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与末世首都

唐宋时的土司制度为羁糜制度，土司所控制的州郡被谓为羁糜州，遵守“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的准则，羁糜州除部落首领需要定期至首都朝贡外，普通民众并不需要负担中央 的赋税。

从元代土司制度开始，地方土司要向中央 缴纳赋税，但并非是中央 的税务官直接征收，而是由土司自己收缴赋税完毕，由土司交由中央 。

元代贵州已经形成了四大土司家族，除去播州杨氏土司与思州田氏土司，其余两大家族即为上文所提到的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

元依照土司力量与控制地盘的大小，将土司分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贵州共计有大小土司300多处，而贵阳之地即在顺元路军民安抚司下设有众多的小土司。

明朝的土司制度更为严密，土司所辖民众被分别登入“民户”“军户”，分别受布政司与都指挥使的管辖，明军在驿道沿线修建的卫所很多位于土司辖地，两者互不统帅。

洪武五年（1372年），水东安氏与水西宋氏共同入朝，明将水西水东合二为一，为贵州宣慰司，安氏世代为宣慰使，宋氏世代为宣慰同知。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布政司成立后，田赋制度逐渐与全国接轨，但土司地区所有粮差仍由土司认领，然后再由其所属土目、土民逐级分摊。

水东宋氏的马头寨

天启元年（1621），明朝欲调水西安氏一万兵助战，因恐引矛盾而止，又预备调与水西安氏素来相爱相杀的永宁奢氏领兵三万援辽，永宁奢氏头人奢崇明与其女婿樊龙谋反，天启二年，水西安氏的安邦彦挟持其侄宣慰使安位响应奢崇明叛乱，史称奢安之乱。

崇祯三年（1630）安位请降，将水西安氏直领水外六目地（现贵阳清镇）改流，崇祯四年，又因水东宋氏阴助奢、安叛乱，将贵州宣慰同知宋嗣殷革职，将水东宋氏直领洪边十二马头地改流置开州（现贵阳开阳）。

清占北方后，自崇祯十七年（1644）到弘光二年（1646），明朝旧臣先后在南京拥立福王成立弘光政权，在绍兴以鲁王为监国建立绍兴政权，在福州以唐王为帝建立隆武政权，在广东肇庆以桂王为帝建立永历政权，在广州以唐王弟称帝建立绍武政权，除永历政权在明朝旧臣与大西军残部帝的支持下坚持到永历十五年（1661）才被清军消灭外，其他各个政权，或忙于争夺正统，或拥立者之间争权夺利，在满清的攻势下，很快都失败了。

在见证明朝最后衰亡时刻的短短十五年永历十五年里，有四年（1651—1656），贵阳作为南明永历王朝的首都而存在。

1646年，弘光王朝与隆武政权相继败亡，原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巡按御史王化澄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为监国，又得湖广总督何腾蛟支持，正式在1646年的十月十四日拥立桂王为监国，不久称帝，以1647为永历元年。

弘光二年同年，张献忠被满清击毙，余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奇能归明抗清，永历三年，孙可望由重庆向贵州进兵，下遵义桐梓县，又击溃明军在乌江的设防，渡过乌江，再克与贵阳、安顺交界的黔西惠水县，之后攻克贵阳，本预计向广西进发与桂王的永历王朝汇合，共抗清军。

恰逢云南混乱，石屏土司龙在田求援，孙可望突然改变计划，进军云南，以孙可望首鼠两端的个性，计划的突然改变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孙可望见到扩张地盘的机会，而他极可能一开始就仅是将桂王与永历朝廷作为自己手中的政治筹码。

大西军占领云南后，孙可望自称平东王，不久又自称“国主”，甚至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在明原云南副使杨畏知的谋划下，孙可望归命永历政权，奉表称臣，但仍坚持向永历朝廷索要“秦王”的封号。

而永历朝廷自1647年到1650年，何腾蛟被俘失败，桂林陷落，永历帝手上的明军部队已经丧失大半，而唯独剩下一个笑里藏刀的孙可望还在向他示好了。永历朝廷已经无处可去，永历五年十二月，清孔有德部进逼南宁，永历六年正月，桂王到达广南，孙可望派总兵王爱秀前往迎驾，上书称：臣以行在孤处僻粤，再次迎请，未奉允行……臣再三思维，唯安龙所滇、黔、粤三省会区，城郭坚固，行宫修，一切粮储，可以朝发夕至，莫此为宜。

永历五年正月，永历帝一行从广南出发，经十多天跋涉，到达距离贵阳几百公里外的安龙（现黔西自治州，安龙并不在元所修的黔地五大驿道上，此一安置计划也可窥见孙可望对南明取而代之的计划是早有谋划），而孙可望则独坐贵阳，正式开始了永历王朝在贵阳的历史。

南明永历政权曾短暂定都贵阳

永历二年，为打破清军对云南贵州对包围，孙可望留守云南，李定国领兵十万向湖南进军，刘文秀领兵五万向四川进军。刘、李兵势强劲，刘部连克宜宾、乐山、成都、重庆，而李定国先兵分两路进攻湖南，继而合兵广西，攻下广西全境，逼迫孔有德在桂林自焚而死。

孙可望见李定国战绩骄人，心中猜忌丛生，忧心自己地位受到威胁，同年，孙可望调占领四川的军队入黔，进军湖南。永历七年至八年，李定国转战两广，屡战屡胜，而孙可望却多次设计阴谋袭击李定国部，未果。

孙可望又退回贵阳，预谋拿到他朝思暮想的皇位。永历八年春，永历帝派人急召李定国赴安龙入卫，遭孙可望觉察，将预谋此事的十八大臣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全部处死。除吴毓贞经永历帝说情处以绞刑外，其余全部凌迟处死。

同年六月，孙可望赶至昆明称帝，因皇冠尺寸狭小而未遂，永历九年，派关有才领兵前往南宁进攻李定国，李定国在击溃关有才部后，于永历十年到达安龙，护送永历帝自贵州盘县进入云南，结束了永历政权在贵阳的历史。

最终，永历政权被投降清朝的吴三桂攻灭，而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西南土司也走到了尽头。

顺治十七年（1660），吴三桂以“水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请彻底改流水西，清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水西土司安坤、马乃土司龙吉兆、乌撒土司安重圣等，阳顺阴逆，中怀叵测。应如所请，悉心筹划，相机歼剿。”

康熙三年，清廷命吴三桂进攻水西，以十镇兵力围攻，将安坤、安重圣擒拿，彻底革除水西土司。四年，吴三桂奏请将水西以及乌撒土司地改设大定、平远、黔西、威宁四府，待吴三桂谋反，水西土司安坤遗腹子安胜祖得族人支持，领兵助清平叛，清廷恢复水西土司，而安胜祖无嗣，根据无嗣土司停袭的政策，水西土司彻底退出了贵州的历史舞台。

吴三桂政权败亡后，土司制度继续向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清初采取“滇黔土司暂从其俗”的政策，但为限制约束土司，仍实施四项措施：

一是严格规范继承制度，以防争袭、冒袭土司。二是明确土司有“唯贡、唯赋、唯兵”的三大义务。三是用中央公务员对土司进行工作审核，“有功则叙，有罪则处”，每三年一次考核。四是颁布“苗疆禁例”，规定土司必受同级流官节制。另外规定无嗣的土司停袭，有罪的土司或降级或革除。

雍正四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上《改土归流疏》，改土归流总原则是削其大而存其小，土司田地一律清丈，人民一律入户，对于对抗中央权力的土司坚决废除。较之前代，黔、滇土司的政治势力已经衰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十一省混合的民俗

自明清移民后，贵阳已成一移民历史长达400年的城市，贵阳城的习俗是各省移民混杂的。

上述的十一省九大会馆，这些外地人将其本土的所有信仰全部带到了贵阳，而这其中并未有某省某地之人占据文化上的主导地位，这也是贵阳人始终不能感觉到贵阳这种城市具有文化的原因，因为移民城市中显性的民俗已经被城市所融化，而这不妨碍，曾经移民者的文化静静的躺在贵阳的地名与曾经的历史中。

湖北会馆因湖北人崇拜大禹而建禹王宫，其地址在今贵阳的田家巷。

而贵阳老城区著名区域紫林庵，则是因为湖南人好建寿福寺，在当时贵阳的郊区建有“楚衡别墅”，因此地颇有田野风光，成为晚清年间贵阳文人雅士的第一聚会地，因此称为紫林庵。抗战时期，国民 迁移重庆，移民再次涌至贵阳，开辟紫林庵一带供外地人居住，田野风光的紫林庵遂不存。

今日紫林庵

而江西人的遗迹仍然存在，江西人崇拜东晋道士许逊，在贵阳各地大建有万寿宫，贵阳城中的万寿宫在太平街，贵阳青岩所建的万寿宫也是如此，至今犹存。

四川人崇拜李冰父子而好建祭祀李冰父子的川祖庙，在晚清的贵阳府中也曾遍布川祖庙。而福建人崇尚妈祖，在贵阳城中也曾建妈祖庙。

单从这一记载看，汉族在信仰方面也具有多样性，同时信仰在汉族人的精神世界中也占有极大的地位，否则断然不会离家万里，要在偏僻的西南腹地祭祀其家乡的神祀。

而对于老移民而言，他们则在贵阳扶凤山上建有阳明祠与尹道真祠。祭祀的就是曾在水西故地修文悟道的王阳明与东汉时期的黔地大儒尹道真，以纪念他们开黔地文教事业的大功。

除去多样化的汉族信仰，苗族、布依族以及贵阳周边所有的少数民族，其信仰也在贵阳城中同时共存。

过去最为人所知，而现在贵阳人甚至贵阳苗族人也一无所知的，就是贵阳苗族的“四月八”。

贵阳苗族传说，在宋代时，一个叫古鲁悲赞的首领带领苗族先民来到彝族占领的黑羊箐附近开垦，劳作过度而亡，其继任者赛陆玉玖，依旧劳作过度而亡，据传即葬在贵阳旧城的市中心大十字（喷水池一带，民国时是周西成铜像所在被称为铜像台，现在喷水池仍然是贵阳老城的金融中心，曾经的商品中心），苗族后人为记录前人开拓之功，约定贵阳附近苗族，不论远近、不论男女老少、不顾风雨，每年四月八，都要带糯米饭来铜像台、广东街一带扫墓，而后此活动在祭祀之外逐渐带有娱乐性质，四月八当天，贵阳苗族必聚于铜像台附近载歌载舞。

贵阳附近的青岩、花溪、龙里苗族也是中国人类学的福地。早在晚清时代，著名的人类学家鸟居龙藏，1902年只身来到西南地区进行人类学考察，在贵州停留了40天，拍摄了大量贵州青岩、花溪苗族以及沿途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照片，回国后发表《苗族调查研究》。

严寅亮题写的匾额

而这四人全系青年外出求学者或长于外地者，贵阳乃至贵州并无能力培育他们，而如今贵阳一中即使较广西的柳高、南宁二中，也要逊色一筹，想要弯道超车而没有强大到威慑西南教育界的高中是后劲不足的。

第二大问题就是民风涣散，贵阳人惯于安逸，喜好嬉游，日常最好衣、食二物，精神面貌落后，甚至有时以“善于享受生活”的借口安逸于精神文化上的匮乏状态，目光短浅是贵阳人的常态。淘宝2018年所做的省会城市女性网购衣物消费排名，贵阳女生名列第七。

凡城市生命都如个人人生，自有发育成熟的阶段，当然也如个体人生一般，长成有快有慢，贵阳偏居高原山地，其婴幼儿的阶段营养一直不足，而贵阳如今才刚刚开始，宛若16岁的高中生一般，而在现代的科技条件下，这营养是绝对充足。

城市也如成人一样，长大成人焕发光彩无疑是需要时间的。贵阳人虽然安逸懒散，但这坐城市同样是产生了老干妈的地方，老干妈奋勇拼搏，知道落后却自信，坚韧不拔，无惧他人眼光的精神同样也是贵阳人贵州人所共有的精神。

贵阳人且看那17世纪还是洪边十二马头地的开州不是还诞生了朱启钤吗，那1940年代开垦的南明区现在住房容积率甚至堪比香港，但凭现在充裕的营养与贵阳人隐藏的坚韧，发挥边地的蛮勇气概，贵阳一定不会让世界与未来失望！

人物简介

安邦彦是明朝末年西南的川贵等省历史上著名的“奢、安之乱”的主要头领，曾经在明代天启2年（1622年）2月7日，率10万叛军进围黔中首府贵阳。在围困的10个月中，贵阳犹如一座孤岛，外无援军，内缺粮食，以至城内百姓落入“人相食”的可悲境地。作乱多年后，于崇祯二年(1629)，才被兵部尚书朱燮元，督贵、川、湖、滇、粤五省兵马平复。八月水西，被斩杀。

人物故事

安邦彦是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宣慰土同知，宣慰使尧臣族子。尧臣死，子位幼，其母奢社辉代领其事。社辉，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女弟也，邦彦遂专兵柄。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汗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会朝议征西南兵援辽，安邦彦桀黠，素怀异志，欲乘以起事，诣李请行，谕止之。邦彦归，益为反谋。累疏请增兵益饷，中朝方急辽事，置不问。

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永宁（辖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趁机起兵反明，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当奢崇明进围成都、自号“大梁王”的消息传到贵州时，贵州全境 。为了支持奢崇明，实现自己称雄一方的宿愿，贵州水西彝族土同知安邦彦也想借机发难。为此，他特别到巡抚官邸拜见李，“诡言与奢氏有仇隙，愿发己兵剿永宁以自效”。李知其心怀叵测，于是谢绝其要求。安邦彦虽然碰了软钉子，但不死心，返回大方后，积极策划反明事宜。

奢崇明叛乱以后，明廷调水西(今贵州西北一带)兵赴川平叛。安邦彦乘机以援川为名，于天启二年二月，率军2万至毕节(今属贵州省)，发动叛乱，自称“罗甸大王”，在乌撒(今贵州威宁)土知府安效良的协助下，攻占毕节。四川东川(今云南会泽)、云南沾益(今云南宣威)、贵州洪边(今贵州开阳县境)等地土官纷起响应。叛军先后分兵攻陷安顺、平坝、沾益、龙里、瓮安(今均属贵州省)、偏桥(今贵州省施秉县)、沅州(今湖南芷江县)、普安(今贵州盘县)、安南(今贵州晴隆)等地，切断了官军援路及滇黔通路。二月初九日，安邦彦率军包围贵阳，声称破辰(辰州)常(常德)，下荆州，直抵中原。宝庆、靖州(今湖南靖县)一带为之震动。时贵阳兵力空虚，候代巡抚李、巡按御史史永安督率军民坚守孤城。总兵张彦芳由铜仁(今属贵州)率兵2万赴援，被叛军诱败于龙里。三月，明廷令贵州附近各镇派精兵应援，并调湖广、云南、广西三省4万官军入黔。六月，新任巡抚王三善率军1万进驻平越(今贵州福泉)，等待各地援兵。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领兵增援，在新添(今贵州贵定西)瓮城河被叛军打败，贵阳援绝粮断。十一月底，王三善分兵3路破围，自率中路2万精锐出敌不意，经新添，至龙里，连战皆捷，斩叛军万余人。十二月贵阳解围，安邦彦退守陆广河。时云南官军也先后收复平夷(今云南省富源)、沾益二城，云南的反叛势力基本肃清。贵阳破围后，湖广、广西及四川援黔部队先后到达贵阳，王三善兵分3路，进军水西。三年(1623年)一月，安邦彦联合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奢崇明和乌撒安效良，诱官军渡陆广河，先后在陆广、鸭池大败官军，龙里一带复为叛将何仲蔚占据。贵阳再次受到威胁。

四月，安邦彦欲再犯贵阳。王三善遣游击祁继祖、参将王建中等先后在莲花堡、青岩、八菇荡等地击败叛军，擒叛将多人。五月，安效良降服。六月，总兵张彦芳败叛军于羊耳。九月，滇师两路援黔，解安南之围。十月，收复普安、新兴(今贵州普安)，打通贵州上六卫的通道。王三善亲自率军6万，渡陆广河、略地300里，斩叛军18万，直捣大方(今属贵州)。水西宣慰使安位(安邦彦之侄)弃大方走火灼堡(今贵州黔西西北)，安邦彦逃窜织金(今属贵州)。王三善驻屯大方3月余，因后援不继，粮饷断绝，于四年(1624年)正月撤退，遭叛军追击被执遇害，诸将战死百余人。四月，云贵总督兼贵州巡抚蔡复一遣总理鲁钦、参将尹伸等在凯里、普定(今贵州安顺市)等地，屡败叛军。十一月，安邦彦驱兵3万余，渡三岔河，谋犯普定。蔡复一遣鲁钦等在汪家冲、蒋义寨大败之。乘胜追击，过三岔河、直抵织金。五年(1625年)正月，鲁钦等回师渡河，遭叛军袭击，士卒死亡2000多人，蔡复一亦为此被免职。三月，明廷命王为贵州巡抚，实际上仍由蔡复一和巡按监军傅宗龙主持贵州军务。他们决定采取沿河渡口置寨驻兵，就地屯田，彻底封锁水西的策略。时云南官军也于沾益击败叛军，安效良败死。六年(1626年)三月，安邦彦为摆脱日益困难的处境，率军数万渡江入犯威清(今贵州清镇)、威胁贵阳，结果大败，回到水西。后经两年多休养生息，蓄积力量，兵力发展到10万余人。

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明廷起用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贵、川、湖、广西军务兼贵州巡抚，移驻贵竹司(治今贵州贵阳)，招流移，广开垦，恢复经济；据险要，立营垒，充实军伍。二年(1629年)四月，朱燮元遣贵州总兵许成名等由永宁出兵收复赤水卫(今四川赤水河)，揭开了与叛军主力决战的序幕(参见永宁之战)。八月，安邦彦分兵守陆广、鸭池、三岔等要地，并进逼遵义，自称“四裔大长老”，奢崇明称“大梁王”，合兵10万进击赤水。朱燮元授计许成名佯败，诱敌至永宁一带，先后在五峰山、桃红坝、鹅项岭，大败叛军，斩首数万级，安邦彦、奢崇明败死，叛军主力基本消灭。

安位率余部继续顽抗。朱燮元采取“四面迭攻，渐次荡涤”的作战方针，屯兵险要，四面包围，逐步压缩，绝其资储，经过100多天的围剿，斩叛军万余人。三年(1630年)春，安位遣使乞降，平叛战争结束。

安邦彦叛乱的平定和奢崇明败亡，消灭了明末西南两大地方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奢香夫人，彝族名舍兹，又名朴娄奢恒。是彝族土司陇赞·蔼翠之妻，婚后常辅佐丈夫处理政事。奢香摄理贵州宣慰使职后，筑道路，设驿站，沟通了内地与西南边陲的交通，巩固了边疆政权，促进了水西及贵州社会经济 文化 的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彝族女 政治 家奢香夫人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

　　奢香夫人简介

　奢香夫人为彝族女子，乃是彝族恒部扯勒君长奢氏之女。在奢香夫人十四岁之事，嫁与了贵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的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

　奢香夫人自小聪明伶俐，喜欢思考;而在与丈夫结婚后，更是帮助丈夫处理内务。因为奢香夫人的聪慧能干，颇受族人爱戴，被尊称为“苴慕”。

　而这时却正直乱世，元朝的败落与明朝的兴起。在明洪武十四年，奢香夫人的丈夫蔼翠也因病去世，独留下了奢香夫人与尚且年幼的孩子。

　奢香夫人代替年幼的儿子继承了丈夫的职位，随后带领着族人修整驿站、传播文化。正值奢香夫人当职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正在攻打元梁王。

　在其他势力暗中勾结，阻碍明太祖之时，奢香夫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暗中帮助明太祖朱元璋屯粮偷渡。

　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奢香夫人是一个优秀的政客，并且擅长看人与审时渡事。而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奢香夫人也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随后奢香夫人把自己的儿子派去了京师太学读书，而朱元璋特地叫来了国子监嘱咐道，莫要叫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的人失望。同时奢香夫人也广泛招收有才之士，在自己的族内传播汉族文化，修整驿道以便运送各种器皿粮食，以加强与元朝中央的联系。

奢香夫人怎么死的

　奢香夫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政客，她的眼界开阔，识大体，为彝族与汉子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奢香夫人生前为彝族与明朝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许多的贡献。

　在奢香夫人掌权时期，正巧是元末与明初的交替之时;当时的明太祖朱元璋准备讨伐元梁王的残余势力时，其他势力均在暗中抵抗，只有奢香夫人看清了形式而暗中帮助明太祖，并且游说其他势力。修建栈道，以便车马经过，使元朝与彝族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而后奢香夫人又广招才学之士，学习汉族文化;使得汉族与彝族之间的文化得以互相交流，甚至把自己的儿子派到了京师太学学习汉族的文化。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伟大的女子，最终却因病逝世。

　奢香夫人的一生称不上如何的波澜壮阔，与有名的女强人武则天相比甚至有些平淡。然而奢香夫人的一生却一直在为彝族与元朝的友好而努力，正是豆蔻年华的奢香夫人嫁给了自己的丈夫，随后便一直帮助自己的丈夫处理事务。

　在自己的丈夫死后，她却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坚强的抚养自己尚且年幼的儿子，并且以自己的肩膀扛起来整个彝族的兴旺。

　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钦佩的女子，最后也终究抵不过病魔缠身，死于病榻。而在奢香夫人死后，明太祖朱元璋特地派遣使臣前往为奢香夫人吊丧，并且追加奢香夫人为大明顺德夫人!

奢香夫人成就

　我国古时便是男尊女卑，在那个女子只能温柔贤淑的年代，女人若是想要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实在是难上加难，然而奢香夫人却做到了。

　虽然奢香夫人没有我国第一位官方承认并且拥有实权的女皇武则天那样的名垂千古，家喻户晓，甚至许多人对她知之甚少。可是当初奢香夫人为彝族所做出的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

　奢香夫人眼界开阔，审时渡事;在当初明太祖朱元璋攻打元梁王时，许多的势力都在暗中勾结，阻碍明太祖。而奢香夫人却冷静的分析局势，并不盲目从众，反其道而行之的帮助明太祖朱元璋。

　在元朝建成初期，马晔曾因记恨奢香夫人而在彝族烂杀无辜，加重赋税，并且当众侮辱奢香夫人。

　因为战乱刚过，一切皆是百废待兴，百姓根本负担不起沉重的赋税，所有奢香夫人的下属本就不满马晔;然而当众人听说奢香夫人被褥，更是群情激愤，势要将马晔除之而后快。然而奢香夫人却冷静的阻止了众人，并且揭露了马晔意图逼迫他们造反的阴谋。最后奢香夫人得以被人引荐到明太祖的面前，程诉了马晔的阴谋。

　可想而知，若是当时受辱的不是奢香夫人，而是另外一个人;无论是男子或女子，相必都无法忍受这种当众被剥光衣服鞭刑的奇耻大辱吧!而一旦冲动的话，无论对彝族还是刚刚建成的元朝想必都是不小的损失。

　除此之外，奢香夫人还积极促进彝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广修驿道，运输货物，加强了彝族与元朝中央的臣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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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对苗族的大屠杀，把苗人当成野生动物一样，抓到了活人赏钱，杀死苗人，拿人头也赏钱。说是种族灭绝也不为过。

明朝苗族血泪史

洪武五年征三十六洞散苗。景泰六年，征湖广苗蒙能，围攻龙里，怀化、铜鼓诸地，天顺五年，大军深入苗疆，攻破几百余寨 ，焚毁三千家，斩首三千三百余人。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杀，五千五百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扬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邱北县志》第二册）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3000”。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

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明朝统治者大为震惊。明统治者除调集官兵剿杀外，还积极构建军事防御体系。明朝不但在北方修筑长城，还在湖南、贵州交界的地方也修筑长城，实行民族隔离。它是明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对南方苗族镇压的产物。为了持续统治，持续镇压想出了这筑墙屯兵，分割统治的毒计。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起来，规定了“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禁止苗汉贸易和文化交往。这是一条由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组成的关卡，以此孤立和征服苗族。

湘黔渝交界的武陵山区，是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带苗族人民富有斗争精神，在明朝统治期间因不堪忍受压迫和欺凌，不断爆发反抗斗争，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的“生苗”区，当时划定其地域界限为湘黔川3省交界的“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范围。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统治者每次进行征讨后，便选择要地，在“生苗”区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逐步形成了封锁线，人为地把“生苗”同“熟苗”、汉人区隔离起来。据史书记载，明朝万历33年，统治者为了进一步控制“生苗”区，曾耗银4万多两，上自贵州铜仁、下至湖南保靖，修筑沿边土墙380华里。 早在宣德年间，都督肖授筑湾溪等二十四堡，“留官兵七千八百有奇”“环其地守之”，对处在湖贵川三省交界地区中心而屡屡发生苗民起义的腊尔山“生苗”区开始形成圈围之势。由于派来苗区的文武官员与当地土官狼狈为奸“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已，至今诸夷苗民困窘怨怒”（《太祖洪武实录》卷255）。加之屯军霸占田土，驿站勒派夫马，骚扰苗民，不断引起苗民反抗。明朝历代统治者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

1426年（明宣德元年）湘黔一带旱荒严重、腊尔山苗族爆发起义，明军未能平息。

1431年（宣德六年）湖南筸子坪与贵州铜仁府平头司（今松桃县境）的苗族又联合起事，前后抗击明军12万之众，坚持斗争达8年之久。

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以后，三次发动征讨麓川之役，大军所经，沿路派役征夫，激起各民族人民反抗。

1451年春，明军数万进攻，与起义军决战香炉山（今贵州省凯里县境），官军“发炮轰崖后，声动地（《明史》卷一七二）”。苗王韦同烈被俘，香炉山攻破，起义归于失败。其后湘西南芷江、麻城苗民李天保，以城步长安坪为根据地，称“武烈王”（1455）；武罔，城步苗民李再万，称“天王”（1501）；湘西，黔东北苗民在龙麻阳，龙童保领导下（1511）；湘西草子坪（今湖南省吉首市）苗族在龙母叟，龙求儿（1538）与龙许保、吴黑苗（1545）的率领下，发动大小规模不等的起义反抗。其中龙母叟一龙许保的斗争先后延续了10多年时间，他们在斗争中提出“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7）”的战术策略，与明官军进行敌来我去，敌去我来；敌进我藏，敌退我出；敌强我退，敌弱我攻的巧妙斗争。

至嘉靖年间，当1548年明朝调集湘、黔、川三省官兵与土司兵16万人，分10路围攻义军两年之久后，苗民起义军却在龙许保率领下于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突然出击黔东北，连破麻阳县、思州府，印江县，石阡府，俘获前述二县知县及思州的知府，震惊了官府。最后以龙许保被叛徒出卖而告终。 总督张岳在镇压腊尔山苗民起义后，又“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哨所凡十三”，围绕腊尔山苗区边沿，由西而东而北筑建，构成了对腊尔山地区的一个弧形防线。

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夏，贵州卫、平越，新添，龙里，清平、八番等地苗族因明朝在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马、纳粮以及饥荒起而“劫商”、“抢官”，攻打卫所屯堡，以示反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湖广参政蔡复一“亲历边疆，度其险阻，力陈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三百里”，蔡复一筑的“沿边土墙”是在肖授的“二十四堡”和张岳的“凡十有三”哨所的基础上筑建的。这就是上文所描述史称的苗疆边墙，以边墙为界，划分“生苗”和“熟苗”，“边墙”之外的苗民称为“生苗”，之内的苗民称为“熟苗”。

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或因“徭税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汉族人口激增，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不断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经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致使汉苗两族为争夺生存空间时时兵戎相见。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区的高寒地带，生存环境更趋恶劣。据《苗防备览风俗考》：“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向异。常有黑雾弥漫，卓午始稍开朗。当朦翳之时，人畜对面不相见，寸趾难移。春夏*雨连绵，兼旬累月，常驻泥滓难行。雨势甫霁，蒸湿之气，侵入肌骨。其泉为山洞岩浆，性极寒冽，饮之败胃，水土恶劣，外人居其间，常生疠疫。”

194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认为：“苗人终岁勤劳，丰年仅免冻馁；一遇灾荒，则不能自给。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占者则结伴四出抢劫。有司追捕过急，常常酿成大乱。故谚曰‘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此非苗人生性好乱，实因地狭人稠，为生计所迫。” 从生产力发展状况上看，由于苗族人民长期遭受剥削、压迫和屠杀，苗族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和倒退。明王朝为推行“王化”向“苗疆”进行疯狂的进攻，苗民死于战争中的达70-80%。给“苗疆”农业生产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生产力无法提高。黔东南月亮山区、贵州西部、广西西部等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环境差的苗族地区，苗民仍然挣扎在饥寒线上，生计十分艰难。

朱元璋建立明朝，在西南地区沿袭了土司制度。但是贵州的安氏以及时代与安氏联姻的四川奢氏两大土司，与明朝的关系一开始就异常微妙。

安氏的首领霭翠在洪武初年便率众归附，朱元璋大喜，封霭翠为贵州宣慰使，位居各宣慰使之上；但对安氏，朱元璋始终抱着防范心理，霭翠曾请求发兵讨伐抗拒明朝的部落，多疑的朱元璋竟不答应，还令该部落的驻军慎守边境，加强军备。

对朱元璋来说，当时西南的最大威胁是拒不归顺的云南梁王和大理段氏。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30万大军南下铲除梁王和段氏。

正当朱元璋拉开平南大幕时，西南政局发生了不小的变动，霭翠逝世，其妻奢香代袭贵州宣慰使职，年仅23岁；同年，贵州宣慰同知逝世，其妻刘淑贞代袭宣慰同知贵州的行政大全落在了两个年轻女人手中。当时梁王、段氏势力在西南到处拉拢各土司势力抗拒明朝的南征大军，统治区位于云贵交界的安氏是他们最想争取的力量。

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奢香选择投向明朝的阵营。她积极让明军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安营扎寨，贡马一万匹、毡一万领、牛羊及军需若干。她还凭借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姻亲关系，亲自为明朝充当说客，鼓动云贵川各少数民族势力支持明朝。最后，明军顺利进入云南，梁王自缢而死，段氏就擒，西南全境统一。

但奢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洪武十七年，明朝派出的官吏将奢香抓到桂阳，并当众鞭笞她，明廷此举的目的是激怒安氏兵衅，好借机发兵控制贵州。刘淑贞四处走动，安抚安氏各部，并亲自进京上访。朱元璋看安氏各部未被激怒，而自己明显理亏，于是先召奢香进京，得到奢香愿意服从明朝监管、加强与中央的紧密联系的承诺后，以厚礼安抚奢香。

奢香的忍辱负重、朱元璋的小心谨慎，化解了明朝统一西南后的第一起政治危机。但明朝官吏敢公然鞭挞当时西南彝族家的精神及政治领袖，无异于在奢、安两氏人民心里烙下了耻辱的印记，仇恨的种子自此悄然种下。

到了明代中后期，中央政府派到西南的流官连世袭土司制度也加以干涉凡世袭者必向流官私纳黄金。长期高压的政治，使土司日益滋生叛意。

天启元年，明政府在东北战线上吃紧，要求安氏、奢氏征兵赴辽作战。奢氏首领调集兵马两万至重庆，但明政府不仅克扣饷银，而且职责奢氏首领所调之兵大都是老弱病残，要求重新征调。奢氏首领以此为契机，扯起了反旗，攻占了重庆。此时，安氏首领刚死，其妻摄事，她听到奢氏起事的消息后，也举起了反旗，迅速占领了毕节、安顺等地。之后，西南地区土司纷纷响应。天启二年二月，十万起义军包围贵阳，并持续了一年之久，城中40多万军民饿死殆尽。

明朝用了14年才基本平定奢安之乱，而且付出了异常惨重的代价：这场暴动波及贵州、四川全省，对已疲于应付东北满族人入侵及各地农民起义的明朝来说，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土司制度从唐朝实施的羁縻制度延续而来，到元朝完善为土司制度，它是中央政府在西南边陲进行统治的一种手段。土司们在形式上服从于中央，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在当地则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王国，享有自己的特权。

随着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的强化，土司制必然与集权制产生冲突。“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世袭的土司制，改为中央任命的流官制，从而在西南地区实现真正彻底的统治。

说到改土归流，我们知道是在清朝雍正时期大力推行，并且在雍正九年得以实现。

反映改土归流的油画

不过呢，功劳也不全是清朝的，从明朝开始，皇帝们也从来没有放弃废除土司制度的努力。

在永乐时期，朱棣平定贵州的思州和思南两个宣慰司叛乱后，就没有将其恢复，而是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加以统治，土司世袭制度从此在这里不复存在。

成化十一年，云南镇守太监钱能因私自更改安南入贡线路问题引发边境骚乱。此后安南派兵交涉，借此机会，成化二十年，明朝在蒙自筑城。弘治十六年设流官，正德八年废除安南长官司，设千户所，蒙自成功改土归流。

显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明朝也念念不忘改土归流，加强统治。

到了万历二十四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万历皇帝派兵征讨，这就是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役”。

播州地处贵州、四川、湖南之间，山高地险，从唐末开始，它就一直处于杨氏家族的实际控制下，明朝受封播州宣慰司使。

杨应龙被平定后，朝廷没有在当地再设立土司，而是将播州土地拆解成遵义府和平越府，分别划归四川和贵州管辖，延续700多年的杨氏土司势力就此宣告灭亡。

借着战争的机会，明朝将播州改土归流，赢得了一片叫好。

“从此四封千里，尽入皇图，尺地一民，尽归王化，三省永无狗吠鸡鸣之警，四海逆折凭山啸泽之奸。”

奢安之乱

二十一年后——天启元年（1621年）。

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和贵州水西宣慰司安位的叔父安邦彦先后发动叛乱，这就是“奢安之乱”。

与140多天就被平定的播州之乱相比，奢安之乱从天启元年开始，直到崇祯十年才被彻底平定，前后持续了17年，其中大规模交战的时间将近9年，持续时间远超播州之役。

播州杨氏，虽然号称“地方二千里，民悍而财富”，但在悍然发动叛乱后，仅仅维持了两年，真正交战的时间更短。

作为西南众土司里实力最强的一股势力，杨应龙的速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孤立无援。

他起兵后，周边土司没有和他一起参与叛乱，反而响应明朝征调，派出土兵一起参战，孤立无援的杨应龙无法抵挡。

到了奢安之乱，明显可以看出奢氏和安氏两土司在战略上的改变。他们使用了能使用的各种手段，不顾一切拉拢其他土司一起叛乱，

“分头行贿邻司，招凶纳叛”，“由乌蒙、芒部去建昌借兵”，“又将孩子剃头作挖去，差人约反诳示诸苗”。

又散布谣言，“朝廷起兵，几苗府一同要征”。

奢氏和安氏长期以来有着姻亲关系，始终有联络沟通。奢崇明在四川发动叛乱后，安邦彦很快就在贵州起兵响应。

在他们领导下，“四十八支及他部目把安邦俊、陈其愚等，蜂起相应”，贵州、云南、四川乃至播州残余的土司势力纷纷相应，明朝的兵部尚书赵彦叹息：“乌蒙、芒部与安效良、奢崇明为安酋所饵，合四省之土司以抗我，我独以孤军撑持于危难中”。

所以，奢安之乱，不仅仅是奢氏和安氏两家土司的叛乱，而能够看做是西南众多土司的集体叛乱，它遍及多省，又是主场作战，明朝要讨平他们，极其费事费力。

奢安之乱爆发的原因，通常认为是明朝官员的腐败和土司们的个人野心。不过，还应该看到，明朝平定播州后的改土归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改土归流的副作用

那么话说回来，除了奢氏和安氏土司，西南其他大大小小响应奢安的土司力量，难道就这么好骗，给点小利或是散播一些谣言，就能罔顾后果，不顾一切跟随奢安起兵吗？

奢安的拉拢手段只是其一，明朝攻灭播州杨氏后采取的改土归流政策也是众土司决意一搏的另一要素。

土司这种存在，表面上听朝廷的号令，可以看作是帝国内部的人，实际上却拥有自己的独立王国，这种势力根深蒂固。明朝与西南土司的关系，从开始就不是那么和谐，彼此存在着合作、防范和猜忌。

如果把土司们看作是一个个军阀，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军阀们有自己控制的地盘，有自己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央政府的节制。但哪个大一统王朝，也不愿意一直容忍军阀的存在，对帝国政府来说，只要有机会、有力量，就要想法子抹去这些军阀，把土地纳入自己直接统治之下，比如明朝平灭杨氏后所做的那样。

明朝对待这些土司的政策，除了沿用唐宋延续下来的羁縻政策之上，也在不断寻找时机进行瓦解和吞并。

比如明英宗时期的麓川思氏土司，势力庞大，明朝在洪武年间出兵将其击败后，由于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没有实行改土归流，采取了“析麓川地”的策略，在原本麓川的属地上划出五土州府和五长官司进行控制。

周边的土司得到了实际的好处，后来麓川思氏再次强大并反叛，明朝派出王骥三征麓川，征调了不少西南地区的土司兵参与作战，这些土司有实际好处可拿，当然也乐于出兵，帮明朝打仗，相当于帮自己打仗。

果然，思氏被击败后，麓川的土地被瓜分，木邦、孟密等土司都得到不少好处。

这是对大土司的分化瓦解。

播州杨应龙叛乱被剿灭后，明朝改变了政策，不再在原地设立土司，而是直接把播州拆解，并入自己直接控制的省份。

播州土司被事实上消灭了。

对于明朝的这一招，土司们相当不满意。

站在土司们的立场上来考虑，这其实也不难理解。都是世代统治的世袭制，看到播州杨氏的结局，难免会兔死狐悲，谁也说不准继杨氏之后，下一刀要砍到谁的头上。

在奢崇明看来，下一刀很可能就落到自己头上。

奢崇明是永宁宣抚使司，他这个职位，得来不易，几经周折，为此闹得奢氏家族内部大打出手，并击败前来干涉的官兵。

直到万历三十一年，奢崇明才被“送之永宁，（奢）世续遗之毡马，许出印给之。”

此后，与奢崇明争夺职位，躲避到永宁宣慰司的奢氏其他族人由于交出印信的问题，又和明朝的官员发生冲突，发兵交战。

这档子事，已经从万历九年奢效忠去世开始，闹腾到了万历三十五年。

奢崇明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四川官府要他发兵攻打永宁，贵州官府却不许他这么做，更有吃了亏的官员时时号称要“改土归流”，像播州杨氏那样，一劳永逸解决永宁这个麻烦。

改土归流并不是说说，之前播州杨氏的灭亡已经让土司们看到了活生生的例子。如果不是有这个原因，奢崇明也未必有胆子，敢于在天启元年借援辽之事和四川巡抚徐可求发生冲突的机会，举兵叛乱。

明朝的态度，其他土司也都看在眼里。

所以，在势力最大的奢氏、安氏起兵之后，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司群也蜂拥而起，加入了对抗中央的行列。

600年前，元明交替，西南边陲民族割据，风云激荡。元梁王巴扎瓦尔弥、水西部落首领霭翠各自雄踞一方。四川永宁宣抚司、彝族恒部扯勒君亨奢氏之女——奢香，14岁嫁给贵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协助丈夫处理政务。 奢香翘楚水西，蜚声华夏，彪炳千秋，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彝族巾帼英雄。她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版图完整建立了丰功伟绩。奢香夫人(1368——1396)女，彝族;彝名舍兹，生于四川古蔺，14岁嫁给贵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协助丈夫处理政务。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霭翠病逝，因其子年幼，奢香袭其夫霭翠贵州宣慰使职。（摘自http://wwwzhwh365com/article_1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