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明朝薛瑄留下的文字：“君子对青天而惧，闻震雷而不惊；履平地而恐，涉风波而不惧。”（大同小异的有：对青天而惧，闻雷霆不惊；履平地若危，涉风波无患。君子对青天而惧，闻雷霆而不惊；履平地而恐，涉风波而不疑。）薛瑄（1389年－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县人（今河津市），明朝官员、理学家。

河东学派 也称河汾学派。汾河从河东大地自北而南穿过，故河学派东又称河汾学派。

以明薛瑄为代表的学派。因瑄为河东（今山西一带）人，故名。恪守周敦颐和二程之学，尤推崇朱熹，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读书录》）。认为“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明史·薛瑄传》）。与王守仁姚江学派相对峙。修己教人，一本程、朱，以复性为主。修正朱熹“理先气后”说，认为“理只在气中，决不分先后”，“天下无无气之理，亦无无理之气”（《读书录》）。又认为“气有聚散，理无聚散”（同上）。在家乡讲学十余年，弟子甚多，对后世有相当影响。门人阎禹锡、张鼎、张杰，传播师说，皆名重一时。此派主要人物还有段坚、王鸿儒、周蕙、薛敬之、吕柟、吕潜、张节、李挺、郭郛、杨应诏等。参见“崇仁学派”。

历史的介绍如下：

一、河东——中华文明的“直根”所系

黄河从老牛湾折头而南，又于风陵渡掉头东去，将一方沃土挽在臂弯中，这一方沃土名字就叫“河东” 。狭义“河东”，指今山西省运城、临汾两市（即晋南）一带；广义“河东”，指今山西省南、中部（即晋南、晋中）一带或整个山西境内。

河东，正好处在太行山以西，黄河大峡谷以东，依山傍水，气温适中（位于北纬35-40度），又有著名盐池——解池提供的生命之盐，是中国先民们理想的栖身立命之地。河东垣曲县寨里中华曙猿化石的发现，推翻了世界上许多古生物学家坚持“高等灵长类起源于北非地区” 的论断，将人猿进化向前推进了500万年。河东芮城县境内西侯渡遗址的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前到180万年。河东新石器遗址已发现400多处……

传说中的中国最早造人女神、华夏之母——女娲出生在河东（今运城万荣），黄帝在其出生地首开祭祖之坛。约公元前2600多年前，黄帝在古河东地区大战蚩尤，平息了中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部落战争，控制了盐池资源，使华夏先民们有序共享。史传尧、舜、禹都建都于河东，即“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

许多考古学家断言：河东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所说：“晋南地方是当时的‘帝王都所’。‘帝王都所’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帝王都所’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活动中心。”这位考古学家还进一步指出，晋南这块地方至今保留“远至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二、河东圣贤大儒及其对儒学发展的特色贡献

在河东这块神奇的厚土上，做为中华文化核心、骨干与主脉的儒学发展史中，大儒层出，不绝如缕，脉络清晰，一一可案。现择其中十人进行简说与分析：

（一）河东二圣人

傅说——著名贤相、儒家文化启蒙期一位重要的先驱

山西平陆人，起于“版筑之间”，从奴隶到宰相，辅佐商朝第22代帝王武丁执政近60年，实现殷商中兴，比孔子早800年，活着便被尊为圣人。平陆县至今仍保留和延续着数千年来民间在每年傅说诞辰日（农历四月初八）举行的隆重祭祀活动。

其主要贡献在政治儒学上，主要思想体现在《说命三篇》中，“君明、臣忠、民良、国殷”的王道政治理想由此而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格言对儒家知行观的发展与完善影响深远。

关公——武圣人、儒家文化的忠实践履者

东汉末河东郡解县常平（今运城盐湖区常平乡常平村）人。历代对关羽的封谥，由侯而公、而王、而帝，甚至与孔子并驾齐驱，称为文武二圣，列入国家祀典，民间对关公的崇奉更是到了极至，曾经村村建有关庙，河东地区建有全国最大的武庙——解州关帝庙。

关羽虽然未留下宏言阔论，但他一生看得最多的书是《春秋经》，立身处世忠实实践了儒家文化精义，把“忠”、“义”二字大书特书在中国文化的典籍上，深深印刻在中国人的精神中，不仅代代加封，万民景仰，而且三教共尊，对中国政治儒学、宗教儒学发展影响巨大。

（二）河东八大儒

一、卜子夏——孔子著名弟子、七十二贤之一、河汾学派的奠基人

（前507～？）名商，字子夏，春秋末年晋国文人，孔子72个著名弟子之一。孔子死后，子夏在孔墓守孝三年之后来到魏国西河（现山西运城河津）一带讲学，并在此成家生活，死后葬于河津市东新村村南。以“文学”著称，曾为莒父宰。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河东公”。

主要贡献：

1、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帮助魏文侯率先称雄、并被尊为国师，发展了政治儒学；

2、设教讲学传播儒家思想，相传《诗》、《春秋》等书均是由他传授下来；

3、传教授徒，从教者300余人，连魏文侯和当时的社会名流吴起、李悝、公羊高、谷梁赤、段干木等都拜他为师，为河汾学派的形成做了重要奠基。

二、荀况——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先秦最后一位大儒

（约前336—前238）姓孙，赵国（今晋南一带）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先后在燕、齐、赵、秦、楚等国从政或讲学，曾为稷下学宫的领袖，担任过兰陵令。 荀子的著作，见于《荀子》一书。其中，《劝学》、《修身》、《不苟》、《天论》、《正名》、《性恶》等22篇，都为荀子亲著。

荀子对儒学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博取先秦诸子思想之长，创造性地充实改造发展了儒学。一、提出“隆礼重法”思想，发展了政治儒学。二、复办稷下学宫，育人传教，成为稷下学宫的领袖，“最为老师”，“三为祭酒”。三、荀子作为先秦最有成就的逻辑学家之一，在逻辑研究上的贡献主要在概念论上，提出“制名以指实”。四、对哲学儒学的创造性贡献：1提出“性恶论”和“化性起伪”说；2提出 “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异于禽兽者”的“明分使群”说；3自然观上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辨证观点；4提出了“形具而神生”说，在认识论上形成朴素的辨证方法；5历史观上主张古今贯道和以继承为主的因革损益。

三、王通——“五子”之一、提出“三教可一”的理学先驱

（581-617）字仲淹，隋河东郡龙门县（今山西万荣）人，谥“文中子”，出生于仕宦兼儒学之家，博学多识，胸有大志，“年十五为人师”，所著《太平十二策》被世人称颂，其主要思想体现在《中说》一书中。在三字经中，与先秦大家荀、老、庄及西汉大儒扬雄并称为“五子”。

主要贡献：

1、因应时代变化，弘扬儒家的王道理想，开创了“河汾之学”，发展了政治儒学；

2、第一个站在儒家立场上明确提出“三教可一”，主张以儒学为主体，兼融佛、道二教，取其长以改造发展儒学；

3、批判、清除了两汉以来以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为中心的天命史观，构建了一个与理学十分接近的新的思想体系，为影响中国近千年的理学思潮形成做了直接的思想准备；

4、缔造了河汾学派，鼎盛时从教者多达千余人，其门人迭处卿相要位，如房玄龄、魏征、李靖、杜如晦等，大唐王朝“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

四、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大唐文儒、

（773--819）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解州）。贞元进士，“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后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从青年时代就立下了“辅时及物”、“兴功济世”的理想，并满怀热情地去见诸实践。但时代没有提供给他更多的机会，使其才华不得施，贬斥终生。柳宗元未能在政治上挽救唐朝的颓败，却在文学、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主要贡献：

1、强调为学不重章句，经世致用。以实践圣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参加永贞革新，倡导古文运动，永州、柳州勤政留绩。

2、主张兼综百家，统合儒释。提倡陆淳学派重“会通”的治学方法，反对“党枯竹，护朽骨”，不墨守成说，对待异质文化不像韩愈那样简单排斥佛，主张取其“韫玉”以佐“吾道”，表现出不主宗一家、融会贯通、兼容并蓄的大家风范，开创了儒家文化开放、兼容的优秀学术品格。

3、倡导文以载道和“古文风”，开一代新文风。

五、孙复——“宋初三先生”之一、理学酝酿期的重要人物

（992-1057）字明复，北宋晋州平阳（今临汾）人，曾举进士不弟，退居泰山讲学著书立说，世称泰山先生。与胡瑗（安定先生）、石介（租徕先生）并称三先生，作理学先驱，对宋代理学的开创和形成功不可没。

六、司马光——“道学六先生”之一、著名史学家、政治家

（1019－1086年）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因其祖籍涑水之乡，又称“涑水先生”。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被朱熹称做“道学六先生”。

主要贡献：

1、人性论上坚持中道，“尊杨而抑孟荀”，发挥杨雄“性善恶混”思想，提出了人性“善恶兼有”说；

2、儒家道统论方面主张开放包容，推崇荀、杨，与宋儒贬杨、荀形成鲜明对比；

3、留下千余年来作为中国政治标准参考书的《资治通鉴》，及其作为一代名臣的政治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政治儒学。

4、对理学有开创发展之功。

七、薛瑄——明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明代河东学派领袖

（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谥文清，山西河津县平原村（今万荣县）人，出生于职业教育家庭。从小接受严格的儒学家教，七岁《小学》、《四书》即能成诵，十三四岁《五经》、《四书》能通大义。他的主要著作有：《文集（二十四卷）》、《读书录（十一卷）》、《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

主要贡献：

1、改造发展理学，推动实学兴起。适应时代要求，对朱熹理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并在朴素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思想基础上，确立了系统的实学理论和学风，对明代实学思潮的兴起，起了直接的先导作用，有“学贵践履”的“实践之儒”之称。

2、创建明代河东学派。初始，其弟子及从游答问者七十余人；后期，他的门生遍及四方，使得河东之学成为影响巨大的显学，获得广泛的崇奉和信仰，成为明代理学思潮中与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相并的两大主要流派之一。

3、促进关学中兴。关学的一大批学者都从学于薛瑄，尤其是关学集大成者的吕楠，既是薛氏后学、河东学派的重要学者，又是关学中兴的著名人物，他成为河东之学和关中之学的中介。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薛瑄造就了明代关学的中兴。四、政治上忠实践履儒学。他从四十岁步入仕途，官至南京大理寺卿、北京大理寺卿、通议大夫、翰林院学士。他从政讲求重民、爱民，“以爱人为本”，并坦然清廉，刚正不阿，光明俊伟，成为受时人称道的直臣。他政治上的大部分时间从事“检察官”、“法官”工作，其杰出的儒者执法实践，对当今德治与法治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八、傅山——明末清初社会活动家、思想家

（1607—1684）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北郊）西村人，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等。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后就读于三立书院，为明末海内咸知的鲠直之臣袁继咸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傅山作为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一生中处处表现了“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气节。

主要贡献：

1、坚持大义气节，实践儒家理想人格。清军入关明亡，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出家为道，身着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与顾炎武结为同志，组织反清机构。拒授康熙帝的“内阁中书” 之封，表现出仁人志士“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2、独辟新径，研究子学。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开辟研究子学的途径，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

3、博学多才、“六艺”皆精。诗、文、书、画、医学等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

三、河东（或河汾）学派的特点

汾河从河东大地自北而南穿过，故河学派东又称河汾学派。以上述先贤大儒为代表的河东精英在学术上形成的特点可归纳总结为16个字，即：儒学为本，兼收并蓄，经世治用，与时携行。

儒学为本

何为儒学？儒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儒学指孔学，即孔子创立的以仁学和礼学为核心的学说；广义儒学，是中华民族优秀先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自孔子起，承上三千年，起下两千年，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核心、骨干或主流，是指导中国不断富强进步和中华民族不断文明昌盛的源头活水。河东的先贤们无一不恪守儒学之精髓，为己、为亲、为乡人、为国人、为天下人精心守护、不断营建着智慧的精神家园。

兼收并蓄

河东地区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舞台，河东人在学术上自然呈现出比其他地域更强的包容性、开放性，无论是王通提出的“三教可一”，还是柳宗元的不主一宗，纳佛入儒，亦或司马光不随宋儒大流而赞荀、杨等等，我们都可从中看出这种不盲目排斥异质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优秀学术品质和胸襟。这是河汾之学历百世而不绝、经千年而不衰，人才辈出，大儒迭起，能够不断新生的重要原因。

经世治用

强调学贵践履、学以致用，立功立德重于立言，几乎是河东先贤大儒的共性，他们几乎人人在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对中国政治儒学的实践与探研更是不遗余力，前赴后继，许多人出侯拜相、立下不世之功。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美中有憾，许多人虽有大功、大德、大思想，但因立言不足而往往难以入祀或受后世推崇，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与其贡献不相称。例如：许多人知道明代有王阳明大儒与姚江学派，不知有薛瑄大儒和河东学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门户之见固是重要原因之一，但这是更重要的原因）；山西人妇孺皆知大文学家王勃，却鲜有人知道其祖父大思想家王通。

与时携行

儒学是一条长河，她穿高峡，越荒漠，历坎坷，从远古流淌至今，走过波澜壮阔，走过狭小细流，也曾遭遇过断流，但是今天，她分明已走出低谷，正待百川汇集、浩荡奔涌之时。儒学是一棵大树，她经过繁茂的春夏，走过丰硕的秋天，也经历了箫杀的寒冬，如今，她又将顽强不竭的生命活力向新世纪尽情展现。河东学派在经历过1919年以来的短暂低潮之后，又迎来了生机盎然的生命之春。

1 禹庙的文言文翻译

禹庙赋——陆游

世传禹治水，得玄女之符①。予从乡人以暮春祭禹庙，徘徊于庭，思禹之功，而叹世之妄②，稽首作赋。其辞曰：呜呼！在昔鸿水之危害也，浮乾端，浸坤轴。裂水石，卷草木。方洋徐行，弥漫平陆。浩浩荡荡，奔放洄伏。生者寄丘阜，死者葬鱼腹。蛇龙骄横，鬼神哭器③。其来也组练百万、铁壁千仞。日月无色，山岳俱震。大堤坚防，攻龁立尽④。方舟利揖，辟易莫进。势极而折，千里一瞬。莽乎苍苍，继以饥馑。于是舜谋于庭，尧咨于朝。窘羲和，忧皋陶。伯夷莫施于典礼，后夔何假乎箫韶⑤。禹于是时，惶然孤臣。耳目手足，亦均乎人。张天维于已绝⑥，极救命于将湮。九土以奠，百谷以陈。阡陌鳞鳞，原隰畇畇⑦。仰事俯育，熙熙终身。凡人之类至于今不泯者，禹之勤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天以水之横流，浩莫之止，而听其自行，则冒汝之害，不可治已。于传有之，禹手胼而足胝，宫卑而食菲，娶涂山而遂去肾，不暇视其呱泣之子，则其勤劳亦至矣。然则孟子谓之行其所无事，何也？曰：世以己治水，而禹以水治水也。以己治水者，己与水交战，决东而西溢，堤南而北圮。治于此而彼败，纷万绪之俱起。则沟浍可以杀人，涛澜作于平地。此鲧所以殛死也。以水治水者，内不见己，外不见水，惟理之视。避期怒，导其驶，引之为江为河为济为淮，汇之为潭为渊为沼为沚。盖于性之所安，而行乎势之不得已。方其怀山襄陵，驾空滔天，而吾以见其有安行地中之理矣。虽然，岂惟水哉。禹之服三苗，盖有得乎此矣。使禹有胜苗之心，则苗亦悖然有不服之意。流血漂杵，方自此始，其能格之干羽之间，谈笑之际耶？夫人之喜怒忧乐，始生而具。治水而不忧，伐苗而不怒，此禹之所以为禹也。禹不可得而见之矣，惟淡然忘我，超然为物者，其殆庶乎⑧。

注释

①玄女：古代传说中的女神，亦称九天玄女，授禹以治水之符。

②妄：乱，无序。

③器：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与“道”是一对哲学范畴。《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④龁（hé核）：咬。

⑤羲和，皋陶，伯夷，后夔（kuī葵），都是尧舜时期辅佐大臣。？

⑥天维：上天赖以固定的绳索。

⑦隰（xí席）：新开垦的田地。畇畇（yún云）：平坦整齐貌。

⑧殆（dài怠）：大概。庶：几乎，差不多。

2 禹庙的文言文翻译

濒河有宽平地，可二三亩，多石少土。中有禹庙，宫曰明德，制极宏丽。进谒庭下，悚肃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负土石，突走连结，枝叶疏密交荫，皮干苍劲偃蹇，形状毅然，若壮夫离立，相持不相下。宫门西南，一石峰危出半流。

整体的是：

出河津县西郭门，西北三十里，抵龙门下。东西皆峦危峰，横出天汉。大河自西北山峡中来，至是，山断河出，两壁俨立相望。神禹疏凿之劳，于此为大。由东南麓穴构木，浮虚架水为栈道，盘曲而上。濒河有宽平地，可二三亩，多石少土。中有禹庙，宫曰明德，制极宏丽。进谒庭下，悚肃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负土石，突走连结，枝叶疏密交荫，皮干苍劲偃蹇，形状毅然，若壮夫离立，相持不相下。宫门西南，一石峰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绝顶。顶有临思阁，以风高不可木，□□为之。倚阁门俯视，大河奔湍，三面临激，石峰疑若摇振。北顾巨峡，丹崖翠壁，生云走雾，开阖晦明，倏忽万变。西则连山宛宛而去。东视大山，巍然与天浮。南望洪涛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烟村雾树，风帆浪舸，渺茫出没，太华、潼关、雍豫诸山，仿佛见之。盖天下之奇观也。

下磴，道石峰东，穿石崖，横竖施木，凭空为楼。楼心穴板，上置井床辘轳，悬□汲河。凭栏槛，凉风飘洒，若列御寇驭气在空中立也。复自水楼北道，出宫后百步余，至右谷，下视窈然。东距山，西临河，谷南北涯相去寻尺，上横老槎为桥，□步以渡。谷北二百步，有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与河际。遂穷祠东。有石龛窿然若大屋，悬石参差，若人形，若鸟翼，若兽吻，若肝肺，若疣赘，若悬鼎，若编磬，若璞未凿，若矿未炉，其状莫穷。悬泉滴石上，锵然有声。龛下石纵横罗列，偃者，侧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凭，可倚。气阴阴，虽甚暑，不知烦燠；但凄神寒肌，不可久处，复自槎桥道由明德宫左历石梯上。东南山腹有道院，地势与临思阁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胜。遂自石梯下栈道，临流观渡，并东山而归。

时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同游者，杨景瑞也。

作者简介：薛瑄（1389-1464）河津（今山西省河津县）人，字德温，号敬轩，明学者、文学者。明成祖永乐十九年考中进士，历仕几朝，官至礼部右侍朗。宣宗时授御史。因性刚直，不阿谀权贵，忤逆宦官王振，下狱论死罪，不久获释。英宗时拜礼部右待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与机要政务，能诗善文，风格淡雅。卒谥“文清”。学宗程朱，属河东学派，有《薛文清集》、《读书录》等著作。

题记：龙门：山名，又称禹门，如今山西省河津县与陕西省韩城县之间，形势险要，横跨黄河两岸，如同门阙。黄河中流从，故名龙门。相传大禹导河至此，凿以通流。两岸悬崖壁立，东西对峙，黄河奔流其间，波涛汹涌，出龙门一则一泻千里，气象十分壮观。

本文以奔腾喧豗的黄河为背景，状写龙门的奇崛险峭，赞颂了神禹的疏凿之功。作者用奇峭粗犷的笔触，勾勒出临思阁纵览所见景象的浩茫，气势的宏伟，境界的开阔。而对石龛等诸石形状的描写，却又极细腻、生动。这是一篇用大笔写大景的游记。作者着眼的不是一草一木、一水一石，而是景物的概貌，用大刀阔斧的写法，几笔便勾勒出来，不在形的惟妙惟肖，而在神韵和气势。例如“南望洪涛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烟村雾树，风帆浪舸，渺茫出没”，全是概括性很高的描述，但丝毫不给人抽象的感觉，反觉形象突出，画面完整，气势磅礴。与此相应，作者文笔遒劲，字字句句如刀刻一般。这些都给本文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特色

3 禹庙文言文翻译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

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山海经·海内经》） 在上古时期，对人们的农业生产危害最大的可能就是洪水了，所以在原始文明中都有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基督教文化中洪水神话是神对人的罪行的惩罚和人类的自省，而我们的洪水神话却强调人对自然的抗争，强调自我拯救。

相传在尧的时代发生了一场大洪水，大家一致推举鲧去治理洪水，他首先奔赴天庭，央求天帝收回洪水，还给人们安宁的生活，可是没有奏效；于是他采用“堵”的方法治水，把高地的土垫在低处，堵塞百川。然而治水九年，洪水仍旧泛滥不止。

正当他烦闷之际，一只猫头鹰和一支乌龟相随路过，告诉他可以**天庭至宝“息壤”来堙塞洪水。鲧深知此举的罪责，但是看到受尽煎熬的人民，他义无反顾排除万难，盗出了“息壤”。

“息壤土”果然神奇，撒到何处，何处就会形成高山挡住洪水，并随水势的上涨自动增高。天帝知道鲧盗息壤的事情后，派火神祝融将鲧杀死在羽郊，取回了息壤，洪水再次泛滥。

鲧死不瞑目，尸体3年不烂，天帝知道后怕鲧变做精怪，再次派祝融拿着天下最锋利的“吴刀”剖开鲧的肚子看个究竟。可是奇迹发生了，从鲧的肚子里跳出一个人来，那就是鲧的儿子禹；禹承父业，又历经九年，终将洪水彻底制服。

鲧的死不瞑目，不是因为顾及自己的生死，而是因为惦念自己的理想未能实现，治水还未成功，而人民仍旧生活在苦难之中。鲧不计生死，为了拯救人民而触犯天庭的大无畏精神，堪与希腊神话中为了将火种带向人间而冒犯宙斯的普罗米修斯相媲美。

4 文言文：禹庙

禹庙

杜甫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

荒庭垂桔柚，古屋画龙蛇。

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

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

杜甫写的禹庙，建在忠州（治所在今四川忠县）临江的山崖上。杜甫在代宗永泰元年（765）出蜀东下，途经忠州时，参谒了这座古庙。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开门见山，起笔便令人森然、肃然。山是“空”的，可见荒凉；加以秋风瑟瑟，气氛更觉萧森。但山空，那古庙就更显得巍然独峙；加以晚霞的涂染，格外鲜明庄严，令人肃然而生敬意。诗人正是怀着这种心情登山入庙的。

“荒庭垂桔柚，古屋画龙蛇。”庙内，庭院荒芜，房屋古旧，一“荒”二“古”，不免使人感到凄凉、冷落。但诗人却观察到另一番景象：庭中桔柚硕果垂枝，壁上古画神龙舞爪。桔柚和龙蛇，给荒庭古屋带来一片生气和动感。“垂桔柚”、“画龙蛇”，既是眼前实景，又暗含着歌颂大禹的典故。据《尚书。禹贡》载，禹治洪水后，九州人民得以安居生产，远居东南的“岛夷”之民也“厥包桔柚”——把丰收的桔柚包裹好进贡给禹。又传说，禹“驱龙蛇而放菹（泽中有水草处）”，使龙蛇也有所归宿，不再兴风作浪（见《孟子。滕文公》）。这两个典故正好配合着眼前景物，由景物显示出来；景与典，化为一体，使人不觉诗人是在用典。前人称赞这两句“用事入化”，是“老杜千古绝技”（《诗薮。内篇》卷四）。这样用典的好处是，对于看出它是用典的，固然更觉意味深浓，为古代英雄的业绩所鼓舞；即使看不出它是用典，也同样可以欣赏这古色古香、富有生气的古庙景物，从中领会诗人豪迈的感情。

五、六两句写庙外之景：“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云雾团团，在长满青苔的古老的山崖峭壁间缓缓卷动；江涛澎湃，白浪淘沙，向三峡滚滚奔流。这里“嘘”、“走”二字特别传神。古谓：“云从龙”。从迷离的云雾，奔腾的江流，恍惚间，我们仿佛看到庙内壁画中的神龙，飞到峭壁间盘旋嬉游，口中嘘出团团云气；又仿佛看到有个巨人，牵着长江的鼻子，让它沿着沙道驯服地向东方迅奔。……在这里，神话和现实，庙内和庙外之景，大自然的磅礴气势和大禹治理山河的伟大气魄，迭合到一起了。这壮观的画面，令人感到无限的力与美。

诗人伫立崖头，观此一番情景，怎能不对英雄大禹发出衷心的赞美，故结句云：“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传说禹治水到处奔波，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輴，山乘樏，是为“四载”。三巴指巴郡、巴东、巴西（今四川忠县、云阳、阆中等地）。传说这一带原为泽国，大禹凿通三峡后始控为陆地。这两句诗很含蓄，意思是说：禹啊，禹啊，我早就耳闻你乘四载、凿三峡、疏长江、控三巴的英雄事迹；今天亲临现场，目睹遗迹，越发敬佩你的伟大了！

这首诗重点在于歌颂大禹不惧艰险、征服自然、为民造福的创业精神。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长期战乱，象洪水横流，给人民带来了无边的灾难；山“空”庭“荒”，正是当时整个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诗人用“春秋笔法”暗暗讽刺当时祸国殃民的昏庸统治者，而寄希望于新当政的代宗李豫，希望他能发扬大禹“乘四载”、“控三巴”的艰苦创业精神，重振山河，把国家治理好。

在抒情诗中，情与景本应协调、统一。而这首诗，诗人歌颂英雄，感情基调昂扬、豪迈，但禹庙之景却十分荒凉：山空，风寒，庭荒，屋旧。这些景物与感情基调不协调。诗人为解决这个矛盾，巧妙地运用了抑扬相衬的手法：山虽空，但有禹庙之峥嵘；秋风虽萧瑟，但有落日之光彩；庭虽荒，但有桔柚垂枝；屋虽古旧，但有龙蛇在画壁间飞动……。这样一抑一扬，既真实地再现了客观景物，又不使人产生冷落、低沉之感；加以后四句声弘气壮，调子愈来愈昂扬，令人愈读愈振奋。由此可见诗人的艺术匠心。

5 禹庙 薛瑄 文言文

是薛瑄的《游龙门记》 出河津县西郭门，西北三十里，抵龙门下。

东西皆峦危峰，横出天汉。大河自西北山峡中来，至是，山断河出，两壁俨立相望。

神禹疏凿之劳，于此为大。由东南麓穴构木，浮虚架水为栈道，盘曲而上。

（濒河有宽平地，可二三亩），多石少土。中有禹庙，宫曰明德，制极宏丽。

进谒庭下，悚肃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负土石，突走连结，枝叶疏密交荫，皮干苍劲偃蹇，形状毅然，若壮夫离立，相持不相下。

宫门西南，一石峰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绝顶。

顶有临思阁，以风高不可木，□□为之。倚阁门俯视，大河奔湍，三面临激，石峰疑若摇振。

北顾巨峡，丹崖翠壁，生云走雾，开阖晦明，倏忽万变。西则连山宛宛而去。

东视大山，巍然与天浮。南望洪涛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烟村雾树，风帆浪舸，渺茫出没，太华、潼关、雍豫诸山，仿佛见之。

盖天下之奇观也。 下磴，道石峰东，穿石崖，横竖施木，凭空为楼。

楼心穴板，上置井床辘轳，悬□汲河。凭栏槛，凉风飘洒，若列御寇驭气在空中立也。

复自水楼北道，出宫后百步余，至右谷，下视窈然。东距山，西临河，谷南北涯相去寻尺，上横老槎为桥，□步以渡。

谷北二百步，有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与河际。

遂穷祠东。有石龛窿然若大屋，悬石参差，若人形，若鸟翼，若兽吻，若肝肺，若疣赘，若悬鼎，若编磬，若璞未凿，若矿未炉，其状莫穷。

悬泉滴石上，锵然有声。龛下石纵横罗列，偃者，侧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凭，可倚。

气阴阴，虽甚暑，不知烦燠；但凄神寒肌，不可久处，复自槎桥道由明德宫左历石梯上。东南山腹有道院，地势与临思阁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胜。

遂自石梯下栈道，临流观渡，并东山而归。

6 禹庙 薛瑄 文言文

是薛瑄的《游龙门记》

出河津县西郭门，西北三十里，抵龙门下。东西皆峦危峰，横出天汉。大河自西北山峡中来，至是，山断河出，两壁俨立相望。神禹疏凿之劳，于此为大。由东南麓穴构木，浮虚架水为栈道，盘曲而上。（濒河有宽平地，可二三亩），多石少土。中有禹庙，宫曰明德，制极宏丽。进谒庭下，悚肃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负土石，突走连结，枝叶疏密交荫，皮干苍劲偃蹇，形状毅然，若壮夫离立，相持不相下。宫门西南，一石峰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绝顶。顶有临思阁，以风高不可木，□□为之。倚阁门俯视，大河奔湍，三面临激，石峰疑若摇振。北顾巨峡，丹崖翠壁，生云走雾，开阖晦明，倏忽万变。西则连山宛宛而去。东视大山，巍然与天浮。南望洪涛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烟村雾树，风帆浪舸，渺茫出没，太华、潼关、雍豫诸山，仿佛见之。盖天下之奇观也。

下磴，道石峰东，穿石崖，横竖施木，凭空为楼。楼心穴板，上置井床辘轳，悬□汲河。凭栏槛，凉风飘洒，若列御寇驭气在空中立也。复自水楼北道，出宫后百步余，至右谷，下视窈然。东距山，西临河，谷南北涯相去寻尺，上横老槎为桥，□步以渡。谷北二百步，有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与河际。遂穷祠东。有石龛窿然若大屋，悬石参差，若人形，若鸟翼，若兽吻，若肝肺，若疣赘，若悬鼎，若编磬，若璞未凿，若矿未炉，其状莫穷。悬泉滴石上，锵然有声。龛下石纵横罗列，偃者，侧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凭，可倚。气阴阴，虽甚暑，不知烦燠；但凄神寒肌，不可久处，复自槎桥道由明德宫左历石梯上。东南山腹有道院，地势与临思阁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胜。遂自石梯下栈道，临流观渡，并东山而归。

康德：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和集大成者。

1启蒙就是让人有勇气去自己思考。

2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3三样东西有助于缓解生命的辛劳：希望，睡眠和笑。

4既然我已经踏上这条道路，那么，任何东西都不应妨碍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5大海之所以伟大，除了它美丽、壮阔、坦荡外，还有一种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