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谱具有 "摄众心、聚族性、厚风俗、使人不伪造 "的作用，宋代的文学知识分子也积极从事家谱编纂工作，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都亲自主持过家谱的编纂，其中，欧阳修和苏洵还创造了新普利，并延续至今，成为修谱的典范。欧阳修和苏氏家谱都采用 "小宗法"，以五世祖为家族始祖，保证了世系记载的准确性。通过修谱，五福的宗亲们可以增强孝悌之心，达到敬祖接宗的目的。宋代以后，民间音乐流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封建政府的支持和倡导。宋代的家谱，具有由曾几何时的选举和婚姻为目的，对祖先、家族的教育功能，祖先和宗族可以增加家族的凝聚力，这无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从巩固其统治基础的意义上说，宋代的支持倡导是政府对私修家谱的态度反应。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大户人家的崛起，直接推动了民间修谱的发展。宋代图书印刷业的空前发展也促进了修谱的繁荣。宋代私修家谱的繁荣也与当时教育制度的腐败有关。

书院、义学、义田等家塾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家谱的繁荣。私人家谱在宋代开始兴盛，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政府的支持。宋代的家谱主要体现了尊重祖先、崇尚祖先、发扬光大的宗旨，墓葬、生子、发扬光大等方面的记载比较详细。家谱的功能对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所以政府也支持民间修谱。其次，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家族的崛起，宗族经济条件的丰富也为修谱提供了条件。最后，宋代发达的图书印刷业也促进了家谱的编纂，降低了修谱的成本，提高了家谱的传播和普及。

因为突然一个农民说他是冯云山的后代，给谁谁都不会相信的。但是他却将他们家的家谱都给找出来了，学者看了过后认为这应该是真的了。因为毕竟这个农民只是小学文化，以他的能力是完全不可能仿造出一个家谱来的，因此这个家谱的真实性应该是很可靠的，所以学者看后就不质疑了。

而且冯云山当年死后没有人知道他的墓穴到底在哪里，可能他是被洪秀全偷偷地埋葬了。而在这位农民所在的村庄的山上发现了几座古墓，而且那几座墓穴可能其中有一个墓穴就是冯云山的墓穴。因此从这点来说的话，这个农民也许不是在说谎，他可能真的是冯云山的后代。

而且这位农民也说了，他的祖辈在这里生活了七代，他是第五代，而他的第一代祖父正是冯云山的第二个儿子，因此冯云山的儿子带着冯云山的尸体来此地安葬也是有可能的事情。与此同时，在他提供的那本族谱上面也提到了洪日这两个字，当时的这儿两个字在是太平天国是提到最多的，因此从洪日来说的话，也可能被埋葬的人正是冯云山本人。

而且这个广西的农民他没事干也不需要靠这个东西来炒作自己，他可能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家族族谱，以及自己手中的一些信息，来告诉别人被埋葬的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所以说他应该真的是冯云山的后代，他们家的那个族谱也是真的。

族谱是一种记录氏族迁徙、发展的事迹和宗族人物的世系、传记的记录。

一部完整的族谱，一般分为：谱名、谱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人物传记、宗族祠堂、坟茔、族规族训、恩荣录、像赞、艺文、纂修人名、领谱字号等。

从族谱中，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宗族的迁徙、发展过程，了解宗族人物的事迹，掌握整个宗族发展的历史，确定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民族、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内容。

族谱的内容：

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目录、谱序、谱例、姓氏源流、先祖考辨、先祖图像、像赞、世系表、恩荣、人物传记、坟墓图、族产、祠堂图、五服图、祭祀图、艺文著述、家规族约、宗族礼仪、契约文书、书院义塾、后跋、领谱字号、杂录等等。

当然，各家各种族谱的内容有详有略，并非每种族谱都有上述内容。族谱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涉及到以下几方面：一是族谱与移民史研究，二是族谱与历史人口研究，三是族谱与社会史研究。当然族谱也有其局限性，伪造祖先世系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另外，家谱所记载的内容，从本质上说都属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或家族上层，与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更难于代表家族的底层、内部的实际。一般的家谱无不扬善隐恶，如果不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