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体脉络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0浏览:3收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体脉络,第1张

魏晋南北朝主要分为魏朝(曹魏)、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

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

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主要有曹魏、蜀汉及孙吴三个政权。汉末三国战争不断,使得中国人口急剧下降,经济严重受到损害。由于战争带来的需求,各种技术都有许多进步。

晋朝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属于六朝之一。分为西晋与东晋。

南北朝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下接隋朝。因为南北两势长时间对立,所以称南北朝。南朝皇族主要是寒门或庶族。北魏皇室为鲜卑族,汉族官员受五胡文化影响,多与胡人通婚,鲜卑皇室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

扩展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社会动荡不宁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则是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又称士族(世族)门阀制度。士族或世族,是指高门大族。约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在入仕上,其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上权利。

汉末以后,他们成为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力量。世族的力量在汉末曾一度受到打击与削弱,但到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由于中正官为士族所把持,从而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玄学兴起于魏晋之际,而盛行于两晋,其内涵虽在魏晋及两晋有所变化,但总体看,它是魏晋时期所形成的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根、变化、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并溶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为释加牟尼所创。

--魏晋南北朝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谱学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地主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曹魏时,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门阀豪族的利益得到维护,族姓同社会地位、权利等密切相关,因而谱牒记载便成为选官、婚姻、社交等的凭证。正如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所说:“自隋唐以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无论是士庶还是官私,莫不以家谱为重,于是竞起而修纂、考订家谱,促成了谱学的发达。

隋唐以前的时期,由于政治的多元和统治家族的频繁更换,皇族家谱大量出现,名称有属籍、皇族宗人图牒、帝谱、皇室谱。北朝的不少皇族家谱流传到隋唐时代并为当时史书著录。士族修纂家谱盛行,仅南北朝时期宋、齐、梁三代的士族家谱见于刘孝标《世说新语》者就达三十余种。受皇族家谱和士族家谱普遍化的影响,庶族阶层也开始建立家谱,并出现了庶族在谱籍上竞相作伪,力图混杂于士族阶层的现象。

为了适应收集、考辨、管理家谱的需要,官府设立了专门的主谱官员和修谱机构。于此,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有所介绍:“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官府对集中的各地家谱进行总汇,编成总谱,亦称百家谱。有全国性总谱和地方性总谱之分。

由于官方和民间都重视纂修家谱,自然地造就了专门从事家谱编纂、整理和研究的学者。这个时期的谱学著述丰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共有五十余种,近一千二百卷。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谱学家,如世传谱学的贾氏。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广集百家之谱,撰为《姓氏簿状》一书,包括十八州百十六郡,共计七百一十二篇,区分士庶贵贱,无一遗漏。朝廷委令史、书吏抄缮此书,藏于秘阁及左民曹。至其孙贾渊,三世传学,对家谱的研究精深,当世莫比。贾渊曾为竟陵王子良撰《见客谱》,又撰有《姓氏要状》十五篇。贾渊之子贾执作《姓氏英贤》一百篇。贾执之孙贾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可见贾氏一门世传谱学,相沿达百余年。南朝有王氏之学,代表人物为王弘、王俭、王逡之、王僧儒等。王弘深好贾氏姓氏之学,善于记忆人名、别字与官号,曾日对千客而不犯各先人之讳。王俭悉心研究谱学,在贾氏著述基础上,撰成《百家集谱》十卷。王逸之又作《续百家谱》四卷、《南族谱》二卷、《百家谱拾遗》一卷。王僧儒又增定《百家谱》为三十卷、《百家谱集钞》十五卷。王氏谱学也深得时人推崇。此外,当时著名的谱学家还有管宁、挚虞、刘湛、徐昭、徐勉、宋绘等。

综上可见,官私修谱之风的盛行、总谱形式的普及、谱学世家等专门研究者的出现,都标志着谱牒学已完全独立成为专门的学问。阮孝绪《七录》首次专类著录谱牒,《七录》中的第十一类即是“谱状”,著录了四十二种谱牒,一千余卷。此后,《隋书·经籍志》等“正史”的史部目录中,都立有谱牒类。这也表明谱牒学是作为史学的一个部类存在的。

隋唐时期,废除九品中正制,推行以才选人的科举制,在政治上限制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尤其是隋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门阀制度和世家豪族。谱牒的作用因此有所改变。唐王朝出于政治的需要,主要由官方主持编修总谱,提高皇族地位,压抑旧士族。如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家谱,考定世系,定为九等,将皇族列为第一等,老牌士族崔氏被抑为第三等。武则天时,下令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以上皆升为士族。唐代谱学的发展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还直接与当时的社会文化风气有关。门阀观念在唐初仍有影响,谱牒仍然是旧士族自我标榜的依据。

唐代著名的谱学家和著作有柳冲撰《大唐姓氏录》、路敬淳撰《衣冠谱》、韦述撰《开元谱》、张九龄撰《韵谱》、林宝撰《元和姓纂》等。唐代的谱学著作以史官撰述者为多,其中又以族姓为主,也有专论家史的,如刘知几的 《刘氏家史》十五卷和 《谱考》三卷。刘知几还在《史通·史志篇》中论及史志(此指谱牒) 的关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强调了谱牒在史书编撰中的作用。

唐代后期,旧士族已逐渐衰落,加之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对残余的门第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世家大族的族谱亦大多在混乱中散失,谱学作为专门的学问流传下来的不多。此后,谱牒学的发展进入另一个时期。

家谱作为 "描述血统的载体",在南北朝时期处于最高地位,根据家谱辨别家族地位高低的风气在当时也达到了顶峰。许多人,即使是那些在现世生活不顺利的人,如果在他们的家族血统中找到他们曾经富有的证据,就能获得自信,站得更直。

另一方面,无论一个人多么优秀,如果他的祖先不是权贵,他们仍然无法在社会上抬头。南北朝之前,经过多年的战争,民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为了谋生和逃避沉重的税赋,老百姓往往投奔大户人家。在中央政府薄弱的朝代,这些大地主以家族为单位共同生活,其权力不断扩大。他们完全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权力,从而控制了人权,形成了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家族政治。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大地主以保护自己的土地为名发展私人军队。在三国时期,曹操、孙坚等人开始用宗族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赢得民心,他们利用血缘关系和家族观念,条件是把他们吸纳到家族树中,使依赖他们的人越来越努力。这一点可以从鲁迅的小说中看出,阿Q总是渴望姓赵,这说明进入大家族或获得大家族的认可或承认对下层人民是多么有吸引力。魏晋南北朝和唐朝是繁荣的阶段,是中国家谱发展史上的 "黄金时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修谱成风。为了满足大户人家的需要,国家专门设立了谱局和谱官。到了唐代,在官方谱系发展的同时,民间谱系也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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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石崇外,其他几族都是东汉豪族。发家始于石苞,因为曹魏末年劝司马炎称帝立功,位至西晋大司马。其子石崇是个暴发户,史书上说他:“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说白了就是在战争期间靠抢劫发家。

2、袁绍出自汝南袁氏。发家始于袁安,其在东汉章帝刘烜时为司徒,儿子袁敞为司空,孙子袁汤为太尉,曾孙袁逢为司空,袁隗为太傅,四世居三公位,人称“四世三公”。

3、王导出自琅琊王氏。发家始于秦朝名将王翦、王贲,两汉间累世为官,西晋时出了王祥(卧冰求鲤,进二十四孝的孝子)。南渡后掌握东晋军政大权,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在南朝累世为官。

4、谢安出自陈郡阳夏谢氏。开始隐居东山,后来出山辅佐司马氏(成语“东山再起”),主持朝政,指挥谢氏一族(前线指挥官谢石)在淝水之役击退前秦符坚。谢氏一族在南朝累世为官。

5、桓温出自谯国龙亢桓氏。发家始于曹魏桓范(魏明帝时任中领军尚书,后迁征虏将军、东中郎将,使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桓温是晋朝名将,灭成汉,三次北伐中原,前2次胜后退后,第三次惨败。想称帝,但病死。他儿子桓玄篡位,失败,势力被削弱。桓温的段子比较多,成语就有一堆,“神州陆沉”、“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流芳百世”、“遗臭万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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