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始祖—郑友。郑友为周宣五之弟，受封于郑国，史称郑桓公，子孙以国为氏。郑是当今较为常见的姓氏之一，分布很广，约占全国汉族人数的078%，居第二十三位，为全国人口是了多的五十个姓之一，尤以福建、浙江等省多此姓。

据史书记载，早在50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今天的河南西部和南部地区劳动与生息，开始创造中华民族的文明。1978年8月，在河南南召县云阳镇发现了一颗猿人臼齿化石，与北京猿人化石时代相当；在三门峡水磨沟、陕县张家湾、灵宝孟村、渑池县任村、安阳市郊的小南海等地，都先后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到了新石器时代，河南已成为华夏民族主要活动地区。在渑池县仰韶村、陕县庙底沟、灵宝的万村、安阳的台岗、禹县的谷水河、郑州的大河村、二里岗等地均发掘有新石器遗址，是我国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

此外，新郑县裴李岗还发掘裴李岗遗址，郑州和安阳市发掘的殷墟，都是商代都城所在地。所有这些，证明商代以前，在河南境内的洹水（安阳）流域、颍水流域、伊、洛河平原、南阳盆地等，人口比较集中；到了商、周、秦以后，扩大到豫东平原包括今天河南辖区成为古代中国人口集中的地区。从西汉元始2年（公元2年）到隋炀帝（公元609年）600多年间，河南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从宋崇宁六年（公元1102年）以后，由于战争和各种自然灾害影响，人口大量南移，人口数量逐年减少。只占当时全国人口的6％左右。人口问题与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人口集中、加上河南地处中原，是古代战略要地，争战不休，所以形成历史上中原人口南徙的规律。

二、闽台的祖根主要在中原

关于闽台祖根渊源问题，已引起闽台豫学者的关注。近些年来，有关部门和一些同志曾进行过调查研究。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如厦门大学黄典诚教授，在《河南日报》上著文指出：“台湾同胞的祖根，500年前在福建，1300年前在固始。福建与中原曾有四次人口大交流，许多固始人迁徙闽，繁衍子孙。至今台湾及闽南一带，陈、林、黄、郑四大家族的族谱上，也都明确的记载，其先祖为河南光州固始人”。广东省周秉腾先生也拟文证实其原籍是河南光州固始人。其族谱上写道：“仁德公原籍河南省汝宁府固始县。其上祖随宋南度屡迁至福建省汀洲府宁化县石壁乡以居。祖犹长于宁化也。及宋社将危，公子身携眷至今之长乐县（今广东五华县）。说明其先祖北宋末年从河南省固始县迁到福建省宁化县。又于南宋崩溃前夕迁至广东五华县。最后迁入惠安县。

欧潭生先生也曾查阅了许多资料，考证了闽台祖根问题。他从《台湾通志·人民志·民族篇》中，统计分析证实祖根在河南。如：晋代，由于中原地区连年发生战争，兵荒马乱，人口不断南迁。从中原入闽者有：林、黄、张、刘、郑、邱、何、詹、梁、钟、温、巫，共13姓；唐之初随陈元光入闽者有：陈、张、李、王、吴、蔡、杨、许、郑、郭、周、廖、徐、庄、江、何、萧、罗、高、沈、柯、施、卢、余、潘、魏、颜、赵、方、孙、钟、戴、宋、罗、蒋、姚、唐、石、汤、欧、邹、丁、柳等45姓；唐末受黄巢之乱所迫，河南光州固始汉人尉王绪和县佐王潮及其弟审�、审知为首，到当地家族大姓家南迁。自豫东南经安徽转江西，而入福建，当时随王审知入闽者有：陈、张、李、王、吴、蔡、杨、郑、谢、郭、曹、周、廖、庄、苏、何、高、沈、卢、孙、付、黄、薜、韩等27姓。通过考查台湾部分家谱，其中写明祖谱固始县的就有18个姓氏。如清源陈氏，虎丘林氏，板桥王氏，深坑黄氏、台北张氏、台南李氏、清源郑氏、佛耳山詹氏等。鲁笑茵同志也指出：“陈氏的祖根在开封清阳一带。林氏的祖根在黄河北岸汲县。黄氏的祖根在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一带”。当时光州固始人入闽，多数没有家室，当然要找当地人作配偶了。由于福建山多田少地瘠，生活困难，其出路只有向外发展。于是历史上有许多福建人东渡台湾，从1957年台湾人口普查资料看出：当时台湾同胞户数在500户以上有100种大姓，其中有63姓氏族谱材料记载先祖在晋末、唐初或唐末是来自中原迁往福建的，这63姓中计有67．05万户。占台湾省总户数80．9％。台湾现有县志中也不断出现台闽祖根在河南的论述。如台北县《虎丘林氏族谱》：“先世固始人，祖有林一郎者任唐。唐光启年间迁福建永春……至明分居安溪之虎丘”。台南县《李氏族谱中》：“先世光州固始人。唐末随王潮入闽”。台北新庄镇《鸿儒蔡氏族谱》中：“先世居光州固始。唐武后垂拱二年，从陈元光入闽”。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祖籍也是河南固始县人。《郑成功墓志载》：“义讳成功，字明严，号大林，姓郑氏，先世自州固始县入闽”。台湾星隆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詹锡富先生介绍说：“目前台湾詹氏崇族成员达10万余人。继到96世”。此外，从河南省境内黄河支流伊河、洛河流域还迁出“河洛人”。

大陆汉人迁入福建大致有三条路线：一是沿今陇海铁路一线往东经今京沪铁路。从浙江沿海（温州等）入福建东北部（如福鼎县）；二是由河南固始光州往东经安徽省到江西省九江等地。再入福建西部；三是由京广铁路南下到广东东部滨海丘陵入福建西南部龙岩、漳州地区。这三条路线以第二条和第三条路线为主。那么，古代中原人为什么要往南迁徙，有几次大的迁徙？

三、古代中原汉人迁闽的简史及其原因

1、从目前已发表的文章看，多数认为闽豫人口有四次大的迁移。如黄典诚先生认为：“福建与中原曾有四次人口大交流”。鲁笑茵也认为“闽豫人口有四次大迁移（西汉一次，西晋一次，唐朝二次）”。欧潭生同志认为：“闽台豫有四次人口大交流：第一次在汉武帝镇压闽越国统治者的反叛后，“尽徙其民江淮间，以虚其地”（见《史记》和《福建通志》）；第二次是晋代，永嘉之乱，“衣冠如闽者八族”（见《三山志》）；第三次是唐总章三年，河南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五十八族军校开辟漳州郡（见：福建《漳州志》、河南《光州志》）；第四次是唐末王氏。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数万农民起义队伍占领福建全省。

并于后来建立闽国（见《王氏史》和《福建通志》）。这四次中以第三、第四次南迁人口最多，影响最大，而且都以河南固始人为首。王启认为：“现在大部分闽粤人的祖先，是历史上从中原迁徙去的。其中规模最大、组织得最好、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两次移民是在唐朝。其首领是陈元光父子和王审知兄弟，他们都是固始人，其所属部众也多属于固始县籍”。实际上，继唐代移民后，宋代也有小规模的向闽地移民。著名爱国华侨、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的祖上，就是宋末由固始迁到福建的。这一时期对台湾开发贡献最大的是福建漳州海登人颜思齐和泉州南安人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台南的汉人中，以泉州人为多。其后漳州人也大量移入，总计，明代郑成功统治期间，三代共23年。来台耕垦者约有25万人之众。其中大部分是闽南人。

2、中原人迁往闽粤主要原因，是战乱和自然灾害。魏晋南北朝和北宋末年，是我国历史上两次人口大迁移时期，也是河南人口大迁徙主要时期。

第一次人口大迁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魏晋南北朝人口大流徙，时间之长、人数之多、地域范围之广，为我国历史上之稀见”。这一时期长达400年之久，经过了“三国纷争”、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等等，加上水、旱、虫、瘟等自然灾害影响，使北方人口锐减。这一时期，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战争混乱，聚居西北的少数民族，乘机内迁山西、河南等地。古代河南人为了避乱，人民自发迁徙，或统治阶级为了少数集团利益而强制人民迁徙。迁移方向，以南迁为主，大多定居在江淮地区，相当部分在长江以南。其数量约有70—80万人。因此，从河南等中原地区南迁闽粤的汉人，大部分也是从这个时期南迁的。从迁移人口构成看，一部分是上层统治阶级。这些人大都有知识、有财富，有治国经验；一部分是劳动人民中生产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其中相当部分为青壮年劳动者。这些人的南迁，对南方经济的发展起着主要作用。

第二次人口大迁移时期是北宋（公元960—1127年）末年。黄河流域继中唐、五代以来大动荡之后，又遭金元等少数民族的侵扰，黄河流域河南等地，成为金蒙必争地区，频繁的战乱，使河南各地大片的良田沃土荒废。“自南宋蒙古人灭 金之后，有些人为了不愿在蒙古人统治下生活，就渡海避乱；有的为台风所飘，而到台湾，各自选择居住地方，安居下来……但他们还保留下来自己的语言没有改变”。台湾高绪观先生所著《台湾人的根———八闽全鉴》中记述：台湾人文礼俗源于中土，相袭八闽，举几信神拜佛，敬天祭祀。婚丧喜庆，衣冠礼乐，四时年节，以及习俗人情，皆是祖宗流传而来的”。“金军大举迫宋，汴京陷落”。京城开封的官僚、地主、商人及广大人民相继南逃，随后山西、河北、河南等地人民也相继南迁，就形成了继“永嘉之乱”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

此外，自然灾害对人口分布与迁徙影响也极大。据统计，秦汉时，黄河平均每20年决口泛滥一次，三国至五代时，平均每10年泛滥一次。北宋时平均每一年泛滥一次。元、明、清时增加到4—7个月发生一次。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平均3个月左右发生一次。建国前2000多年中，黄河下游决口泛滥改道1500多次，在河南决口达900多次。黄河泛滥改道迫使人民外迁。同时，水旱灾害也很频繁。据历史记载，从春秋到建国前2000多年中，全省共发生较大的水旱灾害982次。平均每二年就有一次。这些频繁的战乱，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加上自然灾害影响，这就是古代河南人口南迁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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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几年的日子终于到来！大约五、六年前，从寅宾教授那得知有宗亲倡议进行周氏联谱研究，我很感兴趣并寄予期待。今天川渝周氏联谊会正式成立，我有幸能够参加，心里特别高兴。“联谱”工作的实质是溯源。川渝两省、市现有人口超过一亿，周姓为其中‘大姓’之一，周姓人丁数按百分之一计都超过一百万人。如此浩瀚之量如何联法，把这一百多万人名单罗列出来并不困难，公安机关的电脑数据库内早有存放，但它检索不出族谱中的世系表、瓜藤图或齿录等系统资料。族谱可贵之处，它将族中每一个人的三大方面关系(上下-父母子女，左右-兄弟姊妹，姻亲-妻室女婿)；三大事件的时间地点(生，移，殁)；和三种称谓(名、字、号，职称-邑生、举人、进士，职位)用世系表、瓜藤图和齿录等方式规范化表述出来，系统分明，简洁准确。这种民间家族史料，不是政府户政档案能够取代的，所以族谱能够长存不衰。瓜藤图是对家族结构最直观和形象化的表逑，瓜瓞绵绵既是族人的期望，也是必然的结果。家族不断繁衍扩大以后，因居住、生产条件等限制，或战乱、移民等原因，部份族人迁徒外地，族谱的记载也常因此分离。老族谱上只记明“移居某地”，不再续其世系。徒居者常另立世系，成为新的“始祖”。建立族谱是一种民间行为，无强制性。徒居者忙于立业、无此爱好或受时代背景影响，未留下由来的资料，其后裔立谱时只能从可查知者开始，从而形成宗族世系中断，不知所由，这是现有族谱中较为普遍的情况。修纂族谱的中心内容是理清和完善本家族中的世系关系，自然地产生溯源需求，通过溯源把本支的源头与老家的族谱联起来，或两个支头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源点，是“联谱”的最佳结果，也是我们对“联谱”工作的实质希望。基于这种认识，为了协助做好川渝周氏“联谱”工作，我曾整理了一份《仁德公移川裔孙户名谱》和《川渝仁德公裔孙直系表》(示例性质)，送供我分卷编委会参考。我祖仁德公是南宋末期由福建移居广东长乐(现名五华)县的一位周姓后裔，其孙必达公立图谱时，不知祖之所由，故遵之为始祖。俟后，裔孙繁衍日众，至清朝康雍干年间应诏填川(包括现川渝省市)，记之于谱者即达四百余户，其中，多为仁德公的十四世至十六世裔孙。我裉据广东的《仁德公裔周氏族谱》和原成都仁厚堂的《周氏宗谱》整理出，能够查清从仁德公起，分别至此四百余户填川祖公的历世直系祖公名讳，部分明细到从五华某某乡移至四川某县某乡，其中，只个别世系未详者。这就为现有川、渝的数十万仁德公裔孙，寻根溯源准备好了“下端接口”。只要你的世系能追溯至你的入川祖公，然后与相应“下端接口”对上，就能一直追溯至七百余年前的始祖仁德公，由之与其他仁德公裔孙的谱系沟通，实现“联谱”。“湖广填四川”的年代距今已有300年，当年入川祖公繁衍的后裔亦已拾代左右，也就是说，现有仁德公的后裔多为廿四、五代的人了。另一份《川渝仁德公裔孙直系表》，则是将已经与“下端接口”联通的现有家族成员中，各选一、二位仍住在川渝的代表列入表中，实现直观的族间横向联通。按理说，“填川”时的四百多位入川祖公的后裔，都应建有各自家族世系的族谱，在每一位入川祖公的族谱中选择现有的一两个代表，列入《川渝仁德公裔孙直系表》，汇集以后就相当于把这四百多本周氏族谱横向联起来了，而且脉络清楚地统都归源于仁德公名下，从而实现真实意义的“联谱”。每位入川祖公繁衍的后裔，都是成百上千，例如，落户双流县的十六世祖衍麟公，现有后裔就是两千多人(包括娶进门的媳妇)，换句话说，现在属于仁德公后裔的川渝周姓人数将按十万计，利用这份《户名谱》和《直系表》就能够把这几十万周姓人氏，以代表方式全部联接起来了。当然，实际能够联上多少户，还要看联谊工作的进展情况，反正“端口”已经留上。组识“联谱”专题小纽将具有同源线索的联谊会成员组成专题小组。中华周氏网上有一幅用“辈行”或称“字派”寻亲溯祖的专题网页，我分会周晓宗亲就在上面提供了许多资料，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具有相同字派的家族应该是近亲，即共同的祖源不会相距太远，把几家的谱牒或已有的资料凑在一起，相互补遗考证，必有所获。比如，派行诗同为“荣先维继述，裕后乐英贤，……”的家族在永川、内江、成都都有，这是具有相同祖源的重要线索，建议这几个家族的联谊会成员组成一个专题小组，专门研究探索他们的祖源世系，比较容易发掘出翔实确切，联通他们几个家族的世系图表。将这种图表纳入《川渝周氏联谱分卷》，也就实现了类似上节所述的“联谱”。同样情况，字派同为“国正天心顺，官高弟泽崇，……”的家族，在新都、广汉、双流都有，他们也可组成一个专题小祖，如法炮制。当然，应该还有其他线索，可以组成专题小组。比如只知道祖源来自外省同一个县乡，但世系有中断者。我在整理《仁德公移川裔孙户名谱》时发现，当时移川者常有相对集中于同一乡村，同一支系的情况。前面有人带了头，互通消息，后面就跟着来了，此亦合符情理。这样一来，《川渝周氏联谱分卷》中有一部份将是若干分离的骨干世系图表。它们的下端是分居在川渝各县市周氏族系的接口，和这些族系代表的现住地和直系联谱表；上端则是希望能够从其他省市的世系谱中获得联系的始祖概况。比如，我们这支的始祖仁德公，是南宋末从福建宁化县迁入广东长乐，他有七弟兄，仁金、仁玉、仁富、仁贵、仁福、仁寿和仁德，分迁不同省县，希望借助这些线索，在相关省市的联谱卷册中获得切实衔接，直到真实可靠地溯源至更加古远。当然，如果在这次各省市编纂联谱的过程中，利用编辑工作会、简报、或互联网等交流发掘成果，从而使某些支系实现省际“联谱”，既是成立周氏联谊会原意的一项实际体现，也会产生类似“考古”者有所发现的鼓舞效应！县级周氏联谱一个县或县级区内的周氏常分属几支，联合成立编修族谱理事会，将全县各周族世系汇编于一册，定名为某县周氏族谱，这种联谱方式过去就有。例如《梅县周氏族谱》就是一本，包含先后在当地开基的六位周氏祖公所繁行世系的族谱。序言中说明了六位祖公的名讳及开基所在的乡村地址，然后在 “梅县周氏源流”章节中，分专题说明各支祖公的流源，及有关考证。我祖仁德公的一位五世孙就是其中一支。族谱的主体部份则是先按支系，该支系下又按乡村编列周氏裔系。各支系开基所在地的乡村，在它的首页先有一段简述，说明最早在此乡村落户祖公的世系由来，和相关迁徒情况，比如尚有兄弟几人分别移居某地或某国等。然后按苏体罗列世系，即自上而下，自长到次，一家到底。其间有某世祖之某子迁外地者，予以注明，迁本县其他乡村者，暂放置，接体例继续编列，直到居住在本乡村的后裔全部记完。随即按上述‘暂放置’者的先后，选定下一个乡村，继续编排世系，……，直至六个支系的裔系全部完成。这六个支系都是早期迁入梅县的周氏族人，对近期才迁入定居的周姓家庭，亦将其祖籍源流和世系逐一编入，无所遗漏。这本族谱还记载了一段重要和有意义的考证结果。元代至正年间迁入梅县菏泗开基七位公的源流，以前有三种说法。1997年修谱时，根据一本老族谱提供的线索，实地查考，证实江西省会昌县羊角水村子祥公的第七子元七，才是梅县荷泗周氏开基祖七位公。以前的三种说法都不对。同时，经过调查考证和收集到的资料，说明梅县荷泗村的开基祖七位公，和隆文村的开基祖南公，他们都是周文王七十五世孙周思文的后裔。这两个支系既然上溯到了共同的祖源，也就实现了联谱，可以排出统一的辈次，七位公既是荷泗的开基祖一世，也是以周文王为一世祖的世谱85世；南公既是隆文的开基祖一世、也是世谱93世。这种经过实地调查，多方考证，溯源寻得共同祖源，实现联谱，从而排出统一辈份的思路和办法值得学习，但本例则应是，所引用的周文王以后世系属实才能成立。这种汇编方式的族谱，实际上是尚未追溯到，或未全部追溯到共同祖源的联谱方式，它含盖的支系数和人丁数都不宜太多，适合一般县级区域采用。当然，人口不太多的自治州或市，也可成立编修单位。从理论上说，如果各县级区域都有这种联谱，不仅所有周姓都入了谱，而且编辑省、市联谱也有了雄厚基础。慎重考证 保障联谱的史学价值通过溯源，找到两支世系上流的“祖源会合点”，达到真实意义上的“联谱”，但必须强调，在溯源过程中，一定要慎重考证，务求真实。旧的周氏家谱中颇多自称为周勃、周瑜、或周敦颐等名人之后，而且其间世系完整，如果就以之为根据，计为“祖源会合点”而实现“联谱”，则有待商确。因为，名人后之说，比较普遍，多为转抄而来，未经考证，其中常有不实者。比如，我的入粤始祖仁德公的祖源有两种说法，其中之一就是周敦颐之后，且周敦颐之后的说法又有三种，这些说法，各自存在一些疑点，经多方查证，至今尚未获得切实可信的结果，即据以“联谱”，显然不妥。在族谱的开宗明义中，缅怀周氏先祖的丰功伟绩，学术造诣，名言懿行等以提高族人的自豪自信、爱族爱国。学习上进的精神，当然完全正确，也很必要。但为硬要找到祖源，凭一些似是而非的线索，或主观意愿，就编凑成某某名人之后，则有失于编纂史料的根本原则，致真假莫辩，再经辗转传抄，影响面越来越大，也必然延及这次“联谱”工程。我想采用“排除法”校正此中弊端，也许可行。比如，有一份确切、完整的周敦颐之后接近十代裔孙的齿录资料作为蓝本，凡与之对不上口者，俱予排除。当然，蓝本本身的确切和完整很重要，数据都经过考证，所有名、字、号、溢，生卒年，世系，迁徒史等都尽可能齐全清楚。致于如何借助这种蓝本，使用“排除法”，则是族人自已的事。总之，“联谱”工作与周氏各家的族谱有关，但它并不能代替各家的族谱，而是通过 “联谱”，宣扬周氏文化，提高我族谱牒的史学价值，加强我族各谱间的联系，促进和睦团结。同时，编纂好“联谱”不是“编委会”单独就能完成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和参与。提供以上管见，亦基于此，仅供商讨。2010年清明仁德公二十二世裔孙光墉谨识于成都。（作者系川渝周氏联谊会名誉会长、四川邮电总局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