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有的。而且不少。出生在清朝末年的，98岁以上的应该都算是

　　北京找到最长寿老人 110岁以上的有3人

　　北京目前有247位百岁老人，其中110岁以上的有3人。和谐的家庭环境以及晚辈的周到照料，是使百岁老人长寿的重要因素。北京市老龄委最近的调查公布了上述结果。

　　专题调查显示，在本市的247位百岁老人中，女性约占80％。从居住地分布看，百岁老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区，其中生活在城八区的百岁老人为209人，占全市百岁老人总数的84．6％。全市110岁以上的老人共有3位，分别是朝阳区的张李氏和宋香玉，海淀区的张巧英，都生于1893年。目前，这3位110岁老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太好，她们的饮食起居由子女悉心照料。每年重阳节，有关部门都为百岁老人送去1000元慰问金。

　　调查发现，这些老人的健康水平与他们是否有亲属以及居住处所有关系。目前，247位百岁老人的平均健康程度介于“好”和“一般”之间。多数百岁老人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几乎所有的老人都爱干净，讲究个人卫生。同时，百岁老人的日常饮食基本都有节制，不挑食。在性格方面，老人们普遍性格开朗，喜说爱笑，其中七成以上的老人性格温顺，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中国陕西网讯：110岁的她有一颗永远不泯的童心，在家人眼中她是“爱美的小姑娘”，孙子们还给她送了不少红指甲油……

　　9月13日，家住西安新城区西一路的老寿星翟秀英迎来了110岁寿辰。 她不仅创造着人类生命的奇迹，而且在106岁时还因心脏病而植入了心脏起搏器。

　　陕西省百岁以上老人538位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陕西省百岁以上老人有538位，年龄最大者115岁，且我省百岁以上老人以关中地区最多。

　　据了解，在百岁老人当中，关中地区人数最多，陕北人数最少。省老龄委一工作人员表示，百岁老人之所以会出现地域方面人数的差异，与当地的经济水平等有着很大的关系，关中地区的西安等地人口稠密，老龄人口自然相对较多；加上关中地区的水质、土壤都呈弱碱性，人长期饮用后可以调节身体酸碱平衡，达到营养保健的目的，也与长寿有一定的关系。

　　据调查，心态平和、性格开朗、良好的生活习惯，家庭和睦是保持长寿必不可缺的重要条件。

　　人物简介

　　吕紫剑生于光绪19年，7岁开始随母亲习武。1920年，南京雨花台举办武术擂台赛，27岁的吕紫剑一举夺得冠军。

　　吕紫剑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早年毕业于湖北国医学堂，在津、汉、渝等地行医，治人无数。他性情豪爽，行侠仗义。1924年，民族实业家、民生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因不愿帝国主义控制长江内河航运权，聘请吕紫剑出手相援。吕为维护民生轮船公司的利益，与日本著名武士、浪人首领三井秀夫立下生死契约，在宜昌校军场决斗，将对方打得口吐鲜血，一雪“东亚病夫”之国耻。2002年，他荣获武术九段段位，是第一位获得九段的民间武术家，也是中国武术九段年龄最长者。

　　今年已经115岁的他，生于上上个世纪末，7岁开始习武，27岁夺得武术大会擂台冠军，109岁荣获武术九段段位，110岁开始学习抽烟，至今仍能打拳舞剑……昨（19）日，有“世界最健康老人”之称的老者吕紫剑，从重庆来到成都天回银杏园，畅谈其侠义一生，传授他的养生之道，还在天回山上与弟子切磋武艺，连壮年小伙都躲不过他的快拳。

　　这是彭水一个普通的村，全村1900多人。 十年内，村里先后有7人年满百岁，其中一个院子就有6个百岁老人。至今健在的、百岁老人1名，90岁以上的老人6名，80岁以上的老人50多人。这个村被人称为长寿村。长寿村的长寿老人，都集中在不足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该村为何那么多长寿老人？他们长寿的秘密是什么？是遗传？是环境影响，还是与生活习惯有关…… 带着这些疑问，日前我们走进了彭水长寿村——茨塘村。 “还没天晴，不晓得我哪天才能回吴家湾？”这几天，百岁老人胡名英每天都向女儿唠叨，说是喝不惯城里的水，嚷着要回乡下老家。 胡名英是春节前被幺女唐华静接到彭水县城的。正月初六，儿女们为她举行了隆重的百岁生日宴。儿女考虑她年龄太大，一个人住在乡下不方便，想把她留在城里。但胡老太不适应城里生活，说什么也要回老家吴家湾。儿女拗不过，答应天晴后送她回去。连日的春雨让胡老太有些迫不及待又无可奈何。 长寿档案 十年七位百岁老人 胡名英老家吴家湾，在该县乔梓乡茨塘村。茨塘村位于县城东南方，距县城30多公里。那里群山环抱，溪流交错。村里星罗棋布的农舍或院落，或依山而建，或傍水而居。院落与院落之间曲径相连，鸡犬之声相闻。连续几天的春雨，沉默一冬的小溪开始唱歌，远处的山峦蒙上了神秘的面纱，村头的枯树吐出新芽，老人拄着拐杖，到户外的村头眺望……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行政村，却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 走进茨塘村，随处都能看到老人的身影。他们要么一个人坐在破旧的木屋前发呆，要么拄着拐杖在村里的小道上散步，要么两三个老人坐在一起摆龙门阵。 “母亲陈家茂104岁，6年前的冬天去世；堂二娘淳福志101岁，8年前去世；堂三娘谢刚禄102岁，前年夏天去世；二妈谢朝英103岁，8年前去世；幺叔唐云飞100岁，去年春天去世；村民毛福芝103岁，前年去世；三娘胡名英100岁，是我们村十年内的第七个百岁老人。”71岁的唐华美，对村里的百岁老人如数家珍。“7个百岁老人，我们唐家小院就出了6个。”唐华美自豪地说。 “四组的淳世渠还差一年多就满百岁了。”村支书赵应良接过唐华美的话说，茨塘村目前90岁以上的老人，有三组的谢立珍，95岁；三组的游学军，93岁；四组的刘大玉，92岁；五组宋永江的母亲，95岁。 赵书记统计结果显示：全村村民1900多人，10年内死去和活着的百岁老人共7个；90岁以上健在的老人6个；80岁以上健在的老人共50多个。这些长寿老人，主要集中在该村三组的白地溪、四组的库楼山和六组的吴家湾，范围不足三平方公里。 昨日，市老龄委有关负责人得知此消息后连连称奇。她说，2006年，全市总人口3000多万，共有60岁以上老人445．6万，而百岁老人仅839人。茨塘村仅1900多人，10年内就有7个百岁老人，远远高于全市比例，“这在全国都罕见。” 百岁老人 牙好能嚼烧包谷 “母亲一辈子喜欢喝冷水。”60多岁的唐华伦对母亲的习惯很是不解。他说，母亲一生共生育了9个子女，儿孙满堂，而且都走出老家，生活在城里。 大家为了尽孝，想把她接到城里生活，但她每次到城里，都因喝不惯城里的水而要回家。为留她多住几天，家里得特别为她准备几箱矿泉水。 唐华伦清楚记得，母亲除了嗜好喝冷水，一生勤劳，每天睡得晚起得早。母亲一直教导他：“没有人是睡发财的。”因此，母亲尽管现在年满百岁，每天仍天不见亮就起床。唯一的变化是，母亲从94岁起，每天睡得早也起得早了。 “母亲100岁时还能吃火烧包谷。”唐华美回忆，家族里几位上百岁的老人，几乎没人掉牙齿，都有喝冷水的习惯。他们不管春夏秋冬，渴了就舀起一瓢冷水，咕咚咕咚畅饮。而且，他们都喜欢吃水果。唐华美指着房子周围的果树说，三娘胡名英现在能一次吃五六个橘子而不喊牙酸。 唐华美的老伴周碧英说，家族里的百岁老人不光牙齿好，身体也很好，没有哪个身体有病，他们全是老死的。她说，去世的几个百岁老人很少有出过村子的，他们从没吃过药，甚至连打针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几个老前辈关系和睦，喜欢开玩笑。”唐家在当地是个大家族，整个6组全部姓唐，虽家族里的人尊老爱幼，但同辈之间却喜欢开玩笑，尤其是长姐与弟弟之间，碰面喜欢说诨话。 长寿之谜：神奇传说 “神马尿”是仙丹水 为什么一个村出现这么多长寿老人？当地村民认为，是村里遥遥相对的两座山在起作用。两座山分别叫马面岩和马颈子岩。 传说很久以前，马面岩有一匹神马，每天深夜跑出来吃庄稼，从毗邻的水花村，沿着岩风脑河沟，一直吃到茨塘村的马颈子岩后。见马颈子岩风水比马面岩好，呆在那里不想返回，每天深夜照样出来吃庄稼。 后来，一个大财主见神马害人。遂请来石匠，打了一个数米高的石狮，安放在岩风脑河的拱桥下，盯住神马不准它夜间出来害人。从此，神马再没出没，茨塘村村民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不仅如此，由于神马被石狮困在马颈子岩，每天被石狮吓得流尿。尿液从岩缝里流出，成为一股股甘甜的山泉。村民由于喝了神马的尿液，所以长寿。 有村民还向我们讲了另一个传说—— 马颈子岩上两个山顶的凹槽部位，有一个约两百平方米的平台遗址，当地人叫做铸钱炉。据说远古时候，有神仙偷偷下凡，选址马颈子岩，在此造炉炼仙丹，不料玉皇大帝发现，一把天火将炼场烧毁。那些炼好的仙丹被烧化，顺着山体向下流淌，从此，茨塘村的村民便喝上了仙丹水，所以长寿。 虽是传说，村民对此却深信不疑。唐华美为了证实传说的真实性，顺手从水缸里舀了一瓢从岩缝里引来的冷水，非让我们尝一下不可。 未解之谜 可能与水质有关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茨塘村的老人长寿？ ——是遗传？该村除了唐家上百岁的老人主要集中在唐家外，80岁以上、100岁以下的老人多集中在其他姓氏，这又作何解释？ ——是生活习惯所致？我们发现，该村村民生活习俗和饮食习惯与邻村的村民无异。 ——是环境好？茨塘村的植被并不好，很多山都是光头山。 难道真像传说的那样，是喝了神马的尿液和烧化的仙丹水？ 我们品尝发现，茨塘村吴家湾和库楼山，白地溪的水各有特点：吴家湾的水入口清凉甘甜，好一阵口中都回甜；库楼山的水入口时略带咸味，之后口中慢慢回甜；白地溪的水质与库楼山差不多。 对此，从该县科协退休的茨塘村人唐华伦认为，“水质好是事实，但神马的传说是当地风水先生胡编乱造的；铸钱炉的传说更是没有依据。”他说，经查家谱，唐家自湖南郴州迁至茨塘村，至今已有13代人。马颈子岩上的铸钱炉，是清朝时期，唐家第六代先祖私造钱币的遗址。当时，唐家家业发达，第六代先祖借助马颈子岩险要和隐蔽的地势，雇人在此私造钱币，结果被官府发现，铸钱炉被毁，唐家家产被全部查封。从此，整个家族衰败，直到民国时期才逐渐人丁兴旺。 村支书赵应良也认为，村里人的长寿，与当地的水质和土壤有密切的关系。他说，村里长寿老人集中的三个组都地处大山脚下的缓坡，村民的饮用水，全是大山流出的地下水；加之三个组都同属一种土壤——油沙。由于油沙地种庄稼少有病虫害，村民种地时极少用农药，所以地下水没有受到任何污染，村民觉得很好喝。因此，村民一离开村子，到任何地方喝冷水都不习惯，总觉得有泥腥味。“胡名英老人就是典型的例子，难道她的长寿一点都与水质无关？” 赵应良称，由于土壤好，村里有80多亩稻田，尽管耕种方式和施的肥与其他稻田一样，但产出的稻谷比其他稻田的颗粒饱满，产量要高。而且，大米的油质重，煮出的饭又香又糯。以前交公粮，粮管所每年都要把那片稻田里的谷子另外装仓。他认为那片稻田的土壤，含有能使人延年益寿的特殊矿物质。 到底是不是如村支书赵应良分析的那样？当地政府未对其进行过调查分析，我们不得而知，但长寿村却是名副其实的。

　　上海百岁老人年增200位 逼近世界长寿地区标准 2007-03-06 10:48 中新网10月17日电 据新闻晨报报道，心胸开朗，品行善良，热爱劳动，坚持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坚持合适的体育锻炼，基本不挑食，不吸烟、少饮酒，按时睡觉、起床， 家庭和睦、子女孝顺，社会关爱、◆扶助。上海市老年学学会综合调查了百岁老人的 长寿经验后，昨天首次发布了这10条长寿秘诀。 据透露，今年年底上海市的百岁老人有望突破800位，比去年增加近200位，日益逼 近世界长寿地区每百万人口有70位百岁老人的标准。 抽烟、喝酒是否影响长寿？上海市老年学学会抽样调查了50位100岁以上老人的生活 经验,发现忌烟酒不是影响长寿的主要因素，心胸开朗才是最重要的。104岁的黄荣财老 人有吸烟习惯，但从不把烟吸入体内，每天早上喝两杯自制牛奶红茶，其长寿秘诀是“ 知足常乐”。百岁老人周瑞明每天喜欢分两顿喝一瓶黄酒，连专家都认为过量了，可他 每天坚持晒太阳，一年四季坚持用冷水洗脸擦身，他的长寿秘诀是“干任何事情都要有 肚量”。 按照国际共识，被称为长寿地区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每百万人口中的百岁老人达到70 位。上海百岁老人近年增长很快，2005年年底已达到600位，其中浦东新区有87位。而静 安、卢湾两区分别有46位、36位，按这两区人口的基数，每10万人中分别有百岁老人15 、11位。据悉，上海市9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很大，预计百岁老人每年将以近100位的数量 递增，从这一趋势来看，很快将达到世界长寿地区的标准。

苍[苍，读音作cāng(ㄘㄤ)]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黄帝史官仓颉，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仓颉，为黄帝时期的史官，复姓侯刚，名仓颉，一名苍颉，是汉字的发明和创始人。

在传说中，仓颉生有“双瞳四目”。目有重瞳者，中国史书上记载只有三个人，虞舜、仓颉、项羽。虞舜是禅让的圣人，孝顺的圣人，而仓颉是著名文圣人，项羽则是武圣人。

仓颉，中国原始社会后期黄帝的助手。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

仓颉，史皇氏，今河南南乐县西十八公里吴村人那时制定历法需要文字记载，制定神谕也需要行文，因此，仓颉应是颛顼部族人。他“生于斯，葬于斯”，故造书台北有仓颉陵墓。

这位史前传说人物，在我国古代战国以前的典藉中都从未提及。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是《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荀子“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基础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观点是“仓颉作书”。汉朝后，在《淮南子》和《论衡》中，已从“仓颉造字”发展为“仓颉四目”，开始神化。尤其是汉朝的《纬书》又进而渲染，说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以后愈演愈神奇，发展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等传说。黄帝是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一，当时没有国家机器，可见“史官”之说，显然是后人用后代国家机器的职官名称套用于史前传说人物的结果。

相传，仓颉在黄帝手下当官，黄帝分派他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可慢慢的，牲口、食物的储藏在逐渐增加、变化，光凭脑袋记不住了。仓颉犯难了。

仓颉整日整夜地想办法，先是在绳子上打结，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但时间一长久，就不奏效了。这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打个结很便当，而减少数目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就麻烦了。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打圈圈，在圈子里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了就去掉一个贝壳。这法子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

黄帝见仓颉这样能干，叫他管的事情愈来愈多，年年祭祀的次数，回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也统统叫仓颉管。仓颉又犯愁了：仅凭着添绳子、挂贝壳已不抵事了。怎么才能不出差错呢？

这天，他参加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几个老人为往哪条路走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了机会。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着地下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果然，把事情管理得头头是道。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全推广开了。就这么，形成了文字。黄帝赐封他为“仓”姓，以示“君上一人，人下一君”之意。

仓颉造了字，黄帝十分器重他，人人都称赞他，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仓颉头脑就有点发热了，眼睛慢慢向上移，移到头顶心里去了，什么人也看不起，造的字也马虎起来。

这话传到黄帝耳朵里，黄帝很恼火。他眼里容不得一个臣子变坏。怎么叫仓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黄帝召来了身边最年长的老人商量。这老人长长的胡子上打了一百二十多个结，表示他已是一百二十多岁的人了。老人沉吟了一会，独自去找仓颉了。

仓颉正在教各个部落的人识字，老人默默地坐在最后，和别人一样认真地听着。仓颉讲完，别人都散去了，唯独这老人不走，还坐在老地方。仓颉有点好奇，上前问他为什么不走。

老人说：“仓颉啊，你造的字已经家喻户晓，可我人老眼花，有几个字至今还糊涂着呢，你肯不肯再教教我？”

仓颉看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这样尊重他，很高兴，催他快说。

老人说：“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都有四条腿吧？，而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字怎么没有四条腿，只剩下一条尾巴呢？”

仓颉一听，心里有点慌了：自己原先造“鱼”字时，是写成“牛”样的，造“牛”字时，是写成“鱼”样的。都怪自己粗心大意，竟然教颠倒了。

老人接着又说：“你造的‘重’字，是说有千里之远，应该念出远门的‘出’字，而你却教人念成重量的‘重’字。反过来，两座山合在一起的‘出’字，本该为重量的‘重’字，你倒教成了出远门的‘出’字。这几个字真叫我难以琢磨，只好来请教你了。”

这时仓颉羞得无地自容，深知自己因为骄傲铸成了大错。这些字已经教给各个部落，传遍了天下，改都改不了。他连忙跪下，痛哭流涕地表示忏悔。

老人拉着仓颉的手，诚挚地说：“仓颉啊，你创造了字，使我们老一代的经验能记录下来，传下去，你做了件大好事，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住你的。你可不能骄傲自大啊！”

从此以后，仓颉每造一个字，总要将字义反复推敲，还行拿去征求人们的意见，一点也不敢粗心。大家都说好，才定下来，然后逐渐传到每个部落去。

仓颉庙，是中国境内唯一仅存的纪念文字发明创造的庙宇，2001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白水县城东北三十五公里处的史官乡，地处黄龙山脉的南麓，地形南低北高，属较为平缓的塬坡地。庙东一里多为武庄村，相传仓颉生前曾在此村生活居住过；庙南一里余为史官村，是后人为纪念仓颉，以其官职为村名；庙西北方向约五里为地彭衙村，是古白水县衙所在地；庙西南方向约二十公里有扬武村，是仓颉的出生地。

仓颉庙历史悠久，根据史料记载，早在东汉延熹年间已有“建庙之举”并形成一定规模。所以，有文字可考的庙史已有一千八百余年，无文字记载的历史，据民间传说，则可上溯至黄帝时代。

仓颉庙区占地十七亩，基本形状为长方形。庙墙内南北长一百四十余米，东西宽约四十八米，北边较南边略宽之，占地约十亩。

仓颉庙内建筑，沿中轴线由南至北依次为照壁、山门、东西戏楼、前殿、钟鼓楼、报厅、正殿、后殿及东西厢房，共计七十间。紧贴后殿为仓颉墓冢和墓园。庙内现存建筑年代多为元、明、清三朝代，其装饰华丽，地方色彩浓厚。

仓颉庙内历代碑石众多，虽经战乱多有散失，现保存的仍有十八通，阵列于前殿之内。其中仓圣鸟迹书碑，至今字、碑均保存完好。石碑年代从东汉起，历魏、五胡十六国、唐、宋、元、明、清至民国。早期的有东汉延熹五年《仓颉庙碑》、是金石学上的珍品，五胡十六国时的《广武将军碑》、唐《仓公碑》、宋代《大宋仓公碑》等。近代有于右于仁先生、陶峙岳将军、朱庆澜将军题写的匾额、对联等留存于庙内殿堂之上。

解放战争时期，西北人民野战军司令部在此整训干部。彭德怀、贺龙曾亲瞻庙容并严令保护，题写“保护文物古迹，任何人不得随意破坏”的命令。

庙院内古柏参天、郁郁葱葱，生长茂盛，东汉延熹五年之“仓颉庙碑”即载当时“庙内古柏郁郁葱葱”。共计有古柏46株，古槐十余株，枝叶覆盖交通，虬枝盘旋，各具姿态，因各得其名，分别名曰：“二龙戏珠”、“丹凤朝阳”、“奎星点元”、“青龙戏柏”、“兽龙戏牡丹”、“狮子”、“宝莲灯”、“龙爪柏”、“柏抱槐”等。其中的“奎星点元”为汉前古柏，高达十七米，树围七米二五。冢上还有一柏，枝杆四出轮流荣枯，称之为“转枝柏”，誉为奇观。庙内西南隅一古柏，中空生槐，槐长柏壁，抱槐生长，名“柏抱槐”。两树枝粗中茂，堪称庙内一景。庙院内古柏，整体树龄年代久远，树形奇异，与陕西黄陵、曲阜孔庙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庙柏树群。

仓颉的后裔子孙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仓颉氏、苍颉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仓氏、苍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上古颛顼帝的后裔仓舒，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在史籍《通志·氏族略》中记载：“八恺仓之后，汉有江夏太守仓英，望出武陵。”

昔高阳氏颛顼帝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阳氏是继黄帝以后又一个杰出首领。传统的记载说他是华夏族人的祖先，可是又有其他古书记载说他生在东方，或说他的后裔在南方，或说他的子孙在西方，也有说他是北方民族的祖先。

高辛氏有才子十六人，世谓之“八凯八元”。

据史籍《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孔颖达疏：“恺，和也，言其和於物也”。在史籍《旧唐书·韦凑传》中记载：“八凯、五臣，良佐也。举八恺，无不时序，地平天成。”

高辛氏的才子八人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即垂、益、禹、皋陶之伦，庭坚则皋陶之字，其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

高辛氏另外还有才子八人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

此十六族世济其美，不陨其名。颛顼帝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无不时序，地平天成；又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谓之八元、八恺，齐聚华夏之庭。至是臣下民众皆服。

苍舒，为“八恺”之首，为人沉稳大度，智慧绝伦，曾指挥颛顼部落联盟在伊河岸边彻底击败共工，还发明了象棋。

苍舒的后裔子孙，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苍舒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仓氏、苍氏、舒氏等。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周王朝仓库官之后裔，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周朝时期，有仓人、仓吏，为姬姓王族亲族所当，隶属地官所辖，掌管谷物入藏，职如禀人。在典籍《周礼·地官》中记载：“仓人，掌粟之入藏。”其实九谷尽藏，以粟为主。

在仓人的后裔子孙中，有以祖上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仓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汉朝时期官库管理官，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157年)执政时期设有仓部，以仓曹参军为首，掌管国家粮库，官位六品，秩四百石，兼管仓储、租赋、财货、市场等事，隶属于六尚部(汉朝初期设尚书、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称“六尚部”。汉武帝时因系近臣，地位渐高。汉成帝置尚书五人，晋升秩六百石，分掌三公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户曹、主客曹，职权始重)。

自汉文帝始，在各郡、州亦设有仓曹史，负责掌管各郡之官家仓库

在仓曹参军、仓曹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分别称仓氏、库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隋、唐时期官库管理官仓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在隋朝时期开始，朝廷在各郡、县设有仓督一官，郡级仓库统领称“仓督”，县级仓库统领称“司仓”，专职负责掌管国库之县属仓库。其权责可越过郡、县之令而直接对中央王朝负责，因此，权力颇重。到唐朝时期，沿袭隋朝官制，不过改称“仓部侍郎”。

在仓督、司仓、仓部侍郎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仓氏、督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金国时期官库管理官仓使，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金国时期，中央政府仿宋朝政制，在州、县各设仓使官位，正使官秩为正八品，副使官秩为正九品，负责掌管仓禀积粮、受纳租税、支给俸禄等事宜，其下属吏员有攒典、仓子等。仓使皆清一色的女真族人，由金国朝廷户部指派，各州、县之令不得干预其作业。

在仓使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汉化称仓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朝时期女真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苍马尔纪氏，满语为Tsangmargi Hala，世居黑龙江沿岸地区、碧新(今俄罗斯比金西比金河口)，后冠汉姓为仓氏、马氏、纪氏。

②满族萨克达氏，源出巴雅拉氏，属于觉罗氏的分支，后以地为氏，满语为Sakda Hala，汉义“苍老”，世居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阿扈河(今黑龙江宁安南六十公里处)、叶赫(今吉林四平)、萨克达(今辽宁抚顺峡河流域)、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永陵镇)、那木都鲁(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德里倭赫(今辽宁抚顺浑河流域)、黑龙江等地，后冠汉姓多为苍氏、仓氏、麻氏、骆氏、李氏、祖氏、高氏、海氏、萨氏、里氏、陈氏、罗氏、老氏、英氏、印氏、巴氏、色氏、臧氏、礼氏、佟氏、陀氏、翁氏等。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仓佳氏，满语为Tsanggiya Hala，世居松花江沿岸地区。后冠汉姓为仓氏。

得姓始祖：仓舒。

仓氏起源湖南，据史籍《风俗通》记载，高阳才子仓舒，仓氏本于此。在史籍《通志·氏族略》中记载，八恺仓之以后，汉有江夏太守仓英，望出武陵。由此可知，仓氏是传自三千多年前颛顼帝的著名才子仓舒。“八恺”仓舒为八恺之中的老大，所享的寿祚很长，一直到禹舜君临天下，还曾祯举之使主后土，以撰百事，他的后世子孙即以仓为姓，称为仓氏。故仓氏皆奉仓舒为得姓始祖。

二、分布

今山东省的临沭县，河南省的开封市，广东省的广州市，江苏省宿迁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花莲县等地，均有仓氏族人分布。

三、历史名人

苍 葛：周朝时期阳樊人，襄王以阳樊温原攒茅之田与晋，阳樊不服，晋师围之。苍葛大呼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

苍 舒：又作仓舒，上古高阳氏八才子之一。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八人是：苍舒、隤（Tuí 颓）敳（ái 挨）、梼戭（Yǎn 演）、大临、尨（Máng 忙）降、庭坚、仲容、叔达。都是治世能臣，他们帮助尧处理国家大事，政绩很好。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孔颖达疏：“恺，和也”言其和于物也。仓舒为八人之中的老大，所享的寿祚很长，一直到禹舜君临天下，还曾祯举之使主后土，以撰百事，他的后世子孙即以仓为姓，亦称仓氏。

苍 颉：又作“仓颉”，是古代神话人物，相传为黄帝史官，文字发明家，观鸟兽之迹，体类象形而制字，以代结绳之政，后世奉为神。古籍亦有将苍颉作“仓颉”的，《汉书·艺文志》及东汉延熹五年这苍颉庙碑，均明书“苍颉”。壁画中苍颉形象为六目（传说为四目）老翁，浓眉深目，躬身谦和，使人感到智慧无穷。

苍 英：汉代人，曾官江夏太守，后其子孙遂为江夏人。

仓 慈：三国时期敦煌太守，百姓对他是清官还是贪官议论纷纷。一日，贫民王老汉状告当地一霸张财主，强买他的土地，强纳他女儿小兰为妾，小兰不堪受辱而跳河，至今下落不明。张财主在堂上百般抵赖，退堂后还指使同僚对仓慈行贿。仓慈为查明真相，微服私访，得知当地财主一贯欺压百姓，歧视胡人，强买、强卖，小兰原先已与胡人二虎相爱，张财主横刀夺爱，逼得小兰无奈投河的事实。第二次升堂，仓慈巧妙地惩治了张财主，把他行贿的钱用于二虎和被二虎所救的小兰的婚礼上，并且颁布了均田赋、保护工商的新法令，大快人心，使敦煌百姓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仓 振：元朝人，他因为“谕降徭”，帖然向化，而著称，曾帮助瑶族百姓学习文化，并在驿道两旁种植松树、榕树，以便行者，为后人称颂。这样造福于民的好官，当然会被老百姓感念不已。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武陵郡：汉高帝置，治所在义陵，今湖南省境内溆浦县南。

2、堂号

创文堂：出自上古时黄帝史官仓颉，据说仓颉出生时很奇特神圣，有四目能观鸟兽之迹，遂按鸟兽之形态而创造象形文字，以取代能结绳记事的旧法。“仓颉造字”一说久而流传，仓姓人家遂以“创文”为堂号，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苍（仓）姓的主要堂号有：“武陵堂”、等。

五字辈排行：

苍氏一支字辈：“显守监江敬怀奉天子国德灿涌涛文孟圣永南光生泉芳荣”。

六家乘谱牒：

山西夏县西蓝族苍氏谱书一卷，(民国)苍恩洪纂，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木刻活字印本复制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瓦房店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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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仓）姓宗祠通用对联

〖苍（仓）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姓启帝裔；

望出武陵。

——佚名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苍（仓）姓的源流和郡望。（见上题头《一、姓氏源流》和《四、郡望堂号》介绍）

符分江夏；

字创轩辕。

——佚名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汉代人苍英，曾任江夏太守。符，古代朝廷传达命令或征兵调将用的凭证。下联典指传说中黄帝轩辕氏的史官苍颉（又作“仓颉”），汉字的创造者。相传他生而神奇，有四只眼，观鸟兽之迹，而创制汉字。

符分江夏；

德被敦煌。

——佚名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苍（仓）姓宗祠“创文堂”堂联。上联典指汉·苍英。下联典指三国敦煌太守仓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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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仓）姓宗祠六言通用联〗

名著千秋之后；

才推八恺之先。

——佚名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上古高阳氏才子苍（仓）舒，为“八恺”之一。

万世文字之祖；

一时慈惠之良。

——佚名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黄帝时左史仓颉，观鸟兽之迹，体类象形而制文字。下联典指元代仓振，知新州，一郡向化。又于驿路夹植榕松，以便行人，人皆歌颂之。

万世文字之祖；

一时慈惠之家。

——佚名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同上。此联为苍（仓）姓宗祠“创文堂”堂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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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仓）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明月达聪兆四体；

观天察地赞三才。

——佚名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苍王庙联（1），庙祀苍（仓）颉。白水苍王庙亦称仓颉庙，历史悠久，根据史料记载，早在东汉延熹年间已有“建庙之举”并形成一定规模。所以，有文字可考的庙史已有1800余年，无文字记载的历史，据民间传说，则可上溯到黄帝时代。白水仓颉庙内历代碑石众多，虽然战乱多有散失，现保存的仍有18通，陈列于前殿之内。年代从东汉起，历魏、五胡十六国、唐、宋、元、明、清至民国。早期的有东汉延熹五年《仓颉庙碑》、五胡十六国时的《广武将军碑》、唐《仓公碑》、宋代《大宋仓公碑》等。近代有于右任先生，陶峙岳将军，朱庆澜将军题写的匾额，对联等存于庙内殿堂之上。白水仓颉庙占地17亩，基本形状为长方形。庙内南北长140余米，东西宽约为48米。庙东侧为史官乡至孙家山的公路，西边为一条宽10米，深约2米的沟壑。白水仓颉庙原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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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仓）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太守仁恩，数年布德；

高阳才子，八恺居先。

——佚名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三国魏仓慈官敦煌太守，临政数年，抑强扶弱，民怀其德。尧时有八个才德之士，称做“八恺”，都是高阳氏的后代，苍舒即为“八恺”之一。

夫子既圣矣，为人臣史载笔；

后世有述焉，今天下书同文。

——王寿田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王寿田集句题仓颉庙联。

明四目，别六书，万世文字之祖；

运一心，赞两仪，千古士儒之题。

——佚名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苍王庙联（2）。今之仓颉庙，高垣厚墙，格局完整。仓颉庙的建筑，主体有山门、东西戏楼、前殿、报厅、中殿、寝殿、钟鼓楼、东西厢房等。元代修建的寝殿，以蒿木为前殿大檩，长16米，粗55厘米，径匀体直，世所罕见。殿内原供泥胎粉身的仓颉像，四目灵光，有“雕塑史上一杰作”之誉，可惜“文革”时被毁。1991年民间聚资重塑。紧贴后殿为仓颉墓冢和墓园。仓颉墓，圆锥形，围以六角形砖砌花墙。登于墓顶四望，不远处的黄帝陵使人肃穆，一种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墓园围墙北端有民国时修建的窑洞一排十余孔。庙内现存建筑的年代多为元明清三朝代，其装饰华丽，地方色彩浓厚。仓颉庙的三门，它是庙内唯一的叠式建筑，下层内涵四窑洞，外开明三门；上层是门楼、南北两面为雕花木制檐屏通风采光。紧贴三门建有两座戏楼，这在中国为数众多的祠庙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首韧生风，飞雾精华，光照日月；

宏开纬地，经天事业，勋满乾坤。

——佚名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苍王庙联（3）。

明四目而制六书，万世文字之祖；

运一心以赞两仪，千古士儒之师。

——佚名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苍王庙联（4），比（2）联仅多一字。

苍天写葬生躬于阳武，俾传六书字法；

黄帝赤葵仙骨于利乡，命享万代香坛。

——佚名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苍王庙联（5）。

一画本天开，破上古洪荒，草昧无须绳更结；

六书随世换，供后人摹写，英雄未免笔难投。

——清·彭玉麟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此为联清彭玉麟题浙江省杭州市吴山仓（颉）圣庙联。

上古结绳，惟轩辕史官，察见帝迹，克继庖牺而圣；

新祠释奠，愿湖湘辟彦，搜罗钟鼎，勤研洨长之书。

——佚名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苍王庙联（6）。仓颉庙院内古树参天，郁郁葱葱，生长茂盛。仓颉庙里有48棵古柏树，树龄均已上了千年。仓颉庙古柏是我国三大古柏群之一，这里的古柏论起年龄来，可比山东曲阜孔庙、黄帝陵的古柏都长寿，居我国三大古柏群之首。48珠古柏都有漂亮的名字和动人的传说。以年龄最大的仓颉手植柏“奎星点元”为首，从庙门口的“惊贼柏”，西北角围墙外的“不进柏”，到庙里面的喜鹊柏、柏抱槐、青龙柏、白虎柏、猴头柏、蛇身柏、凤鸣柏、孔雀开屏、二龙戏珠、干枝梅、宝莲灯等，千姿百态，妙趣横生。庙内石碑多座，皆是书法史上名贵宝物。今存碑16通，尤以《仓圣鸟迹书碑》最为珍贵。该碑立于清乾隆十九年十月（1754年）。碑面所镌28字由白水知县梁擅长摹写。立石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冬，共28字，重现了象形文字的原貌,这28字相传为仓颉当年所造象形文字之本形。字形若图若画，不易辨认。好在上海书店1984年翻印的宋代王著《淳化阁帖》已经破译为：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气光名，左互X家，受赤水尊，戈矛釜芾”。其中《广武将军碑》曾失落千年。于右任先生于1920年得见其碑拓，喜曰：“千年出土光腾射”、“老见异物眼复明”，挥毫大书《文化祖庙》四字并让刻成大匾，悬于庙中。

古文仰作家，论周孔神灵，也当瞻拜门墙，于此同来问字；

大笔惊雄鬼，除梵卢伯仲，可以别开径术，其他未敢抗衡。

——清·陈桐阶撰苍（仓）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末湖南省大庸县人陈桐阶题仓颉庙联。

上溯羲皇画八卦时，文字权舆，秦而篆，汉而隶；任后来缣素流传，不外六书体例；

高踞吴山第一峰顶，川原环抱，江为襟，湖为带；看从此菁华大启，振兴两浙人材。

——清·俞樾题浙江省杭州市吴山仓[颉]圣庙（31+31=62字）

仓颉庙在杭州吴山第一峰，是祭祀我国古代传说的汉字创造者仓颉的。该庙始建于隋唐以前，明清两代都曾重新修建。今已不存。上联“羲皇”，即伏羲，我国传说中的古皇帝。“八卦”，《周易》中的八种符号，相传为伏羲所作。“权舆”，起始。“缣素”，白绢，供作书画用。“六书”，汉代学者许慎分析小篆的形音义而归纳出来的六种造字条例：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下联“江为襟”，江，指钱塘江，钱塘江如吴山的衣襟。“湖为带”，湖，指西湖。西湖如吴山的衣带。以“襟”、“带”作比，形象之极。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