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1．变法失败的原因

　　1） 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康有为只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外交秘书），他的7次上书大多被压下了；康有为组织学会也受到压制，遭到封闭解散的命运。办报受到遏制，《强学报》出了3期就被停刊。

　　西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是八个字：容忍：她想把变法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意废八股、改策论、发展商业、开办工厂、用新式武器武装军队等；控制：西太后对维新派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将翁同龢开缺，去掉光绪身边的参谋；二是让荣禄到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控制北京及其周围的军权；观察：看看光绪要干什么。动手：只要变法触及到清廷王公贵族利益，她就动手镇压。

　　2）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理论指导上的局限性。康有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

　　3） 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策略错误侵犯了一些大官僚的利益，如开国会、设制度局，一些老臣的职权被剥夺，又没有安排措施，他们当然坚决反对。精减机构撤销六个部，罢免“六堂官”也操之过急。

　　2． 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1） 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定“辛丑和约”后，西太后下令实行新政；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间办工厂；法制改革及准备立宪；派5名大臣到欧洲考察；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有些改策超出了维新变法的内容。

　　2） 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为以后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一些对清政府抱幻想的人转向支持孙中山。

　　3） 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

　　（1） 变的理论更深入人心。守旧派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老祖宗之法”不能变，受到了维新派据实的批驳，并认为变是古今之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

　　（2） 守旧派说“君权天授，不可动”。维新派送说：“君权民授，既可公举，也可公废”，君与民只是人的分工不同，对君主专制提出了挑战。

　　（3） 改变了人们对西学的态度，不止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向西方学习。

　　（4） 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而五四运动是这种开端的进一步发展。如办报刊、办学堂等，经过维新变法，大大发展起来了。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在戊戌变法时就开始了，出现了上百种白话文报刊，进而掀起了一个白话文运动。

　　（5） 道德革命，维新派主张社会在转型，百姓的道德观念应该转变，社会中应提倡新国民道德。

　　（6） 历史学的革命，旧的历史是帝王的家谱，是史料的堆砌，梁启超认为历史应指出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并提出了历史学的学术革命问题。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一个完整的改革运动，虽然被西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打下了思想基础，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醴陵总共有多少个镇

截至2019年8月，醴陵共辖19个镇，分别是：白兔潭、李畋、浦口、王仙、沩山、东富、孙家湾、泗汾、沈潭、船湾、明月、嘉树、茶山、石亭、均楚、板杉、左权、枫林、官庄。

1、白兔潭

白兔潭镇，隶属于湖南省醴陵市，位于醴陵市东北部，距醴陵市区25公里，与上瑞高速、浙赣复线、沪昆高铁相距不到20公里，新106国道穿境而过，主产烟花鞭炮，是醴陵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湘东赣西的商贸重镇。现辖14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全镇总面积7203平方公里。

2、李畋

李畋镇是湖南省醴陵市下辖的一个镇，位于醴陵市东北部，与浏阳市和江西上栗县相邻，G106国道贯穿全镇。全镇总面积12259平方公里，辖14个村、南园、海棠2个居委会。李畋镇工业发达，以花炮、采矿、机械、造纸为主。

3、浦口

浦口镇，隶属于湖南省醴陵市，位于醴陵市东北部，全镇总面积7913平方千米，辖20个建制村，4个居委会。浦口镇是醴陵工业重镇，该镇工业结构合理、门类齐全，形成了电瓷电器、烟花鞭炮、建筑建材、日用炻瓷、彩印包装、机械制造六大支柱产业。

4、王仙

王仙镇，隶属于湖南省醴陵市，是醴陵市东北部的门户、工业重镇和经济强镇，拥有牢固的工业基础，全民的工业意识，高素质的工业人才，工业门类齐全，产业布局合理，形成了日用陶瓷、电瓷、瓷坭、纸业、活塞环、鞭炮烟花为主的六大支柱产业。

5、沩山

沩山镇，隶属于湖南省醴陵市，辖东堡、土埠桥、新庵、大塘坳、望仙桥、沩山、漏水坪、大林、老鸦山、赤竹、东坑、泉源12个建制村，总面积8603平方千米。沩山镇经济以农业为主，境内瓷泥、耐火石矿藏储量丰富，品质优良，产品畅销全国，沩山村是醴陵瓷业的生产发祥地。

-醴陵

醴陵市旅游景点

（一）醴陵八景

三刀石（许真君杀恶蛇）、状元洲、醴泉井、白鹤晴岚（相传丁令威在此成仙）、南屏耸翠（昭文书院）、圣池瑞渌、金鱼烟雨、东台集凤（几个青年在此结茅成庐，后名就功成，后人把此称为东台集凤）。八景中只有状元洲算保存比较好的。

（二）渌江桥与状元洲

渌江桥是1949年前全国少数几座县级民修公助的大型石拱桥之一。始建于南宋处间，曾名渌水，渌江，至正，乐乐，惠民，以渌江桥名最久。原为木墩木梁结构，改建为石墩木梁。自宋至清多次毁于洪水和火灾。清朝乾隆处间醴陵富绅彭之冕曾二次捐资重修渌江桥，两次带领民众修筑渌江桥。1918年北军在撤退时在木梁上挖坑数十个，塞以棉絮，浇以煤油，纵火烧桥，全桥烧成灰烬。1924年富绅陈盛芳倡议建石拱桥，并捐银元34万元,田租250石,连同政府拨款和全县认捐等25万元由傅熊湘方主修。(长1867米,宽8米,10孔) 。全桥用望城麻石建成，当时来醴的船只均义务承运几块建桥麻石至工地。1925年竣工，康有为日题写“渌江桥”3字，傅熊湘撰写渌江桥碑文，刻嵌于下首桥侧。

1928年1，2月，秋收起义的醴陵农民军与安源革命军第二团组织农民攻城，均在渌江桥激战。

渌江桥有6孔麻石拱支桥连状元洲，“孔”与“公”相通，因此人们习惯称它为“六公（孔）桥”。状元洲宛如一停泊在渌江河中的绿船。醴陵虽有“状元洲”，但从隋科举到清朝1300多年，醴陵文人，武将名臣很多，却从未出过1个状元。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以此为刑场，在此屠杀了大批革命志士。孙小山就是被害于此。1930年毛泽东与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曾驻于此。

（三）屏山寺

屏山寺，位于王坊乡屏山村与萍乡交界外头。始建于唐贞观十三年，寺内有唐朝宰相房龄亲笔题写的“吴楚古刹”石碑1块，在株洲地区堪称“第一碑”。现在的屏山寺由萍乡、醴陵两地的民众捐资所建。大概是这个原因，它朝醴陵和萍乡开了两扇大门，一庙朝两省开山门，这在全国都不多见。

（四）云岩寺

唐朝年间昙晟和尚云游至贺家桥九峰麓，见此山岩陡峭，祥云萦绕，遂面壁坐禅。他归寂后，皇帝赐建寺。唐皇帝谥“无住大师”。昙晟圆寂后，得舍利千余粒。醴陵云岩寺各江西云岩寺平分，两处建塔。。

经其弟子洞山良价创立了曹洞宗。南宋期间日僧道元入宋，在其十几代第子天童如净处学法，回国时如净传给他四副法器（袈裟、《宝镜三味歌》、《五位显诀》、半身佛相）。1227年永平道元携四件法宝回日本，在日本发展迅速，至今延绵不衰。云岩寺是曹洞宗之发禅地，被称为“曹洞祖庭”。1983年日本佛教界曾组团来云岩寺寻根。云岩寺建筑群体宏伟壮观，有山门，大雄宝殿，昙晟塔等，除此之外还有放生池，云岩，龙井等景观。

（五）仙山公园名胜古迹

1、红拂墓、靖兴寺

红拂，姓张名出尘，是隋朝宰相杨素的艺妓，当初李靖以平民身份拜谒杨素，红拂女执拂其中，仰慕李靖才华，夜晚红拂女女扮男装，与李靖私奔。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靖奉命征伐，其妻红拂相随，不幸在途中染病而亡，李靖将红拂女葬在山水环绕、风景优美的西山，并修建靖兴寺。1829年靖兴寺移建现址，1924年红拂墓重修，座西朝东，为三合土筑，基部为八方形，墓碑正面刻“红拂之墓”，左右刻对联“红拂有知应识我，青山何幸此埋香。”

2、渌江书院

渌江书院座落在西山半山腰，三面环山，面向渌江。

渌江书院渌江书院以宋，元，明的学宫（原在武装部文庙内）故地作基础，于乾隆十八年创建的。最初建在城内朱子祠内（现醴陵一中内）右侧。后鉴于书院办在场内，不便学习，1825年迁到西山，。书院座北朝南，依次为头门，讲堂，内厅。内厅两侧有斋舍。渌江书院拥有保存较好的考棚，是当年学生们参加考试时的地方，这在全省都属少有。

朱熹曾两次到醴陵，在学宫讲过学，醴陵人士为朱熹绘有画像，朱熹自题绝句，像与诗镌于碑石，至今犹在。

渌江书院一般均是名流掌教，其中最突出有左宗棠，陈梦元等人。左宗棠为第十届山长，在渌江书院主讲过。两江总督陶澍回安化，道经醴陵，官绅请左宗棠写了一幅门联，陶澍一看十分欣赏，即驱车书院见左宗棠。左回拜时，陶留之通夜长谈，并订儿女婚姻。渌江书院是左宗棠的发祥地。咸丰十年，左宗棠已是清廷名将。他率军过醴陵，满城文官武吏列队欢迎，左宗棠仅微微点头示意而已。但当他发现迎候队伍中有当年的学生时，却连忙下车握手，偕携行十余里，谈笑风生。后来左宗棠总督曾致函书院，邀学生们前往共事。可见左宗棠对书院和学生感情之深。

后书院由小学堂改为中学堂，后又办师范，一直是革命人士活跃的地方，李立三，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上将宋时轮、陈明仁等早年都在这里上过学。

3、宋名臣祠

宋名臣祠原名“三公祠”，清光绪年建于渌江书院左侧，为祭祀醴陵籍南宋名臣吴猎及杨大异，皮龙荣三人而建。

吴猎，南宋进士，曾经从朱熹读过书，颇有成就，官至学士、四川安抚兼成都知府，主张抗金，反对议和，曾抵御金兵入侵有功。在四川任职期间，推荐贤能之士，惩恶除奸，体察民情，减轻民赋。1213年病故，吴猎为官清正，家无余资。

杨大异，南宋进士。他的文治武功都颇有建树。在衡阳龙泉任职时，当地正遭饥荒，而浙西提刑官赵某与筐某向当地征购大量大米，致米价倍涨，民怨沸腾。杨按原价卖出，以平民愤。赵与筐大怒，企图加害，因无借口，调杨到安远。当地峒民顺不堪压迫，聚众反抗，多年未能平息。杨亲自面见峒族领袖，示以诚信，劝说罢战，解多年纷拢。

在广东刑狱时，他发现囚犯多为农民，因反抗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敲诈勒索而被关押，杨一律释放，约定交税期限，后农民都一律纳税。后改任广西提点刑狱二司，奸吏收敛，盗寇绝迹，政清民安，道不拾遗。

在四川任官时，金兵入侵成都，杨大异在巷战中几处受伤，全家遇难。天明时，部下去收尸，发现他还活着，背着他逃了出来；在大理寺任职时，平反了7个冤假错案；他很重视教育，在粤东建曲江书院；在粤西建宣城书院。后被封为醴陵开国男。

皮龙荣也是进士，曾被封为醴陵县男，后封长沙郡公。为人刚直，为宰相贾追认道所不容，饮药自杀于衡州。

旅游景点简单介绍

旅游景点简单介绍如下：

1、白水仙景区

国家AA级景区，地处碧洲镇，现为省级风景名胜区，主要特色为竹海风光、高山瀑布、生态观光。景区因“瀑潭竹海、古藤巨樟、百年银杏、奇石幽岩”而著称，被誉为“毛竹之乡”，其标志性景点“仙女瀑”宽丈余，高86米，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2、汤湖温泉景区

国家AAA级景区，江西省乡村旅游示范点。汤湖温泉，古称大鄢泉，属高温高压循环热水泉，地表最高水温达84℃，居全省之最，且流量最大，昼夜流量达2050吨，泉水无色透明，水质好，自行喷流，汤湖还是狗牯脑茶的原产地。

3、热水洲景区

热水洲温泉，与井冈山景区相连，水温达74℃，昼夜流量2000余吨，温泉水含有硒、氟、硫磺等多种微量元素，是理想的保健温泉水。温泉周围有茂密的原始次森林，峡谷风光独特，奇峰怪石间飞瀑如练，苍松似海，四季如春，风光秀丽，气候宜人。

4、五斗江国家湿地公园

五斗江湿地公园从遂川左江流域（蜀水）遂川境内源头即五斗江三和村与井冈山市黄坳乡交界处起，至蜀水双桥乡马埠村止，全长约35公里，宽以左江一河两岸第一道山脊以内，面积约为700公顷，是遂川国际性候鸟迁徙通道和环井冈山生态圈的生态保障。

该公园集“自然、古朴、红韵”浑然一体，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湿地景观资源和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独特性。

5、南风面景区

国家AA级景区，海拔21204米，是罗霄山脉主峰，湘赣边界最高峰，自然风光独特，动植物物种丰富，是省级自然保护区（正在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围有十几座姐妹峰，海拔均在1800米以上，是千年鸟道途经地、动植物基因库、户外运动首选地。

旅游胜地

旅游胜地是指知名度较高，具有一定特色，对旅游者产生较大吸引力的游览区或游览地。它可以是风光优美的山水名胜，如中国的桂林山水、瑞士的日内瓦湖；也可以是人文荟萃的文化名邦，如北京、巴黎、阿姆斯特丹、爱丁堡和佛罗伦萨。

醴陵一日游要去景点有哪些？

1、渌江桥：是醴陵的第一大民桥，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自古为交通要津。渌江桥作为一座古桥具有三大特色：其一，桥的跨度大，是目前湖南省境内保存最好、跨度最大的石拱桥；其二，有保存完整的名人所题桥名桥碑；其三，文字史料详实，从明代至民国的《渌江桥记》就有十一种之多。而今渌江桥更以其古朴、雄健的风姿成为瓷城的人文景观。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渌江书院：位于湖南醴陵市，始建于宋淳熙二年，它三面环山，面向渌水，占地近7000平方米，渌江书院早年从东正街青云山下迁至西山，宋明皆为学宫，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正式命名渌江书院。现为著名的旅游景点。

3、醴陵市博物馆：位于醴陵市东征街30号，先农坛内。先农坛又名神农殿，为清光绪年间为祭祀炎帝神农而建。1977年在先农坛的右侧兴建了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醴陵陈列室。集中展示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这一历史事件以及醴陵市历史文物，现为国家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

4、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又称“中国瓷谷”。艺术城以陶瓷器皿作为建筑外观，由意大利阿克雅事务所设计，集中展示醴陵陶瓷文化的历史深底蕴和产业时代新成就，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品质陶瓷产业园。项目结合展览、住宿、绿化和生产等功能，建成陶瓷艺术创作中心、陶瓷艺术体验中心、陶瓷博物馆、五彩广场、李铎艺术馆、图兰朵酒店和大型雕塑广场等主体工程。是个旅游休闲的好地方。

5、李立三故居：坐落在湖南省醴陵市渌江乡福建围村。始建于19世纪80年代，坐东朝西，**围墙，八字柴门，门额题“芋园”，有房屋32间，为土木结构的单层庭院式民居。原为他人产业，1891年由李立三的祖父所购置，李立三的父亲和伯父均为前清秀才，都在故居内办过私塾。现在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时期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1]之一。但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他打起保皇的旗帜，坚持立宪，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因而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基于此，多年来我国大陆史学界对康有为的研究，多侧重于他在戊戌时期的思想与活动，而对他在戊戌政变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一般地给予了简单的否定，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为了全面正确地评价康有为，本文拟就康有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作一初步的探索，不当之处，请史学界的同志们指正。

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海外。在民族危机、阶级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为了拯救“四万万生民”，继续变法维新事业，铸造出一个超迈“大秦”即欧洲的新中国[2]，康有为不避辛苦，“蹈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3]，希求日、英帝国主义出面迫使西太后归政光绪帝。这一幻想破灭后，他于1899年7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接着乘义和团运动之机，策划了两湖与两广的武装“勤王”。此后，他在相继寓居新加坡、槟榔屿和印度的大吉岭期间，一方面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先后完成了《礼运注》、《中庸注》、《春利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孟子微》以及《大同书》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撰述,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理论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则在“保皇”的旗号下，既同封建顽固派展开斗争，又极力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明确提出了“君宪救国”的理论及其实现的途径。

（一）抨击专制，颂扬民主

康有为的重要著作《大同书》，在构筑未来大同社会的图景时，首先对现存制度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对封建专制制度尤其展开了猛烈地抨击。《大同书》共分十部，其中一部的题目是“入世界观众苦”。该部列举了“乱世”的种种“苦道”，什么“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等等，计有38种之多，实则把现存世界描绘成一个无处不苦、无人不苦的大苦海。康有为在探讨这一系列苦难产生的根源时，其矛头则主要指向了封建君权。他指出，在君主制之世，“尊君卑臣而奴民”，“尊男卑女而隶子弟”，完全违背了人道。历代帝王，在夺取帝位时，“其残杀生民不可胜数”，名为皇帝，实为“民贼屠伯”；夺取帝位后，为维护其统治，则对臣民采取种种残酷已极的压制：“若夫名分之限禁，体制之压迫，诧于义理以为桎梏，比之囚于囹圄尚有甚焉”；“君主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且大兴文字狱，“一言之失，死亡以之”。在专制统治下，“政权不许参预，赋税日以繁苛，摧抑民生，凌锄士气。务令其身体拘屈，廉耻凋丧，志气扫荡，神明幽郁，若巫来由之民，蠢愚若豕，卑屈若奴而后已。”他痛斥这种专制统治下，“背公理，害人道，未之有比者”，是实现大同的最大障碍，“不得不除之也”[4]。

在批判专制的同时，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思想与《礼运》大同思想和儒家“仁”的学说结合起业，具体地阐述了他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人，本皆天生，同此天性，自同为兄弟也。”[5]据此，他认为：第一，人与人完全是平等的。既然“人为天之生，人人直隶于天”，那就应“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我不能以非理加诸人，人亦不能以非理加诸我，我谓太平之世也。”[6]第二，世界是“公”的。即“凡直隶天下者皆公之”，“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7]第三，人人有自主之权。既然人人都是天生，人人都具有同样的气质、欲求，那就人人都应享有同样的权力。“总之人人有自主之权，为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极点，无可訾议者也。”[8]依据上述民主原则，康有为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性质并设计了未来理想国家的蓝图。他认为。既然人人“同是天子”，故“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人一家所得私有”，[9]但群聚在一起的众民，公事繁多，又不能人人都从事公共事业，因此要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所公举，即为公民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用之司理，民为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役，故民贵而君轻。” [10]既然“君”是人们推选出为众小办事的公仆，因此，“君主专制”的存在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唯一正义而合理的国家政体，只能是民主的政体。康有为设想，未来“大同”世界的“政府”，名为“公政府”，主要是一种社会的经济文化管理机关，而非强制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公政府的议员由人民公举，其行政官员由议院议员举，这些官员“其职号有上下，但于职事中行之，若在职事之外，则全世界人皆平等，无爵位之殊。”[11]很明显，这完全是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建立在以“人人平等”原则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构想。

（二）坚持保皇立宪，反对革命共和

梁启超指出：“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指康有为）为首。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定，则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12]这段话清楚表明，康有为提出的完美的民主制度，并非立即能实现的，必须先经过向统治者要求民权，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阶段。为什么要这样呢？康有为提出两点理由：第一，社会的发展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躐等、超越。他认为，“思入无方，行必素位”[13]，理想可高，行事必须因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次序进行的。从政治方面讲，每一世都有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帝制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民主共和适于太平世。社会的发展及政治制度的演变，都只能按此次序进行，人为的抑阻或助长都是有害的，按康有为的说法即是：“为治有序，进化有级，苟不审其序，而欲躐级为之，未有不颠蹶者也。”[14]当时中国正在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转化，故只能变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而不能实行共和。第二，中国人民尚未具备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康有为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受专制之毒已深，且民智未开，民众尚未有行民主的资格。在此情况下，急求较高的政府形式，与维持失去效用的过时制度一样危险，因为“乱世民智未开，必当代君主治之，家长育之，否则团体不固，民生难成，未至平世之时，而遽欲去君主，是争乱相寻，至国种夷灭而已。”[15]因此，在争得民主的过程中，最理想的方式是利用现有的君权，通过变革，确立君主立宪制度；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必须坚持，但考虑到既存势力与环境，改变的方式又必须是缓慢平和的。

利用君权，就要保皇。从戊戌出亡，康有为即提出了“保皇”的口号。1899年7月，他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英文名中国维新会；此后，他即以“保皇”作为团结组织群众进行各项活动的一面旗帜。那么，康有为的保皇思想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第一，反对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的统治。康有为说：中国积弱，“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16]而且“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故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17]戊戌政变，支持变法的光绪帝被囚禁，那拉氏、荣禄等顽固派执掌大权，他们对内镇压维新派和革命派，对外投降卖国，因此以归政皇上为旗号，反对那拉氏的反动统治，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二，为了继续依靠皇帝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说：“观从古变法之举，皆出于大有为之君。……未见无英武神圣之君，而能成变法立治之规模者”[18]。“试观各国开议院之难，英、法皆君民相争，杀人如麻，百年而后定，俄国则争数代，至今未得。（吾）皇上躬欲开之，绝无位之心，但以救秘从众为念，此真尧舜之主也。若有全权行之，三月而成规模，三年而有成效，十年而中国大强矣。”[19]第三，挽救中国的危亡。康有为草拟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明确规定：“今同志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20]“若使皇上复位，新党辅改，中国才可保全，人民必可乐利，此可以戊戌百日之效而推之也。”[21]总之，康有为的“保皇”即与旧时的“尊君”不同，也与单纯地维护“清朝”有别，他是要通过“保皇立宪以达民权自由之旨”[22]，即是使君主专制政政制变为君主立宪政制，从而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一方面宣称“决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要创造新自立国”，一方面又力主“请光绪帝复辟”[23]；这个看来自相矛盾的宗旨，实则正是体现了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的真正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光绪为首的英、日式的君主立宪的新国家。这个国家可以称为“清朝”，也可以称为“中华”，但无论怎样称呼，它都与原来的清朝君主专制政体，发生了质的区别。当然，康有为把实行变法、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那只能是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同时，他以“保皇”来对抗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更是错误的。

否定一切形式的革命斗争，是康有为始终不变的思想。戊戌时期，他即以变法作为抵制群众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戊戌政变后，他逃亡日本，毅然拒绝了孙中山关于联合起来共同开展革命斗争的建议。当民主革命运蓬勃兴起之际，他于1902年迫不急待地发表了《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公开信，以种种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前一封信中，康有为集中反对各省革命自立的主张，说什么“吾居印度久，粗考其近代史，乃得其所以致亡之由，即诸予所日慕之望之之自立也”，[24]中国各省如果摆脱清政府而宣布自立，则必具印度之后而亡国。在后一封信中，他指出：第一，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亦无不“流血成河，死人如麻”；况今之枪炮远非古代之刀矛可比，如实行革命，必“使四万万同胞死其半也。”第二，在列强加紧侵略的形势下，中国如举行革命，“内乱相残”，犹如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终必招致列强的干涉而灭亡。第三，以起自边地、无新式枪械、缺乏训练的革命军，与合全国之力、有新式枪械、训练有素的官军相杭，革命“必败灭，必无成”。况“革命未成，而国民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爱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第四，满洲、蒙古与汉族皆为同种；政治专治是延袭汉、唐、宋、明之旧，非满洲独创；满汉早已平等，“汉人爰者匹夫可以为宰相”；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是“大怪不可解之事”。况且皇族中尚有舍身救民的光绪帝，只要“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诸君可不稍俟之。”[25]当时，在清王朝已成为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严重障碍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派毅然掀起以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反清革命斗争，无疑是正义的，进步的，康有为站长在革命派的对立面，坚决反对革命，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他反对革命的观点，则暴露了他无视群众、害怕暴力、害怕大动荡、害怕帝国主义的极端软弱性。

二

在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保皇派内部分化加剧，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宣告破产的前夕，为了抵制革命，推动正在兴起的立宪动动，1904年，康有为开始了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在此期间，他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历史使命感，以“考救政治，比较中西”为“专职”[26]，以“遍尝百草”的神农自许，对各国的文明果实，“左捋右撷，大嚼横吞”，“考其性制色味，别其良苦，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希图用此“神方大药”，医治祖国的“沉疴”[27]。通过考察，他在经济上提出了《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和《金主币救国论》，中心在使中国工业化和解决财政困难；在政治上通过所撰各游记，进一步阐述了君主立宪的理论。

（一）君主立宪是西方国家盛强的根本

康有为早年，从书本上得到了有关西方国家的知识，曾经热情讴歌西方文明，真诚希望以西方国家为榜样，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经过考察，他深刻感到西方也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在精神道德方面并不比中国优越。他说，早在1899年初至美、欧，已感到“所见远不若平日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这次游历后，更加深了这种认识。在意大利，康有为即见其到处存在着盆困、欺诈和盗劫现象，而这种“褴褛之情，颠连之状”，在其他各国也是屡见不鲜的。由此他得出结论：“未游欧洲者，想见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神仙、才贤，岂知其污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28]但是，他同时看到，近代以来，西方确实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其进步之速，“古无可比”[29]，并远远超过了中国。而西方富强的原因，则是兴民权，立宪政的结果。康有为虽然以地理环境的不同，作为议院制度产生于西方而未发生于中国的根据[30]，是错误的，但他明确指出：“英延条顿部落军议之旧俗，伏流千年而发于三岛；又以三岛之国会旧俗，伏流万里而起于美国；其反动力则刺激于法，遂为地球独一无二之新政体”。“英得伏流之先，故在大地最先强。欧美得其播种之先，故次强。”意大利、德意志、日本，“皆宪政国也，昔皆贫困，今德之强盛几冠薄海，而日本亦超越为第一等国矣。”如果中国将此先进制度移植过来，其发展必将反过来超过欧美[31]。

在考察中，康有为对欧美各国的政体进行了比较研究。首先，奥地利与德国相比：奥地利与德国本同种同俗，奥领土面积比德大。可是只几十年的时间，德国加强武备，奖励工商，迅速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与其接邻的奥地利却仍衰弱不振。究其原因，奥地利内部不统一，民权甚盛，奥王无专制之威，“民难听从”，故发展受到限制[32]。德国则不同，它“以宪法之民为体，而以英伦之君权为用。”[33]即德帝有非常之权，政府内外诸大臣及守令皆听其指挥，其行政权“无所往而不可矣”；然君主的行政权绝不能出法范围之外，故民不蒙专制之害，“故利无不兴，弊无不除，民反以收其利，德之所以日强而成霸者，为此故也。”[34]其次，英、美、法相比：英国采取君主立宪制度，内部仅有三政党，进步、保守二党相攻，“而以小党弥缝之”，故政得其平；及其一党当政，其党魁专制之权无异君主，因此英国亦能在法律范围内举其政而致强[35]。美国独处北美大陆，没有其他国家与之争，“民得雍容，以收立宪民主之效”[36]法人欲以美国之政理行之法国，“但法人行之则太速也。法当时全国之民，读书识字者尚少，岂独不知政学，乃至不能识国会布告之法。以若斯之人格，而听其握选举之权；握政议之权；又令司法之官，皆听民举，则又握法权焉。彼惟有纵其悍戾贪横之性，以仇异已。强者肆其杀戮，贪者肆其劫夺而已。”因此，在民主制度下，法人“不少受益，徒遭惨戮。坐睹德、英、美之日盛，而振作无由。”[37]再次，看中南美各国及土耳其：中南美各国独立后均建立了共和国，但是军人为争总统而造成的内乱从未停止过。只有墨西哥的爹士在国家混乱中当选总统后，“以民主共和之体，略兼专制而行之”[38]，统治墨近三十年，造成中南美国家中不曾有的安定和进步；而爹士于1911年被武力驱逐以后，墨则又回到以前为争总统而起的反复变乱状态。1908年7月，康有为游土耳其，适值土青年党掌权，颁新政，召国会，以欧美为榜样，“举旧制之法律道揆尽弃之，一朝而易二百余条空文宪法，然则青黄不接之时，欧美之时效非突人所能骤受，于是国人不知措手足，惟乱舞搓搓而已。”[39]通过上述比较，康有为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于宪政中，君民共治，君民交益，即君主立宪，“当国争之时，实为适宜之法，今德为大进第一骤兴之国，可为证矣。”第二，在宪政体制中，“政党愈少者，政愈举而国愈强；政党愈多者，政愈不举而国愈弱”[40]。第三，“各国立宪不过以法治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而已，非荡无纲纪，人人可平等自由也。”且“旧制行之数千年，实人心国命所寄，纪纲法度虽有积弊，只可去其太甚，以渐行之。如尽去之，人心国命无所寄，则荡然不乱耳。”[41]总之，只能在渐进中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而不能得民主共和。

（二）批判假立宪，要求真立宪

作为一个爱国者，康有为始终坚持要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立宪政体。为此，他与清政府顽固派的假维新、假立宪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早在1903年，他就批评清政府的“新政”，未能抓住“以民权为国”这一根本，无以救中国[42]。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康有为受到鼓舞。但他很快发现，清政府在立宪招牌下所进行的改革，并非宪政，而是一般的国政，实则是“借立宪之名，以拒真立宪者之请”，肆意欺蒙，阻挠立宪。康有为指出，专制与立宪是有根本区别的。“专制主之君，立宪公之民；专制家天下，立宪公天下”；“专制之政举国决于数人，一君总裁于上，数相奔走于下耳。立宪之政，则全国人民公议而公任之。”全国人民公议、公任国事的体现就要召开国会，保证立法公于庶民[43]。他说：“议院者，合一国之民心，举一国之贤才，而议定一国之政，诚官制之第一本原也。”[44]因此，“真欲救国，必先立宪，真欲立宪，必先开国会。”“居今而谋救国之方，待强敌之策，安边防之道，舍国会无他术也。”[45]

康有为认为，要实行真正的宪政，必须改革现有的官僚机构并推行地方自治。他指出，民为国本。不论君主立宪或民主宪政国家，民众的利益都是最重要的。衡量一个政府优劣的标准，自应以服务民众的能力来判断。同时，处在一个竞争剧烈的世界，亦惟有强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但是，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又是以政治民主为前提的。康有为说：“为治者，官之为民治，不知民之自治之周也。故人之变法言治民，吾之变法先言民自治。” [46]他认为，未召开国会之前，首先应实行地方自治，由每一地区民众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乡、县、府、省级的议会；并由推举出的人员，处理本地区的诸如户口调查、道路、公共卫生、学校、灌溉等事务。这样做的结果，将给平民提供问政的机会，提高国民的资格，从而为在全国实行宪政打下稳固的基础[47]。

（三）以虚君共和抵制民主共和

康有为在为争取建立宪政,与清朝封建统治斗争的同时,继续在同革命派进行斗争通过对世界各国的考察,他进一步得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结论。但是，革命并没有因康有为的阻止而停滞，却仍然在继续向前发展，并终于促成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爆发。面对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康有为已感到“革命大势，若卷潮倒河”[48]，势不可挡。但他仍企图力阻共和国的建立。他指出，近代以来，欧美一些国家确实建立起了不同形式的共和政体，但“自美、法外，妄立共和政体者，未有不大乱无已者也”。有鉴于此，欧美不不少国家，“必不共和，必立君主，甚至于无君，犹且薰丹穴而求之，迎异族外国人而宗之为君。”[49]康有为认为，国外的经验证明，共和政体不宜采用，君主立宪政体最为适宜，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形势，中国则应吸取两种体制的优点，创造一种新体制，即“虚君共和”。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两种体制相比较，“其民权同，其国会内阁同，其总理大臣事权与总统同”；其唯一不同，是虚君共和政体在总理大臣之上有一无权无为“土木偶”神式的虚君，它的好处则能免去共和政体下为争总统而不断发生的政争与动乱，而且由于人民信奉，群臣敬畏，更有利于国家的安定。[50]康有为认为，虽然虚君无事无权，不须有才能，但虚君又是“神”，固须有极高的资格地位，国内无一人可比，“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51]。据此条件，环顾宇内，只有清朝宣统皇帝和孔子后裔衍圣公能荣任此位。很明显，康有为虽然煞费苦心，自认创造了一种新政体，但从其内容中不难看出，虚君共和不过仍是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别称而已。他企图以此阻止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必然是徒劳无功的。遗憾的是，康有为并未能从中吸取教训。民国建立后，在政治上，他虽然对袁世凯的卖国、专制、独裁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但他仍顽固坚持要推翻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并导演了宣统复辟的丑剧，结果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

总体来看，戊戌政变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逐渐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在此形势下，康有为倡导保皇，坚持君主立宪，始终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度，因而落在了时化的后面，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这是应予否定的。但是，康有为又是一位具有高强国富民的道路。他反对共和，并非要维护专制；反对革命，并非要保持腐朽的清王朝。他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是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为指导，坚持通过渐进的和平方式，以逐渐实现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从而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这是应予以肯定的。康有为的悲剧在于，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始终以先知先觉的救世主自居，轻视群众，害怕动乱，害怕帝国主义，因而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同时，他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当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充分暴露在面前时，不可能以科学的思想武器作出正确的判断，为避免其弊病，只能重到封建传统中去寻找“医方”，因而走上了回头路。所有这些，都应予以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地评价。

　　于（Yú）姓源出有四：

　　1、出自姬姓，为周武王姬发的后代，以国名为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周武王克商后，大举分封诸侯，其第二个儿子邘叔被封在邘国。据《广韵》所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第二子（有说第三子）于邘（故城在今河南省沁阳西北于邘邰镇），称于邘叔。后来，于邘叔的子孙就以国名为氏，有的姓了邘；有的则去邑旁姓于，是为河南于氏，史称于姓正宗。

　　2、出自古复姓淳于氏，为唐代时避讳宪宗李纯所改单姓于氏。据《古今姓氏书辩证》等所载，淳于公子孙，以国名为姓，称为淳于氏。唐贞观年间所定皇族七姓，有淳于氏。至唐宪宗李纯时，为避讳（“纯”“淳”同音），复姓淳于氏改为单姓于氏。到了宋代，又有部分于姓恢复淳于姓，也有一部沿袭未改的，形成此支于氏。

　　3、出自北魏时的万忸于氏，为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恢复本姓于。据《路史》所载，鲜卑族的万忸于氏原为山东于姓人，后随鲜卑改之，孝文帝汉化改革，又复于姓。这一支于氏虽然是从鲜卑族的万忸于氏所改，一向也被当作外来的姓氏看待，但在实际上，他们仍然是汉族于姓的后代，只是在汉代之时，有一位名为于公的后代，随着拓跋氏离开了中原，并且为了适存于鲜卑族而改姓为万忸于氏，等到后来鲜卑族的拓跋珪在我国北方建立了北魏，才又“重回娘家”，复姓为于而已。居住在北方的于姓之人，多为这一分支。

　　4、出自赐姓或少数民族改于姓而来：

　　① 明朝时赐元人巴延达哩姓于名忠，清朝时，南方的部分尼玛哈氏改于姓。

　　② 又有达斡尔、鄂伦春、土、回、高丽等小数民族有改于姓者。

　　得姓始祖

　　于邘叔。为周武王姬发之次子（一说第三子），武王灭商后，大举分封诸侯，他把于邘国分封给于叔，起初于叔为于邘叔，其名得于封地。后来于邘国的子孙就以国为氏，有的姓了于邘，后来干脆去掉邑旁姓于，称为于姓，史称于姓正宗，是为河南于氏，后世于姓尊于叔为于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繁衍播迁河南泌阳县北部一带，是古于邘国所在地，当然也是于姓的发祥地。在于邘国灭亡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于姓基本上都生活在今河南省境，播迁基本是以河南境内为主，如方城、午汤、许昌、伏牛山等地。秦汉时期，于姓人开始以河南为中心缓慢向周边播迁，北迁山西、河北、东迁安徽、山东，西迁陕西、甘肃，此期于姓主要是以我国北方的中原地区为繁衍播迁的中心，并形成三大郡望，即河南、东海、河内，由此，东迁入山东的于姓也开始兴旺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军阀纷争割据，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于姓人跟随着逃难大军，大举南迁于东南广大地区，五胡乱华，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而战争又使中原地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为躲避战乱，处于河南南部的于姓则就近南下湖北，后辗转于四川、湖南。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战乱减少，也由于国人根深蒂固的恋家思想，于姓迁徙有等于无，却繁衍昌盛起来，于姓相继在北方形成了几处大的望族。北宋末年，金兵攻陷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并掳走徽、钦二宗，有于姓人随往黑龙江。南宋后期，于姓开始由浙入闽，由闽入粤。元末农民起义军四起，社会动荡不安，江南人口锐减，由于山西表里山河的特殊优越位置，所受影响不大，朱明王朝建立，迁山西人于人口萧条处，则山西于姓也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其分别迁山东、河南、河北、陕西、江苏等地。此前有河南于姓迁顺天府（今北京市）（据《于氏宗谱》所载）。清代，河南、河北，尤以山东的于姓人为多，闯关东谋生并定居。至此于姓人已遍布天下。如今，于姓分布以山东省为多，约占全国汉族于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其次黑龙江、辽宁、吉林、湖南、陕西等省亦多此姓，上述六省于姓约占全国汉族于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于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十八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

　　历史名人

　　于 公：汉代东海郯（今山东省炎城北）人，曾官廷尉，为县狱吏。执法公允，凡犯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他所洗雪的“东海孝妇”一案，以善于决狱而成名，更是千古美谈。并且为我国民间代代相传的因果报应的道德规范，留下了为善为恶“万应不爽”的典型。

　　于 吉：一作干吉，琅琊（今山东省胶南县）人，东汉时方士，据称在曲阳泉水上得神书《太平清领书》（实为自著），多巫觋杂语。后至南方以符水为人疗病，人多事之，遂为吴·孙策所杀，著有《太平清领书》传世。

　　于 禁：字文则，泰山钜平（今山东省泰安南）人，三国时魏国名将，因征战有功，封益寿亭侯，后被水淹七军，为关羽所掳，释放后，羞愧而死。

　　于栗磾：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黑槊将军，世间少有的猛将。请看魏书《魏书于栗磾传》

　　于 烈：北魏忠臣的楷模。深受拓跋宏等四代北魏皇帝的器重。

　　于 昕：北朝怀朔、武川镇将。在北魏击破柔然的过程中，立有大功。

　　于 濆：唐代晚期诗人，虽不为时人所重，但却具有显著现实主义创作特色，艺术上虽不够锤炼，但质朴无华，明快直切。《全唐诗》收其诗四十五首。

　　于 谦：字廷益（1398-1457），浙江省钱塘（今杭州）人，明朝大臣，成祖年间进士，曾历任监察御史、巡抚、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期间，平反冤案，赈济灾荒，颇得民心。英宗时，宦官王振专权，朝廷腐败。蒙古瓦剌贵族也先率军来犯，明军出兵阻击，全军覆没，英宗被俘，举国上下为之震动。一些朝臣主张南逃避敌，于谦力排众义，誓死保卫京师，并拥成王为帝（景帝）。后瓦剌军破紫荆关直逼京师，他亲自督战，击毙也先，大败瓦剌军。后官加少保，总督军务。英宗被释放后，于景泰八年发动“夺门之变”，夺回帝位。于谦被捕下狱，以“意欲谋逆”罪被叛处死刑，史称“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宪宗成化时，于谦被复官并赐祭，葬于西湖三台山麓。有《于忠肃集》。

　　于 准：清代山西省永宁（今属交口）人，清官于成龙的孙子，官至江苏、贵州巡抚。辑有《于清端公政书》等，于成龙的许多事迹都是他给整理的。

　　于 振：清代江苏金坛人。字鹤泉，号秋田。生卒年不详。清雍正元年（1723年）状元。此科为庆祝雍正帝登极大典特设恩科。雍正帝以于振为其登极首科状元，恩赐有加。除依例授职翰林院修撰外，还让他以修撰衔入值南书房。雍正二年，出任河南乡试主考官。雍正三年，赐居澄怀园。雍正五年，出任湖广学政。后因事遭贬，降为行人司司副。

　　于定国：字曼倩，系于公之子，西汉东海郯县人，汉初丞相，少学法于父，后为狱吏，宣帝时，任廷尉，决疑平法，后为丞相，被封为西平侯。

　　于志宁：唐代官吏。字仲谧（558-665），京兆高陵（今属陕西省）人，贞观中为太子右庶子，高宗时拜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封燕国公，以华州刺史致仕。

　　于休烈：唐代洛阳人，开元初举进士，累官至积贤殿学士。性恭俭仁爱，礼贤下士。本性真诚朴实，机警聪明。肃宗即位当了皇帝，于休烈从中都赶到京城被任命为给事中，后来又改任为太常少卿兼知礼仪使。中原遭到战乱破坏，文物书籍损失严重，于休烈将自己收藏的《五代论》献给国家，肃宗皇帝很满意，任命他为工部侍郎。于休烈在朝中任职三十多年，担任过许多重要显赫的官职，但家中却没有什么积蓄。一直保持正直俭朴，温文尔雅，从来也不将喜怒显示在脸上，他礼贤下士，鼓励提拔年轻人。虽然他官位高责任大，但工作勤奋，不知疲倦。他非常爱好读书，手中整天都拿着书本。

　　于慎行：明山东东阿人，字可远，更字无垢。隆庆进士。万历初历翰林院修撰，充日讲官。因劾张居正夺情，引疾归。后起官，历侍讲学士、礼部左右侍郎，累迁至礼部尚书。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起掌詹事府，后二年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寻病卒。在史馆以读书为事，明习典制，贯通百家，与冯琦并为文学名臣。其诗文弘丽，一时推为大手笔。著有《读史漫录》、《谷城山馆诗文集》等。

　　于成龙：字北溟（1617-1684），号于山，山西省永宁（今属交口）人，清代廉吏，其为官清廉，爱民如子，重视教育，兴修学校，康熙赞其“天下廉吏第一”，官至两江总督。

　　于敏中：字叔子（1714-1779），号耐圃，清江苏金坛人，于汉翔孙，清雍正癸卯年（1723年）状元于振之弟。少时资性过人，读书勤奋，雍正七年（1729年）考取举人。乾隆丁已年（1737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执掌山西试。不久担任山东、浙江学政，掌管所属各府、厅考试童生及生员。敏中担任浙江学政期间，考吏拔秀，罢庸补能，按期组织匀举，担任会试总裁，所拔多知名士。因其满腹经纶，文章冠绝一时，书法清秀洒脱，又通熟掌故，为乾隆皇帝所倚重。乾隆十八年（1753年）选任兵部侍郎，后改户部侍郎，加太子太保存，期间奉旨编纂《户部则例》126卷。乾隆二十五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历时近20年；还就任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文渊阁领阁事先培植职，朝廷谕书多出其手。清廷 开设四库馆，他受命为正总裁，与大学士刘统勋力主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还担任国史馆、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馆总裁。平定四川金川时，敏中负责军书旁午，以书旨功赏戴双眼花翎，画像挂列紫光阁。乾隆四十二年敏中奏准，以纪事本末体撰写《钦定临清纪略》16卷。翌年，又奉旨编辑《西清`砚谱》24卷。还著有《素余堂集》、《日下旧闻考》159卷。卒后赠文襄，赐祭葬。

　　于式枚：清末官员，民初遗老。字晦若（1853-1916）。贺县（今贺州）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充李鸿章幕僚多年，奏牍多出其手。1896年参加康有为倡设的保国会。1906年任广东提学使，广西京官联名上奏荐其兼任广西铁路公司总理，规划建筑广西境内铁路。1907年充出使考察宪政大臣，上奏反对立宪和召开国会，维护专制皇权，立宪派请罢。因得皇族和顽固派支持，擢升邮传部侍郎、礼部侍郎、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辛亥革命后悲愤憔悴，稳居青岛，谢绝袁世凯聘为参议。1916年移居上海病死。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号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陕西省三原人。光绪举人。早年投身民主革命，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历任审计院院长、政府委员、监察院院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又是著名书法家、诗人，善草书，1964年病逝于台湾，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行世。

　　于学忠：国民党爱国将领。字孝侯（1890-1964），山东省蓬莱市于家庄村人，早年为吴佩孚之干将，后离吴投张，转入奉系，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是张学良被软禁后奉系的重要将领。

　　一、 姓氏源流

　　龙（Lóng 龙）姓的来源因多涉及神话，故不可详考，源出有七：

　　1、出自黄帝之臣龙行。据《姓氏录源》及《竹书纪年》所载，黄帝臣有龙行，黄帝居有熊（今河南省新郑）。是为河南龙氏。

　　2、出自舜时纳言龙之后，以官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龙氏，舜臣也，龙也纳言（所谓纳言，是当时一种专司出纳，帝命的官职。）子孙以官职名龙为氏。因舜的活动地域在晋南地区，故此支龙氏出自今山西省境。是为山西龙氏。传两千多年至汉代,有龙勉,因仕从河北钜鹿诏迁扶风京兆,传四代有龙述,字伯高,龙伯高初任山都县令,汉光武帝时升零陵太守,官于楚,家武陵为武陵始祖

　　3、出自古代神话传说，御龙氏之后。据《姓氏考略》所载，龙姓出自御龙氏，望出天水。如夏朝御龙氏刘累（尧之后，因有驯化龙的本领，深得夏帝孔甲的赏识，被封赐为“御龙氏”）的后裔中，就有以龙为氏的。刘累的故城在今河南偃师县南，是为河南龙氏。

　　4、出自古代神话传说，豢龙氏之后。据《通志·氏族略》及《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等资料所载，相传董父，已姓，精于饲龙，以畜养龙而被舜赐姓“豢龙氏”。其后代有以龙为氏的，是为湖北龙氏。

　　5、出自西汉牂牁地区有龙姓。据《华阳国志》所载，西汉时的牂牁大姓中有龙氏。牂牁郡，治今贵州省凯里县西北。

　　6、出自地名，以采食地为氏。春秋时楚大夫食采于龙（今山东省泰安西南之龙乡），其子孙有以龙为氏者。

　　7、出自其他源流和小数民族有龙姓：

　　① 据《北史》所载，焉耆国（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西南）、西域且弥（今新疆昌吉、玛纳斯二县），其君王皆为龙氏。

　　② 小数民族中有龙姓。在我国苗、普米、哈尼、彝、侗、瑶、水等民族均有龙姓。

　　二、迁徙分布

　　传说时代的龙姓发源地为河南、山西、湖北。由于龙姓支派较多，故而分布较广，这一特点使得龙姓迅速地向四周地域扩展繁衍开来。约在汉代，甘肃和湖北、湖南省境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间地已是龙姓繁衍的三大中心。此期，蜀中（今属四川）有龙姓迁入者，后又南迁至贵州，形成四大姓氏（龙、傅、尹、董）之一。魏晋南北朝时，中原龙姓为避战乱而南迁，促使了南方龙姓人口数量的增长，这次迁徙也为后来江南龙姓发展势头盛于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北史》所载：“且弥王、焉耆国王皆龙姓。”焉耆国为西域小国，龙会当政时，曾击败龟兹王，一时葱岭以东，皆率服，其子龙熙在位时，投降后凉，遣子入侍，渐与汉族相融。唐宋时期，八番中的龙番，酋长皆龙姓，后分为大龙番、小龙番安抚司，养龙坑、谷龙、上龙长官司，安龙土千户。宋元时期，龙姓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南迁，促使南方龙姓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北方。明清时期，上述“龙番”各分支发展成为“龙家”，渐与汉、布依、水、苗各族相融。从龙姓历史演进过程来看，这一过程，即体现着北方龙姓与南方各族相融，又体现着少数民族龙姓与汉及其他各族相融。就在这一步步的相融中，龙姓完成了遍布华夏的历史旅程。今日龙姓尤以湖南、四川、广东、江西等省为多，最近调查表明,四省龙姓均属武陵郡江西龙庚支派,约占全国汉族龙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他们迁徙原因是宦游,与五胡乱华无关,龙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八十五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四。

　　三、历史名人

　　龙 子：最早见于史籍的龙姓名人，据说，这位贤人又被称为龙叔，由于主张“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而被孟子引用以告滕文公，因而青史垂名。

　　龙 且：秦末名将，官拜先锋，后封大司马。

　　龙 勉：生于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0年），祖藉河北钜鹿，汉时官于秦，子孙定居扶风京兆。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任程邑学长。

　　龙 述：字伯高，扶风京兆人，生西 汉元寿（公元前1年）2月15日 ，东汉时，初任山 都长，建武（公元49年）为零陵太守，家武陵，龙氏因以武陵郡名。

　　龙 庚：字西仲，生唐元和（807年），开成（838年）举人，自道州出任江西庐陵吉水丞，时芝巢义举，道梗难归，父子孙曾避居永新莲塘，为永新肇基一世祖。

　　龙 况：字景荀，生咸通（860年），龙纪元年（889年）任大理事十五评事。卒天佑13年（916年），葬盐堆岭，有诗云：“富贵千百世，居分亿万家，子孙流出外，永远有声华”。生5子，皆显贵。

　　龙 琰：字太初，北宋元符（1099年）举人，任安远尉。宋代诗人。 曾以诗人名义拜见王安石，并作《沙诗》一首，赢得王安石赞许。

　　龙禹官：字相丞，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被封为南昌节度使。又封为湖南安抚招讨使，平定楚苗之乱。病故营中，追封为南平侯，谥忠武，并赐“湖湘世家”称号。

　　龙仁夫：吉安（今属江西省）人，元代浙江儒学副提举，著有《周易传》一书。

　　龙近天: 字飞,生于(1135年),终于(1223年),南宋孝宗淳熙四年进士,初任福建莆田知县,后升南雄路剌史,为官清廉,为民办实事,政绩彪炳,为世所颂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亲领南雄珠玑巷九十七家居民迁徙粤中

　　龙 镯：宋代人，乾德年间州太守，有惠政，深得民心，当地百姓绘《来鹤图》颂其德。

　　龙 燮：清代著名戏剧家，望江（今属安徽省）人。著有《琼华梦》、《芙蓉城》等，颇称于时。

　　龙汝言：字锦珊，安徽桐城人。嘉庆年间中一甲一名（状元），历官修撰，继任内阁中书。著有《赐砚斋集》。

　　龙许保：明代贵州人，苗族，率众起义与官军对抗十余年之久，攻破印江、思州、石阡等城，后遭镇压，被俘遇害。

　　龙文彬：清江西永新人，同治年间进士，《周易绎说》、《永怀堂诗文钞》、《明会要》等为其所著。

　　龙汝元：字春舫（-1859）：清直隶宛平（一作大兴，今均属北京市）人。行伍出身，曾从河南巡抚英桂镇压太平军，历任游击、参将。咸丰八年（1858年）升大沽协副将，助僧格林沁加强天津海防。次年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大沽之战，他坚守北岸前炮台，手燃巨炮，重创敌舰，卒中炮阵亡。

　　龙启瑞：字辑五，号翰臣（1814-1858）：清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道光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在籍开办团练。后历任江西学政、江西布政使。著有《经德堂诗文集》、《小学高注补正》等。

　　龙泽厚：清末广西临桂人，字积之，光绪优贡。以知县引见，在广州从康有为学，为万木草堂学长。曾参加桂林圣学会、上海强学会、上海不缠足会、上海中国国会和自立军起义。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为参加 《苏报》工作,被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曾主持旧金山《文兴报》。后为上海天游学院教务长。编有《南海先生上书记》。

　　龙鸣剑：四川省荣县人。早年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后组织同志军，开展武装斗争，在去往叙州（今宜宾东北）的行军途中因病去世。

　　龙 云：云南昭通人，原在军阀唐继尧部下任军长，后归附国民党，1949年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等职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中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武陵郡：汉高帝时置郡，治所在义陵（今湖南省溆浦南）。相当于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省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移治临元（今湖南省常德市西）。

　　天水郡：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郡，治所在平襄（今甘肃省通渭西北），西晋时移窒上邽（今天水市），北魏时相当于今天水、秦安、甘谷等市县地。

　　武阳郡：隋代将魏州改为武阳郡，治所在贵乡（今河北省大名东北），唐代又改为魏州。相当今河北大名、磁县、涉县、武安、临漳、肥乡、魏县、丘县、成安、广平、馆陶、河南滑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