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赣[赣，读音作gòng(ㄍㄨㄥˋ)，亦可读作gàn(ㄍㄢ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卫国人端木赐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春秋时期，在孔子门下求学而道艺精通的七十二人贤者中，有个叫端木赐的，字子贡(子赣)。端木赐原是卫国人，善于经商，是孔子弟子中最富裕的。端木赐善于辩论，做事很能干，曾当过鲁国的宰相，但他“富贵而能谦恭守礼”，故他的家族很昌盛。

端木氏源远流长，祖述圣学，书香门第，历代英才辈出。端木赐的后裔目前繁衍已至八十八代。自先贤端木子贡之后端木家族有系统的族谱，繁衍、迁徙昭然有序。

在著名汉朝学者刘向的《刘向说苑》中，将端木赐之字称为子赣，并指出，“子贡”乃“子赣之误”。端木赐为鲁国宰相时，鲁公赐端木氏字“子赣”，因“赣”字的古读音为gòng(ㄍㄨㄥˋ)，因而后人凡作“子贡”者，亦音讹所改。该说在汉朝典籍《石经》中也有修正：“贡应作赣。”

“赣”字读音为gàn(ㄍㄢˋ)，是因古吴越人的地方读音而至，为汉语八大方言中赣方言的特点，今人因之。

端木赐的诸多后裔历经两千五百余年，绵延数十代，至今后裔宗脉遍布海内外。端木氏分衍有贡氏、端氏、木氏、沐氏、赣氏及部分林氏。赣氏是以先祖端木赐的字(子赣)为姓氏者，称赣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齐国隐士赣娄子，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宋朝学者邵思在《姓解》第三卷中记载：“赣娄，《汉书·艺文志》：齐有隐士赣娄子，著书五篇。”史籍《通志·氏族略》中也记载：周有赣娄子。

赣娄子的后裔有以先祖之名“赣娄”为复姓，称赣娄氏，后有人省文简化为娄氏、赣氏，读音作gòng(ㄍㄨㄥˋ)。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古寒国的后裔干(邗)国人后代居住地，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远古时期的黄帝联盟中有个寒部落，其酋寒哀曾为黄帝驾御马车，为寒氏族始祖。

在古代，“寒”字“干”字义通，“寒哀”又称“干类”。黄、寒两族通婚，寒氏嫁女于黄帝之子青阳，生子少皋。夏朝时期，寒浞被伯明氏所逐，投靠东夷族的后羿为相。但寒浞“行媚于内，取贿于外，愚弄其民”，乘后羿毫无防备，用大木棒杀了后羿，夺了权，强娶了后羿的妻子，还生了两个儿子，并封自己的长子寒浇于过邑(今山东掖县)，封次子寒豷于戈邑(今江苏连云港)。

后来夏朝中兴，少康灭浇于过，少康之子后杼又灭豷于戈。从此寒人分为干、戈两族。干即盾，可见寒部落勇武及精于制造干戈的技术。今山东省的潍县，远古时期就叫“寒亭”，即当年古寒国所在。

寒国被夏王朝灭亡后，族人南迁，故而史籍《郡望百家姓》上记载：“干姓望出颖川郡”。史籍《姓氏考略》上也记载：“干氏望出荥阳、颖川。”

到了商朝时期，寒(干)人因其人善制盾、用盾，又擅长于干栏建筑，故以“干”为国，是商王朝的属国，并以“干”为姓氏，称干氏，世代相传至今。至商朝末期，寒(干)人迁至徐州、江西一带，徐州至今还有称作“寒山”之地，其以东有赣榆县，紧靠江西赣江。

周王朝中叶以后，古干国由徐州南迁到临淮，史书记载：“干，国，在临淮，出宝剑。盖为莫邪，洞鄂之形也。”寒(干)人立国于临淮，居有定所，故其后人加“邑”偏旁作“邗”字。临淮即邗，就是今江苏省泗洪市地区。

春秋时期，诸侯国争战不已，干(邗)国再度南迁到今江苏省扬州市一带，后为吴国所灭。历史上的吴、干之战相当残酷，据史书记载：“昔者吴、干战，未龀者不得入军门。国子摘其齿，遂入，为干国多……”就是说为了参加抗吴的战争，许多干(邗)国年幼者提前凿齿以表成年，好去参加战斗。

干(邗)国被灭亡后，干(邗)人中的一支留于原临淮、邗等地，后被并入到宋国，族人皆为干氏。到后来的宋国大夫干犨、汉朝时期蜀尉干献和京兆尹干已衍、三国时期孙吴国军师干吉、晋朝时期大将军干瓒和新蔡人散骑常侍干宝等等，均为此支干(邗)氏族人的后代。

干(邗)人中的另一支则继续南迁至姑苏寒山一带，后被融入吴国，史称干吴人。干(邗)国虽为吴国所灭，但仍有干(邗)人留居，“吴有干隧之地，故多干姓”。当年的“干隧”，可能是通向干(邗)国都城的一条隧道，或曰邗沟即运河，“吴城邗，沟通江淮”。后来著名的铸剑大师干将，即为此支干(邗)人的后裔，他铸剑工艺精湛，犀利异常。到了春秋末期，越国句践灭了吴国，干吴人转为干越人。南迁到江西余干地区的干人与越人、越章人、扬越人等融合，也都成为了干越人，最后全部融入汉族。明朝时期江西新干(淦)县干氏大族中，如高淳教渝干凤、孝子干显思、清朝康熙年间贡生星子县人干特等等，皆为此支干(邗)氏族人的后代。

还有一支干(邗)国人未与吴越国人结合，而是独自在赣水流域生息繁衍，他们体格高大、魁梧，史称“赣巨人”，世居枭阳(今江西鄱阳)，世人皆称之为“赣人”。这些赣人的后裔中，许多人以“赣”为姓氏，称赣氏，读音作gàn(ㄍㄢˋ)。在史籍《万姓统谱》中记载的“汉代有赣遂”，既为此支干(邗)氏族人的后代。

得姓始祖：端木赐(子赣、子贡)。

赣氏源出春秋时期的端木氏，孔子有一个得意门生，名端木赐，即子赣(子贡)，他能言善辩，是当时有名的说客，而且他还在鲁、卫、齐等国做过宰相。后因颇受孔子赏识，他也因此名声大噪，其后人一部分以父名为姓，相传姓端木氏；一部分以父字为姓，相传姓赣氏。故赣氏的得姓始祖就是端木赐。

二郡望：

鲁　郡：亦称鲁国、鲁国郡。西汉朝初将秦朝原有的薛郡改为鲁国，治所在鲁县(今山东曲阜)。三国时期的曹魏及晋朝改为鲁郡，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曲阜、泗水、滋阳一带地区。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又改为任城郡。另外，隋朝时期有个鲁州鲁郡，唐朝时期有个兖州鲁郡，其间虽然都辖有曲阜，如隋朝时期曾改鲁县为汶阳县，继而恢复曲阜原名，而治所均在兖州。

广平郡：广平郡始建于西汉景帝中元初年(公元前149年)，是由邯郸郡分置，治所在广平(今河北鸡泽)。辖境相当今河北省任县、南和、鸡泽、曲周、永年及平乡西北、肥乡东北一部分地。后改为广平国。东汉时期废入巨鹿郡。三国时期曹魏复置广平郡，辖境扩大。隋朝开皇初年废黜。

颖川郡：战国时期秦国灭韩国后，以所得韩地于秦王赢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置颍川郡。之所以名为颖川郡，是因为有一条河，名为颖水，其上游支系流经郡中大部分地区。郡治设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县、登封市、宝丰县以东，尉氏县、郾城县以西，密县以南，叶县、舞阳市以北一带的广大地区。南北朝时期东魏武定年间治所移至颖阴(今河南许昌)，北齐则改为长社县。隋朝初期曾废黜颖川郡。唐朝时期复改为长社，后又曾改许州为颖川郡。

浔阳郡：西晋永兴元年置浔阳郡，治所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唐朝时期改九江郡为江洲，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河阳郡，至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为江洲。

荥阳郡：秦朝时期置郡，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原阳市。西汉时期辖地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部一带。三国时期曹魏国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分河南郡置郡，改治所至河南省荥阳县，其时辖地今河南省黄河南部、荥阳县至朱仙镇一带，包括今开封市、郑州市在内的八县。北魏时期移治到今荥阳县。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改为成皋郡。隋、唐两朝均为郑州荥阳郡。

鄱阳县：鄱阳古称枭阳、番邑。公元前221年始建番县，属九江郡。西汉因治番水北，名番阳。东汉改为鄱阳。隋为饶州治。元为饶州路治。明清为饶州府治。1949年5月1日解放，先后隶属鄱阳、浮梁专区。1952年交入上饶专区。1957年改称为波阳，2003年12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恢复鄱阳县名。

三历史名人：

赣　遂：(生卒年待考)，著名汉朝掌太守仪卫的耆老大儒，门下有学生弟子数百人。

单（Shàn）姓源出有二：

　　1、出自姬姓，以邑名为氏。据《元和姓纂》所载，周成王封少子臻于单邑（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南）为甸内侯，因氏焉。于周襄公、周穆公、周靖公二十余代为周卿氏。据《通志·氏族略》云：成王封蔑于单邑，故为单氏。又据《路史》记载，上古周朝时，周成王封少子臻于单邑（在今河南省孟津县境），他的子孙便以封地为姓，世代相传姓单。

　　2、出自北方少数民族复姓改单姓而来。据《魏书·官氏志》记载，南北朝时，北魏鲜卑族有复姓可单氏、阿单氏、渴单氏，入中原后一并改为单姓单氏。

单氏来源：三千零五十年前周成王姬诵封其少子姬臻于单邑，称单伯（封建诸侯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在各自的封国里是世袭的国君），其子孙都以单为姓。爵位三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设县，秦在山东省的西南部设立单县，即为我族发祥之地。随着历代封建王朝的更迭和变迁，单县有支族向南方扩展，建立南安郡。并且在苏州阊门大兴土木建造气势雄伟的大堂，号称“南安堂”。后来南安堂和盐城西乡单家庄祠堂在在1943年被日寇烧毁，列祖列宗木祖、牌位、插屏等陈列品荡然无存。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沉痛的民族灾难。

　　公元1368年，大明朝洪湖赶散，南安堂苏州阊门人氏单西川和陆氏太君为了生存，带领四个儿子离开姑苏大城市。大房在苏北兴化南边单家堡（自命庄名——单家堡）落脚后，建有祠堂；二房在苏北盐城南乡北任庄（北龙港）落脚后建有祠堂；三房在苏北盐城北边北沙羊寨单家码头（自命庄名——单家码头）落脚后，建有祠堂；四房大海公在苏北盐城西乡单家庄、单家湾（自命庄名——单家庄）落脚后，建有祠堂。

　　单家庄一脉又分三房，且数十年后三房才分居生活。大房仍居单家庄、单家湾；二房分居小官庄，后来到沿河镇祁陆庄定居；三房分居马鹿垛。始祖大海公所生三子非常团结。祖辈们除了注重耕种之外，读书也不放松，世代书香，学文习武求艺，颇有人才。

　　因族大生支，于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三房开始单独分祭，祠堂1864年（同治三年）建在马鹿垛老墩子东南角上，以光宗耀祖。在天下单氏是一家的封建社会里，全国各地的单氏祠堂虽然用字都不相同，但是这次完全相同。

　　单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上古周朝时周成王封小儿子臻到单地（今河南省济源市西南，一说现河南省孟津县一带）做伯，称为单伯。臻的家族昌盛，在周朝的二十几代君主中，都有单姓人在朝廷作大官。他们的后代就是今天单姓的来源。在古代，单姓的望族大多出自于河南。浙江省永康单氏，据《永康姓氏志·单氏》和方山脚《单氏宗谱》载，唐乾符年间（874-879年）有工部尚书单琰发族于云南。至五世祖文林郎单宗化，登崇宁二年（1103年）进士，任金华正堂（县令），任满，约于宋政和年间卜居永康丛桂坊。至十七世祖单辅靖任建康学录，不久转任判官，生昂、昱、昴。单昴由明经任宁安通判，居何州。单昂任婺州医官，单昱则于元末卜居永康城北三十里的方山南麓，为方山单氏之祖。单昂之后，廿八世祖单育又因大水为患，卜居城南长水，为水碓头单氏之祖。永康单氏祖居地丛桂坊，属古丽镇。在“县西北四十步”。始祖为单宗化，约在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与子单昴卜居永康县城丛桂坊。永康单氏聚居地方山脚，属清溪镇。始祖为单昱，约于元至正末年（1365-1368年）从县城丛桂坊迁居方山之阳（方山脚）。上水碓，属古丽镇。始祖为单昴后裔单育，约在清雍正末年（1731-1735年）从县城丛桂坊迁此（余略）。

字辈排行

　　湖南平江单氏南安堂字辈：

　　裕昆公房旧派：“士功年季干胜信宗德万志伏启嘉报说禹梦仲士功良文寇希天有拱玉庆惟士功九时宗文万福文升昭开本大用世楚希以为兴显达光明远攸隆福荫深衡应凤大世元文龙祖希邦永攸隆福荫深”；

　　峰仑两房旧派：“启嘉报说禹梦雄士功建立必昌隆壮志升霄汉玉友琢秀豪添仁仕显胜世代学归朝理道傅先圣心源继古贤”；

　　新派：“心树长荣茂楩楠国干桢动名纪青史诗礼振家声”。

　　湖南湘阴单氏字辈：“开本大用世楚希以为兴显达光明远攸隆福荫深”。

　　浙江萧山西河单氏仁孝堂字辈：

　　原派：“休嘉筑钧锡梦雄士功建立必昌隆”；

　　续派：“壮志升霄汉玉友琢秀豪添仁仕显胜世□学归朝”；

　　新派：“理道传先圣心源继古贤国家培植厚发达自珠聊”。

　　浙江湖州单氏字辈：“楚君涵克士朝林喜志明家学忠和厚功成育秀梁扬发前才美辉朗长兆延吉祥兴隆盛荣华富贵根”。

　　浙江温州单氏字辈：“华明君子道德良存荣祖亦可以正肇乾山世林忠光士文宗殿嘉永茂国定献金圣贤豪杰官员功勋”。

　　河南邓州单氏字辈：“仕福明清建振德丰化元兴仁世界昌”。

栋[栋，读音作dòng(ㄉㄨㄥ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上古黄帝后裔轩栋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轩栋氏，为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之一，是上古时期古老的姬姓氏族部落名称之一。

在轩栋氏的后裔子孙中，确有省文简化为单姓栋氏者，但源流详情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证实之前暂不祥述。

第二个渊源：源于职业，出自古代建筑工匠栋甍，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

“栋”：框架结构屋的正梁，即屋顶最高处的水平主梁，支承着椽皮的上端房子的大梁；也叫正梁。“梁”：水平方向的长条形承重构件。木结构屋架中专指顺着前后方向架在柱子上的长木。

“栋梁”，人们后来用它来比喻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

代，在进行房屋建筑之时，上栋即上大梁时是非常隆重的，要由最有名望的工匠大师进行，这个“挑大梁”的大师就称作“栋甍”。

在栋甍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称号为姓氏者，称栋氏。

本书按：

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临川康王刘义庆(公元403～443年)，自幼才华出众，精擅文学，撰有著名的《世说新语》。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赏誉》中第一次使用了“栋梁”之辞：“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庾子嵩，子嵩，颖川人，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之徒，仕至东晋王朝的豫州长史。时有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刘舆在东晋王朝东海王司马越的太傅府任长史，刘舆很有才华，看不起其他人，因此在他任职期间，有许多名于故世之人多都被他构陷，只有庾子嵩不把心思放在世事上，使他没有空子可钻。

后来，刘舆抓住庾子嵩生性吝啬而家境富裕的特点，怂恿司马越向庾子嵩借千万钱，希望他表现出吝啬而不肯借钱给东海王，自己就可以找到可乘之机予以劾陷。司马越果然上当，真的就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宴席之上向庾子嵩借钱。

当时庾子嵩已经醉醺醺的，头巾都颠落在小桌上，他把头伸进头巾里戴上，然后慢吞吞地回答说：“下官家里原来大约就有两三千万，随您取多少！”

在一旁等待机会的刘舆傻了眼儿，这才万分佩服庾子嵩，以后也不再找他的麻烦了。后来有人向庾子嵩谈起这件事时，庾子嵩说：“这可以说刘舆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第三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时期建州女真与黑龙江女真，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栋阿氏，亦称东鄂洛氏，满语为Dongga Hala，属于黑龙江女真的一支，世居那木都鲁(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海参崴)，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栋氏、佟氏、邓氏、东氏、洛氏等。

②满族栋佳氏，亦称董家氏、董佳氏，满语为Dongiya Hala，属于建州女真的一支，世居董佳城(今辽宁新宾)、嘉木湖(今辽宁新宾)、嘉哈(今辽宁新宾夹河村)、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栋氏、董氏、邓氏、陈氏、冬氏、侗氏等。

③满族栋鄂氏，亦称董鄂氏，满语为Donggo Hala，以居住地“董鄂”为姓氏，董鄂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宽甸县一带。后多冠汉姓为董氏等，亦有称栋氏者。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清朝时期著名经学家惠栋，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惠栋，公元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厓；江苏元和人(今江苏苏州吴县)，著名的清朝时期汉学家，汉学中吴派的代表人物。

惠栋生在经学世家，家学渊厚，师有专门。祖父惠周惕，字元龙，又字研溪，是吴学派的开山祖师。《清史稿·儒林传》说：“清二百余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惕其创始者也。”惠周惕少年传其父惠有声(字朴庵，明贡生，曾以九经教授乡里，尤精于《诗》)之学，受业于时人汪琬，而与徐枋雅相友善，结为知己。工诗及古文词，皆有规度。至于中年，为贫困所厄，于是遍游四方，得与当代名士相交。当时已成为社会名儒的朱彝尊曾极口称赞他的学问，因之文名益著。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惠周惕举博学鸿儒科，因为丁忧，未得参加考试。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惠周惕成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他不习国书，改任密云知县(今北京密云)，有善政，不久即卒于官上。惠周惕不仅有学，而且富于才华。就其学问来讲，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诸书。就其才来说，有《诗说》、《研溪诗文集》。他论《诗经》，认为大小雅的区别在于其音不同，而不以政别，澄清了附在《诗经》上的一些误会。他还认为，无论天子还是诸侯，均可以有颂。这些，对其继承者惠栋都有直接影响。

惠栋的父亲惠士奇是使吴学派由发生而走向成熟的过渡性人物。惠士奇，公元1671～1741年，字天牧，一字仲孺，晚号半农。惠士奇十二岁就能作诗，其“柳未成阴夕照多”的诗句，曾得到先辈们的极力赞赏。二十一岁时，惠士奇正为诸生，却自愿不参加省试，自谓“胸中无书，焉用试为？”从此奋志力学，晨夕不辍，终于博通六艺，对诸子及《史记》《汉书》《三国志》诸史书皆能背诵。一次，名流宴集，坐中一客故意难之说：“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于是惠士奇当场背诵终篇，竟然不漏一字，众皆惊服。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惠士奇得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官编修、侍读学士。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惠士奇典试湖南，督学广东，在任上积极提倡经学。三年后，通经者多。惠士奇曾举荐海阳进士翁廷资为韵州府学教授，部议格置不行，不过清圣祖康熙皇帝亲自干预说：“惠士奇所举，谅非徇私，著如所请，后不为例。”惠士奇盛年经史兼治，晚则尤邃经学。著有《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交食举隅》二卷、《琴笛理数考》四卷、《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南中集》、《采莼集》、《归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时术录》一卷。内容除经学外，还包括天文、音乐、文学诸方面。

惠家本来住在吴县的东渚村，后来迁居到城东南的香溪北面，当时附近的东禅寺内种着一株红豆，本来早已老而枯干，此时竟然复生新枝。惠周惕移一枝栽于阶前，更是生机盎然，焕发出勃勃活力，四方名士过吴门者，必停舟相访。因此，惠周惕即自号为红豆主人。同里乡人习惯上把他唤做老红豆先生，而把惠士奇称为红豆先生，把惠栋称为小红豆先生。

惠士奇有子七人，惠栋是老二，在兄弟中学问最好。他自幼笃志向学，孜孜不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子集到百家杂说、稗官野乘、释道二藏及儒家毖纬之学，无不津逮。由于他生长在一个书香世家，又赶上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乾嘉盛世”，因而得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当时他父亲的朋友李绂一曾竖指称赞说：“仲孺有子矣！”

惠士奇督学广东期间，惠栋形影相随，时广东高材生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天，有“惠门四子”之称，随从惠士奇讲论文艺，与惠栋为莫逆交，但四人皆自以为学问不及惠栋。以后，惠栋又来往于京口一带，因父亲在清雍正初年“入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削籍”，饱尝饥寒困顿之苦，甚于寒素。不久，父母双亡，惠栋恪守孝道，并不以贫废礼，终年教授学生自给，任凭甑尘常满，处之坦然。

生活虽然困苦，但惠栋对古代典籍甚为爱惜，每得一善本，不惜倾囊，也要买来，有时还借读手抄，精审地予以校勘，以至对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惠栋读书主张从名家入手，而在远大处着眼。当时学者余萧客写成某书，向他求正。他说：“子读书撰著，当务其大者、远者。”余萧客闻之深受触动，当下执弟子礼。

在学派上，惠栋与皖派经学代表人物戴震既有师生之谊，更为忘年交。清乾隆大帝登基后标榜风雅，鼓励士子们从事经学考究，免得成天琢磨“反清复明”，因此在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诏令各地举荐明经行修的士人。当时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与惠栋并无半面之识，但因早闻他的学行，因此交章论荐，认为他“博通经史，学有渊源。”然而，因为惠栋因为没有及时将著作呈递给掌权者，更不擅长胁肩谄笑的贿赂，再加上他名大招忌，因而罢归，失去一次极好的入仕机会。此后，他与仕宦再无半分缘分，故而专事著书立说，在大半辈子的治学生涯中，培养出一大批封建时代最优秀的第一流学者，余声所及，及于今日，犹自未绝。如著名的余萧客、江声、钱大昕、钱大昭、王鸣盛、戴震、王兰泉、顾广圻、王昶、江藩等等诸人，都与惠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没有这些学者，所谓“乾嘉学派”也就失去了光彩。因此，惠栋可以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对《周易》的研究，是惠栋学术的顶峰。他著作有《易例》二卷，“乃熔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实为栋论《易》诸家发凡。”《易汉学》八卷，“掇拾孟喜(汉宣帝时博士)、虞翻(三国时传孟喜之易者)、荀爽(东汉治古文费氏易者)绪论，以见大凡。”其末篇附以己意，发明汉《易》之理，以辨证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可惜的是，这部书并未完成，缺《未济》以上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两传。后来，他的再传弟子江藩代为补注，作成《周易述补》一书。

惠栋治《周易》有两大特点：一是专主 之说，二是混淆家法。这两个特点主要来自惠士奇。惠士奇有《易说》六卷，专主汉说，认为《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这种观点，沿袭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传统讲法。清朝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曾十分强调汉族人的最重家法和师法。汉族人最讲学有专门，而惠士奇则有意混淆汉朝的家法与师门。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玄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分别说《易》，实际各不相同，但惠士奇却认为：“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这就不管汉朝的门户界线，而给以综合融汇的功夫。此外，对孔子据以正名的《春秋》，也是事实据左氏，论断多采《公》、《谷》。至于汉朝以后，他认为自三国魏王弼以玄言注《易》，其古义便荡然殆尽了。到了惠栋，几乎全部承袭其父的观点，但更加精审详实。不过他认为唐朝李鼎祚《周易集解》还是保存了一些汉朝精华。

除《周易》外，惠栋还遍通诸经。他有《九经古义》十六卷，讨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的古音古字古义。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其中《左传补注》六卷因有别本单行，有目无书，故称“九经”。他论证详博，考证精确，因而又被人誉为“惠九经”。

对于《春秋》三传，惠栋尊郑玄之《周礼注》、韦昭之《国语注》，而对杜预《集解》多所驳正。他认为，严彭祖所传《公羊春秋》，即熹平石经所刻；颜安乐所传乃为何休所注。讨论古代明堂制度有《明堂大道录》八卷、《谛袷说》二卷，认为古代的帝礼(一种祭祀)乃在明堂举行，而明堂制度来源于《周易》。于史部有《后汉书补注》十五卷，取《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太平御览》诸书，补谢承、薛宝、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七家之亡。又有《诸史会要》《竹南漫录》，惜未成。《王文简公(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太上感应篇注》二卷、《山海经训纂》十八卷、《九曜斋笔记》二卷、《松崖笔记》二卷、《松崖文抄》二卷。除此之外，惠栋还曾帮助卢见曾手定《雅雨堂十种》、《山左诗抄》、《感应集》。

值得强调的是《古文尚书考》二卷。讲到东晋枚赜所献伪孔传本《尚书》，人们总是先提到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实际上，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与阎百诗相比，别具特色，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据 、钱大昕的惠书序，阎百诗著成《疏证》之前，“先得定宇之指，定宇书不谋而与之合，文词未及其半，而辨证益明，条贯亦清益。”阎百诗之书终“未若先生之精而约。”可见惠书之特色。从外，阎百诗沿袭许多前人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其价值。如周公摄政称王，封康叔于卫，阎百诗相信蔡沈在《书集传》中的臆说，以“武王诰命为卫侯”。又相信宋人王柏之说，认为《诗经》所谓郑卫*风非孔子手订，为可删。这些又反衬出惠书的价值。惠栋则坚持认为，郑玄所传的二十四篇《尚书》乃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的二十五篇为伪。对唐人所说郑玄所传乃张霸伪造的百二篇，今文《泰誓》出于伪造，都一一予以驳证。创见颇多，在史学界产生过深远影响。

学者皮锡瑞认为，惠栋为雍乾以后汉学大宗，但未尝废宋学。实际上，他认为只有汉朝学者才保存了圣人的真谛，因此在惠栋的著作中，几乎全是发明汉朝人的言论。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评论说：“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休)、服子慎(虔)之间，马融、赵歧辈不能及也。”也是把他同汉朝学者相比。因此，惠栋可称是汉学大师。

但是，惠栋固守汉儒之《易》说，而且不复甄别，以致当时及后世人对其有“株守汉学”、“嗜博泥古”之讥。

惠栋为世人留下的著述有《古文尚书考》、《易汉学》、《易例》、《周易述》、《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松厓文钞》、《春秋左传补注》等，为清朝吴派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得乾嘉学者推重。

在惠栋的后裔子孙中，就有栋氏、李氏两支别于惠氏之原姓。栋氏，当取先祖之名为姓氏，而李氏因何而变出，惠栋的后裔子孙皆讳莫如深，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郡望：

苏　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苏州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苏州古称吴，现简称苏，拥有姑苏、吴都、吴中、东吴、吴门和平江等多个古称和别称，苏州城始建于周敬王六年(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阖闾城，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在吴都城设会稽郡、吴县，自此，当时的苏州称为吴县，或有时称为吴州。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始定名为苏州，以城西南的姑苏山得名，沿称至今。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代宗设苏州为江南唯一的“雄州”，从此，苏州名称被固定作为通称。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宋徽宗曾改苏州为平江府。苏州城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时期原来的位置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

三历史名人：

栋阿赖：(生卒年待考)，亦称董鄂洛；满洲正白旗人。著名清朝将领。

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时归附，以护军参领从征，其后屡建军功，授一等轻车都尉，累官至副都统、都察院副都御史。

栋阿赖逝世后，其子栋闪袭其世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