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市南区田家村，清朝时隶属山东省莱州府即墨县仁化乡文峰社。2001年，因城市拆迁改造，田家村更名为田家花园。

　　为了编写田家村村志，续修田家村田氏族谱，需寻访有关田家村田氏来源、自田家村迁出的田氏及亲属情况等。现将一些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据现青岛市胶南市王台镇田家窑田氏族谱记载，田家窑田氏始祖田七公原籍山东青州昌乐县田家老庄。

　　据田家村田氏族谱记载，先祖田福贵、田布化兄弟两人（可能是田家窑第三世），于明朝永乐年间，从现青岛市胶南市王台镇田家窑迁居青岛。兄福贵居现青岛市李沧区瓮窑头，弟布化居现青岛市市南区田家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青岛市中心的东移,又一个都市里的村庄消失了,那就是田家村。它大体位于现在的福州路以西、太湖路以北、南京路以东、延吉路以北的位置。旧村改造以前田家村有居民近七百户,约两千余人。村中以田姓为主,其它有王姓（崂山区的午山王、东窑王）、蓝姓、戴姓（大麦岛人）等姓氏在清朝时陆续迁来。

　　在青岛的历史上,田家村可算最古老的村庄之一。据田氏族谱记载,明朝永乐年间,有田氏兄弟二人,由现胶南王台镇的田家窑村迁来,老大名田富贵,因有烧制陶器的技艺,便选址在今沧口飞机场和小翁村一带烧制大小缸（青岛土话叫水瓮）为生。老二田布化,落户于田家村世代耕种,并以姓氏为村名,沿用至今。

这是我转来的，不是原创的，怕您不熟悉网，如果您知道百度吧，可以到 田氏吧、昌乐吧、田氏家谱网看看，收获会多些的：

山东昌乐 田氏族谱

十八世；世 作 乐 尔 十九世；源 本 善 名 之 二十世 道 来 恒 保 守二十一世；以 敬 清 怀 思 二十二世；仁 开 志欣 芳 二十三世 ；克 承 有 法 式 二十四世；公 伯 选 秀 生 二十五世；祥 洪 盛 英 齐二十六世；万 瑞 茂 隆 绍 二十七世；洵 在 廷 庆 滋 二十八世；章 久 臣 兴 中二十九世；家 国 礼 全 时三十世；建 大 崋 伟 业 三十一世；昌 星 振 义 起 三十二世；坤 寰 普 雨 润三十三世 福 广 民 安 喜 三十四世；宗 文 学 和 令 三十五世；沛 泽 兆 吉 三十六世满 豊 登 同 泰 三十七世；汇 良 俊 君 立 三十八世；才 冠 鲁 彦 耀三十九世浩 洲 永 存 纪 以上 按照田氏家乘三支以后田氏家族的子孙后代尽量按照家谱起名，以振兴我们田氏家族， 由二十一世 敬潭 炒写；；

山东应该是田姓发源了，当时周分封天下，姜子牙分在齐国，是姜姓和吕姓祖先，后来一个舜的后代因杀人逃到齐国改名换姓叫田完，后来姓田的成为一个大的家族，并且还是一个大商人，那时候还没有歧视商人这一说，商人地位还是很高的，姓田的就通过低息或者无息放债，结果是当时周天子欠他钱，齐国很多老百姓受他恩惠，然后姓田的人气很高，取代了姜姓为齐国国君，也没什么人反对。然后田姓就大大的开始开枝散叶。

据现青岛市胶南市王台镇田家窑田氏族谱记载，田家窑田氏始祖田七公原籍山东青州昌乐县田家老庄。 据田家村田氏族谱记载，先祖田福贵、田布化兄弟两人（可能是田家窑第三世），于明朝永乐年间，从现青岛胶南市王台镇田家窑迁居青岛。兄福贵居现青岛市李沧区瓮窑头，弟布化居现青岛市市南区田家村。

我们的辈分是：

从第十世开始，达翁村辈分是： 万启玉兆修 ，公平祥祯瑞，克昌延先泽，

崇本明伦业 ，敦宗睦祖德 。

田家村辈分是： 万启中立修 ，公平祥祯瑞，克昌延先泽，

崇本明伦业 ，敦宗睦祖德 。

我是第十八世“祯”字辈

祝您吉祥如意！

田姓来源有三：

1、田姓出自妫姓，为妫满之后。据《史记•田完世家》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资料所载，齐桓公封妫完于田地，其后子孙以地为氏，称田姓。

2、出自黄姓所改。据《明史》所载，明初有辅佐惠帝之黄子澄，因上削藩之策而激怒诸侯，被杀。其子黄子经为避祸改为田终，迁居今湖北咸宁一带，后世子孙也以田为姓。

3、出自其他少数民族。如并州田姓源出匈奴，金时女真人阿不哈氏，汉姓为田，清时贵州思南府土司姓田，为白族，西夏人有姓田者，如今苗、瑶、彝、土家、回、蒙、藏、满、朝鲜族等有此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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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州田氏，是贵州历史上四大土司之一，而且是四大土司中势力范围最广的土司。在元朝和明朝初期，思州田氏占据了今天的铜仁、黔东南大部分地区，其面积大约是现在贵州省的三分之一。史学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说法，足见当时思州田氏的地位重要。而在贵州历史上，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1413年，思州土司被废除，成为了贵州建省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思州田氏的来源

关于思州田氏的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思州田氏的始祖是从田克昌，在唐朝进入了思州，“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克昌陟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遂卜筑思州”。而《思南府志》则记载为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后陟居巴峡，唐高宗时，其四世孙田克昌卜筑思州。”这又将思州田氏入黔的时间推移到了隋朝。不仅如此，田氏的家谱还将思州田氏和齐国田氏相联系。

思州古镇

在史料选择上，个人觉得地方方志只能作为官方史书的补充史料，其可信度是比不上官修史料的。《贵州通志》和《思州府志》认为田氏来源于中原，这是受到田氏攀附中原大姓的影响。同样的，播州杨氏和水东宋氏都会将自己的族谱和中原的豪门大姓联系，实际上，这些土司基本都是地方的传统势力。通过官方史料可以得出，思州田氏来源并非汉族，而是少数民族。从宋代诸籍的有关记载看,田祐恭应非汉人。《舆地纪胜思州》云:“徽宗即位八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成书于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思、黔州巡检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悉其种族，轻捷习山险,知夷中事”。由此可见，思州田氏始祖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德江龙泉坪思州宣慰司遗址

通过官修史书也可以证明，田氏的祖先很早就活动在乌江下游和武陵山一带。《南齐书蛮传》云:“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周书李迁哲传》又云:“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田氏就在此活动，被成为黔阳蛮，并且常常入寇周边地区。《周书蛮传》、《北史蛮传》记载田氏是当地最大的势力之一，云“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尤盛”，他们常常称王称侯，占据三峡地区，阻断水路交通，进行抢劫活动。

思州城地图

隋朝建立后，田氏首次归顺于朝廷，隋朝在此设置了奉州，后来改为黔州、黔安郡。《元和郡县志》载:“黔州……本汉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思州府志》记载，田宗显在隋朝开皇二年（482）被派遣来征讨黔州的蛮夷，接着被封为“黔州刺史”，这实际上就给了田氏抹去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和中原田氏攀附上了关系。唐朝建立后，田氏首领田惟康归顺，被册封为了黔潭二州节度使，到田阳明时，被册封为了黔州都督府大总管。可见田氏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不过终唐朝一带，田氏的势力始终局限在乌江下游一带，该时期不能叫做思州田氏，只能叫做“黔州田氏”。

二，宋元时代的思州田氏：走向鼎盛

思州之名，最早出现在唐朝。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置思州，治所在务川县（今沿河），其管辖范围主要在渝东南和黔东北一角。宋朝时期，田氏势力开始强盛起来，控制范围从扩展到了今天的整个铜仁地区，而原本的思州也从务川（沿河）迁徙到了乌江中游的新务川（今务川县）。《方舆胜览》记载:“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

田祐恭

愿为王民，始置思州。”南宋之交，田氏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首领田祐恭不断向黔南一带发展，“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当时的贵州城（贵阳）也一度被其占据。1119年，田佑恭被册封为了贵州防御史。

沿河淇滩古镇

元朝建立后，贵州土司纷纷归属于元朝。1275年，思州土酋田景贤归附，元朝在此置思州安抚司，开始设治于水德江（今德江），后来又迁徙到了龙泉坪(今凤冈县)，在元朝后期迁徙到清江（今岑巩县）。于是，将新治清江称为“思州”，而旧思州称为“思南”。1284年，思州安抚司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当时，思州地区已经划分为了一府、十四州县、五十二长官司。一府就是镇远府，而镇远府的知府也是思州田氏的人担任，是土知府。

贵州四大土司分布

宋元时代是思州田氏是其发展的顶峰。在势力范围上，思州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不仅占据了整个黔东北，还将黔东南和渝东南和湖南部分地区纳入了势力范围之内。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思州在宋元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思州靠近巴蜀和湖南，在战争期间，会有大量的流民进入思州，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播种工具以及劳动力，推动了思州地区的农业发展。元朝建立后，命令思州等地劝课农桑，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诏喻四川行省“抚治播州、务川西南诸蛮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诏渝思州宣抚司“因阅户惊逃者，使各安业”。在明朝之前，贵州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就是播州和思州两地。

思州古镇

思州地区物产十分丰富，这给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交通。据《太平寰宇记》所记载，思州地区产朱砂、腊等，其中朱砂被定为“元贡”。在今天铜仁万山有汞矿遗址，这里的汞矿储量和产量在古代曾经一度位居中国第一。另外，思州出产的茶叶也十分有名，《茶经》记载“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另外思州还出产石砚，是中国较早的八大石砚之一，苏东坡誉之为“珙璧”。由于乌江贯穿思州之地，因而思州地区成为了贵州水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乌江沿岸的思南成为当时贵州的航运中心。除了乌江之外，思州境内还有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锦江等，都可以通航，因此思州也是贵州商业最为大大的地区之一。

镇远祝圣桥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发展。思州地区靠近四川，在文化上也受到四川的影响。《思南府志》记载北宋时期田祐恭被召入觐，其行为举止不像蛮夷之人，宋徽宗十分好奇。田祐恭回答有门客夏大均教授。可见在宋朝时期思州就已经引进了中原文化。贵州省最早的书院，就是出现于宋朝时期沿河的鸾塘书院。宋代思州已经出现地方志书，如《思州图经》，《黔州图经》等。另外，中原文化传入思州的同时，佛教和道教文化也开始进入了此地。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宋代：“黔州佛教已盛”，田祐恭大境内建造了许多佛寺，思南地区出现唐宋古寺有白柱神庙、集福院、福常寺等寺庙、整山寺、常乐寺、昉龙寺。北宋乾德年间，在印江一带出现了贵州最早的道观，是道教传入贵州之始。

梵净山

二，思州田氏分裂和灭亡

1368年，明朝建立，到1381年朱元璋派遣大军远征云南，从此云贵高原已经被明朝控制。此后明朝在贵州大量驻扎军队，推行屯田，设立贵州都司等军事机构。为了加速贵州的发展，朱元璋还实行了“调北填南”，使得几十万移民涌入了贵州。此时，贵州的改土归流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土司制度必然会走向衰亡。

思南文庙

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镇远知州田茂安于是将北思州和镇远献明玉珍，被明玉珍在此设立思南都元帅府、思南宣慰司，从此思南田氏分裂为了思南和思州两部分。1365年，朱元璋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湖南西部，通往贵州的大门已经敞开。在这种情况下，思南和思州均投降于朱元璋，朱元璋于是分别设立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思州之地，是湖南通往云南的咽喉之地，如镇远一州，史称“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田氏归附后，明朝就在其交通要道驻扎军队，设立卫所，包括包括镇远、偏桥、清桥、清浪、平溪、五开、铜鼓等卫，黎平、新化、新化亮寨、平茶屯等所。这些卫所的设立，使得田氏两大土司已经被明朝的军事实力牢牢的控制，一旦有机会，明朝必然会推行了“改土归流”。

在岑巩县注溪镇的龙江河畔，有一个古老的寨子，它叫衙院，这里居住着80余户土家族的田姓人家。

洪武末期到永乐初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又因为争夺土地而结怨，相互仇杀。1410年，思州宣慰使田琛联结原为思南司宣慰副使、后改辰州知府的黄禧进攻思南，杀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之弟，并发其祖宗坟基，并戮其母尸。田宗鼎于是到明朝上诉，于是明成祖朱棣派率兵5万剿灭思南土司。之后，朱棣又以田宗鼎缢杀亲母为借口，废除了思州宣慰司。至此，田氏的思南、思州两大宣慰司均宣告灭亡。明朝在思州之地设置了思州、石阡、黎平、新化四府，在思南之地设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两大宣慰司的废除大大推动了黔东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此后虽然还有几十个长官司，但是已经不成气候。

石阡万寿宫

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正式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第二年，就将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纳入到了贵州省的范围。可见，思州土司的灭亡直接推动了贵州改土归流和建省，因此贵州民间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贵州省建立后，铜仁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思州土司曾经在宋元时代推动了铜仁地区的开发，但是在明朝却成为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赣南客家民居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厅屋组合式”民居和“围屋”民居。“组合式”民居分布于全区各县市，是赣南民居的主流形态。“围屋”则主要分布于河西片的定南、龙南、全南、寻乌、安远、信丰等县，是赣南客家一种特殊的民居形式。

（一）厅屋组合式民居

赣南客家人一般称堂为“厅”或“厅厦”，“堂”专指祠堂。称一栋房子为“屋”，一间房子为“房”。厅是屋的中心，许多栋“正屋”和“横屋”连在一起便组合成了一幢“大屋场”，这种民居实质上脱胎于古代中原庭院府第式民居。赣南客家民居以此为主流，广泛分布于各县市，其中尤以“九厅十八井”最具典型意义。

1、结构特点

“厅屋组合式”民居最简单的组合单元是：“四扇三间”，也称“三间过”，即一明二暗的三间房。明间为厅，次间为室，厨房、牲舍、厕所等一般傍房搭建或另建，这是赣南最普遍的民居。稍富有者一般是前后两栋，每栋三间或五间，之间隔一横向天井，并通过腋廊将前后两栋连在一起。两栋屋的明间便成了前厅（门厅）和后厅（上厅），前后厅也合称“正厅”。前厅次间为厢房，后厅次间为正房。这样便构成了一幢封闭式的由两个单元组合成的“正屋”，通称“两堂式”，俗称“上三下三”、“上五下五”。

在此基础上，如果以后需要扩大规模的，便在正屋两侧扩建“横屋”。横屋的进深与正屋等齐或前部凸出两间，平面成倒“凹”字形。正屋与横屋间留一通衢，称“巷”或“塞口”，闽粤称“横坪”。通衢前后对开小门，巷中相应留竖向天井，以采光排水。横屋各房间门均朝巷道开。正屋从腋廊处开门通往巷。这样便以正屋的正厅为中轴线，加上两侧的巷和横屋，构成了一幢通称为“两堂两横”式房屋。这种民居还需要扩建的话，便可在横屋外侧对称继续增加类似的巷和横屋，这可相应称两堂四横、六横……也可在正屋之前隔以天井、腋廊，再建一栋三间或五间式正屋，使原来的前栋和前厅变为中栋和中厅，而后建的这栋则称为前栋和前厅，同时再将两侧的巷和横屋向前推齐。这种由三栋正屋和两排横屋组成的房屋，便称“三堂两横”式。这是此类民居中最具代表性的形式。

随着宗族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三堂两横式还可扩建为“三堂四横”、“三堂六横”等等，直至发展为民间所说的“九井十八厅”或“九厅十八井”这样的大屋场。“九井十八厅”或“九厅十八井”虽说法不一，但从规模上说，都是进深和面阔方面的拓展，是赣南客家人建房追求的最高境界。

由于赣南处丘陵地带，地广人稀，商业不发达，“虽无冻馁之苦，亦鲜巨室之家”，所以，民居一般采用土木结构。土木结构，又可分为土砖（土坯）和夯土木结构，其中夯土结构民居南部又多于北部。砖木结构的民居一般见于富裕之家的住宅或祠庙建筑。传统的砖木结构民居，一般是青砖灰瓦，清水墙面（过去赣南不烧制红砖）。其中又以北部的砖房多于南部。无论砖石墙还是生土墙皆承重。柱的使用不广，主要用于厅内，因这种民居的厅是敞厅（后厅无前椽墙，前厅无后椽墙），且一般不设楼层，一些空间大的正厅或有门廊的厅为了支撑挑椽和天花，便在减了椽墙的位置上设两根椽柱。

一般两堂两横式以上的民居，屋前往往有因取土做砖而形成的水塘和禾坪。这水塘、禾坪既是居民洗涤、晾晒物件的场所，又自然成了其继续朝前发展的势力范围。以两堂或三堂两横式房屋为基本单位组合，向前后左右不断扩建，可达数十百间，乃至形成一村一姓的大屋场。至今，赣南各地尚存不少古村落，就是这种民居的典型代表。

2、宅居风水

过去，赣南盛行风水观念，每做宅居，既请地理先生择基定向，还要选择吉日动土、奠基、安门和上梁。房屋宅地大多取南北座向，俗云：“座北朝南，有食清闲(音han)；坐南朝北，神仙住呒得”。地理先生所操风水术讲究所谓龙、局、水，认为“龙主人丁，局主功名，水主财路”。所以每堪风水，首看龙之生旺死绝；水口在某字上，生山生水。看龙脉，又首看来龙之祖山，再看来龙，还有分龙、过龙等等。又说，龙要发脉雄壮，奔腾有势。为接应来龙，后龙山必树木成林，郁郁葱葱。局为总脉分出的支脉山峰，须重重环绕，似公堂格局，有旗有鼓，印案兼备，坐镇宅地，犹如元帅升帐一般气派。水即指前方水势，不得直来直去，冲走财源。为使水口回环，于是筑坝、植树等。所以，客家人的村落，一般都有水口和林木茂密的后龙山。

3、“门榜”文化

此外，赣南客家还盛行“门榜”风气，即在广大农村甚至一些城镇保留着这样一种习俗：在厅堂上方，画一匾额，书之四字（有的三字），称之曰“门榜”。这种现象尤以上犹等县为最。门榜的内容各姓氏家族有很大的不同，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昭示本姓氏家族的渊源。如黄姓的“江夏渊源”，昭示了黄姓的发祥地是古代的江夏郡；陈、钟、赖、邬、庾等姓的“颍川世第”，说的是以上几姓均望出颍川郡；罗姓的“豫章遗风”，昭示了罗姓望出豫章郡。二是显示本姓氏谱系的高贵家风或门第，如孔姓的“泥山流芳”，说的是春秋时期孔氏大思想家孔丘诞生于山东的曲阜尼山，其事迹和思想彪炳史册，流芳千古。钟姓的“越国家声”，说的是唐睿宗时期，钟绍京因助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爵封越国公的历史事实。张姓的“曲江风度”、“相国遗风”，说的均是张姓先人张九龄的故事。张九龄为唐时韶州曲江（今韶关）人，唐玄宗时迁中书令。此外，某些姓氏的“大夫第”、“司马第”等等，则是显示其高贵门第的。三是反映本姓氏谱系中名人先贤的事迹。如钟姓的“知音高风”、“飞鸿舞鹤”，前者记录下了春秋时期钟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千古佳话，后者记录了三国时期魏太傅钟繇的书法独树一帜，其书“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的事迹。刘姓的“校书世第”“禄阁光辉”指的都是西汉刘向奉汉成帝之命校正五经异同于天禄阁。张姓的“金鉴千秋”指的是唐相张九龄向玄宗上《千秋金鉴录》的史实。王姓的“三槐世德”叙述了这样的事实：宋朝王佑曾在庭院中植槐三棵，预言子孙必然显贵，后次子王旦果于太平兴国年间考中进士，后出任宰相。田姓的“紫荆传芳”说的是临潼有个田真，兄弟三人分家，财产均分后，尚剩屋前一株紫荆树未分，约定次日斫分为三，各得其一。谁知次日早上，树已枯萎待毙，田真对两个兄弟说：“树木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说完悲不自胜。兄弟相感，不再分家，屋前的紫荆又繁茂起来。四是显示本姓氏谱系先贤品格高尚。如黄姓的“叔度高风”，反映了东汉黄叔度的高尚品行，其品行：“汪洋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杨姓的“清白传家”叙述了东汉杨震为官清廉，一生清白。曾有人夜怀十金，向他行贿，杨震不接受。行贿人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回答说：“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谓无知？”终不受贿。曾姓的“三省传家”取之于《论语·学而》中曾子所说的一句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以此垂诫后人要向曾子那样严格要求自己。五是显示门风纯朴、吉祥、兴盛。如书写“忠厚传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紫气东来”、“和为贵”、“得我所”、“安其居”以及“春秋鼎盛”、“风华正茂”、“桂馥兰馨”、“竹苞松茂”、“兰桂腾芳”等等。

总之，“门榜”虽仅三四字，然其内容丰富，寓意深远。首先，每一块门榜都是一部“微型族谱”，其里面蕴涵着大量的历史信息，是客家人尊宗念祖、家族兴旺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研究家族史、客家迁徙史，民族史的珍贵史料。其次，“门榜”是客家崇祖意识的产物，而分支别居的客家人，在他们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和祖居地以后，不免感到空虚和孤独。这时，门榜又起着激唤崇祖意识的作用，使分支别居的客家人感到自己的亲人就在身边，脚底下的这块新居地就是祖居地，于是，大大坚定了在新居地干一翻事业的决心和信心。第三，通过门榜来取得同宗群体的归属感，并提高分支别居者的社会地位。过去，“门榜”曾象一根红线，把同宗同谱人的思想感情联接在一起，不管分居多远，他们总是心心相印；也不管是否相识，只要看见“门榜”并能道出点“本家”的世系源流来，就会受到东道主的热情款待，胜若久久出门在外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而远方的宗族来访，东道主也倍感荣耀。来访的宗亲越多，说明他的家族势力越大。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这一点对分支别居者非常重要，因为那是一个土客矛盾、宗姓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代，家族势力大，也就意味着后盾强大，而不至于遭受土著或别的姓氏的欺凌。当然，在那种矛盾斗争中，成为牺牲品的总是各宗族的贫民百姓。今天，旧社会那样的土客矛盾、宗姓矛盾和阶级矛盾已经消除，但是“门榜”作为联络同宗同谱系的人的思想感情这一个功能依然存在。第四，“门榜”具有教育后代的作用。如前所述，有些“门榜”是显示其品格高尚、门风纯朴、艰苦创业，用于垂训后代的，门榜的这种积极意义，各个姓氏宗族都很重视，它在造就一代又一代人的优秀品德中，也确实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我们可以将门榜的这种积极作用加以利用，把它纳入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