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本侵略军的气数已尽，已是强弩之末，隐藏在日本羽翼下的汪伪政权也朝不保夕。也就是在1943年，日本扶持的伪政权领袖汪精卫的枪伤复发，一度严重到无法站立。到了1944年，大汉奸汪精卫因为枪伤引发的并发症离奇死去。他死后，汪伪政权的很多高级官员都认为大势已去，所谓的汪伪政权也就名存实亡了。后世的史学家认为汪精卫之死是抗战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关于他的死因有多种说法，也是民国疑案之一。

1943年，随着日军在战场节节失利，日军对汪伪政权这个大包袱的态度也越来越差。汪伪政权没有什么军事实力，也没有任何经济实力，全靠日本人扶持。为了保证汪精卫政权不垮台，日本人将从中国掠夺的部分、黄金、现钞交给汪精卫政府，以帮助其维持统治。可汪伪政权中的高官大多是失意的流氓政客，做汉奸无非是要钱要权，自然想方设法地贪污腐败，根本不管主子扶持自己多么“辛苦”。

日本人扶持汉奸政府，为的就是“更好”地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掠夺更多的财富，现在这个工具不但不好使，还要分掉“主子”抢来的“贼赃”，日本国内的政客军阀们气得直吐血。他们一边大骂汪精卫无能，一面加紧搜刮中国的物资。1943年6月，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派人找到汪精卫，强硬地要求后者必须立即调集大米100万石、壮丁20万人，用以支持所谓的“东南亚圣战”。而当时汪精卫政府实际控制的区域不过是江苏的南部和浙江的一部，再加上上海而已，这么多的物资他根本拿不出来。

就在汪精卫一筹莫展的时候，冈村宁次再次派人来催要物资。汪精卫赶忙去会客厅迎接，没想到由于神情恍惚，他一脚踩空从楼上滚下。由于背部伤口(1927年孙凤鸣刺杀时留下的子弹未取出)重重地撞在了台阶上，汪精卫当场昏死过去。等他醒来后，背部剧痛难忍，人也瘫卧在床，根本无法行动，医生经过会诊以后认为是后背枪伤复发导致的。

由于汪伪政权的医生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12月19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日本医生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认为汪精卫背部剧痛的原因是因为胸脊上的子弹生锈膨胀，压迫了背部神经所致，必须立即将子弹取出。由于这个手术在当时来说难度很大，冈村宁次请来日本在华最著名的外科军医后藤为其主刀。

经过 长时间的手术之后，日本军医终于取出一枚已经锈迹斑斑的子弹。手术结束以后，汪精卫的情况也随之好转，一度可以在床上起卧，精神也好了很多。没想到，短短一个月后，汪精卫再次瘫痪，而且情况更为严重。他之前只是不能行动，但躺在床上的时候手脚还可以移动，脖子也可以左右转动。

而手术后汪精卫手脚却根本无法移动，连大小都已经失禁，同时伴随着高烧，意识也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眼见汪精卫几乎变成了废人，他的老婆陈璧君赶紧找来医生进行会诊。西医表示只能继续进行手术治疗，但手术的结果很难预料。在日本人眼中，汪精卫虽然没什么能力，但却是最重要的傀儡，不能就这么丢下他不管。在日本军部的命令下，1944年2月，日本最有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名古屋大学的斋藤正带着一个医疗团来南京为汪精卫诊治。

斋藤正经过检查以后，认为必须再次手术，因为子弹在胸脊处停留八九年，造成了很大伤害。现在虽然取出子弹，直接的压迫消失，却又引起脊骨变形压迫神经，影响双腿行走，必须割去两节脊骨以缓解神经受到的压力。这种手术难度极高，以南京的医疗条件无法进行，必须将汪精卫送到日本治疗。汪精卫虽然不愿意离开南京，不过他毕竟还是不想死的，最终同意前往日本。

1944年3月，躺在担架上的汪精卫乘坐日本天皇赠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立即送进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的一间特设病房。第二天，由名古屋大学的专家组成了治疗小组。经过会诊，他们一致认为必须立即手术，最终由斋藤正主刀施行手术。

手术中，斋藤正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脊椎骨在取出子弹后，由于骨骼破损已严重变形，受伤的骨膜发炎溃烂，已经显现出骨癌的症状。手术后，斋藤正告诉陈璧君，以现有的医学技术，治愈汪精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能够延长一段时间的寿命而已。这时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已经全部用石膏固定，由于重病后再做如此大的手术，汪精卫元气大伤，连说话都很困难，全身枯瘦，面无血色，形同僵尸一样。

一般病人手术后身体的复原主要是靠食物进补。可是日本当时已经备受到封锁，食物极端缺乏，普通日本人偶尔吃吃顿米饭就是莫大的享受了，汪精卫自然也得不到什么营养品。况且汪精卫卧床很久，胃口很差，又患有糖尿病，平日只能吃一些鸡肉、鸡肝，加上点用甘笋、菠菜磨成的酱，自然也无法起到食补的作用。一周后，日本医生对汪精卫进行复查。X光检查显示，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开始萎缩，换句话说也就是手术失败了。

陈璧君等人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痛哭流涕，却没人敢于告诉汪精卫。因为汪精卫此时的身体太过虚弱，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后来，名古屋医院血库的存血用完了，而且日本本土每天都遭受盟军飞机的密集轰炸，白天交通完全中断，无法从别处运来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汪精卫长子汪孟晋、二女儿汪文彬、三女儿汪文悌轮流为汪精卫输血。可是，这也只能满足一时的需要，汪精卫还因输血而屡发风疹，病情日益严重。

1944年11月9日上午9时，盟军出动150架重型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重磅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整个城市都在爆炸声中颤抖。陈璧君和子女们将昏迷状态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防空洞。此时日本的天气已经是冬天，却因为国内极端缺乏燃料，地下防空洞无暖气设备，也没有生火的煤炭。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本来就已经处于垂危状态的汪精卫又受了寒气，病上加病，进入了垂危状态。

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精卫的体温上升至41摄氏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艰难，随时可能断气。日本医生竭力进行抢救治疗，但这些举动依然是徒劳的。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躺在病床上汪精卫突然睁眼对身边的儿子说了一句话，随后抽搐了几下，就停止了呼吸，成为异乡之鬼。而汪精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回中国去!”

现在我们最能够确定的是汪精卫于1944年在日本病死，

关于汪精卫的死一直是民国一大疑案，对于他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其实那完全是他长期以来卖国求荣的行径所招致的，可以说是咎由自取。那么，曾经不可一世的汪精卫，最终什么原因死在了日本呢？

汪精卫的死因，多是因为多种并发症久久不能痊愈，加上当时“汉奸”之名的帽子已经扣上，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打击，气绝而亡。

众所周知，汪精卫于1935年在南京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合影时被刺，其中一弹从后背射到第六、七胸脊柱骨处。

至于“多发性脊骨瘤肿”，按照现代医学来看，就是骨癌。

在日本，汪精卫虽然得到了细心的医治，但是由于之前的病患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加上膏药所中的毒无法根除，影响了治疗效果，所以汪精卫的病情每况愈下，1944年11月9日，美军一番空袭折腾，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待了一夜的汪精卫，第二天便高烧41度，最终不治身亡。而这个时候的战局也对日本政府相当不利，盟军已经攻击到日本本土上了。作为中国头号卖国贼的汪精卫，在日本战败前期抱病身亡，使得他得以逃脱审判，这对于他来讲，未尝不是一件“幸事”。然而，历史又是公平的，每一个出卖祖国利益的人，终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人们唾骂的千古罪人。

汪精卫在国内算得上是元老人物了，与孙中山先生有密切联系，日本方面有什么理由干掉一个这么好的代理人与傀儡。

一代奸臣，机关算尽。落一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最后遗愿不得实现，客死他乡。

　　爱新觉罗氏是赫赫有名的清朝皇室家族，在一个大家族，历经成千上百年的繁衍壮大，这个家族的后裔数量十分庞大，要算在各个领域有名的爱新觉罗后人也很多，如在书画方面颇有建树，出现了许多能书善画之人。到目前为止，爱新觉罗家族里有100多位在海内外很有影响的书画家，溥杰、启功、溥佐、浦松窗、浦心、毓峨、毓赡、兆丰等等都是被大家常常提起的书画大家。爱新觉罗·恒山

　　1954年生于沈阳，现任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社会名人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名人艺术研究会企业名人委员会主任、辽宁大学客座教授、辽宁省艺术学院教授、沈阳理工大学客座教授、沈阳中山金石书画会顾问，北京新时代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签约画家

　　爱新觉罗·恒钛

　　195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

　　系清道光皇帝第五子敦亲王奕宗后代

　　爱新觉罗·启祥

　　1931年11月生于满州里，满族正黄旗人，字景辉，号长白卧龙居士，系清圣祖康熙皇帝十六子嗣、世袭和硕庄亲王允禄之九世孙、同治辅国公载勋之四世孙、光绪镇国将军毓愍之孙、爱新觉罗·恒锟之长子、即康熙帝十世孙。

　　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特约顾问编委，中华人物大典，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特约顾问编委，中韩文化艺术中心特聘美术师（教授）。

　　爱新觉罗·启骧

　　字腾伯，生于一九三五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是清雍正第九代孙。

　　爱新觉罗·毓震峰

　　1956年生于北京，满族。清道光皇帝五世孙，著名书画家爱新觉罗·溥佐之子。

　　爱新觉罗·启新

　　一九四二年生，北京人。清皇族后裔，现为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墨林书画院资深书画家。其书法笔力遒劲，洒脱自然，深受业界人士的肯定和好评。其作品多次在国家、省市级美术展览中获奖并被相关艺术机构收藏

　　满清皇族的后裔还在中国～～～都集中在北方～～～著名学者启功就是爱新觉罗的后代～～但是很多的皇族后裔都改姓“金”了～～因为爱新觉罗的意思就是“黄金”～～～可能是皇族后代有很多都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

　　皇族后裔在全国分布广泛，其生活状态也多种多样，他们像普通民众一样难以归类。这一群体对待“爱新觉罗”姓氏的态度各不相同，按照一位直系后裔的归纳，就是“隐、显、贴、骗”：有的隐藏，有的凸显，有的贴过来，有的骗过去。

　　非常主流

　　3月21日上午，在北京市崇文区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醇亲王载沣的长孙金毓嶂慢悠悠地拾掇着报纸和文件。“我们家的人都不姓爱新觉罗，”这位62岁的副区长说，“都什么年代了，姓那个有点儿古怪。”他戴着宽大的眼镜，用很大的绿色玻璃瓶子喝茶，围绕在他周围的是机关办公室的传统陈设：暖瓶、报刊夹、木头办公桌和暖气片。不过，假如清王朝的统治仍未结束的话，其身边的陈设也许会更为传统―――仅仅是假设―――那样一来他若非贵为亲王，便会成为皇帝本人。

　　“那可不能假设了。”金毓嶂赶紧说，“我们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戴着红领巾，长在红旗下。我们都要与时俱进。”作为党外人士，在副区长的位置上他可以比中共党员多干5年，他认为，这是一个继续服务社会的机会。最近一段时间里，他正在积极参加“保持党的先进性”学习。

　　这是一个和善、诚恳的男人，虽然身为副厅级官员，但“领导者”或“统御力”的感觉并不明显。

　　另一方面，他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谐社会”、“拥护党”、“56个民族发出同一个声音”等字句，密集地穿插在其谈及的每个话题当中。在表达对清宫剧的看法时，他还提起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金毓嶂非常满意。他有自己的住房，有一部私家车，每日花销不愁，而且都是“自食其力”赚到的。他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也都有自己的工作，而且干得相当不错。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几年，就已经有了在好几个知名外企工作的经历，其中包括摩托罗拉。

　　醇亲王载沣的11个孩子中4个是男孩，除末代皇帝溥仪外，还有溥杰、溥供和溥任。溥仪无后，溥供3岁早夭，溥杰只生有两个女儿，因此溥任一家就成为醇亲王家族延续至今的惟一香火。金毓嶂就是溥任的长子。

　　按照清帝逊位时的规定条款，爱新觉罗氏都采用其满语中的“黄金”之意改姓“金”。不过有些皇族后裔如雍正九世孙如启功，并未遵照这一规定，如启功的祖父告诉他绝对不可以姓金，因为那是“仇人”袁世凯的指令。

　　溥任又名金友之，今年87岁，耳朵全聋，还在承受2月份夫人去世的悲痛，因此他的儿子和保姆都认为老人无法接受采访。这位“最后的皇弟”住在锣鼓巷胡同里的一处平房院落，从外面看上去，院子似乎经过修缮，但还是显得有些破旧。周围的邻居介绍，很少见溥任出门。老人的生活一直很简单，其卧室既兼书房又兼客厅，屋中摆满了育有绿色植物的花盆，书橱高大厚重但是陈旧。

　　在这繁衍下来的近亲宗室中，“男丁”都有不错的成就。除金毓嶂外，溥任次子金毓在北京某大学工作，任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的副院长，三子金毓岚是朝阳区和平街第一中学的高级语文教师，还是一位古玩收藏家。

　　非常明显，金毓属于那种希望别人尽量少地注意到自己特殊身份的皇族后裔，他拒绝接受采访，在电话中谈了谈自己对血统的态度之后，又提醒说这只是聊天，“要是你写的话我就告你。”与他的态度相似，金毓嶂虽然接受了采访，但表示，自己就是家族面对外界时惟一的代表，因为“皇族不皇族的事情老百姓感兴趣，我们自己不感兴趣”。

　　“幸福和平常是不可分的，”他说，“要是你的身份不平常，那肯定不幸福。”

　　金毓嶂的这个认识首先来自对溥仪的观察。1960年代初，溥仪受特赦回到北京，经常到溥任在西扬威胡同的家里坐坐，回去时不认识路，就由金毓嶂送他回家。在金毓嶂的印象里，“大爷”是个脾气很怪的人，说话什么的倒正常，就是让人觉得不对劲，生活能力也特别差。

　　1943年金毓嶂出生时，这个家族还住在什刹海边的醇亲王府，即现在的卫生部、国家宗教局和宋庆龄故居。他因此得以在水光树影间度过童年，成为见识过王府生活的最后一个皇裔子弟。2004年他的家人去了一次宗教局，模模糊糊地找到了失去已久的记忆，“脑子里还有点儿影子―――那个河。”

　　对于祖父载沣，金毓嶂也有不大真切的记忆。载沣成功地化解了来自慈禧太后、袁世凯等危险人物的猜忌，逃过了喻培伦、汪精卫等革命党人的“铁西瓜”炸弹，直到1951年才去世。金毓嶂记得，载沣老年时闭门思过，是个胖乎乎的老头儿，穿中式衣服，梳分头，对自己很喜爱。溥任25岁才生了这个长子，让载沣大喜过望。

　　在溥任的回忆中，载沣精通满语，对天文学很有兴趣，曾带着孩子们用涂了墨水的镜片观察日食，然后用工笔绘下过程图。

　　金毓嶂说，自己的这一家人都比较本分、朴实，而且凡是醇亲王家族的人，都以老实厚道著称。

　　他的奶奶名幼兰，瓜尔佳氏，是荣禄的女儿，像她父亲一样强悍，一心想恢复帝制，对疏懒平和的丈夫很不满意。逊位后，有一次溥仪受到光绪瑾妃的欺负，幼兰自尊受挫，吞服了大量鸦片，然后在王府里四处走，对溥任说：“你哥哥是大清皇帝，你要帮他恢复祖业，别像你阿玛一样没出息。”说完就死了。

　　这远不是这个家族的惟一悲剧，而一切的起因，就在于家族中出了两个皇帝。金毓嶂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他的家族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胜任。“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总是提起皇族身份。”金毓嶂说。

　　寂寞和喧哗

　　在身份证上，这位45岁的女画家名叫毓紫薇，其他场合又可能叫作爱新觉罗·紫薇、爱新觉罗·毓肦和紫薇·毓肦。“毓肦”这个名字是靠画画谋生之后起的，按照清皇室惯例，“肦”字带“山”字旁，可与表明辈分的“毓”字搭配。她告诉别人，爱新觉罗·毓肦是她的正式名字。

　　姓氏的恢复对她的事业有所帮助。“画会好卖一些，”3月22日，在保利大厦的茶座里，她说，“人家一看，‘爱新觉罗’，就认你的画。”

　　她觉得，由此带来一些麻烦是值得的。“肦”字在“智能双拼”里根本打不出来，另外，最初推广自己的新名字时，有人打电话来说找毓肦，毓肦自己经常反应不过来，“你找谁呀？打错了。”

　　毓紫薇是肦亲王奕讠宗的第4代孙女，奕讠宗是道光五子，即金毓嶂的曾祖父——第一代醇亲王的哥哥，因此她算是血统纯正的皇族宗室。不过，如果按照清代皇室的袭爵方式，她的贵族地位就要比金毓嶂低得多。醇亲王家族出了两个皇帝，受封“世袭罔替”，晋升到“铁帽子王”之列，即按原封爵位世代承袭。而毓紫薇的爵位则是按辈递降承袭，按其曾祖父为亲王，则次第降为郡王、贝勒、贝子。

　　毓紫薇长得小巧玲珑，一直“没遇到合适的”，未婚，“朋友挺多，交往很少”，平日里独自呆在东直门外的公寓楼里，如果不画画，就呆着发愣。对于自己的画，她不做过高的评价，只是说自己对于画画的态度很认真。

　　像爱新觉罗家族中的许多知名人士一样，她的父亲溥佐是著名画家，擅长工笔宫廷画。家学渊源使得她和5个哥哥都成了画家。毓紫薇对于自己受到过文怀沙先生的赞扬非常自豪。去年她赴香港参加“世界华人画展”，作为8位评委之一，“有个坐的地儿”，也是一件让她欣慰的事情。

　　毓紫薇说，自己的画是“有行无市”，大多卖给了朋友。对于一幅画能卖多少钱，她说不清楚。

　　“我赚钱不多，够花就行。”她说。文怀沙在他的评论中说，从毓紫薇画的金竹可以看出，她太寂寞了。她自己也承认，自己的生活有些“闷”。在45年的人生历程中，她最受关注的日子是前几年。当时她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给《还珠格格》提点儿意见”，抗议那部电视剧中的“紫薇格格”与自己同名，打扰了自己的生活。

　　也就是在那时，她对记者们提出了“爱新觉罗画派”的概念。她现在解释说，其实那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不过，她认为皇室宗亲们画的宫廷画与传统的宫廷画是大大不同的，因为宫廷画师们是为了取悦皇上而画画，心态是卑微的，而皇室宗亲们不需要取悦谁，心态光明坦荡。

　　她强调说，“教育和基因”使她和族人画家们的作品与众不同。

　　有些时候，毓紫薇在民间市场上购买从清代保存下来的颜料，无论花青、藤黄、赭石还是什么，使用起来都特别漂亮。这也是她与过去时代的惟一联系。5个哥哥都住在天津，见面机会不多。北京的一些画家聚会，是她能够见到皇室后裔们的少数机会之一，而且她和他们的交往也不多

　　难以概括的群体

　　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目前还没有什么人进行全面的观察记录。“在整个层面上说清楚很难。”北京市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说。这个学会和中国社科院清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都表示，对皇室后裔的研究不多，掌握的情况也很少。北京市民委则称，他们掌握的情况针对北京市的各个少数民族，没有满清皇族后裔的名单和其他资料。

　　赵书因此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这位北京市民委前任副主任已经退休，在北京市文史馆从事研究工作。

　　他说，他与北京市的大多数皇族后裔打过交道———前提是他们是近亲宗室的成员。在政协会议上，他4次与溥任住一个房间。印象中，“任四爷”溥任是个非常简朴的人，崇文菜市场的酱豆腐比东四的便宜，他就骑自行车去买。“皇族后裔们都很平和、老实。”赵书说，“这可能跟他们的家教有关系。”他还强调，这里不包括“散宗室”和普通满族八旗子弟。他本人也是满族人，属正白旗。

　　金毓嶂的回忆可以与此参照。他记得自己青少年时期家里一直很穷，直到兄弟们都上了班，家里的情况才好起来。

　　阎崇年说，皇族后裔包括三部分：近亲宗室，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后裔；宗室嫡系子孙；闲散宗室。他说，这些人从事什么行业的都有，难以归类，而且遍布全国，即使有关机构进行查访也有着很大的难度。

　　关于“爱新觉罗”的姓氏，在赵书看来有个有趣的现象。“正支的皇族后裔很少自己冠以爱新觉罗氏，旁支的就喜欢这么叫，尤其是在书画界。”他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作“时代功利性”。给自己冠以“爱新觉罗”姓氏的皇族后裔们则认为，一些闲散宗室的态度不太恰当。毓紫薇在报纸上读过关于“爱新觉罗·州迪”的报道，她认为这个人是假冒的，“穿成那个样子，一看就是个骗子。”

　　金毓嶂和他的父亲溥任一样，认为州迪的行为不妥当。“这个人比较怪。”他说。

　　在沈阳，60岁的德崇开了一家“爱新觉罗·德崇文化商行”，专门经销清代传统的文化工艺品：各式各样的香料荷包、老虎枕、小旗鞋、格格装、武士服和八旗徽章等等。1992年，他曾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满族物资经销公司”，以民族图腾“海东青”命名。他还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建成火鸡养殖场的人，培育尼古拉重型白羽火鸡。

　　如果你叫他“德崇”，他会嗓音洪亮地纠正你：“我是爱新觉罗·溥！”

　　在1970年代以前，这个满族男人默默无闻，在发表了一篇题为《岳飞是千古忠臣、民族英雄》的文章后，开始在当地引起注意。现在，他已经开始不时地在沈阳媒体上发表关于满族事务、历史和文化的意见。他称溥任为“四哥”，自称是皇族后裔，不过，他的家谱中的贵族血统的证据要追溯到努尔哈赤才可见到。

　　对比几个历史阶段皇室后裔或低调或高调的行为方式，北京市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认为，辛亥革命后，皇族后裔纷纷改姓，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又强调阶级划分，因此皇室后裔对“爱新觉罗”姓氏比较忌讳；现在他们以家族为自豪，恰好说明社会心态的宽容与进步。

　　在满语中，“姓”叫作“哈喇”。老北京人初次见面时会问对方：“贵哈喇？”他们如果来到当代，会发现喜欢回答“爱新觉罗”的人越来越多了。

　　(转载)

我国的抗日战争又称“抗战”，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8月15日结束，共计14年。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主战场之一，我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性的、全面的战争。在国际上被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

九一八后，日军侵占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并以此为基地，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故意制造事端、蓄意挑起战争。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一味退让，避免冲突扩大。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发动“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苏日诺门坎战役，彻底挫败日本的“北上”计划；“南下计划”的主要实施者——日本海军，在山本五十六的带领下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抵抗日本侵略的14年里，中华大地涌现出了无数好儿女；他们宁死不屈，为了中国的明天，前赴后继，慷慨就义。今天的我们，非常感激先烈们的巨大付出和牺牲，也十分痛恨抗战中的那些助纣为虐的汉奸们。今天就为大家介绍最为臭名昭著的4位汉奸！

1汪精卫

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 历史 上多称其为“汪精卫”。汪精卫原本是追随中山先生立志推翻封建王朝的斗士，但却在中山先生逝世后，因夺取国民政府最高权力而不得投靠了日本。1938年12月汪精卫潜逃到了越南，并发表了“艳电”，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1939年5月，汪精卫亲赴日本，公然、直接地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卖国交易。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权力。

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 因为“骨髓肿”患病致死，他的家人靠着他收敛的钱财逃到了美国。

2殷汝耕

1920年，殷汝耕与日本特务相互勾结，在苏北阜宁设立新农垦殖公司。1933年3月，殷汝耕全程参与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签订。1944年初，殷汝耕任汪伪政府运河筹备处主任。日寇投降后，殷汝耕于当年12月5日被收押于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1946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殷汝耕的案件，到庭旁听的就有两千多人。恬不知耻的殷汝耕竟然列出自己"协助抗战"的功绩，写了几万字的《自白书》，为所犯之罪行进行辩解。1947年7月，法院判决：“殷汝耕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殷汝耕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均被驳回。

一代巨奸殷汝耕就这样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3陈杏村

陈杏村丈夫早逝，二战期间来到了上海。她利用与驻扎上海的日本高官的关系，获得了烟草销售的权力，大发其财。为了支持日本在中国的战争，她以个人名义向日军捐了两架战斗机，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杏村1号”、“杏村村2号”。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杏村被以汉奸罪起诉；她一边聘请律师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一边贿赂办案人员，并因此获得了假释、回到台湾；台湾当局法院以“时势压力”为借口，对陈杏村无罪释放。

此后，陈杏村出任台湾地区青果输出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主管台湾的水果输出，尤其是与日本香蕉贸易。台湾青果公会在外贸交易上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收益，并出资捐建"果贸新村"，宋美龄还亲自为果贸三村题名。1958年，陈杏村代表青果公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褒奖——陆海空军褒状。但他的小儿子运气不太好，不到40岁就死了；她的孙女还成为了日本国会议员，也是日本唯一一个华裔女议员——莲舫。

4胡兰成

胡兰成，原名胡积蕊，浙江嵊县人；他是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早年胡兰成在燕京大学旁听课程，后来追随了汪精卫；抗日战争时期，胡兰成任汪伪宣传部副部长。1940年，胡兰成发表卖国社论《战难，和亦不易》；枉顾我国抗战的艰难困境，宣扬反面言论，鼓吹“和虽不易但也要和”，想要为投敌卖国的汪精卫的无耻行径进行辩白。

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之后，已成过街老鼠的胡兰成不得不借道香港逃亡日本。晚年的胡兰成旅居台湾并以教书为生；直到1976年带有“汉奸”背景的他迫离开台湾。1981年7月25日胡兰成因为心脏衰竭而死于日本东京。胡兰成虽然没有亲手杀害同胞，但他的反动言论对我国的抗战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个卖国巨奸，有的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的依然活得有滋有味，甚至完全抹平了自己曾经的污点。陈毅元帅在担任外交部长时曾说，“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我相信这些汉奸们的所做作为，同样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近在本身、远在子孙！

　　 简介： 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笔名 ，因此历史上多以「 」称呼。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 顾问，次年任总参议。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奸雄汪 怎么 的正史说他病 在日本。其实那是一场假戏。汪 的 因>固然起于旧创复发>但真正送他上西天的>还是军统戴笠买通医生护士>下毒暗杀的。这一桩诡谲离奇的公案至今鲜为人知。那么，汪精卫怎么死的？>　　汪精卫怎么死的？>　　早在1935年，汪精卫被人行刺，大难不死。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要取出这粒弹头十分困难，弄得不好便会危及生命，医生不敢下刀，便把这颗子弹留在了体内。>　　1943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这次会议，并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工作谈完之后，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一个请求，他想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　　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的请求，派出了黑川利雄一行，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南京。>　　经过一番细致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至骨头，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还是不取为好。>>>　　汪精卫仍不放心，子弹留在体内，他总觉得是一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跑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子弹。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队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操刀，替汪取出了那颗子弹。>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一时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任何药物均不起作用。陈璧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见西医不行，便求助于 秘方。她托付亲朋好友，寻找民间中医，企盼奇迹出现。最终，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这位医生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气，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膏药，很快就可以好。刘一帖名扬江湖，其真名反被人忘了。>　　刘一帖被请到了南京汪精卫的病房。他微闭双眼，认真地为汪把脉，替汪做了仔细检查。他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象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的药，接着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拿出一张膏药，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儿，然后贴于汪的背后。>　　第二天，汪感觉到后背凉飕飕的，疼痛大大减轻。>　　陈璧君暗自高兴，即派陈春圃给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　　刘一帖来到医院，检查了汪精卫的创口，面露喜色地告诉陈璧君:「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等两个时辰后，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药箱内取出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馆去了。>　　汪精卫以为这一张「败毒散」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也等不得刘一帖必须等两个时辰的嘱咐，马上要陈璧君给他贴上。谁知这张膏药贴后没过一会儿，汪四肢抽筋，贴膏药处火烧火燎发烫，疼痛加剧，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去了半个时辰，气急败坏地回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已离开旅馆，四处寻找，已不知去向。陈璧君知道不妙。>　　三天后，汪精卫收到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大字:>　　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陈璧君看了信，气得两眼发黑，差点没晕过去。>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而且开始发高烧。1944年2月，黑川利雄邀请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籐正教授来南京诊治，发现汪已病入膏肓，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就这样，汪精卫被抬上飞机，直飞名古屋，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4楼一间特设的病房里。为了对外保密，这间病室叫做「梅号」。>　　汪精卫到达日本的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胜沼精藏、整形外科教授名仓重雄和助手教户田君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籐正主刀，施行手术。>　　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了。汪精卫知道来日无多，开始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活现出一颗死不回头的花岗岩脑袋。>　　11月9日上午9时，美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市。陈璧君和子女们在一声声巨响和火光中，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　　地下室寒气侵袭，加上又惊又吓，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的体温上升到41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极为困难。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但最终回天乏术。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

结果过了半年多，工作并无进展。戴笠决定增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亲率10名行动特务，随戴星炳秘密返沪，实施刺汪计划。戴星炳第二次重返上海，吴赓恕等人也先后潜赴上海，开始工作。按照戴笠对戴星炳、吴赓恕交代的新计划，如果刺汪行动一时不能得手，可以先打击其他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于是戴星炳、吴赓恕决定先取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但因事机不密，戴星炳被76号逮捕。丁默邨、李士群了解到他的身份后，决定通过他与戴笠联系，目的是使76号与军统停止互相暗杀。戴星炳答应了丁默邨、李士群的要求，并给戴笠写信，军统局也复函同意。但复函中通过粗细笔划的运用，另给戴星炳秘密指示，命令他伪装合作，寻机暗杀汪精卫。丁默邨、李士群破译此信后，恼羞成怒，当即将此案密报汪精卫，汪精卫对戴星炳的“背叛”极为痛恨，大笔一挥，立予枪决。戴星炳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一位牺牲的军统特工。

戴星炳刺汪失败后，戴笠并没有因此而放松部署，仍然电令吴赓恕，要他继续活动，寻机刺汪。吴赓恕是军统内资格很老的大特务，深受戴笠器重。此次领衔出征上海，发誓不取汪精卫首级决不回重庆。戴星炳一死，吴赓恕就积极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在伪维新政府当科员的老同学陈承纶，再谋刺汪之策。因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与陈承纶有师生之谊，吴赓恕便威逼陈承纶利用与汪的师生关系去接近汪精卫，伺机在汪宅或办公处所安放定时炸弹或下毒，置汪精卫于死地。

陈承纶胆小怕事，根本无胆量去谋刺汪精卫。但吴赓恕的威名使他亦不敢拒绝吴的要求。他考虑再三，为今之计只有让汪精卫来对付吴赓恕，自己好从中脱身。于是，陈承纶将此事经过向汪精卫全部密报，由汪精卫交代76号设计将吴赓恕逮捕。吴赓恕被捕后，明知必死，在狱中秘密托人带给戴笠一封信，信中申述了行动失败未能报命的歉疚情怀，表达了视死如归的决心。汪精卫批示立予枪决。吴赓恕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二位牺牲的军统特工。

　　汪伪政权主要人物：

　　汪精卫：1940年3月20日，在日本扶持下，汪精卫在南京组建傀儡政权，取消了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的伪政府，汪成了日寇在华的第一走狗。汪精卫任伪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5月31日，汪精卫以“中华民国政府”首脑的名义，参加了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同年底，汪精卫健康急剧恶化，不得已于1944年3月赴日治疗。但是，这次主子却没有能够挽回奴才的性命，汪精卫于11月10日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后来遗体运回国，葬于南京梅花山。1946年1月21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派工兵将汪坟炸毁，并将其尸体火化，坟址被夷为平地。后来在原址上修了一个供游人休息的小亭子，不知内情的游人在这里小憩，万万不会想到此地曾是大汉奸汪精卫的葬身之处。1994年在墓地原址建了一个汪精卫跪像，1997年拆除。

　　陈公博：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1943年，汪伪政权任命陈公博为访日“特使”。陈公博一到日本东京，就向日本主子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但求能与贵国携手迈进，并肩作战，无论任何牺牲所不能辞。”日本天皇奖给陈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级旭日大勋章”。为此，陈公博离开东京时称：此次“奉令访日，承天皇陛下宠遇”暨内阁总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无限光荣”，完全是一副奴颜婢膝之相。

　　汪精卫病死后，1944年12月，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不过陈的这个“一把手”当了还不到一年，就随着日寇的灭亡而倒台。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汪伪政权日暮途穷，其成员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1946年2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三人被押往苏州狮子桥监狱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法官认为对陈公博应“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在一处不为他人知晓的公墓中。

　　周佛海：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是该政权的第三号人物。1944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伪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与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人密谋，讨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以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等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预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企图为自己寻找后路。抗战胜利后，周佛海曾一度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后改任“总司令”，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他感恩不尽地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之手，宁愿死于主席跟前。”

　　但是，蒋介石不过是利用一下周佛海罢了。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成了蒋惩办汉奸的对象。1945年9月30日，国民政府下令逮捕周佛海，不久，将周佛海押送重庆，1946年9月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在监狱中，周受到了特别的优待，但是，他最终也没能活着走出监狱。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死在监狱中。

　　陈璧君：陈璧君原本是南洋华侨富商之女，后巧遇汪精卫，在铁窗内结成“患难姻缘”。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她夫唱妇随，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一夫人”。

　　陈璧君生性爱出风头，派头不小，脾气也大。汪精卫的“政事”，没有她的出面干预，常常办不成。汪精卫白天在会上决定的事情，圈内人都知道这不能作数。晚上回到家中，汪夫人一反对，第二天开会再议，汪保准把昨天的决议推翻。而且陈璧君生性泼辣，人称“雷山老母”。

　　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被国民政府诱捕入狱。在法庭上，她竟然恬不知耻地大呼小叫，百般为自己开脱，把自己的叛变投敌说成是曲线救国，并在庭审中利用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大骂蒋。虽然她在法庭上痛骂蒋介石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喝彩，但却不能因此减轻她自己叛国投敌的罪行，后来还是被判处终身监禁。陈璧君于1959年6月17日病死在狱中。

　　梅思平：抗日战争爆发后，梅思平曾上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召开的谈话会，听到马君武等民主人士的“焦土抗战”呼声，颇不以为然。回到南京便参加了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讥笑抗日是唱高调，还多次想办法托人向蒋介石“进言和平”。1938年11月，梅思平与高宗武等一道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进行秘密会谈，经过几天讨价还价，达成了所谓《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主要内容有：汪精卫一伙表示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意缔结日华防共协定。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一伙人逃出重庆去河内。之后，梅思平因其“先锋”作用，被视为与汪精卫等人一样的“首义分子”，成为汪伪“最高委员会”成员。1939年，梅思平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其地位仅次于周佛海，而且是周佛海的大红人和以周为首的“实力派”的重要干将。1940年11月，梅思平参与了同日本政府签订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思平在南京被捕，关押在南京宁海路25号临时看守所内，后被送进老虎桥监狱。1946年5月，南京高等法院第一庭公开审判梅思平。法庭内外，人山人海，人们都要亲眼目睹汉奸的可耻下场。梅思平在法庭上百般狡辩，拒不认罪。5月9日，高等法院下达判决书：梅思平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他是汪伪政权中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个人。9月14日，梅思平在南京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褚民谊：浙江省吴兴县人，曾赴日本留学，在法国获得医学博士。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并由汪陈做媒，同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成了汪精卫的连襟。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立即召见褚民谊，让他谈对“和平”运动的看法。他参加了汪精卫一伙的“和平”运动，积极与日本勾结，进行卖国活动。1939年8月底，在汪精卫召开的伪国民党“六大”上，褚民谊任大会主席团副主席，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在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褚民谊任秘书长，成为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当时，人们对汪陈夫妇手下的汉奸，以“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并称。日本投降后，褚民谊与陈璧君等先被软禁在广州，后又被押送至南京宁海路25号看守所。1946年被关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同年3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审判褚民谊，以汉奸罪判处其死刑。同年8月23日，褚民谊在苏州狮子口监狱被执行枪决。

　　任援道：早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汪精卫一样，曾经也是革命青年。1939年6月19日，任援道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的上海会谈，会后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组建伪政府。8月25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240人参加，组织起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援道被指定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后随日本顾问原田永吉到青岛，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王(揖唐)青岛会谈”，结束后组成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任援道出任委员，并担任“警卫组长”。1940年1月29日，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不久，汪伪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任援道从“维新政府”要员一变成为汪伪政府中的巨奸。3月31日，任援道被任命为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4月4日，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不久，任援道组建绥靖军军官学校，自任校长，培植亲信。任援道在汪伪政权中先后任伪职有13项之多，几乎兼全了汪伪政权各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汪伪国民党中委、汪伪中央政治委员、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主要实职有：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代院长，伪海军部部长，伪江苏省省长，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伪上海市市长。抗战后期，他看到国际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便暗中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抗战胜利前夕，他率军归顺重庆政府。日本投降后，任援道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便以200根金条贿赂有关方面，举家逃到香港，侥幸逃脱了人民的惩罚。1949年，人民解放军饮马深圳河，任援道吓得魂飞魄散，感到香港也难以立足，又远飞加拿大定居。1980年死于异国他乡，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李士群：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曾任“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省长，在汉奸们狗咬狗的争斗中，1942年被日本宪兵下毒害死，死后尸体缩得像只猴子，也算是罪有应得。

　　梁鸿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梁鸿志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在上海沦陷区组织维持会。1938年，梁鸿志在日本人的直接操纵下，在南京成立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苏、浙、皖三省的敌占区和宁、沪两个特别市，梁鸿志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长。为了向日本主子献媚和自身的挥霍，公开实施“烟、赌、娼”三大毒化政策，丧心病狂地毒害同胞，榨取钱财。汪伪政权成立后，梁任伪监察院院长，1944年11月，改任伪立法院院长。日本投降后，梁鸿志四处躲藏，1945年10月2日在苏州被逮，随即押至上海。1946年6月21日，法庭以汉奸叛国罪判处梁鸿志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

　　王揖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抗战爆发后，王揖唐投敌，频繁与日本侵略者接洽。伪临时政权在北平成立，王揖唐作为“创始人”之一，捞了个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的职位。1938年9月，伪华北临时政权和伪南京维新政权在北平成立“联合委员会”，王揖唐任委员。王揖唐还利用汪精卫的势力和影响，当上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成了华北汉奸的头号人物。1948年9月10日，王揖唐以汉奸罪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处以死刑。

　　以上人员绝大部分皆为原国民党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