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 族 家 谱

　　满族八旗姓氏及分布

　　哨子河乡曹氏（索绰罗氏）。长白山五道沟人（按祭祀时供五个香碟，族人自行断定 ，并 无其他依据。其他姓氏的几道沟之说，也同此），镶红旗，其京始祖（即在北京的始祖） 松吾突，为一等轻车都尉。1644年(康熙三年）自北京拨入岫岩防御。曹氏行辈由京排列为 二十八字诗：“松舒坦哈满额春、文麟昌瑞玉珠珍、祥光景泰承华宝、德盛材奎凤图斌”。 

　　哨子河乡汪氏（完颜氏）。镶蓝旗，完颜部后裔。祖先曾在铁岭范河南居住。来岫后先择城 南蓝旗营居住多年，后移居城东南陡沟子居住，又移居孤家子，最后落户于哨子河西蓝旗屯 ，子孙世居。自第八代行辈排二十字诗为：“舒毓逢盛世、振作兆天庭、国庆昭文运、延鸿 景福长”。

　　哨子河乡白氏。正黄旗。京始祖崇厄力，为护军校。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驻防来岫岩。 自第十二代行辈排二十字诗为：“国锡恩承厚、家兴庆有余、平安生盛世、作善学古人”。 

　　哨子河乡赵氏。长白山四道沟人，正黄旗。初来落户在岫岩镇火神庙胡同，后移居哨子河松 树沟，自六世祖起行辈排二十字诗为：“廷瑞永连恩，万国景荣振，玉殿明安俊，福禄海成 云”。 大房身乡蔡氏（萨嘛喇氏）。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由北京拨至凤凰城驻防，镶蓝旗。

　　红旗营子乡傅氏（富察氏）。长白山二道沟人，正红旗。始祖三泰为京都文职笔帖式。1687 年(康熙二十六年）拨驻开原，同年又拨往岫岩。自第八代起行辈排二十字诗为：“文景德 贵（瑞）延、绍兴继世长、承伯显耀作、肇起振春光”。

　　哈达碑镇赵氏（伊尔根觉罗氏）。长白山六道沟人，镶黄旗。初来落户在雅河，又从雅河分 到前营镇燕窝一支，庄河一支，哈达碑镇徐家堡子一支。徐家堡子一支是1748年(乾隆十 三年）买地落户的。

　　哈达碑镇满氏。长白山三道沟人，镶蓝旗。从长白山出山时弟兄五个，来岫岩两个，一支落 户到哈达碑镇满家堡子，另一支落到哈达碑镇沟汤。

　　汤沟镇赫氏（赫舍里氏）。赫舍里氏因为族大分康、赫、张三姓。康姓为正黄旗，赫、张两 姓为正白旗。自1877年(光绪三年）订下行辈排二十八字诗为：“德承吉林贵崇荣、英明景 令乐辅清、忠良维国安全志、世守纯贞保泰平”。

　　偏岭镇关氏（瓜尔佳氏）。原居长白山西东北浑河。1651年(顺治八年）由北京拨至岫岩。 1924年(民国十二年）冬，编行辈排十四字诗为：“双安永庆德增久、先世昌荣福临长”。 

　　杨家堡镇杨氏（易穆查氏）。辽东旧族，渤海国后裔，正黄旗。三世祖黑色携侄子黄毛来岫 岩，住在县城西门里道北。

　　杨家堡镇齐氏（喜塔喇氏）。齐氏祖居北京巴颜洛豆籽胡同，镶白旗。1685年(康熙二十 四年）拨岫岩驻防，来三大支。行辈排四十字诗为：“○○永○○、保恩常贵庆、○○英奎 景、祥振广运恒、○端有吉肇、鹏兴万世隆、○惠忠臣喜、进仁国安平”（○为谱书上字迹 辨认不清）。

　　兴隆镇赵氏（伊尔根觉罗氏）。正黄旗。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驻防来岫岩，择大、小虎 岭而居。自第十一世行辈排二十字诗为：“致仁作祥运、云和景毓隆、学清俊锡庆、天泰启 文明”。

　　兴隆镇赵氏。先人多尔衮。有一支到开原，又从开原来岫。

　　兴隆镇费氏。长白山二道沟人。镶黄旗、镶红旗说法不一。始祖巴力虎先到了热河，雍正年 间来岫岩，占地娘娘沟。

　　兴隆镇田氏。祖居长白山都市口，正黄旗。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来岫岩，落在娘娘城；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买费氏土地，落在兴隆娘娘沟。

　　苏子沟镇王氏。镶黄旗。二世祖平突由京拨入岫岩，充当甲兵。生子六人。长子安索住，居 城南仙人嘴子。次子阿林太，居城北黄旗沟东街。三子阿三太，居城北黄旗沟后房子坟茔等 处。四子朱林太，居城北兴隆沟处，后移居远方，无从稽考。五子吾兰泰，居城北黄旗沟西 街。六子宁古太，居城南仙人嘴子小河南边。自京始祖行辈排三十字诗为：“达平太阿那、 士德魁贵升、成润椿勋桂、铭清树焕坤、锡泉梅炳垲、钧溥林荣培”。

　　岫岩镇唐氏（他塔喇氏）。长白山八木地人，正蓝旗。其先祖世袭五品，敕封云骑尉，京始 祖居住在北京盔甲厂，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拨岫岩驻防。

　　朝阳乡吴氏。长白山二道沟人，镶黄旗。自第十代行辈排二十字诗为：“国庚文明世、佩光 富贵荣、崇兴宁秉正、永庆和显同”。

　　朝阳乡鲁氏。长白山三道沟人，正白旗。

　　岭沟乡赵氏。长白山五道沟人，正黄旗。一支在北京，一支来岫岩。自民国年间行辈排二十 字诗为：“福临庆玉广、德富山城多、文武双连贵、吉祥永志和”。

　　新甸镇石氏（石马拉氏）。镶蓝旗。因拨兵驻防岫岩。行辈排四十字诗为：“那花跃金永、 玉金宝连成、丕生日景运、富贵大文明、广福共长有、魁中得之荣、尚林正可庆、吉兆有光 庭”。 新甸镇白氏（那塔喇氏）。祖居长白山二道沟。

　　雅河乡洪氏。正蓝旗。京始祖洪雅居住在北京紫竹林胡同。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来岫岩 驻防。初住城南三十里南岔沟的荞麦沟，后移居洪家堡子。

　　雅河乡董氏。长白山二道沟人，镶黄旗。其先祖撒玛哈先落户于北京，后移居雅河洪家堡东 十八副甲。行辈排20字诗为：“永成恩德志、广绪玉忠长、丰启明世显、立帝振家昌”。

　　雅河乡巴氏（阿尔巴氏）。正蓝旗。

　　红旗营子乡于氏(巴颜氏)。正白旗，长白山三道沟人。先祖随努尔哈赤、皇太极征战而进京 ， 于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辞官带领族人来岫。早先居住在兴隆，取地名巴颜克拉屯(今地名 不可考)。后来族人大部迁往红旗营子，定居于家堡。

　　红旗营子乡罗氏（萨各达氏）。正红旗。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二始祖罗固三太拨来岫岩 驻防，住茧场沟。

　　红旗营子乡傅氏（富察氏）。正白旗。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由京城拨兵岫岩驻防 。自第八辈排二十字诗为：“文景安钟毓、恒成锡国良、善存应贵永、德广世绍长”。

　　红旗营子乡关氏（瓜尔佳氏）。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于岫岩北关门山坟沟中处为高祖立 坟。

　　哈达碑镇关氏（瓜尔佳氏）。长白山六道沟人，镶黄旗。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落户哈达 碑徐家堡。行辈排16字诗为：“世成永常、威德益康、名英久爽、源远隆昌”。

　　大营镇何氏。长白山头道沟人，正蓝旗。

　　大营镇温氏。长白山七道沟人，正蓝旗。

　　龙潭镇白氏（齐义氏）。长白山二道沟人，正白旗。

　　汤沟镇沈氏（爱新觉罗氏）。镶黄旗，长白山四道沟人，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先落户于 东大营子，后移居汤沟东虎沟(今东兴村)。行辈排10字诗为：“世志万凤德、吉庆福常春” 。 哈达碑镇张氏。长白山二道沟人，镶红旗。京始祖在北京有一四面井，来岫岩后也建一四面 井。

　　前营镇傅氏。长白山五道沟人，镶黄旗。

　　前营镇佟氏。长白山五道沟人，正白旗。

　　前营镇闻氏。正白旗。来岫先落户仙人嘴，后移居闻家沟。

　　苏子沟镇、兴隆镇张(彰)氏。长白山二道沟人，正白旗。先人彰武泰在乾隆初年随其父布尔 哈任乾隆皇帝御前侍卫，正三品骁骑校。后被派遣到岫岩任城守尉。因护驾有功，受到乾隆 皇帝嘉奖，提拔为锦州右卫副都统，正二品。在彰武泰任岫岩城守尉时，携带他的两个儿子 福兴阿、福伦阿及其家眷来到岫岩“跑马占地”。长子福兴阿在苏子沟北黄岭松树嘴(后称 张家隈)定居下来，次子福伦阿在兴隆大榆树定居下来。其彰姓后来演变为“弓”、“长” 张，但也有人继续用彰冠姓的。从彰武泰起行辈排列十字诗为：“武福宗继鸿，魁景云乐天 ”。

新民满族温姓与沈阳满堂乡满族温氏是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分在 镶黄、镶红、正黄三旗里，属于佛满洲，其中多数任内务府职。

老姓可能是（温敦 氏）但是由于80年代李林教授作调查时该家族家谱已经遗失多年，所以无法考证。

但你家新民那支的家谱究竟是否保存，一直不清楚。

所以，建议你回老家 ，去找本家族同宗的老人走访一下，如果你家家谱还保存在本家族远亲手中，那么去看一下家谱就知道了。

在3月26日，四川省温氏宗亲在成都市青白江区温氏馀庆祠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祖大会。

据了解，此次有1500余位温氏族内宗亲前来参与祭拜，不少亲属甚至驱车数百公里前来尽孝。

祭拜现场年龄最大的长者已经93岁了，最大的辈分差距已经达到八代。

据悉，“温氏馀庆祠”采用明清风格，四合院回廊式全木结构，占地15亩。

分南厢房、东厢房、西厢房、堂屋和庭院。堂屋内供奉着历代先祖神位、画像和族人敬献的各类传世文物及家谱。

一年一度的“温氏馀庆祠祭祖大会”，是温氏为不忘先祖的恩泽，聚集族人、延续祭祀，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民族团结。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江西石城境内，人类活动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先秦时是古越人生息繁衍之地。两汉时先后隶属于都、揭阳、陂阳、虔化等县。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拆雩都地置揭阳县，先后属庐陵郡、南康郡。晋太康五年（公元284 年），改名陂阳县，属南康郡。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设场，以境内“四面环山，耸峙如城”得名石城场。南唐保大 十一年（公元953年），升石城场为石城县。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属虔州。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属赣州。元元贞元年（1295年）属赣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年）属赣州府。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划石城县为宁都直隶州辖。1914年属赣南道。1926年废道属江西省。1932年属江西省第十一行政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石城为中央苏区之地。1932年12月石城县划归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辖，1933年3月复归江西省政府辖。1933年7月22日将木兰、高田及小松的罗溪划属赤水县，岩岭划属福建彭湃县。1933年8月16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划石城之南的横江、龙岗、大由、珠坑、洋地、罗家及瑞金的日东、湖陂，宁化的淮阳（淮土）等地增设太雷县为中央直属县，县委驻横江墟。1949年9月30日解放，属瑞金专区，县政府驻琴江镇。1950年属宁都专区。1952年9月以后，先后属赣州专区、赣南行政区、赣州地区，1999年撤区改市，属赣州市至今。

　　赣江源漂流号称“千里赣江第一漂”，为亚洲最刺激的漂流！位于江西赣江源自然保护区。

　　赣江源漂流刺激、惊险、安全，野趣横生。漂流景区负氧离子含量达每立方厘米10万个单位，全国罕见，有天然氧吧之称！

　　赣江源漂流全长5公里，落差320米，共有河湾80几个，险滩56个，水潭22个。漂流河段两岸绿影婆娑、层峦叠嶂、怪石嶙峋、飞瀑流泉；河滩水流湍急，浪花飞溅；深潭水色清碧，波光悠悠，倒影如画。

　　赣江源仙人谷漂流途径“仙人谷”、“鲤鱼跃龙门”、“三叠泉”、“金龙潭”、“七里荷塘”等40多个天然景点，令您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通天寨位于距县城东南6公里处的大畲村境内，素有“石怪、洞幽、泉美、茶香、佛盛之美誉，自然景观与人文古迹交相辉映。通天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历年平均气温在155—179℃左右,中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黄进同志考察后认为:全国只有通天寨见到如此典型的岩面龟裂地貌，是一处最为典型的丹霞地貌风景名胜区。

　　石城白莲、烟叶享誉全国，是著名的通心白莲和优质烤烟基地县，199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白莲之乡”和“中国烟叶之乡”。以脐橙、牛心柿为主的果业已初具产业化规模。动植物种类繁多，已查明有野生动物118种，中药材138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668%，活立木蓄积量262万立方米，尤其以毛竹丰产林、油茶林、松脂林等发展较快。

　　石城物产充裕，资源独厚，已探明有钽、铌、钨、锡、铁、稀土、花岗岩、高岭土等10多种矿产。龙岗砚石享誉中外，所制“龙砚”历为贡品，深受历代文人墨客所喜爱。工业方面有化工、广播电子、轴瓦、矿山设备制造、纺织器材、南金纸、重纸、印刷等。食品工业发展迅速，先后开发了白莲系列绿色食品（通心白莲、莲子奶糊、白莲慧仁糊、白莲速溶粉、维他莲子奶、营养莲子片、蜂蜜莲心茶等）、客家酒娘、藕粉、茵陈茶、淮山、保健粉等系列食品。其中，茵陈茶、客家酒娘荣获’98江西市场食品质量优胜奖。

　　石城是中央苏区全红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罗荣桓、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进行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石城有数万人参军参战，为革命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解放后经上级批准的烈士达4000余名。经历过红军攻克红石寨、石城阻击战、红军秋溪整编等许多重要革命事件，革命文物和遗址非常丰富。现保存完好的有毛泽东朱德观下旧居、红家垄红四军军部旧址，虎尾坑红十三军军部旧址、红军秋溪整编旧址、第五次反围剿时李猎石石城阻击战遗址、红军攻克红石寨旧址。

　　石城是中华客家文化发源地之一，有“客家摇篮”、“闽粤通衢”之称；历史上是客家民系的中转站。客家文化研究权威学者廖成普为石城题词“祖根中原地，摇篮客石城”。石城又是“灯彩之乡”，民间灯彩历史悠久，灯彩道具、舞蹈、音乐皆极优美，是别具一格的表演艺术形式，特别是大型神话灯彩戏“花灯仙子”普晋京中南海演出，“灯彩之乡”美誉蜚声省内外。

　　石城远自秦汉就有少量的中原汉人迁入，唐宋时期，南迁的中原汉人大量徙居石城，与当地土著一道共同开发了闭塞而荒寞的石城，创造了早期的石城客家文化，在石城这块土地上促使了早期客家民系的形成，使石城成了客家人的摇篮地。

　　石城最早土著居民

　　秦统一中国以前，南国并无汉人居住，而生活在闽、粤、赣、湘等南部中国广大土地的是些什么人呢？明邝露著《赤雅》云：“徭名輋客，古八蛮之种。五溪之南，穷极岭海，逶遇巴蜀，蓝胡盘候四姓盘居多。”《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輋当作畲，实录谓之畲蛮。”李调元《斋琐录》云：“輋音斜，耕山岳之地曰輋”。民国卅八年吴宗慈主编的《江西通志考》“江西輋族考”中云：“夫輋即苗即徭也。”又云：“畲徭当以广东东部为最多，其先世民族实为山越。”近人徐松石著《粤江流域人民史》广东畲人节载云：“畲徭即古代所谓山越，在广东东部散处最广，……现仍有许多輋字地名。……所以在广东区域内所谓旧越人或先来之土著当系輋徭部族。”闽顺昌县志云：“徭人以盘篮雷为姓，楚粤为盛，闽中山溪高深处有之，俗曰畲客，此足证明广东之畲民向东移徙而入闽。”广东畲民入闽且同时入赣。《王文成公全书》请立崇义县治疏云：“其初畲贼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插于址。”此足证明粤境畲民由东北迁徙而入赣。輋民来赣之原由，《江西通志稿》中又云：“明以前难为确定之论断，在明代则为自广东移徙而来。輋徭即古代山越，在广东东部散处最广。”通志稿又云：“輋人之主要目的在求得耕地以遂其生耳，不得平原之地则但求山地，以施其刀耕火种之勤，其情殊可悯焉。”守仁和邢绚韵诗云：“处处山田尽入輋，可怜黎庶半无家”。輋民与当地居民争地矛盾日趋尖锐，不时发生角斗，多有死伤。至明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年）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派重兵 “痛剿”后“其势大衰”，此“畲徭之患”始得解除。幸存畲民只能紧缩深山，并往闽粤山区迁徙，赣境内畲民几乎绝迹。

　　石城地处武夷山区，与福建省仅一山这隔，山那面的长汀、宁化自古以来均有畲民居住，睦邻地区相互迁徙也是常事。在石城大山中亦曾居住过季节性的“广东畲客”。所以石城虽不是古代畲民的主要活动区域，但也有过闽、粤畲民迁入相土而居。石城许多古地名中都有带畲字的，如温家畲、杨畲、下畲、大畲等等，这些带“畲”字的地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一律毗连着高山大邻，畲民真乃山民也。

　　有资料证明，现石城境内亦有蓝、雷两姓畲族居民，但这两姓畲民并非原石邑土著畲民，均为南迁之畲民。据横江桃溪《汝南蓝氏五修族谱》载：“畲族起自太昊，居巴州蓝田，遂以国为氏。”裔孙宦籍江南，分徙临川、安福、吉州、虔州、泉州、邵武、建宁、上杭、宁化、清流等地，宋代迁石城张坊。明末，六五裔孙从清流次第迁居石城乌石头，陶溪、丹阳、大埠等处。现有蓝姓畲民近百户600余人。又据小姑秋树《冯翊雷氏家谱》载：雷氏得姓予以古诸侯之国为氏，始祖宪公为陕西同州刺史而世居陕西冯翊郡。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浮州刺史阎公因避朱泚乱徙迁豫章。孙甫公任洪州刺史，移居抚州白水障，再迁宁化。裔孙显吾讳承朝于清康熙丙子岁（1696年）迁石邑礼上里之溪子口。今雷姓畲民80多户500余人。石城蓝、雷两姓都是1985年才批准为畲族族属的。他们均不是邑境的土著先民，而是古代南迁的中原人。其语言、衣饰与风俗均与当地人无异。

　　早在秦汉前，石城这块远离官府治所的寂寞封闭式山区可谓待开发的处女地、人迹罕至，林木葱郁，溪河交错，真乃山清水秀之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天下置三十六郡，江西境内属九江郡。据北宋《太平环宇记》称：秦始皇为了修阿房宫，把原六国一些降卒派往南方伐木，最近定居于兴国的上洛山区，这就是世称的“木客”。还有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的镇守岭南的五十万大军（谪徒），任嚣、赵佗率领的增援秦军的四五万楼船水师都是最早进入南国的中原汉人。后来赵佗被派作龙川令（今江西遂川）。还有为了使戌卒安心南国，“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这些新组合的秦官兵小家庭大部分留籍赣南。汉时，朝廷曾两次派官兵出守梅岭，筑寨修城，秦汉两代的官兵成了开发和留籍赣南的最早中原汉人。而最早进入石城的中原汉人是些什么人呢？惜尚未发现文字记载，仅有清乾隆乙丑《石城县志》一小段文字云：“秦末刘瑶英，随父华家其上（指城东五里琉璃山，今名仙姑岭）”。此刘氏父女是有名有姓的最早见于文传的石邑居民。当然此刘氏父女究竟是属中原避乱而来的百姓、抑是属上述官员眷属，时越二千余年，确乎无以稽考。

　　石城历代移民概况

　　西晋末年，政治腐败，且民族矛盾上升，招致“五湖乱华”，史称“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举国上下一片慌乱。导致大批士族和百姓随文南迁。这次中原汉人南迁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前后历时几个世纪。进入江、浙后，继续南移。其中很大一部分进入江西，而后溯赣江而上，有的沿途滞留，部分进入赣南，小部分又往闽粤继续迁徙。如《包氏续修宗谱》载：“宗远公事西晋为郎中，怀帝永嘉末，中原浊乱，五湖杂霸，闻元帝即位于金陵，遂挈妻帑家于江右丹阳。”《温氏族谱》载：“五湖乱华之际，温氏族人随中原士族南迁。”龙岗《巫氏房谱》载：“东晋末始，暹公由平阳避乱兖州，转徙入闽。”《石城井溪村郑氏六修谱》载： “晋怀帝五年（311年），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迁奔县，避居豫章西山龙园梅井坪”，“晋义熙八年壬子（412年），兄弟迁徙南康郡揭阳县石鼓逯速。今本邑长上里磜脑。与吴恭葆同居，后移居南桥岭（磜脑与南桥岭均在现石城小松镇辖区内，笔者注）。”此郑、吴两家均应属晋代第一批人口大迁移之中原汉人。

　　自晋历南北朝随唐五代前后五个多世纪，中原大江南北，或举族、或分散、或长驱、或近徙、移民们断断续续，自北而南，四处播迁。特别是唐僖宗朝北方发生了王仙芝、黄巢农民起义，起义军众至百万，席卷大江南北，导致发生了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这次延续一百多年的大迁徙直至五代末北宋初。在现存的谱牒碑记中均留有文字记载：“唐僖宗时，温钢宝避黄巢之乱自石城移居福建省宁化县石壁乡”（《温氏族谱》）“唐博士十五郎，公因黄巢之乱，唐乾符乙未由洪洲避居石城乌都陀。”（蜀口《许氏十修族谱》）。“因避黄巢乱率男而来（唐十五郎杜氏墓志）”，“乾符甲午（874年）避黄巢之乱移宁化石壁葛藤村）《罗氏闽赣联修族谱》）。”“值南唐之乱，瑗自宁都万田背村徙居石邑下之温坊（《耸冈石田温氏八修》）。”这些避乱南迁的中原汉人进入江西境内者多数逆赣江而上，沿途滞留，部分进入赣南，少数进入闽、粤。据石城郑、胡、温、徐、赖、许、廖、罗、高、熊、毕、巫等姓氏族谱所载，唐五代时期，先后进入石城境内居住过的姓氏计有温、郑、吴、黄、陈、刘、赖、李、王、张、廖、许、邓、何、罗、谢、曾、周、杨、朱、连、白、钱、袁、方、赵、蔡、黎、官、巫、康、卢、冯、彭、邹、宋、江、余、程、范、崔、傅、徐、胡、高、熊、毕、钟等四十八姓。

　　八十年代初全县地名普查中还发现了杜、花、鄢、洪、汤、金、联、雷、蓝等姓居民开建的村落。诚然还有不少其他外迁的姓氏已难以考证清楚了。在上述五十多种姓氏中留下后裔在石城的只有郑、赖、胡、温、许、廖、徐、罗、高、熊、毕、巫十二种姓氏，其余几十种姓氏的居民均已外迁他乡。

　　这些进入石城境内的移民们依山傍水、择地建房，据县地名谱查资料，现有居民点中，属晋代建者仍保留5处，随代建者1处，唐代建者40处，五代建者8处，计54处。一千三百多年来，社会已历沦桑之变，人口迁徙又何其频繁，作为居民点不断新建、扩建、迁建，或者废弃荒败而至堙没是常理之中的事，不难推断，当时实际的居民点远远要超过这个统计数字。

　　据族谱载，宋代迁入石城境内居住的姓氏计有温、黄、陈、刘、赖、李、王、张、廖、许、邓、何、罗、吴、谢、曾、周、杨、朱、康、邱、胡、宋、郑、熊、徐、伊、巫、池、毛、了、孟、江、应、段、聂、郡、吕、向奚、汉、曹、余、叶、官、孙、邹、金、钟、肖、崔、魏、管、沈、赵、雷、姜、章、潘、卢、钱、田、秦、孔、白、戚、容、郭、童、蔡、龚，过等70余姓，其中多数姓氏的居民陆续外迁，留下裔孙至今天只有其中的30个姓氏，即：温、黄、陈、刘、赖、宋、郭、杨、朱、邓、熊、邱、吴、童、龚、魏、何、张、郑、胡、许、廖、徐、罗、高、毕、巫、潘、蔡等姓。

　　元代迁入邑境的新增姓氏有：周、范、曾等姓。

　　现存的居民点中属宋代建的有95处，元代建的65处。

　　明代，特别是明季江南很不太平。明末清初战事频繁，人口迁徙幅度很大，导致了历史上的第四次人口大迁移。明代新迁入的姓氏有：蓝、严、吉、尹、雷、董、饶、谢、阮、伊、傅、孔、巫、姜、程、施、危、白、肖、容、汪、宁、连、池、蒋、任、上官、顾、沈、伍、包、聂、柯、过、赵、夏等30余种姓氏。这些移民中有半数以上是由福建宁化、清流和江西宁都等地迁入的，现存的居民点中属明代的有505处。

　　清政权巩固以后，采取了一些奖励农业生产和人口发展的政策，也促使了人口的大量流迁。清道光《石城县志》载：“康熙五十二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自康熙五十五年起至乾隆三十六年载滋生人丁 2279丁，女姓554人，遵恩诏永不加赋（其妇女于乾隆十一年，人丁于乾隆三十七年先后奉文停止编审）。”又载：“自乾隆三十六年编审后见在人丁不啻数十倍。”这些奖励政策的实行，促使了人们往宜于农业开发之地迁移，石城地处山区，宜垦地多，故一时人口骤增。顺治十三年（1656年）石城县总人口为 3420人，至道光元年（1820年），总人口上升为184959人，净增了50多倍。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起义，定都天京（南京）后不久，又举兵西征北伐。短短几年时间，几乎大半个中国闹得沸沸扬扬，大江南北战争纷起。为避兵乱，寻求安全之处，江南地区开始人口大迁徙。石城为闽赣交界处的边远山区，对省、府、州治所来说均属边远山区，相对来说有如一座避风港湾，属可藏可进之地，故四方移民再次云集此地，人口迅速膨胀。咸丰同治年间，石城县在籍人口达22万余人，比一百多年以后的1985年的人口数还多出一千多人。清代新增姓氏有翁、游、武、夏等姓。清代新建的居民点达1091处，占现今居民点总数的一半以上。

　　清末至新中国成立的近四十年间，战火连年，民不聊生，社会很不安宁，县际间人口迁移频繁不已，期间新增姓氏有：洪、丰、龙、宗、皮、俞、喻、梅、文、韩、官、鄢、曹、毛、章、方、匡、阎、管、左、慕、向、况、阴等20余姓，新建居民点100余处。

　　从晋至清末的十五个世纪一千五百余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五次规模较大的延续时间长的人口大迁移。纵观中国历史，古代战场主要在北方，在中原地区，在河洛地区。相对来说，南方较为安定，人口密度较小，可开垦地之多，对移民的可容量大，故历次移民总是自北向南，而其中部分移民是从中原地区入江西、再往福建、南下广东、再往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有的径往海外。流迁方式多以举家群体为主，逐段南移，有的沿途滞留，真正抵南疆者总在少数。这些长途跋涉的迁徙者们在长达数百数千公里的道路上留下了断断续续的足迹。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和沿途学到的先进工具和技术，带来了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中原河洛文化，和当地的“土著”一道，用辛勤的汗水和共同的智慧，用披荆斩棘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创造了客家区域和整个南国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一枝最优秀的民系——客家民系。

　　石城客家民系的摇篮

　　唐末至宋末的两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使闽赣交界处的宁都，石城、宁化等地成为移民们的集结地中转站，大量移民的迁入加速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就石城来说，宋代是一个比较安定的朝代，社会中兴，人才辈出。石城的主要姓氏均已迁入定居，居民点的主要格局已经形成。在几个世纪的共同经济生活，特殊的山区地理环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过去的中原汉人比较自然地产生了“变异”，一个新的民系开始产生。当然在当时土客斗争十分尖锐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明显的“客家”意识，其实，在唐末至宋末期间，闽赣交界山区以宁都、石城、宁化为中心的周围数十个县份的广阔地区是早期客家民系的形成地和发祥地。当然，客家民系的最后完成应是明清时期，是在粤东以梅州为中心的大片土地上。客家民系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形成的。

　　从历史的角度讲，北民南迁的确是造成客家民系形成的先决条件，客家民系仅属其中之一。就闽、粤、赣之省交界的山区中形成的客家人来说也是有时限和地域的差别。从移民的先后次序来说，自晋末至唐宋，移民们是在赣州北部结集，尤其以宁都石城为中心，而后翻过武夷山在福建省长汀、建宁、宁化一带结集，尤其以宁化石壁为中心。几个世纪之后，宋末至元明时期又大量往粤东迁徙，形成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家区域。从明代起，客家人又往广西、云南、四川等省迁移，并向赣东南部倒流，以致形成今天大陆的客家人的分布格局。从清代起，闽粤客家人出海谋生，开始向海外诸国发展。

　　唐末，大量南下北民进入石城境内居住，形成众多的村落。由于石城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当地居民的保守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一种自卫的排外性，故新来的流寓们只得所辟基址，建房造田，形成新的居民点。历史的沉积使石城的居民点大都以同姓宗族为核心聚族而居，数姓混居的少，有的数百上千人的大村庄几无杂姓，久为一姓之地。圩镇另外，号称“百家姓”。从已查谱牒资料可知石城在唐代当有48种姓氏以上，而民间自古流传至今的汤、花、鄢、洪等古姓，空剩开基肇建的地名，而肇基者的后裔已不知何处去了。可以推断唐代石邑居民最少有50余种。唐代的石城仅是“汤”的建置，为虔化县辖境，史无人口记载。宋代，大量的移民继续往石邑境内迁入，据《赣石城县志》载：南宋宝庆年间石城总户数为16214户，男丁36746丁，总人口数当在8万以上，已当于石城县1948年的人口水平。当时，全县有主户13879户，客户2335户，至客户之比约为6:1。从至客户比例看，主户已占绝大多数，说明先来的移民已成土著，绝大多数已有田产，这样石邑居民就有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长住户已占绝对优势、宋末以前所建村落至今还存在150多处，可以说条件较好的地方都已经得到开发，建立了居民点。

　　移民的迁入加速了石城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据考证，唐末在石城已有圩场之设。手工业也开始发展，闻名中外的横江造纸起源于南宋，在洋地七岭等地已建有不少纸槽。80年代初，在丰山发现晚唐五代古窑址，发掘多件古陶器。县内还出土多件唐五代陶盂、陶壶、陶罐等文物，这些都是中原文化早期传入的史证。

　　石城地避人稀，是个穷小县，统治力量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而且据县志载，自宋及清，还出现过一些关心民间疾苦的“清正廉明”的县官。与通都大邑比较，石城县较为平静安定，故历代移民在石城中转的多。

　　石城既为纯客住县，素有移民定居之传统，争平排外性较弱，易于客寓。

　　石城，毕竟是边远山区，战乱年代可作“避风港湾”而安全栖身，战乱过后的和平时期，迁移者们就嫌石城闭塞和狭小了，甚至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又得举家继续迁徙。客家人的迁移真是漫长而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