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愁》余光中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乡愁》是诗人余光中所作的一首现代诗。诗歌表达了对故乡恋恋不舍的一份情怀。诗歌中更体现了诗人余光中期待中华民族早日统一的美好愿望。

2、《乡愁》 席慕容

故乡的歌  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  响起

故乡的面貌  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望

仿佛雾里的  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3、《乡愁》 卞之琳 

在这座古城的静夜里， 

听到了在故乡听过的明笛， 

虽说是千山万水的相隔罢， 

却也有同样忧伤的歌唱。 

偶然间忆到了心头的， 

却并非久别的父和母， 

只是故园旁边的小池塘， 

萧风中，池塘两岸的芦与荻。

4《乡愁》敖红亮   

思念家乡的泪珠   

滴落在雨天的屋檐下   

碗里   

饭里   

咽进肚里   

让思乡者倾醉   

醉在梦里   

梦在乡里   

是一只芦苇笛   

鸣在乡思者的心窝里

扩展资料

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生于江苏南京，在秣陵路小学读书（原崔八巷小学）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8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2年毕业。 

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2012年4月担任澳门大学“住校作家”。 

一、创作背景

余光中的一生是在频繁的奔波和迁徙之中，多次与亲人的聚散离合。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写下《乡愁》这首诗。

二、作品赏析

全诗共四节。一方面，诗人以时间的变化组诗：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四个人生阶段。另一方面，诗人以空间上的阻隔作为这四个阶段共同的特征：小时候的母子分离——长大后的夫妻分离——后来的母子死别——现在的游子与大陆的分离。

诗人为这人生的四个阶段各自找到一个表达乡愁的对应物：小时候的邮票——长大后的船票——后来的坟墓——现在的海峡。由此，看到这首诗以时空的隔离与变化来层层推进诗情的抒发，构思极为巧妙。

诗人精练地提取了几个单纯的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四个意象是单纯、明朗、集中、强烈。它们又是丰富的，即不是堆砌而是含蓄有张力，能诱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

这四个意象把本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乡愁”物化、具体化，通过“托物寄情”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这些意象和“这”、“那”这两个简单的指示代词联接在一起，巧妙地将彼此隔离的人、物、时间和空间，将愁绪的两端紧密融合。

若有若无的距离和联系，给那些整日在相思、别离和相聚阊奔波的人们一种强烈的共鸣，给人们一种难以言表的哀愁和欢欣。诗歌以时间的次序为经，以两地的距离为纬，在平铺直舒中自有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引起人们无限的哀愁和无尽的相嗯。

参考资料：

苦水镇位于甘肃永登县城东南部，庄浪河下游，与西固区河口乡相邻，南距省城兰州57公里，北离永登县城50公里，平均海拔1793米，年均气温81℃，年降水量280毫米，无霜期185天。全镇7000多户，约32000多人，除极少数回族、藏族、满族外，其余均为汉族。

7月20日下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伟，以“明代长城的戍边者——盐池杨氏家族墓及其相关问题”为题，为大家介绍本次“丝路岁月——大时代下的小故事”特展中“边城孤卫”的故事。

1999年7月18日，宁夏盐池冯记圈这个干燥少雨的地方下起了一场大暴雨，两座明代砖室墓的墓口被冲开，引起许多村民围观。考古学者赶赴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其后的8天时间里共发掘了三座墓葬，墓主是守卫明长城的杨氏家族。

由于盐池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杨氏家族墓大批的织物与墓葬品保存良好，有助于后人了解墓主人的人生故事与当时的明代社会风尚。

盐池概述

1 地理背景

盐池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最东部，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东北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接壤，东南比邻陕西榆林市，南边和甘肃省庆阳地区相交界，四省相邻，地势南高北低，全县境内无高山大河，最大的河流为水量稀少的苦水河，往西北注入黄河，属于典型的内陆干旱地区。

唐代诗人李益在《盐洲过饮马泉》诗中写道：“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时盐池饮马泉”，明代时形容此处：“幅员数百里，又皆可沃壤可耕之地”，可见历史上的盐池曾经是块水草丰美的地方，但是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土地过分放牧与樵采，以及战事频繁，早已逐渐荒漠化，流沙遍布。境内野生动植物、矿产资源丰富，盛产毛皮、甘草与食盐，俗称盐池三宝。

大约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盐池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这里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过渡地带，因此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址。

在古代，食盐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来源，但是产盐的地区很少，盐池就既是食盐的主要产地，又与其他地区相邻，自古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2 盐池考古

秦统一六国后，盐池属于北地郡的辖地，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秦至北地郡领县19”，19县里面包括马岭、富平、朐衍，盐池就位于朐衍县，而朐衍县旧址，现在称为“张家场古城”，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800米，城墙以夯土砌筑，城内散布大量的绳纹板瓦，卷云纹瓦当、回纹空心砖、陶器残片和“大富贵，子宜孙，乐未央”铭文的方砖，还有一些铜璇玑、带钩、封泥、铜印章、货币等文物。张家场古城是宁夏境内保存比较好的汉代古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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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场古城出土器物

公元407年，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在银川建立夏国，称作“赫连夏”或是“大夏”，首都在陕西省靖边县（今统万城），盐池属于赫连夏的属地。

而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政权更迭频繁，地方势力割据以及丝绸之路贸易兴盛，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胡人涌入盐池，此地成为少数民族胡人和汉族的杂居之地，交汇了各方文化，考古学者也在此地发现了许多墓葬。

唐代在盐池设立“六胡州”，负责安置归降的突厥人和粟特人。在盐池县花马池镇硝池子村的“窨子梁唐墓”，共有六座石室墓葬，墓主人姓何，为昭武九姓之一。

从M3墓出土的墓志铭显示，墓主下葬于唐代公元700年，地点位于六胡州之一的鲁州，为明代长城沿线地区。 窨子梁唐墓是带有石柱的石室墓，最著名的文物是两扇“胡旋舞石刻墓门”，门高88厘米、宽425厘米，正面琢磨光滑，中间雕刻有一对男性胡旋舞舞伎，两人生得髭须卷发、深目高鼻、胸宽腰细，体魄健壮，头发上束着发带，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下着紧贴腿部的裙子，脚穿长筒皮靴。左侧男伎踩在一小块圆毯上，右腿后屈，左手正微微上举，右臂屈至头顶，右侧男伎，脚立于毯上，左腿前伸，双臂上屈，至头顶上方合拢，两人都是手持长巾，熟练回旋，飘逸潇洒。门板四周以剔地浅雕卷云纹装饰，形成舞伎腾跃于云气的画面，具有流动如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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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窨子梁唐墓胡旋舞墓门拓片

胡旋舞又名“团乱旋”、“团圆旋”，是出于中亚一带的舞蹈，由西域传入中原以后，颇受上层阶级喜爱，白居易与元稹都曾有诗作，描述胡旋女体态轻盈、旋转之快的舞姿，在很多文物里也会看到胡旋舞的形象，例如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胡旋舞石碑、甘肃山丹县文物馆的胡旋舞铜俑、太原唐墓出土的胡旋舞长沙窑。 窨子梁唐墓出土的两扇墓门，是我国首次在唐代墓葬中发现有胡旋舞形象的墓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

五代和北宋时期，政府开始在盐池设置盐州。北宋咸平五年，盐池被西夏占据，为西夏带来了大量的青白盐贸易收入。明代，盐池成为朝廷和北归蒙元势力对峙的北部边塞重地。明政府为了阻止鞑靼入塞，从洪武年间开始在黄河东岸修筑长城，并调兵戍守。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在盐池设花马池营；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又置花马池守御千户所；正德元年，改千户所为宁夏后卫，全境分属花马池、兴武营、林州三个守御千户所管辖。

现在的盐池，是品尝滩羊手抓肉的好地方，还保留了早期草原民族的特色。

盐池冯记圈明墓概述

1 墓葬形制

“冯记圈明墓”是宁夏正式发掘的少数明代墓葬之一，它的墓葬形制完备，出土器物精美，堪属宁夏之首。冯记圈明墓一共发掘了三座墓葬，墓葬的地面建筑均已不存，地下的总体形制保存完好。其中M1、M2的墓道上方局部已被破坏，M3保存完好。三座墓葬都是带有单室券顶斜坡式墓道的长方形砖砌墓室，方向坐南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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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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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平剖面图

明代经济交通发达，各地商品与文化往来传承，全国文化面貌的趋同性加强。 从我们已发表的资料来看，明代的墓葬形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王侯宗室”为代表的多室墓墓葬，墓葬的建筑平面布局，大多仿造地面上的王府宫殿建筑形式，此类墓葬大多出现在山东、四川、江西、河南、湖北、安徽等地。

另一类是“一般官僚与平民”的简单长方形砖石墓，这种墓葬长期流行于南方，尤其常见于藩王、品官、宫城太监的墓葬，冯记圈明墓就属于此类。

明代墓葬十分注重墓室的密封和牢固性，建造时会特别注重墓室的防腐和防水。

冯记圈明墓也反映了这个特征，墓室采用平砖错缝平铺，逐层垒砌而成，拱券多使用坚固厚实的两层重顶，让盗墓者难以从上面打开，而且缝隙之间，用三合土沟缝，表面抹平处理，牢固又防水。

2 随葬品及其特色

冯记圈M3夫妇合葬墓保存完整，棺墓等随葬品均放在原位。

墓室内，封门处并列两张朱红色的木桌，从木桌的腐朽程度与棺椁外型的特征来看，木桌应该是随棺椁一同下葬，男棺前的木桌较为高大，桌上摆放一个实木架，再用白色的帐幔遮盖（帐幔出土后已毁坏），架上摆放灶台、铜、扁担等锡器，还有少量的筷子与木器，男棺前木桌的锡器数量较女棺前多。

棺椁摆放位置为头内脚外，男棺位在西边，女棺位在东边，男棺椁较为高宽，椁外还有六个翣牌，具有镇墓辟邪的作用，棺椁后方的壁龛上并列九件器物，包含罐、碟、碗等，其中两件瓷罐分别盛有风干的食物和水状液体，壁龛上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使用器，与木桌上摆放的锡制模型冥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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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翣牌

整个墓室布局紧凑有序，层次清楚，主次分明，能突出棺椁的中心位置。

除了木桌上的锡器可能属于个人使用之外，其余都是夫妻共享。

从棺椁的大小和随葬冥器的数量看来，冯记圈明墓带有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

冯记圈明墓的三座墓葬都是合葬墓，其中M1、M2发现了三具人骨，从颅骨特征分析，可能是一夫二妻的三人合葬，M3是夫妻一男一女合葬。

夫妻合葬的风俗，从西汉开始就有，明代深受传统思想影响，合葬之风盛行，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是夫妇合葬。

冯记圈三座墓的随葬品包含织物、锡器、木器、铜器和瓷器等，种类虽然不多，但数量可观。衣冠服饰也反映了墓主的身份等级，例如M3男主人身上出土了一个铜带扣，是当时引领风尚的款式，其他随葬品则看不出明确的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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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铜带扣

3 锡器

冯记圈明墓出土的锡器有三个特点，第一，日用器皿体积较小，制作也略显粗糙；第二，随葬锡器摆放随意，无统一的组合形式；第三，随葬品会集中摆放在灵座内。

锡器在商周时期已开始使用，但由于材质脆软，大多作为合金，很少将锡器用于随葬品，明代以前的墓葬中，仅宋元墓中偶有出土特例。

元明时期，锡焊技术已发展成熟，锡制品开始流行，冯记圈明墓出土了80多件锡器，从选料、剪裁、成型、焊接都已发展完备，除了能焊接薄片的锡料，还有少量器物采用了磨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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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三足鼎

4 织物

锡器和织物是冯记圈明墓最具特色的墓葬品。3座墓葬中，仅M3的衣冠服饰保持原状，因为墓室密封性佳，加上当地环境干燥，出土的织物除了退色、掉色或相互熏染以外，整体保存良好，是研究明代纺织的良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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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出土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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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出土四云纹缎地刺绣獬豸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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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子细节

5 瓷器

元代与明代最著名的瓷器是青花瓷，因此冯记圈明墓的墓葬品也有许多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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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青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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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黑釉瓷器

杨氏家族，明代长城的戍边者

我们从M2杨钊的墓志铭可以看出四个重点，第一是杨氏家族在明朝的发展脉络，第二是明代的官制世袭制度，第三是婚配制度，第四是丧葬习俗。

1 盐池作为宁夏后卫之地的重要作用

明朝建国以后，蒙元的残余势力退居长城以北，但实力仍然十分强大，不时威胁中原，到了明代中期，政府腐败，国力渐衰，蒙古鞑靼瓦剌部相继兴起，各种侵扰更加频繁，给明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明政府耗费几十年构筑长城，范围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绵延万里，是九边重镇的防线。

盐池当时为北部边塞重镇，明朝为阻止鞑靼入塞，于盐池大修边疆和城堡，并调兵戍守。正统八年，在宁夏设置花马池营，并成立宁夏后卫，与宁夏前卫、中卫、左卫、右卫一同形成完整的防卫系统，盐池境内现在的安定堡遗址，就是当时用作边防使用。

唐代称盐池为六胡州、鲁州，学者分析地点应该位于明代的兴武营附近，或者就是兴武营。

目前秦长城和隋长城都已破坏严重，尤其隋长城已很罕见。因此，我们一般讲的长城就是指明长城。近年国家文物局进行有关长城的调查，宁夏属于长城遗迹较为集中的省份，不同时期的长城都聚集在此，足见宁夏与固原在历朝都是抵御北方势力的重要边塞。

2 杨钊墓志铭所反映的族源及身份

冯记圈M2封门外侧出土了一盒长方形墓志，墓志带有志盖，上方有无界格纹饰，并刻有“明封昭毅将军红山杨公合葬墓志铭”共4行15字。墓志内容以楷书篆刻，共764字，除了下端局部模糊，其余文字皆保存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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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杨钊墓志盖

（1）杨氏家族在明朝的发展脉络

根据墓志铭显示，墓主名为“杨钊”，祖上本无姓，仅记录祖辈名字，所以没有家谱可追溯。姓名是汉族千百年来绵延传承的传统，杨钊祖辈不记姓氏，应为少数民族。

杨钊的家族谱系图，共记载了五辈人，第一代是他的高祖叫“枢歹”，曾祖父叫“麻忽儿克”，杨钊是第五代。

有学者认为“枢歹”、“麻忽儿克”，与史料中的蒙古人姓名相近，但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他们就是蒙古人，只能证明他们是居于西域蒙古人生活圈的少数民族。

明朝洪武年间，政府对北蒙古官民采取了劝谕归降的招抚政策，只要能审时天命，携币来降者，朝廷均待以抒忧，安置到边境卫所，或授官赏赐。

高祖枢歹自幼才能出众，在明太祖朱元璋抗蒙元战争时，见元朝大势已去，枢歹就归附了朱元璋，随朱元璋征战，屡有战功，任皇家禁卫军“金吾右卫指挥”，担任巡警京城各门的任务，官至三品，因此墓志里称赞他“知天命顺逆”。

当时明成祖朱棣为了刻意抹去建文帝的年号，沿用洪武年号，因此洪武三十五年实际上是建文四年，枢歹任金吾右卫指挥时，守卫的是北京城，而非南京城。

（2）明朝的世袭制度

明代有执官世袭的制度，明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杨钊的曾祖父麻忽儿克，世袭了金吾右卫指挥一职，一路追随朱棣，忠贞可嘉，因此被赐姓“杨”，获得了汉族的姓氏。

杨钊的祖父叫杨洪，父亲叫杨英，杨英历经了成化、弘治、正德三个朝代，他与祖辈们一样骁勇善战，多次立下赫赫战功。

当时蒙古的鞑靼、瓦剌不时南下侵扰，战事吃紧。因此弘治四年，杨英被派驻边防前线，任“宁夏前卫指挥”，在最艰苦的地方发挥作用。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杨英任“宁夏后卫指挥”，守备宁夏北部防线。后来，朝廷调任陕西的军队抵抗蒙古，杨英升任“指挥佥事”，指挥陕西来的兵员，他的子孙从此以后也入籍了宁夏后卫。

墓志上记载，墓主人杨钊三岁时随父母来到宁夏，秉承祖辈骁勇，又受到北部边防环境的感染，生性耿直，识见雄伟，文韬武略，长大后承袭父辈金吾右卫职，管理军队纪律严明，掌理卫事众心悦服。

嘉靖十三年八月，盘踞河套的鞑靼11万骑兵大举入侵花马池（盐池），在定边营遭到伏击后，前往固原，但陕西的将领未能有效抵抗，因此鞑靼骑兵在安定堡烧杀抢掠。

当时年轻的杨钊发策奇招，协助宁夏总兵王孝取得了安定之捷，因抗敌有功，得到了册封，升为指挥使后晋升为领班指挥、正三品昭毅将军，杨钊墓志上的头衔就是昭毅将军。 杨钊老年辞官后隐退，墓志上记载他：“约一二知己，乘车载宗祖，纵情山水，不问政事，乐享晚年”。说明他不过问政事，也少与人往来，安享老年生活。

（3）婚配与丧葬习俗

蒙古人曾经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噩梦，即便是在元朝灭亡以后，蒙古人依然控制着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给明朝带来巨大的威胁，能够归顺又能效力明王朝的蒙元人自然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杨氏家族是滞留在中原的蒙元人缩影，这类蒙元人士历经数代与汉人通婚，加速了民族融合。

杨钊共有妻妾五人。第一任妻子为指挥李振之女，早卒。接续为陈氏、郑氏、任氏、王氏。他们的婚姻具有传统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包含他的儿子、子嗣都是。妻妾也分等级，夫妻合葬墓里，妾不可合葬，妾也不可顶替妻子的地位。我们可以透过冯记圈明墓的墓葬形式、墓志铭与随葬器物，看出明代社会的传统风貌。

结语

冯记圈明墓出土的织物和锡器，使我们对当时的纺织和金属冶铸业有了更多的认识，墓志铭记载了明代边防与官制世袭、婚配制度等，也都是研究明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

水墨丹霞连绵地质奇观，也有快要断流的庄浪河河道冬景。红柳、芦苇荡、稀疏的马尾草滩，惨白的阳光下，凄凉、寂寞、惊艳、苍茫的景色应接不暇，苦水镇位于兰州市永登县东南部十公里处。

它东临永登县树屏乡，南靠西固区河口乡，西邻红古区，北接永登县红城镇，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为大陆性干旱季风气侯，冬季干燥寒冷而漫长，夏天短暂，夜凉昼热，全年降水不足300亳米。苦水镇盛产可食玫瑰，产量居中国之首，提炼的玫瑰精油有“液体黄金”之称，被誉为“玫瑰之乡”。

雷是春天之声，惊蛰节气，春雷一响，万物复苏，万千生命开始萌发，西北黄土山区严寒而又漫长的冬天就要过去了，但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旷野间还是一片枯黄和凄凉。

沿徒七彩的丹霞山体，形态各异，象走马灯一样变幻着样式和风格。风刺透着荒野的凋零，天高鸦鸣，中午太阳暖暖的抚在脸上，汗珠也从额头冒了出来，行走在山脊上，风轻轻的挠着脸，没感觉到一点凉意，放眼远眺，满眼尽是景色。凄凉、粗旷也好，惊艳、惊险也罢，总有一处能打动你心灵的深处。

山是连绵的，每一条路的尽头，抬头尽是西北的山，每座山上都是西北的荒凉，黄土、稀疏的枯草，一阵风起，就是一道沙幕，太阳也为它暗淡失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古道西风瘦马，一历历一目目仿佛就在眼前。

苦水镇于2000年撤乡建镇，辖12个村，102个农业社，7700多户，总人口达32万人，其中从业人数16万人；共有19个党支部，864名党员，其中女党员95名，农村党员753名。全镇总面积为454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35071亩，其中水浇地22807亩。种植的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洋芋、黄豆、糜谷等。经济作物有蔬菜、油籽、水果、花卉、苗木等。特产玫瑰种植面积大，品种多，产量居中国之首，被誉为“玫瑰之乡”。玫瑰、果品、育苗、无公害蔬菜等四大农业支柱产业已形成规模。有中小型企业44家，主要从事化工、建材、磷肥、玫瑰加工等。有学校16所，其中完全中学1所，独立初中1所，小学14所，在校教职工296名，学生5800多人，教育质量连年位居全县前列。发展特色农家乐12家，从业人员达200余人；猪驮山旅游胜地、“万亩玫瑰山谷”自然景观吸引着省内外众多游客前来礼佛赏花。

苦水镇是永登县的文化之乡，拥有丰富的民间文化遗产，民间艺术和民俗风情源远流长，世代传承，丰富多彩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主要文化活动有春节期间的社火和文艺汇演、二月二龙抬头社火、三月三文化庙会、四月八猪驮山文化庙会、五月五端阳节文化庙会、七月十五嘛呢寺庙会、九月九重阳节老年活动，“三·八”节文艺汇演、“五一”、“国庆”两节期间的秦腔演唱、文艺比赛、体育竞赛、书画大赛等等，可谓内容纷呈现，百花竞放。但最具地域特色的民俗艺术当属二月二龙抬头社火、猪驮山文化庙会、苦水高高跷、木偶戏、铁芯子、太平鼓艺术表演、秦腔演唱、民间小曲下二调演唱等。

小马儿考上了广州的重点高中，我到广州的机会多了起来。

他的学校就在杨箕村旁边。说是村，但这里高楼林立，与花城广场、天河CBD连成一片。小蛮腰，东、西塔等广州地标远远就能望见。说它还是村，这里坐落姚、李、梁、秦氏大宗祠和玉虚宫，三座出入口石牌坊。李氏大宗祠坐西向东，规模最大。祠堂前立八块功名碑，其中一块刻有“元大德六年壬寅科进士”“李天泽立”等字样。夜幕如海，楼体的LED灯渐次亮起，如透明的闪烁的长着长长触须的水母缓缓降下。杨箕村，这个广州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之心，竟与百里之外的从化的一个宁静小村有渊源！

这个小村叫麻村，距城北7公里。村北2公里高山耸立，由东到西老鸦山、乌石冚、狮形、大窝、磨盘、蛇形一字排开，如双掌合拢拱卫村北。村东有防洪堤，堤外有流溪河，河对岸有云台山；村西有田畴，纵贯八乡水利灌渠。两水之间为麻村平原，一条街麻公路从中间穿过。麻村临河，苦水患久矣。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民国三十七年（1948）大水毁祠舍无数。解放前，村民自发在村东担土筑石建土壆，又种上荔枝树。村民约定担泥可入股、荔枝有分红，谓“镇康约”。解放后，军民多次合力修筑麻村堤。直到2006年，政府大规模建设公路堤，才让麻村永绝水患。麻村东望云星，南邻塘下；西接光联，北连乌石。面积12平方公里，人口6千皆姓李。麻村由三个行政村组成，由北向南依次为麻三、麻二、麻一村。三个村的古村落保存完好，居民楼环村分布，7个风水塘如长链形成东西向自然分隔带。

麻村东北角去年新建了一座“麻村”石牌坊，镌刻了一副对联：系出陇西九里乡风尊祖训，宗开从化万家事业谱华章。对联中的“九里乡”是麻村古时的别称，九里分别是分布在如今麻一村的新池里；麻二村的华翰里、楼镇里、余庆里；麻三村的莲塘里、常兴里、竹院里、新田里、盘陆里。麻村最早因马而名。村子的左前方有两座小山如骏马相向跑来，寓意“双马归栏”，因此称作“马村”。后“马”和“蔴”同音，改称蔴村。再后来“蔴”简为“麻”，称作麻村。

金秋十月，又到了丰收的季节。麻村“村胆”李振民领着我走进麻村。民叔锥子脸、招风耳，身材精瘦。虽年近七十，但感觉小十岁。民叔说：我8岁就在村里做生意。我觉得很好奇；他接着说：我熟悉村里每寸土地。我开始对他“村胆”的地位深信不疑。我们穿过麻三村常兴里门楼，首先见到孟翔李公祠。祠堂前村民摊晒湿谷，空气弥漫着热气蒸腾的稻香。孟翔李公祠素瓦顶凹斗门，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紧挨的是立昌李公祠，门承两根四面石柱，麻石大门。石门匾的大字已被凿去，隐约覆盖“公共食堂”四个斗大的红漆宋体大字。门匾题头刻“光绪丁酉仲春”，落款刻“前任从化城守三水刘腾祥书”。一百多年前这位外地籍将官大笔一挥，不曾想祠堂名没了，自己的名字却保留下来。

离开麻三抄近道到麻二，要经过一片荒地。趟过半人高的赭红色枯草，让人感到萧杀。眼前忽见一株挺拔的大树，树冠翠绿，树围有两三人合抱，像一支巨大的绿色雪批。走近一看，树干炭迹斑斑，早已枯死。原来这是一棵命运多舛的秋枫树：20多年前被雷劈断一半树干，几年前小孩在树洞玩火又烧了一次，来了两台消防车救火。秋枫没有倒下，是因为树顶长了一棵飞来榕，树根已沿树干长到地上，两树合二为一形同一树。榕树是植物界的“八爪鱼”，一旦被它缠上，原树难有自我。榕树借秋枫活成了它想要的高大的样子，枯死的秋枫却又借榕树屹立不倒仿佛又“活”过一回。民叔说，当年秋枫树顶常有白鹤筑巢盘旋。这不正是徽宗笔下的意境吗？

离开秋枫树南行，我们来到麻二的新巷古村落。村尾有大榕树，村头有广卿李公祠，俗称“余庆堂”，这里为余庆里。祠堂本也平常，但在东西墙角各镶嵌一柱“泰山石敢当”挡煞石就显得不平常了；在拐角处设置挡煞石本也平常，但这石首刻上虎脸图案就又显得不平常了。西墙角虎脸圆眼圆脸，东墙角虎脸杏眼锥脸。虽瞪眼呲嘴露出獠牙，但感觉像笑脸喜感十足，让人觉得这挡煞的威力打了折。

离开挡煞石继续南行，我们来到麻二的大房以及相连的麻一新池里古村落。大房坐落必取李公祠和必遂李公祠两座清代老祠堂。必遂李公祠坐北向南，三间三进。大门墙上壁画还是咸丰年原作。有《三友图》《四相图》《群仙醉酒》，还画有凤凰、喜鹊、牡丹之类；还题有诗作：大夫君子共同林，翠影交加压地阴，或：山色经年杰陵青，江流画日听无声。进门有一扇“福”字木屏风，再进有一座三拱门青砖牌坊。祠堂二进上世纪五十年代倒塌毁坏，去年麻二村用钢筋水泥重建，覆盖绿色琉璃瓦，刷上雪白的灰，与一、三进连接，感觉像古人穿上了西装，光鲜亮丽。

民叔领着我走过一座座古建筑。麻村古村落就像一块宁静的璞玉，任凭外界如何的纷扰，它仍保持一百多年前的样子；它又像一张层层罩染的油画，新痕覆盖旧痕，旧痕却又隐现。不同年代都在麻村身上“咬上一口”，留下印痕；它更像一本厚厚的族谱，翻动之间，古今人物纷纷跳了出来

    要寻找麻村的源头，先要从麻村渡说起。因为先有麻村渡，后有九里乡。而800年前一位官家子弟的登岸，掀开了麻村繁衍的厚重帷幕。

寻找麻村渡，领着我的是麻村“老村胆”李桂祥。祥伯狮鼻圆脸，膀阔腰圆。虽年近八十，却有小十岁的体格。他热心村史，曾是麻村老支书。祥伯手上有麻村唯一一本“抢救”过来的老族谱复印件。牛皮纸封面，书“李氏族谱”“万世长存”斗大墨字，有砖头厚。它的母本是族人攀叔手上的清同治年手抄本《李氏族谱》。麻村从明朝到清朝历经八次修谱，几经迭代丢失，到攀叔手上的是麻村最后一本老族谱。上世纪九十年代，老族谱已破烂不堪。祥伯费尽唇舌才从攀叔手中借出复印。最后老族谱也难逃消亡宿命，被后来神志不清的攀叔撕成碎片。2018年，同宗人、原环城中学老校长李榕煊在老族谱的基础上，修编印刷麻村新族谱，让麻村历史永无丢失之虞。

麻村渡在麻村东南边土名“鹅泰厂”的流溪河西岸。从化古县志记载，麻村渡是从化11个官渡之一。官渡，又叫直渡，“扬帆而至省城也”。过去流溪河河阔水深，人员货物可从水路直达广州。麻村渡当年舟楫往来繁盛一时。上游良口的竹木柴炭经此中转，麻村当地的米粮农产也由此始发。解放前，麻村“齐眉米”享誉省城。米贩高佬堂专事收谷，然后雇请木船运落省城。上世纪五十年代，蛇形挖出萤石矿，也是由水路运到广州钢铁厂作炼钢抛杂之用。为求行船平安，清道光十一年（1831），麻村渡旁建观音庙，后来演变成村民祈福许愿的场所。逢大年初一、端午节、观音诞，香火络绎不绝。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观音庙旁建麻村社学。正门有邑人、执信中学老教师李竹侯撰写的对联：社会启文明团联一脉，学堂宏教育陶铸群材。民国年间麻村子弟都在此启蒙。由于铺砌水泥路地台抬高，“团联”“陶铸”以下皆不见影。

麻村渡的繁盛促进商贸，催生了麻村墟。从化古县志记载，麻村墟是从化13个墟之一。“以一六为期，麻村一村人赴之。”麻村墟在观音庙旁，解放前后达到繁盛的顶峰。每逢墟日，不光麻村一村人赴之，光联、陂下、街口、云星等周边村民也前来趁墟。墟上只有一条小街，有小贩用小箩挑着农产品席地摆卖，也有饮食档就地打灶支锅炒粉卖。街道两旁有药材铺、打铁铺、猪肉铺、杂货铺、供销社。还有一间两层的福津茶楼，二层是木阁楼，为小贩墟客提供茶点饭食。“打枪锋”经营打铁铺。炉膛火红，叮当作响，打制锄铲镰耙各式农具。他手艺好，居然能造出枪，还能娄出火。熙熙攘攘的地摊中夹杂着一个不显眼的书摊，摆放二三十本四大名著之类的小人书，常有小孩围观阅读。摆摊的也是一个小孩，摊主是8岁的李振民。他一分钱从图书馆借出，2分钱租出阅读。有小孩常常“刘备借荆州”，李振民交不了差，后来也常常做了“刘备”。当年摆摊的熊孩子，长大后与农机打了一辈子交道。七十年代，李振民进入公社农械厂当技术员，专修手扶拖拉机。当年耙田运输手拖能代替大部分人力，机子坏了农民伤不起，还急。哪家的手拖坏了，老李就跨上自行车上门修理。后来脱产学习农机改装，研制半机械化插秧机、切苗机、打浆机，解决农民“三弯腰”问题；八十年代，老李自办工厂改装自卸手扶拖拉机，一台能赚1200块；九十年代，老李转型做农村建筑包工头。上世纪七十年代，麻村墟迁到麻村社学旁的街麻公路两旁，墟期改为三八，称“三八墟”。

如今，麻村渡已成为流溪河防洪堤的一部分。麻村墟也早已人去楼空一片颓垣败瓦。当年留下麻村始祖足迹的小石级，也埋在了水泥路面下。

南宋末年，麻村始祖李兑（1185——1258）始临麻村。兑公家世显赫，他的曾祖父不是别人，正是省城“一把手”、南宋绍兴年间的知广州府李安政；他的祖父，是安政公长子、官至朝奉大夫的李明；他的父亲，是明公的次子、授㧙教擢知制诰的李萼。兑公字子阳，号为泽，居广州。兑公将母亲陈氏归葬后，乘船从广州逆流而上来到麻村渡。登岸后发觉此地土地平坦水源充足，就不想回广州了。老族谱记载：“（兑公）见世播弃迁流，遂不回广州，构居麻村。”兑公在麻村的生活，“闲则数青山而荷鸠杖葵笠，乐则对琴樽而挹清风明月。”俨然一派乐土隐士的形象。兑公生必成、必取、必泰；其弟益公生必先、必大、必遂。后人称“麻村六大必”。其中必泰公生天举；天举生若济、若金；若金生仁发、仁遂、仁广、仁卿、仁寿，后人称“麻村五大仁”。麻村成为从化李姓的“总发源地”。“六大必”后人除了主要在麻村，还分支到城内、门口江、大夫田、荷村、象新、水西、官庄、石南、云星、木棉、磻溪等从化各地；远则至广州、深圳、惠州、清远等省内各地。其中杨箕村的李氏，就是必大后人。

要寻找兑公“构居麻村”的痕迹，先要从“门楼筒”说起。“走，我带你去看看必泰公的出生地。”祥伯说。必泰公生于南宋嘉定十年（1217），如此说来，麻村最早的村落痕迹可追溯到南宋末年。

“门楼筒”坐落在麻一新池里古村落。整个新池里坐北向南，青砖素瓦，为九纵十一横梳式布局。民居大的一座五间，小的一座三间。房间分大小，大的叫房，小的叫廊。住房分等级，有句顺口溜“大仔住房，细仔住廊。”古村落前有不规则长方形风水塘，池塘筑起一米高围墙。墙沿砌筑人字形麻石，墙身有射击孔，是为首道防线；首列民居为南墙，无窗。巷门一旦关闭，就如同一列城墙，构成二重防线。古代盗贼横行，倒逼出先民高超的生存智慧。

70年前的1949年10月12日夜，新池里河对岸远处的云台山枪声大作，子弹吐着火舌划破夜空。突然，一发子弹打在池塘中，发出沉闷的响声，把躲在池塘围墙后看热闹的几个年轻人吓得四散逃跑。李泳坚那年18岁，他见证的是解放广州的最后一役。当晚9时，从良口方向过来的解放军第44军132师395团在云台山与国民党军两个营正面遭遇。国民党军占领云台山主峰向解放军佛仔坳阵地攻击，并用机枪封锁山下公路。双方激战至黎明，国民党军败退下山。次日早上，李泳坚见到了20多名取道麻村溃退的国民党士兵。云台山战役解放军牺牲50人，歼敌519人。南下大军13日解放从化，14日解放广州。李泳坚16岁高小毕业，母亲早亡。解放那年，父亲重病无钱医治也亡，他与15岁的弟弟成了孤儿。幸好那年李泳坚娶上媳妇，老婆16岁。两公婆耕田维持生计，还要供弟弟读书。五十年代，政府搞广播网，李泳坚成了电话外线工。后来进入邮电局工作直至退休。

新池里东端坐落仁卿李公祠。祠堂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坐北向南，三间两进。龙船脊硬山顶，门承两根四面石柱。石门匾上镌刻“仁卿李公祠”五个端庄的黑色楷体大字，为安政公二十四世孙李仲良书。仁卿公是元朝人，字淑德，号九四。老族谱记载，他自幼聪颖，长相不凡。仁卿公人如其名仁且淑。村民谁有困难，“推所有以济之”，大家都心悦诚服。仁卿公为人仁孝，皆因母亲欧阳万二教导有方。在李氏祠堂的神楼内，供奉着一块“欧阳千六公”神主牌。这位欧阳千六公，正是欧阳万二的父亲、李仁卿的外公。李姓人的祠堂居然供奉着一位外姓人？原来有个“外公田”的故事。千六公是凤院人，手握大把田地，却苦于膝下无儿，只有两个出嫁女。有一日，千六公揣上田契到大女家串门，将田契赠与外孙。午饭时，外孙高喊：“阿公，吃饭了！”千六公闻声欲起，不料外孙却说：“我不是叫你，我是叫自己阿公！”千六公心生难过，欲取回田契，于是诈称肚痛，需要用田契捂住肚子方能止痛。大女不知是计悉数给回。千六公取回田契直奔二女家，离远就听到外孙仁卿高喊：“阿公来了，杀鸡啦！”原来仁卿想吃鸡，母亲就教导他，鸡要留着孝敬外公。千六公满心欢喜，认为仁卿日后必有出色，于是将田契悉数赠予麻村外孙。解放前，麻村“外公田”远在朱山下，朱氏把李氏奉作上宾。

古代麻村仁孝不止仁卿一家。后生对老人仁孝，村中老人多长寿。古代生活条件低下，七十古来稀，何况百岁。从化古县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整个县城只有一个93岁的老人禤仲恩。长寿者难得，可领官府的赏米赏银赏绵。当年春天，县令郭遇熙在麻村遇到安政公18世孙、从明朝万历年活到清朝康熙年的百岁老人李心存。他在侄儿李日奇的搀扶下前来见郭。郭问：为何不去领赏？李曰：我只是一介山野村夫，年轻时只会耕田打井，年老时只会砍柴割草，怕辱没圣恩啊！郭感叹道：你真是个有德行的人！郭遇熙回去后想赐匾旌表，不料牌匾做好了老人却去世了。

古代麻村还出了不少以仁孝著称的官员。元大德六年（1302），必遂公的独子李天泽考取进士，成为从化科举史上唯一一位元朝进士。李天泽先后任新州总管府通判、潞州刺史。古志记载李天泽“性至孝”。在新州为官6年，盗贼闻其名不敢入新州界滋事。明正德八年（1513），必成公后人李日芳中举，授南平教谕。李日芳是个大孝子，倾出薪俸令二弟侍奉双亲。南平的罗豫章祠遭人遗忘，他捐钱为其树碑。任长汀县令期间，为文丞相勤王之地督建祠堂以资纪念。清道光十七年（1837），邑人李仲良拔贡，任主事员外郎。他善长楷书，曾以蝇头小楷把《大学》抄于白扇上，无一字错漏。后母丧父殁，李仲良两度回家奔丧，痛不欲生。清咸丰年间，李仲良捐俸银一万两作军饷，为从化增加两名文武生永远学额。李仲良先后在蘷州、镇江为官。在镇江府卸任时，民众十里夹道相送，赠“民望重来”牌匾。

离开仁卿李公祠，我一脚高一脚低踩着光亮鉴人的青砖路往西行。偶见有老人或坐在巷门口酣睡，或坐在水井旁发呆。老人老村在时光中封存，慢慢老去。村落正中有一间有门有窗的青砖瓦房，叫“众人屋”，又叫“丁寮”，意思是大家都有份。解放前，麻村成立猪屎会，收入归众人屋。以前猪只放养，到处拉屎拉尿。猪归各家各户，但猪屎却归众人。猪屎是培田好料，但谁来捡却由不得谁，要开会竞投；投得名额也不一定能捡到，还要拼手快，像双11。于是村中常出现“守猪待粪”奇景。捡粪人一手挎篸，一手持夹，眼睛直盯猪屁股，仿佛里面拉出的不是猪粪，而是金蛋。逢年过节，众人屋用猪屎会收入请来戏班做大戏。在众人屋前搭起高台，一直延到鱼塘中。廖少坤、扁洪领衔的戏班卖力演出，出场首演《六国大封相》，从年十六演到年二十，演足五日五夜。麻村的南狮和洪拳也来助兴。麻村南狮有南武堂、镇武堂两个堂号。村民一直有练习洪拳的传统，尤以南武堂最为出名。解放前教头李杰良、李英泰等收徒者众，练拳舞狮，盛极一时。

离开众人屋我走到村落最西端，在一个拱形门楼前停下脚步。门楼前种有黄皮芭蕉，还有一个小菜园。门楼前有井，已封埋。祥伯说，以前井口有锁链，是为锁住井中的龙。门楼口仅一人高，墙砖半米厚。穿过门楼，是几座青砖危房，杂草已湮没巷道。祥伯说，这就是必泰公的出生地“门楼筒”，又叫“西园”、“内围”，以前有村墙将整个围子围起。在我眼中，门楼筒低矮又毫不起眼，但却仿佛是一个“秘洞”，藏着麻村800年的秘密。

必泰公的出生地在西南角的麻一新池里，纪念他的祠堂却远在东北角的麻三莲塘里，跨越了整个麻村。必泰李公祠是整个麻村规模最宏大的古建筑，始建于明代，重修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它的命运一直与教育紧紧相连，抗战期间做过从化中学临时校舍，五十年代改建为麻村小学，八十年代改建为麻村幼儿园。祠堂坐北向南，五间三进。锅耳墙龙船脊，门承四根八面石柱。正门两扇大木门刷上蓝漆，门匾位置写有“麻村幼儿园”五字。穿斗梁下的承子雕刻华美：有竹下麒麟对哮，林中双鹿回头，海里蛟龙翻波，牡丹白鹤呈祥。一、二进天井之间原有一座四柱三孔青砖牌坊，现址为幼儿园活动场所。走进二进，是八柱十七架的抬梁式宏伟大殿。鼓形红砂岩柱础，一人合抱大柱，均被刷上蓝漆没了本来面目。第三进在1968年扩建麻村小学时拆毁，祠堂木料卖给广州造船厂，原址为学校操场的一部分。操场上有一棵三百年朴树，树顶有一棵寄生榕。想必祠堂的后院也曾是绿树成荫、鸟雀和鸣的胜景。但此情此景已不复再，校舍环绕的是孤独的老树。

黄昏时分，我的麻村之旅也行将结束。夕阳西下，雾霭升起，必泰李公祠若隐若现。我忽然觉得它像端坐高处俯视麻村的必泰公。默默注视，一眼千年。

                            20191119

莆田李氏摘自莆田李氏族谱序：

国不可无史，域不可无志，家不可无谱。史可知古今，志可明衍变，谱可辩枝系。是故，凡修家谱，旨在传家风，继良训，昭亲睦，别长幼。盖树高千尺不失根，水之绵绵不绝源。

[吾李氏大姓，数居全国之最，占总人口79%，逾亿人，源远流长，繁荣昌盛，不可言表。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以李姓人多名望而做诗曰：“我李百万叶，柯条遍中州”。可见唐代时期，李姓分布之广。时至今日，李姓更是遍布华夏每一寸土地，乃至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能人辈出，俊杰迭起，灿若群星。]

吾李氏家族源于甘肃陇西，自唐朝年间入闽。初步认定全闽李氏的公共始祖是唐江王李元祥（公元627年始）。江王李元祥的第 15 代裔孙李圣于五代后汉乾佑戊申岁 (公元948年) 由南安县迁徙仙游县永福里汾阳（今莆田市仙游县凤山乡前县村，因兴修水利于本世纪初再迁居至仙游县鲤南镇苦水一带）, 成为 " 仙游李氏 " 始祖。吾李氏家族，吃苦耐劳，克勤克俭，人丁兴旺，家族和睦，安居乐业。李氏后裔子子孙孙，忠良贤孝，不忘始祖之恩德，年年修坟祭祖，不绝莹前香火，以告慰祖宗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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