，号竹山，宋末元初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先世为宜兴巨族，咸淳十年（1274）进士。南宋亡，深怀亡国之痛，隐居不仕，人称“竹山先生”、“樱桃进士”，其气节为时人所重。长于词，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宋末四大家”。其词多抒发故国之思、山河之恸 、风格多样，而以悲凉清俊、萧寥疏爽为主。尤以造语奇巧之作，在宋季词坛上独标一格，有《竹山词》1卷，收入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疆村丛书》本；又《竹山词》2卷，收入涉园景宋元明词续刊本。 蒋捷 诗词风格

在宋末词人中，蒋捷词别开生面，最有特色和个性。在社交上，他与声同气应的周、王、张等人不见有任何来往，词风也是另辟蹊径，不主一家，而兼融豪放词的清奇流畅和婉约词的含蓄蕴藉，既无辛派后劲粗放直率之病，也无姜派末流刻削隐晦之失。 他敢于直接表现亡国遗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沁园春·为老人书南堂壁》和《贺新郎·乡士以狂得罪赋此饯行》二词，就充满著一股不屈的奇气。蒋捷词还多角度地表现出亡国后遗民们飘泊流浪的凄凉感受和饥寒交迫的生存困境。

家世 毛晋汲古阁本《竹山词》卷首，有元湖滨散人至正乙巳岁（二三八五年）所作《题竹山词》云：竹山先生出义兴巨族。宋南渡后，有名璨字宣卿者“璨”应为“璨”，善书，仕亦通显，子孙俊秀，所居擅溪山之胜。故先生貌不扬，长于乐府。此稿得之于唐士牧家藏本，虽无诠次，庶几无遗逸云。今人均据以考知蒋捷系出“义兴巨族”蒋氏，为南宋绍兴年间曾任户部侍郎、敷文阁待制、知扬州、临安府的著名书家蒋璨的后人。

以下为另一个版本：

蒋捷是南宋末年的著名词人，宜兴人。其人品、词品对于后世尤其是清代的词坛影响很大，但其身世却不为后世词坛及宋词爱好者所详知。

改革开放以来，束之高阁的地方志和宗谱家乘，陆续上架，我们有机会阅览到前所末涉及的资料。本文详述的《蒋氏家乘》就是存世不多的蒋氏宗谱之一。该谱所载的蒋捷身世，远较方志充实。笔者以此谱为主要依据，参照其他志书谱牒以及今人的著作，试图描绘出蒋捷的生活轨迹。蒋捷留给后人的悬念，列举其大端提出管见，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宜兴的蒋氏始祖为东汉初年的蒋默、蒋澄。据各蒋氏宗谱记载，西周时周公旦第三子姓姬名伯龄的受封于蒋（今河南省始因县境内）。楚灭蒋国后，子孙改姓蒋，共尊伯龄为第一世始祖，至蒋默、蒋澄时是第四十八世。

蒋默的生平，各谱记载不多。在宜兴《茗岭蒋氏宗谱》卷四中收载的《云阳亭侯碑》，较详细地叙述其为人和从政之道。有助于我们对蒋默的理解。碑文的作者是唐代赐进士第给事中蒋涣。以蒋默为始迁祖第一世，蒋涣是第二十世。他于天宝十五年（742）时撰写此碑：“（蒋横）所生九子，皆散徙。公即大将军第八子也，讳默，字秀芳。以建武二年（公元26年）渡江来居阳羡隔湖之东，今为宜兴人也。公幼而慷慨，壮而雄伟，洞知稼穑，材兼文武，……终负朝廷之誉，故复振家声，平雪冤耻。以公封为云阳准岱二郡侯，仕终谏议大夫。正色立朝，振威独坐。贵戚敛手，豪右侧目。可谓令闻长世而克笃先献者也。卒，与夫人班氏葬于封内之柯山。”接着又历数各代祖先之名及所受封号，他们都是“卒，葬先茔”，直到蒋涣的祖父蒋缯。他总结性地说：“自祖缯以上皆葬隔湖之东，自考（指蒋涣的亡父）挺而下归葬洛阳。”其他蒋氏宗谱也有持此说者。

据南宋时刊刻的《咸淳毗陵志》记载，柯山在从前有蒋默墓、蒋默墓碑。到南宋，柯山已成平地，那仅存的小丘阜上还有个竹林，还有个祀蒋默的云阳古社（1）。到了清代，柯山一带只有一座柯山桥，没有山，也没有蒋默墓（2）。

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面对着世事的巨大变化，后来的人们在吊古思贤时，竞把蒋默墓说成在沙塘港竹山上了。这当然是张冠李戴，但也事出有因。《宜兴荆溪县新志》卷末有定讹之文指明原因。文章说：“竹山有二，皆宜兴境。一在太湖滨沙塘港口，一在古隔湖乡，亦名柯山，即今之柯山桥。”该文又指出，因为柯山又称竹山，沙塘港又有个竹山，人们就把云阳竹山上的蒋默墓说成在沙塘竹山上了。至于今，仍有文章持此观点，并且，他们把云阳侯所领有的封地也搬了家。例如，宜 闵先生曾撰文说：“蒋默，字秀芳，封为云阳侯，封地在今宜兴周铁、芳桥一带，官至谏议大夫，卒后葬在宜兴竺山。”（3）封地既指周铁一带，所云竺山，当然是指沙塘竹山了。

1990年版《宜兴县志》的政区图中，有一个地名叫云阳，位置是和桥西南的南新乡辖区内的北侧，一条长河（烧香港）的南岸。笔者以为，若能深入调研，或许可以证实那地即为汉代云阳地区。

《蒋氏家乘》尊蒋捷为始迁祖，属蒋默湖东支，蒋默为四十八世，蒋捷为九十六世。

康熙年间蒋氏后裔阳羡词派蒋景祁为《荆溪词初集》撰写的序文中提到蒋捷：“竹山先生恬淡寡营，居隔湖之滨，日以吟咏自乐。”（4）文中的“恬淡寡营”、“吟咏自乐”，分明是隐逸之士的风度。可见蒋捷在宋亡后有一段时间是隐居在隔湖之滨的，之后，他搬了家。

《蒋氏家乘》说：宜兴蒋氏“至竹山以德佑进士由义兴（今宜兴）徙晋陵（今武进）之前余，是为我邑蒋氏之始。”今将该谱所载的蒋捷身世情况缕述如下：

蒋捷的祖父是蒋亿（第九十四世），生二子：蒋惟晃、蒋惟晓。

蒋捷的父亲是蒋惟晃（第九十五世），生三子。

蒋捷：“九十六世捷，字胜欲，号竹山。治《易经》。宋恭宗德佑丙子（1276）进士。元初自了（读“呕”）亭迁居晋陵，遁迹不仕。元大德六年（1302）宪使臧梦解、陆厚（读“厚”）交章荐之，卒不就。隐居著述，一以义理为主。其《国小详断》，发明旨趣尤多，学者咸称为竹山先生。生卒失传，葬傅村前余永思墓。配晋陵学士佘安裕公女名素玉。生三子：献明、伟明、陟明。”

“九十七世献明，字余睿。与弟伟明并举茂异。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随父迁居晋陵西乡分迁傅村之南地名前余，号前余先生。配氏。生一子：文。”

“（九十七世）伟明，字余智。与兄并举茂异。成宗元贞二年，随父徙居晋陵西乡分迁傅村之北地名后余，号后余先生。”

“（九十七世）陡明。徙居延政乡地名堰下（后改蒋渡，即今蒋沙滩）。配 氏，生一子：伯玉。”

献明之子：“（九十八世）文，字章甫，号养奎，绳祖志，不仕元，至明洪武革命，遂以老隐。配傅氏，生二子：舰、盘。

卷之二还刊有祖先像及像赞。蒋捷的赞辞是：“前余晦迹，荐札留名。不事二主，永矢一贞。竹方节劲，山高风情。仰（5）兹遗像，卓哉如生。”赞辞概括了蒋捷一生的思想精粹。

卷十二“传”这一章有一篇《宋进士捷公传》。全文抄录如下：“公字胜欲，徙居武进，宋德佑二年（1276）进士。元初遁迹不仕。大德间，宪使臧梦解、陆厚交章荐其才，卒不就，不臣二主。盖天植其操云：公受业于陈肖梅，肖梅尝从良贵公游，得伊洛之传，其渊源有自，故所学纯正，平生著述，一以义理为主。时游戏作小词，亦清丽胜人。而《国小详断》，发明尤多。尝于（6）植干竹，取虚心坚节之意，后成竹山，学者因称为竹山先生。”

“古迹”这一章，载前余的古迹，有：

一、竹山。“竹山在武进西乡，地名前余。宋竹山公讳捷居此。手植干竹，取虚心坚节之意，故称竹山先生。”

二、墓地。在傅村前余的永思墓。这是蒋捷及其后人的墓地。

三、家祠。“竹山先生祠，在武进县西乡前余，明洪武间建。首祀胜欲公讳捷。昭穆以余睿公献明、余智公伟明配享。”

此外，笔者又从《晋陵蒋氏家谱》卷八中发现“竹山公，遗墨”。计有：碑记一首（《常州路通判袁公治行碑记》）、诗两首（《竹山东坡田》、《铜官山》）诗余（即词）八首。《竹山东坡田》不多见，八首词也载《竹山词》中。

蒋捷曾在宜兴、武进、无锡三个县的四个竹山生活过。这在文人骚客中是少有的雅事。在成书于蒋捷中进士前后的《咸淳毗陵志》中已载沙塘、南泉两地之竹山。可见竹山之名不是蒋捷自己取的，更不是后人 纪念蒋捷而取的。竹中空而节坚，蒋捷取以喻人之虚心纳物、砥砺节操。他爱竹，更喜在以竹命名的山上种竹。名实相符，含义深远，更见他品格之高雅。云阳竹山是蒋捷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前余竹山是他的迁居地和定居地，自然也是隐居地。这是无可争议的史实。而他在南泉和沙塘竹山的生活，史籍语焉不详，有时甚至朴朔迷离，真相难辨。连同他的生卒失传之迷、中进士年份之迷，成了他留给人们的几个悬念。

无锡南方泉（一称南泉）竹山在太湖之滨，旧属开化乡，今隶南泉镇。康熙时王抱承修纂的《开化乡志》。较详细地记载了竹山和蒋捷。王抱承没有把蒋捷看成山居遁世的“隐逸”，也没有看成是“流寓”的外来户，而是把他列入“儒林”，分明看成是祖籍宜兴（“本阳羡人”）而定居竹山（家竹山）的无锡南泉的知识分子。

该乡志记录一首明人邵宝游竹山的诗和八首明清诗人的和诗。末一首王抱承自己作的和诗提到蒋捷。该诗首联云：“胜欲先生首倡游，得名四百有余秋。”这表明蒋捷曾到过南泉，游览过此山。这九首诗都未见其提示蒋捷特有的亡国之痛和归隐之情。

歌咏无锡地区山水美景、前贤名流的诗词很多，若能深入探索，或许可发现蒋捷新的活动。

宜兴沙塘港（也称沙塘）竹山也在太湖之滨，旧属洞山乡，今隶周铁镇。

“竹山”这个称呼，现今已改写为“竺山”。明朝史懋锦的《竹山》诗自注云：“竹山，一名竺山，以其似天竺也。或曰足山，山之奇在足云。”可见竹山与竺山、足山匀指同一座山。该诗首联说：“岿然足山当湖冲，上有古刹凌空濛。”这古刹称做福善寺。明人已唤该寺为古刹，可见建寺之早。人们说蒋捷隐居竹山，就是说蒋捷隐居在竹山福善寺。根据下列资料笔者认为蒋捷曾经隐居于此。

其一、根据《竹山词》中多首词的描述，可以推想，他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那首脍炙人口的“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的《虞美人·听雨》词，我们可以推想，就是福善寺这个”僧庐“的雨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而吟咏成的。

其二、寺里现今珍藏一个陶质的缸，唤做镜水如意凤缸，高约八十公分，直径约一百公分。据传是蒋捷居此时带来用以盛水的缸。内壁会长青苔，即使盛放混浊之水，也能澄清明净。蒋捷送给寺里，寺僧称为仙水缸。一度散落民间，今已回归寺里。若能经过鉴定考证而予肯定，当是镇寺之宝。

其三、福善寺饱经沧桑，初毁于1937年侵华日机之轰炸，继毁于六十年代开始的挖山采石。历次修建时所立之碑石也散失民间。此次复建这净土宗的寺院后，又收集到部分碑石碎片。若能拼排复原，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其四、笔者从宜兴芳桥后村《周氏宗谱》的序文中读到一段文字，是蒋捷的自叙：“邑先辈蒋捷隐居竹山，尝题简惠公谱牒曰：‘予摈处湖滨与公同壤。公有孙祖儒者，好文墨，工于词。时相过从，同抱黍离之悲。’盖竹山、阳山，俱滨震泽（7），相距数里许，故云同壤。（8）

简惠公是周葵（1098—1174），宋徽宗宣和年间进士。为官直言敢谏，于民有善政。周葵卒后百年，蒋捷中了进士。“槟”，抛弃，此句有离开之意。蒋捷不臣二主，故离开故土，来到异地沙塘竹山，以便隐姓埋名，了此一生。但若有处境相同、志趣相合者，亦愿引为知已，与之往来。这就把周葵引为同乡，在其谱牒上作序吟咏，并与其孙诗文为友，共抒黍离之悲。

这段文字充分表明，蒋捷是在沙塘竹山上隐居过的。但人们对蒋捷的生活、行踪、发现得仍很少。若以与周氏的往来为线索，旁及各有关谱牒，或可有新的发现。

蒋捷留给我们的另一个县念是生卒失传。

蒋捷于1296年迁徙到武进前余。《重修毗陵志》把他列入《人物·文学》这一章。看来，修纂先生一眼就看出蒋捷在理学研究、诗词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归入这章，表露了后人对他的怀念与尊敬之情。按理说，蒋捷身后是不会寂寞的。

蒋捷卒后葬于永思墓，据世系表记载，自第九十六世蒋捷起到一百世为止的一百三十来年中，陆续有后人葬于此。这里和云阳竹山一样，也是聚族而葬的墓地。显然，蒋捷这个始迁祖是赢得合族的尊敬和拥戴的。他的身后是不会寂寞的。

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他身后竟寂寞得生卒失传，似乎后人都忘了这个先祖。这对于后之词坛及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人们不禁要问：蒋捷人生的最后一站是在那里度过的？是怎样度过的？

有的谱牒或研究文章也提到他的生卒年份，或说享年六十岁（9）、六十五岁（10）、或说八十九岁（11）。诸家只举数字而没有论证，只能引发议论的混乱，于事无补。

笔者以为，蒋捷生卒失传之迷，应当从他自身心态和身后门庭来解析。

蒋捷愤于亡国，又无力回天，遂致隐居。滨湖一舟，或南泉，或沙塘。植干竹以寄志，借诗词而抒情。随遇而安，何计身后。怪不得前余有永思墓，沙塘又见蒋捷坟，南泉又留竹山魂。哪真哪假？也可不必究实。留作谈助。让这位隐者增添些神秘而飘逸的色彩，让众多旅客尝一份湖滨竹山的“美餐”。

再看他身后，“绳祖志，不仕元”终元朝一代当然门庭冷落，家业萧条，直到明初，才有家祠之建，欲光宗耀祖，家史有缺，徒唤奈何！

蒋捷何年考中进士？这也是一个悬念。诸家见解，约有以下几说：一、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二、德佑元年（1275），三、德佑二年（1276）。诸说纷纭，究系何年？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前几年曾于《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关于蒋捷的家世和事迹》一文，独持新论。他指出：“检《宜兴县志》卷七‘进士’项，蒋捷中‘德佑二年丙子龙泽榜’进士，又卷八隐逸传称他为‘宋德佑进士’，是为德佑说之本，然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五《宋朝登科记总目》，宋代进士科末科为度宗咸淳十年，省元李大同，状元王龙泽。则知‘龙泽榜’应在咸淳十年。德佑二年三月，临安已被元人占领，以此知《全宋词》咸淳十年说之正确。”杨教授列举史料分析，去伪存真，当是确论。蒋捷中进士之年，应是1274年。

综上所述，得知蒋捷祖籍宜兴，元初迁居武进，他在1274年中进士。如果那时是三十岁，在1296迁居武进时该是五十多岁。这二十来年的生活中的黄金时代是在隔湖的云阳竹山渡过的。在1302年荐他为官时，他已定居武进，大约是五十五岁了。

他的一生是在国家危亡民生多艰的日子里度过的。他有志报国、无力回天，不羡“摇金宝辔，织翠华裾”的生活。迳自过种菊陶潜、栽蔬杜甫的隐居生活。他不想给那个社会留下些什么。所幸的是他也有境遇相同、志趣相合的人共往来，或诗词、或题作，留下了生活的蛛丝马迹。我们若能耐心翻阅，广泛搜寻，细心寻觅，定能进入更深层次，取得更多收获。 词作生涯

蒋捷的词大多情调凄清。他没有正面地直接反映时代的巨变，而是采用“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女冠子》）的方式，于落寞愁苦中寄寓感伤故国的一片深情。如“飞莺纵有风吹转，奈旧家苑已成秋”（《高阳台》），“星月一天云万壑，览茫茫宇宙知何处”（《贺新郎》），“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梅花引》）等，都包含着山河易色、无处容身的悲哀。《虞美人·听雨》通过听雨一事，概括了作者少年、壮年和晚年三个时期的不同感受，身世家国之感极为痛切，其中“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二句尤其悲壮苍凉。但他的词又不尽是低沉暗淡的情调，时而振起一笔，开扩意境，呈现清丽色彩。如《贺新郎·秋晓》本写“万里江南吹箫恨”，却于月影微黄的院落中点缀上青花、红枣，再推向白雁横天、楚山隐约的远景，使词中所表现的忧伤苦闷之情不致于过分沉抑。《一剪梅》写“舟过吴江”，其中“风又飘飘，雨又萧萧”，“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句，也冲淡了伤逝怀归的悲凉气氛。所以周济称其“思力沈透处，可以起懦”（《宋四家词选》）。这当然与其词“炼字精深，调音谐”（《四库全书总目》）也是分不开的。对竹山词的评价，前人意见分歧很大。贬之者如冯煦，认为其“词旨鄙俚”“不可谓正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陈廷焯更认为在南宋词人中“竹山虽不论可也”（《白雨斋词话》）。那是用姜夔、张炎的词作为标准来衡量的，实属偏见。刘熙载的看法与此相反，他说：“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自然，然洗练缜密，语多创获，其志视梅溪较贞，其思视梦窗较清。刘文房（刘长卿）为五言长城，竹山其亦长短句之长城欤。”（《艺概·词曲概》）称竹山为长短句之长城，固属过誉，但他从词品与词法两方面充分肯定了竹山词，还是颇有见地的。

蒋捷的诗文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宋代·蒋捷《虞美人·听雨》

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宋词三百首 ， 宋词精选 ， 婉约 ， 写雨 ， 感叹 ， 岁月伤怀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渡 一作：度。桥 一作：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宋代·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

一剪梅·舟过吴江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渡 一作：度。桥 一作：娇）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宋词三百首 ， 婉约 ， 伤春思归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宋代·蒋捷《梅花引·荆溪阻雪》

梅花引·荆溪阻雪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

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孤独 ， 怀念友人查看更多蒋捷的诗文>>

史上王氏名人2007-11-22 11:15在发展中，王姓还创造了辉煌的家族文化，诞生了无数政治名人、文学名人、艺术名人、科技名人。如王莽、王建、王审知等都曾是一国之主；王允、王导、王安石都是名臣贤相；王翦、王离、王浚都是著名将师；王充、王粲、王羲之、王维、王守仁、王国维等都是享有盛誉的学者、思想家、艺术家；王昭君是女中豪杰；王赣骏则是当代第一位华裔太空人。据有 人统计，王姓不仅人口居全国第一，而且历史名人也居全国第一位。

在发展中，王姓还创造了辉煌的家族文化，诞生了无数政治名人、文学名人、艺术名人、科技名人。如王莽、王建、王审知等都曾是一国之主；王允、王导、王安石都是名臣贤相；王翦、王离、王浚都是著名将师；王充、王粲、王羲之、王维、王守仁、王国维等都是享有盛誉的学者、思想家、艺术家；王昭君是女中豪杰；王赣骏则是当代第一位华裔太空人。据有 人统计，王姓不仅人口居全国第一，而且历史名人也居全国第一位。

1、王昭君（公元前一世纪中叶）汉朝的和平使者，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之一。

2、王莽（前45——后23年）：新王朝的建立者，公元8——23年在位。

3、王充（公元27——约96年）东汉哲学家。

4、王符（约85——162年）：东汉思想家。

5、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东晋大书法家。其子王献之也是著名书法家。

6、王猛（公元325——375年）：十六国时期苻坚的丞相。

7、王勃（公元649——676年）：唐代诗人，唐初四杰之首。

9、王之涣（公元688——742年）：唐代诗人，《登鹳雀楼》久传不衰。

10、王维（公元701——761年）：唐代诗人，画家。

11、王仙芝（公元？——878年）：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

12、王小波（公元？——约995年）：北宋时农民起义军领袖。

13、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宋神宗宰相。

14、王重阳（公元1113——1170年）：金道士，道教全真道的创始人。

15、王实甫：元戏曲作家。

16、王阳明（公元1472——1528年）：名守仁，字伯安，明朝哲学家、教育家。

7、 王士祯（公元1634——1711年）：清初大诗人。

18、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明末清初思想家。

19、王尽美（公元1898——1925年）：中共创始人之一，一大代表。

20、王闿运（公元1833——1916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文学家。

21、王国维（公元1877——1927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

22、王若飞（公元1896——1946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三、当代名人 ：

1、王亚南（公元1901——196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2、王稼祥（公元1906——1974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3、王首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毛泽东时期大军区司令员。

4、王浩骅：中国姓名学创始人,中国姓名文化研究会会长

5、王树声（1905－－1974），共和国10大将之一。

6、王震（1908－－1993），1955年被授于共和国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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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甫：著名戏剧家，一生创作杂剧达14种之多。其最杰出的作品《西厢记》，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王昭君：西汉元帝时宫女，为人正直贤贞，因不愿贿赂画工毛延寿，入宫数年不见帝，竟宁元年请嫁出塞，与匈奴和亲。

王羲之：东晋书法家，山东琅邪临沂人，独创圆转流利的书法风格，被后人奉为"书圣"。

王 勃：绛州龙门人，著名文学家，为"处唐四杰"之一。其成就最高以一篇《腾王阁序》露绝世才华。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时期著名政治改革家、文学家，江西抚州人。他主张"变风俗，立法度"实行变法。其诗以雄健峭拔著称。

王 蒙：湖州人，元杰出画家，以画山水著称，创"水晕墨章"法。为"元四家"之一。

历史名人

王 导 王 旦 王 敦 王 铎 王 宠 王 弼 王 播 王 勃 王 充

***高级将领

王树声 王 平 王 震 王宏坤 王建安 王新亭 王必成 王近山 王尚荣

王宗槐 王秉章 王恩茂 王道邦 王紫峰 王辉球

国民党高级将领

王天培 王陵基 王铭章 王缵绪 王以哲 王东原 王甲本 王家烈 王敬久

王靖国 王耀武

王氏名流

王 栋 王 滨 王 彬 王 进 王 宽 王 明 王 良 王 力 王 苹

王独清 王钝根 王尔琢 王尘无 王春泉 王萃仁 王大觉 王东明 王成组

在王姓历史上，出了36位皇后，这样的累代帝后之族，在炎黄子孙中还找不出第二个。而王家的36位皇后，又集中在西汉至明12个王朝中。另外一些朝代，或者因缺乏史料无从稽考，或者由于民族习俗不立汉人为后，所以登上皇后之位的，只有她们36人。由于她们是皇帝的配偶，有母仪天下之责任，所以自古被抬到极高的位置，向来被认为是巾帼第一人。自然界中，日月同辉，阴阳相辅，彼此依存，不可缺少。人类社会中，皇帝与皇后又是男女之中最为尊贵者。

王姓36位皇后的第一人是西汉景帝皇后王氏。她是右扶风槐里(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南佐村)人，生母是原燕王臧荼孙女。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陵田氏。及长，嫁金王孙为妇，生女一人，后迫于母命，与金氏离婚。景帝为太子时，她与妹儿姁同入太子宫，得太子爱幸，生三女一男；儿姁生四男。及景帝继位，她被立为皇后，所生之子也被立为太子。景帝死，太子继位，即汉武帝，她被尊为皇太后。三女分别封平阳公主、南宫公主、隆虑公主。儿姁四男，分别封广川王、胶东王、清河王、常山王。武帝尊崇外家，封外祖母为平原君，追封外祖父王仲为共侯，舅父王信为盖侯，族中男女无不荣耀于时。太后也居母后之尊25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去世时，又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与景帝合葬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的阳陵中。

王家最后一位皇后为明熹宗生母孝和王太后。她是顺天府(今北京市)人，少女时被选为神宗太子(即光宗)才人，生熹宗。可惜红颜薄命，她在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去世，没有能等到被册封为皇后或皇太后的一天，她的太后名号，是熹宗即位后追封的，全称是孝和恭献温穆徽慈谐天鞠圣皇太后。熹宗把天下所有的优美词语都加到了亡母的头上，其哀思之情，借此得到寄托。王家另外的34位皇后是：

汉宣帝母悼王皇后，涿郡蠡吾平乡人。

汉宣帝王皇后，长陵人。宣帝时立为皇后，元帝时称皇太后，成帝称太皇太后，又称邛成太后。居后位49年，年七十余崩，与宣帝合葬杜陵，称东园。

汉元帝王皇后，讳政君，魏郡元城人，王莽姑母。生成帝，成帝时尊为皇太后，哀帝时称太皇太后。至平帝时，因帝年方9岁，她垂帘听政。王家于是大兴，其后，王莽终移汉祚。

汉平帝王皇后，王莽女。平帝时立为皇后，刘婴时尊为皇太后，时年15岁。及王莽代汉，她自投于火中而死，时年18岁。

吴主孙权大懿王皇后，琅玡人，生太子和，薨于孙权时。及太孙孙皓继位，追尊她为皇后。

吴主孙权敬怀王皇后，南阳人，生吴景帝孙休。

晋文帝明王皇后，讳元姬，东海剡人，魏中领军王肃女。生晋武帝及辽东王司马定国、齐王司马攸、城阳王司马兆、广汉王司马广德和京兆公主。武帝时尊为皇太后，卒年52岁。

晋怀帝王太后，讳嫒姬，籍贯不详。初入武帝宫，生怀帝，拜中才人，早卒。怀帝时追尊皇太后。

晋哀帝靖王皇后。讳穆之，太原晋阳人。哀帝时立为皇后，在位3年崩。

简文帝顺王皇后，讳简姬，太原晋阳人。简文帝为会稽王时，纳为后，生世子司马道生，早卒。及道生子继位为孝武帝，追尊为皇后。

晋孝武帝定王皇后，讳法慧，哀帝靖王皇后侄女。年21岁崩。

晋安帝僖王皇后，讳神爱，琅玡临沂人，王献之女。初为太子妃，后立为皇后，年29岁崩。

南朝宋孝武帝文穆王皇后，讳宪嫄，琅玡人，初为武陵王妃，武陵王入京继位后拜皇后，生废帝及豫章王刘子尚、山阴公主刘楚玉、临淮公主刘楚佩、皇女刘楚琇康乐公主刘修明。废帝时尊为皇太后，崩后与孝武合葬于景宁陵。

宋明帝恭王皇后，讳贞风，琅玡人。生晋陵长公主刘伯姒、建安长公主刘伯嫒。废帝时尊为皇太后。崩于齐初。

齐文帝安王皇后，讳明，琅玡人，初为文惠太子妃，至废帝郁林王时，尊为皇太后。齐末一度垂帘听政，崩于梁时。

齐废帝海陵王王皇后，讳韶明，琅玡人。废帝在位时立为皇后，及废为海陵王，亦降为海陵王妃。

齐和帝王皇后，讳蕣华，琅玡人。和帝时立为皇后，及齐亡于梁，降号为妃。

梁简文帝王皇后，讳灵宾，琅玡人。生哀太子萧大器、南郡王萧大连、长山公主萧妙。薨于简文帝称帝以前。及简文入继大统，追崇为皇后。

梁敬帝王皇后，琅玡人。敬帝时拜皇后，及梁亡于陈，降号江阴王妃。

后梁宣帝王皇后，琅玡人，宣帝建国初为皇后，明帝时尊为皇太后。

陈废帝王皇后，琅玡人。废帝时为皇后，废帝被废为临海王，亦降为王妃。生太子陈至泽。

北魏平文帝王皇后，广宁人，生昭成帝。

唐高宗废王皇后，并州祁人。高宗初为皇后，后因与武则天争宠。败，被废。及武则天当权，尤恨之，改其姓为蟒氏，囚于别室之中，断其手足，投之酒瓮，遂不堪折磨而死。

唐玄宗废王皇后，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王神念之后。玄宗初立为后，后因预符厌之事被废。代宗时追复皇后之号。

唐德宗昭德王皇后，籍贯未详。生顺宗。

唐顺宗庄宪王皇后，琅玡人，生宪宗及福王李绾、汉阳、安、云遂安三公主。宪宗时尊为太上皇后、皇太后。

唐穆宗恭僖王皇后，越人，生敬宗。敬宗时尊为皇太后，文宗时称宝历太后，又称义安太后。崩，葬光陵东园。

唐武宗王贤妃，邯郸人，容貌颇似武宗。武宗初为颖王，后得嗣位，多赖贤妃之力。及南面登极，将立贤妃为后，因宰相李德裕进谗而止。及帝崩，自刭以殉。

唐懿宗惠安王皇后，籍贯未详，生僖宗，早卒。僖宗即位，追尊为皇太后。

唐懿宗恭宪王皇后，籍贯未详，生昭宗，早卒。及昭宗立，追尊皇太后。

宋太祖孝明王皇后，邠州新平人，宋初立为皇后。生子女三人，皆夭。年22岁崩。

宋徽宗显恭王皇后，开封人，生钦宗及崇国公主，年25岁崩。

明宪宗孝贞王皇后，上元人。宪宗时立为皇后，孝宗尊为皇太后，武宗时又进太皇太后，上尊号为慈圣康寿。

明神宗孝端王皇后，余姚人，万历六年(1578年)立为皇后，正位中宫42年。

明光宗孝靖王太后，籍贯未详。生光宗，早卒。光宗即位，追尊为皇太后。

综上述可知，王家36位皇后是12个王朝32位皇帝的配偶，又是16位皇帝及4位太子、6位王爷、15位公主的生母。在其所配皇帝之中，有吴主孙权、唐玄宗李隆基、宋太祖赵匡胤等盖世名主；在所生皇帝之中，有汉武帝刘彻、晋武帝司马炎、北魏昭成帝什翼健等英明帝王。通过这种血缘上的关系，使王姓与历代帝王之间联系起来。王姓人的鲜血，同样在这些帝王身上流淌。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