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xx年1月，重修《太原王氏族谱》卷二（附录一）记载：“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天下一统，削平胡元。至大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因西三府：济南、兖州、东昌遭元末兵戈之害，人民逃亡，田地荒芜，尽是荆棘，旨上将土居人户坐为军籍。令东三府：青州、登州、莱州临海等处户繁丁多者，迁徙西三府。彼时，孝思、孝敬祖不在被迁之列，仍居福山，惟我孝忠、孝礼祖，即于是年承王命，迁于馆陶县。彼时二祖西行，实难离家，奈圣旨不敢违背，乃携妻抱子洒泪而行。孝思祖遣亲子舜、孝敬祖子幼，乃遣义子伯元相送至馆陶县，县令收入版籍，令祖去城东常氏庄下屯。舜、伯元同二祖各开荒熟耕，繁衍生息俱未回籍。祖殁后卜兆新茔。自孝礼、舜祖后，家业兴隆，人口繁盛，现星散卫运河畔，冀鲁两省，传宗36代，人口达数万之众。”

　如今，在山东省临清市八岔路镇杨坟村的旷野上，巍然耸立着孝忠、孝礼、舜、俊四祖的墓碑。孝礼祖的墓碑头上对称刻着两条龙，活灵活现，龙口下面的“福山王氏”四个大字，虽然有些模糊，却能够辨认清楚。

　20xx年5月2日，为了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述源远流长的“福山王氏”家族数百年来励志自强、建功立业的风雨历程；展示福山始迁祖王鉴后裔，英豪遍神州，美名扬天下的光辉形象；歌颂“大碾王”王伦、王信祖支脉族人在人生的大道途中，共赴时艰、相濡以沫、呕心沥血、不懈努力的创业精神。我和族人敬达叔、婶子申荣梅、小弟佰哲，驱车前往了烟台。

　经过一天地奔波，直到下午六时许，方才到达烟台，族人国风叔盛情款待。我本来想，第二天到始迁祖居住之地福山看看，却未料敬达叔有急事需要连夜返回。国风叔只好把1998年5月15日，其父亲王盛之调查谨志的《诸留王氏家族志》复印件送给我们。我们也把《太原王氏源流探析》一书，以及电子稿，拷贝到国风叔的电脑上，便匆匆告别了，留在我心间的是一缕深深的遗憾。

　回到家中，我认真阅读了《诸留王氏家族志》复印件。从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春二月，已85岁高龄的孝斌祖第九世孙鼎任和第十世孙骐（《福山县志》亦有鼎任和骐的名讳记载），校并书的《王氏家谱》中发现，对我始迁祖孝忠、孝礼，亦有记载：“吾始祖之来也，甚远，其讳俱失。传至凡孝字者亦甚多，有孝真、孝义、孝英、孝思、孝敬、孝忠、孝礼等讳。”王隆兴（字盛之）撰写的《祖籍渊源调查记》如此记载：“洪武年间移民时，与吾一世祖同辈的王孝忠、王孝礼奉旨分迁馆陶县。吾家谱这一记载与《明史》正相吻合。是孝忠、孝礼的后人，于清康熙年间委其亲戚，时任福山训导的张风翥，捎谱来福山寻祖认宗的，并不是吾王氏，由馆陶迁来福山的。”这样的记载，恰与我们的《太原王氏族谱》相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馆陶的“福山王氏”与烟台福山的王氏，600年前是一家确定无疑，感情的距离一下子便拉近了。但是，孝斌与孝忠、孝礼祖之间的关系如何，无从考证。

　20xx年10月4日，为了摸清这一链条的关系，国风叔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驱车从山东烟台来到河北临西。我和敬达叔陪同国风叔，先后到山东临清烟店镇王集村、八岔路镇杨坟村，与族人交流情况，并到孝忠、孝礼、舜、俊四祖的墓地拜祭。尽管费劲不少，依然未能摸清这一链条的关系，也同样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这个问题，一直成为我和国风叔心中的一个结，久久不能释怀。

　20xx年5月1日，敬达叔在婶子申荣梅身患重病，已经不能独自行走的情况下，执拗地让三女儿婷婷和女婿张贵涛陪伴着，同我一起第二次前往山东烟台，国风叔依旧是盛情款待。第二天吃完早饭，国风叔便亲自驾车，陪同我们前往了福山。

　福山历史悠久，古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现，约在1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遗迹。福山亦是东夷文化发祥地，目前境内就有：邱家庄、臧家、东风等新石器遗址，属龙山文化时期，距今6000余年前。1983年，烟台专区撤区改市，福山县更名为福山区，至今没有变动。

　经国风叔联系，我们又认识了福山的族人家良叔。在他们的陪同下，我们首先来到大屋村。大屋村紧邻公路，交通方便，村边立有一块黑色石碑，上面刻有“大屋”两个白色大字。据悉，石碑背面的村名来历记述有误。

　《诸留王氏家族志》之《祖籍渊源调查记》第八节，有这样的记载：“大屋村吾族王氏第一世王红道，第二世‘凡’孝字名孝思，以下有凡‘士’字、凡‘承’字的，至今已传至十九世。可以看出，该村起初‘凡’孝字与吾村相同，但是世数就有差别了，他的第二世与吾第一世乃是一辈人。”

　看来，已经没有家谱传承下来的大屋村族人，也没有办法与我们这支王姓接续了。但是，站在通往大屋村的道路上，我依然感觉到亲切，遂与敬达叔分别在标示有“大屋”的石碑前摄影留念。

　接着，我们来到了王家茔遗址，这里已经没有一户王家人居住，成为了一座五环彩瓦厂。

　国风叔详细介绍说：“王家茔在门楼村后里，祖茔传说百亩，茔后有大屋村，而且，大屋村名也是由我家起名。在1739年时，住在大屋村的人都是我们本族的，现在，门楼村距茔地约有一里地，距现大屋村约有3里地。大屋村我也走访过，根据我父亲说的，我和家良叔也约见过几位老人。有一个老人80多岁，他说，他小时候见过一世祖的画像在堂里，一个红光满面的大胡子。二世祖王孝思，在家谱里见过，一世祖叫王红道。我分析，王孝思就是王舜父亲，一世祖找不到就弄个王红道顶替。在1753年，王琪续家谱时也说过，大屋村属九甲，当时凡永字的与我九世祖同辈，凡大字的与王骐同辈。我十世祖，当时门楼集叫六甲，凡承字者与我三甲九世祖同辈，凡尔字者与我十世祖同辈。所以，当时门楼村及大屋村所住的都是我王家本族人，门楼村现在已经找不到我王家本族人了，大屋村还能找到我王家本族人。下次来，我们一起去大屋村找几个老人聊聊。我家从第六世祖开始迁移诸留王村，但茔地一直由我这一支管理。解放以后平坟，我们这一支还种粮，诸留王村离坟地约有6里地。我觉得，我这一支是王孝思后人，王孝思就在大屋村居住过，或其小儿子在大屋村居住。大屋村家谱我一直在寻找，找到大屋村家谱三世祖是谁，一切就明白了。”

　我兴奋地说：“我期待着有机会再来福山寻根问祖，更期待着我们的世系传承，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

　站在王家茔遗址的空地上，我们叔侄四人照了一张“全家福”。

　离开王家茔遗址，我们直接插到了门楼村的最深处。这里只有一条主街，其余的均为狭窄的小街小巷，宽一点的小街巷，仅仅能容纳一辆小车通行，窄一点的小街巷，就只能由行人来往了。许多老房子都年久失修，墙皮脱落，房顶坍塌，笈笈可危，没有人居住了。有的老房子却有人居住，过年时贴在门框上的“欢乐幸福家，平安吉祥地”；“财源滚滚来，鸿运腾腾起”的对联依然火红。有的主人看见我们在小小的街门口照相，感到稀奇，便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笑答，寻根问祖。问起他们的姓氏，无一家是王姓人，我的心中不免滋生出一种寒凉之意。

　凝视着古老的房屋，我的思绪回溯到700多年前：始迁祖王鉴，原居莱阳，其父溺水后，为避兵燹，年仅8岁的鉴祖，于元朝年间，随80有余的祖母赵氏和母亲周氏，依依不舍地痛别亲人，背井离乡，由莱阳徒步前往福山县，十天方才到达，投奔在祖姑父汪洪源（《福山县志》有其名讳记载）门下。尽管亲戚之间数十年不相往来，老祖姑已故去20年矣，但祖姑父汪洪源还是给予衣食。居住数日，又寻访至少祖姑父孙光祖处，年已70的祖姑唤子孙佩曰：“实系至亲，宜认之。”于是，孙公、汪公互相周济，母子有所倚居。二年，祖母赵氏辞世，鉴祖亦在福山县渐长成人。20岁时，即跟从表祖孙佩学习工业。举至弱冠，渐有积蓄，治买田宅，家道稍丰，后经表祖孙佩介绍，始配福山县门楼村居民林英（先人原为金巡海统驭使，因金朝内乱辞官不仕，林英不愿袭替，隐居福山村落，有田三百亩，家业稍丰）之女为妻，并入赘其家。鉴祖下传四代，至人称“大碾王氏”的王伦、王信兄弟，仍居住在门楼村。

　“友明你看，这里快要坍塌的老房子，是不是我们老祖宗居住过的？”敬达叔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认真地说：“也许是吧。”

　1924年《王氏族谱》记载：“大碾王氏祖居门楼村，原与狗塔村相近，前后相去三里。”2007年《太原王氏族谱》前续卷一记载：“门楼村与狗塔村，相距三里，汪公（洪源）居前村，我王氏居住后村。”《诸留王氏家族志》之《祖籍渊源调查记》第五节，如此记载：“据大屋王华民回忆，原有其家谱亦有‘大碾王、莱阳迁来狗塔村’等记载。这也是祖居门楼村历史长远的一个佐证。”族谱记载如此吻合，说明祖居门楼村确信无疑。

　可狗塔村呢？查无此村名，《福山县志》亦未有记载。国风叔介绍说：“我叔分析，狗塔村不是门楼村，应该是汪格庄，离门楼村不到3里地。”由此分析，汪格庄应是汪洪源的居住地。1958年，建门楼水库时，37个自然村整体搬迁，便分成了东西两个汪格庄。

　那么，狗塔村在哪里？在国风叔和家良叔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山东烟台福山银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站在一条宽阔的大坝上，国风叔手指着远方的一处水域说，那里就是狗塔村遗址。再回头凝望门楼村，也就是三里之遥。距离是对上了，可村名依旧是个迷。不管狗塔村是否存在，我现在就站在了祖居之地的这块热土上，心里还是感到格外激动和兴奋。我独自在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大坝下，背靠狗塔村遗址留下一张影后，又与老王家的三位叔叔，在大坝上背靠狗塔村遗址，面对门楼村方向合影留念。我们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身影，与生命的祖根之地紧紧地融合在一起。

　从狗塔村遗址返回途中，路经门楼村时，我特意让车停下，在“门楼村欢迎您”的标志牌前，留下了自己的影像。

　走出门楼村地界的瞬间，我心中蓦地滋生了一种故土难离的感觉……

　臧文仲(前701-前617年)，姬姓，臧氏，名辰，谥文，史称“臧文仲”。春秋时期鲁国大夫，世袭司寇，执礼以护公室。历事鲁庄公、闵公、僖公、文公。臧文仲博学广知，不拘常礼，思想开明进步，废关卡，利经商，强外交，重军事。为世人所敬仰。我在这里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您。

　臧文仲—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鲁国发生大饥荒，举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臧文仲请求到齐国借粮，对鲁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铸名器，藏宝财，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国病矣，君盍以名器请籴于齐”鲁庄公问谁可以出使齐国，文仲自告奋勇，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辰请如齐”。事后臧文仲的随从不解地问他为何主动请缨，文仲曰：“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今我不如齐，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臧文仲带着鬯圭玉磬之类的名器作为抵押物到齐国去借粮，他一方面向齐君介绍了鲁国“天灾流行，戾于弊邑，饥馑荐降，民羸几卒”的严重灾情，另一方面又阐述了齐鲁两国共同承担着“周公、太公之命祀”的重任，巧妙地说出了齐鲁两国的历史渊源，言辞恳切，以礼动之，弄得齐君不能不借粮给他，而且连带来的抵押物也没好意思留下来，使“齐人归其玉而予以籴”。(《国语·鲁语》、《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鲁国上下，因此而度过饥荒之年。春秋时期，“名器”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臧文仲为了解救百姓于倒悬之苦，说服鲁庄公以“名器”为抵押向齐国借粮，这确实是开明之举，体现了他“忠君”、“恤民”的博大情怀。臧文仲身为鲁国国卿，当国家遇到危难时，他挺身而出，勇于担当，出使齐国，巧妙与齐君周旋，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利益，表现了他居官在位的高度责任感和过人智慧。

　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夏，鲁国大旱，鲁僖公打算把那些仰面朝天的畸人(巫、尪)抓来烧死，以祈求天降雨(当时人们认为天不下雨是因为老天爷担心雨水会流进那些仰面朝天的畸人鼻子里)。臧文仲得知此事后对鲁僖公说：“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他认为用烧死“巫、尪”来祈求天雨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天人之间存在感应的话，老天爷可怜这些人，当初就不会让他们出生，既然他们出生了，现在烧死他们不仅没有用，相反会加重旱情。所以他建议鲁君要劝导百姓厉行节约，开源节流，加强守备，提振士气。鲁僖公接受了他的建议，“是岁也，饥而不害”。(《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可以看出，臧文仲是一个非常开明务实的辅政大臣，行事不拘泥于陈规旧礼，体恤民情，行事务实，具有比较鲜明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倾向。

　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邾人因鲁伐取其地须句的缘故出师攻鲁，僖公麻痹轻敌，瞧不起小小邾国，“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力谏道：“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悖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他苦劝僖公不可掉以轻心，而应严阵以待。僖公不听，终至败绩升陉，成为鲁国历史上的一大国耻，这从侧面印证了臧文仲军事思想的正确，其中包含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尤其难能可贵。

　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臧文仲与东门襄仲“如楚乞师”，“以楚师伐齐，取谷”。鲁以攻为守，暂时阻止了齐国对鲁国的进攻。二十八年，诸侯在温地盟会时，晋国逮捕了卫成公，把他押送到周，指使医生用毒酒暗害他，没有成功，医生却没有受到报复。臧文仲言于僖公曰：“夫卫君殆无罪矣。刑五而已，无有隐者，隐乃讳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今晋人鸩卫侯不死，亦不讨其使者，讳而恶杀之也。有诸侯之请，必免之。臣闻之：班相恤也，故能有亲。夫诸侯之患，诸侯恤之，所以训民也。君盍请卫君以示亲于诸侯，且以动晋夫晋新得诸侯，使亦曰：‘鲁不弃其亲，其亦不可以恶’”。(《国语·鲁语》)臧文仲说服僖公出面为卫侯求情，僖公用二十对白玉送给周王和晋侯，于是卫侯得到赦免。晋文公很感激鲁国给他解围，“自是晋聘于鲁，加于诸侯一等。爵同，厚其好货”。卫君也因此对鲁国感恩戴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臧文仲识大体顾大局具有非凡的战略家的高远视野。

　鲁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29年)，晋文公召集诸侯各国瓜分曹国土地，“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鲁僖公委派臧文仲为代表前往。臧文仲此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途中宿于鲁重邑行馆，行馆仆役对他说：“晋文公始霸诸侯，他想通过分割曹国土地来笼络人心，诸侯各国无不趋之若鹜。晋侯明确这次分地不按照诸侯各国原有的班爵秩序，而是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早到多得，迟到少得，所以各国使者无不争先恐后，日夜兼程。您老如果想要为鲁国多争得土地，就不能慢慢悠悠的了，得抓紧时间赶路”。臧文仲听从仆役之言，立即连夜启程，一路风尘仆仆，最先到达晋国，所以鲁国在这次分地中得到的土地最多，“获地于诸侯为多”。回国复命后，臧文仲向鲁僖公建议道：“这次鲁国能够多分得土地，主要是重邑行馆仆役的功劳。古代圣贤说：‘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爨，虽贵罚也。’行馆仆役一言而建扩疆辟土之功，功绩卓著，应该给予赏赐”。鲁僖公听从了他的建议，特加爵仆役为大夫(《国语·鲁语》)。春秋时期，土地和人口是诸侯各国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臧文仲在辅政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这一点，所以他不辞辛苦，长途劳顿，为鲁国挣得最大利益。同时，对于那些能够为国建功者，即使是地位卑贱的仆役，他也敢于打破礼制限制，对其论功行赏，这些做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由于臧文仲的努力，此期成为鲁国外交史上较有利的时期之一。

　鲁文公初年，陈、卫关系趋于和睦，臧文仲审时度势，“欲求好于陈”，加强外交。在文仲的努力下，“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陈、鲁通过联姻形成同盟。

　臧文仲在处理天人关系时，能够破除陈旧愚昧的观念，重视人文关怀。在处理君民关系时，他也具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倾向。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宋国发生重大水患，百姓受灾严重，鲁庄公派使者前去慰问，宋闵公心情沉重，自责罪己，臧文仲听说这件事情后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左传·庄公十一年》) 臧文仲在总结历史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国家兴衰存亡取决于国君贤明与否的观点，贤明的国君能够深刻自省，改正错误，昏庸的国君则归咎于人，滥杀无辜。宋闵公死后，宋襄公继位，他想仿效齐桓公创建霸业，于是召集诸侯各国举行会盟，臧文仲听说此事后批评道：“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文公四年》)所谓“以欲从人”，就是推己之所欲以从人，使人同得所欲;而所谓“以人从欲”，则是强迫他人顺从自己，以逞一己之欲。臧文仲认为，宋襄公将一己私欲强加于诸侯各国，日后必将招致杀身之祸。果然，次年宋襄公与诸侯各国会盟于盂时被楚人羁押，宋国也受到楚国攻击。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六和蓼这两个小国国君昏庸无道，为楚所灭，臧文仲闻知后说道：“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左传·文公五年》)意思是说，六和蓼是上古圣贤皋陶的后裔，他们的国君对内不能实施“德政”，对外不能和睦大国，忽焉而亡，令人痛心疾首!臧文仲认为国无大小，国君必须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否则必将走向灭亡。

　臧文仲在鲁国辅政期间，屡建事功，且长于辞令，就为政立国之事多有高论，在诸侯国间广为流传，其言论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鲁国大夫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执政范宣子问他：“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是说的什么”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叔孙豹则以为不然，他认为这只能叫做“世禄”而非“不朽”。叔孙豹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叔孙豹认为，鲁国先大夫臧文仲去世后，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

　但孔子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对臧文仲的总体评价不高，几次指名道姓地对他提出批评。孔子大约迟于臧文仲一百年左右，因此他对臧文仲的事迹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曰：“孔子数称臧文仲、柳下惠”。《论语·公冶长》中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论语·卫灵公》中又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左传》中也载有孔子对臧文仲的批评：“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孔子之所以会对臧文仲做出与众人相悖的评价，是与孔子的政治主张和史学思想分不开的。孔子在评判历史，臧否人物时始终坚持两条标准：一是言行举止必须符合“礼”的规范;二是道德修养必须达到“仁”的境界。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臧文仲，即便他辅政期间为鲁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很难得到孔子的认可。

　“下展禽”，即“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柳下惠(前720—前621)，展氏，名获，字禽，食采柳下，谥号“惠”，故称柳下惠。柳下惠也是鲁国的公族，他是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与臧文仲是同时期的鲁国公族大夫，鲁僖公时期曾出任士师，主掌刑狱，因其生性耿直，不事逢迎，有时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因而得罪了臧文仲等当朝权贵，接连三次被黜免。柳下惠虽然仕途蹇促，但道德学问却名满天下，道德修养达到坐怀不乱的境界，面对诸侯各国的高官厚禄礼聘，他一一回绝，这些品质都是孔子所赞许的。如果孤立地看，臧文仲“下展禽”确实有压抑人才之嫌，但从鲁国当时现实政治的大局来看，柳下惠屡遭弃用是合乎情理的。臧文仲当时是辅政国卿，国家的内政外交、天灾人祸都要他来应付，所以他需要的是能够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实干家，而不是沽名钓誉的道德家或不切实际的空谈家。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齐孝公率师伐鲁，臧文仲原本打算亲自到国境上以文辞告谢退兵，后因突然生病，改请柳下惠代劳，柳下惠却迂腐地说了一通小国与大国的相处之道，认为以文辞退兵不合礼，不可行。当时齐国已经大兵压境，情况十分危急，臧文仲没有时间听柳下惠高谈阔论，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他，说道：“国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将无不趋也。愿以子之辞行赂焉，其可赂乎”(《国语·鲁语》)大敌当前，臧文仲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退兵，情急之中，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根本无暇顾及什么礼俗，而柳下惠却坚持“处大教小，处小事大”的教条，横竖不是，左右不对，如此迂腐之人，能不被“三黜”吗然而孔子在这件事情上却偏向柳下惠，他批评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甚至称他为“窃位者”。臧文仲与孔子在用人标准上的分歧，是他受到孔子质疑的原因。

　“废六关”(“废”当反训为“置”)，臧文仲非常重视发展农业，在国内各地新置税关，以增加国家财税收入，为增强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孔子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项改革措施破坏了古代旧制，形成与民争利。但从施政实践来看，通过设置税关来弥补国家财政收入不足，显然是利大于弊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妾织蒲”，是指臧文仲老婆平时在家里编织一些蒲席，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后挣点碎银子贴补家用，这事如果搁在现在，是值得赞扬的美德，但是孔子居然反对，认为“不仁”。孔子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以西周的社会制度为蓝本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各得其所，农民只管种田，工匠只管做工，官家人是不能经商的，否则就会扰乱社会秩序。臧文仲老婆织蒲出售属于不务正业，有违礼制，孔子当然要反对。

　“作虚器”(“臧文仲居蔡”)，是指他私自在家里收藏了出产于蔡这个地方的大龟，这种大龟是天子祭祀的专属物，只有天子才能拥有，臧文仲只是鲁国的一个大夫，不仅收藏了天子之物，而且还加装了“山节藻梲”之类的天子之饰，这是一种僭越礼制的行为，孔子是不能容忍的。

　“纵逆祀”，是指臧文仲纵容夏父弗忌违礼之事。鲁文公二年(前625)八月担任宗伯、掌管祭祀之礼的鲁国大夫夏父弗忌准备祭祀时把鲁僖公放在鲁闵公之前，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鲁闵公和鲁僖公都是鲁庄公之子，僖公是闵公的庶兄。庆父作乱，杀公子般拥立闵公，后又杀闵公欲自立而败亡，季友拥立了鲁僖公申。所以弟弟鲁闵公在先，哥哥鲁僖公在后。闵公在位两年，毫无建树，夏父弗忌尊崇僖公，故要将僖公跻于闵公之前。对夏父弗忌的“逆祀”，有关祭祀的官员极力反对。臧文仲没有阻止，却听之任之。孔子认为臧文仲知礼却不能制止违礼之事，是不够明智的。

　“祀爰居”，“爰居”是海上的一种大鸟，较为罕见。有一天，曲阜城东门外栖息了一只爰居，二日不飞，臧文仲觉得怪异，就鼓动国人前去祭祀。柳下惠认为祭祀是国家的重要制度，举行祭祀活动一定要慎重，臧文仲让国人祭祀爰居之鸟是违反先祖之制的。他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说起，历数颛顼、帝喾、尧、舜、鲧、禹、契、冥、汤、稷、文王、武王……云里雾里，洋洋洒洒，对臧文仲提出严厉批评，他最后说道：“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知矣。”(《国语·鲁语》)后来臧文听到闻柳下惠的批评，进行了认真反省，并承认错误，事后他还让人把柳下惠的话刻在竹简上，送三卿阅知。“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曰：‘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策”(国语·鲁语)。从此事看来臧文仲还是很尊重柳下惠的。但“祀爰居”却事出有因，臧文仲当时是鲁国的辅政国卿，国中有海鸟来栖，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恐慌，他的首要任务是安定民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采取祭祀禳灾的办法，此举无可厚非。因为孔子认可柳下惠其人，必然也赞同柳下惠反对臧文仲“祀爰居”之事，这是符合逻辑的。

　孔子褒扬柳下惠贬低臧文仲，还有另一个原因，孔子与柳下惠的政治遭际颇为相似，柳下惠在政治上一直受到臧文仲等权贵的排挤，而孔子也长期受到季氏集团的排斥，两人都仕途蹇促，怀才不遇。柳下惠之于臧文仲，就相当于孔子之于季氏，尽管他们属于统治集团的同一阵营，但政治地位有所不同，臧文仲和季氏是当朝重臣，他们主要致力于解决眼前的矛盾和问题，更多考虑的是眼前利益，因此他们的行事风格更加亲民务实，不拘俗礼;柳下惠和孔子在政治集团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条件来研习古代典籍，进行理性思考，因而他们的政治诉求更加趋于理想化，更加注重所谓的长远利益，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迂阔而不切实际，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屡屡碰壁，进而导致他们在为人处世方面容易采取因循守旧、固执偏激的态度。政治上的局限性和地位上的差异使得他们在评判历史，臧否人物时就难免会失之偏颇，有失公允。

　由于受到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限制，孔子对臧文仲做出了许多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负面评价，造成了不应有的负面影响，这恰恰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保守和史学上的偏颇。

　事实上，臧文仲与孔子虽相距百年，却同为鲁国的著名学者，二人都是周礼的拥护者和积极倡导者。周礼传统的政治和道德观念在臧文仲思想中大都可见，如“敬事上天、遵法先祖、尊重君上、慈爱臣民、修明道德、慎用刑罚、勤修政事、摒除奢侈、以礼治国”等。孔子强调周礼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其目的同样是忠君尊王和维护纲常名分，主张“君使臣以礼、事君尽礼、事君以忠，事君能致其身”。臧文仲崇德，主张君主以德治民，认为“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在位者恤民之患”以使民心无违，这与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臧文仲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当权者，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学者，是“立言”者的典范，是“不朽”之人，孔子的内心应是赞赏臧文仲的。问题在于臧文仲对于周礼的态度并不止于因循守旧、拘泥于礼，而是具有灵活性，能够根据新的形势突破常规，变通旧礼，臧文仲的思想是开明进步的，遵循周礼而不拘于周礼。而孔子却对周礼表现得十分执着和拘泥。由于臧文仲当时在诸侯国间威望巨大，当其与孔子的思想抵触时，孔子就反应强烈，对臧文仲一些不合礼的行为严厉指责，以维护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恰恰说明了臧文仲是对孔子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或许，在孔子的内心世界里，孔子对臧文仲的批评并不是由衷的。

　臧文仲思想开明，富有智慧，关注民生，行事务实，因时制宜，善于打破陈规陋习，为鲁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辅政数十年间，不仅受到历代鲁君的信任，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其言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曰：“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两千年后的1945年教育家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就引用了臧文仲的话：“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挬焉’，‘其亡也忽焉’”。臧文仲的“立言”真可谓“死而不朽”。

　臧文仲贤明正直，从善如流，高风亮节，赏罚分明，是鲁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臧家卤猪肉始于清光绪年间，从臧家先人臧德清始，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卤猪肉以猪头、猪内脏为原料，伴有八角、肉寇、砂仁等十几种佐料，加盐煮制而成。卤制后呈红糖色，又香又烂，食之利口，肥而不腻，风味独特，为人们所赞誉，是宴客、馈赠之佳品。其技术由臧氏后人继承，已传四代。1993年，被县命为“地方名吃”，被市列为“十大名吃”之一，被省政府纳入“政府采购肉食指南”。

1、臧荼

臧荼（？－前202年），燕王韩广部将，援救被秦朝章邯包围的赵国。又随项羽入关中。

汉元年（前206年），项羽分天下为十八路诸侯，立臧荼为燕王，都蓟。迁燕王韩广为辽东王。之后，臧荼攻灭韩广。

汉三年（前204年），韩信破赵国陈余。听从广武君李左车的进言，派使者送信给燕王，燕王臧荼归顺韩信，投降刘邦。

汉五年（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臧荼和楚王（原为齐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原为九江王）英布、梁王彭越、长沙王（原为衡山王）吴芮、赵王张耳共同尊奉汉王刘邦为皇帝。汉高祖登基两年后把谋反的燕王臧荼杀掉。

2、臧旻

臧（zāng）旻（mín），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人，东汉时期将领。《后汉书》称臧旻富有学识，胸怀大志，“有干事才”；桓帝时，为徐州从事，辟司徒府，除雍奴令。

灵帝时，为吴郡太守。熹平初，拜扬州刺史，迁使匈奴中郎，将徵拜议郎，转长水校尉，历任中山、太原太守。《全后汉文》收录有其作品《上书讼第五种》。

3、臧荣绪

臧荣绪（415-488年），自号被褐先生，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南朝齐历史学家。

出身官宦之家，不入官场，潜心著述，所著《旧晋书》成为后来唐朝房玄龄、褚遂良等人修史《晋书》的最重要蓝本。永明六年，卒于家。

4、臧懋循

臧懋循（1550～1620），字晋叔，号顾渚山人。汉族，浙江长兴人。明代戏曲家、戏曲理论家。以编著《元曲选》而闻名，是元曲选编之大成者。

臧懋循七岁通晓《五经》，博闻强记，为人不拘小节。明万历八年（1580）进士，次年出任湖北荆州府学教授。万历十年，任应天（今南京）乡试同考官，后改官夷陵（今湖北宜昌市）知县。

十一年，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与汤显祖、王世贞友善，游六朝遗迹，命题赋诗，风雅一时。万历十三年，因携带妾童，出城游乐，被罢官，回归长兴。慕黄山、白岳之胜，策杖往游，赋诗言志。

万历二十四年与族人合捐重修鼎甲桥，桥和桥志铭（石刻）今尚保存完好。是年，全家移居南京。二十七年作《巳亥书事》一诗，指责朝廷贪得无厌，税监四出。

二十九年，与曹学俭、陈邦瞻等名士结金陵诗社，相亘唱和，并辑有《金陵社集》8卷。于万历三十年，挈家返回长兴。

懋循的诗作，关心时事，清新可取。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宗》、陈田《明诗纪事》中均选有臧懋循诗作，在明代文坛上颇有声誉。与湖州友人吴稼登、吴梦畅等，并称“吴兴四子”。

懋循见家乡一带文化发达，戏曲盛行，便萌发编印杂剧的愿望，到处收集散佚的元曲、诗词文稿。万历四十五年，67岁时编成《元曲选》100卷、图1卷，校勘精良。工书法。且精通音律。 

5、臧霸

臧霸（生卒年不详），又名奴寇，字宣高，泰山郡华县（今山东费县方城镇）人，三国时期魏国名将。其父名叫臧戒，有二子臧艾与臧舜。年少时曾召集数人将获罪的父亲救出，此后四处流亡。

后来成为陶谦麾下的骑都尉，负责募兵抵抗黄巾军。与孙观、尹礼等人拥兵驻屯于开阳，自成一股独立势力。于建安二年领兵击败萧建，占领莒城。导致吕布发兵攻击臧霸，而后两人和解。

吕布战败后，与孙观等人投降了曹操，被任命为琅邪国相。臧霸在曹操与袁绍、孙权等诸侯的战役里，战功赫赫，官至镇东将军。

曹魏建立后，臧霸被封为执金吾，领有食邑三千户。魏明帝时又加封五百户，死后追谥为“威侯”。

——臧荼

——臧旻

——臧荣绪

——臧懋循

——臧霸

　　大枣园村

　　大枣园村

　　老百姓俗称“老虎山”的虎头石山，海拔188。4米，走势由东南向西北，逶迤连绵十数里，远远望去如巨兽的身躯慵懒斜卧；虎头石山有九个山头高低起伏，山南的百姓又叫它“九顶山”，最西北端的那座山头，天然生成一只老虎头的形状，面向西北双目炯炯，额头“王”字清晰可辨，虎头石山取名就来自这块象形石。虎头石下西侧约有五百米之处坐落着一个两千多户人家的村子——大枣园村。

　　大枣园村有着深厚悠远的文化底蕴，有着独特的人文景观，村中心的牌坊街上矗立着两座斑驳古朴的石牌坊，它建于康熙24年（1685年），栉风沐雨316年，据说是山东省目前仅存的两处功德牌坊之一。村子东边山上的自然景观也不少，除栩栩如生的虎头石外，旁边还有个山头叫做“石人山”，是因为山坡上一块大石突兀而立，如一个男子站在那里，人们称它“石人”；再往前的山包叫做“蚕场山”（音），北坡上有一块七八个平方大小、光滑平坦的大青石，传说汉朝淮阴侯韩信曾站在石台上点兵，人们就叫这里为“点将台”。

　　大枣园村立村的时间可追溯到600年前。明朝大规模向山东移民时，云南臧氏弟兄于永乐初年（1403年）迁徙到即墨境内，一个在楼山稍东一些的凤山圈地开荒，是为坊子街村；另一个在虎头石山下生满棘树（酸枣树）的坡上“占山”，建立棘林村，后改称枣园庄。臧家在村里居住600年，传了20世，现在却只有三两户人家。匡氏家族于清代顺治年间（1644年）迁来，据民国26年（1937年）元月修纂的《匡氏家谱》记载：“自清初顺治年间始祖自胶州老海乱后迁居即墨城南枣园村。”义之为匡氏的始祖，繁衍了14世，历经300多年。以后陆续迁进村来的毛、周、贾、孙、吕、毕等姓氏，落户时间最长的200年，最短的不足百年。近年来村中落户的不断增多，据说姓氏已达到58个。

　　村中的大姓王氏家族，于明朝万历15年（1587年）自即墨汇海社王家庄迁来，自称“胶西王氏”。据乾隆30年（1765年）初版、嘉庆10年（1705年）重修、宣统元年（1909年）再修的《王氏世谱》中《迁胶源流》章记载，胶西王氏原系青州临朐县上庄居住、礼让乡寺泊社四甲民籍，于万历初年迁入胶州朱阳社十甲，复迁至即墨汇海社王家庄，后迁仁化乡枣园村。王氏家族五代之内三易其居，乾隆年间牵头修家谱的七世孙绍先为家谱作序并作感怀诗曰：“五世三迁居，胶即海崂间，朱阳立社地，海崖置庄田，总为儿孙计，不使里长艰。”才富为大枣园王家始祖，已有21世，大枣园村的村民百分之七十姓王，均是才富后人。

　　《王氏世谱》中还记载了万历15年才富自胶州初进枣园村遭遇的一桩冤案。他被浮山所千户于光祚指使手下王守迪告发王氏家族系浮山所军丁。大明律，军丁私自脱离守防军队逃避兵役是要严惩的，案子由胶州知州严恭审理，派扑快头子冷于道将才富押解回原籍临朐，查明王才富确系青州府临朐人氏，其父名钺、祖父纶、曽祖景，并非军户家族，案子才得以了结，判王守迪诬告罪，罚赎银六两六钱六分，并将其收管两年。后来，才富的后人有的迁到楼山后、湾头、埠头等各村，康熙年间大枣园村析出一个小枣园村，王氏家族可谓人丁兴旺。

　　历史上的王氏家族曾显赫一时，虽然王才富乍搬进村就经历飞来横祸，可六十年后自他的曾孙开始，族内英才倍出，二百年里挣来功名无数。顺治甲午年（1654年），才富之孙柱今的长子如辰乡试得中第七名亚魁（举人），第二年会试联捷进士，如辰仕途顺畅官至广西按察院，司督学道加三级；三子如云，壬子（1672年）科中进士；二子如春，戊午（1678年）乡试中第25名举人。柱今的孙子、如辰之子王懿为甲子（1684年）乡试第20名举人，戊辰（1688年）会试中第104名进士，殿试二甲第17名，康熙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第九名。王懿得中举人后第二年，康熙皇帝闻说王柱今一门三儿一孙俱取得功名，便称赞他教子有方，御批为王柱今立功德牌坊，诰封士大夫，极尽荣耀。

　　今天大枣园村的老人们说到牌坊的故事，还是会如数家珍。传说当年皇上特意从北京派来两位风水先生为牌坊选址，风水先生发现大枣园村得天独厚占尽地利。那时候地广人稀，从虎头石山上向西望去可以看见村子正对着西海中的小岛毛岛，村南有沙岭河（现在叫李村河），村北有白沙河（当时白沙河入海口在双埠村，后来忽然一夜暴雨白沙河改道李家女姑村），两条河遥相呼应，与毛岛做成“二龙戏珠”，风水落在大枣园村；更可贵的是村东虎头石南面和北面各有一条山水流出，弯弯向西在大枣园村内会合，其名曰“玉带”，恰恰把大枣园村的前街环抱其中，注定村中要出高官。风水先生把立牌坊的位置定在前街上，从此村民们把前街叫做“牌坊街”，村中两股合流的山水叫做“玉带水”，视为村里兴旺吉祥的源泉。

　　牌坊街东西方向，长约200米，两座石牌坊立在中段，相距约70米，规格都是“三间四柱三楼”，有四根立柱将横山隔成三间孔洞，坊顶上分为三个瓦顶叫做“三楼”，楼顶斗拱飞檐，饰有神兽等檐饰。东牌坊正额上刻有四个大字“龙章三锡”，上方一行小字“皇清康熙二十四年岁次乙丑仲春吉为”，下方小字为“诰封士大夫王柱今立”；中间刻着王柱今三次受御封的官职：“初封 文林郎山西太原府交城县知县，再封 奉政大夫户部广西清吏寺郎中，三封 中大夫广西按察使司督学检事加三级”。西牌坊正额上枋中间横刻有正楷大字“义方式训”，下枋竖刻王柱今的三个儿子如辰兄弟及孙子王懿历年功名取得情况：“长男如辰，甲午科乡试第七名亚魁，乙未科会试联捷进士，历任广西按察使司督学道加三级；次男如春，戊午科乡试第二十名举人；三男如云，壬子岁进士；孙，王懿，甲子科乡试第二十名举人，戊辰科会试第一百四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十七名，钦选翰林院庶吉士第九名。”石牌坊历经三百年风雨剥蚀，有些字迹已经看不清楚，惟那“义式训方”四个正揩大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文革中牌坊的楼顶飞檐遭到破坏，可那整石雕成的底座和立柱虽然伤痕累累，却怎么也拉它不倒。2002年，李沧区政 府筹集资金总投资50多万元将其修复，可惜的是飞檐斗拱及神兽檐饰已全然不是旧时模样。

　　说到王懿，老人们每讲到他便会喜上眉梢，话语滔滔不绝，这位雍正皇帝的启蒙老师官至大理寺正卿加三级的乡亲，铸造了大枣园辉煌的顶峰，使全村人一直自豪到如今。村里流传着许多关于王懿的轶事。据说雍正小时候极为顽劣，王懿罚他“跪读书”，被康熙撞见，心疼地说：“学是天子，不学也是天子。”王懿大胆冒犯天颜立即应对：“有学问是尧舜，没学问是桀纣。”康熙听了大惊，自此信任王懿支持他严管皇子，雍正便恨道：“待我作了皇帝，第一个杀的就是你！”王懿在朝为官32年，康熙59年（1720年）却被贬到新疆巴里坤总督戍边屯田，1723年雍正即位后，发昭书急召王懿回京，意欲请启蒙老师辅佐朝纲。王懿不知内情，猛想起当年雍正怀恨在心所说的话，估计此番进京凶多吉少，心中忐忑，走到芦沟桥驿站时先派家人进京探听消息。谁知京城里的官吏们见雍正欲倚重王懿，未雨绸缪，先拍起家人的马屁，轮番请他喝酒，家人喝得烂醉误了与王懿约定的日子，王懿等不到消息，认为大祸将至遂吞金自杀。

　　王懿去世后，灵柩运回故乡安葬，据同治壬申年（1872年）版《即墨县志》记载，侍郎王懿和学道王如辰之墓设于即墨南50里处，即现在的曲戈庄。当年雍正下旨祭王懿于渠（曲）戈庄名宦乡贤祠。王懿父子墓地高大气派，墓州立着石人、石马、石秀才，许多七十岁的老人们都有记忆。1943年日本侵略军扩建飞机场殃及二百年前的一代名臣，日本人令王家将王懿父子墓限时迁出，今年78岁的王乐孔老人曾参与迁坟，他说，当时，王氏家族胶州王家庄的族人出资、大枣园族人出人，雇着大卡车，整整干了三天。王懿的棺木是双层的，外椁木料厚约10厘米，灌满了松香，棺上盖的黄缎子“旌”仍然完好无损。棺木极为沉重，几十个棒小伙子用木杠抬，一起步，木杠咔嚓嚓连断数根，棺木纹丝不动。最后是在棺前挖沟加滚木一步步移出墓穴、移上汽车的。棺木运回村中宗祠停放，一切遵从葬制，入村北王家祖茔。

　　大枣园村有一个不同于别村的景观，是王氏家族共建了五个“堂”。堂，历史上被中国人极为看重，是祭神、祀祖和进行政事活动的场所，《礼记》中有“天子作明堂”的记载，自春秋时期就兴起建堂之风，古时官员办公之处称做“大堂”，百姓的农舍正房称为“堂屋”，但“堂”而有号，是官宦或书香之家的作为，也是身份的象征，如康熙皇帝就曾赐诸城刘墉之祖父刘启“爱清堂”御笔。大枣园村王氏家族在王懿一代分为九支，至今仍称“九宅”，九宅中以王柱今一支最为显赫，他家堂号“忠孝堂”，画栋雕梁建筑精美，占据了最好的风水之地牌坊街，族中划出40亩公产专供忠孝堂使费。据说“忠孝堂”匾额为皇帝所赐，即墨县令路过堂前都得下马步行。王家族人另外还设有四个堂，村东“东园鲁”，后街西头“雨蕴堂”，前街靠北“世谷堂”，还有一个颇有故事的“孝行可奉堂”。

　　这个“孝行可奉堂”几百年来一直为老人们津津乐道，还上了同治年版的《即墨县志》。故事也有好几个版本，流传最广泛的一段说的是王子信的三子之垣素以孝名闻名乡里，其父去世后他按古制最高礼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没有踏进家门一步。族里人很钦佩，在他守孝期满那天准备了鼓乐欲去墓地迎他回家。可之垣不知族人的安排，三年期满就自己走回了家，妻子说，你自己回了家，别人哪会相信你已守满三年，还猜你是早就回来了呢。之垣听后回答说：“为父再守三年有何不可。”他转身回到茅庐又守了三年，前后共守六年。之垣每天在墓地北面用衣襟兜土为父亲的坟头培土，六年下来取土处竟挖成一个新月形的大湾，取名叫做“月牙湾”这段事就叫做“孝子衣襟”。后来，族人为了纪念这对情深父子，建了一座堂，取名“孝行可奉”。

　　王家还有许多趣闻轶事，村里人最爱讲的是“也字不打勾”的故事。王懿在京做官多年，交往甚广，他自己也曾任过康熙戊戍科（1718年）会试主考，收得门生无数。据说在一次会考中王氏家族得中八个半进士（其中半个是女婿），创科举制度以来一门同榜的最高纪录。有人暗中调查，发现王家子弟的试卷上凡是“也”字均不挑上最后那一勾，分明是约好作弊的暗记。上奏朝廷后，皇上龙颜大怒，派钦差去山东微服私访，要严惩王懿。王懿在京得了消息，派快马回乡报信，安排子弟们无论是田间锄地，还是园里薅草、路上拾粪，都要拿着书本做出读书的样子。待到钦差到了大枣园村，只见推车挑担的，抗锄牵牛的个个手不释卷，摇头晃脑念书，咿咿呀呀吟诗。钦差喜道：“乡野之中诗书气如此浓厚，村夫农人皆苦读圣贤书，一榜八个进士也嫌少。”回京复命，天大的事化作烟消云散，大枣园王家却传下个“也字不打勾”的趣谈。——然而查王氏家谱，却未见一榜八进士的盛况，此故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权且一笑。

　　王氏家族风光二百年，有学问的人才数不胜数。到得十二世上，却有一户颇为富裕的人家养了个独生儿子总是让父母操心个没完，儿子满腹诗书却不想走仕途出将入相，每日里琴棋书画过的好不优哉游哉，把爹娘急得不行只是无可奈何。父亲去世后他没了管辖，不上几年把家中六千亩地变卖一空，最后自己竟落到唱渔鼓为生的地步。他在李村集上敲着渔鼓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并不按寻常说书人的路数，是根据自己烂熟于心的原著情节，说得细致生动，在沧口地区名噪一时。他如此落魄却少爷脾气不改，依旧花钱大手大脚，每每有人钻他心善手散的空子，换上破衣跪到他面前说些家中遭难的苦情，或说老娘去世无钱下葬的鬼话，他便撩起破大褂取出刚刚卖唱挣的钱一古脑儿送给求他的人。这位少爷迂腐可爱的性格常常成为众人的话题。王家十三代子弟曾出了个戏迷，最爱的是柳腔和京剧，曾痴迷到做什么事都要唱着戏文，正月里走亲戚，他钻进戏园子忘记走亲戚的“任务”，惹的家人和亲戚都老大不高兴；到地里拾掇庄稼，他拔棵谷子作马鞭，将谷地当舞台，唱起戏来不知回家；他背着家人拜名角为师，玩票玩到极高的境界，在青岛港上颇有名气，人送外号“活包公”。他在外面登台玩票唱戏，却把家里瞒的铁桶似的，一天他的老兄见到做买卖的朋友，朋友说今晚青岛某大戏院有名角唱戏，平日难得一见，我请你去听。老兄欣然前往，及至名角上场却把他老兄惊得张口结舌——原来这名角乃是他那不务正业的胞弟！西洋镜戳穿后，“活包公”便堂而皇之的开唱，再也不用煞费苦心的遮遮掩掩了。

　　一百多年前，村里住过一位汪大人，据说这位汪大人是安徽人，官至西台御史。他看中了大枣园的青山绿水，在牌坊街北临街建了一座宅院，家眷都接过来同住。村中的地保常因了村里公事去汪大人家，这位大人倒也礼贤下士，每次都把地保让在客座奉茶。即墨的县令也常常来拜访汪大人，还常讨教一些公事，在汪大人的客厅里，地保也是客，与县令平起平坐的；地保有事去县衙，县令见汪大人的座上客来了，也热情接待，不和对其他地保那样板脸。因为老百姓讽刺地保是官府的狗，所以过去北乡有句笑话“大枣园的狗也比县官大”就是由此而来。汪大人在大枣园住了十几年，家中突发变故，他的儿子不小心从小楼上坠地而死，汪大人将儿子厚葬在大枣院村外，人称“相公茔”。汪大人痛失爱子，一个人在北方住着心情郁闷，于是卖掉宅院离开这个伤心地回了安徽。

　　大枣园的村民多年来受王氏家族的熏陶浸润，看重读书，耕读之家颇多，村里常设私塾数处，上世纪初有陈相昆、王文基、毕正霖三位先生办的私塾最出名，以毕正霖的私塾成绩最好。毕先生是位饱学之士，教育子弟有方，儿子们有的做医生，有的做“大先生（帐房）”，很受人尊重。毕先生设馆于王家雨蕴堂，自20岁执教直到70多岁才挂鞭，五十多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事业有成者为数不少。清朝末年实行新政，乡间私塾逐渐由“洋学堂”取代，大枣园村重视教育的风气得到官方支持，有史料记载，1926年政府在村里开办“公立枣园初级小学校”，在忠孝堂院里南头盖了一排12间教室，收学生125人，聘教师3人，教育经费1476元大洋由南京政府行政费负担。

　　大枣园村王家曾在后街西头与坊子街村接壤处建过一座关帝庙，庙里供奉的关老爷灵验之名远播山西、广东、福建，解放前夕还有外地人在坊子街村打听关帝的“九龙大殿”，实际上真正走近这座“九龙大殿”的人都会大失所望。这座“九龙大殿”大小只有七八个平方米，泥塑的关公坐象只有一人多高，倒是庙门前竖着的两根旗杆是别处关帝庙不多见的。若说起这座庙大名远扬倒有一段故事。大枣园王家多年在京里做官，村里九宅五堂名声在外，都说王家有的是钱，就招的强盗动了贼心。咸丰年间（1851年）闹长毛（太平天国），有盗贼假借“长毛”之名半夜来大枣园抢劫，走到村北今青岛钢厂一带，大雾突起白茫茫寻不到去路，朦胧中见一大汉跨马横刀挡在面前，威风凛凛如关老爷模样。盗贼们本是乌合之众，吓得屁滚尿流作鸟兽散。关帝显灵护村的故事不胫而走，大枣园王家更是感激，发愿为关公重塑金身，再修一座九龙大殿作关帝行宫。王家在外地做官的后人将关帝显灵的故事传播的更远，外省都有捐善款盖庙的。可不知何故，及至关帝庙修建之时，却远远没有预先规划的那么宏伟高大，庙顶上用了九行青瓦，瓦与瓦之间凸起来，老百姓称做“起棱”，此“九棱”虽非彼“九龙”，可“九棱（龙）大殿”却是叫出去了。庙里的关公塑像在1948年被一个有精神病的村民犯病时发蛮力抱出庙外，不久国民党军队把庙拆掉取砖修了碉堡，名声远扬的“九棱大殿”就这样消失了。

　　大枣园王家还在现在的十梅庵村前山坡上建过一座观音庙，人称“娘娘庙（与十梅庵村的古庙“十梅庵”不是同一座庙）。老人们提起这座庙也很自豪，他们说，庙堂香火旺盛，观世音菩萨慈悲有灵。庙前面的沟下矗立着两棵几百岁的银杏树，树边溪流潺潺景色如画，庙修的清丽脱俗与美景融为一体。光绪11年前后即墨四乡的乡亲们捐款将庙重新大修，请胶州的名丹青手宋孝珍为庙堂做画，连正殿东西山墙上也画着花卉虫鸟，画的最美的是那两丛翠竹，用多年流传下来的老话说就是“东山（墙）一棵雨竹，西山（墙）一棵风竹，活活碰死鸟”。据说这两面山墙上画的竹子就如刚从山上移在墙上，栩栩如生摇曳生姿，连鸟儿也难辨真假想钻进竹丛歇息，竟发生过鸟儿撞死在墙上的事。只可惜这座庙宇于五十多年前被毁，只给后人留下许多美丽的故事与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