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良烤鸭 宜良烤鸭清光绪二十七年，宜良县狗街镇沈伍营村的许实(字秋田)，省试考中举人，榜列二十一名，赴京城应试。西村人刘文侍考，随许秋田进京寓居于一家烤鸭店的隔壁。许忙于应考，刘闲来无事，到隔壁的烤鸭店虚心学艺。许落第归里。宣统二年，许考取法部正七品法官，曾为宜良、禄劝纂修过县志。刘文学得一身技艺，回到家乡在狗街火车站开了一个烤鸭店，名“质彬园”。刘文肯学肯钻，北京烤鸭用高粱秆做撑筒，他改用芦苇，使烤鸭带有芦苇淡淡的清香。北京用麦芽糖水做涂料上色，他改用土坯火炉，用松毛结暗火烘烤。松毛结热度均匀，又无烟尘。刘文又因地制宜，对毛鸭选择、汤料、成型、配料等作了合理的、适当的改进，使其烤鸭既保持了北京烤鸭的本色，又做出了狗街烤鸭的特点，刘文的鸭色呈枣红，皮脆内粑，吃时提着鸭腿一抖，肉与骨松离分开。据吃过他烤鸭的老人说，一只鸭子只丢四大骨(翅膀与大腿骨)软骨、小骨都酥脆可食。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老人们回忆起刘文的烤鸭，仍然食欲大动，终涎欲滴，赞不绝口。

　　由是，狗街烤鸭异军突起，名声大振，使昆明及宜良的其它烤鸭黯然失色。那时，人们为了吃到刘文的烤鸭，专程从昆明乘座早班火车到狗街，饱餐一顿后，下午带着齿间余香抹着嘴角油迹，心安理得地乘晚班车赶回省城。南面从开远慕名而来的食客，则要在狗街留宿一晚，次日才能返回。有的食客为了赶程奔路，或性急嘴馋，提出“不耙点不要紧，砍来吃，钱照付”，那是万万办不到。

　　一次，国民党的一个中校营长带着太太及随从乘轿前往路南经过狗街，进店要吃烤鸭，数次催促均未遂意，便自动用鸭钩揭开炉盖。刘文大怒，与之争吵。那边拔手枪，这边操菜刀。营长终未吃到烤鸭，悻悻而去。刘文把这一炉因闪火而走气味的烤鸭赔本拿给对门马光荣的小馆子加配作焖吃。

　　刘文为保质重誉而到了执拗的地步，故当时有一句俗语流传：刘文的烤鸭好吃，脸嘴难瞧。每年秋后麻鸭初肥，刘文便带着徒弟杨国才等应邀前往省城，在省府及所属四大厅大显身于，艺压群芳，技惊四座。云南省主席龙云赠与联名题词的大红锦旗。积年以来，各界人士赠送的贺对楹联匾牌锦旗不胜枚举。有一联这样写道：“南圃春前新燕舞，西村秋后乳鸭肥”。

　　刘文有子刘文达，善养鸭，不善烤鸭。刘文高徒杨国才，艺传其子杨得春。

　　起 源

　　中国烤鸭起源，据《中国烹饪大典》，起源于唐朝宫廷。惟其源流不清，证据不彰难以邃定。而有确凿记载的，实见于清末。清咸丰6年（1856）宜良兵燹。由宜良起兵发迹官至云贵总督的岑毓英与县人杨福章、蔡标、何秀林等人在县城花桥下北廊曹氏所开的“顺河楼”酒店拜把兄弟，喝生鸡血酒结盟起事。素爱美食的岑毓英忽发奇想，叫店主曹健想法将鸭子整个用栗炭火烧死。美味清香，大快朵颐。这明火烧烤鸭子的吃法就在宜良发明出来了。以后，岑毓英等都当了清廷的封疆大吏，何秀林、蔡标任军门，邑进士陈鸣玉掌云南五华书院。这几人每次回到宜良，都要到“顺河楼”吃曹家的烧鸭。兴趣浓起时，岑毓英曾追述说：“这口味是我想出来的。”陈鸣玉就说：“就取名‘宫保烧鸭’吧。”“宫保”是对总督官职的雅称。岑其时已官是职，故陈鸣玉有是说。今滇味菜肴中的“公爆鸡丁”、“公爆白菜”等，先放切短的干辣子下锅再放其他肉菜的方法，也是岑毓英想出来的。故其准确的菜名应为“宫保鸡丁”、“宫保白菜”才对。随即，陈鸣玉撰书一付对联送给曹家“顺河楼”：“美味能招天下客，清香引出洞中仙”，就是专门赞美这“宫保烧鸭”的。而现在这付对联多被外地餐饮业界所引用，却渐渐忘记是陈鸣玉所写，也不知道是专门写“宫保烧鸭”的了。曹氏烧鸭系用明火，直到狗街人刘文从北京学回来焖炉暗火烧烤之法并在宜良传播开来之后，曹家烧烤也随之做了改进。

　　至于北京的烧鸭发明于何时，史籍缺载，不能详知。相传慈禧在同治年间（约1861年），已在宫中吃过烤鸭。从时序上讲，应该比岑毓英发明的“宫保烧鸭”销晚数年。不知此法是否岑毓英进京觐见慈禧时传授给宫廷的？北京烧鸭在清末传出宫廷，分为两大派系：一为明火挂炉烧烤的“全聚德”，一为暗火焖炉烧烤的“便宜坊”。这两大派系至今仍在。全国各地的烧鸭制作方法非此即彼，同样离不开这两大派系。

　　“便宜坊”从诞生到现在一直在北京，现称“老便宜坊”。同时出现在天津的烤鸭店名为“聚全德”。聚全德在天津经营不善濒于倒闭，始于民国初年才迁入北京，并逐步做红做大。据载，天津聚全德为清同治三年（1864）挂牌张业，比宜良晚出8年。至少在刘文进京时还没有迁入北京。因此，刘文那时在北京所能见到和学到的，便只有“便宜坊”的焖炉暗火烧烤方式。中国烤鸭两大派系，发明于北京的暗火焖炉烧烤没有在北京做大反而由他的徒弟在云南宜良县的狗街做大做红，成为南鸭旗帜；而发明于宜良的明火烧烤方法，在宜良也没有做大，反而被外来的焖炉式代替了。虽没有证据证明北京的明炉烧烤是从宜良传出去的。但同样的方法由聚全德做失败了，却由改名后的全聚德做红做大并且做得很红很大，成为了中国餐饮业界的第一品牌，在全世界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个事实本身说明：方法的发明固然重要，而事业成功却完全取决于人，是经营者的远大追求和创立品牌信誉的认真态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狗街刘文的成功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学 艺

　　刘文进京学艺实因于许实。许实（1873～1923）字秋田，狗街沈伍营村人（许姓为沈伍营望族。时秋田已徙居西村）。清光绪27年（1901）并行庚子辛丑恩正两科秋试举人。翌年（1902）得公族资助赴北京会试。同村农家子刘文作为书童随侍进京，投宿于米市胡同老便宜坊附近，因常往就餐，稔知其味。刘文心眼灵活，思维敏捷，侍学之余，得许实赞许，因到老便宜坊悉心观摩，认真学习烧烤技艺。回狗街后，经过几年的琢磨准备，对北京技艺颇加改进，然后自砌土焖炉，专于谷熟季节，开始烧烤本地麻鸭，挑到狗街火车站或白莲寺乡街集镇等地外卖，影响日愈扩大。后渐有积累，即在火车站租用街铺开张食馆，用许实先生根据《论语》“文质彬彬”的文句给刘文取的字号“质彬”做为食馆的名号，命名为“质彬园”。刘文勤于钻研，勇于创新，结合县情实际，对北京传统工艺大胆改进，对各项制作工序严格要求，既保持了北京风味，又具有其新的骨白似雪、酥脆离骨、色鲜肉嫩味美的地方特点，短短时间内就名声鹊起，做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名牌。县人段克昌年轻时与刘文结识，两人曾同宿鸭棚。段供职省城后每念贫交故人，支持刘文创立名牌。为扩大对外影响提高知名度，在每年谷熟鸭肥季节，总联系邀请老朋友去省城，在省府及所属四大厅等高级军政要员举办的宴会上显献烧鸭技艺。原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对此赞誉有加，由此走红。龙云原拟以重金相赠，刘文婉谢。后乃送给一面联名题词的大红锦旗，又题书“京都烧鸭”匾额相赠。刘文烧鸭从此遂得名为“京都烧鸭”，示其技艺之得于京城也。“京都烧鸭”赠匾，刘文极为珍视，一向收藏于西村家中，50年代后毁弃。

　　由于得到龙云的表彰，加之刘文的技艺创新日臻完备，各界人士赠送的颂语缎幅多如彩云。每到节庆及生日宴会，都悬挂出来迎风抬展，景象十分壮观。其中，比较有名的赠联，有60军183师师长高荫槐的“南圃春前新燕舞，西村秋后乳鸭肥”；开远铁路警察局局长钱小方的“南国老便宜，西村小吃恬”。时人不解其意，经历任宜良和狗街铁路警察分局局长罗席珍（土官村人）解释，上联“老便宜”为位于北京米市胡同的烤鸭店名，指出刘文的技艺源自京城；下联则称道西村刘文的烧鸭美味可口，食后心情舒适爽朗。

　　随着刘文烧鸭名声的日愈噪大，当时由昆明、宜良、开远等乘坐火车专程到狗街吃烧鸭的人络绎不绝，成为狗街一道独特的风景。昆明的客人可以当日赶回；南边来的客人则必须在狗街住宿一夜。狗街因此被民国时期编印的《云南旅游指南》收入书中。�

　　一次，一个国民党的中校营长，带着太太及随从乘轿前往路南经过狗街，因性急嘴馋，一进店就催着要死，恨不和一巴掌就打入嘴里。经数次催促刘文，都回答说火候不到没有熟透，那人就说：等不得了，熟不透也要吃。并自己动手用鸭钩揭开炉盖，想先啖为快。刘文见状，怒气冲天，两人就争吵起来。那边拔出手枪大耍威风，这边操起菜刀毫不示弱。后经人们两边相劝，事情才平息下来。那营长未吃到烧鸭悻悻然离去，这边刘文认为这一炉鸭子因闪火走气失了本味，竟一只都不卖出，全部赔本给对门马光荣的小馆子加配佐料焖吃了。刘文保重质量信誉到了如此执拗的地步。当时社会上遂传言说：“刘文的烧鸭好吃，脸嘴难瞧。”后人不明真相，常借这话作为对事物讽嘲的借喻，其实是歪曲了这话的本意。

　　创 新

　　根据现仍在世的刘文之嫡传弟子杨国才之子杨德春（第三代嫡传人）讲述，刘文在鸭子烧烤工艺上的改进创新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北京用高粱杆做撑筒，刘文就地取材，改用旧时南盘江边到处都有生长的芦苇。每鸭共用四根。不仅有两翅下的撑筒共两根；另在胸腔之内放一根，将腔膛撑空，以利热力透入；还有在鸭屁股中所塞的一根屁筒。按烧鸭炙熟原理，实为内煮外烤。经确测，明火烧尽之后的炉温达到400℃。白条鸭放入炉中，随着受热不断升温，鸭体内的水份就溢出积存于体腔之内，并很快涨沸，内膛是被水煮和腔内散不开的热气蒸共同加工成熟的。外皮则直接靠炉温烤熟。因此，从下肛内插入的屁筒（中间必有节），既堵住了膛中水份不外渗下泄，使之在体内长时间存留，鸭体也就成熟得越透，从而实现骨肉酥离；另外又在煮烤过程中散发其清香味，因而其食味就别具一格（使用鲜苇做辅材，应该是从端阳节用苇叶包粽子而有清香味得到的启发）。另外，由于使用了撑筒，烤熟的鸭子成型美观，有仰首挺胸，气宇轩昂之态，邑谚所说“烧鸭脯子拎着”，即是对其固有的商品造型的准确描述并久已深入人心。

　　二、北京用麦芽糖水做鸭胚表皮涂料，刘文改用滇产蜂蜜水，用蜜水涂抹表皮反复搓揉后鸭表皮极易于吸收（旧时防冬天手皴开裂也是用蜂蜜擦抹手背反复搓揉让皮肤吸收。刘文应受到此法启示），因而烧炙后更能提色呈金黄赤铜色。而麦芽糖比蜂蜜的被吸收程度差，烤炙后表皮上残留的糖汁易变焦黑而成品外色稍黯。《云南风物志》评价说：“宜良烤鸭一点蜜”，正是对此项改进工艺成功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三、刘文在燃料上也做了重大改进。北京燃料用木柴，烧成炭烬后放入生鸭烤炙。而刘文结合本地实际，改用青松毛结做燃料。松毛结燃透时间短于木柴，可使炉温迅速提升又使热量得到充分集中利用，无烟气而有清香味，燃烬热度均匀持久，所用土炉保温储热性好，从而保证了足够的烧烤温度。经过反复试验，每炉鸭子的加盖烧烤时间为40分钟。时间不到不起盖，中途也不能揭盖闪火泄热。时间到了，才能揭盖取食。邑名士严子述先生《食烧鸭诗》所云：“炮燔仗火工，土灶松烟馥。出炉气蒸腾，炙手香盈掬”，正是对此情形的生动写照。刘文烧鸭，提着鸭腿骨一抖，腿肉即离骨脱落。俗谚云：冷鸡热鸭。烧鸭趁热食用，软骨可嚼。一只鸭子只丢四大骨（两腿两翅），余皆酥嚼啖尽，越嚼越有味。

　　刘文烧鸭，首重选料。宜良传统鸭种为滇麻鸭。麻鸭属瘦肉型鸭种，过去民间养殖多以母鸡孵化，数量有限，因而饲养也较为精致。民国12年（1923）江川县人王开兴（住匡远镇土桥村）携带其家乡地区发明的家传谷桶（炒热）火抱鸭技艺进入宜良，并逐步推广这种较为先进的孵化方法后，宜良麻鸭的饲养数量才有了显著的增加。据初步估算，王氏火抱鸭技艺传入前全县麻鸭的饲养数为1万多支，而此后则迅速发展，到40年代后期已发展到数万支。江川火孵鸭历史已有百年，该县养鸭规模也是百年徘徊，没有做大。而一山之隔的宜良却迅速做大，这主要是受惠于“京都烧鸭”的创牌成功。麻鸭长期生活在滇中地区，其基本生长规律是：除专门饲养生蛋的老鸭外，一般的育肥鸭是不过冬的。冬季积攒的鸭蛋，一般在开春后天气渐暖时孵化。旧时没有电暖设施，才出壳的小鸭受不得低温，因此天不转暖不孵抱。待第一批小鸭孵出后，已是春分时节。此后陆续孵抱，到夏五月许即停止孵化，以保证最迟一批小鸭也能在秋末育肥宰杀。由于这个季节上的原因，麻鸭的生长期大抵与坝子中大面积的水稻种植时间相一致。而宜良坝子水田面积宽广，全部鸭子都是放养在水田中。那时不施用化肥农药，水田里小鱼小虾田螺之类及各种活物很多，麻鸭主要是吃富含有机质的生物长大的，内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也十分丰富，因此肉质特别的鲜美，是真正的有机食品。到水稻收获季节，所有麻鸭都已渐次长大，又能吃到刚成熟而掉在田里的谷粒，得以迅速催肥。上引对联“西村秋后乳鸭肥”，正是这种育肥方式的真实写照，也是吃烧烤滇麻鸭的最佳时令。宜良习惯的说法是，待秋末霜降之后，鸭子的骨头就硬了，肉质也变老了，食之无味，一年的烧鸭也就吃到头了。季节性极强则成为旧时滇麻鸭生产及烧烤加工的一个显著特征。

　　刘文所选用的鸭源也同样是按照上述季节特征育肥的。别人饲养的鸭子都入不了刘文的眼，即达不到他的选料要求，因此令其第三子刘荣逵养鸭，并创出一整套养鸭的技艺规范。开始放养的小鸭是用大篾箩挑运，宽敞的篾框累叠起来，一担四筐，约300多支为一群。从那时起，就对幼鸭进行训练教育。每次饲喂时，都要反复教以口令。宜良全县训鸭的口令是统一的，都唤“伊来伊来……”，颇有古语的韵味和拟人化的人情味。因此又可以认为这种口令的产生时间应在明代。当时，江南大批文化层次相对较高的屯军进入宜良屯田之时，就已经使用并延续至今。虽然口令的读音一致，但每个饲主的音色、语调有别，鸭群是很容易分辩出来的。遇到两群鸭子在田间走混淆了，也不必担心会搞错，只需各自饲主发出口令，鸭群就会自觉归队，两相分开。

　　小鸭渐渐长大，篾框已装盛不下人也挑不动时，则改为弃框赶放。刘文的鸭群同样是在水田中长大的。刘文将这种有机食品的内含质称为“暗膘”，他认为达到他标准的成鸭必须是暗膘足，经过“教育”，有灵性，心理素质稳定。而未经过教育训练的鸭群稍遇到风吹草动就十分惊慌，情绪波动大，这会使鸭群掉暗膘，食味必然不佳。刘文家养大的鸭群则不一样，大群关在笼内，宰哪只拉哪只，手到擒来，同伴不怖不惊，大有临变泰然，从容受死的大将风度。用今天的话讲，是刘文宰鸭亡“动物福利”是早已先行了的。而别的鸭群则做不到这一点。这是他自养鸭群的一个特别之处。

　　另外，临近宰杀的成鸭，不能到黄泥田中放牧，因泥水污染皮肤，卖相不好。而在黑青色熟泥田中放牧的鸭群，宰杀去毛后，肤色光洁白皙，富有弹性。另外，临近宰杀前一个星期，必须将鸭群赶放到树荫遮蔽的大水塘中养放几天，使鸭子不被秋后光照极强的太阳暴晒，也是保证宰杀后皮色光鲜细嫩的一个环节。成鸭心理素质稳定，宰时不搏，皮下不见瘀血，也是一个要点。

　　刘文宰杀成鸭，刀工也十分讲究，颈上宰口，只准有黄豆粒大小，却因部位选得准，能将全部体血控干，点滴不滞留体内。因而烤出的鸭子通体光鲜，不见瘀斑。更由于颈部表皮经烧烤后皱缩，宰口几乎看不见了，这样卖相极好，又很卫生，苍蝇也找不到叮咬产卵的缝隙。胁下掏取内脏的开口，也只准拇指节大小，始见功力。这些，都是现在的人们很难同时做到的。其质量要求严格如此，故创为名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其创始情况，1997年10月1日，笔者于城东原达莱斯休闲地采访刘文第三代嫡传人杨德春，尽得其实。后撰文载《解读宜良》书中。据杨德春（1934年生）讲，他刚懂事时，时间约在40年代之初，一次，省城龙公馆（位于今北京路之震庄）又请刘文上昆做烧鸭，他随他父亲杨国才跟师傅刘文前往。鸭子、松毛等一应物品全部从狗街带去，一律不用外地的。提前几日垒砌烧炉，需要加水和泥。他父亲等几个后生不谙世事，把龙家正在浸泡烟土的几桶清水都和到泥中了。待炉干生火试炉时，被烘烤的土炉便散发出一阵阵奇香。几个后生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吓得先跑回了宜良。其实龙府对此事并未加追究。待到正式烧烤鸭子时，鸭香和烟香混在一起，越发的香气四溢，惹人流涎。甫一揭炉，香味随风四散飘荡，远近都闻。不明了底细的，都更加赞美刘文烧鸭的美味香醇，刘文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了。由刘文创始的狗街“京都烧鸭”，就是经他这样严格并近于苛刻的质量把关，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而创造出来的。刘文技艺传承情况，正式授徒者为三人：刘文第4子刘荣昌、同村人杨国才、王章。刘、王早逝，无传。杨国才传其子杨德春，1934年生，其学艺时，刘文尚健在，亦颇得刘父亲教也。杨德春今仍健在，精神健朗，尤不时上炉操作，指点后辈，其艺遂脉脉不绝矣。

　　刘文于1945年病逝。在他身前，他已名满滇中。他将这一响当当的名牌留给后人，使当今的许多宜良人因此而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并使之形成一个鸭产业同时也是上个世纪我县发展最快的一大产业。为此，笔者曾写诗赞美他，诗云：

　　秋熟西村乳鸭肥，刘文技艺艳乡帷。

　　鲜香能挫帝王馁，酥嫩可瘳佛祖饥。

　　炉里乾坤格造化，厨中刀俎蕴玄机。

　　而今产业富全县，泽惠裔孙无困疲。

　　尾 声

　　宜良养鸭历史悠久。唐樊绰《蛮书》（公元864年）已记载云南有鸭之养殖。至迟到清道光30年（1850），宜良坝区已饲养滇麻鸭，京都烧鸭的创牌和江川王开兴传入的火抱鸭技术大大推进了我县养鸭业的发展。1956年饲养数已突破10万只。三年（1959～1961）困难时间过后，养鸭业得到复苏，1965年已发展到135万只。十年浩劫鸭子不能下稻田，故多年只在10万只左右徘徊。70年代末，县里组织王水忠（王开兴之子）等6人到北京学习，引进了电孵技术。进入80年代，养鸭业获得健康发展，1981年达到258万只。当时，宜良烧鸭已大规模走向全省，滇麻鸭春末夏初开始孵抱，冬春季节吃不到烤鸭的季节缺陷已严重制约了养鸭业的大规模发展。1983年11月，狗街区农工商联营养殖场（后改名为狗街北京鸭场）在县科委的指导下，实施了被省市科委列项的第一批“星火计划项目”，从昆明农工商海埂公园引进了可以圈养的北京鸭17万只雏鸭试养，迈出了我县鸭种更新的关键性一步，促进了我县养鸭业在数量上的飞速发展。实现了春夏秋冬鸭常叫，一年四季烤鸭香。1987年，盘江指挥部从黑龙江尚志县引入蛋鸭品种康贝尔鸭（瘦肉型）。我县乃至我省至今没有祖代种鸭厂，因此，必须不断引进父母代繁殖以保证鸭源供应。1992年，兰学成到京参加全国家禽协会展览订货会，从北京双桥种鸭场引入3000只Ⅱ系父母代良种鸭和养殖技术，在兰家营养殖销往全县各乡镇并石林、陆良等县。1995年，宜良种鸭厂引进四川天府肉鸭3000只。2003年，狗街陈所渡孙洪光从河南华英公司引进樱桃谷鸭SM3（父母代）�2000只，大量繁殖，主供县内各养鸭户并远销红河州，2004年又引进3600只，大大推进了我县养鸭业发展，促进了宜良鸭子的大规模繁殖和品种的优良。80年代初，有资深川味厨师曾在宜良狮子楼开饭馆，感慨颇深，说：“川味在中国，在世界，所向披靡，没有站不住脚的。唯独在宜良吃不开，开不成。原因就是宜良有一个烤鸭。”喂颗粒全价配合饲料后，28天至40天即可宰杀，缩短了饲养周期，提高了经济效益，养鸭业在短短几年间获得了迅猛发展。1986年突破百万只大关，1991年突破200万只大关，1993年达到4285万只。到2000年达到800万只。2001年起，鸭传染病困扰了广大养鸭户，县科技局做为专题列项依靠省市有关专家进行攻关，将病死率从27%降低到7%，保证了我县养鸭业的健康发展。2003年达1018万只。2004年春，全国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时，宜良县东的石林、县北的嵩明、县西的呈贡、官渡等区县都受到感染，唯宜良县养鸭业安然无恙，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说明宜良县养鸭业的成熟和科技水平的成功。在烧烤技术的改进上，一是将不宜于搬动的土制焖炉，制作为享有专利品牌的铁制烤炉，促使宜良烤鸭大踏步走向全省各地；二是松毛结原料供应不到的地方，则改用栗炭做燃料。原先入炉前的白条鸭需要在表皮与皮下脂肪层间吹气使涨，目的在使白条鸭入炉前型体丰满，没有皱折，也便于表明风干，烧烤后皮、脂间分离，外皮香脆。因现在宰口太大漏气，难以充气，则由兰学成改进为24小时上架用鼓风机风干以保证烤鸭皮脆肉鲜，又引进上海锦江集团片皮鸭工艺，每鸭片皮25块，及自制精致甜面酱以代替传统椒盐佐料等，以臻于完善。此外，烤鸭软包装产品、传统板鸭、玫瑰鸭、“水笑鱼”公司独创的“飘香烤鸭”（即用佐料先腌制白条鸭再烧烤，吃时不再用佐料）相继问世，真正做到了宜良烤鸭满天飞。

　　然而，随着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生态环境日愈恶化，宜良烤鸭体内的药物残留及北京鸭体肥脂丰的缺欠也日愈暴露出来。宜良养鸭业面临着日愈严重的市场挑战。2002年起，县科技局牵头，开始启动饲养绿色生态鸭的项目，初见成效。同样是2002年起，狗街、南羊镇大批量恢复传统滇麻鸭的饲养和烧烤也异军突起，成为我县养鸭业界和餐饮业者的新时尚。狗街镇为弘扬正宗烧鸭传统，从养殖到加工，都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出台政策和措施，发扬光大“京都烧鸭”的响亮品牌，并加大鸭文化的研究和发掘，增加其文化含量。2003年9月6日狗街镇组织实施了重振狗街烧鸭雄风计划，邀请多方人士到狗街召开“狗街传统烤鸭推介会”，拟进一步规范烧烤技术，授牌定点接待，走品牌化发展道路，做大做强狗街烤鸭业。2003年，县科技局将宜良无公害鸭项目上报列为省科技厅“星火计划”项目，并在北古城镇实施取得阶段性效果，2004年5月获省农业厅“无公害”农产品认证。2004年拟在狗街实施“稻鸭共生”项目，减少化肥施用量一半以上（主要用于水稻生长的前期），适施安全性农药，低成本投入生产优质稻米和滇麻鸭。2004年，将是狗街养鸭业和传统滇麻鸭获得大发展打出好名声的一年。“京都烧鸭”由狗街而起，也必将振兴于狗街。

陈英略

字韬子，赤岗村人。肇庆府岁贡生。生平与人无忤，行事正直，素为乡人矜式。初为大埔教官，黜浮务实，士多乐从。后补石城教谕，升广州府教授，作风严正。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岁饥，捐俸赈济乡人。后升庆元知县，赴任前在北京病逝。

陈际泰

大岭村人。明崇祯元年（1628年）举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平乐知县，擢临江知府，历任湖广布政司参议兼佥事。清顺治三年十月十四日（1646年11月20日），苏观生拥立唐王朱聿钅粤 监国于广州，任际泰为监军道督师，与永历总督林佳鼎战于三水。同年十二月，清兵攻入广州，际泰死于家中。

释今儆

字智藏，即大岭生员陈虬起。生平沉默寡言，与人无忤。少与区怀年等于芳草精舍结社联吟，抑郁之气，时流露于诗词唱和间。后与曾起莘（天然和尚）、李云龙（字烟客）日夕往还，论道于罗宾王（字季作，明万历举人）之散木堂，渐有脱然人世之想。清顺治三年（1646年）隐居于员岗雷峰。十五年落发为僧。

陈鸣玉

即陈铭玉，号南宝，石楼村人。清康熙三年（1664年）禁海迁民时，奉母徙居顺德陈村。后以贡生授开建教谕。鸣玉性豪爽，士皆乐亲之。暮年归里，暇则泛舟珠江与名流赋诗为乐。子侄贫而好学者，辄解囊助而成之。著有《行乐堂文集》。

戴乾象

玑衡，号少微，赤山村人。年十七应童子试，虽列前茅而仅得佾生，遂弃儒业而研究堪舆，精星历学。乾象如持大油伞出行时，虽烈日当空而是日必雨，故农人恒据此而卜晴雨，无不验。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制府悬示：“九月十五日酉时月食三分。”乾象上条陈谓：“广东依周天行度，月食在戌，至亥复圆。请更正为戌时月食三分。”届时不差铢黍。制府奏请奖给六品顶戴、袍一袭、“儒术福世”匾一面，并荐试钦天监。乾象辞以家贫亲老，不赴。居家以诹吉择日为生，今子孙仍世守其业。年七十三卒于家。著有《戴氏家藏通书》、《堪舆指要》、《阳宅明鉴》、《选择秘钥》诸书

　　中国烤鸭起源，据《中国烹饪大典》，起源于唐朝宫廷。惟其源流不清，证据不彰难以邃定。而有确凿记载的，实见于清末。清咸丰6年（1856）宜良兵燹。由宜良起兵发迹官至云贵总督的岑毓英与县人杨福章、蔡标、何秀林等人在县城花桥下北廊曹氏所开的“顺河楼”酒店拜把兄弟，喝生鸡血酒结盟起事。

　素爱美食的岑毓英忽发奇想，叫店主曹健想法将鸭子整个用栗炭火烧死。美味清香，大快朵颐。这明火烧烤鸭子的吃法就在宜良发明出来了。以后，岑毓英等都当了清廷的封疆大吏，何秀林、蔡标任军门，邑进士陈鸣玉掌云南五华书院。这几人每次回到宜良，都要到“顺河楼”吃曹家的烧鸭。

　兴趣浓起时，岑毓英曾追述说：“这口味是我想出来的。”陈鸣玉就说：“就取名‘宫保烧鸭’吧。”“宫保”是对总督官职的雅称。岑其时已官是职，故陈鸣玉有是说。今滇味菜肴中的“公爆鸡丁”、“公爆白菜”等，先放切短的干辣子下锅再放其他肉菜的方法，也是岑毓英想出来的。

　故其准确的菜名应为“宫保鸡丁”、“宫保白菜”才对。随即，陈鸣玉撰书一付对联送给曹家“顺河楼”：“美味能招天下客，清香引出洞中仙”，就是专门赞美这“宫保烧鸭”的。这付对联多被外地餐饮业界所引用，却渐渐忘记是陈鸣玉所写，也不知道是专门写“宫保烧鸭”的了。曹氏烧鸭系用明火，直到狗街人刘文从北京学回来焖炉暗火烧烤之法并在宜良传播开来之后，曹家烧烤也随之做了改进。

　相传，在明人洪武年间，朱元璋封颍川候傅友德为征南首领，率领千军万马奔赴云南，同时带上了自己的御厨，南京着名的烧鸭在师傅“李烧鸭”李海山。后来等云南统一，回南应变受封的颖国公只被朱元璋赐白绫而自缢身亡。

　“李烧鸭”闻讯不敢回南京，便隐姓埋名先后在宜良狗街、宜良蓬莱乡的李毛营，经营起烧鸭生意，开了家“滇宜烧鸭店”，并娶了位毛姓姑娘为妻，如今的“李烧鸭”已是第28代传人。宜良烧鸭除了现烤现卖外，还建立了软包装食品厂，原料一律选用40天以内的嫩壮仔鸭，以祖传秘方调制生产出味香肉美的“滇宜”牌软包装宜良烧鸭。

　软包装烧鸭不仅肥而不烂，香味纯正，而且当天携带，又不含防腐剂，即可即食，并且品种已创出烧鸭，烧鸭脚、烧鸭翅等十多个“滇宜”牌系列产品，昆明各大商场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