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很聪明。

1诸葛亮勤于思考，注重革新军械、装具。研制了一发十矢连弩和适应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等作战工具。并改进钢刀，增强了蜀军战斗力。好兵法，推演阵法作“八阵图”，为后世传扬。

2在治军方面，诸葛亮重视部队的节制和训练，主张以法治军，讲究为将之道。

3作战时，诸葛亮用兵力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每战力求速决；重视后勤，常年派官兵千余整修都江堰，确保军粮生产；每次退却时都十分慎重，采取在山地设伏等手段，以掌握主动，保证安全。

4战略上，诸葛亮未出世便知天下三分，他在《隆中对》对当时形式的分析可谓高瞻远瞩；而且善观大势，始终坚持联吴抗曹，致蜀汉得与魏、吴鼎立。

诸葛亮的缺点

1用人上的失误。首先是让关羽镇守荆州，关羽性格高傲，刚而自矜，有勇无谋。关羽失荆州，使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两路出兵北伐的设想变空，并使蜀国在今后的战争中始终处于背动地位。其次是用马谡守街亭，马谡自幼熟读兵法，好论军计，甚为诸葛亮所器重。但刘备觉得马谡言过其实，临终时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却不以为然，还经常同他谈论兵法，有时通宵达旦。丧失街亭，使诸葛亮的主力侧翼受威胁，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被迫撤军。

匡［kuang］

姓氏源流

匡姓起源有五：

①、据《风俗通义》、《通志·氏族略》载，春秋时句须为鲁国匡邑(故城在今河南长垣西南司家坡，亦即卫匡邑，一说鲁匡邑不同于卫匡邑，故城不详)之宰，其子孙以邑为氏。

②、据《尚友录》载，古有匡国，春秋周定王时有匡裕兄弟七人，俱有道术，盖古匡侯之后，疑匡国即鲁匡邑。

③、春秋时卫有匡邑，或有以邑为氏者。

④、据《姓源》载，春秋时楚大夫食采于匡(故城在今河南睢县西三十里旧匡城。一说在今河南扶沟)，其后以邑为氏。

⑤、出自他族。今满、蒙古等民族均有匡姓。

始祖：匡句须。

迁徙分布

先秦时期，以匡为地名者共有两处，此两处究竟与我国的匡姓家族有没有关系，由于缺乏文献，不得而知。但匡姓发祥于山东，后世又称盛于山东却是不争之史实。匡姓由鲁人句须而始，战国时齐有将领名匡章，表明已有匡姓移居山东北部，加之其它源流的匡姓加入，先秦之际匡姓已分布于今山东、河南等省地。西汉元帝时，匡姓历史上最知名的人士诞生了，他就是少时凿壁偷光后来位居宰相的匡衡，他是东海承人，即现在的山东枣庄人，说明鲁西南还是匡姓人的分布地带，鲁西南地近安徽、江苏两省，其播迁于上述之地区应该比较早。据《郡望百家姓》、《姓氏考略》所载，匡姓郡望为晋阳，表明匡姓之大宗曾长期繁衍滋长于今山西太原一带，是故后世匡姓有以晋阳为其郡望堂号的。汉魏三国及其以后，匡姓逐渐播迁河北、陕西等黄河中下游诸省。匡姓南迁甚早，南北朝时已有匡姓落籍于今江西省境。唐末五代十国至宋元间，匡姓由于避难、仕宦、谋生、逃荒等原因渐散布于今湖北、湖南、浙江、四川、广东、福建、广西等南方诸省。明初，山西匡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南、河北、北京、天津、陕西、甘肃等地。明中叶以后，渐有河北、山东等地之匡姓迁居于关外辽东之地。明末张献忠屠川后，造成川地人口锐减，此后不久的湖广填四川，有两湖之匡姓入填今四川、重庆。清康乾年间及其以后，山东等地之贫民有伴随闯关东之风潮播迁于东北三省的，作为很早即扎根于山东大地的匡姓当然也不能例外。历民国而今，匡姓在全国分布愈广。如今，匡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山东等地为多。目前匡姓人口列全国第二百七十九位。

郡望堂号

①、郡望

晋阳郡　古唐国地。春秋时为晋国都城，后为赵国晋阳邑。汉设县，治晋阳(故城在今山西太原)。

②、堂号

凿壁堂、乐安堂　汉匡衡，幼家贫好学，因无钱买油用灯，乃凿壁偷邻居家的灯光读书，终于成了大学问家，累官太子少傅。元帝时为丞相，封乐安侯。

其它堂号：晋阳堂。

自立堂号：结庐堂等。

宗族字派

字辈：

四川某支匡氏字辈：明定逢清，世颂麟振，敬修先泽，惟是俊英，道隆作述，德裕志行，声名远大，千载显荣。

重庆合川匡氏字辈：德成古本家，治国有良才，文明延世泽，林凤应田怀。

湖南益阳匡氏旧字辈：禄福惟时雍，松国正昌隆，贤良诏上封，英才常蔚起，明哲耀先宗。新字辈：修齐至治平，科技雅章精，丕显宏民泽，累迁增祖荣。

湖南双峰匡氏原字辈：学通朝法，武应梦明，景贤才元，安继再发，文尧太祖，良臣佐国。重修字辈：定逢清世，颂肇麟振，敬修先泽，惟是俊英，道隆作述，德裕志行，声名远大，万载显荣。四修字辈：时际昌盛，礼乐淑陶，诗书诵读，业广功高，谋求廷□，益赞皋赓，泰运长庆，海宇升平。

历史名人

匡　章，战国齐将领。又叫章子、匡子。齐威王时曾率军击退秦国进攻。前314年，燕国内乱，齐宣王乘机派他率“五都之兵”(常备军)和北地之众攻燕，攻入燕都蓟城(北京)，杀子之(燕王哙让位于子之)和燕王哙。齐军因行为残暴被迫撤走。前312年秦军侵齐，打到濮水(经山东郓城至茌平东入济水)，齐将声子被俘，他败走。湣王即位，孟尝君为相，联合韩、魏攻楚。他率军在垂沙大败楚军，杀楚将唐沫。

匡　衡　(-约前32)，西汉臣、经学家。字稚圭，东海承县(今山东峄城)人。出身农家，少年好学，世传其凿壁偷光故事。精明博识，为众学者佩服。但因宣帝不喜儒术，仅官至太常掌故，补平原文学。元帝后，遂为博士、给事中，迁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又迁光禄勋、御史大夫。前36年，代韦玄为丞相，封乐安侯。认为民风败坏是因朝廷、官吏腐败，主张整治吏制，举贤良，罢奸佞，崇尚仁义礼让。后因兼并土地及奏劾中书令石显事被免为庶人，卒于家。

匡　咸，西汉臣。东海承(今山东峄城)人。匡衡之子。因家学渊源，深明经术，历位九卿。平帝元始三年为左冯翊。其家代有为博士之人。

匡　源　(1815-1881)，清臣、学者。字木如，号鹤泉，胶州郭家庄人。清道光进士，继任翰林院编修，曾先后任江西、山西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1854年出任兵部右侍郎。1855年任吏部左侍郎，代理礼部尚书。1858年任军机大臣上行走，赐紫禁城骑马。1862年任随称赞襄政务大臣，咸丰帝病危，为顾命八大臣之一。同年，同治帝即位，两宫垂帘听政，慈棺罢匡源官，匡迁居济南。其后应聘为泺源书院山长，兼尚志书院山长，历时十七年。其著作有《珠云仙馆诗人钞》、《名山卧游录》、《奏议存稿》等。

其他匡姓名人有春秋时隐士匡裕；汉大臣匡昌；南朝宋齐间孝子匡昕；元将领匡才，名士匡国策；明大臣匡文贞、匡翼之，将领匡福，医学家匡愚，学者匡如桐；清大臣匡开益等。近当代匡姓名人有 将领匡裕民、匡斌，政治家匡吉，数学家匡继昌，力学专家匡震邦，物理光家匡定波、匡光力，通信专家匡镜明，电子专家匡龙海，海洋学家匡国瑞，地球化学专家匡耀求，生物学家匡达人，动物学家匡溥人，植物学家匡廷云，建筑设计专家匡涌、匡振鶠，中药学家匡海学，医学家匡培根、匡调元、匡琴芳，心理学家匡培梓，教育家匡互生、匡亚明，哲学家匡萃坚，历史学家匡珊吉，社会学家匡长福，编辑家匡继先，作家匡文立，美术家匡剑，书画家匡亚夫，作曲家匡天齐，摄影师匡树山，戏剧演员匡冰颖，篮球运动员匡鲁彬等。

匡姓宗祠通用联

源自匡邑；

望出晋阳。

指匡姓源流和郡望。

结庐得术；

凿壁偷光。

上联：周朝匡裕，字子孝，传生具神灵，成年学道，得神仙术，隐居南障山，结庐而居。定王派人征召，却只见草庐。当地人便叫此山为“匡山”，又叫“庐山”。下联：西汉东海人匡衡，字稚圭，少贫而好学，曾凿壁借邻居家灯光读书，成年后善说《诗》，人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元帝时官太子少傅、丞相，封乐安侯。

号呼苏母；

诗说解颐；

上联：南齐匡昕，有至性，母亡经日，昕号叫，母即苏，时称孝感。下联：匡衡。

结庐体国；

凿壁偷光。

上联：周代匡侯后裔匡裕等兄弟七人，于庐山结庐而居。下联：匡衡。

疏傅宸极；

读借邻光。

全联指匡衡。

倒履传佳话；

结庐见壮心。

上联：匡衡一次与人讲《诗》时，相互驳难，对方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慌忙地倒穿着鞋溜走了。下联：匡裕兄弟。

河东元帅传名远；

齐国将军建树多。

上联：元代名将匡才，以军功卓著，晋沂邳河东元帅。后战死。下联：战国时齐国名将匡章，又称匡子、章子。屡立战功，卓有建树。

精通医术名中外；

善于说诗解人颐。

上联：明代名医匡愚，字希贤，精于医术，曾随三保太监郑和三次三使外国，以名医家闻于当时。下联：匡衡。

军功炳炳武德将；

政绩赫赫安乐侯。

上联：明匡福(1333-1399)，原籍江苏赣榆。元末官河南行省参政，辞职隐居。张士诚聘以元帅不就，投奔朱元璋。洪武元年以战功授山东沂州守御所百户，四年升莱州卫副千户，十四年授武略将军，率军在山东沿海抗击倭寇，多次大败倭寇，屡建奇功，使“东莱之人不复知有寇”。后以老病请致仕，升为胶州守御所正千户，由其长子匡德袭其职，移镇胶州，匡福被胶州匡姓后人尊为始祖。下联：匡衡。

兰州固美、孟渎尤佳，百世迁居名胜地；

凿壁引光、借书佣力，一朝封拜乐昌侯。

匡姓宗祠“安乐堂”堂联。

祠址已三迁，水秀山明人杰地灵名永著；

乐安传一脉，瓜绵椒衍祖功宗德泽长流。

匡姓宗祠“安乐堂”堂联。

唐氏宗祠，位于江西抚州市南丰县紫霄镇藕塘村，坐东向西，占地面积近千平方，建筑面积610多平方米，三进一院，两边有厢房；房屋宽181米，进深34米，分上下三进。正厅高68米，寝厅高63米。

青砖灰瓦，宏大精湛，粗中有细，原汁原味，滴水屋檐均用长石块压制，耐用性强。当年，砌墙时不用泥土，均使用小木块垫砌。目前，祠内左边墙嵌三块古碑记仅存其一，碑记介绍了祠堂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及建设之始末，至今400多年的历史。明代建筑指1368—1644年间建造的，以规模宏大、气象雄伟、古朴雄浑、风格严谨而著称。

仪门石牌坊正面题“派衍源流”四字。“派”，表示支系。“衍”指水流入海，引申为富足，乃衍生，这里指藕塘唐氏先祖，即江西第二世世衍公。“源流”乃本源和支流，指事物起源和发展。四字意思是：藕塘唐氏族人乃世衍公后代，以此修建宗祠缅怀先祖，使后人世代在此繁衍发展，生生不息。

庭院两边原来为摆放旗杆石与碑刻的地方，当年两边放满了举人与状元石。至今右门口还摆放有碑文石底座一块，据说上面原有的碑文乃皇帝亲御。

上悬“唐氏宗祠”四字为黄辉宇书。黄辉宇为江西樟树人，1926年生，江西师院毕业，清江中学退休教师，曾为世界艺术家协会会员、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理事、中国书画名家名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等。他在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有人把他与启功提名并论。2018戊戌年夏，他为藕塘题字时，已经是93岁的高龄。我们找他题字完全遵循了老人的意愿，题写此匾的人应具备高寿、品德高尚两个基本条件。

宗祠三门原来只开左右两门，中间大门一般不打开，只有村里有人中了状元，或重要***才可以打开。在这里，三门起到文庙棂星门之作用，据说棂星是天上主管文教的神灵，通过此门可以得到神灵的保佑，读书人可以考个好成绩，生意人财源广进，从政人仕途顺利，其他人永保平安。

宗祠里的戏台原搭建在第二进，倒塌后改在第一进，主要是因为村里自清代末期以来，村民做事不大顺利，人才外流。族人为了保留村中的文脉，不让村里的人才与财富外流，故在宗祠第一进搭建戏台，确保文宗延续。

20世纪80年代之前，村里的戏班以唱京戏为主，故事情节是历史名段，真人真功夫的表演赢得了方圆百里村民喜欢。据说每到冬季，村里戏班自然忙开了，曾经有些地方因相互争抢村里戏班前去助演而发生械斗。因为藕塘村有如此庞大的戏班，才引发了很多的爱情故事，成全了许多有情人。

厅堂上方当年有匾额“大宗来燕”一块，为明末崇祯年间（1643年）南丰知县刘日珽落款，早年遗失，现藏于洛阳匾额博物馆。此匾应与唐妃有间接的关系，但在坊间多误传为明崇祯皇帝的妃子，其实是明景帝代宗朱祁钰的妃子。为什么会有误传？大概是对“大宗来燕”这块匾的误读，误读原因之一，不明白“大宗来燕”的意思，认为“燕”字极具女性色彩，就把它和唐妃扯上关系；之二，匾上款：文林郎知南丰县事刘日珽为藕溪唐氏宗祠立。下款：崇祯十六年（1643年）岁次癸未季春谷旦。同治《南丰县志•秩官》（卷十九）记载刘日珽是江浦（今属南京）人，举人，崇祯年间任南丰县令，因而认为这块匾是刘日珽送给唐妃父母的，当然就把唐妃的时间定位在崇祯年间。而其实“大宗来燕”这块匾产生在唐妃180年之后。总之，唐妃与该匾存在着间接关系，而不是直接关系。

一位民间女子，怎么能成为皇上的妃子？

这和明代皇帝选妃的观念有关。《明史·后妃传》载：“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廷时，于洪武元年修纂《女训》亦以此作为管理后妃的“家法”，其目的在于吸取历朝后宫乱政的教训，而选择良家女子为妃（官宦人家女子往往联合家族乱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南丰藕塘唐氏一民间女子才成为皇妃。

藕塘唐氏女子是如何成为妃子的？

明景帝代宗（1428—1457年）即朱祁钰，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生于宣德三年（1428年），卒于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朱祁镇，朱祁钰的兄长）即位后，封朱祁钰为郕王。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八月，土木堡之败，英宗被瓦剌掳去，朱祁钰受太后之命监国，九月即皇位。代宗大肆选妃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即景泰五年（1454年）。藕塘唐妃就是这一年被选送进宫。唐妃之父名唐兴，字宗柯，号守经公，唐鲤之孙，为藕塘唐氏三世祖。生下女儿后，唐兴就外出谋生，最后进入朝廷锦衣卫。也就是说，其女被选时，唐兴并不在家。当时县衙派人到藕塘选美女，她被选中入宫成为代宗的妃子。

唐氏入宫后，极受代宗宠爱。《胜朝彤史拾遗记》（六卷，清毛奇龄著）云：“（唐妃）尝乘马随帝游西苑，马惊妃堕。帝乃命中官刘茂，选御厩之最良者，时空习以待。”意思是说：唐妃曾经骑马和皇上游西苑，马受惊吓，唐妃坠落马下。皇上命令中官刘茂，选择皇家马厩中最好的马，时时驯服、训练以等待唐妃再次到来。《明英宗实录》中说：“景泰七年八月（1456年）戊戌朔，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命武清侯石亨为正史、礼部尚书胡濙为副使，持节册封妃唐氏为皇贵妃。”之前皇妃只有贵妃这一封号，皇贵妃封号是从唐妃开始的，是个创举，表明由于代宗的宠爱，唐妃地位高于其他贵妃。可见唐氏于景泰五年入宫后，被代宗宠幸极深，并且恩泽其父唐兴。

那么，唐妃的结局如何呢？

代宗在杭皇后去世后，更肆无忌惮地猎艳，把目光由宫女转向了妓女。此时以李惜儿为代表的一批妓女被召进宫中，代宗喜新厌旧，又开始宠幸李惜儿，唐妃失宠。景泰八年（1457年），“夺门之变”后的代宗病逐渐沉重，终不治身亡。《 国榷 》和《胜朝彤史拾遗记》记载相同：“天顺元年二月革封号。郕王（景帝）死，群臣议殉葬。及妃（唐氏），妃无言，遂殉之，葬金山。”《明史纪事本末（代宗篇）》：“郕王薨（hōng），祭葬礼悉如亲王，谥曰戾（lì）。妃嫔唐氏等赐帛自尽，以殉葬。”因此唐氏极可能是明朝最后一位 殉葬 的妃子。

右侧横额为“昭堂”两字。日明为昭，白玉为堂，唐氏族人乃顶天立地的汉子。左侧横额为“穆堂”两字。穆堂是清人李绂（fú）所创立的学派。李绂（1673—1750年），字巨来，号穆堂，清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学派因其号而名。他认为“心学肇自唐虞尧舜授受，止曰人心道心，莫及所谓性” 。

正中悬挂“劲节膺荣”四字大匾，右文：经筵讲官议政大臣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加五德宝（德宝这里指人名“德保”）；左文：江右琴城节妇唐母赵氏孺人立，皇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岁在癸卯壬孟冬吉旦。至今237年。匾额内容赞誉其以坚贞的节操为自己和家族获得荣耀。整个匾额长283厘米，宽84厘米，材质为杉木。牌匾能保存下来，得益于匾额主人及后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间，村里很多匾额被毁坏，主人知道到该轮到他家的时候，晚上他把牌匾卸下来，在上面系上绳索，然后吊起几块铁板，把牌匾放在池塘里，等过了风头才将它取出。

新挂匾额内容以唐氏家谱为蓝本，邀请了全国100多位知名的书法家题写，旨在恢复原来悬挂祠堂中的九十九块匾额。2018年，由村民捐资5万元在苏州制作了第一批88幅99块联匾。

厅堂梁柱长联：“先世祐生宁宽宠行宏宾衍繁汉湘滨滚汴湖淮，藕塘鲤公创村生秉领纪纲经纶报本报堂幸福”。上联指缅怀卓有成就的先世祐公（曾任潭州刺史，今长沙一带），“宁、宽、宠、行、宏、宾、衍”乃祐公七子，世衍又生汉、湘、滨、滚、汴、湖、淮七子（整个上联最后一字为先祖雅号，紧接着的儿子均为最后一公所生）；下联缅怀藕塘创村鲤公与儿子秉礼公所生纪、纲、经（唐兴）、纶四子，告诉后人知恩图报，幸福安康乃为人之本。

常见的表现有：精神萎靡，自诉头痛头昏，失眠心烦。谈话时往往前言不搭后语，有头无尾，支离破碎，或欲言不止，或百问不答，或喜欢使用自己创造的新词、新字、使人费解。活泼好动的青少年，逐渐变得孤僻离群、生活懒散，对外部事物不感兴趣，注意力涣散，不专心听课、学习成绩下降，或是常发呆发愣，或蒙头睡觉，衣衫不整，污秽不堪，或对镜发笑，自言自语。整日叫喊不停，独自对空说话，甚至语不成句，情绪与言语内容常不相协调，如说有人要伤害他，但面部表现却很高兴；或为了一点点小事而勃然大怒。情绪高昂、喜悦、话多、活动多、好管闲事、手舞足蹈，兴奋异常。情绪低沉，悲观厌世，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往往自我贬低、自我谴责、自卑、多疑、忧伤、焦虑、话少、反应迟钝。想入非非，遐想终日。妄想内容多离奇古怪、荒诞无稽，如无中生有地认为饭菜内有人放了毒药，或认为别人咳嗽、吐痰、搔头等都是要对他采取行动的某种“特别信号”;有的认为自己被别人爱上了，常与对方纠缠不休；有的感到自己的思想、行为、身体受到电波、仪器的控制等表现，如果发现这些症状请尽快就医。

《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流变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　写的传奇文�短篇小说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

，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　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　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　。宋杂剧有《莺莺六幺　�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南戏有《西厢记》一目�佚　�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畤　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

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这位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在他重新改写《西厢》故事的时候，没有为了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所以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不单看到好人一边、坏人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诸宫调的语言技巧是精湛的。性格化的语言把所有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顾盼多姿。本来这类才子佳人的题材，很容易写成陈词滥套，它没有那些动人心弦的激烈场面，没有争奇斗胜的巧妙情节，它主要是写人物的细腻感情，作者如果没有精湛的语言技巧，那就会使听众昏昏欲睡。可是，你认真读来，就像美酒醇醪那样深厚有味，如写张生思念莺莺：“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不应，奈何天。”只一个“天”字就有三层转折，形象地写出相思的九曲回肠。再如：“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先说一整天，再说天中之时，继说时中之夜。在自然的语言中寄寓着作者的辛苦匠心。还有些语言新奇巧丽，诗意盎然。如“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景色如画。又如：“过雨樱桃血满枝，弄色的奇花红间紫，垂柳已成丝。对许多好景，触目是断肠诗。”艳丽脱俗。董《西厢》又是一首充满警句美词的长篇抒情诗，写景绘情，两穷其妙。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这又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艺术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脱离了自己的传统，就会像瓶花一样，取艳一时，很快就会抱香而死的。

鼎[鼎、鼑，读音作dǐng(ㄉㄧㄥ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鼎湖，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传说，黄帝采首山之铜，在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荆山铸鼎。这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

又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阳，荆山脚下的焦岱湖就被人们称作“鼎湖”。这在典籍《说文》中记载：“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汉朝时期的汉武帝抱病后，就居于鼎湖宫。

中国历代古籍中所指的荆山，皆是指关中地区的荆山。例如据史籍《汉书•地理志》等众多古代地理志记载，荆山当在岐山和黄河之间，也就是今天的渭北荆山原。“荆山之阳”在荆山原南，就是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

因此，夏禹当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铸鼎”，绝非在今湖北省武当山东南的荆山，也非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的荆山，亦非今安徽省怀远县的荆山，更非今广东省肇庆市的鼎湖山，因为夏禹、黄帝的势力范围从来就未到过岭南地区。

荆山原上，葬有汉高祖刘邦的父亲(汉太上陵)、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唐献陵)、唐武宗李炎(唐端陵)和唐敬宗李湛(唐庄陵)。

古代，居于荆山、鼎湖地区的住民，有以帝王铸鼎之史为姓氏者，称鼎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夏、商、周延传的国鼎，属于以国家象征为氏。

在典籍《说文》中记载：“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但是，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却记载：是“黄帝铸鼎于荆山。”

不过，在史籍《左传·宣三年》中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

比较起来，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本书还是崇尚比《史记》更加古老和原始的记载，即鼎为夏禹始铸。不过，不论是谁先铸造的大鼎，以鼎为国家之表，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

实际上，代表国家象征的鼎一共有十二座，而不是人们流传的“九鼎”。这在典籍《周礼·天官·膳夫》中即有记载：“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鼎有十二，牢鼎九，陪鼎三。”也就是说，当君王即位登基之时，一共要抬出十二座鼎，其中代表荆、梁、雍、豫、徐、青、扬、兖、冀九州大地的鼎为九座，称为“牢鼎”，义示“九州大地江山牢固”，而代表君、臣、民的鼎有三座，称为“陪鼎”，义示“君为臣之陪，臣为民之陪，民为国之陪”。

由于“鼎”代表了国祚、代表了社稷，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在两周时期，辅佐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主政大臣，亦称作鼎鼐(国相)、鼎台(宰辅)、鼎臣(宰相)等。

在鼎鼐、鼎台、鼎臣等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位称号位姓氏者，省文简称鼎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城郭鼎门，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在春秋战国至秦朝时期，人们称城郭的东门为鼎门，因为当年大禹铸九鼎之后，鼎是从城池的东门运入城中的。例如，在史籍《后汉·郡国志》中就记载：“雒阳东城曰鼎门。”

在古代居于城郭东门区域的住民中，有以城门别称位姓氏者，称鼎门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门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大力士夏育，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鼎官，是周王朝时期的官名。在史籍《前汉·东方朔传》中记载：“夏育为鼎官。殿前举鼎者也。”

在夏、商、周乃至战国时期，历代皆有护鼎之官，称作“鼎铉舒”，俗称“鼎官”。

夏育，是春秋时期的卫国勇士，也是大力士，他在周王朝殿堂前将千斤重的鼎举了起来，还能将强健的大公牛的尾巴活活拽下来，国君为之惊叹，封其为鼎官。在史籍《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重记载：“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在典籍《裴駰集解》中引《汉书音义》注释：“或云夏育，卫人，力举千钧。”晋朝道祖葛洪在《抱朴子·辨问》中解释：“夏育、杜回，筋力之圣也。”后世人将“夏育”、“杜回”、“鼎官”等作为大勇士的代称。

在夏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鼎官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官氏等。

第五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战国晚期秦武王属下大将孟说，属于以历史事件为氏。

秦悼武烈王嬴荡身高体壮，勇力超人。他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凡是勇力过人者，他都提拔为将军，置于身边。当时的乌获和任鄙皆以勇猛力大闻名，秦武王就破例提拔为将，并给予高秩厚禄。

有齐国人孟贲，力大无穷，勇冠海岱：陆行不怕虎狼，水行不避蛟龙，一人同时可制服两头野牛。孟贲听说秦武王重用天下勇士，便赶赴咸阳面见秦武王。秦武王考验之下，孟贲比乌获、任鄙还厉害，因此当即被任命为大将，与乌获、任鄙享受一样的待遇。

周郝王姬延九年(秦悼武烈王四年，公元前307年)，雄心勃勃的秦武王嬴荡率领孟贲、乌获、任鄙等随从到东周都城洛阳观看九鼎，这九鼎代表九州，上镏刻有各州的山川、人物、土地贡赋之数。

秦武王逐个审视，在看到雍州鼎时，对众臣说：“这鼎有人举过吗？”

鼎官回答说：“自从有鼎以来，没有听说也没有人见过举起这只鼎，这鼎重达千钧，谁能举得起呀！”

秦武王问任鄙、孟贲二将：“你们两个人，能举起这鼎吗？”

任鄙知道秦武王恃力好胜，婉言辞谢：“臣只能举百钧之物。这鼎重千钧，臣不能胜任。”

而孟贲则伸出两臂走到鼎前，说：“让臣试举，若举不起来，不要怪罪。”说罢，紧束腰带，挽起双袖，手抓两个鼎耳，大喝一声“起！”只见那雍州鼎被孟贲抬离地面半尺高，就重重地落下。孟贲感到一阵晕眩，站立不住，幸被左右拉住，没有倒庄地上。

秦武王看了发笑：“你都能把鼎举离地面，难道寡人还不如你吗？”

任鄙劝道：“大王万乘之躯，不要轻易试力”。

秦武王固执不听，卸下锦袍王带，束紧腰带，大踏步上前。任鄙拉着秦武王苦苦劝阻，武王生气地说：“你不能举，还不愿意寡人举吗？”任鄙不敢再劝。

秦武王伸手抓住鼎耳，心想：“孟贲只能举起地面，我举起后应移动几步，才能显出高低”。于是，深吸一口气，使出乎生力气，喝声：“起！”雍州鼎也被举起半尺，秦武王接着移动左脚，不料右脚独力难支，身子一歪，鼎落地面，正砸到右脚上。秦武王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众人慌忙上前把鼎搬开，只见秦武王右脚足骨被压碎，鲜血流了一滩。等到太医们赶来时，秦武王已昏迷不省人事了，但仍然在自言自语；“心愿已了，虽死无恨。”入夜，秦武王气绝而薨。周赧王闻报大惊，亲往哭吊。

右丞相樗里疾护秦武王之棺回咸阳，立秦武王的异母弟赢稷为王，是为秦昭襄王。安葬完毕之后，樗里疾追究责任，将孟贲五马分尸；奖励任鄙劝谏之能，升为汉中太守；同时谏议秦昭襄王，追究左丞相甘茂耸恿秦武王入周观鼎之罪。

这件事在战国历史上称为“举鼎绝膑”。

孟贲死得冤枉之极，因此在孟贲的后裔子孙和族人中，有以“举鼎绝膑”这一历史事件为姓氏者，称鼎绝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汉朝中期的重臣匡衡，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匡衡，字鼎，后字稚圭，东海承县人，就是今天山东省的枣庄市峄城区，一说是东海兰陵人，即今山东省的苍山县鲁城乡，是著名的西汉经学家。

匡衡自幼勤奋好学，但由于家贫，晚上连油灯也点不起，他见邻居家灯火通明，就在自己家墙上凿了一个小孔，让灯光透过来借以刻苦读书。历史上流传千古的“凿壁偷光”故事即由此而来。同乡里有一大户，家中豪富，藏书很多，匡衡便自愿为其做佣工，不要报酬。富户感到奇怪，问他缘故，匡衡表示愿读尽其藏书。富户听后颇为感叹，遂取出藏书供匡衡攻读。

顽强的学习毅力使匡衡获得了渊博的学识，后来他跟著名学者后苍学经，对《诗经》有深刻研究，特别对经学有精辟的见解，当时流传着“匡衡说诗，解人颐”。匡衡善于讲《诗》。一次他与别人讲《诗》时，相互驳难，别人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慌忙地穿着鞋溜走了。

由于才智过人，博古通今，经学绝伦，被大汉朝廷看中，后来匡衡功成名就，位列三公，在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成为一代宰相。匡衡开始只做了个小官，地位不高，加之汉宣帝刘询不大喜欢儒生，便被派到地方上任职。为此，当时长安城内很多学者给汉宣帝刘询上书，请求将其留在京城，但未被汉宣帝没被采纳。

汉元帝刘奭即位后，匡衡因知识渊博而被调回京都。汉元帝经常让其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他也曾上书给汉元帝，指出：百姓生活十分贫困，而许多官吏却贪赃枉法，大肆搜括民财，一味追求享受；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廉耻，大搞裙带关系，阿谀奉承等。匡衡建议朝廷压缩开支，考订国家制度，整顿朝纲。这个建议得到汉元帝的重视和采纳，却收效甚微。

匡衡后来历官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丞相。最后被晋封为乐安侯。但是在匡衡当了丞相后，却对专权宦官不敢揭露斗争。直到汉元帝逝世后宦官失宠，他才大着胆子上书弹劫宦官，因此受到朝廷众大臣指责和非议。匡衡因而在羞愧中辞去承相之职。

后来，匡衡明知百姓疾苦，却自己大量强行占有土地达两万三千顷。因此，汉成帝刘骜认为匡衡“言实不符，以权谋私，背法而不合春秋之义”，遂将其罢官贬为庶民，他于归家后不几年就病逝了。不过，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却在千百年来激励着历代莘莘学子们。

在史籍《西京杂记》中记载：“鼎，匡衡小名也。”在史籍《前汉·匡衡传注》中也记载：“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状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

在匡衡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小名“鼎”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封建制度，出自隋朝时期创建的科举制，属于以官职称号为氏。

隋朝时期，与隋文帝开凿大运河同时实行的另一项促进民族大融合的措施就是科举制。

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杨坚，隋文帝为了国祚兴盛，民族团结，规定不分出身和民族，皆按考试成绩选拔国家官员。后来的隋炀帝杨广将科举制度推广和普及，希望通过这一制度解释江南 的不满情绪，给中下层读书人提供入仕之途。考生不分出身，地位一律平等。考试是在小屋中进行的，考生往往一连考上几天，中途不许离开这些屋子。

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公元二十世纪初期，是古代读书人成为国家官员的一道龙门。中榜者的名字被高高张贴，有很多人去观看。从隋王朝起采用的这套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官员提供了依据。从此以后，所有的历代朝廷官员包括地方长官都必须是科举合格者。由于一旦考中便可以衣锦还乡，享受荣华，所以有不少人考到白发苍苍。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论民族、出身，而是凭能力选拔官员，形成封建社会所能采用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为封建王朝吸收大量中下层社会的优秀人士进入统治集团提供了条件。

在科举过程中，隋炀帝杨广将一甲殿试中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作“鼎甲”，盖因鼎有三足，而在一甲中皇帝只取前三名，故而称一甲为“鼎甲”，后世称“三鼎甲”。

科举制成了隋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措施和用人的支柱，在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基础上的人事体系逐渐完善，状元、榜眼、探花经基层历练后，大多成为帝王宫婿(驸马)、王公府婿(郡马)、朝廷重臣等。

在“三鼎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荣耀历史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八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宋、元朝时期的鼎州，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鼎州，亦称鼎城，古称嵩州，

秦昭襄王嬴则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建筑城池，称张若城，隶属于黔中郡。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内置临沅县。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区内。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张若城改称武陵城。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为朗州，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为鼎州。

鼎州既是古代南北的交通枢纽，又是上溯黔东，下达苏皖的运输要道，素有“荆楚唇齿”、“滇黔咽喉”之称，又是江南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

元朝时期，蒙古大军攻克鼎州，在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常德府安抚司，后在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常德路总管府。其时有原南宋鼎州住民以故居地名称“鼎州”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九个渊源：源于 ，出自元朝时期散曲家玉元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元朝时期，有著名的元散曲家阿鲁丁，他后来后改汉名为玉元鼎。

玉元鼎是元朝至治、天历年间人（公元1321～1330年），曾为翰林学士。

在史籍《吴文正公集·玉元鼎字说》中记载：“学者阿鲁丁，以玉氏，以元鼎字。其先西域人也，始祖玉速阿刺，从太祖皇帝出征，同饮黑河之水，为勋旧世臣家，名载国史。”

玉元鼎所作的散曲，今存小令七首，套数二套；或写景状物，或吟咏闺情，词皆流美，用韵响亮，风格明丽委婉。元朝史籍中的《松雪斋文集·古今历代启蒙序》即为王元鼎所作，略云：“金陵玉君元鼎，取自三皇五帝以来事迹，编为四言，又韵其语，欲以教童蒙，使之诵习，俾知古今。携以见示，求为序引。盖自唐李翰已有《蒙求》矣。然不若王君所编为包括古今，该备治乱，不悖于先儒之论议，于小学不为无补。然余疾读一过，犹以事迹之繁非童子所能悉者，虽成人亦可读之以为历代史记之目也。若王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题卷首而归之。”元朝学者夏庭芝在《青楼集》中还记载了玉元鼎曾与当时的杂剧演员顺时秀交往甚密，并说玉元鼎是一位嘲风弄月、惜玉怜香的风流文士。

玉元鼎的后裔子孙主要分布在云南地区，以先祖名字汉化为姓氏，有称玉氏者，也有称鼎氏、元氏者。

第十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金国时期女真独鼎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都克达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独鼎部，以姓为氏，满语为Dukda Hala，世居留福村(今俄罗斯兴凯湖勒富河流域)，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鼎氏、都氏、山氏等。

②满族瑚鼎氏，满语为Huding Hala，世居和罗山秦(今俄罗斯霍尔河流域南岸)，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鼎氏、胡氏。

二郡望：

鼎　州：亦称武陵、朗州，即今湖南省常德市。公元前三十万年，常德地区就有原始人群在沅、澧二水流域的平原山川生活、聚居。澧县澧南乡、张公庙镇、津市市窑坡乡、石门渫水下游一带以及鼎城区灌溪镇岗市等处有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四十多处，经挖掘出土的石器有石片、石锤、石球、尖状器、砍砸器等。原始人利用这些简陋的原始工具采集果实，猎取野兽。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发掘证明，距今九千年前，常德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的原始人已掌握了石器磨制和陶器制作技术。距今七千多年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的代表之一。这时期生产工具已有河卵石加工磨制的斧、凿等砍伐用具和鱼网坠，并已掌握了原始制陶技术，生产简单的饮食器皿。距今六千五百多年的安乡汤家岗遗址，反映了常德当时以母性为主导地位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生活。距今无前多年的安乡划城岗遗址，是常德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有力证明。这时期生产工具大为改进，石器钻孔、切割和抛光技术比较成熟，陶器普遍采用慢轮修整。商周时期，常德境内人丁兴旺，经济繁荣。全市共有商周时期遗址五百五十多处，出土物有镞、簪、鱼钩、熔铜炉等。春秋战国是历史上社会变革时期，常德境内有上千战国墓，有澧县鸡叫城、桃源菜菱城、临澧宋玉城等战国时期的城址。常德(今常德市、县)在历史上有过临沅县、武陵县、常德县等名称，先后隶属于武陵郡、建平郡、武州、沅州、朗州、嵩州、鼎州、常德路、常德府、武陵道、常德专区等县以上行政机构。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今常德城东筑程以守。常德有城，自此开始。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内置临沅县。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区内。西汉初时，仍称临沅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郡治驻义陵(今溆浦)，临沅县属武陵郡。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部州，武陵郡属荆州。新莽时期(公元9～23年)，改临沅县为监沅县，改武陵郡为建平郡。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监沅县复称临沅县，建平郡复称武陵郡。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武陵郡治移驻临沅县，此为设常德郡治之始。同时分临沅县沅水以南之地另置沅南县。东汉阳嘉三年(公元134年)，荆州刺史改治汉寿(今常德县断港头乡)。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武陵郡为后蜀攻占。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与孙权分荆州，武陵郡属刘备，临沅县仍属武陵郡。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吴夺取荆州，武陵郡属吴。三国时仍之。两晋时期，临沅属荆州武陵郡，郡治在临沅县，州治在武陵。南北朝宋、齐时代，临沅县属郢州武陵郡。南朝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合荆州、郢州各一部没武州，临沅县属武州武陵郡。陈宣帝太建七年(公元575年)，武州改名沅州，临沅县属沅州武陵郡，陈代的郡治、州治均设于临沅县。隋朝初期实行州县二级制。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临沅、汉寿、沅南三县合并，改为武陵县，是为武陵县之始，直到中华民国二年改名常德县，武陵县一名沿用了一千三百三十四年。同年，武陵郡改名嵩州，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为朗州，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辖武陵、龙阳二县，州治在武陵县。隋炀帝大业初年，又改朗州为武陵郡，仍辖原武陵县、龙阳县。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武陵郡置朗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分天下为十道，朗州属江南西道。唐天宝元年(公元724年)，又改朗州为武陵郡，改属山南东道。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为朗州。五代时期，武陵县隶于楚的朗州。宋朝初年，武陵县隶于朗州，属荆湖北路。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武陵县西境置桃源县。北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为鼎州，改澧州为澧阳军州，均隶属荆湖北路。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升鼎州团练为常德军节度使。“常德”取孔颖达《诗经·大雅·常武疏》：“言命谴将帅，修戎兵戎，无所暴虐，民得就业，此事可常为法，是有常德也”，“常德”之名始于此。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改鼎州军为常德府，武陵县为其属县。自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始，为荆湖北路安抚使治所。元朝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常德府安抚司。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常德路总管府，属湖广行中书省，领武陵县、桃源县、龙阳县、沅江县。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864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军队攻克湘北，又改常德路为常德府，仍领上述四县。明朝时期，武陵县为常德府治，隶属湖广布政使司。清朝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分置湖南布政使司，常德为湖南布政使司岳常澧道常德府，至清查朝末期，常德府辖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四县；直隶澧州辖石门、慈利、安乡、安福、永定五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府，改武陵县为常德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于常德城设置武陵道。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撤销武陵道，常德县改隶湘江道。民国十一年，撤湖南道制，仅存省、县两级，常德县属湖南省直辖。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湖南分为九个行政督察区，常德县属第二区，专员公署驻常德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全省改设十个行政督察区，常德为第四区。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7月29日，中国人民 解放常德城。1949年设常德专区，专署驻常德县。辖常德、临澧、澧县、安乡、南县、华容、桃源、慈利、石门等九县。1950年由常德县析置常德市，由澧县析置津市市，常德专署驻常德市，辖两市、九县。1952年原益阳专区所属益阳市及益阳、沅江、安化、汉寿、桃江(驻桃江镇)五县划入常德专区，辖三市、十四县。1953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改由省直辖。1958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划归常德专署领导。1959年常德市交由常德县领导；益阳市交由益阳县领导；津市市交由澧县领导。1961年常德县领导的常德市、益阳县领导的益阳市、澧县领导的津市市均交由常德专署领导。1962年将益阳市及益阳、华容、沅江、南县、安化、桃江等六县划归益阳专区，常德专区辖两市、八县。1963年撤销津市市，并入澧县，常德专区辖一市、八县。1970年常德专区改称常德地区，地区驻常德市。辖常德市及常德(驻常德市)、临澧、澧县、安乡、汉寿、桃源、慈利、石门等八县。1979年恢复津市市，常德地区辖两市、八县。1988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88]18号)文件，撤销常德地区和常德县，常德市升格为地级市。常德市设立武陵、鼎城两区。武陵区的范围包括原常德市和常德县的武陵、斗母湖、河洑、石门桥四个镇和丹洲、康家吉、南坪岗、河洑、芦获山五个乡；原常德县其余的三十六个乡镇为鼎城区的行政区域。常德市辖桃源、石门、沣县、汉寿、慈利、临沣、安乡七县。津市市由省直辖。截至2004年12月31日，常德市辖两个市辖区、六个县，代管一个县级市；全市共有十个街道、一百零四个镇、一百零六个乡。

CIA局长：Brady

CIA副局长：老约翰

FBI前局长：Max（狂影首领）

FBI副局长：贝多芬少将

国防部长：莫里少将

特别行动队：莫扎特少尉 首领 ：夜刚

副首领：夜岚、夜焰

影子（幻影）杀手：

风影--仇寄傲

火影--杭烈文

日影--安希尔

月影--哈里森家族

云影--拉斐尔~吉儿（柳无言）

雷影--原静影~原静羽

雨影--端木紫（伊丽莎白·西蒙诺）~文森特 老大：风见凌（风家老二），（妻）薇吉尼亚·哈里森

副座：风见玥（风家老三），（妻）百慕白

前任老大：风见烨（风家老大）

属下：柯德 首领：Max（前FBI局长）

副首领：邪煞 老大：炎狼（唐纳森）

副老大 ：鬼面（马尔斯·霍普斯金）

首席谋臣：诸葛避（杰）

前任老大：米歇尔（唐纳森小叔）

前任谋臣：蓝洛（唐纳森二哥）

贴身亲信：尤金

首席神偷：夜行鬼

武训总长：沙法尔

发明狂：史蒂夫

夜行鬼师傅：幻夜 门主：安德烈

六龙：

幻龙--伊恩

狂龙--尼尔

魔龙--亚瑟

邪龙--安格斯

恶龙--马汀

隐龙--罗德 门主：赫尔莱恩

心腹：那瑟西斯

执行总长：肯

白色西伯利亚虎：黑帝斯 护花狂--范修罗（邪眼修罗）~方芷云

破坏狂--李承烈（神耳承烈）~君莫忧

实验狂--胥维平（香帅维平）~朱海薇

纪录狂--武叙扬（雷达叙扬）~初家宁

（前红门四大御使之一）

偏执狂--杜希文（名嘴希文）~莫心荷

（前红门门主夏侯鹰） 门主：夏侯鹰（杜希文）~莫心荷

副门主：青龙堂主--上官展云，（妻）董纤纤（丁家养女，排行第二，迎春）

白虎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