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氏族谱是按照省份划分的，共分为12个，分别为：

蔡氏族谱: [湖北石首]；

蔡氏族谱: [玉山]；

[慈溪蔡氏宗谱]: 不分卷；

浦阳香溪蔡氏宗谱；

蔡氏世系源流；

沩宁蔡氏东宗谱: 十八卷：[宁乡]；

德清蔡氏宗谱: 十二卷；

蔡氏重修宗谱: [丹阳]；

乌砶蔡氏宗谱: 二十一卷：[暨阳]；

德清城关蔡氏家谱: 不分卷；

蔡氏族谱: 不分卷：[武陵]；

湖南攸县渌田蔡氏九修族谱: 十一卷：[湖南攸县]。

扩展资料：

蔡姓是以国为姓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灭商后，将弟弟叔度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建立蔡国，与兄管叔鲜、弟霍叔处共同监督被封在商朝旧都的殷纣王之子武庚禄父，管理殷商遗民，史称”三监”。

武王死后，子成王姬诵继位，由武王之弟周公姬旦摄政。管叔、蔡叔对此不满，联合武庚及东方夷族进行反叛。后被镇压，武庚、管叔被杀，蔡叔遭放逐，不久，死于迁所。

其子胡，能够与父亲的反叛行为决裂，遵守文王的德训，与人为善。由于胡在鲁政绩卓著，周公奏请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祖，是为蔡仲。其子孙就以国为姓。

-蔡姓

卢

姓氏名称: 卢

拼音: lu[二声]

序号: 0167

介绍

介绍文件

介绍文件

卢姓起源

卢姓起源

上古卢人与卢字

在上古时代，我国西部地区有一支游牧部落。这支部落的人携带一种用柳枝等编织成的、特制的、盛食物用的器皿——卢器，转移各地，过着原始的群体游牧生活。

他们为了生存首先必须解饥御寒，在原始的劳动条件下必须寻觅水草地，追逐和饲养利生的动物，以取为衣食之用。同时，他们也必须逃避和抵抗毒蛇猛兽，以便保全自己的生命。他们对于百兽之王——老虎十分崇拜。在初民崇拜图腾的时期，他们选取虎为图腾而顶礼膜拜。在原始人画图造字时，卢字取了虎字的上部。

古人用卢的繁体字(廑)。这个繁体字上面部分是虎字头，下面部分是“皿”。“皿”表示卢人特制的器皿，即前文所讲的卢器。

古代卢人经常在卢水流域和卢山地区活动。因为要追逐水草地进行游牧式劳动生产，所以他们迁徙的范围比较大，包括了我国西北、西南甚至中西部地区，可谓流动性强，而影响面宽。

沈括在他的名著《梦溪笔谈》中指出：“夷人谓黑曰卢。”而黑也往往写作“乌”。今四川省雅砻江古时就称为卢水，岷江上游现在还有叫卢水的河流。其他不少地方的山、河、城乡和社区，直到今日还有许多取名为卢山、卢水、卢河、卢溪、卢沟、卢湾、卢县、卢氏县、卢城、卢园、卢家村、卢龙、卢奴、黑山、黑河、黑水、乌山和乌江的。

自从人类发明与使用火之后，卢人把柳条编制的卢器糊上泥土的浓浆，再反复用火烧烤，成为原始的陶器。这种陶器虽然原始，却可以用来蒸煮食物和贮存生活所需的水及其他东西，这种陶器经受烟薰火燎后，往往残留一种黑色的烟灰，所以古人自然而然把“卢”与“黑”联系在一起。初民造字时考虑到“廑”与“火”结合成“燎”(简体字“炉”)，这包含着把糊上泥浆的卢器在炉中经火烧制的意思，也可以说用火把卢器烧制成原始的炉子。要制造炉子，火和卢都不能少。

卢姓来源之要有四：

一、是出自姜姓，为炎帝神农氏之后裔，

神农炎帝世系

炎帝和黄帝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是华夏民族共同的远祖，同称“人文初祖”。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国语·晋语》叙炎帝与黄帝的关系曰：“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二帝用师，以相济也”，“男女相及，以生民也”。神农时代末期(军事民主制后期)，部落之间争战不已，以致神农作为部落联盟的酋长也无力平息。黄帝即于此时，继神农而崛起，取得盟主地位。所以人们认为，黄帝与神农(炎帝)，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部落的称号(因而也是“朝代”称号)，或是部落首领通用的称号。当然，有可能是以最初一任部落酋长的名字(名号)命名部落的。

神农早于黄帝，一般认为，神农即炎帝。炎、黄二帝皆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一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说明在神农(炎帝)氏世衰力弱、德能不孚之时，黄帝继起。其最主要原因是，两大部落 (族)为争夺本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而发生争端，世代争战。黄帝联合四方部落，经过多次战争，才得以打败炎帝神农氏，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联合(大统一)。

《帝王世纪》较详细地记述了炎帝的诞生神话：“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今山东曲阜)。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

《潜夫论·五德志》载：“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其德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说文》云：“神农居姜水，以为姓。”《竹书纪年》载：炎帝“育于姜水，故姜为姓”，“其起本烈山，号烈山氏”。《三皇本纪》曰：“神农氏、姜姓”，“长于姜水，因以为姓。”

黄帝、炎帝是同出于少典氏之两兄弟(应为少典部落联盟的两个胞族部落)，因其分别居于西北黄土高原之姬水、姜水流域，故得姓不同。姜水即岐水，在今陕西省岐山、武功县一带，属渭水支流，源出岐山，南向与横水合流，人雍河。上述炎帝姓姜，是因姜水而得；反之，也可能姜水因有姜姓(炎帝)部族人的长期居处而得名。郑樵说：“姓之为氏，与地之为氏，其初一也。皆因所居而命。得赐者为姓，不得赐者为地”，“姜之得赐，居于姜水故也。故曰因生以赐姓。”“姜”字从羊，与羌同音、义，表明他们是上古时代羌族的一支，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牧羊)民族；“姜”字又从女，作为部族人员的共名，即是部族的姓称，源于共同的始祖母，有着共同的血脉统绪。在神农氏父系氏族社会以前，曾经经历过长期的母系氏族社会。这个时期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氏族的共同姓氏称号。尽管到了后世，这一部族的许多分支，有许多氏称，但他们的祖姓是统(同)一的，是不会磨灭或被忘却的。周代，许多姜姓氏族(支族)人共同尊奉他们的始祖炎帝；春秋时期即使是已被周人视为“夷狄”的“姜姓诸戎”也不例外。

《礼记·月令》正义引《春秋说》云：“炎帝号大庭氏，下为地皇，作耒耜，播百谷，曰神农。”看来炎帝只是帝号，而神农则是人们对他的尊称。从实质上看，神农氏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其领袖号称炎帝。古书又载：“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作耒耜，故曰神农。”炎帝神农是一神而具两个功德。·有学者认为，神农氏在黄帝之前，是古代“三皇”之一，炎帝是神农氏的后裔。炎帝即赤帝，是日神之子，即火神。《左传》 “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汉书·食货志》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食与货是生民、养民之本，二者皆肇始于神农炎帝，其功堪称不朽。

陆贾《新语·道基》载：“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白虎通·号》云：“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作而化之，故谓之神农也。”《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乃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沃、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他无疑是带领先民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拓荒者和创业者。据《绎史》卷四引《周书》云：“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蕨实。”《易·系辞》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农业的发明的确颇具神话色彩，古人津津乐道，渲染已甚。其中最多的，是把神农的政治思想理想化了，加进后世儒生自己的观点。

《商君书·画策》篇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庄子·盗跖》篇载：“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越绝书》称：“昔者神农氏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极。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表现神农氏的无私、英明与贤能。《纲鉴》载：炎帝“治天下，其俗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描绘出炎帝领导下的原始社会生活。

《路史·后记》(宋罗泌著)记述炎帝的政治理论和思想，说他主张“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士丁壮而不耕，则受其饥；女当年而不织，则受其寒”，“耕不强者亡(无)以养其生，织不力者莫以盖其形”。

炎帝始作耒耜，教民耕种；耕田为土，凿地为井；正节气，立历日；亲尝百草，发明医药；治麻为布，创制衣裳；日中为市，倡导贸易；削桐结丝，制作乐器；治木为弧矢，创造武器；“教之桑麻”，“耕而作陶”；制灶作具，以利民用。他无疑是我国农耕文化的开创者，亲手缔造了中华古国的文明。因他“始教天下种谷”，“教耕生谷，以致民利”，故后世尊他为神农。传说他的死也是辉煌而悲壮的：晚年巡视南方，尝百草为民治病，“一日而遇七十毒”，终因误尝断肠草而不幸身亡。传说他葬于今湖南酃县塘田乡的鹿原陂，后世称其墓为炎帝陵。

由于神农氏的发明和倡导，姜姓戎族开始从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转入定居耕种的农业生活。神农炎帝的确是开天辟地、功勋超卓的伟人。

炎帝族的活动范围遍及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山东、湖北、湖南。炎帝子孙继承农业生产传统，又有新的创造发明。《国语·鲁语上》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烈山氏又叫厉山氏，是炎帝之号；因炎帝起于烈山。烈山在今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

炎帝号为神农，“教民耕稼、蜡祭、医药、交易之事，开万世衣食相生相养之原。”后人称颂神农，“其功如天”，“盛德不孤，万世同仁”。商周之际的大贤人伯夷、叔齐兄弟曾经哀歌：“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兮？”东汉张衡作《东京赋》慨称：“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晋陶渊明在《饮酒》诗中有“羲、农去我久，举世叹复真”的惋惜；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更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的怨慨。可知炎帝时代曾令众多士人向往。《尸子》解释神农之神为：“神农氏治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为之神。”

周武王灭殷纣之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今安徽亳州市)”，代表当时人们对炎帝功业的纪念和褒扬。

炎帝的世系，据《礼记·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曰：“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八世所传，《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系》载：“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曰听泼，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

《万姓统谱》载称：“炎帝神农氏，姜姓，生于厉山，长于姜水，因以为姓氏。继无怀氏位，承太昊木德，以火德王，故曰炎帝。都鲁。在位一百四十年。”

《吕氏春秋·慎势览》称，“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可能比较接近史实。如此，则上述所传八世，可能只是其中较著名而有影响者。

《万姓统谱》所载世系与《帝王世系》同，但注明“已上七代，袭神农氏之号，三百六年，至榆罔失政，诸侯相伐，黄帝征之，天下咸归焉。”

《汉书·律历志》说：神农氏“号炎帝”，“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烈山氏”。

神农氏：部族首领称炎帝，姜姓，牛图腾。是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其著名后裔有蚩尤氏、烈(厉)山氏、共工氏、四岳氏等。

蚩尤氏：炎帝之后(一日先仕于炎帝)，出自羊水，仕于黄帝。为主金之官，默观神农世衰，潜铸金类，以为利器，举兵逐榆罔(炎帝裔)，自号炎帝。后作兵伐黄帝，并曾请风伯雨师助战，终为黄帝击败于涿鹿之野，被杀。他是战神和兵器之神，而兵器的发明乃源自农具和其他生产工具。

共工氏：亦名共攻氏，炎帝后裔。性格暴戾，易于为非。相传因与颛顼争强为帝，曾与东夷族大战，不胜，而怒触不周之山，致使天倾地陷，造成人间大灾难。

烈山氏：又叫厉山氏，其首领为烈山或柱。《国语·鲁语上》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礼记·祭法》则称：“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一般认为烈山氏为炎帝后裔，仍为农神、谷神。烈山，本是烧山垦田之意。

四岳氏：首领为伯夷，姜姓，传为共工之从孙，曾助禹平治水土。后繁衍出齐、吕、申、许四支后裔。

炎帝神农氏，名石年，传说在位140年(约公元前3216～前3077年)，一说在位120年，卒葬湖南茶陵(今酃县塘田乡鹿原陂，又名炎陵山、皇山)。

第二世，临魁，炎帝长子，在位80年(公元前3076～前2997年)。

第三世，帝承，在位60年(公元前2996～前2937年)。

第四世，帝明，在位49年(公元前2936一前2888年)。

第五世，帝直，在位45年(公元前2887一前2843年)。

第六世，帝来(厘)，在位48年(公元前2842～前2795年)。

第七世，帝裹(哀)，在位42年(公元前2794一前2753年)。

第八世，榆罔，名克，居长，在位55年；因德不及其弟轩辕，故让位。轩辕即黄帝，姓有熊氏。

第九世，名器，榆罔子。

第十世，名祝融，器之子；卒葬衡山(在今湖南)。

第十一世，名术嚣，祝融子。

第十二世，名勾龙，术嚣子。

第十三世，名垂，勾龙子。

第十四世，名共工。

第十五世，名伯夷，著名贤人，佐尧帝掌四岳，佐大禹治水，因功受封于吕，为吕侯，是即吕氏得姓之始。姜太公吕尚，即其后。

炎帝后裔

神农氏后裔繁衍发展，支族甚多。在商、周时期，分建很多国家(方国)。传说神农姓姜名轨，一名石年。神农之子，有神氏、农氏、列氏、厉氏和柱等。厉氏分衍出丽氏和赖氏。自柱开始称炎帝，其后的世系分衍：

帝柱生庆甲；庆甲生甲氏和帝临；帝临传帝承；帝承传帝魁；帝魁传帝明；帝明传帝直；帝直传帝厘；帝厘传帝居(亦称帝哀)；帝居传节茎。节茎之后，有节氏、戏氏、克氏三支。克传帝榆罔(参卢)，其后衍生榆氏、露、赤狄和白狄；戏传器和小帝。器的后裔为钜、伯陵、祝庸三支。钜之后有封氏、钜氏、封父、富父氏；伯陵生蜂氏和逢氏，逢生殳氏、延氏和鼓，鼓生灵契，灵契生氐氏；祝庸氏胄胤更加发达：祝庸生术嚣，术嚣生条、勾龙(即后土)；勾龙平水土有功，后人纪念，尊为社神；勾龙之后有勾氏、勾龙氏、共工氏、信、垂；共工氏衍生共氏、龚氏；信生夸父；垂生噎鸣(即伯夷)。

伯夷之后为太岳、骀氏、怡氏；太岳即四岳，其后裔于商、周时期受分封，于是有吕、申、隋、淳、向、薄、甘、州、文叔、岳氏、先龙。

炎黄之战

史载炎帝与黄帝本为同族(“兄弟”)，皆生活于西北地区，炎帝在姜水流域(宝鸡城)，黄帝在姬水流域(即岐山下之岐水)。他们原本是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帝王世纪》云：“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女登感于常羊而生炎帝，以姜为姓，这隐约说明炎帝出自羌族(牧羊部落)。

自神农氏发明农业后，开始半定居、半迁徙的农业生活。他们顺着渭水流域东下，来到黄河以南的大平原上，这个地区适于原始农业生产，于是神农氏成为最早定居的农业部落。他们开始建城立邑，初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再迁于鲁，都曲阜。故山东地区也有姜姓部落聚居。周初，武王分封姜子牙一族到山东建立齐国，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基础。

炎帝氏族传到帝榆罔时，开始衰落。部落内的蚩尤族为争权而发动战争，打败帝榆罔，夺得帝位，仍称炎帝，居于涿鹿。此时黄帝部落兴起，与榆罔一族联合，大败蚩尤族于涿鹿。黄帝取代炎帝，成了炎、黄部落联盟的共同首领。

帝榆罔族人除了部分合并于黄帝部落，定居北方外，另一部分南迁于江汉之间，仍然袭称神农氏或炎帝族。他们成为南方部落联盟的首领。

《礼记·月令》说：“南方曰炎天，其帝炎帝。”

《后汉书·郡国志》曰：“炎帝神农氏，葬长沙”。

《舆地纪胜》称，葬于茶陵县南，茶乡之尾。

《路史·后纪四》云，炎帝柱之裔炎帝庆甲、来(即厘)，“俱兆(葬)茶陵”

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以后，于乾德五年(公元967年)，特派大臣在茶乡白鹿原访寻到炎帝陵，因加修葺，并立庙奉祀。

炎帝姜姓部族沿渭水、．黄河向东迁移，其中一支到山东境内，在黄河下游与淄水之间活动。随后定居下来，逐步派生出许多支氏，

吕尚受封于齐建齐国

吕尚又称姜尚、子牙、太公望、师尚父、齐太公。他在公元前11世纪，奉周武王(姬发)之命统兵征讨商纣王，从而成为灭纣辅周的大功臣。

在商朝末年，纣是一个朝野痛恨的暴虐君主，姬昌曾经受封为西伯，人们称他西伯侯。西伯侯因得罪了纣王，曾经被纣王囚禁在菱里(今河南省汤阴之北)。他获释后率兵灭了周围黎(今山西省长治市西南)、邗(今河南省沁阳西北)、崇(今河南省嵩县之北)等小国。在丰邑 (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建立了他的统治中心。

西伯侯在世时未能完成其推翻商朝黑暗统治的宿愿，到临终时，他便嘱咐次子姬发作好准备，尽早兴兵伐商。姬发在即将亲率兵将征讨商纣时，向吕尚讨教有什么克敌制胜的妙法。吕尚对姬发说：“纣王因其暴虐，残害许多平民百姓，失去了民心，我们必定要与纣王相反，要抚爱百姓，以贤能英明来对付纣王的冥顽无道。倘若我们赢得民众的归心和拥护，一定可以取胜。”这就是吕尚提出的克敌制胜的“文经”谋略。另一方面则是他的“武纬”谋略。利用敌对阵营中的矛盾，使其产生内乱，相互削弱力量，甚至达到完全瓦解的地步。其次则是讲军力的运筹部署和用兵的韬略。

在灭商的过程中，吕尚曾经作为姬发大军的前锋，麾动虎贲、戎车冲人商纣军中。他率兵在牧野(今河南省淇县西南)与纣王军队进行大决战。在激烈的战斗中，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纷纷起义，并反戈回击。商纣王走投无路，最后登鹿台自焚而死。姬发遂率军顺利占领商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宣告了商朝最后灭亡。商灭后，姬发遂建立西周王朝，定都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号称“宗周”。姬发死后，庙号武王。其子姬诵承袭王位，称为周成王。

周成王鉴于吕尚在辅周灭商中立有大功，遂封吕尚为齐侯。吕尚得到大片封赐的土地——齐。他在齐建立了诸侯国齐国，并选择营丘(今山东省临淄之北)为国都。吕尚封齐建国，“尊贤智，赏有功”遂使齐国，成为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强国。

受姓及创姓始祖——高傒

高傒是姜太公第十一代孙，身历数朝，世袭上卿之职，其妹又是齐襄公夫人，人称“高舅”。高俣为齐国重臣，因拥立齐桓公受封于卢邑，卢氏由此发祥。据记载，齐太公第七代孙是文公吕赤，文公有子名高，公子高的孙子吕（亻奚），“以王父(案祖父)字为氏”，故姓高，称高（亻奚）。高俣字敬仲，号祖望，颇有外交和治国才干。一生历僖、襄、桓、孝公四代。襄、桓时代，正是齐国多事之秋，高俣执政，齐襄公失德无道，骄奢*逸，被臣下连称、管至父所杀，二大夫拥立公孙无知为齐君。无知封连、管二人为正卿、亚卿，诸大夫心中不服，高、国二执政看事不可为，称病不朝，无知也不敢罢黜他。

齐国诸大夫对无知篡位极端不满，大夫雍廪与众大夫共谋除逆，复立先君之子。他们商议认为：“高敬仲，国之世臣，素有才望，为人信服。”策划使高俣置酒，以招连、管二人，二人必然信而赴宴，到时刺杀二贼，必能成功。此计告于高俣，高慨然许诺。高（亻奚）宴客，雍廪先人宫杀了无知，高府预伏的武士也杀了连、管二人。众大夫遂在高府议立新君；齐襄公有二子为公子纠和小白，皆因襄公无道，早已避祸各奔鲁国与莒国。高俣原与公子小白交情甚笃，与同宗国氏大夫商量，要暗中把公子小白从莒国召回。这时，鲁君知道无知已死，也要发兵护送先前逃来母舅家避难的公子纠回国即位；并令公子纠手下人管仲，先带一批军队拦住莒国至齐的通道，与护送小白回国的队伍发生战斗。小白被管仲射中带钩，装死躺下，被人 载在车中，快速驰人齐都。管仲上当，派人报鲁，鲁急送公子纠赴齐。等公子纠一帮人到时，小白早巳到达。因有高（亻奚）等人做内应，小白迅速登位为君，称齐桓公。

桓公即位后，发兵攻鲁，想杀管仲。鲍叔牙劝桓公说：“君将治齐，即高俣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桓公听从鲍叔牙建议，捐弃前嫌，以厚礼聘管仲为大夫，委以政事。《左传》庄公九年(公元前685年)载：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为相，说：“管夷吾治于高俣，使相可也。”高（亻奚）不争功贪位而识大体，忠心辅佐桓公。《国语·齐语》载：管仲向桓公建议，为增强军力，建立三军：桓公帅中军“五乡”(万人)，国子、高子皆齐之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横)行天下”，大国也莫能当。

桓公得管仲，与鲍叔牙、隰朋、高（亻奚）等，发展渔盐之利，救济贫穷，齐国百姓倾心拥护。齐桓公即位以后，修援立之功，对高、国世卿，皆加赐采邑。他以卢邑赐予高（亻奚）。高氏家族，继续秉持国政，与国氏家族俱为齐国重臣。齐桓公在众臣的辅佐下，国力迅速增强，成为春秋首霸。当时，鲁国因有庄公夫人(哀姜)与庆父(庄公弟)之乱，庄公死后，二人被杀，国绝无人，“旷年无君”。齐桓公派高俣到鲁国，执行“存鲁”之重大使命。《春秋》闵公二年(公元前 660年)载：“齐高子来盟”，即指高俣受齐桓公命，“将南阳之甲”3 000人至鲁，帮助鲁国“立僖公而城鲁”。他与僖公订盟，稳定了鲁国政局；同时，命令甲士帮助鲁人筑鹿门之城，以防邾、莒之变。鲁人以此为美谈，“曰犹望高子也”。世人称赞高（亻奚）“能深执忠臣之义，勉其君于霸”。《左传》僖公十三年 (公元前647年)载，周襄王以齐相管仲有平戎扶周之功，欲”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谦谢曰：齐国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坚决辞让，只受下卿之礼。

《春秋》鲁桓公十四年(公元前698年)载：“郑伯使其弟语来盟。”郑伯派人来齐寻盟，事如鲁隐公三年之盟于石门。鲁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1年)，《春秋》载，鲁公“及齐高（亻奚）盟于防”，鲁庄公以国君身份，与齐国上卿(大夫)高（亻奚）订盟于防，

齐惠公卒时(公元前599年)，高氏、国氏拥立惠公之子顷公(名无野)即位；恐崔杼(原来有宠于惠公)掌权不利于己，便驱逐崔，崔杼出走卫国。齐灵公时(公元前566年)，齐国灭掉莱国，高厚与崔杼一起“定其田”(即划定其田产分配)。齐灵公因宠爱戎姬，更立太子牙，令高厚任牙之师傅。《春秋》鲁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载：“齐高无咎出奔莒”。《左传》记述其因：齐灵公听信妇人谗言，“刖鲍牵，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莒。高弱以卢叛。”这是高氏以卢邑为根据地，对齐君不明所表示的第一次抗议。齐侯任用崔杼为大夫，令庆克佐之，“帅师围卢”。不久国佐之师自外回来，也参与围卢，卢邑终于投降。

齐灵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55年)，高厚率师伐鲁国国都北边，后又退还。同年冬，鲁君会合十二国之师，进攻齐国。其中晋将赵武、韩起“以上军围卢，弗克”，由此可见卢城之强固。次年(公元前554年)，齐灵公去世，崔杼拥立前太子光为庄公，杀掉太子牙，又杀高厚，齐国因此大乱。齐景公元年(公元前547年)，崔杼被灭族，庆封、庆舍先后专权，田氏与鲍氏、高氏、栾氏四家联兵击破庆氏。齐景公五年(公元前543年)九月，齐国公孙虿、公孙灶(二人皆高氏之族)，“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据称是因为他“好以事自为功，且专”。高竖对此很不满，不久就又“以卢叛”，表示抗议。齐令闾邱婴“帅师围卢”。高竖提出条件说：“苟使高氏有后，请致邑”，即要求保存高氏的后嗣和宗庙祭祀，而后献城投降。得到允诺后，高竖终于将卢邑献出，出奔晋国；晋人建绵城以安置高竖家族。

齐平公元年(公元前480年)又有“高无丕出奔北燕”。可知高氏有一支就在燕地(可能即后之范阳)定居并传衍下来，成为其后兴起的卢氏的先祖。齐景公病重时(公元前490年)，命国惠子、高昭子共同拥立荼为太子，而驱逐诸公子；景公死后，吕荼立，是为晏孺子。这时仍由高、国秉政，田乞伪装顺从而事奉高、国，背后却诽谤他们两家。不久，田乞、鲍牧与诸大夫调集武装，进入宫廷，且欲攻击高昭子。昭子闻讯，即与国惠子一起出兵救齐公(晏孺子)。兵败之后，田乞穷追，国惠子投奔莒国，高昭子遇害。田乞另立景公之子阳生，是为悼公。后田常弑悼公 (公元前481年)而立平公，自为齐相，专齐之政。直到齐康公十九年(公元前385年)，田常的曾孙田和代齐而为诸侯，“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风俗通义·六国》)。公元前379年康公卒，田氏代齐之后，吕氏绝社稷宗庙之祀，子孙因失国而离散。他们起先多在北方各地迁居，各以其先人所受封邑之名为氏，由姜姓高氏子孙更氏为卢，世代延续下来。

二、改姓和赐姓

西周时代，姜太公吕尚的子孙就有人取姓“卢蒲”，其后代把“蒲”字去掉，姓卢。

春秋时代，齐国国君桓公的后代有一支取“卢蒲”为姓的，后来改成姓卢；还有一支取“葛卢”为姓的，后来也改姓为卢。

春秋时代的庐子国，有人以“庐”为姓，后则改为卢。

北周之初祖籍河北范阳的雷姓人氏改为卢姓。据《魏唐书·卢祖尚传》所载，卢祖尚的祖先曾经改姓雷为卢。

隋代的章仇太翼，很有才华，备受隋炀帝(杨广)看重，受赐姓“卢”，子孙也就随之归于卢姓。

唐代有姓闾的人，经当朝皇帝特批，改姓为卢。唐高宗曾经

　包姓，中华姓氏之一，为三皇之首包羲字伏羲号黄熊谥太昊后裔， 《路史》云：包羲氏后有包氏。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包氏姓包的名人包姓起名字包姓的起源与家谱，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包氏

　分布地区

　丹阳：即秦朝的鄣郡。相当于今安徽省宣城地区。上党：辖镜相当于今山西省境内沁水以东地区。

　历史来源

　「包」源出

　1、出自风姓，为上古传说中的部落酋长太昊（伏羲）的后代。太昊创制八卦，教民捕鱼、畜牧，以充庖 伏羲厨，故又名庖牺或庖羲。据《路史》载："包羲氏后有包氏"。

　2、为春秋时楚国大夫申包胥之后。

　3、出自鲍姓，据《后汉书》载，丹阳包氏，本为鲍氏，为避王莽之乱，改鲍为包，成为包姓的一支。

　4、蒙古族包姓，成吉思汗直系后代，黄金家族，孛儿只斤氏，蒙古族第一大姓。

　5、《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堂号

　"刚毅堂"、"清河堂"、"孝肃堂"：都是根据包拯命名的。宋时包拯，除龙图阁大学士，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是著名的清官。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无不敛手，男女老少皆知其名。死后谥孝肃。

　家族名人

　包胥公：楚大夫，楚国第一大将军，复楚忠臣，居上党，赞曰：时为，伍胥反楚，向秦乞师，不辞劳苦，忠义贯日，历代罕有，伟哉胥公，名传万古，配姚氏一品夫人。

　包拯：字希仁 （999—1062），汉族，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字希仁。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

　包万有：(1590～1657)，字似之，号敬衡，县城北隅人，一代文豪。著作有《五经同异》、《编年合录》、《四礼损益》、《范数赞辞》、《小学遗书》、《食货录》、《月旦会簿》、《书院约言》，《史编余言》、《正蒙集解》、《唐山寤歌》、《讲学刨记》等。

　人口分布

　历史上包姓的分布和迁移

　先秦时期，发源于湖北的包姓，随后向北部和东部扩散。秦、汉时期，包姓已经在山西上党地区形成望族。魏、晋时期，由泰山鲍姓改姓的包氏族，在山东地区也迅速向东南迁移，同时包姓主力向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一带聚集。唐、宋时期，包姓已经在长江南北分布，并进入福建。

　宋朝时期，包姓大约有近9万人，约占全国人口011%，排在大姓姓氏中第一百二十八位。包姓第一大省是安徽，约占全国包姓总人口的一半。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安徽、江西，这二省包姓大约占包姓总人口的76%，其次分布于浙江、四川、江苏、河南、福建。全国形成了以皖赣为中心的包姓人口聚集区。

　明朝时期，包姓大约有12万多人，约占全国人口013%，排在大姓姓氏中第一百二十四位。浙江为包姓第一大省，约占包姓总人口的47%。在全自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苏，这两省包姓大约占包姓总人口的67%，其次分布于山东、广西、云南、江西、安徽。其入口主要继续向江浙迁移。全国重新形成了以江浙为中心的包姓人口聚集区。

　当代包姓的分布和图谱

　当代包姓的人口已达65万，为全国第一百八十一位大姓姓氏，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052%。自宋朝至今1000年中，包姓人口的增加率是呈下降态势。在全国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苏、广西，这三省区大约占包姓总人口的39%，其次分布于甘肃、辽宁、湖北、四川、重庆、上海，这六省市的包姓又集中了27%。江苏和浙江各居住了包姓总人口的15%，并列为包姓第一大省。全国形成了以江浙为中心，桂渝川和东北两块次聚集地的包姓分布局面。

　包姓在人群中分布频率示意图表明：在苏皖南部、浙沪、赣闽北部、广西南部、海南、广东西南端、四川大部、甘肃南部、辽宁北部、吉林西部、黑龙江大部、内蒙古东北，包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一般在013%以上，中心地区达到14%以上，上述地区覆盖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17%，居住了大约56%的包姓人群。

　今丹阳包氏居住在新桥、皇塘、里庄、运河、麦溪、全州、珥陵等地。包氏入闽始祖字十郎，号纯白，讳始仁。祖籍山西上党(今山西长治)，先祖数次南迁后落籍于江西建昌府南城包家坊。旧谱相传，纯白“始贡于宋孝宗隆兴间，得选汀州教授。”又“尝权知上杭县事，解组后遂退隐小陈坑而奠宅焉。”上杭南部边陲汀江西岸的小陈坑(今下都乡新寨村)，从此成为闽杭包氏的发祥之地。

遍建祠堂——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

徽州由于高台域垒式、丛山环峙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由北方和各地陆续徒入的众多氏族在“程朱阙里”之地受到朱子理学的充分浸润和熏陶，对封建宗法的重视和强化都不遗余力。自从明代嘉靖十五年夏言奏请乞诏天下臣民可立祠祭祖之后，徽州各宗族即兴起了大建祠堂的祭祖之风。弘治《徽州府志》载当时徽州建有祠堂15座，到嘉靖《徽州府志》卷二一《宫室》中即扩充到有祠堂213座。在明弘治间尚无祠堂记载的徽州祁门县，嘉靖间已载有祠堂31座，到明万历间，祁门的祠堂已是“堂室家有之，不可胜载”了。仅县志就登录了祠堂56座。在徽州被称为“天下汪”的汪姓宗族和程姓宗族，历史上所建的祠堂就有数千座之多。（5）黟县千年古村古筑，孙氏宗族就建有“尚古堂”等30多座祠堂，村中程氏、毕氏、何氏还各建有一座祠堂。（6）

徽州各宗族遍建祠堂，无一不是宗法理念的物化，都是要“著敦本明伦之义，彰敬宗收族之仁”。徽州各宗族都有共识：“治人必先于重祭，亲唯一本，而祭必有祠。”“敦孝必始于推恩，如万物向荣于春，即根生而枝播等百川朝宗于海复汇流而导源。”因此，他们都把“祖庙，祀产，宗谱”视为宗族“敦睦”之要。“宗谱全则敦睦有其据，祖庙整则敦睦有其地，祀产备则敦睦有其资，三者相须不可缺一。”（7）

徽州方氏宗族是汉代由中原徙歙县东乡的古老氏族，方氏宗族为祭其迁徽始祖方储修建真应庙的历史，是徽州宗族兴衰的一个缩影。

东汉永元年间（89—104），因为“歙南柳亭山为黟侯（方储）潜修地，并立庙于柳亭西小山上祀之，历晋、宋、齐、陈、隋、唐五季，”可见徽州方氏祭始祖的祠堂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所以人称真应庙可能是徽州最早的“祠堂”。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真应庙》记载：该祠庙北宋端拱元年（988），由其族裔方忠正移建到柳亭山麓，并开始置祀田，招僧人守视，宗政和三年（1114）朝廷特赐庙额“真应”；元代初年族裔方兴重新修整，清复祀产；明代洪武四年（1372），李善长复查天下姓氏，方氏列居首姓，徽州方氏宗族在真应庙祖祠立宗支板图悬挂；明永乐间（1403—1424），族众增置真应庙祀产、庙基地、祀田，还铸庙钟以载；明万历间（1573-1620）真应庙已有祀田80多亩；明弘治十五年（1503），守祠的僧人福清易庙为寺，霸吞祀产，方氏族裔方德师告到府衙，终由知府何歆判归；至弘治十八年（1506），福清又典卖真应庙祀产，方德师复控于县衙，反被系禁，久羁囹圄，官司一直打到京城，“赴阙呈奏”，结果方师德胜诉，断田归庙，福清等坐罪驱逐，这次官司历时两年，化费千余缗；明万历十三年（1586），守祠庙僧真珙和地方恶棍潘礼等又籍故侵吞庙产，方氏族裔方孟林等再上书官方，追回庙产；万历二十四年（1597）又追回强吞祀谷；万历二十六年（1599），又有人和寺僧勾结谋吞真应庙，占造屋产，经族裔方鳌等控告，追回田产。

为了保住方氏宗族祖祠，明万历间徽州方氏宗族改变了招僧守祠的方式，万历三十六年（1606）复庙业，宗内各支派合同轮司祭事，三十七年（1607）方弘静等将徽州方氏十派会同议合同并呈县衙钤印，以保祖永祀。此后，真应庙方氏祖祠经明末、清代漫长岁月的历史风霜，或兴或残。时有复兴、重修、扩充，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遭拆毁、清基，成为历史。

真应庙徽州方氏祖祠修建的兴废历史，只是徽州各宗族兴建众多祠堂的一个典例。正是在这些宗族家庙、统宗祠、宗祠、支祠、家祠的大量兴建中，徽州宗族的祭祀先祖有了一个个实在的空间，其宗法制度有了一个个实施的实体，在徽州宗族各类祠堂中，都无一例外地在寝殿中供奉着按朱熹《家礼》中所规定的先祖的神位，许多祠堂高悬着宗族祠规、族训的粉牌，在各种节日，在这些祠堂中都进行着庄严隆重肃穆的祭祖大典。祠堂，成了徽州宗族祭祀、议事、励学、警诫、执法的重要场所。徽州祠堂大多有祀田、祠产，方氏真应庙就是有丰隆的祀产才得以维持十几个世纪长盛不衰的。徽州宗族为了自身的繁盛发展，将封建宗法在徽州地域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创造性地建起了各类专门祠堂，象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专祀孝子的“世孝祠”，专为祀女姓先祖而建的“清懿堂”女祠、黟县西递的“七哲祠”、祁门沥口“贞一堂”边的“庶母祠”。呈坎村中的“ 则内祠”、“一善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边的“特祭祠”。这些特色祠堂的修建，使得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更为丰富多彩。千奇百怪的各类“专祠”的构筑，从建造规模、装饰基调到供奉对象，都进一步生动地诠释着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丰厚蕴涵。至今仍保存在徽州城乡的大量徽州宗祠，透过其五凤门楼高耸、马头墙矗矗的风姿，人们仍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徽州宗族社会的强烈宗法信息。

广修族谱——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

如果说遍建祠堂，组构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平面空间，那么，广修族谱，则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纵向构筑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立体空间。

中国封建宗法重“敬宗睦族”，而敬宗睦族，除建祠堂祭祖外，最重要的就是修族谱。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祖籍徽州的程颐就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法也”，“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废，人家不知来处，世无百代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也。”苏洵有言：纂修谱牒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一端”，“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朱熹也提出：“谱系者，所以承天而委其命也。” 徽州宗族，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的甚至是皇室贵胄，阀阅之家，为了延续这种高贵血统，使后人知其根本，维系宗法一脉，徽州各宗族都特别重视宗谱、族谱、家谱的纂修，他们认为：“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8）“从来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祀，其始则一，其继渐蕃，迨至支分派别，势若涣矣，而溯所自始，源源本本，孰非同祖子孙，故惟敬宗者乃能睦族。”（9）要睦族，须敬宗，敬宗就得修纂族谱、宗谱以明所自来。纂修宗谱，不仅是要“同源分流，知终究始，”明白宗族血脉延续，“源清而流自不紊”，而且关系宗法伦理礼义教化。“古人之以礼乐教天下，必自宗法始，夫宗法既明，则伦理以笃，疏戚以辨，上知所本而下知所亲，是故教行而天下多善俗矣。”（10）纂修宗谱作为强化宗法伦理的重要举措，“是道行于家则家齐，行于国则国治，将见礼乐同俗远近成风而古先圣王之道欲复不难矣。”（11）族谱之纂修，“古人笃宗睦族之道不外是矣”、“谱牒既具，族义既坚”，“岁时伏腊必相集，忧喜庆吊必相关，富贵者不以加于人，贫贱者必以相赒恤。”（12）通过族谱的纂修，使宗族族众得到伦理教化，知礼明义，“事亲以孝，事上以敬，固以孝敬修于身”，“他日上天官有一命之寄，又以孝敬事于国，教于民，将见国人皆孝敬而尧舜之道复见于今世矣。”（13）纂修族谱竟也关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徽州宗族都认为：“斯谱之作岂为虚器？”意义大着哩。“宜明谱系以收宗族之众，然后伦理定，纲常正，不致视如歧路而一本万殊之义具矣。”（14） “国必有史，家可无谱乎？史载一国之事而上下攸分，谱具一家之事而昭穆以别，则史与谱分虽殊而理则一也。”（15）纂修宗族谱牒，记叙宗族祖上的功德和杰出人物，还可以更好地激励族众光大宗族的好传统，促进宗族的兴旺发达。族谱中列入杰出人物“非特昭宗祖既往之成勋，抑亦俾后人兴起感慕而思奋也。”（16）“方氏之先多闻人，其子孙当益进于学，求所以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17）宗族纂修谱牒，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修谱法凡有六：一曰老老；二曰贵贵；二曰贤贤；四曰崇节；五曰达才；六曰幼幼。皆本《大易》辨物之旨，推而出之者也。老老则人知孝，贵贵则人知敬，贤贤则人尚德，宗节则人重义，达才则人尽能，幼幼则人恤下。六者备，类族彬彬矣。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而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18）“世道日汩，风俗曰偷，兄弟有角弓之鸣，父子有反戈之惨，视同堂为秦越，嫉本宗为寇仇，麦饭不陈尊爼，何望伐封赫墓，为世所悲，是故修谱系立祠堂，虽曰敬宗爱亲，亦维风砥流之微意也。”（19）徽州宗族基于对纂修谱牒的这些深刻认识，都不惜工本资财，广修宗谱、家乘，在徽州几乎没有不修谱的宗族，成为徽州地域社会的一大特色。许多大族旺姓，不仅有家谱、族支谱、宗谱，还有统宗谱。有的仅一个宗族的谱牒种类和修纂次数就都十分惊人。象徽州汪氏宗族，支分派别，遍于中国和海外，人称 “天下汪”，其《汪氏统宗谱》和汪氏各种宗谱、支谱、家谱，遍见于一些大图书馆、博物馆和徽州学研究机构。徽州宗族谱牒，由于“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经焉，以致故家旧牒多有存焉。”（20）目前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族谱1200多种，其中徽州宗谱就有约1/3。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就收藏有徽州各类宗谱三百多种。这些徽州宗谱，有的简明概括，有的林林总总、宏篇巨制，一部就有四、五十卷，是徽州宗族社会最为详尽的历史记忆，是徽州宗族血脉的强力延续，它在时代深处的强力膊动，借徽州祠堂这一重要舞台，展开了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动画面。

徽州方氏入徙徽州较早，和其它宗族一样，纂修宗族谱牒的历史漫长持久，很有代表性。

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太康五年（285）正月，新安太守方藏就曾撰成《方氏家谱》；唐贞观六年（633）五月，任司徒的方氏族人方泽投也撰成了方氏族志；宋嘉佑八年（1063）方蒙作方氏《白云源谱》，建炎四年（1130）方愚作方氏《拓源谱》；明洪武间（1308-1398）方宁作方氏《马源罗田谱》；天顺八年（1464）方尚明作方氏续谱；成化四年（1469）方振洵等为方氏宗谱分派订讹，并呈官府准印；此后明至清康熙朝，徽州方氏各支派《敦睦祠谱》、《成性祠谱》、《桂林支派谱》等等不断纂修、增订、续修，其由歙县柳亭山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经不断的族谱纂修、增辑，世系丝联绳贯，各有所据。构成了徽州“四角方”庞大而严密的宗族文字体系。

至此，清乾隆十八年（1754）二月，方氏族裔方善祖等“复集诸宗重加修纂，成乾隆徽州《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这部徽州方氏会宗统谱，“惟以勅建柳亭山真应庙自宋以来每岁分祫之十二派汇而图之，其十二派分迁及向曾入庙会祭者，考其源流，悉合支派足徵分别附录，无徵者不载”。因为一是号称“四角方”的徽州方氏宗族“储公苗裔匪第蔓延于歙淳间者不可指数”、“如莆田、九江、鄞、滁、南湾、严、衢、婺、越、湖、常、池、宣城、皖江，派衍甚多”，遍布海内各地、无法一一会宗；二是由于自宋以来，徽州方氏宗族十二支派“派别支分，各自为谱，统宗会元之法不举，故自储公以下未尝统辑成编。”所以就有了方善祖等发起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之修纂。

这部《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从徽州方氏的姓源考、郡望、族属、迁徙情况到宗谱纂修历史、统宗世系，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世系，以及方氏宗族的文武科第、功臣、名士、墓志、世家、家传、节孝志等等，用了20卷的篇幅作了全方位的记叙，统谱还对历来各种方氏宗谱纂修作了正误和考证，提出了存疑之点。“斯谱参前代各家旧牒，搜考不厌周详，昔遁曩讹悉以厘定，按时考事，事之差一字之误必稽于国史郡县志诸书及互参诸派族谱以订其是，”很认真地将徽州方氏各支派“统而会之，宁详毋略，宁备毋阙。”（21）该统谱，以方善祖为首的参修者有各派人等63人，分任总修、协修和专门校核者，考证用的历史文献，有《国语》、《史记》、《汉书》等权威典籍44种。《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共772页，修纂成书之后，不仅郑重地“报徽州府衙，由徽州府衙恩准给印牒刊于谱首，每谱一部赏准印钤印”一颗，而且在成书之日，会同方氏宗族各支派在真应祖庙祭告之后，发散给十二派及各支子姓收掌，并当众即毁其书版，以杜假冒。发放的每一部统谱还逐一编上字号，注明付某派某支收掌名，且上呈县衙钤印，仍合各派领谱诸名挨次总编字号于卷末，规定日后如有印信模糊、号内无名或虽有名而非的支收执者，就可判定“非系假伪即系私鬻”，防伪措施可谓严格，都是为了维护宗族宗法的血脉纯正。为了使族众对族谱有高度的重视，方氏真应庙宗族特别规定：“虑有不肖子孙或奉守不慎而失之，或贪牟货利而鬻之，如此者，众申其罪，追出原谱，仍逐出祠。”（22）

为了维持宗族的血统纯正和宗法的威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在纂修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那就是“防冒滥”，“非我族类，概摈弗录”。除不能证明是真应祖庙支派的概不收录之外，还规定“异姓承祧，无裨宗祊，徒紊宗脉者已削不录，盖我祖不歆非类，律例亦严”。“乱宗以后更有犯者，其支并削，”即紊乱宗支的连这一支派也一并取消入统谱资格。

和徽州其它宗族纂修族谱时一样，《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也比较注意一个“实”字，要求尽量实事求是，也就是徽州大学者戴震关于修宗谱应反对“蒙冒滥承”的思想。方氏修谱者认为：“谱牒之盛，自魏晋始，时台省以门阀官人，故氏族最重，不独家自为谱，虽太史之掌亦有之。而品其郡望为先后，士大夫耻于族单，每攀援傅会，动相倚重，溯其先世盖自王侯贤圣也。夫自有天地以来生人众矣，岂独王侯圣贤之子弥布天下哉！物趋于所好，亦其势也。谱牒之作毋为其名，为其实而已，尊祖敬宗所以联其族，文武忠孝所以世其家，此其以实胜者也。”（23）《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既不主张无根据地向“王侯贤圣”攀援傅会，蒙冒倚重，又十分谨慎地记叙了方氏宗族的姓源和远祖的由来，认为“家谱之作，所以谱一族系一姓也，始受氏，详迁徙，俾后世知所由来。若先帝世系已属杳渺，议者谓可不必赘记；第前人既已悉载、传承永久，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生生弗替以传于今，恐略而删之是昧其源而失其本矣，溯本穷源似不可忽，故仍其旧而特列弁诸首，”（24）把方氏得姓的始祖炎帝之孙榆罔之子方雷的“先帝世家” 坚持列入统谱，并依史载，收入了方氏徽州始迁祖方储“方仙翁”的事略。虽然方氏族裔也有人对此“有疑”：“五纪世远而独详其系属、列仙事诞而每载其始终，”对于方雷的“先帝世家”和将方储描述成知过去未来、乘鹤出行的“仙人”有些疑惑，但该谱仍认为自方储以下，徽州方氏宗族的支脉衍繁线索，基本上是明晰可信的。徽州大学者胡适最反对修纂族谱时，大家都尽量往王室帝胄身上靠，都有高贵出身，以为这是一种需要摈弃的“源远流长的迷信”。这种观点，如果从反对无据攀援、蒙冒滥承的角度来说，有其一定的正确性。然而正如赵华富在一篇驳正文章中所说，纂修谱牒，追本溯源，中华民族俱系炎黄子孙，“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寻所自来，似无可厚非。“谱系者人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则颠倒无据。”（25）关键在于要尊重历史，言之有据，实事求是，不能胡乱攀援。《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明确主张不随“物趋所好”的时俗，强调修谱“以实胜”，在统会各支派世系时，“风流直溯乎千年，考核必严于一字”，“信必有徵，疑必无质”，逐一列出了本宗各支派修谱时采用史实的存疑之点，坚持“慎故精，精故详，详故实，实故可久，使家有乘而皆慎斯术也。”（26）因此，时人对“方氏家乘”评价“无冒认妄祖之诬，无牵合附会之失，宛然大家之矩度，”觉得这样的纂修规矩是值得肯定的。

徽州宗族纂修宗族谱牒，虽也确有个别“冒认妄祖”“牵合附会” 蒙冒攀援的情况在，但大多都以修国史的慎重态度来修族谱，因此许多徽州宗谱族谱作为该氏族的较为丰实和可靠的历史记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在正史、在府县志中不易找到的宝贵文献，让我们对这个宗族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真切的了解，这是一种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深层揭示。《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不仅比较准确地统会了徽州真应庙方储以下十二支派的繁衍发展、迁徙、活动情况，还对徽州方氏宗族对国家对徽州地域社会的贡献作了详尽的历史记录。是一部涉及徽州方氏宗族社会方方面面的详实历史地图。统谱中涉及的程元风、郑玉、方弘静、吴苑等历史人物，都是目前徽州学研究中被关注的重要人物。而统谱中关于隋末在汪华之后，方亮起兵据有睦州，保境安民，归顺唐朝后，李渊诏其持节歙、睦二州诸军事，“保据邑土、识达事机、蚤归朝化”的史实，就是徽州文化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资料。统谱中关于佘坡支派方有常家族与方腊起兵经过的详实描述，使人们对历史上方腊起义的情况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统谱中关于“方氏七贤”的记载让人了解了歙南“七贤里方村”的由来。

由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为主要特色的徽州宗族文化生态，随着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中，变化很大。徽州祠堂现存虽还有一定数量，但作为徽州宗族宗法伦理的物化表征，却早已物是人非。徽州祠堂有的已成为学校校址，有的成为生产队屋、粮站或仓库，有的则霉朽塌倒，风雨飘摇，有的则已成为特色旅游的景点。如果说这些徽州祠堂现存，还可以其徽派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宗族社会的认知意义，成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目前留存于世的大量徽州宗谱族谱，作为徽州宗族社会的珍贵历史记忆，尤其应列入徽州文化生态之“非遗”保护项目。现在不少地方新一轮建祠堂、修族谱的热潮正在兴起，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潮流也强劲涌动。从开展文化旅游角度，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角度，从发动民间力量共建和谐社会角度，可能我们对建祠堂、修族谱这类民间活动，似不可以“落后的宗族迷信活动”一以概之，似须有新的思维，给予更多的宽容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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