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是南宋郑樵著的纪传体中国通史，其《总序》的译文及其原文如下：

      每条河川奔流的途径虽然不同，最后一定汇集于大海，因此天下没有洪水的灾祸；各国来往的道路虽不一样，最后一定通到中国，因此天下没有阻隔的忧虑：可见会合变通的意义非常重要。自从有文字以后，著书的人虽然很多，却只有孔子以其天赐的圣明，统括《诗》《书》《礼》《乐》等书而集于一手，然后合同天下的文章；贯通二帝三王之道而成一家之言，所以能够包括古往今来的变化。使得儒家之道光明远大，百代以前、百代以后，都无人能够赶上。孔子死后，诸子百家兴起，纷纷仿效《论语》，以空泛的言论著书（《论语》是孔门弟子汇集孔子的话所成的书），以至于各朝代的实在事迹，反而没有人记载。到了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才出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

      司马迁的祖先代代掌管公家书籍，精于创作，所以能够上考孔子的志意，会合《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贯串黄帝、唐尧、虞舜，到秦朝、汉朝，成为一部书。分成五种体裁：用“本纪”来纪录年代，用“世家”来记载世代，用“表”来校正历法，用“书”来汇聚事务，用“传”来表明人物，让百代以后，史官无法改变他创立的体制，学者不能舍弃他撰写的书。六经以后，可以相比的，只有这部著作。所以司马迁说：“周公以后五百年才有孔子，孔子以后五百年才有这部书。”足证他的自视很高。但是伟大的著作，一定非常渊博典雅，而且必须看遍天下的书籍，才没有遗漏的叹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刚刚解除藏书的禁令，献书的风气并不流行，绵延三千年的史事，拘限在七八种史书里。我为司马迁感到可惜的，是不够渊博。凡是著述的人，虽然采取前人的著作，却务必形成自己的言论。左丘明是楚国人，见闻广博，但他所撰的书，全用楚国的语词；公羊高是齐国人，见闻广博，但他所撰的书，都用齐国的语言。如今司马迁的书，全用旧有的文字，夹杂俚俗的话，实在是因为采录不够完备，来不及更改，所以他说：“我不敢毁损先人的话，只是叙述故事，整理传闻，并不是真正的著作。”刘知几也认讽他“大量采用过去的记载，不时穿插杂乱的言语”。我为司马迁感到可惜的，是不够典雅。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原本都是相同类型的史书。《乘》《梼杌》后继无人，所以书未流行于后世。《春秋》先有孔子的振兴，后有左丘明的推介，所以能与日月共存于世。否则一点点的事迹，怎么能够通行于世上呢？自从《春秋》以后，只有《史记》长于创作体制；不幸班固不是适当的人选，以致丧失了会合变通的宗旨，使得司马迁创设的体制，从此没落了。

      班固是个虚浮不实的人，没有一点学术，只知道抄袭他人的著作。汉章帝询问他有关制礼作乐的事，班固答说京城里的学者一定知道。假如所有的臣子都是这样，那么还要什么顾问呢？等到学者分别陈述自己的意见后，班固便献上叔孙通所著的十二篇《汉仪》，以敷衍章帝的询问。如果所有的大臣都是这样，那么还要什么奏议呢？章帝知道班固粗浅鄙陋，所以对窦宪说：“你喜欢班固而忽视崔驷，就像叶公子高喜好似龙而非龙的情形一样。”班固在当时，已有固定的评价；像这样的人材，会有什么好著作呢？《史记》这部书的贡献在十个表，如同穿衣服必以冠帽戴在头上，树木河水都有根源；班固不懂得横行的写法，将古往今来的人物，勉强的加以分别等级。而且认为汉朝继承帝尧的运数，自然应该直接继承帝尧，所以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把汉朝和秦朝、项羽夹杂在一起，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由于他只取汉代著书，所以使得周朝、秦朝无法相承，古代和现代有所隔阂。从汉高祖到武帝，一共六代，在此以前，全部窃用司马迁的《史记》，而不感觉惭愧；从昭帝到平帝，一共六代，依据贾逵、刘歆的著作，又不以为羞耻。何况又靠班昭替他完成未尽的篇章，那么班固自己撰写的部分，真是非常少了。多半出于班固心意的，只有《古今人表》，这是别人没有的错误。后代众人撰修史书，如同在路边建筑房屋；掠取别人的文章，就好像掩耳盗钟：都是由班固开头的。班固的事业只有这样，后代的史家仿效班固都来不及，哪有余力来探讨他的好坏。司马迁和班固相比，好像龙与猪相比，有很显明的差别，无奈后世史家舍弃司马迁而仿效班固，刘知几辈的人又尊崇班固而贬抑司马迁。而且最会学习司马迁的，要算班彪。班彪接续《史记》，撰写从武帝到东汉的史书；他想让后人接续他，犹如他接续司马迁一般；不但没有多余的文字，又不让时代断绝；世世代代相继，好像出自一人：他真是善于继承司马迁的志业。他的书今日已无法看到，能够看到的，只有元帝、成帝的赞语而已。都在本纪以外，另外记载一些听闻，可算是非常了解司马迁了。凡是《左传》所有的“君子曰”部分，都是说解经书的新意义；《史记》所有的“太史公曰”部分，都是正文以外的事迹——不是为了褒美贬斥；偶尔有贬的词语，则是褚少孙一流的人掺杂进去的。而且本纪、列传里面，已经记载善恶的事迹，足以作为警戒，为何还要在本纪、列传的后头，加上褒美贬斥的话呢？这是生员参加考试所写的文章，怎么能够用来著书呢？大概不是司马迁、班彪原来的主意。何况称为“赞”，哪有贬责的词语。后代的史家，有的称为“论”，有的称为“序”，有的称为“诠”，有的称为“评”，都是仿效班固，这是我不得不激烈辩论班固的缘故。司马谈撰有史书，而司马迁能够完成父亲的志业；班彪有修史的志愿，而班固不能通晓父亲的著作。班固是班彪的儿子，不但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又不能传承父亲的志业和教导自己的儿子，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使他的著作被天下的人效法。像范哗、陈寿一流的人物，承继在后，都是轻狂随便，没有德行，而招致罪罚的人，怎么能够撰著令人相信的史书呢？

      孔子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增减的情形可以获知；周朝沿袭商朝的礼仪制度，增减的情形也可以获知。”这是说明礼仪制度的相互沿袭。自从班固专记一代的史事，不再有相互沿袭的意义；虽然有孔子的圣明，也无法获知各代礼仪制度增减的情形。会合变通的道理，从此丧失了。说到相同的部分，则一个本纪接着一个本纪，一位帝王竟有好几个本纪；一个列传接着一个列传，同一个人竟有好几个本传。天文的现象，自古以来都不曾改变，然而各代都有天文志：《洪范五行传》是一家的著作，然而各代都有五行传。像这一类的繁复撰述，怎能令人忍受呢？说到不同的部分，则不把前代帝王放在后代帝王的前面，后代的事迹不能接续前代的事迹；郡县区域自行划分，而不明白变迁改革的源流；礼乐制度随便更改，造成不同习俗的政教。像这一类的断续记载，怎能令人忍受？曹魏称吴、蜀为“贼寇”，北朝称东晋为“僭逆”；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北齐书》称梁朝的军队为“义军”，图谋别人的国土，可以称为仁义吗？《隋书》称唐朝的军队为“义兵”，讨伐他国的君王，可以称为仁义吗？房玄龄监修史书，所以他的父亲房彦谦在《隋书》里，记有良好的声誉；虞世南参与算修史书，所以他的父亲虞荔、叔父虞寄在《陈书》里，有很好的传记。更严重的，像夏的狗会向帝尧犬叫的情形，完全是臣子为了帮助自己的主人而有的举动。《晋书》党同晋朝而不承认北魏，凡是忠心于北魏的，都视同叛乱的臣子，使得王泼、诸葛诞、舟丘俭等人，死后遭受冤屈；《北齐书》党同北齐而不承认刘宋，凡是忠心于刘宋的，都视同逆的党人，使得袁桑、刘秉、沈攸之等人，死后含。唉！青天白日在上，怎能如此胡作乱为呢？像这一类的事情，各个朝代都有。伤害风俗，败坏正义，没有比这个还大的哆！司马迁的笔法已经丧失，班固的病日渐加深，从东汉到东晋，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错误，只有梁武帝为这些情况感到叹息，于是命令吴均撰述《通史》，上起汉武帝太初年间，下止于北齐，书还没有完成而吴均已经去世了。隋朝的杨素又奏请命令陆从典算史，接续《史记》，一直到隋朝，书还没有完成而陆从典便被墨官。难道是上天齐斋而不肯传授文章吗？还是责备史家而不肯保护他们呢？自从唐朝以后，又没有人发觉这种错误，凡是负责撰史的人，都效法《春秋》，专门从事扬贬责。《春秋》用简短的文辞表现大义，如果没有注解，则善恶事迹难以明了；史书用详细的文字包括事迹，善恶的情形已经显明，不需囊美训刺。阅读萧何，曹参所行的事迹，难道不晓得他们的忠诚贤良吗？看了王葬、董卓所有的作为，难道不晓得他们的区残逆吗？史书是国家的重要典籍，而负责的人不懂得留心典章制度，只知道以语言黔夸；就好像家中的主妇，不料理日常的伙食，只知搬弄是非，怎么能够兴盛家庭呢？这是我深深感到耻唇的。

      江淹曾说：“募修史书的困难，没有比得上志的。”实在是因为志关系着典章制度，不是熟悉过去的事例，无法完成，不像本纪和列传：本纪用年代包括事迹，列传用事迹连系人物，任何读书的人都能够完成它。因此志的撰作最困难，其次困难的，没有比得上表。所以范晔、陈寿等人，能够撰写本纪、列传，却不敢制作表、志。志的起源，始见于《尔雅》，司马迁称为“书”，班固称为“志”，蔡爸称为“意”，华桥称为“典”，张勃称为“录”，何法盛称为“说”。其他的史书都秉承班固，称为“志”，全都载记不实的言语，忽略实际的事情，无法尽括《尔雅》的原义。我现在总括天下的重要学术，而条记大纲和细目，称为“略”。一共有二十略，历代的典章制度、学者的擅长事务，全部聚集在这里了。其中的五略，汉朝、唐朝的学者已经听过；其中的十五略，汉朝、唐朝的学者不曾听过。……

      一共十五略，都是出自我的思虑，与汉朝、唐朝的学者没有干涉。“礼略”叙述吉、凶、军、宾、嘉五礼，“职官略”表明百官的次序，“选举略”说明选拔人才的方法，“刑法略”记载刑罚的方式，“食货略”记载财物货币的沿革始末。这五略虽然根据先人的典籍，却并非采自众史书。

      古代记载事情的历史称为“志”。《尚书大传》说：“天子发问而无法对答，要责备前疑（顾问）；有需要记载的事务而没有记载，要责备后丞（顾问）。”所以宋国、郑国的史书都称为“志”。司马迁将志更改为记。现在也称为“志”，就是根据旧说。桓谭说：“司马迁《三代世系表》的横行文字，都是仿效《周谱》。”古时另外记载年代而缀系史事的书，称为“谱”。司马迁改称为表。现在又将表称为谱，完全是遵从旧法。然而西周经过幽王的变乱，记载的史书失传了，所以《春秋》编排年代时，便自东周开始。自从皇甫溢撰写《帝王世纪》和《年历》，才上推到三皇；谁周、陶弘景等人都有与他相同的著作。后学的人感到怀疑，才以司马迁编录的年代为标准，因而将年代始自于共和。然而共和的名称已不能令人相信，何况它的年代呢？孔子编幂《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而《春秋》记载年代则始自鲁隐公，因为西周的年代已无法考证了。现在编的谱表，由于《春秋》以前只知有世代，所以称为“世谱”；《春秋》以后已可获知年代，所以称为“年谱”。司马迁用六甲纪年，后人用六十甲来纪年，也有人不用六十甲而用岁阳、岁阴的名称来纪年。现在所作的谱，就是用司马迁的方法，不但简单，而且明白，周而复始，一点也没有阻碍。礼书上说：“写文章时，不用避违。”这是说私人的名违不必在公众的事务上避违；如果是君王的名讳，则不论什么场合，都要避免。从汉朝到唐朝，史官撰史时都避讳，只有《新唐书》没有避违。我现在算修的书，依照从前史书的例子；偶尔有不能避违的，例如溢号一类，如果改变原来的字，便无法明了它的意思，所以也依照唐朝的方法。（汉景帝的名字叫做启，改启字为开字；汉安帝的名字叫做庆，改庆字为贺字；唐太祖的名字叫做虎，改虎字为武字；唐高祖的名字叫做渊，改渊字为水字。又如章怀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遇到“灌龙渊”的词句，就不能避违；杜佑撰作《通典》，遇到“虎贵”的词句，就不能避讳。）

      学术造脂的高深，本于用心的勤奋，如同常人下海，每下去一次，就能更为深入。我所写的二十略，都是我自己的心得，没有采用前代史书的内容。本纪和列传，编排年代，记载事情的真相，原本就有前人的法度，不会因为聪明而有所增多，也不会因为愚笨而有所减少，所以在本纪和列传部分，便根据旧史的记载，加以增减。至于本纪里有天子的制造，列传里有大臣的奏疏，如果见于正文，则据实载录；如果见于他处，则别置于类例里，《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是本朝（宋）大臣修撰的，卑微的我不敢有所议论，所以本纪、列传部分止于隋朝。至于礼乐制度、刑法政治，必须保存沿革的情形，所以延长到唐朝。

      啊！酒浆的渣滓，当然味道淡薄；学术的末流，自然知识肤浅；九种学派立说陈教，到后来都出现弊病。但是其他学派的病，还稍有旧法存在；只有儒家一家，距离本源太远。这是什么原因呢？班固曾说：“自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订下学生的名额，设置科目，拔取人才，并用官位和奉禄作为鼓励。“一直到汉平帝元始年间，约有一百多年。传授学业的人渐渐增加，说解经义日益繁多。一部经书可以说到一百多万字，有名的学者多到一千多人，大概是为了爵禄和利益的缘故吧。”仅仅一百年间，竟然败坏到这种地步；一千年后，会有怎样的病呢？何况追求爵禄和利益的途径，必须经由科目考试，科考的拔罐，必须透过策论的文章。三百篇的《诗经》，都是先民的吟唱，自从设置《诗经》博士以后，不再听说学者有一篇诗作：六十四卦的《易经》，包括了卦象和卦数，自从设置《易经》博十以后，没有看到学者有一卦的创作。仓额创造文字，完全根据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原则；汉代设立小学，凡是教授文字的人，竟不懂得造字的原理。伶伦制定乐律，全部根据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七种音阶；六朝设置声韵学，凡是乐师，都不明了音乐的旨趣。经书已经随便，史书更是乖渗，这么分析离散，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归返到本源？治道的盛衰见于时世，时世的穷达见于命运，儒学的病，今日已达到极点了。寒冷到了极点的时候，炎热就会来；运气坏到极点的时候，好运就会来，这是自然所有的道理。我衰弱的体质，已经是余日无多了；卑贱的心意，只是期盼太平盛世的到来。恭敬的叙述。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岛无浸*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因超出最大字数允许值，故略）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着作佐郎、中书舍人、着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馀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开元九年，六十岁时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通志》是宋代继《资治通鉴》后又一重要成果。这部书继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通史体例，编纂上起三皇，下迄隋唐，包容了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礼乐刑政、氏族都邑、文字音韵、金石图谱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

《通志》的编撰《通志》200卷，500多万字，全出于一人之手。书成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历时30余载，尽作者毕生心血。这个人便是南宋初的郑樵。

郑樵（1104- 1162年），字渔仲，自号溪西遗民。福建兴化军兴化县（今福建莆田县）人。因久居家乡夹漈山上，人称夹漈先生。郑樵生活在宋朝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二十三四岁时，经历了北宋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浮，宋室南迁的时局动荡。当时，他曾与从兄一起致书南宋官员自荐，要求 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 ，未得推荐，便埋头著书，以学报国。晚年，因《通志》完成，朝廷任他为枢密院编修。然而未满1年即病逝，终年59岁。

《通志》的史学价值

《通志》成书后，虽得到皇家收藏，但由于大部分内容是以往史书的重述，被不少史家认为史料价值不大。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视野的开阔，《通志》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清代学者章学诚称郑樵是 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因而他给予《通志》高度评价： 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载，终为不朽之业矣！《通志》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史学思想和编纂学特点。

郑樵的史学思想，并未留下史论专著的系统阐述，但从《通志》做书风格、内容剪裁以及序言说明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精神和历史观点，这就是：主张实学。这与反对空言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思潮，理学已达登峰造极，同时，空发议论、任情褒贬的风气也渐渐流行。不少思想家、史学家对此多有不满。如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矛头直指理学的空谈弱点；李心传、李焘从司马光编年体修史，也都提倡据实直录。而强调实学作风，并贯穿于行动者，在南宋学界，郑樵十分突出。他的实学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反对空言著述。郑樵研读各类书籍，认为《史记》会通古今，为人们提供了治国安邦的事实参考，是一部 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的重要著作；《论语》则是一部 空言著书 的著作，对后世学风产生了不良影响。因而，他非常重视史著，把历史记载看成是 国之大典 ，强调治史必须重视典章制度，做到 详文该事 ，而不可 相尚于言语 。因此他批评当时的浮夸学风，认为： 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者义理之学，二者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 他讥讽这种学风 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飱，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 。可以看出，他的实学主张首先是与空言义理相对立的。

《通志》的编纂学特点，与郑樵的史学思想一样，有其与众不同的鲜明之处。

首先，改造史志，丰富史书内容。这一点与郑樵的 会通 思想相一致。《通志》20略，在内容涵盖面上、写作详略度上，对旧志均有创新和发展。其次，统一体例，补正旧史。《通志》中的纪传，录用了15部正史的内容，却并非全文照抄，而是综合改编，服从统一体例编排，使篇目整齐一致。又删繁补缺，删去带贬义的传目，如《贼臣传》、《索虏传》、《僭伪传》等，增补有政治作为的人物传和所缺表志谱系等。

再次，区分类例，考鉴源流。《通志》包容了比旧史多得多的内容，又做到了庞而不杂，关键在于细心的分门别类，分述本源。20略犹为突出，各略中的门类区分明确，井然有序，互不重叠混杂。

郑樵在《通志》中提出“会通”思想，主张修通史，强调史事、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联系；主张史书应“极古今之变”。他反对割断史事联系写断代史。他把阴阳五行的灾祥理论斥为“妖学”，把歪曲历史任情褒贬的修史主张斥为“妄学”，他认为史家应重视实际和学习一些自然方面的知识，并用实际的观察来核实史书的记载。他主张用治军那样严整的“类例”方法来治学，认为史家修史要有独到的见识。《通志》虽在校雠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未能在各方面都达到这样的水平。

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时抢走了宋朝廷的三馆四库图书，所以郑樵决心以布衣学者的身份，在夹漈山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大《史通》。这时，郑樵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

由于当时朝廷不允许私人修史，所以郑樵著《通志》有很大的困难：第一个是如果得不到朝廷的同意，他就不能私自修史，否则就要受到官方的打击。第二是如果没有得到朝廷提供的充足参考史料和充足的纸张笔墨，这部书就很难写成。第三是如果没有得到比当年司马迁更为渊博的学问，这部史学巨著就难以写好。为了得到著《通志》所需学问，郑樵再次背起包袱，独自一个人前往东南各地求借书读。

郑樵的渊博学问和远大抱负得到抗金派宰相赵鼎、张浚等人的重视。就在这时，由于宋高宗重用投降派首领秦桧为宰相，所以赵鼎等人很快被秦桧排斥出朝廷，并严加迫害。而秦桧在长达16年的时间中，不但不支持郑樵著《通志》，反而接连三次下禁令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违者以“擅修国史”罪论处。在这种残酷的政治环境中，郑樵所遭受的危险，可想而知。

年已44岁的郑樵遭受了一个又一个厄运，先是他的胞弟郑槱不幸早亡，继之他的幼子郑惕和妻子陈氏相继死去。就在郑樵沉浸在巨大的精神打击时，1148年，秦桧又下了一道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的禁令。

这道禁令终于激怒了郑樵，于是他在这一年的冬天，毅然又背起著成的140卷新书，徒步走到南宋京都杭州，他要直接把新书献给皇帝，请求皇帝准许他继续著述。

然而，由于秦桧的阻挠，尽管郑樵在杭州苦苦等待了一年时间，依然见不到皇帝，也得不到朝廷准许他续著的公文。

郑樵见自己著《通志》的路已被朝廷当权者堵死，悲愤不已，但也无可奈何。为了能把自己平生研究的学问传给后人，郑樵在回归山林之日起，就把书房搬迁到远离人烟的夹漈山主峰侧的高山虚谷中，并在夹漈草堂开始著述远避宋朝国史300年的史学巨著《通志》。他要把自己心中的全部愤懑，倾注于《通志》之中。

经过数年的艰苦劳动，郑樵终于在54岁那年，初步写出了这部长达200卷、6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通志》初稿。就在他为无钱买文房四宝抄正《通志》成书而发愁时，所幸有抗金派官员王纶、贺允中、汪应辰等人举荐，郑樵才得以入京受到宋高宗的召对。

在召对时，郑樵见皇帝也很欣赏自己的学术，就当场提出要求皇帝允许他归山著述《通志》，以便早日把《通志》献给朝廷。但宋高宗不能体会郑樵的一番苦心，硬是把他留在朝廷担任一个管理文书档案的小官。

由于郑樵的学术批判和科学精神，得罪了朝中的许多学士大夫，因此他们不愿意看到山林穷儒出身的郑樵也在朝中为官，于是当即有御史叶义问出面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郑樵。昏庸的宋高宗不分青红皂白，竟批准了叶义问的弹劾，让郑樵以监潭州南岳庙的祠官回夹漈山抄正《通志》。

郑樵对自己无辜受罪是痛恨于心的。但为了《通志》，强忍奇辱，毅然凭借一人之力，在高山虚谷中发愤著述。到了1161年，58岁的郑樵终于完成了这部划时代的史学巨著《通志》。

断代史

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始创于中国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二十五史中除《史记》外均属此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以朝代为断限的，也属断代史。

通史

通史：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与断代体史正好相反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也可称为通史。因为他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著名的通史“通史”可以理解为贯通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或世界的从最早文明到现在的历史。既然叫通史，就首先要求叙述的内容广泛，所有重要事件和研究课题（军事、文化、艺术）涉及内容不深但都要涉及到。其次要求在叙述中体现历史发展脉络或贯穿其中线索，给人一种整体的认识。所以做不到第一点至少不配称作通史，而要做到第二点是比较困难的，需要著者的才华、积淀和理论素养。同样涉及一个内容的两本通史，在这第二点上，平庸和经典的差别是显著的。市面上很多《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都是平庸的著作，虽然罗列了各个事件和课题，但对人的启发是没有多少的。

目录学·理论研究

中国历史上不仅产生了各类型的书目著作，而且在书目实践的基础上，也比较重视目录学理论的研究。南北朝时期，阮孝绪在《七录·序》里详细地论述了书目大小类目分类的观点及以往分类中存在的问题。如对王俭在《七志》中将历史图书附于“经典志”中的“春秋类”给予了批评：“刘氏(刘歆)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唐代毋煚在《古今书录·序》 中较充分地论述了目录学的意义，他说：“夫经籍志，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而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流，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以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乎!”这段文字一直影响着后世书目的编撰和目录学研究，怎样才能“剖析条流，甄明科部”，使学者“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免于“孤舟泳海，弱羽凭天”之苦。

南宋郑樵编撰的《通志·校雠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理论研究著作，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图书分类、图书收录及图书注释的观点，这些观点又在“艺文略”、“图谱略”中得到实际的应用。郑樵关于图书分类的思想，其主旨在于详明图书类例，以完成书目剖析学术源流的任务。他在《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中提出了很有见解的分类原则，阐明了学、书、类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类例不明，图书无纪”，指出图书类例是否区分清楚，关系到图书的存亡和学术的发展。郑樵分类思想包含以下几个内容：一是明类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图书，并借以保存图书的确实记载。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学贵专门，才能世守;图书不专，泛览无归; 要做到 “人守其书”，必须做到 “书守其类”，以其“专”来区分类例。他认为，图书集中在一起就容易保管，分散就容易丢失，图谱书之所以多有亡佚，就是因为历代书目不立专类。郑樵的这种详明图书类例，把“专”作为图书分类的理论是有远见的。二是明类例可以提供学术发展情况，辨别图书内容，考察其源流演变。他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类例既分，学术自身……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尽管郑樵过分地夸大了分类的作用，但他这种独到见解是值得肯定的。他批评刘歆，“七略所分，自为苟简”;批评四部分类法，“四库所部，无乃荒唐”。这种敢于批评前人疏漏的精神，对当时学术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三是注重图书分类的严谨细密，把明类例看得像治理军队一样。他说：“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主张图书应细分，有其学必有其类。郑樵根据这种思想及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不因袭旧法，创立了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的分类体系，用于编撰“艺文略”。他的这种分类体系冲破当时盛行的四分法，把经部下的礼、乐、小学分别立类，与经书并列;把子部下的天文、五行、艺术、医方也分别独立成类，与诸子并列。他的这些做法都反映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等分类思想。四是对某些类目名称进行解释，以方便人们认识类目。如对“周官”的解释：“汉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礼，唐曰周礼，推本而言，周官则是。”对类目的解释也是为他明类例及发挥类例作用服务的。五是明确提出图书分类的原则。他认为图书应按性质各自立类，不可混杂，不同类别的书不能混杂在一起;各类图书的排列先后应有次序;同一作者的不同图书，应按图书内容各入其类。郑樵的这些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郑樵关于图书收录范围的思想，其主旨是通录古今存佚之书，详今略古。郑樵通录古今，是他变天下之书为一书及“会通”史学观点在目录学中的应用。他说：“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群书会记”指郑樵费“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记、作校雠备论、作书目讹论”(郑樵《夹漈遗稿》卷 二)中所编的书目，这部书目即是《通志·艺文略》的初稿。郑樵关于图书收录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记录亡阙图书; 记录古今所有图书，但是要详今略古;记录图谱。为了阐明他记录亡阙图书的思想，郑樵专门撰写《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他说：“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学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记亡书可便于后世求书，但是，“及唐人收书，只记其有，不记其无，是致后人失其名系”。他又说：“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记录亡佚之书可使源流有序。为了达到记录图书完备无遗的目标，郑樵作《求书之道有八论》一篇，提出了著名的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尽管这套求书方法行之有效，但先秦古籍很难收集齐备，鉴此，郑樵认为应详今略古，“今有记者，欲以记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所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郑樵不仅主张记录图书，而且还要记录图谱，并专门编《图谱略》。他说：“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认为书与图各有其作用，两者不可偏废，并举出十六种书没有图不可用，如天文，非图无以见天之象;地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宫室，非图无以作室，“为学者而不知此，则章句无所用。为治者而不知此，则纪纲文物无所施”。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评论说：“自古提倡图画表谱，意识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郑樵者。”郑樵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其主旨是“泛释无义”。他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何必再对每一种图书再加注释提要。为此，他专写《泛释无义论》一篇，主张“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陈其凡目，则其书自显。惟《隋志》于疑晦者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今《崇文总目》……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是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郑樵在这里反对的是不管需要与否一律编写提要的作法，并不是说凡书都不必注释。他又撰《书有应释论》一篇，论述其中的道理。“如史家一类，正史编年各随朝代易明，不言自显。至于杂史，容有错杂其间，故为之注释，其易知者则否。惟霸史一类，纷纷如也，故一一具注。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而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郑樵的这种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在《艺文略》中得到较好的应用，有的在书名下指出作者的时代及官阶，有的解释书名含义，有的简介其内容或真伪。总之，郑樵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直至今日，仍有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此外，郑樵还认为书目编撰人员应专职久任，“马司迁世为史官，刘向父子校雠天禄，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令狐德棻三朝当修史之任，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之官。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为了保证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用的发挥，郑樵还提出了专人治专书和有一人总负责的书目编撰组织方法。他认为学术分工，各有其长，非其所长，不只会事倍功半，而且容易出错。他对刘向校书编目的分工组织方法深表赞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刘歆父子总负责，“出于一人之手，成一家之学”。郑樵对于中国目录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目录学见解值得今天研究借鉴。专门研究郑樵目录学的著作有《郑樵校雠略研究》(徐家麟著，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等。

清代章学诚编撰的《校雠通义》是中国历史上继郑樵《通志·校雠略》之后的又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生活在考据盛行的乾嘉时代，其代表作是《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前者主要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后者集中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章学诚在总结刘向、刘歆以来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代表了封建社会目录学方法和理论的最高成就。对目录和校雠工作来说，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仅是简单的分类编目，主要是通过揭示文献的思想内容、作者学术成就和师授渊源，阐明学术思想的源流和发展情况，使人们通过使用书目，深知学术之门径，探讨学术之源流，区别学科的范围，达到读书治学的目的。他赞同刘向、刘歆的学识和思想，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刘向父子能上溯源流，总结上古以来的学术思想，把学术史的内容赋予书目之中。他认为：“《辑略》……最为明道之要。……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学，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概言之，章学诚主张无论分类、编目、著录，都必须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章学诚关于书目分类的思想，强调类目应适应学术与图书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认为，分类应随时代和学术的变化而变化，“《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己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 《春秋》学家，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抄辑之体，即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章学诚还特别重视分类的“论辨流别”作用，通过分类部次图书，使人能因类求书，因书求学。以类书为例，章学诚认为有两个种类，“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或有择其近似者，附其说于杂家之后可矣”。章学诚关于书目体例方面的思想，特别强调了类序和提要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作用。他称赞《七略》的类序，“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甲乙纪数之需”。关于大、小类序的作用，他认为可起到记述学术源流、解释类名意义范围、说明类与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作用。鉴此，一部书目必须有大、小类序，否则无法“辨章流别”。对于提要的撰写非常重视，反对南北朝时期那种“仅计部目”、“甲乙簿注”的做法。他认为只有编写提要，才能把作者的学术思想充分反映出来，“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言有物而行有恒者，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关于提要的内容，章学诚要求具备书名的考异、作者的介绍及内容的评判等要点。他的这种关于提要的见解，值得今天目录学研究者及书目工作人员学习。章学诚关于书目著录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互著、别裁两个方面。为了使九流百氏之学，“绳贯珠联，无少缺逸”，他强调使用互著、别裁之法，以补充分类著录的不足。在分类著录过程中，一种书著录在某一类里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现实中往往一种图书兼有其它学科的内容，“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记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章学诚专门撰写《互著》、《别裁》两篇，对互著、别裁的概念、方法及意义作了阐述。关于互著，他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表面看来，互著是个著录方法问题，实际上它不仅提高了图书分类的质量，便于考察学术发展源流，而且也发挥了图书的作用。关于别裁，章学诚说：“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这段论述极其精要地阐明了别裁的意义，分析出一种书中的某一篇章，不仅使某篇内容得到充分反映，而且对读者利用书目查检也很方便。别裁后，对原书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裁篇别出后说明原来的出处，从中也就可看出学问的流别。章学诚对于互著、别裁的论述，是对中国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贡献。关于互著、别裁两种著录方法的起始，历来有分歧意见。《七略》中有互著、别裁两种方法，但刘向父子没有这种思想，而是当时图书散乱、分工编目造成的一种失误。此后班固发现这个问题，在《汉书·艺文志》中给予纠正，删去了重复著录的图书。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使用了互著的方法，明代祁承㸁使用了两种方法，而且简述了“通”、“互”的意义。历史上第一次详细明确地论述互著、别裁，并把两种方法提高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高度，是清代的章学诚。自此之后，学术研究人员及书目编撰人员才有了明确的思想和依据。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关于对索引的理论和方法的论述。他说：“窍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总类。”这段论述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索引工作的研究。章学诚当时所说的只是编制图书的人名、地名、学名、官衔名的索引，此后出现的汪辉祖编的《史姓韵编》、阮元的《经籍纂诂》就是从人名、字词角度做的索引。章学诚对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切实的评说，他利用 “道”与 “器”的关系来阐述这一问题，他说：“《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这里的 “道”指自然规律，“器”指客观事物。章学诚把这一哲学思想引入目录学中，在书中提到“六经皆掌故”、“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这里的“掌故”、“政典”、“器”都是指图书资料。人们通过阅读这些资料可得到学问，也就是得到“道”。这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以资料为依据，这些资料“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答客问》)。他还把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比喻为“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这些精辟的见解常被后世看作重视资料工作的典范。综上所述，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是在广泛分析研究前代的书目及目录学著述的基础上形成的，为后世建立了科学的目录学理论和方法体系，不少目录学著述受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影响。

文学与历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关系如下：

一、区别

1、定义不同：

历史：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

狭义上的史学专指后者。历史狭义上的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不同体裁，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作为学科门类理解的文学，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学。

2、来源不同：

历史：历史随时产生，是人们在过去自由活动的如实记录。它存在的意义是，让人们总结过去，充实未来的生活，以史为鉴，借古论今。

文学：文学是意识的产物，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客观的东西到了人的头脑中后，人重新组织编出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

二、联系

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源于历史，同时又虚构部分，同时加入作者的自己的感情因素和作者的价值观的影响，会对历史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变，使得文学又更多的感情色彩。经过文学的加工，历史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历史又给了文学创作更多的源泉的灵感。

扩展资料：

历史起源：

“历史”的含义在中文中最早仅用“史”一字代表。甲骨文中“史”字与“事”相似，指事件。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便指出“史”的本意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由此引申，则代表被史官被纪录的事，换句话说，即所有被文字纪录的过去事情。

“历史”一词出现较晚，《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书》，吴主孙权“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史”前加“历”字是指经历、历法，也就是人类经历的一段时间。在事件中加入时间的概念，“历史”一词就具有了当今的含义。近代日本学者为翻译英文“history”，便以历史二字附会之，使其成为对应词。

广义上指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两方面。历史是研究人类变化，社会兴替的重要的人文学科。

在西方，多数语言的“历史”一词源出自希腊语“historia”，原义为“调查、探究”，出自“历史之父”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Historia）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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