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万历首府张居正为何不重用海瑞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09浏览:2收藏

揭秘:明万历首府张居正为何不重用海瑞,第1张

张居正对海瑞的弃而不用是理智的,在封建官场中要干大事,仅仅凭道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这点张居正深有体会。他在官场上的发达已证明了要有大的作为,是不能保持个人品德的高洁,有时还得不择手段,自污名节。

他们都是在嘉靖皇帝当政时步入政坛,而且两人有过交往。《明史》记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

此时,两大名臣的权势是天壤之别,张居正以帝王师的身份为首辅,权倾天下,万历皇帝几乎是个摆设。而海瑞在官场却是空前的寂寞,作为以耿直忠贞之名闻于天下的道德楷模,海瑞的作用仅仅是个符号,他在政坛没有朋友,更不可能有党徒,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的平台。张居正因为害怕海瑞的“峭直”,尽管面对舆论高度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为此后人很是诟病张居正,认为他心胸狭窄,嫉妒海瑞,拼命地打压海瑞。

张居正作为明代见识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坛上炉火纯青的权术,海瑞望尘莫及,以海瑞这种个人道德高洁得让人不敢亲近的官场异类。

在那个大染缸里面,不可能威胁张居正的地位,张居正根本不用担心海瑞这个政坛的“低能儿”在权位上超越自己。他唯一担心的是,这个连皇帝都不怕的死倔老头,一旦进了中枢,又是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政治,对张居正的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闹得朝野都知道,而且同情或支持海瑞。有道德洁癖的人,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真正去办大事,可能处处碰壁,从而一事无成。

对张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评价不高,奸臣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可是高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石头,不扳倒高,他不可能成为首辅。于是他又私下里结交司礼秉笔太监冯保,“神宗即位(万历帝),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

可见,张居正的政治品德实在不怎么样,怎样对自己有利他就怎样干,毫不在乎什么名节。在个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么样,好色纵欲,因为常服 ,大冬天都满脑袋冒热气,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后,为了权柄不落入他手,和冯保共同策划,促使皇帝下达了“夺情”的旨意,在父丧期间依然紧握手中大权。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丧后,必须丁忧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属下的官员贿赂他的财物不计其数。

就这样一个公德和私德一无是处的人,却是奠定大明短暂中兴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明史》载:“居正为政,以尊 、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评价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

当然,因为二十一岁以前的万历皇帝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对他有着父亲般的畏惧,所以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于爆发了,抄没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权威,终于在死后引起了祸患。

张居正是个悲剧人物,无论是他生前的作为还是死后的子孙的遭遇。可是在那个时代,张居正不这样做,他能掌握权柄,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说明,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苍白、不堪一击的。张居正死了,应该没人挡海瑞的路了吧。可是,“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这样的官员,没人喜欢他,只能弄到南京去做个闲官,谁在他手下当差谁倒霉,海瑞这样的人注定是“瓠瓜”,系而不用。孔孟以来,中国儒家所推崇的伦理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和政治目标的实现总是矛盾的,儒家对士人有着道德的高标准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为道德完人,在政治场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作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如果他们真的像张居正那样掌握了极大的权力,还能说“仁者爱人”,“吾养吾浩然之气”吗?

张居正生前干了一番改革事业,反贪和取消赋税特权的改革冲击了皇权,得罪了官僚特权阶层,得罪了阻碍他改革的官场势力,因此万历皇帝厌恨张居正。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言官也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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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

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居正

海瑞和张居正,一位是明朝著名清官,他写的《治安疏》被张居正评为天下第一疏。张居正则是在万历时期担任内阁首辅,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改革家。张居正推出的改革,遭到了极大的阻力,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也是有利有弊。海瑞因为备受排挤,所以干脆因病隐退,正好错开了以张居正为首主持国政的那段时期。很多人期待海瑞和张居正如果共同处事明朝将会怎样,不过这两人的关系似乎也没那么乐观,海瑞会辞官张居正也是要附上一定责任的。

海瑞从隆庆四年辞官归田,到万历十三年(1585年)起复,整整在家赋闲了十六年。这十六年,掐头去尾,正是张居正当国柄政的时期。

张居正与海瑞都是有匡国济时大情怀之人,两人也有私交,某些政见还所见略同。但是,张居正不喜海瑞这个道德楷模,他曾在一封私函中委婉地批评海瑞不通人情世故,轻率冒进: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在他看来,书呆子的道德狂热,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尽管中外交荐海瑞,但张氏始终不起用他。直至张居正去世之后,张系势力被反攻倒算,海瑞才有机会应召复出。此时海瑞已是年过古稀的老翁了。

与海瑞的不通人情和道德高蹈不同,内阁首辅张居正老于世故,工于权谋,并深信权杖的力量:那是比道德教条更能成就梦想、造福社稷的武器。发生在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可以显示出道德与权力在张居正心目中的不同权重,那一年张居正丧父,按礼制他应回籍丁忧,但张居正不想放弃权柄,于是奉旨夺情。而那些抗议他贪恋权位、不孝失德的同僚们都受到皇帝严惩——大家都知道,惩戒的命令虽以皇帝的名言发出,实际上却来自张居正的暗中操作。

然而,在明朝的权力体制下,热衷于权力的张居正其实处于很尴尬的位置。他是隆庆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万历言听计从的帝王师,可谓位极人臣,可是在名分上,内阁首辅不过是皇帝的首席顾问,并无领袖百官、颁布政令的合法权力。内阁为皇帝起草诏令、批复奏章,时称票拟,严格地说,票拟并无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参考的意见,皇帝同意了,再用朱笔抄正,时称批红(晚明由于皇帝怠政,批红的大权常常落在司礼监秉笔太监手里),方为朝廷的正式政令。所以,张居正尽管权倾朝野,但他的权势只能建立在没有合法性的隐权力之上。比如,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相结交,里应外合操持票拟—批红的程序;以私函授意亲信上奏言某事,自己再借票拟之权批准这项建议;在函件上对官员的升迁作出暗示,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效忠。这相当于是在正式的行政机构之外,私自设立一套合法性可疑的隐权力系统。

在蒙着道德遮羞布的晚明官场,如果说海瑞的道德威力让厌恶他的人也不得不服其名而不敢抗,张居正赤裸裸拥抱权力的行径,则难免受到自许高风亮节之人的鄙夷,也给了清流集团攻击他的道德口实。他固然可以透过隐权力系统,上窃朝廷之权,下侵六曹之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但这种缺乏道义支持的隐权力恰恰构成了他的原罪,隐权力越大,原罪越深。他固然也可以运用权术、以皇帝的旨意将非议他的反对派重重治罪,使他们敢怒而不敢言,但埋下来的定时炸弹必定在哪一天对准他的道德死穴爆发。

果然,万历十年,五十七岁的张居正撒手西去,死后尸骨未寒,即受到朝廷清流的道德清算,一直活在张居正阴影下的万历皇帝也借此出了一口恶气:下旨籍没张氏家产。抄家时张居正的一个儿子也被逼死。

当时海瑞赋闲在家,没有机会参与倒张运动,如果海瑞在朝为官,他会如何看待放松了道德自律的张居正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或许我们可以从一则小插曲来揣测:张居正夺情被议那一年,南方在流传一篇据说是海瑞所写的《劾张居正疏》,虽然这是江南士子假托海瑞之名的伪作,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海瑞至少是能够被清流派拿来当作倒张的一面旗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居正正是在以海瑞精神为代表的道德原教旨主义的炮火下而身败名裂的。

张居正称得上是明代最伟大的改革家,他的性格命运却让我们忍不住嘘唏:他藐视沽名卖直的道德表演,给自己的道德约束并不严格,结果坐实了言官对他贪滥僭奢的指控。他又过度倚重权柄之力,既以铁腕清除帝国积弊,亦以权谋压制官场异己,最终给自己套上了招权树党的罪名。难怪海瑞如此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相比之下,作为一名道德原教旨主义者的海瑞,则大致是工于谋身,拙于谋国的。他生前名动天下,被誉为当代伟人;死后也是哀荣备至,赠太子太保,谥忠介,青史留名,万世景仰,不似张居正毁誉掺半;在民间戏曲与文学小说中,海瑞更是成了正义与勇气的化身。

但历史的吊诡是,被奉为帝国耀眼的道德标签的海瑞,并未能改变帝国向下堕落的趋势,官场依旧腐败,贪官照样横行,五十年后,大明灭亡。而这个糜烂的王朝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五十多年,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有赖于张居正当国十年的财税改革以及张氏新政积累下来的财政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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