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的“湖广填四川”，希望有用：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一）、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二）、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等瘟疫使许多人病死，“死者朽卧床塌，无人掩埋”，“人皆徙散，数百里无烟”。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四川，“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不仅如此，又遇虎灾，“数年段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川南死者十二、三……”；“……川北死者十一、二……”。

　　(三)、人口锐减

　　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的巡抚张德地写道“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在川省镜内行数十里……居民不过数十人，穷赤数人而已”，在顺庆(今南充)、重庆看到“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它反映了当时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的惨景。据有关史料记载，经过“三藩之乱”，四川官府所掌握的税户仅9万人；《营山县志》载：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存粮花户仅143户，819人。四川真正是“土满人稀”了。

　　（四）、政府鼓励

　　清王朝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采取“安民、惠民、安帮定国”的思想，实行“招辑流移，各令复业”，“凡各处逃亡民人，……广加招徕，编入甲保”，“永准为业”，“开垦水旱田地，三年起科，五年升科”，“奇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零星地土听民开垦，永免升科”，同时，官府给以耕牛、种子、口粮等帮助。

　　由于中央政府大力倡导、各个地方官员努力推行的招民垦荒、南方诸省的战争破坏，形成了移民的大气候、大环境，从而形成前后分三个阶段，持续达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

　　初期阶段大体是顺治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一年。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克成都，并控制全川，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招民垦荒提上议事日程。从陕西临近移民入蜀的垦荒者，遇到许多困难，而政府政策不配套，又遇“吴三贵之乱”，时达七年，他们多死于战乱，致使这一时期的移民受到很大挫折。康熙年间，多半是奉旨入川。所以民间盛传自己的祖先都是一队队由官府把双手反解在背上，捆着上路入蜀的，途中要小便时，由官差松开双手才方便，所以川人把解小便称为“解手”，走路习惯把手背在背上（它会遗传吗？）。

　　第二阶段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

　　清政府吸取过去教训，制定并完善了移民的有关政策，以“安民为本”，使移民大潮一浪接一浪，持续达一个多世纪。又据《营山县志》记载：雍正六年(1728)，全县民户3897，人口22533，乾隆年间，县内增加楚民17户，到乾隆六十年(1795)民户3914，人口22669，由此可见，营山是在1728年达到移民高潮。

　　第三阶段是嘉庆元年(1796)至同治年间。

　　这—时期，清政府对移民采取不禁而止，听其自然的态度，而这时四川白莲教起义，战火又起，因而，只有小量的移民入川。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湖广填四川”这个说道，它是指发生在清朝时期以湖广行省为主的老百姓大规模向四川移民以填补该地区人口极度凋敝的群体迁徙行为。虽说除了“湖广”以外，还有江西、福建、两广等十多个其他省份，但是湖广人最多，所以 历史 上仍习惯叫作“湖广填四川”。

“湖广”最早是元朝设立的省级行政区域，全称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老百姓嫌麻烦，就简称“湖广行中书省”、“湖广行省”、“湖广省”或干脆叫“湖广”，这些简称在清朝仍在沿用，不过清朝设湖广总督（又称两湖总督），把元朝、明朝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域“湖广行省”以洞庭湖为界划分为湖南、湖北两个省级行政区域，但是统一由湖广总督管辖，驻节武昌府。

很多人一看见“湖广”两字，马上联想到“两广”，其实到了明、清两朝，“湖广”与广东、广西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 历史 上的“湖广行省”这个称呼人们还习惯沿用，所以最高长官自然而然就叫“湖广总督”。

那么，为什么要组织湖广行省为主的十多个省份的老百姓大规模地去“填充”四川省呢？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元、明、清三朝，特别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个阶段，四川出现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乱以及后来的瘟疫、疾病等灾害让四川人口极度减少，需要补缺和“填充”。

“湖广填四川”人口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什么原因呢？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在古代的条件下，麻城是进入四川盆地的最佳路线。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

早在元朝末年的红巾军农民起义将领——湖北随州人明玉珍率领十几万湖北籍农民军及大量失去土地的湖北籍农民进入四川。明玉珍属于红巾军南方徐寿辉这一支系的重要将领。后来明玉珍率军攻入四川，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他建立的“大夏”政权经过两世9年后被朱元璋所灭，他带入四川的人中就有很多是麻城人。

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个先天优势：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 历史 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四川南川县（今属重庆南川区）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 。

详情见拙作：

“湖广填四川”之浴血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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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麻城过一半。

问君祖籍在何方，湖北麻城孝感乡。

这里所说的孝感指的不是孝感市，而是古代麻城辖制的孝感乡。明清时期，湖广之地大量移民迁至四川地区，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麻城的孝感乡，久而久之，麻城孝感就成为了国内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

元末明初与清朝初期，由于当时的大规模战乱等缘故，四川地区人丁锐减土地荒芜，典籍记载当时的四川：“有可耕之田，无耕田之民”。为了填补川渝地区的人口空白，由官房组织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移民，将湖广地区的人口大量移到四川地区。

不过久而久之，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四川地区的外来移民之中，有很多都在家谱之中标注自己的祖籍位于麻城孝感，最终让人形成了一种感觉，就是有很多的移民都是麻城孝感出身。然而实际上，麻城孝感不过区区之地，如何能有如此之多的移民。

麻城孝感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明朝时期麻城县之下分成四个乡区，分别是仙居、太平、亭川与孝感。

说明白点，麻城孝感乡在明朝初期就已经出现，到成化年间被裁撤并入了仙居乡。然而，当年的孝感乡并不算大，人丁也没那么多，即便是单独置县都不可能，又遑论以一乡的人丁填补大半个四川 。

那么，为何川渝之地的外来移民之中，有那么多自称出自麻城孝感呢？

第一，假称祖籍，托郡望叙乡里，求保自重

元末明初时期，湖北随州明玉珍参加的红巾军攻克重庆，后称帝建元，国号大夏，而当时明玉珍之部几乎都是湖广人，其中黄州麻城县人最多。明朝初期，从麻城孝感迁居到四川的移民之中，不乏后来成为名人望族者，比如明朝新都状元杨升庵、武宗时期内阁首辅杨廷和、清初遂宁相国张鹏翮等等。

由于这个缘故，当时在川渝之地，“麻城孝感”成为了一块金字招牌，不仅人多势众，而且成为了一方的名门。明玉珍旧部大多麻城后裔，子孙繁衍人才辈出，百姓尊仰，官府重之，新移民假称自己是麻城孝感人，也有“攀亲戚”的意思 。

第二，麻城孝感本身就是个移民中转站

明清时期，共有五个移民转运集散地，除了麻城孝感，还有广东南雄珠玑巷、山西洪洞大槐树、江西瓦屑坝与苏州阎门，其中，山西洪洞大槐树与湖广麻城孝感乡分别是北方与南方最著名、规模最大的两个移民转运集散地。

北方很多人都声称先祖来自大槐树，但从不考虑一个村子怎么可能有如此众多的人口能够让子孙遍布各地，事实上，麻城孝感乡与大槐树都一样，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个中转站。明清时外省移居四川的民众，大多都在孝感乡聚集登记造册，再集中前往四川 。

麻城孝感终究不算很大，为何成为湖广填川移民的重要中转枢纽？

一，处于人丁过剩的地方

麻城一带从宋元时期开始，就是著名的人丁兴旺之地，“常为乡之患害”，麻城与周边地区的自身条件非常便利，不仅自身人丁充足，更重要的是，这里在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吸引了大量的江西与其他地方的人口。

元末之时，红巾军等攻克中原与江右，使得大量河南与江西人口进入麻城，一时之间麻城一带人口骤增，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土地供养不足，这就有必要将过多的人口迁出去，而麻城孝感一带刚好有事当时江西与两湖地区人口流动的重心所在。

二，明朝为稳固江山做出的决定

大多数四川的麻城籍移民，他们的先祖入蜀之时虽是楚籍，但也有大量非湖广之民，比如徽州、江西、河南等地，这些地方都是较早纳入明王朝版图的地方。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的同乡们与他们的亲属成为明廷的精英，而当时作为明朝立足湖广前沿阵地的麻城，自然成为了明朝最为看重的要冲之地。

明朝将大量率先归顺自己的民众，大量移居到明玉珍曾掌握的四川之地，除了开发当地的资源经济之外，也有权衡势力方面的考虑。从自己经营多年的黄麻地区庶出人口，可以更有效分化瓦解消化四川明氏旧部势力的残余，以防不测 。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当年在湖广填四川运动之中，定居在四川的麻城孝感人的确有，但真正的麻城原籍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区区一个孝感乡能够填充四川重庆大半人丁，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之所以造成后来，大量的川渝之地外来移民称先祖来自麻城，主要原因无非三个：一是假称是麻城孝感人，希望凭借这块招牌靠拢当地的宗社力量，尽快站稳；二是压根不知道自己籍贯到底何处，因自称麻城者众多，所以也有了从众之心；三是的确有大量的移民经过麻城孝感移居到四川，但很显然他们混淆了祖籍与中转站的区别。

我是湖北麻城人，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并说一些我个人的见解。

湖广填四川，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也有 历史 依据可查。明末农民军起义，张献忠在四川屠城，导致四川人口锐减，于是从湖广移民过去。

湖广是哪里？明朝以前，湖广的范围很大，明清两朝，是湖北和湖南两省。这两省处于全国的最中心，历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一说。

但是移民四川所说的麻城占一半，这句话我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虽然现在说有官方记载，麻城孝感乡移民四川，包括有很多四川人说祖籍是麻城孝感乡，还来麻城寻祖。麻城现在没有孝感乡这一地名，至于以前有没有，这个还真不确定，所以不敢乱言。

麻城建有一个很大的移民公园，每年都会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还有寻根文化。邓小平的胞弟邓垦曾说他的祖籍是湖北麻城，还有李鹏的祖籍也是湖北麻城，这都是他们亲口所说。

按说这么多真凭实据，我没有理由置疑，但我仍然想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麻城是一个县级市，现在为黄冈代管，在 历史 上从未做过州府之地，而且它处于大别山，今天的人口也不过120多万，我不知道明末是多少人，但也不至于将麻城的那么多人口移民到四川去。有人说并不是麻城人移民，麻城只是移民的一个集中地。

麻城是黄冈诸县中离长江较远的一个山城，移民四川应该是溯江而上，那么不在江边上集合移民，跑到麻城这个山城来集合移民是为什么呢？

另外我的一个置疑是，黄冈地区历来做为州府之地的只有黄州和蕲州，这两个地方文化名人辈出，而麻城呢，恕我孤陋寡闻，除了建国后出了开国将军之外，还真未出过什么 历史 文化名人，而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炒作文化，而麻城又无文化可炒，那么移民和寻根文化就被迫不及待地抓住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不一定正确，希望大家进行讨论。

题主说的“麻城孝感”应当是麻城孝感乡。 对于麻城孝感乡是否存在其实存在一定争议 ，但早在1997年，著名学者葛剑雄就考证证实了麻城孝感乡的存在， 即今天黄安县城关镇一带 ，随后四川学者陈世松、麻城地方学者凌礼潮等都对地名进行了细致考证，证实了葛剑雄先生的观点。

麻城孝感乡迁入四川的数据， 据民国《简阳县志· 氏族志》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该县349族两湖籍移民中，自称来自麻城者有239族，占685%, 其中自称来自孝感乡者, 有228族，占麻城籍的954% 。但正如题主所问的一样， 麻城孝感乡只是一个乡，至多只占今红安县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口迁往外地，那么至于为什么会流传这么广，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量：

首先，因为元朝末年麻城等地是农民起义的中心之一 ，麻城人邹普胜辅助罗田人徐寿辉建立了天完政权，麻城与罗田在明清时期均属黄州府，所以天完政权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麻城即罗田附近人，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以后， 随州人明玉珍正率领湖广籍士兵在四川作战， 可能其中麻城籍较多，或者较有影响，遂以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地。

其次，是麻城孝感乡是一个移民中转站。 如四川庐州《王氏族谱》序言所说:

王氏先祖在麻城孝感乡居留的时间才两年多。类似的事例应当不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已经不记得祖籍地，只有麻城孝感乡这一地名，遂称麻城孝感 乡。类似的情况还有“江西瓦屑坝”，恰好是在麻城及所属的黄州府，众多家族都称元末明初来自“江西饶州府瓦屑坝”，而据清代以及现代学者考证，瓦屑坝其实也只是一个小地名，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迁出，所以其同孝感乡类似，也是作为一个移民中转站。

最后，就是冒籍现象的存在。 不仅是本县其他乡的人冒籍（也有可能孝感乡裁撤以后，原属居民仍然自称孝感乡人），还有麻城县以外，其他湖广籍的人冒籍，如曹树基考证，民国《云阳县志》称该县向、何、谭、孙、于、张、贾、李、王诸大姓，都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曹认为“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 是不可能迁自麻城的。”也就是其他湖广籍冒称麻城孝感乡。

其实，麻城孝感乡像 历史 上的江西瓦屑坝、山西洪洞大槐树、福建宁化石壁、南雄珠矶、江苏苏州间门、南京柳树湾石门坎一样，分别为湖广人、华北人、客家人、华南人、苏北人、云南汉族的根一样， 不过是一个移民来源地的象征意义的祖地 。 人们为了更好地适应迁入地的生活，取得入住权，所以会有附会等，意图以同乡之谊建议一种联盟，甚至续及联宗。

参考文献

葛剑雄：《中国 历史 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麻城孝感乡》

陈世松：《“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

凌礼潮：《麻城孝感乡移民考》

湖北麻城是我国古代“八大移民发源地”之一，而“孝感乡”是“湖广填四川”的起始地和集散地，是巴蜀公认的“祖籍圣地”。麻城在明末清初设置有“湖广填四川”移民机构，很多移民都在此报道，认祖归宗也就从这里可以考察。

最近，我看到不少“湖广填四川”的问题，所以也回答了一些。毕竟自己就是四川人啊！从族谱上得知，自己也是湖北移民，而且还是麻城的。当时自己才十几岁，还不懂事，爷爷让我抄字辈，当时翻了两下，然后就把字辈抄了下来，到现在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们80后这一代人，家族观念已经没有爷爷那一辈的家族观念强了。说实在的在四川很难看到宗祠，我们哪里根本没有什么宗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移民的缘故，导致没有宗祠。直到我去了广州，才知道宗祠这一说。我的一个湖南同事，说他们哪里也有。我说我们哪里没有看到，他还不相信。当然，我一个人不能代表四川所有人，反正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看到什么宗祠，是不是被毁掉了也不知道，长这么大也没有听长辈说起这件事情。

现在祖辈那一代，知道 历史 过往的，基本相继去世。我们年轻人对祖籍也不太重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历史 的，对 历史 有着浓厚的兴趣。当看到这个问题我也忍不住来回答，毕竟自己的祖辈也是移民大军的一员。我们的祖籍就在湖北麻城，只是具体地址我没有细看。其实，我们年轻人这一代，家族观念已经不再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传承。在我们这一代，不应该断掉啊！不知道现在族谱还在不在，如果有机会，真想去湖北麻城看看，说不定还能找到很多五百年前的亲兄弟。

很多四川人一被问到“湖广填川”时，祖籍来至哪里？就会说是来至湖北麻城孝感，其实这应该说都是一种误导！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那时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是由官方政府组织的，可能当时的麻城孝感是一个积聚点，周边县市的民众都要到那里集合，然后再从孝感统一一起移民到四川才更加合理！据说当时很多人不愿意移民，官府就把大家的双手绑着，途中需要大小便，再解开，才有了四川人说上厕所方便说成“解手”一说。移民到四川的人那么多，大多数都来至湖北麻城孝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里所说的这部分人除去来至湖南，广东，广西的。

我也是四川人，我家祖普上记截来自于麻城的资料。出于好奇我也了解过其他人的祖普资料，大部份都来自于麻城，至于为什么这么多麻城人来川不得而知。我猜想古代的麻城应该是商业及手工业集散地吧？

麻城孝感的任姓多吗？

我是四川人，据说是湖广填四川过来的，我们的字辈这些和周边的任姓不一样，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是填过来的。

另外我们没有祠堂没有族谱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填过来就丢了还是怎么回事，只有长辈口中念叨的字辈，也就那么几个字，并不多，我这一代就没人用字辈来取名字了，下一代更不会，甚至连仅有的字辈信息都忘了。

另外，我们所在的村庄，祖坟不多，最多到四代以上，再往上也没有，感觉填过来就百多年 历史 ！

老一辈早已故去， 历史 已经没人记得了，也没有留下来任何文字记载。

请读一下已找到的孝感乡都碑记就会明白为什么麻城人在四川那么多人。

那是因为古时不计划生育，麻城孝感乡地狭人多，只要人口过多，只能移民，每次成群结对出走很多，其中因孝感乡在麻城举水河冲积平原上，人口最多，所以孝感乡出去的人最多。

很多人只以为是湖广填四川中的麻城人那部分，却不知从元未到清朝后期几百年来，麻城民间自发移民不断。

古时麻城人相信是多子多福，一家生十个八个不是奇闻，三五个只是平常之家，这人一多，长大后地不够种了，所以几百年麻城民间有一种说法，挑着家谱往西走，就不会饿死。小时候我听老人说过，但不知道为什么往西走就能生存，现在知道了，西边有天府之国的四川，那里有同姓同宗的人。

有人说，那为什么别的地方没去四川？

我分析三个原因，一是民风民俗不同，像有的地方就不愿多养孩子，苏东坡流放黄州时，就被当地的溺婴恶俗吓的几天睡不好，当地人一般生两子一女，再生下来就放在水中溺死。

二是麻城人去四川早，元未麻城就有几万人参加红巾军入川，明未跟随张献忠入川已有几万，这些人中有部分后来在当地定居下来，发现四川是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好地方，导致后来去四川的人越来越多。所谓人多势众，就不怕别人欺负了，能抱团生存，后来去四川的麻城人都说是孝感乡的，甚至有些不是麻城的，为了生存也冒认从麻城孝感乡来的。

三是麻城是山区，在农耕时代养不了多的人，而湖北大部分地方是江汉平原，在家乡就能生存，何必外出。

孝感乡在明中期被撤的原因就是人口出走太多，当时麻城县令姓陈，认为这么多人从这里出走，这个地名应保留下来，于是三次上书朝庭恢复孝感乡而未成，后在原乡都之旧地立一孝感乡都之碑，后有人作碑文，存于家谱之中，此文清楚记载孝感乡一事。

不管怎样，当年麻城孝感乡就是一张生存符，她护佑一代代移民在川生根发展。

不能说麻城 历史 文化少。明朝麻城科举在全国影响很大，出了一百位文进士和几百位举人。有“山阳礼记，麻城春秋”之说。出这么多的进士和举人，黄、蕲二州是没法比的，在全国是罕见的。还有十位麻城人上了明史列传。公安派和竟陵派文学的创始人也是麻城籍。

历史事件为“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发生在明清时期的从湖广到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潮。其中，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 大规模开始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为止的移民运动堪称规模最大，历时105年之久。

“湖广”，是指今湖北、湖南两地。元朝设置湖广行中书省，包括今湖南省全境及湖北、广东、广西的部分地方。明清两朝虽已分省，但因相沿成习，所以仍称湖北、湖南两省为“ 湖广” 。

现代的四川人中有很多祖籍在湖广。民国时期的《巴县志》中记载，自从晚明张献忠“屠蜀”以后，四川当地人为之一空，外来移民中十个里有九个是湖广人。

除了四川本地人，外地人以湖广居多，其他还有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移民。而湖广人在四川各县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是相当可观。

扩展资料：

"湖广填四川"历史原因：

南宋末年，四川军民长期参加抗金以及抗击蒙古的战争，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元末明初，起义军领袖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大夏朝，带来了一部分湖广人。

随后，大量的湖广人迁徙到了四川、重庆等地。明末清初，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规模屠杀，以及后来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再加上30年间经历长期的战争以及瘟疫等自然灾害，四川再次遭遇了人口锐减。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颁布了填川政策，于是全国十几个省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潮，大量湖广人氏及其他地方的人迁入四川重庆地区。历经几百年的人口迁移，四川真正的土著民已经极少，更多的是来自其他省的混合居民，从而形成了今天四川、重庆人口的主要结构。

-湖广填四川

韩国人韩国和中国结下邦交关系，相传是始于三千一百年前周武王灭殷时，殷贤者箕子带同几位志士东来避难抵朝鲜，建立了箕子朝鲜。其四十八代后孙韩奇鲜于等创三氏姓。同时，随同箕子东来之康侯、景如松、琴应、南宫修、鲁启等各成为抗氏、经氏、秦氏、南宫、鲁氏的始祖。其后，后汉光武帝四年（新罗儒理王五年），后汉儒臣黄洛与丘大林将军出使交趾，在赴交趾国途中，船行至东海遇风浪，漂流至朝鲜平海丑山港，不得已，在该处定居下来，此为韩国黄氏和丘氏的始祖。此黄、丘二姓为箕子以后，最初来韩国的归化姓氏。此后至西元九三五年新罗灭亡之时为止，总计有四十余姓氏归化来韩。唐高宗五年（新罗武烈王七年），唐苏定方率援军进攻百济时，时任中郎将之李茂于战争结束后并未返唐，归化新罗，新罗王封其为延安伯。因此，其后孙便以李茂为始祖，即以延安为其本贯。延安李氏人口达十二万六千余人，为韩国姓氏中大姓，高丽、朝鲜朝时人才辈出，为一名门大家。唐玄宗时，金忠以按廉使赴日本途中，遭遇台风漂流至朝鲜盈德地方，后居于该地并归化新罗，景德王赐姓为南氏。南氏人口亦有二十一万人三千余人，属大姓之一，历史上亦人才辈出，为一名门大族。

唐宪宗二年（新罗哀庄王八年），东来的李瑗三个儿子枝春、叶春、花春于景文王四年，因讨伐倭寇有功，受赐姓为安氏，名字亦各自改为邦俊、邦杰、邦侠。邦俊受封为竹山君，邦杰为广州君，其后孙们即将本贯据于竹山、广州。邦杰的十三世孙向（裕）于高丽忠烈王十二年以儒学提举随忠烈王入元，笔抄朱子全书归来，为韩国最初研究朱子学之学者。

白姓：

韩国白氏始祖的宇经原为苏州人，唐朝时为仕，官至吏部尚书，后为奸人所陷逃亡至新罗，新罗宣德王宠之，援以左仆射司空兼大司徒之官爵。目前白氏人口约有三十万人，历史上白氏人物辈出，亦为一名门大族。

张姓：

韩国张氏始祖贞弼原为浙江省人，新罗贞圣王六年随其父来韩，十八岁时随正使赴唐，文科及第，官至吏部尚书，后又返回朝鲜，于高丽太祖十三年于与金宣平、权幸等，以 退甄宣军之功，成为高丽开国之功臣。

禹姓：

韩国禹氏始祖玄，高丽显宗五年文科及第，官至门下侍中平章事。其八世孙倬，文科及第，官至成均祭酒，程子之学最初自中国传来之时，无人能晓，倬仅费时一月即通晓之，并以之教导后进，此为韩国理学之蒿矢。倬对经史、易学亦深通晓，世人皆称之为易东先生。

刘姓：

韩国刘氏始祖荃为汉高祖刘邦之四十世孙，宋朝时官至翰林学士和兵部尚书，高丽文宗三十六年归化来韩。荃精通九经、百家书，穷天文、地理，不出仕专心为义成后进而努力。目前刘氏人口约有二十万人，历史上人才辈出，亦为名门大族。

青海李氏及朱氏：

南宋忠臣岳飞五子莲为避秦桧之延祸，东渡归化来韩。其六世孙李元开助李成桂建立朝鲜，策录开国一等功臣，封为青海君，此为青海李氏之始祖。宋宁宗十七年，朱熹之曾孙潜率子余庆、婿具存裕归化来韩，此为韩国朱氏之始祖。其婿具存裕为韩国具氏之始祖。潜之孙悦，忠烈王时官至一品职之知都兼议事府，受封为绫城君。与朱熹之曾孙潜同为中国名门后裔，归化来韩之其他姓氏兹列举如下：

诸氏：

新罗兴德王时，诸葛亮的二十世孙公巡东渡归化来韩，公巡十三世孙的泓与滢将复姓诸葛分宗为朱与葛，泓为诸氏，滢与诸氏，各为其始祖。

新罗贞圣王二年，孟子四十世孙承训为翰林院五经博士，据经典为传播儒学来韩，后归化新罗。其后孙思诚为朝鲜初期有名之政丞，其清廉自持为朝鲜朝之代表。

孔子的五十四世孙昭为元朝之翰林学士，陪侍恭 王妃鲁国公主来韩，后归化朝鲜。其孙俯与郑梦周、李墙等相交，诗文超卓，书法直追王羲之自成一家，当代名士之碑文皆出自其手。

程氏：

宋程颐（伊川）之十四世孙思祖，元顺帝时为御尉校丞，陪侍恭悠王妃鲁国公主来韩，后归化朝鲜，官至殿中侍御史，为韩国程氏之始祖。

董氏：

汉王帝时之大儒董仲舒的五十一代孙承宣，恭悠王十七年以接慰使前来高丽，后未返国归化高丽，成为广川董氏之始祖。另承宣之弟印宣的曾孙越，于明孝宗一年以皇帝登极诏使来韩，返国后将其遍历韩国名胜古迹之见闻，载于朝鲜赋中刊行。其七代孙一元于丁酉两乱时，以提督参战，立下大战功凯旋而归，与同时参战之二子大顺、昌顺归化定居朝鲜。其后孙称印宣为一世祖，以广川为本贯，形成广川董氏之一支。

明氏：

元顺帝二十三年，大夏国立于成都，明玉珍在三年即驾崩，其子异继承王位，洪武四年隆明，次年（恭悠王二十一年）率陈理等男女二十七人东来归化高丽，与尹熙宗之女结婚居于开城，与李成桂为围棋棋友，关系至为密切。相传后日李成桂登基时，异母彭氏制献龙袍衰衣，李太祖大受感动。此为朝鲜衰衣制度之蒿矢。其后，太宗封之为华蜀君，下赐忠烈世录。

左氏：

元镇历了济洲高丽三别抄武士的最后抵抗，于元宗十四年六月在济洲设置耽罗总管府，作为征伐日本的前哨基地。元朝军士见济洲为天然之牧草地，两年后便于此地开设了牧场，引进蒙古的战马饲养，并派遣春秋战国时代著速左传之作者左丘明的六十七代孙亨苏为牧马场的监牧官，此为韩国左氏的始祖。其后孙有一段期间以其先人世居地的中国青州（山东省）为本贯，一九二二年随着朝鲜户籍令的制定，因韩国无青州之地名，为整顿户籍，改同音之清州为本贯。左氏二代祖自又为明医，时值王后重病百药无效，闻自以神医，召至宫内治王后之疾，自以调配灵药令王后服下，不数日即愈，王钦服其神术，下赐自以以所居一圆之地。十四代孙时佑为韩末儒学者，任济州乡校训长作育许多后生。

其他二十余姓氏：

朝鲜朝时历经壬辰、丁酉两乱和丙子胡乱有二十余姓氏归化，此些姓氏视其归化之理由分别为：一、壬辰、丁酉两乱时，参加明朝援军前来的将兵各因各人情事不返国而归化朝鲜：如苏州贾氏、广州董氏、杜陵杜氏、浙江徐氏、浙江施氏、浙江刘氏、浙江张氏、颖阳千氏、秋溪秋氏、浙江彭氏、浙江片氏、全州扈氏、晋阳化氏等皆属此类。二、参加明朝援军返国之将兵后孙，当明朝为清所灭时，纷纷走避往其先人曾立下战功的朝鲜并归化之：如上谷麻氏、海州石氏、浙江柴氏、陇西李氏、广东陈氏等均属此类。三、明末以使臣身份前来朝鲜便定居下来者：如巴陵楚氏、巴陵胡氏等属于此类。四、丙子胡乱时作为人质押往潘阳的凤林大君，当其返国时陪从来朝鲜而归化者：如济南王氏、琅琊郑氏、临驹冯氏、杭州黄氏等属于此。有一特别值得记述之事，就是有关壬辰倭乱时想当总司令身份率军来朝鲜的李松将军与时任兵部尚书的石星及李如松副将参战的秋水镜之故事。李如松将军于壬辰年末率军渡鸭绿江直逼平壤城，与倭军相战半年，终收复倭军占领之平壤城，并乘胜追击，于收复汉阳后返国。李如松停留朝鲜时遇琴氏夫人，生下子夫忠，其后孙世居巨济岛，其亦于此。明亡时，李如松之孙应祖避难来朝鲜，其后孙世居江原道淮阳地方。李如松之么弟如梅亦与其兄参战后返国，其孙成龙与表兄弟之应祖避难来朝鲜，其后孙世居忠清南道舒川之地。朝鲜王朝实录里记载：李如松将军返国时，将自己之宝剑赠予琴氏夫人，然目前不传于子孙间。李如松的五代祖英，原为朝鲜星州李氏，犯重罪走避中国，其后孙在中国立下战功，位及于高官，后归化中国，本贯亦改为陇西。李如松曾向朝鲜官员言及此事。

壬辰倭乱时，兵部尚书石星之夫人柳氏，为石星任礼部侍郎时所再娶之夫人。柳氏夫人年轻时，双亲不幸罹疾去逝，独生女之柳氏无力将父母安葬于浙江故乡，不得已只得委身青楼卖身。柳氏卖身时偶遇朝鲜朝鲜译官洪纯彦，蒙其好意代为赎身，并得将双亲下葬浙江故乡。柳氏念念不忘洪译官之恩德，既使在成为礼部侍郎石星之夫人之后，犹积极地寻觅恩人，时洪纯彦率辨诬使一行前来，为回报其恩德，柳氏向礼部侍郎的丈夫亲述洪纯彦救赎之恩。因此，使臣一行因柳氏之助圆满达成其目的，使臣一行之功得以光国功臣策录，洪纯彦亦以二等功臣获策录，同时受封为唐城君。其后，洪纯彦在壬辰倭乱时，于派遣数万援兵来朝鲜协助收复平壤城与汉阳之事上，亦扮演了决定性之角色。后来石星因丁西雨乱投狱殉国，柳氏夫人 二子东来朝鲜海州归化定居，柳氏死于该地，其二子往南走避，其后孙世居领南地方，本贯即以当初定居之海州为之。

秋氏：

南宋高宗时，位及门下侍中之秋磕于高丽仁宗时东来韩国，定居于咸兴，是为秋氏之始祖。其孙嫡，自幼精于文章书法，博通百家，官及民部尚书艺文馆大提学，忠烈王三十一年任国学教授时，为使文字启蒙之幼儿有一学习古典之门书，在各种经书和诸子百家诗赋中，取其易懂又具深意的两百六十个字，分成十九篇编成明心宝鉴。此书成为日后数百年间初学者之道义教本，李栗谷数次详议此书，并为之作序与跋文，西山大师亦熟读此书数遍，并将之录至自己之著书儒家 鉴中。目前在大邱市郊花园面所在地之秋适祠堂的仁兴院中，尚保存著明心宝鉴木刻版一百六十余枚。

秋适之孙濡，于朱元章初建明朝之际，即恭悠王十二年前往中国协助朱元章，成为开国功臣，并将其祖父所作之明心宝鉴传至中国。

濡之五代孙水镜，于壬辰倭乱时任李如松之副将，与长男蔗、次男荻同时参战。树立战功，被封为完山府院君，归化定居于全州。丁酉两乱时，三男菊、四男芝、五男蔺随麻贵将军来朝鲜，于全州遇其父兄，终战后与父兄定居于全州。其后孙们即以全州为本贯并世居全州。

济南王氏、琅琊郑氏、临驹冯氏、杭州黄氏等

西元一六三六年即仁祖十四年，清入侵朝鲜，朝鲜战败，清以朝鲜王子为人质，将凤林大君押往潘阳，历八年，在西元一六四四年即仁祖二十二年，始让其返国。当时于潘阳的九名明朝遗臣陪从凤林大君逃来朝鲜，此谓之九义士。此九义士中，有五名士的子孙绝后，只有四名义士之子孙得继香烟，是为济南王氏、琅琊郑氏、临驹冯氏、杭州黄氏等。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其历史进程分为四期：

明朝前身——西吴时期（1364年-1368年）

统治全国——明朝时期（1368年-1644年）

江南半壁——南明时期（1644年-1662年）

最后余波——明郑时期（1662年-1683年）

蒙元的统治日益残暴黑暗，元顺帝（元惠宗）统治时期，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爆发了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他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为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等大将北伐蒙元，攻占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国9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明朝共有二十位皇帝（包括南明四帝）。明朝的领土曾囊括清朝时期所谓内地十八省之范围，并曾在今东北地区、新疆东部、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明初以应天府（今南京）为京师，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南京应天府改为留都。

明朝初年国力强盛，北进蒙古，南征安南，明英宗幼年即位时，朝中有“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主持政局，“海内清平”。至正统七年，宦官王振开始擅权；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之变，永乐以来的军事优势遭到破坏，并使国力大损，但景泰皇帝任用于谦击败瓦剌。弘治时期是明中期政治作为清明的时期，历史上称为“弘治中兴”。正德、嘉靖朝始逐渐中衰，社会矛盾萌发，并面临蒙古、倭寇两大外患。隆庆年间，俺答进贡，开放海禁。明神宗万历朝初期在名相张居正的辅政之下曾一度中兴。后世计当代朝廷岁收，明朝的经济规模可称世界第一。惟至万历朝中期始，皇帝怠政，官员更加腐化，地主阶级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江南民变的发生，关外满族作乱，财政恶化的明朝开始走向衰亡。天启年间，中官黄门集团的专政加快了这一进程的发展。至崇祯年间，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后金（满清的前身）的军队也突破长城防线，五入关内。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陕西榆林人李自成率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在全国统治宣告结束，同年清军入关。之后明朝宗室相继在江南建立明朝政府，史称南明，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降清明将吴三桂将永历帝绞杀于云南昆明，南明灭亡。但台湾郑氏集团继续沿用永历年号，建立明郑政府，直到明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降清明将施琅进攻台湾，郑氏投降，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明祚告终。

明朝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较发达阶段。明朝早期君主集权强化，皇帝大权独揽。但是在宣德以后，皇权开始削弱，权力在内阁与宦官之间争夺。从明朝末年满清初年开始，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在世界的地位开始与东方平起平坐,并逐渐超越中国。同时，西学也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开辟了窗口与机会。

西吴（1364-1368）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蒙古统治者争权夺利，百姓怨声载道，包括汉族在内的广大人民受到空前压迫。国库也日渐空虚。351年，朝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治河”和“变钞”成为民变的导火线，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红巾军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响应，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濠州人朱元璋受汤和邀请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受郭子兴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1355年，刘福通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亳州为都城。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任小明王左副元帅。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此时的朱元璋处境艰难。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龙凤六年（1360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次年，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龙凤九年（1363年），陈友谅势力被完全消灭。龙凤十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王，与位于平江（今江苏苏州）的东吴王张士诚相区别。龙凤十二年（1366年）小明王沉于江中溺死，朱元璋将明年改为吴元年。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之后朱元璋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改元洪武，之后趁蒙元内斗之际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逃。之后朱元璋继续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和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又深入沙漠，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明朝（1368－1644）

洪武时期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惩治贪污的官吏，收到一定的效果。朱元璋确立了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对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朱元璋藉此两兴大狱，即“胡蓝党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

靖难之役与永乐时期

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势力较强，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宗，年号建文。建文帝立刻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岷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占领了南京，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胜利，靖难之役告终。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继续使用“洪武”纪年，即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乐。同时下令尽复建文朝所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永乐元年，朱棣登基，是为明成祖（明仁宗时定庙号为太宗，明世宗于嘉靖十七年九月改庙号为成组）。

成祖即位之后，武功昌盛，先是出击安南。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绝后患。在文治上，成祖下令编写《永乐大典》。三年即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无删节。永乐三年始，朱棣派郑和下西洋，规模空前，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下诏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京国子监等衙门。永乐五年（1407年），下诏在北京修建宫殿。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了繁荣。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得到认同。永乐十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

但是成祖同样对异议者大肆杀戮，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另外他还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东厂。明代厂卫制度确立。

仁宣之治

明成祖死后，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积蓄民力。他还鼓励生产，宽行省狱。之后的明宣宗继续实行以仁政治国的方针，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史称“仁宣之治”。然而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一些太监开始干政，为明中期的宦官专权埋下隐患。

土木堡之变与英宗复辟

宣德十年（1435年），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在张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杨士奇、杨溥、杨荣（三杨）的辅佐下，明朝继续沿着仁宣时期的路线稳步前进。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死，三杨也退出政治舞台，于是英宗宠信的宦官王振更加专横跋扈，开始专权。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瓦剌首领也先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王公大臣或死难或被俘。而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打死，此即为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来到京师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继而大臣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改元景泰。同时于谦积极备战。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瓦剌军队的进攻未果，大败逃走。也先见继续绑架英宗已无意义，乃于次年八月释放英宗。但代宗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英宗放在南宫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后来的宪宗）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之后，朱见济病死，代宗也迟迟不恢复朱见深为太子。景泰八年正月，代宗病危。十六日，副都御史徐有贞率军夜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复位，改元天顺。又杀害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陷其欲立襄王之子为帝。此为夺门之变，又号“南宫复辟”。

宪宗时期

英宗复辟八年而死，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成化二年谕祭于谦，复其子冕官，成化十一年恢复代宗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俨然为一代明君。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但好景不长，宪宗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8岁的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他们肆意挥霍国库，导致国政大乱。而朝廷中佞臣当道，政局昏暗。宪宗还设置皇庄，开明代土地兼并之先河。另外，宪宗还开始了皇帝直接颁诏令封官的制度，是为传奉官。结果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期这些官员才全被裁撤。宦官汪直受到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设置特务组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民愤四起，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才因言官弹劾而被贬。

弘治中兴

宪宗死后，明孝宗朱佑樘即位。由于孝宗自幼生于微寒，所以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孝宗的励精图治，被称为弘治中兴。虽末年宠信宦官李广，但是立刻改过自新，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 孝宗在位期间，先是将宪宗期间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特务部门也只能谨慎行事，用刑宽松。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用情专一，一生除了张皇后外无任何妃嫔。在其治理下，弘治一朝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富裕。

武宗乱政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死。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改元正德。武宗本性贪图享乐，整日与内臣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八位过去的东宫宦官相互勾结，是为“八虎”。八虎想尽办法奉迎阿上，导引皇帝逸乐，残害忠良，导致朝政再次腐败。八虎之中的刘瑾独揽大权，将自己的党羽延揽入阁，还想方设法满足武宗的玩乐需求，建造豹房供其*乱。但是刘瑾的专权也引发了朝中大臣一其它“七虎”的不满。最终刘瑾被判凌迟3357刀处死。但是，武宗依然不思朝政，又开始信用佞臣江彬。

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土地兼并激烈，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因此变乱频生，先后发生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直隶刘六、刘七起义、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正德十五年，武宗于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去世。

嘉靖隆庆二朝

武宗无子嗣无兄弟。死后由孝宗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世宗一即位，罢黜各地镇守太监，整顿税收，节俭财政，似乎要有所作为。但是大礼议事件严重损害了朝政：世宗要求称生父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但内阁首辅杨延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坚持以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纷纷迎合帝意。最后世宗尊其生父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庙号睿宗。这样睿宗神主就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隆庆元年，罢睿宗明堂配享）。大礼仪引起轩然大波，朝臣中反对者均受打击，或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同时，世宗奉道教，信用方士，滥用公帑，挥霍无度，并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宫变”后世宗即不视朝。此后宠臣严嵩专政20余年，朝政腐败黑暗到极点。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面鞑靼部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嘉靖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犯，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军在追击中大败，此为庚戌之变。穆宗时，明朝与蒙古通好，俺答被封为顺义王。在南部海疆，倭寇横行，人民生活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后为戚继光、胡宗宪、俞大猷剿灭。

世宗去世后，皇子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改元隆庆。穆宗在位六年，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阶、张居正等，内政形势总体较佳。为万历初年的中兴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两朝的政治腐化加剧，但经济仍有发展。

张居正改革

隆庆六年，明穆宗突然中风驾崩，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改元万历。由于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

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洪武年间，全国耕种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卅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

张居正改革后，万历初年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王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万历怠政

张居正死后初期，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结果被贬为民。神宗还派矿监和税监搜刮民间财产，导致多处民变发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

万历朝包括援助朝鲜王朝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乱、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贵州杨应龙之乱的万历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讨明朝。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女真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魏忠贤乱政

泰昌元年(1620)，光宗驾崩。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改元天启。熹宗文化水平不高，又喜欢木匠工作。阉党魏忠贤趁势而起，结党乱政，明朝社会更加黑暗。

但是在深层次的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评价，其实所谓的“魏忠贤乱政”，是明朝文官集团中占有优势数量的“东林党”和“浙党”、“齐党”、“鲁党”为了各自的利益所引发的。皇帝企图通过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