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集》（1931）是徐志摩出版了的第三部诗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

　　徐志摩 （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诸国。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猛虎集》序

　　在诗集子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谨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好歹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实上我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写下来只是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就说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这姑且不去说它。我记得我印第二集诗的时候曾经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如何又来了一集，虽则转眼间四个年头已经过去。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实在有几首要早到十三年①份）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一橛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whistler②说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丹丁③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④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⑤！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哪还有什么话说？

　　①十三年，指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

　　②whistler，通译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他长期侨居英国。

　　③丹丁，通译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

　　④永乐、明成祖朱棣的年号（1403—1424）。

　　⑤hamilton，通译汉密尔顿（1757—1804），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先后主持财政和军备工作。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坠往天外飞的。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腊①的一身美是问神道通融得来限定日子要交还的，我也时常疑虑到我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我的愚蠢暂时借给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①契玦腊，泰戈尔的同名剧本中的女主人公。

　　一眨眼十年已经过去。诗虽则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我常自己想，“但准知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戈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我亲眼见过来的不打谎，但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①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②、今甫③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④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①十一年，指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

　　②一多，即闻一多（1899—1946），诗人，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

　　③今甫，即杨振声（1890—1956），小说家，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

　　④《死水》，闻一多的诗作。

　　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但我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楞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认识了梦家①和玮德②两个年青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动了我奄奄的诗心，第二次又印《诗刊》③，我对于诗的兴味，我信，竟可以消沉到几于完全没有。今年在六个月内在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

　　①梦家，即陈梦家（1911—1966），新月派后期代表诗人，曾编辑《新月诗选》。三十年代后期开始转向历史考古研究。

　　②玮德，即方玮德（1909—1935），新月派后期代表诗人，著有《丁香花诗集》、《玮德诗集》等。

　　③第二次又印《诗刊》，指1930年初由新月书店出版的《诗刊》。

　　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说也奇怪，一方面虽则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是些“破破烂烂”的，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我这次印行这第三集诗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在中国做一个诗人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

　　这比起做“在诗集子前面说话”这种“不容易讨好的事”，可要艰难得多了。

　　——徐志摩是应该体会尤深的吧！

　　人们往往对诗人要求过于苛刻，规范的尺度则过于狭窄。尤其在大变动，大撞击的现代中国，诗人如果不象《女神》那样“呐喊”，象“创造社”和“太阳社”那样“普罗”，那样地“迎着风狂和雨暴”，则免不了被冷落、嘲弄，甚至众口交矢、围攻式的批判与掊击。

　　徐志摩这个既“浮”又“杂”的“布尔乔亚诗人”，他在生前死后毁誉错杂的种种遭际，正是现代诗史上一个“非主流的”，“远离中心”又妄谈政治的诗人的典型缩影。这篇《〈猛虎集〉序》正是诗人这种举步唯艰的艰难人生的一种表露，是诗人痛苦而真诚的内心世界的一次剖白。当然，在这篇“自序性”散文娓娓道来之际，波及面其实也很宽：从徐志摩个人创作经历，诗歌的经验和主张，到“新月诗派”的沉浮和艺术追求，都广有涉及。然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无疑是文章后一部分近乎恳求的，真诚热切而又痛苦难言的内心世界之剖白：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你们一开口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

　　那个诗人是“天教歌唱”的“不到呕血不住口”的“痴鸟”的比喻、更让人永难忘怀。

　　也许，我们一直忽略了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的内心深处矛盾和痛苦的一面？！

　　徐志摩本是带着全身心的浪漫情趣，“作别西天的云彩”、从诗意盎然的“湖畔”和康桥回国，而且是怀抱着“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的社会政治理想回国的。然而，无论个人情感生活，还是资产阶级人道或政治理想，都在现实中遭到破灭的命运。

　　在个人情感生活上，他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艰难争取来的爱情，却嘲讽了他所理想的“白朗宁夫妇”模式，而他又只得自吞苦果，而且还要在别人面前装得若无其事，作出一副绅士风度。

　　在社会政治理想上，更是屡遭碰壁。英国“康桥式”的“爱、美、自由”理想成为一纸空谈。社会现实在他看来都成为：“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落叶》）。而徐志摩又总是常常未能忘情于他的政治理想，屡屡要在诗歌中加以表现，可他一开口谈政治，总是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所诟病，《西窗》、《秋虫》至今仍为许多人所耿耿于怀。

　　这是徐志摩的错，错就错在他不该在中国谈他本来就不怎么懂（但又偏要装很懂）的政治！而且，徐志摩作为诗人留给后世的珍贵诗歌遗产，也决不是那些谈论政治和“主义”的作品。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要求诗歌象镜子那样反映现实、象传声筒那样表达理念。我们也不能仅仅要求诗歌作为时代的鼓点与号角而发挥其外在功能。马克思曾讽刺当时的普鲁士当局：“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马恩全集》第1卷，第7页）

　　诗人的首要素质，应该是“真”，是真情性和真人生。诗人必须讲真话，诗歌必须表真情，甚至在众声喧哗的嘈杂一片中，真诚而执著地发出自己的不和谐音。就此而言，徐志摩是足以让人景仰甚或汗颜的。他的人格主旨正在于一个真字。恰如周作人谈到徐志摩时说的：“这个年头，别的什么都可以有，只是诚实早已找不到，便是瓜哇国里恐也不会有了罢，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志摩纪念》）

　　徐志摩真诚地追求理想，真诚地讴歌“爱、美、和自由”，甚至表达他内心思想深处的矛盾和痛苦，也显得那样的真诚、直率而恳切：

　　“…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让我难受又难受……”

　　诗人几乎是在恳切地祈求人们的理解了。

　　面对这样的真诚，还有什么“错”不可以原谅的呢？！

　　事实上，诗人对痛苦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深沉，他并不是不知道人世的痛苦，诗人“有他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他唱出“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不正是对这一现世与此岸的世界作弥补及理想性的升华吗？

　　诗在诗人那里，是理想的天国，它具有超验的自由性，正是诗歌这一人类之梦和理想的天国，能使充满重重矛盾和对立的现实生活化为一种梦幻式的永远使自由精神得到保证的诗化生活。

　　徐志摩以他的深刻痛苦的内心世界，象“杜鹃啼血”般地“唱出别一个世界的欢乐”，唱出那么多魅力永存的优美诗篇，这还不够吗？

　　（陈旭光）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应了他诗中所说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虽然悄悄地走了，但他留下优美动人的诗歌和散文，经过岁月风风雨雨的洗涤，更加放出耀眼夺目的丽彩。徐志摩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在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因为他的诗，其实他对散文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甚至都认为“他的散文在他的诗以上”。 （梁实秋《徐志摩的诗与文》）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散文创作的一个高峰，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小品散文和杰出的散文大师，徐志摩就是其中的一位。徐志摩的散文大都收集在《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文集》、《自剖文集》、《秋》，也还有一些集外散文。他的散文是有自己特色的，既不同于鲁迅的叛逆峭拔、周作人的雍容恬适、冰心的清新婉丽、朱自清的典雅缜密，也不同于梁实秋的恢谐雅致、林语堂的幽默风趣、丰子恺的艺术启迪、沈从文的淳朴敦厚，也不象刘半农的旁征博引、刻谑辛辣，徐志摩就是徐志摩，他的散文具有浓艳绚丽的词彩、狂放不羁的想象，是一种激情与意气的渲汇，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辐射。

一切真诚严肃的探索将会出现失足，一切追求都必然包含着局限──这失足和局现又恰恰体现着艺术的真谛。引用徐志摩自己的话来说：“一个伟大的作者如罗曼罗兰或托尔斯泰，正象是一条大河，它那波，它那曲折，它那气象，随处不同，我们不能划出它的一湾一角来代替它的全流。法国的艺术批评家丹纳说过“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徐志摩散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可用其所处的环境来研究或解释。因此，对于徐志摩散文中的一些内容比较驳杂、思想格调不太高的作品，只要我们把他放在特定的环境中来分析和研究，其散文在现代文学史上也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的一个殷商家庭，作为徐门的长孙独子，从小就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没有受到生活的煎熬， 这使得他从小就与大自然体验到一起。况且启蒙教育中庄子的精奇、屈原的浪漫、李白的飘逸，更有魏晋以来的雍容华丽都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他的性格和气质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没有走文学道路的愿望，他尊从长辈的意愿赴美学习金融技术。他写道：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了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在这个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发祥地，从此他的志向转变了

剑桥是徐志摩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剑桥这个典型的大自然温床里，他享受的全部是贵族化的生活方式，他散步、划船、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他沉缅于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正是剑桥优美宁静乡村的自然风光和富有的物质生活享受，给诗人以性灵的启迪，孕育了他浪漫的情怀，培养了他浪漫的性格。同样也是这种资产阶级民主贵族气息与从小祖母、母亲教给的中国传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之心，使他形成了独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

他还加入各种文沙龙，和名士作家的交往，广泛涉猎了世界上各种文学名著，在这个贵族名人圈子里，他倾心接受着资本主义文化的洗礼，如饥似渴地汲着思想和艺术上的营养，受到交往中文艺界著名人物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这无疑象催化剂一样促成他文艺细胞的发展。“这一直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先生。是因为他，我才能进剑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而我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也就这样固定成型了。变为一个“分行抒写”理想、咏叹人生、情满胸怀的浪漫主义者。

徐志摩的散文从内容上看，长于用抒情方式来表现自我。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散文都难以摆脱低吟自我，徐志摩也不例外，因为他“长于流露抒发自己的感情而拙于描写社会生活。”表现自我是他最喜欢写的，表现得化较多的，也是他自己认为比较成功的。无论是论说文人和创作的，还是悼念亲人和故友的，还是记游大川和名城，诉说悲情的悲观，他都喜欢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表达。他不喜欢单纯地记叙事件，客观地描写景物，而是重在表现自我内心的感受，抒发内心的情怀。

抒情是他文章中的精华。例如他在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中，就用这种抒情的笔调酣畅淋漓地表现自己的内心感受。文章一开始，他就用“假如”带你走进山居，使你“正像是赴一个美好宴会”。又在 “阳光正好暖和，决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往往因为它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度过来，它带来一股幽远的淡香，连着一息滋润的水气，摩娑着你的颜色，轻绕着你的肓腰，就这单纯呼吸还是无究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近谷不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秀美风景的全部正象画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这那里是在描写景物，这分明在描写自己的心“景”，使你不得不跟着他优美的笔调走进他的心“景”中，与他的“我”融为一体。

接着他又描写独行山居时的感受：“但在这春夏间美秀的山中或乡间你要是有机会独身闲逛时，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那在是你实际领受，亲口尝味，自由与自在的时候，那才是你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这议论山居独处的好处，抒发对自然的向往，无一又不是以“我”为中心，加以生动活泼的文笔将作者内心感受抒发得充分尽致。他享受大自然的快乐与幸福，他陶醉大自然，讴歌大自然，自然是受到泰戈尔的否定二十世纪文明、回归大自然的自然祥物教影响。

有人认为他的散文结构格散，失之严谨，其实是比较偏面的。杨振声在《与志摩最后的一别》中说：“他那“跑野马”的散文，自己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正是这“跑野马”体现了他散文的风格特点，但他的“跑”也不是乱跑一气。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说，“他的文章真是跑野马，但是跑得好，……志摩的散文几乎全是小品文的性质，不比是说理的论文，所以他的“跑野马”的文章不但不算毛病，转觉得可爱了。”梁实秋先生的这段话对徐志摩散文结构，无疑是极为精确的评价，他抓住了徐志摩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

例如在《印度洋上的秋思》中，他以中秋的月夜为思的起点，开始了“跑”，他跑到别院的楼上，跑到手按在圣经眼睛流泪的老妇，悲泣的**，跑到威尔斯西境的铁矿，然而他的跑都没有离开月光的线索，他的跑是有自己的轨道。而他的散文章法趋于“定型”后，在布局和结构上也颇为讲究。例如，在散文《秋》中，人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是老得不堪的一个民族。但了不绝望，他讲希望，讲性灵，思想不再乱跑野马，逻辑性也较强，理性的思辩色彩较浓厚，不同于以前的散文作品。

狂放不羁的想象也是徐志摩散文的艺术特色之一。在他的文章中，他总是尽情地驰骋想象，放纵联象的笔墨，宁可偏激，也要尽兴。在《想飞》中，他发挥过人的想象力，写出他想飞的愿望，发挥了他丰富的联想，想飞却又不能飞，写出了对社会的不满。继续往下读，还可读到他文笔生动，富于激情，艺术性较高的句子：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等等，无一不体现了他联想丰富的风格特征。

杨氏太极拳第一代传人：

杨式太极拳是由杨禄禅(1799—1872)创始，师从陈氏太极拳名师陈长兴，传友武禹襄兄弟三人，亦师亦友。杨露禅在陈长兴所传太极拳基础上，经过删减、增补，去掉发力等难度动作，经过后人努力，演化为现在流传的杨式太极拳。

杨氏太极第二代传人：

富周 侯得山 纪子修杨班侯 杨凤侯 杨健侯；

富周是当年杨氏太极传人杨禄禅在亲王府内亲传弟子大将军；

侯得山史载的非常少；

纪子修在向杨露禅学太极拳之前就是一位武林高手。他因手臂被载货大车压过分毫无损而被人称为铁臂纪三爷。当时，纪三的看家本领就是岳氏散手，纪子修很少收徒，将太极与岳氏散手精心传给了张达泉；

杨露禅有三子，长子凤侯早亡，但留下一支，在河北邢台地区有传，次子杨班侯和三子杨健侯，各有所长。班侯脾气火暴，偏重太极拳的技击作用，目前闻者有永年广府有班侯架、河北齐德居的八十一式大功架传承。

杨健侯性格温和，更重太极拳的健身作用，且授徒众多，所传为中架，当今流传的太极拳大多数为健侯一枝。杨式大架子既适用于疗病保健，益寿延年，又适用于体力较好者用来增强体质，提高技术，适应性广。杨式小架太极拳和二路炮锤仅在少数传人中练习，主要强调技击作用。经过多年发展，杨式太极拳功法体系完整，理论著作浩如烟海，汗牛充栋。

杨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

富英  陈秀峰  龚润田  纪老福  冀福如  教莲堂  李莲芳  李万成  凌山  牛连元  全佑  万春  王矫宇  吴孟侠  杨少侯    杨兆鹏  张信义  张印堂   杨兆林  刘胜魁  许禹生  杨澄甫  杨兆元  张策  张敦熙    张义

杨澄甫是杨健侯的儿子，杨澄甫所定型的系列拳架有八五式（八五式太极拳又分实腿转体和虚腿转体两个套路）、三十七式太极拳、太极长拳、太极散手五个套路。目前，人们称杨班侯为代表的支派为杨式老架。杨健侯为代表的支派以杨澄甫所修订的拳架为准，称杨式定型架两大流派。杨澄甫有五大弟子，号称五虎将：傅锺文，褚桂亭，田兆麟，陈微明，武汇川；

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

萧功卓  蒋玉堃  白忠信  范宝林  范宝林  范保林  张新庆  关钦  郭振清  韩会明  郝从文  贾治祥 林金声  潘河清  周志成  周志德  范铁安  郭连荫  孙继先  吴兆峰  顾丽生  刘东汉  翟文章  王新午 张虎臣  周遵佛  陈光恺  陈尚毅  陈微明  陈月坡  禇挂亭  崔立志  董世祚  董英杰  范亚夫  傅钟文 傅宗元  郭清杰  郭阴棠  郭子荣  郝家俊  姜廷选  讲延宣  匡克明  李得芳  李万程  李雅轩  刘尽臣 刘论山  刘希哲  吕殿臣  牛春明  裴秀荣  滕南璇  田兆麟  田作林  田作霖  汪永泉  王保还  王景星 王镜清  王其和  王旭东  王竹坡  魏心唐  吴志青  吴志青  武汇川  奚诚甫  形玉臣  徐岱山  阎月川 阎仲魁  杨凤歧  杨鸿志  杨绍西  杨振铎  杨振国  杨振基  杨振铭  杨振声  叶大密  尤志学  曾昭然 张钦霖  张庆麟  张种交  赵斌  赵桂恒  郑曼青  郑佐平  朱纫芝

杨氏太极拳第五代传人：

崔仲三 杨振河马仲谦  黄永德 孟宪民 张勇涛 杨军  杨斌等等

　　[历史]缅北的明朝遗民――果敢族

　　缅北的明朝遗民――果敢族果敢族是明朝遗民，根本是汉族；而在缅甸***中真正的缅甸人很少，主要是少数民族佤族人（大约百分之七、八十），这也是强迫小数民族迁徙原因之一，至于如何搪塞西方国家指责”强迫小数民族迁徙”的罪行呢？恐怕禁毒便是一个绝佳的借口，反正指责缅甸种植**的也是西方国家。

　　缅甸和中国现今虽保持着友好，但踪观中、缅近代的边界纠纷及现今进行中的强制掸邦内汉、佤、傣族大迁徙，和美国的对华围堵策略，我们不能不为缅甸在不久将来投向美国而作好准备。缅甸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投入美国怀抱的走向，是不会随着中国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作好进兵缅甸讨回1960年10月中缅两国政府签定边界条约和1941年国民政府与英国签定的《中英滇缅南段界务换文》所失去的南坎，即盂卯三角地（面积约二二○平方公里，八十五平方英里）、江心坡及江心坡以西与印度阿萨姆省接壤的中国藩属的孟养土司控制的大片土地等地区，上述这两片土地相加比台湾还大一倍。此外还要在东掸邦建立一个包括大比数汉族在内的掸邦共和国(掸兰共和国)Republic of Shanland政府以对抗即将到来的亲美翁山苏姬政府,这会对中国起着重大的战略作用。

　　果敢县（又名麻栗坝）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和缅甸东北部的交界处，与云南的龙陵、镇康、孟定接界，全境面积约五千一百平方公里。原来在缅甸北金三角的掸邦果敢特区，主体民族不是傣族，而是果敢族；他们绝大部分实际上是中国汉人，如今这些汉人在金三角被称做是果敢族。若向上追溯，果敢族的“根”在中国，是中国的汉族。因此在整个北金三角地区，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汉文化的脉络始终未被阻断。此果敢县是位在掸邦即金三角境内，处于萨尔温江以东并和云南省耿马掸族佤族自治县相连。那里的封建领主制是一种特殊形态。土司姓杨，既不臣服于清朝皇帝，也不受制于英国殖民政府，依靠萨尔温江这一天险傲然独立，却也自我封闭了几百年。1968年以前，那里地方政权机构的官职，依然用明朝武官的官职来命名，如守备、千总、把总之类。老百姓的服装仍然是明朝时的汉装，信奉的是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由于他们是明朝皇族和士大夫的后人，故一定保留了相当明朝官话。这在世界史上是一个特例。因为缅甸政府正在进行

　　民族强迫大迁徙，最近又移民一批果敢汉人约1,700人从掸邦北部强迫迁徙到掸邦南部泰缅交界的地区。除了从明代的汉族遗民即果敢族，东掸邦地区有着很多其巷他来源的汉族人口，如国民党的孤军和眷属、文革时逃往缅甸的知青和改革开放后大批移居金三角中缅边界缅甸一侧的汉人，在金三角汉人总数应该不下一百多万。它是“中原文化”崩溃裂变后，在边陲异域的一种扭曲的延续。公元1659年，清兵的铁蹄如疾风一般叩响了明王朝的残山剩水，南明的末代皇帝永历帝在死忠的孤臣黔国公沐天波（开国元勋沐英的后代）及其部下的簇拥下，逃进了滇缅边境的野人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缅王，忽闻中华上国的天子驾临，受宠若惊，即派仪仗队来接，旋踵便觉不妥，就“慰留”贵客于缅北山区。落草的凤凰不如鸡，这群中原皇孙与卿相不得不一夕数惊地潜伏于斯，幸有来自缅京的米粮接济，不至于采野薇而食。次年缅京老王驾崩，新王继位。他没那幺胡涂，深知国邦里养着一群祸胎，早晚会殃及池鱼，便派精兵夜袭，一举将几十名臣乱刀砍死，永历帝被囚禁。果然，同年底平西王吴三桂的大军已饮马怒江。缅王即献出永历帝，后那位亡国之君在昆明五华山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于缅桂树下，中国的又一轮朝代更迭就此正式打上了句号。然而，在缅甸境内，事情并没有了结。当时，前后脚追随永历帝逃入缅甸的南明军民有万余之多。明灭后他们继续逃亡，藏匿于缅北的热带丛林之中，其中有一杨姓武？高手，其曾祖先是沐英将军长驱入滇时的帐前骁将，此后多少代镇守滇边，对西南的民情

　　地理了若指掌。在缅北竣酷的环境中，杨氏终能统领起各部南明遗民，逃避清兵的追杀，与当地土著红刀子进白刀子出地“打冤家”，憨厚而失之蒙昧的土著人斗不过这群“客籍”，渐渐退入野人山深处，一个华人的社团从此崛起于缅北高原，住民繁衍至数十万之多，。其后，缅甸王正式承认了杨家的实际地位，封为果敢（地名）土司王，自此，统治缅北一个多世纪的土司王朝，无论英国人、日本人都未能撼动其百年基业。直至1962年，杨家才与吴奈温将军达成协议，交出土司官袍和印玺，实行地方自治。

　　果敢曾滋养、诞生一代毒枭“罗星汉”，此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纵横金三角，与毒品大王坤沙争霸，面对全世界各地媒体侃侃而谈“鸦片”和“***”。如今，果敢方面的毒品生产、加工、制作、贩卖，在整个金三角地区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占多大的比例，没有科学的统计和明确的说法。果敢县地图上只如星点一般，很不引人注目。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在她百年来的历史上曾经历过千辛万苦，千难万险；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有无数可敬可爱的英雄！缅共治理果敢的二十年中，大体和土司时代相仿。治安良好，夜不闭户。百姓照旧种大烟，生活安定，尤其是不闻枪炮之声，百姓心情也就随生活之安定而舒畅了。1969年3月，滚弄交通公路受缅共阻断，补给困难，缅政府决定放弃果敢，撤守滚弄。当时协助政府军的地方自卫队为不留兵源和财产给缅共，竟强迫果敢人民搬迁，限三天

　　内全搬家，否则以“投敌”治罪。时为农历3月，正值鸦片收获旺季，命令即下，谁敢不从，只好忍痛尽弃，遵命搬迁，扶老携幼，徒步向滚弄前进。自大水塘街起，至西山区各寨、新街、下坝区等地，都属搬迁之列。其间烧毁新街及大旺地，总计到达滚弄的百姓共三千余户，暴晒于江边广场达一月之久。以后，大部分迁到腊戌、南闸拉一带定居，少部分 因无力谋生而迁徙不定这里要提及的是果敢大搬家，负责防守大水塘街的一名自卫队指挥官已接到放火的命令，他一念之仁，没有纵火，只叫百姓赶快同自卫队一道撤退，才保住这条街及许多寨子免遭损毁。1969年，政府军放弃果敢，随行强迫搬迁者达

　　五千多家，是果敢有史以来空前大迁徙。4月以后,果敢分为两个制度不同的地区，政府军守住滚弄附近一部分；南帕河以上由缅共统治的果敢县也逐渐强大。1970年11月，缅共以果敢为基地，出动野战主力三千八百六十人大举进攻滚弄，企图瓦解怒江东岸的政府军。相持四十二天，政府军由仰光运来一零五口径重炮，使用飞机空投炸弹，人民军伤亡惨重才撤退。在土司时代凡满十六岁至四十岁的男丁，一律服三年一换的兵役。在役士兵，家中免去一切赋税和摇役，如有要事还可由自己兄弟暂时替换，家属在村寨中受尊敬，甚至连头人也会礼让三分，服役期满回家，上述优待随之取消，照旧为民。可是既然当了三年士兵，所见所闻自然要比别人开通一些，一般说来，只要能循规蹈矩，不作威作福，大家会对其礼遇和尊敬的。征兵制的好处是：人民对当兵无所恐惧，三年一满就可以回家，而且明说当兵，实际上没有打仗机会，根本无危险可言。既然受过军训，至少学到点军事常识，军人气息总比老百姓强些，一旦有事，立可应付。土司行此策，旨在全民皆兵。果然，1963年果敢上司抗缅成立总指挥部时，几天内就征集兵源三千多名。这些以往老兵，不必怎样训练，即可编组成队，执行战斗任务。士兵有事请假回家，还可以带枪回去，期满归队又带回来，此乃果敢兵役上一大特色。今天，不论在果敢境内哪里，问起三十岁以上男人，可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当过兵。二十年来果

　　敢籍官兵伤亡数包括缅政府和缅共何止两千人？！上自六十年代副总指挥杨振业、杨振纪；下至排长、士兵，或战死于疆场，或争权内弘致死，或被刺杀。这些人之死，是非功过，留待果敢后人去定论。不过，他们都是耍枪炮而死，不同于老百姓的正常寿。1989年2月28日下午我们跟随彭家声副司令员已从贺岛秘密来到老街。在果敢籍高级

　　南明小朝廷只得弃滇都昆明，经保山、腾冲一路败退进人缅甸。虽然南明的大西军战事一再落败，但在此期间却冒出了一个骁勇善战的罗姓将领，此人的第十代子孙罗星汉成为后来威震金三角的大毒枭。 据《明史》记载:朱由榔带1500余人由腾越 (腾冲)西逃，进人缅甸瓦城 (即曼德勒近郊的古都阿瓦)，观望形势的缅王慰留贵客于缅北山区。1661年缅京老王驾崩，新士莽白继位，他看清形势，派精兵夜袭，砍死了南明数十名遗臣武将，囚禁了永历帝。这在历史上被称为 “咒水之难”。1662年，吴三桂率清兵十万之众饮马怒江、直抵缅甸瓦城城郊，莽白立即将永历帝及其母、妻、妄送交清军，以免惹火烧身。朱由榔被押解回昆明，囚禁在蓖子坡头的金禅寺(今利民巷)内。康熙元年(1662)四月，永历帝被吴三桂用弓弦在今称逼死坡的地方勒死，南明王朝宣告彻底结束。 昆明百姓出于对吴三桂叛国降清的义愤，将永历帝遇难地蓖子坡改称为逼死坡。清云贵总督认为有损大清声誉，遂于道光年间将逼死坡改为升平坡，并勒石立碑以宣扬其升平盛世，但民间仍称之逼死坡。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以三迤士民的名义，在逼死坡头立“明永历帝殉国处”石碑一方。石碑一度失落1983年幸得找回，如今又重新立在坡头。 南明的残兵数干人选到了一个叫麻栗坝的地方，这地方在缅语里的意思是最野蛮的地方，即今缅甸果敢县，隐姓埋名深居下来。今天果敢地区的汉人系这些明末官兵的后裔为主体，其中有一姓杨的武术高手，其曾祖先是沐英将军长驱人滇时的帐前绕将，此后历代镇守滇西南，对西南的民情地理了若指掌。杨氏成为当地土司，统领起各部南明遗民，逃避清兵的追杀，与当地土著红刀子进白刀子出地打冤家，憨厚的土著人斗不过这群来势汹汹的“客籍”，渐渐退人野人山深处，一个华人社团崛起于缅北高原，繁衍至数十万之多，其后果敢土司和莱莫土司均延承了中国封建王朝封洁的官僚体系。直至1962年，杨家才与奈温将军达成协议，交出土司官袍和印玺，实行地方自治。 早在明代中斯，国势强盛，中央帝国西南周边的各少数民族部落纷纷纳贡称臣，接受明王朝的节制。在云南与现今属缅北克钦邦、掸邦接壤的地方，明王朝采取以夷治夷的方法对偏远之地的“蛮夷”进行统治。明王朝在此设立了6个宣抚司、宣慰司，其中两个是在目前缅甸版图上的孟洋和木邦 (明朝末年1602一1606年间，缅人趁中国改朝换代的内乱之机，举兵向北进攻，先后攻占了八莫、孟洋等地)。在明朝中叶，它的统治范围很广，萨尔温江的上游是中国的内河，而现今的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一部分也在明王朝的统治范围。在伊洛瓦底江边的人莫，明朝设立威远营，曾在此筑坛誓众，其誓词日:“六慰拓开三宣恢复诸夷格心求远贡献，洗甲金沙藏刀思窟不纵不擒南人自服”。 1593年，云南巡抚陈用宾受命用武力收复了蛮莫(八莫)，为了加强边防，陈用宾在腾越州边界筑起了八关，即神护关(今云南腾冲县西北动卡山)、万切关(今云南盈江县西北动弄山)、巨石关(今丢南盈江县西北息马山)、铜壁关 (今云南盈江县西北布哈山)、铁壁关 (今云南陇川县西北)和虎距关、汉龙关、天马关(清末中英勘界时，三关划归缅甸)。这八关的关址距当时中缅边界数十里至数百里不等。 作为南明永历帝副将的罗氏后代，因永历帝的落败也随之沉沦，到了罗家第四代即立下祖训，隐瞒其祖上曾是永历帝宠爱副将的历史。所以，虽有家谱传世，但由于族人严格守训，致使其家世愈加鲜为人知。到20世纪初叶，永历帝身边罗副将家已传至第八代，1916年冬，罗家第四个儿子降生，这就是后来在缅北地区赫赫有名的罗四老板。罗朝兴。1934年，年满18岁的罗朝兴娶妻段氏，共生有四男一女，长子即1935年出生的罗星汉(缅名畏蒙)，次子星堂，三子星期，四子星杰，长女星蕊。罗将军第十代后裔的罗星汉，日后成为便会三角毒名扬天下的世界头号大毒枭。 明清时朝，在宣抚目的设置下，又设有部落土司。果敢土司只是木邦宣慰司下辖33个土司之一。一百多年前，果敢一杨姓大户，每年替代当时叫大伙头的陈姓土司前去木邦述职，捐交一年的门赋、烟课，跑来跑去与上头混熟了，后来木邦宣慰使将这名姓杨的青年任命为果敢土司，陈氏的职务被莫名其妙地顶替了。至晚清光绪初年，麻栗坝才有正式任命的土司一职，首任土司叫杨国正，他的子孙后来一直世袭土司至最后一任。清末，后来英国王室也对缅北的土司王朝制下的人事变动统统予以册封追认。现在在果敢老街的大庙、大水塘两处，还存有当年清廷与英缅政府封话果敢土司王的两块碑。 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分汉人进入了果敢地区定居，他们主要是古代来往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马帮商旅，其中以云南、贵州、四川人居多。而后，二战中被打散的国民党远征军的散兵游勇流落缅北，辗转来到果敢华人区定居。因此在缅北果敢地区一带，人们的籍贯不仅有云贵高原，还有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江西等地。永历帝事件后不久，在今腊戍以北的登尼，清政府也仿明制，设立了木邦宣慰司一职，命当地土司 “世守其地”。但忙着应付反清复明和内乱的清廷鞭长莫及，多数时统而不治，缅北成了飞地、化外之邦。1897年，英人与清王朝谈判定界，果敢被划人英属缅甸。

　　果敢南部就是后来因坤沙而闻名于世的菜莫山，它虽然在地理上属于当阳，但与麻栗坝却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历史上，莱莫土司、果敢(滚弄)土司均承袭了明清的祖制，所不同的是，莱莫山由于是缅甸掸人的聚居区，汉掸文化交融在一起，而果敢至今仍保存着较完整的华人传统。无论从文化底蕴，还是对于族系的认同上，这些地区的大多数百姓几乎部称自己是华人。连坤沙都曾对外宣称过自己祖上第八代，是从中国云南到莱莫山的汉人，其父娶了当地掸族(与中国傣族、泰国泰族系同一民族)女人为妻，生下了混有汉掸血统的坤沙。对于任何外部势力，这里都存在一种天然的抵制与排斥。这也是作为缅甸少数民族的果敢汉人始终与缅人没能完全融合的原因。 当地华族与缅北少数民族各按自己的习俗生活着，在缅北，种植**、生产鸦片已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鸦片经济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到20世纪40一50年代，逐步形成了当地少数民族以种植为主，旅缅华族收购、贩运为主的格局。华族因此所赚得的钱远远超过了当地土著民族。 20世纪初朝杨国正主政时，正值麻栗坝大烟土声誉鹊起之时。因出产优质鸦片，果敢由此而商业兴旺，社会繁荣，人口也大大增加，并诞生了整个金三角地区最盛大的烟会，成为缅北当地一年一度最为热闹的鸦片集贸盛事。每年到鸦片上市交易的时节，从中国四川、云南远道而来的马帮，印度、泰国来的商贾，云集果敢老街贩运大烟土，交易活动中还有一系列的其他商品交易和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久而久之形成闻车中国西南和金三角的鸦片烟会，时间为十天半月不等。从中国远道而来的老板和马帮，一般是将生产工具、丝织品和器皿等运来果敢贸易，再换成大烟土运回云南。从泰国、印度来的商人则以贩卖日用百货为主。英国人则以兜售洋货为主。烟会越办越红火，成为果敢仅次于传统节日的一大盛事。 在烟会上最抢手的商品当然是大烟土。20世纪40年代以前，烟会上最为活跃的主角，是常常手持文明棍的英国人。英国人雇用的马帮，被当地人称为赶洋脚，这是当时一件大大有利可图的事情，马帮帮忙贩运一趟，获利比平时跑单帮高出2一3倍。土司杨家更加热衷于烟会。因为每年此时他们的马帮不仅可以大赚一笔，还更进一步密切了与英国人的关系。作为土司署，每年的烟会是署内最可观的一笔烟课，成为其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当地的烟课，几乎是果敢上交缴掸邦土司税赋的惟一来源。 作为果敢政治经济中心地带的老街，尽管是一条小街，却因烟会而赢得多年的辉煌。百年来，整个果敢出产的鸦片几乎全是以老街为集散地。由缅甸经滚弄运往中国的货物，也是以老街为中转站。在20世纪40年代初钥，整条街商号林立，其中包括云南最大的永昌祥、复协和、茂恒等大公司设的分号，每天进出骡马数以千计。 果敢土司杨家与大户罗家、苏家因此而暴富起来。罗四老板罗朝兴在婚后将家产的大部分投人到马帮运输业之中，他先后添置了200多匹骡马，成立了一支20余人的武装，干起了从腊戍、当阳、东枝等地向泰国清莱、渭赛一带运送鸦片的买卖，有时也帮人运输一些土杂干货之类。 日本战败后，英人重返缅甸。为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缅甸国内展开了风起云涌的独立斗争。以民族英雄昂山将军为首的自由同盟，推动了人民的反英浪潮。掸族、克伦等少数民族，是英国统治的获益者。在缅人奋起反英之时，整个掸族居住的掸邦，也由于自身的利益而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变局，果敢土司杨振材等人招兵买马，扩充武装，以防不测。果敢华人纷纷响应，捐款捐物，拥戴杨振材成立果敢地区自卫队，许多青壮年果敢人加人自卫队行列中。二战中，中国远征军(以青年学生组成)流散的老兵，也在缅北各地依托华族的力量，办起了各种华文学校和训练班。在果敢，罗星汉原来就读的官立小学50年代成为反共军事学校。罗星汉时年13岁，彭家声也未满14岁，教官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生老兵。在这个训练班快结束时，罗、彭等人己经练就了一身本领，走马枪，游击作战，几乎无所不精。军事培训班结业后，所有22名学员均被授予少尉军衔，罗星汉是最小的一个，当年只有14岁多一点。他和彭家声均被分到果敢自卫队中任分队长、小队长，开始了在金三角地区的滚打。而彭家声更是由此开始了在果敢起伏47年的历程，最终赢得果敢王的称誉，成为近代历史上控制果敢时间最长的人物。后来的坤沙也是在这所学校就学毕业。这里的授业，造就了日后三人化诧金三角的本领。 1942年以前，果敢土司署管辖本地治安与司法的是由二三十人组成的“红包头”，这是一支服装怪异的警察队伍，头裹红头布，据说是仿英人雇用印度巡捕的头饰而来，身上皂白相间的服装与腰中的弯刀，却又是清代衙役的装束。这支兼容了大清与英殖民色彩的搞笑队伍，由果敢传统的门赋与烟课等税捐供养。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后，为抗击日本侵略军，果敢的红包头改名称自卫队。当时果敢第四代土司王杨文炳，在危难之际坚拒日寇诱惑，毅然在果敢竖起抗日大旗，并在1942年3月赴重庆拜晤当时领导中国抗日的领袖蒋介石，宣称三百年前(明朝)同出一宗，绝不当出卖汉民族的败类，后被授予果敢地区抗日自卫队少将司令一职。

　　中国远征军迸人缅北及果敢后，将其改编为第20集团军果敢自卫队，并配发枪支弹药，自卫队因此发展到1000余人，在与远征军配合作战中，先后与日军直接对抗上百次，牺牲了150余人。最辉煌的一次是在大水塘地区与中国远征军联合对日作战，打死了日军一个联队1000余人，果敢自卫队因此留下了抗日的良好口碑。因为有了这支队伍，那时的缅北地区始终高悬着英国米字旗和中国的青天白日旗。直到1948年1月缅甸正式独立，土司王杨文炳参加了缅甸立国的班弄会议，果敢人因其浴血抗战、保土有功，而获新生的缅甸政府承认，果敢族被写进了缅甸国册，它成为缅甸在缅北人数最少的一个少数民族。杨振材两兄弟分别当选上议员、下议员兼地方长官，他们提出缅北华人应加入缅甸国籍，在议会获得通过。但1950年颁发缅甸国民身份证时，缅北果敢一带的儿十万华族中，仅有1万余人愿意领取，华人的向心力还是北方的中国。杨振材后来官至缅甸掸邦财政厅长，而果敢县长一职则多年由杨家兄弟轮流坐庄。 因抗日有功，1947年英王乔治六世向杨文炳颁发了英帝国勋章。之后仅保留百来号人的队伍守土自治，但自卫队的称谓就此延续下来。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自卫队的功能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或为果敢领导层内斗的工具，或为缅甸政府所利用，或成为毒案如罗星汉拥兵自重、演变为护卫鸦片运输的武装，或成为如彭家声与政府对抗的民族武装。 1941年，杨文炳被英国人接往印度加尔各答“度假”半年。后由与他一同回到果敢的英国文官宣布:由于杨文炳长子天折，次子杨振材为“印袭官”。英人采用中国封话制，由此确立了杨家最后一代土司的地位。在杨氏家族中，不能不提到人称杨二**的杨振材之妹――杨金秀。这不仅因为杨二**有传奇式的经历，而且罗星汉等人的幌起与她有着密切关系。杨二**生就一副倔荤性格，自幼习文练武，成年后走马贩运烟土(杨二**终生未嫁，现居缅甸仰光，记者2002年4月在金三角采访时，年已70多岁的杨二**正在住院，已进人生命的弥留时刻)。她拥有约200人的武装马帮，而这支武装的队长，就是罗四老板的大公子罗星汉。罗星汉比杨二**小十多岁，但得益于土司杨二**的名声和自身的才干，个人势力得以迅速成长。 罗星汉等人凭自卫队武装拥兵自重，自立门户。果敢形成三大势力主导天下的局面，一是杨振声的反缅武装，其中一部分在泰国由杨振业领导；二是罗星汉受政府扶持的自卫队武装；三是彭家声领导的由年轻人组成的反缅武装。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缅甸政府加紧了对果敢地区的控制。1958年，政府军一个连进驻果敢大水塘。1963年8月17日，缅甸军事侦探部及东北军区同时行动，对果敢地区头面人物进行了搜捕，杨文灿在仰光、杨振材在腊戍、杨二**杨金秀在仰光、罗星汉在缅东几乎同时被抓。缅军第77师大规模集结完毕，开始向果敢地区快速挺进。 1965年6月，赋闲在家的彭家声秘密成立了果敢人民革命军，他们在果敢百姓中赢得了支持，并公开与政府军对抗。彭家声与其弟彭家富统领大约150人的武装，于1968年1月1日打着缅甸***人民革命军的旗号，重返果敢。从此，果敢开始了缅共二十余年的统治。 1968年，缅共首先攻占果敢地区，至1972年果敢已经完全成为解放区根据地。果敢县的建制成为20世纪70年代缅共统治区的一个缩影。

　　记者在果敢见到现年30岁的果敢大竹管人氏罗星伟，他在果敢老街和胞兄开小铺做杂货生意。以前他们在大牛场住，以玉米、茶叶、谷子和种**为生。他家和罗星汉同出一族且同辈，按辈分年纪应叫罗星汉哥哥，只是由于罗星汉毒名显赫而不愿和他来往。罗星伟长年当兵打仗，平时沉默寡言，但是对地图非常熟悉，有些文化。据罗星伟回忆说，原来这里是原始森林。明末清初，永历帝被抓走后，数干随从有的降清，有的逃亡，但大部分人为躲避围剿来到果敢定居。系出名门的这些明朝将官后裔一律隐姓埋名。罗家先辈是深得永历帝宠爱的南京名将，到了家族第八代，也就是罗星汉的父亲罗朝兴，才重立祖宗牌位。 据他解释，果敢是掸族语，“果”是九的意思，而“敢”是人家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九户人家的意思。果敢族的英文名称为“Kokang”，在雅虎网站上解释为 “居住在缅甸金三角的一支来自中国的少数民族”。果敢人对自己的解释却是:“果”等于果断，“敢”等于勇敢。“果断而勇敢”就是今天果敢人对自己族名的宣示。归来吧，我们的同胞；归来吧，祖国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