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三槐堂铭并叙》

　　原文：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杆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筅盗窃案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们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志。既相真守，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参考译文：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包申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一、全文翻译如下：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二、扩展知识：

　　1、作品简介：三槐堂，即三槐王氏的堂号。三槐王氏是当今王氏中最大的一支，闻名天下，枝繁叶茂，是太原王氏的一衍派。三槐堂是王氏子孙繁衍最大的支派，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占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2、作者简介：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3、作品赏析：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曹操的坟墓---七十二疑冢的来历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病逝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曹操的灵柩运抵邺城后，在夏侯尚，司马懿的陪奉下，于同年二月丁卯（220年4月11日），埋葬在他亲自选定的邺城西南的山冈上，当时称作“高陵”（后世以其地处邺城西面，大多称它为“西陵”），与西门豹祠近在咫尺（据《元和郡县志》卷20记载，两者相距大约15里）。陵墓内除了曹操本人预先准备的四箱送终衣服，以及质朴无华的陶制明器，没有金玉珠宝铜铁之累的陪葬品。整个陵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一切不止因陋就简，也未曾建造纪念性的建筑物，所有后事都是严格遵从曹操生前遗愿来操办的。与其生前尚俭作风一脉相承。

贞观19年（公元645年）二月，唐太宗在御驾亲征高丽途中，曾经高规格地拜谒了曹操的高陵，并亲自作了一篇题为〈〈祭魏武帝文〉〉的祭文。唐太宗的这篇祭文，将曹操和商代的伊尹，西汉的霍光相提并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说明在唐代初年，曹操的坟茔依然保存完好。

时至唐代后期，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卷20，仍然明确记载曹操的西陵在邺县城西三十里处。

但是，到北宋的乐史撰写〈〈太平寰宇记〉〉时，虽然也曾提及邺县有魏武帝，魏文帝和甑后三陵，却不曾指出它们的具体方位。（成书于乾隆46年的〈〈河南通志〉〉，可能是最后一部提到西陵的方志，不过，他很可能是对前史相关记载的转述）

据此可以推知，大致在唐末五代以后，曹操的陵墓已然倾颓，而且无从寻觅。宋人只是大概知道曹操的西陵在邺县，至于具体的位置，却已不甚了了。

贺游先生在〈〈三国大观。三国胜迹〉〉中说，曹操陵墓的倾颓与彰河的泛滥改道有关。这种推测，很有道理，在两〈〈唐书〉〉和〈〈旧五代史〉〉中，有关彰河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而为害的记载，至少有六条之多。

大约从南朝梁代开始，围绕着曹操的西陵，产生了至少两则民间传说。这两则传闻都记载在任昉的〈〈述异记〉〉中，一则说，在魏武帝陵墓中有一孔清泉，泉水气味芳香，因而民间称之为香水。另一则说，在陵墓中有两座铜驼，石犬。这样的传闻显然不着边际。因为根据常情，曹操肯定不会把自己埋葬在湿漉漉的涌泉旁边；而且各种各样的文字材料，包括〈〈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比较严肃的正史在内，都明确记载曹操陵墓中并无金玉珠宝铜铁之类的陪葬品。

但无论如何，这些传闻的问世，实际上表明了民间对曹操陵墓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只不过，梁代的人们对于西陵的猜测，尚停留在好奇这一层面上。且对其埋葬的地点似乎并无多大疑问。

然而，时至两宋，尤其是南宋，这种正常的好奇心理，蜕变成了对曹操人品的置疑，对曹操人格的侮辱。于是，有关曹操在彰河上布置七十二疑冢的传闻不胫而走，而且越传越邪乎，似乎成了铁证如山的事实。

在〈〈青梅煮酒。曹操魔方〉〉中，周泽雄先生认为七十二疑冢的传闻，多半出自盗墓贼的杜撰，因为他们在悉数发掘西门豹祠附近的山头之后，仍一无所获，于是在沮丧之余，就编造了这一传说，聊以自慰。

这种推测不无道理，只是盗墓贼历代皆有，却何以非要将编造谎言的任务留待他们的宋代同行来完成？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七十二疑冢传闻的出笼，与宋人的心态及其在这种心态主导下对曹操的评价有关。

赵宋即便不象陈寅洛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华夏文化的造极时代，至少也应是华夏文化演进史上的灿烂时期，不过，她又实在太文弱。她不但从未有过扬眉吐气的大一统，反而经常受到邻邦的欺辱，康王赵构更是仓皇南窜，偏安东南一隅。肉食者们最初还略作反抗以“保卫“国格，后来竟至于逆来顺受，恬不知耻。她的国民看起来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慷慨激昂，实际上却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为一雪国耻赴汤蹈火，出生入死。

尤其可悲的是，在举国上下的忍气吞声中，滋育出极不正常的国民心态。他们几乎从不思量自己的软弱，却举国一致地指责古人的强梁；他们也从不检视自身理论的苍白，却近乎偏执地拿着自制的标尺，去裁量古人，评骘前史。正是南宋朝野集体无意识的可悲，既篡改了汉末三国的历史，也使得曹操从此蒙受了不白之冤。（曹操的白脸形象基本是在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形成的。）

“七十二疑冢“原创版的作者，究系何人，已经很难确考。从现存的相关资料看，最早述及曹操疑冢的，大概就是北宋王安石的〈〈将次相州〉〉诗：

青山如浪入彰州，铜雀台西八九丘。

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驎埋没几春秋。

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

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相比较而言，他的叙述还算比较平允，南宋文人的指责却要刻薄恶毒的多，切看俞应符的打油诗〈〈曹公疑冢〉〉：

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余机到丘垄。

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

直须掘尽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葬君尸。

范成大在他的〈〈石湖诗集〉〉中提到，他在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国期间，曾经在讲武城外亲眼见到过曹操的七十二疑冢，而且临冢感怀，即兴写了〈〈七十二冢〉〉诗一首：

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

闻说北人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其诗流传甚广。稍后，程卓的〈〈使金录〉〉也振振有辞地宣称，他在出使金国的途中，也曾亲历过曹操的七十二疑冢，时间是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十二月十四日。

此后，直至元明清，七十二疑冢一说广泛流传，不断的出现在一些文人的笔记，小说之中，成了曹操多疑，心机深沉的有力证据。

如今，在河北省临彰县讲武城以西至磁县一带，的确有一座座形同山丘的土堆，而且当地民间也确实相传这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遗迹。有人认为这其中必有一座是曹操的坟墓，但从晚清至民国，这些疑冢大多被人盗掘，从墓志看，墓主大多为北魏，北齐的王公要人，据专家踏勘和考证，这些都是北魏，北齐皇族的陵寝无疑，与曹操的西陵没有任何瓜葛。

那么曹操的陵墓到底在哪里呢，专家学者们仍然莫衷一是。也许这也是曹操的智慧吧，仅仅是一个“不树不封“，不作任何标记，就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参考资料：

牛僧孺（779～847），唐穆宗、唐文宗时宰相。字思黯。出生于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在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 《吴中先贤谱》 苏 文 编绘

贞元二十一年（805）僧孺登进士第。他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的科场案中，所作策文触犯宰相李吉甫，在元和朝不得志。这次科场案是以后纠葛40余年的牛李党争的起因。

穆宗时，牛因拒绝贿赂，获得穆宗赏识。当时，李吉甫的政敌李逢吉为相，长庆二年（822），逢吉排挤李德裕（吉甫子）出任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引僧孺为同平章事。文宗大和三年(829)，僧孺再次入相，德裕出为郑滑（今河南滑县东 ）节度使。

五年，吐蕃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守将悉怛谋降唐，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并奏陈用兵事宜。僧孺认为唐与吐蕃结盟，不宜违约开衅。文宗从僧孺议，命德裕撤退驻兵，送还降将。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此时，唐已可不受盟约拘束。僧孺对维州的决策，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的思想。文宗后来对维州的处理不免后悔，僧孺便主动告退，出为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累迁东都留守、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当权，僧孺被罢为太子少师。

会昌四年（844）又以交结泽潞（今山西长治）叛藩的罪名 ，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长史。宣宗即位后，李党尽被贬谪，大中元年（847）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 。僧孺好文学，著有传奇集《玄怪录》10卷，现仅存辑本一卷。 牛僧孺是甘肃灵台的一位历史人物。他既是政界的贵胄。又是文坛的名士。

牛僧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他一生六十九年中经历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八个皇帝。这正是唐中期以后走向衰亡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皇帝昏庸，宦官弄权，因此，朝臣与宦官的斗争，朝臣中世家出身的与科举出身的党派斗争，非常尖锐激烈。各派政治集团你上台，他下台，像走马灯似的。朝廷对宰相的更换极为频繁，而一个宰相的更替、贬斥就相应地引起了一大批京官、外任的调换。官宦巨族的斗争，皇帝成为掌权的党派用来打击对方的棍子。其时，政治腐败，藩镇势力乘机发展，社会动乱不安，唐玄宗以前的大唐盛世已经走向末路了。牛僧孺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25岁的牛僧孺高中进士，步入仕林。这使他看到了腐败政治的一些内幕。公元808年，唐宪宗制举贤良方正科特试，牛僧孺正血气方刚，胸怀治国韬略，在策对中毫无顾忌地指陈时政。他的胆略见识深为考官赏识，成绩被列为上等。但是，对朝政的指责却得罪了当时宰相李吉甫，因此遭了“斥退”的打击，久不得叙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死后，牛僧孺才得重用，被提拔做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

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穆宗即位后，牛僧孺改任御史中丞，专管弹劾（检举官吏过失）之事。这时，他精神大振，按治冤狱，执法不阿。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宿州刺史李直臣贪赃枉法，其罪当诛。李直臣贿赂宦官为他说情，穆宗皇帝也当面对牛僧孺言明“欲贷其法”（李容李直臣）。牛僧孺据理雄辩，强调应坚持国家法制。穆宗被牛僧孺的正确论述所动，“嘉其守法，面赐金紫”，加官同平章事。

牛僧孺为官比较正派，他不受贿赂，在当时很有好名。《唐书》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土族韩弘入朝为官时，其子曾厚赂宦官朝贵。韩弘父子死后，皇帝派人帮助其幼孙清理财产时，发现宅簿上“具有纳赂之所”，至僧孺名下，独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钱千万，不纳。”（《新唐书》）穆宗看了这批语大受感动，在议论宰相的时候，“首可僧孺之名”。

唐穆宗长庆元年以后，西部民族吐蕃又派使者与唐朝会盟，约定双方各守现管本界，不相侵犯，并把盟约刻石立碑，表示亲善。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吐蕃遣使者论董勃义入朝修好。这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要献城投唐，并建议乘机出兵以图大事。文宗把李德裕的奏章下尚书省讨论。牛僧孺上奏章驳斥李德裕所议，强调“中国御戎，守信为上”，若“一朝失信”，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采纳。

史学家岑仲勉就归还维州对牛僧孺有异议。他评论说，大中三年（849年），正牛党执政时期，离归还维州仅仅18年，而这次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投，急诏令尽力收复。为何此次便不再“守信为上”？李德裕要收复维州时，牛党说“维州缓而关中急”，此时怎么来个180度大转变？！收复维州，作用与谋通南诏制衡吐蕃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围魏救赵。不收维州，则剑南节度所控制的西山八国蕃落，都被割断，藩篱尽失，李德裕数年苦心孤诣，经营剑南边疆，刚有好转，牛僧孺几句话便让他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李德裕怎么能不恨牛僧孺。归还维州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断绝了外族内附之心——来投靠也让你给遣送回去给宰了！谁还敢叛族内附？后来文宗意识到这一点，对牛僧孺相当不满。综上所述，牛让李归还维州纯粹因私怨，以私害公。 牛僧孺好学博闻，青年时代就有文名。他和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常往来唱和，这在《唐诗纪事》中见到他的一些轶事和诗作。在文学上，他突出的是写了卷帙浩繁的《玄怪录》传奇十卷。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于一集者，唐代多有，而煊赫者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据学者论，牛僧孺的《玄怪录》已佚，现仅可从《太平广记》之中看到引篇。就此而论，虽然他的传奇多写怪异奇幻，在现实意义和艺术性上不如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记》、杨巨源的《红线传》等。但如他的《韦协律兄》《崔书生》等，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牛僧孺，官至宰辅，死赠太尉，谥曰文简，在唐代历史上是个有名人物。但是，对他的祖籍，历来学者说法不一。鲁迅先生说：“僧孺字思黯，本陇西狄道人。”（《中国小说史略》）张友鹤教授也说是陇西狄道人（见1979年版《唐宋传奇选注》）。还有1979年3月号《甘肃文艺》上穆青同志的《甘肃古代著名作家及其代表作考略》也是这个观点。（按：“陇西狄道”即今甘肃临洮县。）

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说：“牛僧孺，（唐）鹑觚人。”鹑觚，今甘肃灵台县，鹑觚县城故址在县东南三十里的邵寨镇。传说秦大将蒙恬驻兵于此，太子扶苏监军。筑城时，有鹑鸟立于祭觚之上，以为异，遂号鹑觚，旋设县焉。其城隋大业元年移建于今县治所，秦属北地郡，汉、隋、唐属安定、泾州。 关于牛僧孺的子嗣，史书记载极简，据《唐书》说，牛僧孺有两个儿子也做了大官。一个叫太蔚，大和九年进士，官至尚书左仆射；一个叫丛，开成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客死太原。孙，牛徽（蔚子），咸通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病卒于樊川别墅（在今陕西长安）；孙，牛循（蔚子），官给事中；孙，牛峤（丛子），位至尚书郎。重孙牛希济，仕蜀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像牛氏这样的书香世家在封建社会一般是不会寂寞的。但牛僧孺后，灵台地区却再没有什么关于牛家的传说，可见牛氏居官者大都在外地落户、发展了。不过今县内新开乡尚有“牛村”之名，并多牛姓者，且有牛氏家谱，牛弘、牛僧孺等具列谱中，这是否也可以做为牛僧孺族系的一个佐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