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朱厚熜 15岁时，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登基后不顾礼制，为了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帝不惜与群臣反目。嘉靖的父亲兴献王最终被被追封为睿宗。史称:"大礼议之争 "。

大礼议之争实际是明代中后期争夺首辅权利的斗争。首辅杨廷和等认为，继统同时要继嗣应尊孝宗为皇考，生父只能为皇叔考。中下级官员桂萼等人为了个人仕途迎合世宗心意，上书论"继统"不同于"继嗣"，应尊兴献王为帝。双方争论激烈，嘉靖三年四月，追尊世宗父母。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激怒世宗，下狱者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十六人。结果杨廷和罢官，中下级官员取胜。

议礼是明代中期标志性的大事件。

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将明史提炼为七章讲述，分别是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

以议礼概述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历史，可见议礼之影响深远。

后人常评价，明“亡”于万历，此结论尚属公允。但明究竟“衰”于何时，却无定论。我以为，如果有人仿吉本写《明帝国衰亡史》，这个“衰”当从武宗写起，当围绕“议礼”做大文章。

议礼起因，是外藩入嗣，欲尊其所生，而廷臣逆之，于是兴大礼之狱。而外藩之入嗣，在于武宗没有留下后裔，偏偏孝宗又只有武宗这一个儿子，不得不起用外藩。

议礼之祸，武宗要承担大半责任。 武宗荒*无道，类似隋炀帝一般人物，但其死后，尚得贤臣消除恶劣影响，奸臣伏诛，政治为之一清，亡羊补牢，为时未完。

而武宗“无后”此罪，最无计可施。若能未雨绸缪，即使无生育能力，只需过继外藩为子，绝无议礼之争。

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武宗死时不过三十一岁，谁又能料到会出现这样尴尬局面？谁又敢事先操作过继外藩为子？

孟森先生以为议礼为明嘉靖一朝士大夫气节之表现。

相比清代，清士大夫以皇帝之是为是，以皇帝之非为非，天下是非皆仰仗于皇帝之是非，明代士大夫之气节可谓高洁。

然而士大夫得气节既用得不是地方，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议礼在明士大夫看来，重要无比，宁可罢官丢脑袋来坚持。但议礼此事，毕竟无关国计民生，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

群臣固然团结勇敢，可面对皇帝的倔强，也是一筹莫展，最终一败涂地，倒是让诸多小人趁机把持了朝政。

后人称颂古人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魄，但纠缠于如此无益又无用之事，是不是白白牺牲了呢？

当然，我们不可以今人标准衡量古人的道德观念，在明士大夫看来，议礼非争不可，这正是舍生取义的时候。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念，他们敢于犯上直言，敢于对抗奸佞，为国牺牲也在所不惜。

由此看来，明士大夫的愚直，相较后人自以为是的圆滑世故，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2 议礼前夜

公元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武宗崩于豹房。

武宗遗诏中指明了接班人。

“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辞，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这个“遗诏”，是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与皇太后共同拟制的，是以先帝名义发出的最后诏书，而不是先帝的意思。

如世宗嘉靖的遗诏，《明史本纪十九穆宗传》有：“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

武宗病重，当时朝局势危，而杨廷和表现出非凡的才干来，首先确认了皇位的继承人，稳定了大局。

《明史杨廷和传》：（明正德十六年正月），帝郊祀，呕血舆疾归，逾月益笃。时帝无嗣。司礼中官魏彬等至阁言：“国医力竭矣，请捐万金购之草泽。”廷和心知所谓，不应，而微以伦序之说风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张永至阁，言帝崩于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殡大内，且议所当立。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梁储、蒋冕、毛纪咸赞之。乃令中官入启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顺门下。顷之，中官奉遗诏及太后懿旨，宣谕群臣，一如廷和请，事乃定。

接下来杨廷和以雷霆手段布兵控制了京城，并且废除了武宗的弊政。

“廷和遂以遗诏令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安边伯许泰、尚书王宪选各营兵，分布皇城四门、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广卫御史以其属扦掫。传遗命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各边兵入卫者俱重赉散归镇，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皆给赏遣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

于是“中外大悦”。

武宗时期宠信的奸臣江彬手握重兵，有心谋反，杨廷和温言安慰，设计擒之，并趁势将奸党一网打尽。把“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

此外，杨廷和还进行了宫廷改革，“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

在短短三十七天内，杨廷和总掌朝政，“中外倚以为安”。

即使后来嘉靖与杨廷和因为“议礼”闹翻，在杨廷和离开朝堂后，嘉靖帝还是不得不肯定杨廷和的功劳。

（嘉靖帝）问大学士李时：“太仓所积几何？”时对曰：“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帝慨然曰；“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

对嘉靖皇帝来说，杨廷和是他不二重臣。于私，杨廷和有拥立之功；于公，杨廷和有安社稷之功，可谓功勋卓著。

在朝中，杨廷和德高望重，加之其精明能干，乃是当之无愧的朝臣之首。

年轻的嘉靖皇帝即位之初，绝没有料想到自己即将面临杨廷和这样一个对手，并将与杨廷和及诸臣，乃至整个士大夫群体做数年艰苦的斗争。

3 君臣之争

刚刚即位的嘉靖皇帝既无政事经验，在朝中也缺乏支持者，虽然他是个倔强之极的人，但在初期仍不得不向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妥协。

正德十六年四月，世宗至京师，抵郊外。礼部尚书毛澄议世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即位，引起了世宗的反对，世宗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而杨廷和请如礼臣具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世宗没有同意。于是皇太后和群臣劝进，诏草言“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世宗迟久才答应下来。

由此，拉开了嘉境初年漫长议礼纷争的帷幕。

关于议礼，其实双方的观点很简单。嘉靖皇帝的意思是要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希望能够加封“皇”、“帝”之称号，而杨廷和、毛澄等群臣的意见是要嘉靖帝称孝宗为皇考，称武宗为皇兄，改成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叔父，称亲生母亲为皇叔母。

平心而论，嘉靖帝的想法不无道理，亲生父母竟然要叫成叔父、叔母，岂不是有违孝义之道？杨廷和、毛澄他们没有过多考虑嘉靖的个人感觉，确有不是之处。

然而杨廷和他们的观点也不是空穴来风，有意难为嘉靖皇帝。群臣所持的这种意见，即使在面对皇帝的高压之下也不退缩，可见必然有所道理。

议礼初期，毛澄组织廷议，特录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进览，并录魏明帝诏书。以为：推尊之说，称亲之议，似为非礼，推尊之非，莫详于魏明帝之诏；称亲之非，莫详于程颐之议，至当之礼，要不出此。

我们知道，明代尊宋儒，把朱熹、程颐的话当成金科玉律，明儒可以批评孟子，可以批评孔子，但对程、朱是万万不敢非议的。所以明代的士大夫认为，只要有了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的理论根据，议礼此事，完全可以做成铁案了。

当嘉靖皇帝表示疑义时，杨廷和说：“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后，贤莫如汉光武，亦未闻追崇所生父南顿君。惟陛下取法二君。”

这话也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有关议礼的奏折还有多，特录三折如下：

其一，“窃闻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嗣，而以楚王孙景后定陶，承其王祀，师丹称为得礼。今上入继大统，宜以益王子崇仁，益王名佑槟，宪宗第六子。主后兴国，其崇号则袭宋英宗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笺，称侄署名，而令崇仁考兴献，叔益王，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为万世法矣。”

其二，“以前代君主，入继宗祧，追崇所生，诸多未合。惟宋儒程颐，议尊濮王典礼，以为人后者谓之子，所有本生父母，应与伯叔并视，此言最为正当。且兴献祀事，今虽以益王子崇仁为主，他日仍以皇次子为兴国后，改令崇仁为亲藩。庶几天理人情，两不相悖了”

其三，“大行皇帝，以神器授陛下，本与世及无殊。不过昭穆相当，未得称世。若孝庙以上，高曾祖一致从固，岂容异议？兴献王虽有罔极深恩，总不能因私废公，务请陛下顾全大义！”

不管我们觉得这些观点怎么的不近人情，但听上去确实还是蛮有道理的。

当然，嘉靖皇帝在朝中也有支持者，如观政进士张骢就揣度了皇帝的意思，上疏反对杨廷和的意见。

君臣之间的第一场战斗以双方妥协告终。世宗最后确认为称孝宗为皇考，自己的父母称兴献帝，兴献后，但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

也算是各退了一步。

这场战斗中，杨廷和为首的群臣占尽了上风，毕竟臣子跟君主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杨廷和为议礼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持奏几三十疏，在明代皇权高涨的年代，杨廷和的行为，也够骇人听闻的了。

嘉靖帝为尊所生，曾经派遣宫人长跪稽首在礼部尚书毛澄面前，甚至出金贿赂。而毛澄不为所动，宁可辞职也不改变主意。

这些都是一时美谈了。

那些支持嘉靖皇帝不过观政进士张骢、兵部主事霍韬、御史熊浃寥寥几人，因为清议皆为邪说，三人都被排挤出京城，张骢出任南京的刑部主事，熊浃外转佥事，霍韬干脆引疾致仕

议礼伴随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也因此呈现出来。

4 卷土重来

孝宗称皇考，兴献帝称本生父母，这件事情这么定下来，一直过去了几年，也没有异议，本来议礼大致这样平息了下来。可是总有些希冀升官发财的小人想利用这个机会，于是炒做起来，而议礼也波澜再起，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嘉靖三年正年，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骢，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一起上疏，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力，定称圣母。

这次来自南京的上疏让渐渐成熟的嘉靖帝再次动心。

此番议礼卷土重来，嘉靖皇帝已经大权在握，不可战胜了。嘉靖帝立即召骢、萼及书于南京。

四月，追尊兴献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曰本生皇母璋圣皇太后。

“皇”字终于加到了嘉靖帝亲生父母身上。

与此同时，二月，罢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三月，罢礼部尚书汪俊，以席书代之。其他上疏谏者，有下诏狱拷掠者，有发配边疆的，有夺俸的。

而“骢、萼以议礼骤贵，于是闲罢失职武夫小吏皆望风希旨，抗论庙谟矣。”

自古以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而今嘉靖帝一意孤行，决心尊本生，偏偏群臣强烈反对暂时执行不下去。现在情势分明，胳膊拧不过大腿，只需要和皇帝站在一边，前程富贵指日可待。也难怪投机者众也。

七月，嘉靖帝得寸进尺，言：章圣皇太后命去本生字。

为了阻止嘉靖帝，群臣采取了极端的行动，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属十一人。跪伏左顺门，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

嘉靖帝大怒，先命退，不听。遣锦衣卫擒为首者八人，众皆哭，于是嘉靖帝更怒，命尽录诸臣姓名。于是一百九十人逮捕入狱，其余待罪。

几日后，对他们的处罚是：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予杖，被当场打死的有十七人。

这便是议礼的最大事件。

至此廷杖后，群臣多“依违顺旨”，不敢再和皇上争执。

九月，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

之后，嘉靖帝更进一步，要崇祀献皇帝于太庙。这种做法匪夷所思，毕竟嘉靖帝的父亲再生之日从来没有当过皇帝，祭祀于太庙于理不合，即便是靠着议礼上台的席书、张骢也表示了委婉的反对，但嘉靖帝坚持如此，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办法，别立一庙，称为世庙。

yi礼第二阶段，以嘉靖帝大获全胜而告终。

嘉靖十七年九月，上太宗庙号成祖，献皇帝庙号睿宗。

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奉安太祖列圣神主于太庙。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德、懿、熙、仁四祖为祧庙，亦南向。于是奉睿宗于太庙之左第四序，跻武宗上。

一个子虚乌有的皇帝，最后跻身在武宗之上，堂而皇之配享太庙，嘉靖的固执把一件严肃郑重的大礼变成了儿戏。

除了议礼外，嘉靖帝还进行了秋后算帐。追论前议礼诸臣罪，削杨廷和籍，蒋冕、毛纪、毛澄、汪俊、乔宇、林俊皆夺职，斥何孟春、夏良胜为民。

5 议礼余波

本来，议礼这件事至始至终是和民众无关的。无论兴献皇帝怎么尊崇，又无论群臣怎么抗衡，都不会涉及到老百姓。可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为议礼所产生复杂的政治斗争，从而影响了国家乃至民众，作为朝堂大事，议礼余波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其治下之民。

孟森先生道：兴献皇帝更以称宗袝庙为终极，而凡附和大礼者，皆可挟为颠倒是非报复恩怨之用，其事不可胜列。而嘉靖五年至六年期间的李福达之狱，就是最典型案例。

李福达，山西人，因参加秘密宗教的起义被充军，逃脱后更名李午，继续以弥勒教号召发动起义。事败后改名张寅，混入京师，竟然靠着行贿当上了太原卫指挥使，并且获得了武定侯郭勋的宠信。

事迹败露后，李福达逃回山西，被告密逮捕，其庇护者郭勋受到御史马录等人的弹劾。

郭勋在议礼案中，是站对了边的，此番为了自保，遂“以议礼触众怒为言”，请张骢、桂萼相助，张骢、桂萼正打算拿敌视自己的群臣开刀，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亦欲借是舒宿愤，乃谓诸臣内外交结，借端陷郭勋，将渐及诸议礼者。”

世宗在议礼问题上，向来头脑发热，当即认定郭勋、张骢、桂萼说得有道理。

在皇帝的暗示下，李福达不但没有被判有罪，反造成了告发者的诬告罪。第一次的审判还没有涉及到马录，世宗很不甘心，重新任命了三法司，并命张骢、桂萼主持审判，通过严刑拷打逼迫马录认罪，马录“不胜刑，自诬故人入罪。”

于是，这个案件最终变成了“张寅非李福达，马录等恨郭勋，构成冤狱”，凡张骢、桂萼的政敌，都被列入了黑名单。

被诬告的大臣，“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戍边卫者四人，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其他下巡按逮问者五人，谳未定前先已得谴六人。”

（马）录以故入人死未决，当徒。，经过杨一清得求情，永戍烟瘴地，令缘及子孙，遇赦不宥。

而张寅，也就是李福达，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大大受益，不仅无罪释放，还官复原职。

张骢、桂萼以平反有功，各自升职，遂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

这桩冤案直到嘉靖四十五年才沉冤得雪。四川蔡伯贯被擒，自称学妖术于山西李同，而李同供出李午之孙，其父大礼，世习白莲教，结众谋起事。与《大狱录》姓名无异。而大礼正是李福达之子。 福达狱虽明，马录却早死戍所矣。

为排除异己，不惜制造冤案，为朝廷钦犯做伪证，甚至保住了十恶不赦的谋反主谋，以此来打击政敌，可谓所无不用其极。国家法纪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任人操纵的小姑娘而已。

因议礼一案，类似的事件比比皆是，正人罢黜，奸佞得逞，朝中空气为之混浊不堪，继而奸臣严嵩用事二十余年，国家外患不断。倭寇纵横东南沿海一代多年不必多说。蒙古入侵更是奇耻大辱，力主收复河套的曾铣、夏言被诛杀，以至俺答率领的蒙古军长驱直入，进围北京城，明军十余万前来保驾，竟不敢与其交锋，任其劫掠后扬长而去。

议礼一案，不论朝堂之上谁胜谁负，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

6 尾声

公元1576年，隆庆元年，穆宗即位。

嘉靖皇帝的去世意味着议礼的闹剧彻底终结，议礼的谬误得到了纠正。

《明史本纪十九穆宗传》：隆庆元年春正月丙寅，罢睿宗明堂配享。兴献皇帝彻底搬出了太庙，后人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位从来没有当过皇帝的皇帝，嘉靖帝努力了一辈子的事情，终究还是没能得到历史的承认。倒是太宗被称为成祖，这个说法一直沿用了下来。

隆庆初，（被削职为民的杨廷和）复官，赠太保，谥文忠。因为议礼案被罢黜的官员都复职赠官，李福达案戍边冤死的马录被赠太朴少卿。

一切都得到了拨乱反正，虽然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与此同时，明帝国的外患因为戚继光在沿海的奋战、王崇古在河套的作为，倭寇和蒙古军渐渐势弱。穆宗在位仅六年，却颇有中兴气象，并且还为万历皇帝留下了一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此是后话不提。

有人认为“议礼”是的本质君相之争，并且君权从此战胜了相权，自杨廷和之后，明代的“宰相”，除了张居正外，几乎完全屈服于君王之下，再也不敢违背君王的意志。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议礼”所表现出来的君臣对抗，不应简单的理解为君相对抗，或许理解为强权和传统的对抗比较合适。

当然，君王和臣子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强权毋庸置疑的战胜了传统，而在强权的权力消逝后，历史还是走上了传统的正轨。 有关议礼双方的是对是错，作为后人来评价，总不免带有自己的、现代的观点，不够客观。

我们不妨来看看差不多同一时期访问中国之利马窦的说法。

《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

皇上只有一个唯一合法的妻子或皇后，虽然他和他的儿子们可以另有九个妻子和另外三十六个称作妻子的人。除此以外，他还有一大批妾，她们既不称后也不称妻子。替他生了儿子的最受宠，他的女人中任何一个给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总是皇位的继承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不仅皇上和他的家族如此，全国都如此。只有第一个和公认的配偶才准许和皇上一起坐在桌前。所有其他人，除非与皇上沾亲，都是皇上的奴仆和皇后的侍从，在皇上皇后面前总是站着。皇上生的所有儿子都把合法皇后当作母亲，也这样称呼她，这个称呼只属于她一个人。他们的生母死时，他们也不守习惯的三年之孝，而是只给皇后服丧，为她进行前述的丧礼，无论他们当时可能担任任何官职都必须告职守孝。

从利马窦的论述来看，杨廷和及群臣所坚持，确实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真理。

虽然，议礼无关国家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等任何重大方面，于国计民生也没有太大关系，但确实把明代朝臣和君主的对立推向了明代的高潮，而朝臣也渐渐分化为挟天子之威的一派与自我标榜道德口碑的一派，真正的国家大事反而在无止尽的斗争与扯皮中被忽视了，并且这种特点一直持续到了明朝的灭亡。或许，这一点才是议礼成为明代衰亡开始的重要原因。

大礼议不是简单的礼仪之争，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即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明武宗暴亡后，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恢复正常。大礼议的发生和较长时间的持续，就在于身为皇帝的世宗暂时并未拥有全部的皇权。换言之，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武宗流向世宗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世宗在大礼议中一步步的胜利和杨廷和集团一步步的失败，其实就是世宗皇权一点点地获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复。这一争论跟明代其他时期的廷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从礼制方面引经据典，对大礼议进行纯粹古礼的解释，不可能真正认清其本质特征及其在明代政治长河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21]

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过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长。在大礼议中，张璁等人与杨廷和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既赢得了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使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作为没有东宫旧僚的世宗从议礼双方的表现中真切认识到了取舍大臣的一个主要标准，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礼主张。因为谁也无法全盘否定世宗的大礼观点。借助于大礼议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这是世宗最大的政治收获，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嘉靖三年（1524年），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武宗时代基本结束，嘉靖革新时代真正到来。大礼议拉开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垮台和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进入全方位的变革创新时代。[21]

另一方面，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明世宗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风日益败坏。

在古代，宫女是伺候皇帝的，但是，在明代，有16名宫女却要杀死帝王，她们为何要冒死谋杀帝王呢？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10月21日，天还未亮。16名宫女手拿麻绳，趁着曹端妃不在的空隙，悄悄溜进了曹端妃的寝宫——翊坤宫，然后一起扑向了正在熟睡中的嘉靖皇帝，想方设法弄死嘉靖皇帝，酿造了“壬寅宫变”。这些宫女为何要拼死这样做呢？

一种说法是嘉靖皇帝为了长生不老要方士炼丹药，方士说要处女经血才行，嘉靖帝就寻找处女，一开始还行，之后就供不应求了，就用药物强行催血，导致很多少女雪崩而亡。先不说这个事情，而是这个方士，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处女的经血和妇人的经血有何不同？非要处女的！为了保证处女经血的纯正，只喝露水和桑叶，你说这个方士是不是脑子有病？

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呢？不知道，但是知道的是行刺的这些宫女，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那么，这些人难道是看到了嘉靖帝如此对待处女们才想到自己要提前行动？个人觉得这个说不通啊，而且是宫女们一起行动，但不是一批人，也就是她们是串联好的，为何会这样呢？不是处女，应该是另有原因的。

还有人说是因为她们受到了嘉靖帝的非人待遇，以至于很快就要丢掉性命了，所以，才会串联起来，想定在这个时候杀掉嘉靖帝。这个解释还稍微说得通，毕竟，一个人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做出一些异常的举动，才会有疯狂的行为，那么，问题来了，嘉靖皇帝对一些宫女做了什么非人的待遇呢？

这个留给历史学家吧！你知道嘉靖帝的哪些奇葩的事情呢？

“大礼议”之争，其实不只是礼教的争执，更主要的是政治斗争，是话语权之争，是嘉靖帝与部分大臣的直接较量，是旧臣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嘉靖皇帝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

“大礼仪的”起因是因为嘉靖帝登基之前是兴献王的儿子，而兴献王生前只是一个藩王，没有当过皇帝，所以死后不能入太庙，但嘉靖帝又非常想要让自己的亲生父亲入太庙，这样子他继承便是名正言顺的了，可这一举措引得大臣们的极力反对。

从朱元璋开始就没有丞相或者宰相了，后来设立了内阁，内阁大学士承担了部分宰相的工作，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重要，慢慢变成事实上的宰相，严格点来说，从独相变成了群相。

于是内阁就成为了分割皇权的一部分，皇权和相权都要争夺一个话语权，皇权弱了，相对应的相权就会强，本次的大礼仪也是如此。

大礼仪的核心之争是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旧臣要求嘉靖皇帝改换父母，而嘉靖皇帝不愿意，他坚持以皇兄的身份继承大统，然而虽然表面上看似是一场利益之争，但实际上就是一个话语权的政治斗争。所以文臣非常反对嘉靖皇帝的做法，谁最终成功，谁就掌握了话语权。如果嘉靖帝先服软，以皇子的身份当了皇帝，那么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杨廷和等大臣都会以礼仪的名义要求嘉靖就范，从此嘉靖的权力就会收到制约。

反之亦然，如果以皇兄的身份做了皇帝，那就是嘉靖胜利了，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可以果断处理政务，而不是时常被大臣们约束。

事实也是如此，最终大礼仪以嘉靖皇帝胜出，而杨廷和也惨淡收场，被迫辞官回家养老，这也奠定了嘉靖皇帝的执政基础，嘉靖在位时皇权更加强一些，虽然嘉靖曾几十年不上朝，但是仍然能够牢牢把握朝政，这也足见嘉靖皇帝的手段。

大礼仪之争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利益之争，更多的是话语权的争夺，是权力的碰撞，大臣们反对嘉靖帝不是单纯的就事论事，更多的是掌握更大的话语权，制约嘉靖帝。

明朝有一批大臣专门骂皇帝，这批人被称为言官，言官的天职就是给皇帝提建议甚至是找茬，言官骂皇帝被认为是恪尽职守，光宗耀祖的一件事，从朱元璋开始就给予了言官很大的权力，就连皇帝本人也无可奈何。

所有人都知道和皇帝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但是“法不责众”，皇帝也没办法罢免所有言官，当所有言官都在反对皇帝的所作所为时，你如果不站出来附和反而还会受人排挤，明朝皇帝的心理承受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毕竟天天被骂都习惯了。

言官有着自己的理想信念，虽然这些信念有些守旧甚至迂腐，嘉靖皇帝是藩王出生，不能认自己的父亲当父亲，看起来有悖人伦，但是他们却认为根据宗法这么做无可厚非，以至于人人悍不畏死，这就是明朝言官可怕的信念。

有许多言官甚至还因为反对嘉靖而在被那个时代的人称为英雄，这些人根本就不怕死，嘉靖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1、宋朝有“濮议之争”，明朝有“大礼议”核心争议是一样的——大臣想削弱皇权，或者说是要与皇帝共享权利。

2、古人“以孝道治国”，一切对“孝道”丝毫不遵从，都将严重削弱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孝是最大、最严重的恶行

3、比如，古代入赘女方的“赘婿”，被视为不孝，打仗的时候要跟刑徒、商人一起当做冲锋攻城的炮灰的。再有权势的太监，因为阉割主动让自己失去繁育后代的能力，也被视为不孝，无权入祖坟、进祖祠。

4、嘉靖认孝宗为父，就要与亲生父亲“兴献王”割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孝”。虽然皇帝的这种“不孝”不能拿出来当罪行，但是将严重损毁他的“合法性”、“道德正统性”。皇权的权威就会受到损伤、削弱。占领道德制高点的文臣集团，将获得更加有利的地位，可以逐渐获得更大的权利，分享一定的皇权。

5、北宋英宗继承仁宗皇位后，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争取死后追封的典礼，与明朝大礼议之争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英宗失败、早亡。嘉靖成功了。

6、原因是宋朝士大夫有效地制约皇权，并分享了一部分的权利，“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思想已经根植到了每个士大夫的心中。削弱皇权的行动十分常见，皇帝圣旨没有中书门下副署、宰执签章就无效，只能叫“中旨”（形同私下传递的纸条，没有法律意义）。皇帝没有按照国家正常程序直接任命的官员，官员自己都会拒绝接受……宋神宗甚至感叹说“快意事做不得一件！”，大臣就敢接下一句“此等快意事，不做也罢。”，已经有近现代民主政治的雏形。所以在宋朝，“濮议之争”以士大夫的胜利告终

7、元朝以禽兽手段治天下，有骨气，敢于对抗的都杀了。从此开始，中国人开始需要跪拜了。对一切高于自己地位的人跪拜。明朝统治阶层几乎继承了蒙元这个残暴的方式。皇权被极大巩固。唐宋时期，大臣可以坐而论道，魏征可以喷唐太宗一脸口水，章惇可以顶皇帝的嘴。元明清三朝，大臣已经变成唯唯诺诺的奴才，所谓的“犯言直谏”，也只是提大臣的意见，不敢跟皇帝有一丝一毫的冒犯。明朝“大礼议”算是唯一一次大臣敢对抗一下下皇权，马上被庭仗打死、打伤一大片。此后再也无人敢做事，你想修道就修道、你不愿意上朝那就不上朝、你想养豹子就随便养，你的大明被李自成打、被满清鞑子打，大臣们也只是看着。朝廷是你朱家的，你想怎么折腾，与我何干？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其历史进程分为四期：

明朝前身——西吴时期（1364年-1368年）

统治全国——明朝时期（1368年-1644年）

江南半壁——南明时期（1644年-1662年）

最后余波——明郑时期（1662年-1683年）

蒙元的统治日益残暴黑暗，元顺帝（元惠宗）统治时期，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爆发了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他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为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等大将北伐蒙元，攻占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国9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明朝共有二十位皇帝（包括南明四帝）。明朝的领土曾囊括清朝时期所谓内地十八省之范围，并曾在今东北地区、新疆东部、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明初以应天府（今南京）为京师，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南京应天府改为留都。

明朝初年国力强盛，北进蒙古，南征安南，明英宗幼年即位时，朝中有“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主持政局，“海内清平”。至正统七年，宦官王振开始擅权；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之变，永乐以来的军事优势遭到破坏，并使国力大损，但景泰皇帝任用于谦击败瓦剌。弘治时期是明中期政治作为清明的时期，历史上称为“弘治中兴”。正德、嘉靖朝始逐渐中衰，社会矛盾萌发，并面临蒙古、倭寇两大外患。隆庆年间，俺答进贡，开放海禁。明神宗万历朝初期在名相张居正的辅政之下曾一度中兴。后世计当代朝廷岁收，明朝的经济规模可称世界第一。惟至万历朝中期始，皇帝怠政，官员更加腐化，地主阶级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江南民变的发生，关外满族作乱，财政恶化的明朝开始走向衰亡。天启年间，中官黄门集团的专政加快了这一进程的发展。至崇祯年间，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后金（满清的前身）的军队也突破长城防线，五入关内。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陕西榆林人李自成率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在全国统治宣告结束，同年清军入关。之后明朝宗室相继在江南建立明朝政府，史称南明，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降清明将吴三桂将永历帝绞杀于云南昆明，南明灭亡。但台湾郑氏集团继续沿用永历年号，建立明郑政府，直到明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降清明将施琅进攻台湾，郑氏投降，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明祚告终。

明朝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较发达阶段。明朝早期君主集权强化，皇帝大权独揽。但是在宣德以后，皇权开始削弱，权力在内阁与宦官之间争夺。从明朝末年满清初年开始，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在世界的地位开始与东方平起平坐,并逐渐超越中国。同时，西学也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开辟了窗口与机会。

西吴（1364-1368）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蒙古统治者争权夺利，百姓怨声载道，包括汉族在内的广大人民受到空前压迫。国库也日渐空虚。351年，朝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治河”和“变钞”成为民变的导火线，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红巾军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响应，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濠州人朱元璋受汤和邀请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受郭子兴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1355年，刘福通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亳州为都城。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任小明王左副元帅。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此时的朱元璋处境艰难。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龙凤六年（1360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次年，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龙凤九年（1363年），陈友谅势力被完全消灭。龙凤十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王，与位于平江（今江苏苏州）的东吴王张士诚相区别。龙凤十二年（1366年）小明王沉于江中溺死，朱元璋将明年改为吴元年。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之后朱元璋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改元洪武，之后趁蒙元内斗之际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逃。之后朱元璋继续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和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又深入沙漠，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明朝（1368－1644）

洪武时期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惩治贪污的官吏，收到一定的效果。朱元璋确立了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对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朱元璋藉此两兴大狱，即“胡蓝党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

靖难之役与永乐时期

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势力较强，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宗，年号建文。建文帝立刻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岷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占领了南京，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胜利，靖难之役告终。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继续使用“洪武”纪年，即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乐。同时下令尽复建文朝所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永乐元年，朱棣登基，是为明成祖（明仁宗时定庙号为太宗，明世宗于嘉靖十七年九月改庙号为成组）。

成祖即位之后，武功昌盛，先是出击安南。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绝后患。在文治上，成祖下令编写《永乐大典》。三年即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无删节。永乐三年始，朱棣派郑和下西洋，规模空前，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下诏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京国子监等衙门。永乐五年（1407年），下诏在北京修建宫殿。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了繁荣。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得到认同。永乐十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

但是成祖同样对异议者大肆杀戮，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另外他还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东厂。明代厂卫制度确立。

仁宣之治

明成祖死后，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积蓄民力。他还鼓励生产，宽行省狱。之后的明宣宗继续实行以仁政治国的方针，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史称“仁宣之治”。然而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一些太监开始干政，为明中期的宦官专权埋下隐患。

土木堡之变与英宗复辟

宣德十年（1435年），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在张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杨士奇、杨溥、杨荣（三杨）的辅佐下，明朝继续沿着仁宣时期的路线稳步前进。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死，三杨也退出政治舞台，于是英宗宠信的宦官王振更加专横跋扈，开始专权。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瓦剌首领也先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王公大臣或死难或被俘。而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打死，此即为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来到京师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继而大臣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改元景泰。同时于谦积极备战。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瓦剌军队的进攻未果，大败逃走。也先见继续绑架英宗已无意义，乃于次年八月释放英宗。但代宗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英宗放在南宫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后来的宪宗）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之后，朱见济病死，代宗也迟迟不恢复朱见深为太子。景泰八年正月，代宗病危。十六日，副都御史徐有贞率军夜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复位，改元天顺。又杀害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陷其欲立襄王之子为帝。此为夺门之变，又号“南宫复辟”。

宪宗时期

英宗复辟八年而死，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成化二年谕祭于谦，复其子冕官，成化十一年恢复代宗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俨然为一代明君。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但好景不长，宪宗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8岁的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他们肆意挥霍国库，导致国政大乱。而朝廷中佞臣当道，政局昏暗。宪宗还设置皇庄，开明代土地兼并之先河。另外，宪宗还开始了皇帝直接颁诏令封官的制度，是为传奉官。结果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期这些官员才全被裁撤。宦官汪直受到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设置特务组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民愤四起，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才因言官弹劾而被贬。

弘治中兴

宪宗死后，明孝宗朱佑樘即位。由于孝宗自幼生于微寒，所以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孝宗的励精图治，被称为弘治中兴。虽末年宠信宦官李广，但是立刻改过自新，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 孝宗在位期间，先是将宪宗期间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特务部门也只能谨慎行事，用刑宽松。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用情专一，一生除了张皇后外无任何妃嫔。在其治理下，弘治一朝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富裕。

武宗乱政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死。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改元正德。武宗本性贪图享乐，整日与内臣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八位过去的东宫宦官相互勾结，是为“八虎”。八虎想尽办法奉迎阿上，导引皇帝逸乐，残害忠良，导致朝政再次腐败。八虎之中的刘瑾独揽大权，将自己的党羽延揽入阁，还想方设法满足武宗的玩乐需求，建造豹房供其*乱。但是刘瑾的专权也引发了朝中大臣一其它“七虎”的不满。最终刘瑾被判凌迟3357刀处死。但是，武宗依然不思朝政，又开始信用佞臣江彬。

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土地兼并激烈，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因此变乱频生，先后发生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直隶刘六、刘七起义、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正德十五年，武宗于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去世。

嘉靖隆庆二朝

武宗无子嗣无兄弟。死后由孝宗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世宗一即位，罢黜各地镇守太监，整顿税收，节俭财政，似乎要有所作为。但是大礼议事件严重损害了朝政：世宗要求称生父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但内阁首辅杨延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坚持以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纷纷迎合帝意。最后世宗尊其生父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庙号睿宗。这样睿宗神主就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隆庆元年，罢睿宗明堂配享）。大礼仪引起轩然大波，朝臣中反对者均受打击，或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同时，世宗奉道教，信用方士，滥用公帑，挥霍无度，并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宫变”后世宗即不视朝。此后宠臣严嵩专政20余年，朝政腐败黑暗到极点。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面鞑靼部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嘉靖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犯，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军在追击中大败，此为庚戌之变。穆宗时，明朝与蒙古通好，俺答被封为顺义王。在南部海疆，倭寇横行，人民生活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后为戚继光、胡宗宪、俞大猷剿灭。

世宗去世后，皇子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改元隆庆。穆宗在位六年，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阶、张居正等，内政形势总体较佳。为万历初年的中兴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两朝的政治腐化加剧，但经济仍有发展。

张居正改革

隆庆六年，明穆宗突然中风驾崩，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改元万历。由于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

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洪武年间，全国耕种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卅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

张居正改革后，万历初年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王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万历怠政

张居正死后初期，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结果被贬为民。神宗还派矿监和税监搜刮民间财产，导致多处民变发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

万历朝包括援助朝鲜王朝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乱、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贵州杨应龙之乱的万历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讨明朝。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女真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魏忠贤乱政

泰昌元年(1620)，光宗驾崩。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改元天启。熹宗文化水平不高，又喜欢木匠工作。阉党魏忠贤趁势而起，结党乱政，明朝社会更加黑暗。

但是在深层次的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评价，其实所谓的“魏忠贤乱政”，是明朝文官集团中占有优势数量的“东林党”和“浙党”、“齐党”、“鲁党”为了各自的利益所引发的。皇帝企图通过内廷与朝中少数派的官员联合起来，从东林党把持的内阁中争夺权力的斗争。这种斗争随着天启皇帝病逝而最后告终。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又开始起用“东林党”官员，不久魏忠贤被皇帝调到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上吊自杀。

内忧外患

天启七年，熹宗死去。继任熹宗的是其弟信王朱由检，是为思宗（明安宗初谥为思宗，后改为毅宗，明绍宗谥为威宗），年号崇祯。他即位后，锐意改革朝政。他首先下令停建生祠，又逼客氏移居宫外。时机成熟后，崇祯帝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在前去过程中得知被崇祯帝已派锦衣卫来逮捕他，便与党羽李朝钦一起自缢。崇祯帝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同时将客氏押到浣衣局处死。阉党其它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阉党专权虽然结束，但其后朝中又党争不断，崇祯帝对朝政又开始失望。为中兴国政，他开始加强集权，力图控制百官，任用宦官来贯彻自己的革新意志。

1629年（明朝后期地图(崇祯年间)崇祯二年）10月，后金汗皇太极由蒙古人做向导亲率大军，通过喜峰口，从龙井关突破长城，攻陷遵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座国防要塞，直逼帝都。由于人事变动，朝廷一度失去了对辽西边防军的控制，而卫戍帝都之三大营为后金武力威慑，北京城外园亭庄舍被入侵者蹂躏殆尽。 同年12月，崇祯帝诏令天下兵马进京勤王。

1630年（崇祯三年），帝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负责辽东军务的袁崇焕处死。同年，后金大军直抵北京城外，明廷大震，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挺身而出，率领“白杆兵”主动向八旗军发起进攻。在北京永定门外，皇太极派出多尔衮部迎战秦良玉部。这一仗，秦良玉率白杆兵在孙承宗等老将的配合下战胜铁蹄骑兵。之后，秦良玉又趁风雪之夜成功偷袭皇太极大本营。迫使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得不连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无功而返，退出关外。

1640年清军攻打锦州，崇祯帝派洪承畴带八路总兵率刚刚镇压中原起义的十三万大军出关援锦，在松山大战清军，是为“松锦大战”。结果明军败。洪承畴降清。关外辽东地区至此基本全数沦陷。

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1643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十一月占领西安。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主要在南方发展，先是控制了湖广地区，之后又改进攻四川，是为大西政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崇祯十七年三月，农民军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十八日，农民军攻克北京外城。次日凌晨，崇祯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明朝在全国统治宣告结束。

南明（1644－1662）

弘光政权

1644年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大战，但由于清军参战，李自成大败。四月廿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便焚烧宫殿与九门城楼，向西撤退。之后，农民军接连内讧，战斗力大损，与清军交战时也连连失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八日，顺治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廷都城。而在南京明朝设有形式上的基本的政府机关。1644年五月初三日，崇祯皇帝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崧被推为监国。十二天后，朱由崧即皇帝位，是为安宗，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弘光政府内斗不断，内部由阉党余孽专权，实行“联虏平寇”的错误国策，弘光帝也不理政事沉湎在酒色。清军一路南下，攻克中原，很快就到了史可法镇守的扬州城，史可法死守七日七夜，城破，史可法被杀，清军随后在扬州进行整整十日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死难者达80万。之后，清军渡江，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押解到北京，次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清军占南京后，又接连攻克苏州、杭州、松江、常州等江南大部。1645年（弘光元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清占区汉人一律模仿满洲人装饰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引发了汉族群众的强烈反抗。江南百姓纷纷起义抗清，其中以嘉定和江阴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先后发生了“嘉定三屠”和“江阴八十一日”等抗清事件，但都被清军血腥镇压。满清统治者野蛮贯彻执行剃发易服，期间死难者人数总数逾越百万，惨烈程度丝毫不逊于近代日本侵华屠杀。

隆武、绍武政权

弘光政权覆灭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是为绍宗，年号隆武。隆武帝是南明时期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励精图治，关心百姓疾苦，一洗前人弊端，基本国策改以“御虏”为主，但被拥立其继位的郑氏集团架空，处处受制于郑芝龙。1646年（隆武二年）二月，清军开始征伐福建与浙江。六月，鲁王兵败，漂泊海上。八月，隆武帝与清朝追兵搏斗时被乱箭射杀于汀州城衙的大堂上（一说被俘杀）。十一月初五，隆武帝之弟朱聿鐭称帝于广州，是为文宗，改元绍武，仅41天即被清军俘虏绝食而死。十一月十五，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北上福州降清。

永历政权

隆武帝被害后，桂王朱由榔于当年十月初十监国于肇庆，十一月十八日正式称帝，是为昭宗，以次年为永历元年。永历政权与已经被击溃的张献忠李自成残部联合抗清，一度收复湖南全境；郑成功坚持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抗清活动，一度攻克过漳泉二府，并奉永历为正朔，永历二年，永历帝指派宁靖王朱术桂到郑成功的部队监国。永历三年后，清军大兵压境，湖南再度沦陷。永历四年，清军攻克广州与桂林。永历帝被迫退守南宁。永历五年，孙可望迎永历帝入贵州安隆所，并进攻四川，一度收复了四川大部。李定国也进攻广西，攻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而死，并大战湖南衡州，斩杀清敬谨亲王尼堪，尽复湖南，一时天下大震。但是，李定国、孙可望两名将领内部不和。永历八年，李定国与郑成功相约会师广东新会，图取广州，未能成功。永历九年，郑成功退守厦门金门两地。永历十一年，孙可望降清，西南军事情报均被孙可望出卖，清兵大规模进攻云南；此时郑成功被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同时郑成功带领水军向舟山群岛进发。永历十三年，清军三路入滇，永历帝逃往缅甸；此时郑成功率17万水陆大军北伐，进入长江，攻占下瓜洲、镇江、江浦等地，直抵南京城下，将南京团团围住，结果中清军缓兵之计被清军击败，不得不回到闽南大本营。清顺治帝趁机派达素集中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兵力攻打金厦郑成功的军队。1661年（永历十五年）2月郑成功炮毙清顺治帝于厦门思明港（一说死于郑成功炮火的是顺治帝之子承政王，顺治帝死于天花或于五台山出家退出历史舞台），达素自杀，清军败退；此时清军入缅，逼迫缅甸政府交出永历帝。1661年3月郑成功派儿子郑经留守金厦，自己攻打被荷兰占领的台湾，经过九月苦战于次年二月复台。1662年（永历十六年），永历帝被降清明将吴三桂绞杀于云南昆明，南明灭亡。同年，郑成功病逝于台湾，李定国病故于猛腊。

明郑（1662－1683）

永历帝被害后，全国较大规模抗清活动就只有夔东十三家抗清与郑成功在台澎金厦抗清了。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到川、鄂山区进行活动，在夔州府以东地区继续抗清，史称夔东十三家。1662年清军开始对其进行绞杀，1664年，夔东十三家军抗清失败，首领李来亨全家自焚。1662年6月郑成功病逝后，郑经从厦门来到台湾接手经营，仍旧沿用永历年号，并于次年从福建迎接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入台。1663年满清与荷兰联手进攻金门与厦门，金厦两岛陷，明郑势力撤退台湾，在陈永华的辅政下，抚土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定制度，境内大治。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接受靖南王耿精忠请援，率军西征福建。郑经收回厦门后，并收漳州、泉州与潮州三府，进而攻下广东惠州。后来，广东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精忠相继为清军所平定，云南平西王吴三桂亦败亡，郑经势力败退仅能守住厦门，1680年清将万正色遣人游说郑军水师副总督朱天贵（原为耿精忠部将）率舰300艘，将士2万余人降清，郑经放弃厦门并班师回台，之后沉迷于酒色。1681年郑经病殁，遗命郑克臧嗣位，冯锡范拥立其婿郑克塽，独揽大权。清康熙帝以降清明将施琅为水师提督征讨台湾。1683年（永历三十七年），施琅大败刘国轩攻克澎湖，给台湾造成极大军事压力，结果郑克塽剃发降清，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携五妃自杀殉国，明朝最后一股抗清势力覆灭，中国第二次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