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祯元会;

性理世泽长;

明珠光先照;

彩羽翼复成;

安定修鸿业;

宗功永克昌;

家齐为忠孝;

仁厚本诚良

分类：  草堂话谱

晚清十帅家谱（三）

励双杰

 第四部，小帅邵友濂《 余姚邵氏宗谱 》

浙江《余姚邵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贻编七卷，清光绪十三年木活字本，邵曰濂、邵友濂主修，二十四册。

名声煊赫号称上海第一家的“斜桥邵家”静安寺路大府第，那可是邵友濂任补江苏省苏松太道兼江海关道时任上所修。小帅邵友濂，光绪元年出使俄罗斯署理俄罗斯钦差大臣，在曾纪泽与俄罗斯重新订约取回伊犁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光绪十七年又接替刘铭传，成为台湾的第二任巡抚。他的长子邵颐元配李氏，就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三女儿，我曾在《合肥李氏宗谱》中提到过。次子邵恒娶的是中国第一个大买办、资本家、后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的第四个女儿。邵恒长子邵洵美是二三十年代闻名国内外文坛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和集邮家。当年，邵洵美在上海文化界人士中有“海上才子”之美誉。而由于他慷慨豪放，交游广阔，他的“洵美沙龙”里几乎汇集了当年南北骚人墨客中的“半朝文武”，因此又被尊上了一个“文坛孟尝君”的徽号。

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家庭，注定他的家族也是不简单的。

邵氏始迁祖邵忠，为邵雍十世孙。邵雍，字尧夫，行百六，号康节，学者称百源先生，与周敦颐、程颐、程颢齐名，以治《易》、先天象数之学著称。谱何不以邵雍为始祖而以忠为始祖？与邵友濂同时代却又相友善的学人俞樾在为《余姚邵氏宗谱》所撰的序言中说：“康节之孙讳溥者，从宋高宗南渡，始家于浙，又七传而迁于余姚。此谱以迁余姚者为始祖，其以前者昭穆难稽，姑从盖阙，自始迁祖以下备载无遗，考订支派，补辑文献，是吾族者必详，非吾族者必摈，有条不紊，体例秩然”。由此可见任主修的邵曰濂、邵友濂兄弟的学识和严谨，毫无世之通行修谱必上溯三皇五帝的陋习。

始迁祖邵忠，行千八，字诚之，一字克诚，号抑庵，官宋扬州路都巡，自会稽宁桑里迁居余姚通德乡清风里。生三子，长元诚，行亚一；次丙，初名元雍，行亚三；三恭，初名元亶，字子泰，号桂轩，行亚六。而析为亚一、亚三、亚六三房，本谱即三大房所修。邵友濂即出自亚三房，为二十一世，世系记载：行三，原名维埏，号小村，配龚氏，续配杨氏，均无出，又继配翁氏，生一子，即后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女婿邵颐。修谱之时，邵友濂尚有台湾布政使的任上。

俞樾在序中又说：“溯有明一代，领乡荐者五十三人，登进士榜二十二人，至本朝而科第蝉联，指不胜屈，蔚然为浙东望族。”据统计，仅清代，余姚邵氏一门中进士的就有二十六人，难怪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了。他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如元代官东流县尹勅使琉球加一品衔的邵全、明代四川布政使司左参政谥庄毅的邵番、福建邵武府知府邵悳久、江南凤阳府知府邵元吉、太仆寺正卿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康僖的邵锐、福建盐场大使邵时泰、南京中城兵马司指挥邵时健、山东济南府德州库大使邵时直、广东按察司佥事整饬岭西兵备道邵时敏、四川成都府知府邵经济、巡按江西等处地方监察御史邵基、锦衣卫镇抚邵墀、刑部左侍郎赠太子少保刑部尚书的邵陛、南京淮安府海州知府邵甄、山东道监察御史巡按苏松常镇邵稷、太医院御医邵雷、南京刑部郎中邵程、南京后军都督府经历邵守检、北直天津卫怀远将军邵汝楫、山海关千总邵洪祉、监国时总兵威武将军邵继先、鲁王时鲁将军邵一梓等都出自这个家族。

到了清朝，更是不得了，浙东重要史学家邵廷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邵远平、著名天文历算学家邵昂霄、著名史学家经学家邵晋涵、内阁中书邵存懋、江苏徐州府知府邵大业、贵州都匀府独山州知州邵宏堂、麻哈州知州邵自励、都察院左都御史邵自昌、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武英殿功臣馆纂修邵葆锺、云南鹤庆州知州邵葆槎、翰林院编修攺补内阁中书邵瑛、江苏巡抚邵名甲、漕运总督团练大臣谥文靖的邵灿、河南候补道加盐运使二品项戴邵琦、在任殉难的台湾府嘉义县知县邵用之、同为本谱主修的邵曰濂，同治七年进士，官至太常寺正卿，等等，指不胜屈，正所谓“世间崛起，绵绵不绝”是也。

在浙江余姚，明清二朝，再无第二家可与邵氏相抗衡。

以邵氏之显赫，家谱中收录历代文人墨客为邵氏所撰文篇颇多，如翁大立、黄宗羲、全祖望、钱大昕、卢文弨、张廷玉、陈有年、俞樾等等。本谱之书签即由曾纪泽所署。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沅帅曾国荃的侄子，他们家族的家谱，还得在后面说到。光绪六年清政府委派曾纪泽为驻俄公使，邵友濂襄理曾纪泽与俄方谈判，至光绪七年二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达成，中国终于收回了伊犁地区的大片土地，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敢与洋人叫板而改订的条约。邵友濂与曾纪泽的友情也于此可见，请他给家谱题个书签，那自是不在话下。

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等目录，光绪三十三年修本《余姚邵氏宗谱》在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吉林大学（二部）、浙江图书馆（二部）、杭州大学、山西社科院、美国等处各有收藏。而递修的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十八卷贻编七卷首一卷二十六册，北京图书馆（三部）、中科院历史所、人民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缺贻编卷一）、吉林大学、哈尔滨师大、四川图书馆、余姚梨洲文献馆（三部，其中一部缺卷11，一部缺卷12）、山西社科院（缺一册）等亦均有收藏。

虽说《余姚邵氏宗谱》存世较多，我又是邵友濂的余姚同乡（按：后余姚划出姚北地区归拨于慈溪）但这一部到我手上，却也是不容易的。话说2002年秋，余姚城内一个叫小辉的旧货商找到了我，说有一部《邵氏》家谱，只是现在到他手上的，只有第一册，问我多少钱能要。谱没见过，价自然不好多说，何况我与小辉并不相熟。小辉做事够辣，拿到第一册后，与我谈价未果，又与原物主谈，因为价压的厉害，人家不肯，要他把第一册还出来，他就把这一册拆散，只还了人家半册，本来完完整整好好的一套谱，现在成了残谱，如何卖得出好价？原物主斗不过他，只好把谱低价给了小灰。小辉拿到了谱，又来找我，说人家要把谱以150元一册的价让给杭州人，你如果能加点，让我有点利润，我就帮你把谱拿下来，因为我把第一册扣下了，他不敢不听我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小辉是啥样的人，加上他在前几天确实说过第一册就在他的手上，这么一说，我就信了，因为是本土的家谱，可遇而不可求，高一点也正常，就要他想办法拿过来。当天晚上谱就到了我的手上，第一册的装订线明显不同，是用的棕色细线，应该是裁缝做衣服的那种。事隔月余，在宁波范宅古玩市场，我又用60元的价配到了家谱的原置谱箱，我问那卖谱箱的，里面的谱呢？他就一五、一十的跟我讲来，才明白小辉之果辣，真令人佩服得一塌糊涂，自叹不如。

当然，那时的价不能与现在相比，何况台湾第一、二任巡抚刘铭传、邵友濂的家族家谱共藏一处的，除我之外，别无分店，还是有理由得意一下的。

后来，我还在余姚城郊的一个旧货商家中，看到过一部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缺了十册，还存十六册，有二片谱夹。人家要价并不高，但这十几册谱实在是蛀得厉害，手还没摸就觉得毛骨悚然，后来就没有要。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62 页： 邵友濂：字筱村，杭州人，尝随曾纪泽使节至英俄，荐擢道员，历官至台湾巡抚。乙未命偕张荫恒行成于日，日人拒之。移湖南，至未任，乞休归，卒。友濂精密，为纪泽所称，而实无才。官台湾日，颇受制武弁，故台防军士之骄为各省所未有。一夕，方演剧晏客，突有人登台，摔一仱下，亟问此何人，左右对曰，省防某领统子也，仱为所喏，而中道事他人，久欲杀之，不可得，今闻在此，特摔之去，不取污抚署地也。友濂默然。越日，是仱死，通衢间身分为五矣。予在台日，闻诸胡缉之，盖所目睹也。

山东胶东半岛蓬莱、即墨、烟台、权氏先祖原来是在云南打完仗后迁来海防的军户

通过地图查找，在胶东半岛的烟台、威海、青岛范围内，只找到三个村名以权字开头的村庄，一个是青岛平度的权家村，剩下两个都在烟台市的福山区，分别叫做权家和权家山。如今平度那个权家村，权姓已经相当少（零星几户）；而福山的权家和权家山村，则仍有较多的权姓人。在平度和福山之外的其他县市区，关于权姓的记载也不多。

烟台福山的权家村和权家山村，都位于张格庄镇境内。根据《福山区地名志》记载，权家山建村较早，相传，明洪武年间，权、王二姓相继由“云南” 迁此建村，因村周围皆山，权姓人支兴旺，故名权家山。权家村的权姓为明中期从权家山析出。除了权家这一分支之外，权姓在相邻的文家村以及福山城关也有分布。

百度山东青岛市蓼兰镇权家村：明朝洪武二年（1370年），胶东半岛洪水泛滥，南海与北海连成一片，洪水过后，政府移民，权姓始祖权平南由云南迁来建村，取名权家村。

权平南，顾名思义，因征讨云南叛乱而改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也有很多的战士为了表示决心，改了名。

明朝初年，朝廷为了防御倭寇，认识到了“登莱濒海要地有三，而胶为最”（《灵山卫志》），于是在胶州湾两侧密集设置了大量的卫所，海湾以东有浮山所、鳌山卫，海湾以西，则有灵山卫，一东一西呈犄角之势，控遏胶州湾海防。

明代初期，青岛地区来自云南的移民数量较多。这些移民既不是云南土著汉人，更不是少数民族，而是受朱元璋派遣出征云南的汉族军士及其家属。

据《明史》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统兵13万出征云南。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全境，便命沐英率军镇守，设卫、所分置军士，设军屯实行屯垦，自此，许多从征军士便在云南安家落户。云南文山权氏始祖权起龙就是因此落户当地，但是不是所有的都就地落户了，陆陆续续的来了，也有呆了几年就移防到山东胶州半岛驻军屯垦，护卫海防的，这就是今天胶东权氏的来源。而征南的权氏先祖们，根据分支的信息判断，归根结底还是从山西大槐树迁到中原的移民，所以，也可以说是大槐树的迁民。

(一) 提及云南移民，由于史籍不载，源流无考，许多难解之谜不仅历代志书无载，在当代编修地方志书中亦未涉及。囿于习惯说法，许多人便把青岛地区的云南移民统统归到了山西省洪洞县那棵大槐树下。今青岛市所辖的5市7区中，几乎都有云南移民，所不同的是数量多寡而已。现据有关史料记载，即墨市的1000多个村庄中，约有225个是由云南省移民立村的。如段村镇单家疃之《单氏族谱》：“明永乐二年(1404年)，单氏自云南凤仪县迁至段村东偏北立村。”凤仪县明代属大理府，设有洱海卫，清末时改为凤仪县，因该族谱修于清末年间，故用凤仪县之名。再如华山镇牛齐埠之李姓，于永乐二年从云南威宁州迁来立村，到清代该州已隶属贵州省，而其族谱修于清代，故其族籍记为贵州省大定府威宁县。胶州市的800多个自然村中，由云南移民建村的达112个。其中，建于洪武二年的16个村，显然与云南移民无关，因朱元璋派兵征云南是在洪武十五年，在此之前，云南由元朝所封的梁王和大理国统治，不可能向山东移民。其余的80多个村庄，大多为永乐年间来胶州屯垦的军户。胶南市的1104个自然村中，由云南移民建村的有349个。其中创建于洪武二年的51个村，肯定不是云南移民，其余近200个村庄，大多集中在滨海的几个乡镇。平度市的云南移民尚无法统计，仅知明初在这一带有大嵩卫、鳌山卫和浮山所设置的许多军屯，其大多集中在平度的南部和东部。黄岛区的143个自然村中，由云南移民建村的有23个。这些村庄的云南移民，大多与明初灵山卫设防有关。青岛市的市南、市北、四方和李沧4个区现有的或已撤销的村庄中，半数以上是由云南移民创建或是后来迁居至此的。如市南区的青岛村、会前村、田家村、辛家庄，市北区的杨家村、夹岭沟、埠西村，四方区阎家山的阎姓、香李村的李姓、湖岛村的王姓、沙岭庄的曹姓、保儿村的王姓和河西村的袁姓等，都是来自云南的移民。李沧区由云南移民建立的村庄达半数以上。

青岛境内的明代卫所城墙，以即墨雄崖所保存相对完整，其余大多已经难寻古迹，灵山卫现今也看不到多少要塞痕迹，唯独在部分地名当中，还能看出历史的尘埃。

(二) 云南移民在青岛地区分布的地域大多在沿海一带。如即墨东部沿海的金口镇、田横镇和温泉镇一带，胶南的王台镇、红石崖镇、灵山卫镇和隐珠镇一带。特别是环胶州湾沿岸，云南移民的村落更为稠密，大多靠防倭之卫、所。崂山区王哥庄靠近“鳌山卫”，这里有云南移民居住的村庄34处，占总村庄的三分之一。崂山区的中韩靠近“浮山备御千户所”，这里的40个村庄中，有30个是云南移民创建的。云南移民的祖籍已不可考，已查实者大多来自乌撒卫。“卫”是明代的军事单位，乌撒卫的治所在今贵州省威宁县。据《登州府志》附录中之《乌撒考》中记载：“明永乐二年，朝廷曾将乌撒卫的大批汉族军士和军户调往山东，他们从陆路到重庆，乘船渡三峡顺流而下，直抵江苏的扬州，然后转大运河北至淮阴，弃舟陆行，取道赣榆、诸城、胶州而达即墨各地。”所谓云南移民乘船来山东，即指此而言。城阳区肖家村之《肖氏族谱》中亦有类似记载。有些云南移民并不是直接到达青岛地区的，如城阳区流亭村之胡姓和白埠村之杜姓，皆从云南乌撒卫迁往青州，然后又从青州迁来。崂山区乌衣巷村的徐姓，是从云南昆山迁居上海徐家汇，后又北上至崂山老鸹巷立村的。城阳区古庙头村的云南移民是从诸城迁来的。

(三) 明代的云南移民，对青岛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功不可没，特别是军民并肩屯垦戍边、同仇敌忾、共守海防的事迹，书写了明代青岛历史上最闪光的一页。明初，倭寇7次入侵青岛，使青岛百姓苦不堪言。从洪武二十一年(1382年)起，青岛沿海设置卫、所后，军寨、墩堡星罗棋布，形成了固若金汤的海上长城，使倭寇不敢轻易来犯，纷纷窜往浙、闽沿海一带。城阳区小寨子村的张姓，是从云南乌撒卫迁来的，在其族谱中，记有张徽、张清兄弟二人分别在鳌山卫和浮山所任军职，分守海隅。即墨市留村镇大村之《邵氏族谱》中，也记有邵氏兄弟自云南乌撒卫来山东。由于明代云南移民的大量定居，使青岛地区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据新编《即墨县志》记载，仅明代因建立卫、所和军屯而迁入的军户达7万余人。丰厚的人口资源不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为明清两代青岛地区的社会繁荣奠定了基础。青岛地区云南移民的祖辈都是跟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他们的祖籍大多为安徽、江苏等地。这些移民带来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与青岛地区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文化风貌。青岛地区的某些方言、民俗与江淮地区极为相似，如咸菜在苏北称“盐渍”，而青岛地区的萝卜咸菜因是挂起来晾晒，所以称为“挂渍”(用方音读为“瓜荠”)。再如胶东的民间秧歌花鼓，颇有安徽凤阳花鼓的韵致。由于云南移民的特殊经历和处境，逐渐影响并形成了青岛地区敦厚、友善、睦邻、节俭的民风，并且铸就了青岛人讲义气、重友情的性格。

黄济显、李景智在《寻根追源即墨人》一文中称，从公元1127年到公元1368年这241年间，不仅即墨，整个山东地区人口锐减。明朝建立之后，即墨地区人口的减少主要牵扯三件事，一是靖难之役，二是永乐扫北，三是唐赛儿起义。

移民主要来自云南乌撒卫

朱元璋力主休养生息，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山西成为重要的移民输出地。很多山东人的口头禅都是，“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而事实上，大多数即墨移民并非来自山西，而是云南。

据《即墨县地名志》记载，来自山西的移民仅有三个宗族，如王村镇坦村的张姓，据传，其祖先来自山西的蒲州。华镇梁家疃《田氏族谱》记载称：“田氏祖籍山西阳高，永乐二年，与董氏同时迁来此地立村。”黄济显、李景智在文中称，以上三姓均属于零散移民。

《即墨县志》副主编孙鹏在《明朝初期即墨移民初探》一文中称，明代初期，移民即墨的主流是来自云南的军户。鳌山卫镇有37个自然村是明洪武、永乐时建村的，其中23个村是从云南移民来的，占明初建村数的62%。田横镇明初建村35个，其中25个村的族谱记载其先祖是从云南移民来的，占71%。

很多宗族的族谱也进行了记载，说是来自云南乌沙卫或是乌撒卫，这两处应为同一地方，因发音相似而混用。比如，金口镇南阡、古阡村的《金氏族谱》称，其先祖来自云南乌撒卫乐歌屯。而北阡村《房氏族谱》则称，其始祖来自乌沙卫之乐古屯 。“乐哥屯”和“乐古屯”应该也是同一地方。而四舍村的《武氏族谱》记载，他们的始祖来自于云南乌撒卫的银子桥。这些军户应该是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朝廷设立鳌山卫时，从云南乌撒卫等地调入即墨的第一批移民。而如今即墨通济街道办事处的张家西城、窑头等村的张姓的始祖就这一年从云南乌撒卫调到鳌山卫或浮山所，来担任卫指挥使和百户的。

孙鹏称，另一批来自云南的军户是在明永乐初年（1403年），因为“靖难之役”后的军事调动而迁来即墨。比如，如牛齐埠的《董氏族谱》记载称：明朝永乐二年，始祖董志清由贵州大定府威宁州，迁居即墨牛齐埠。而威宁州的治所正是在乌撒城。如今华山镇小埠《李氏族谱》记载称：明朝永乐二年，由由小云南毕阳县（当为今之毕节县）东门里 ，迁居即墨北乡万华山前小埠疃。另外，店集镇青山西村的《邵氏族谱》记载称：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邵九公由云南从徐辉祖来援山东，留戍雄崖所，永乐二年邵课士携家来青山之前 。这里说的徐辉祖就是明朝的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的儿子，这一记载正说明了迁徙是因为“靖难之役”。

据明朝万历年间的《即墨志》记载，万历初年，即墨县总户数为11231户，其中军户为6290户，占总户数的56%。岛城文史专家侯文程考证称，据有关史料记载，即墨市的1000多个村庄中 ，约有225个是由云南省移民立村的。这些军户并非少数民族，而是汉族士兵极其家属。他们很可能在云南娶了当地少数民族为妻并生子，也带来了当地的生活习惯。

学者张彩霞在《明初军户移民与即墨除夕祭祖习俗》一文中称，在即墨有关于“高祖公”和“高祖婆”的传说，说的是一场洪灾之后，人类灭绝，一对兄妹在仙人指点下结为夫妻，成为人类始祖。这一故事与云南地区瑶族等少数民族传说结构相同。而在过去，即墨人过年祭祖时，所供奉的就是“高祖公”和“高祖婆”。另外，当老人去世后，即墨人还流行说“人死了是回云南老家”，祷告亡灵时说“吃饱了,向西南走吧”。

判断是丹阳权氏被派驻云贵军屯的后代，与文山权氏始祖权起龙有关。

清朝中后期闯关东到东北的大多是基本是胶东半岛的分支，半岛山多田少。

个人搜集整理资料，仅供参考

农安八吉垒邵氏是中国辽宁省农安县八吉垒镇邵家村的一个姓氏。具体来说，邵氏家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朝，当时有一位姓邵的先祖来到了今天的农安县八吉垒镇，并在那里定居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邵氏家族逐渐壮大，并在当地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传统。

据了解，邵氏家族在农安县八吉垒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当地的重要人物和社会精英。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商人和文化名人，还有许多勇敢的战士和义士，他们为了保卫家园和民族尊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此之外，邵氏家族还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民俗习惯。他们善于制作各种手工艺品，如刺绣、木雕、玉雕等，这些工艺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能反映出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俗特色。

总之，农安八吉垒邵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家族，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农安县八吉垒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