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起源

相传上古华夏部落首领炎帝神农氏，因居姜水流域，故以姜为姓。后向东发展到中原地区，与黄帝部族杂处，分为四支胞族（即四岳），伯夷曾佐尧帝掌管四岳，后又助大禹治水有功，为大禹“心吕之臣（心腹重臣）”，故封之为吕侯，其封地在今河南省南阳市西董吕村一带，商、周两代均为诸侯国，春秋初年（公元前680年），吕国被楚国所灭，其后，子孙以国为氏，散居于韩、魏、齐、鲁之地，史称吕姓正宗，伯夷则被列为吕姓始祖。

周朝时，吕姓就有谱牒存在并流传后世。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曾利用这些资料，在著《齐太公世家》时将齐国自始祖太公吕尚到康公吕贷的世系一一列明。

台湾吕氏宗亲会所制族谱，尊吕尚为吕氏远祖，常有吕氏后裔来卫辉拜祭。

现在吕氏族谱，大多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纂修的，以南方省份居多：

1、毗陵（今江苏省常州市）《吕氏宗谱》 吕贽庭光绪四年（1878年）纂修 共二十二卷，外加首末各一卷；

2、余姚（今属浙江）《吕氏宗谱》 吕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纂修，共八卷，卷首一卷；

3、旌德（今属安徽）《吕氏续印宗谱》 吕贤铭纂修，共十四卷，民国六年（1917年）铅印。

北方吕氏家谱： 新安（今属河南）《吕氏宗谱》 吕锡祥、吕凤歧纂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刻本复印。

此外，还有：

《吕氏宗谱》 吕秋泉、吕培成等纂修，民国十九年（1930年）铅印；

《吕氏族谱》 纂刻者姓名不详，民国初年刻本；

《吕氏重修宗谱》六卷，卷首一卷，吕光琦纂修，民国十年（1921年）铅印。

山东巨野《吕氏家谱》八卷，首次编纂于明万历二年，崇祯十一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五十九年、乾隆三年、乾隆四十七年、嘉庆十五年、咸丰八年、同治十二年、光绪十四年、光绪三十年、民国四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八一年、一九九三年历次续修。

部分吕氏历史名人：

吕大防：北宋仁宗时，吕尚后裔吕大防弟兄六人，其中有五人登科。大防先辈为汲郡(今河南卫辉)人，后迁居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官居左光禄大夫，宋哲宗时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号称贤相。后大防遭弹劾被贬，死于江西信丰县，迁葬于广东潮州海阳县（今澄海县）上华镇吕厝村，广东吕氏宗亲会在修族谱时尊吕大防为始祖。

吕臣：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初随陈胜起义，与项羽同屯军彭城。后辅佐刘邦平天下，被封为宁陵侯。

吕布：五原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一说山西忻州人，东汉末年名将，善弓马，力大无穷，时称“飞将”，号奋威将军，封温侯，割据徐州，为一代枭雄。

吕忱：晋代文学家，著有《字林》一书。

吕静：晋代音韵学家，著有《韵集》一书。

吕洛：北魏代（今河北省蔚县）人，官至羽林中郎将，后被封为成武侯。

吕光：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人，十六国时后凉（建都今甘肃武威）的建立者，在位13年。其子吕绍、吕纂、吕隆也先后执政后凉。

吕雉：单父（今山东省单县南）人，汉高祖皇后，人称吕后。曾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后代理朝政，专政达十六年之久，为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女执政者。

吕蒙：汝南富陂（今安徽阜阳东南）人，三国时东吴名将，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以致鲁肃见他时，曾称赞其“学识渊博，非复吴下阿蒙”。先在赤壁之战中与周瑜等大破曹军，后大败关羽，夺回荆州，在东吴堪称战功赫赫。后被封南郡太守、孱陵侯。

吕才：博州清平（今山东省临清）人，唐代哲学家、音乐家，官至太常博士、太常丞。

吕向：今甘肃省泾川人，唐代书法家、学者，善草隶，曾参与《文选》注解。

吕端：河北安次人，宋太宗时宰相。太宗称其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吕纪：浙江省鄞县（今宁波）人，明代著名花鸟画家，官至锦衣卫指挥。

吕坤：宁陵（今属河南省）人，明代学者，官至刑部左、右侍郎。

吕永吉：隋文帝时大臣，官至上柱国太尉，被封为刘郡公。

吕夷简：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宋代宰相，封号“申国公”。

吕公著：吕夷简之子，历官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神宗时迁为御史中丞，后独揽朝政，位至司空、同平章军国事。

吕留良：明末清初人，号晚村。与黄宗羲、高斗魁等结识。雍正十年因曾静案，被剖　　棺戮尸，著述焚毁。学宗程朱，特别表扬朱熹的种族思想。

吕洞宾：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一说陕西省人，号纯阳子，唐代八仙之一，曾隐居终南山等地修道，后四方云游，自称回道人。被道教全真教尊为北五祖之一。

吕不韦：战国末秦丞相，被封为文信侯，称为“仲父”。门下曾有宾客三千，并让他们编著有《吕氏春秋》。

吕大临：蓝田（今属陕西）人，北宋著名金石学家，程门四弟子之一，著有中国最早的古器物图录《考古图》一书。

吕惠卿：宋代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官至参知政事。

吕蒙正：河南洛阳人，北宋名臣，太平兴国进士第一。以敢言著称，曾三任宰相，知人善荐。

吕祖谦：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南宋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被称为浙东学派先驱。

吕天成：今浙江省余姚人，明代戏曲理论家，著有《曲品》一书。

吕天俸：清代大将，曾剿灭了张格尔叛乱，官至乌鲁木齐提督。

严（Yán 严）姓本庄姓，为西汉名满四海的大学者、词赋家，后人称“严夫子”。其著述甚丰，有辞赋二十四篇，但流传至今仅剩《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史载，东汉时，因有明帝刘庄，故下令庄姓改他姓（古制皇帝名字非臣民所能用）。严忌之姓严，亦为死后之事。严姓族人因尊严忌声誉，奉其为严姓的得姓始祖。据严氏族谱载：“严氏系出颛顼之后，以楚庄王的谥号为姓”，“稽我光祖子陵，其先世本姓，嗣改为庄，盖楚庄王之后裔也。后因避汉明帝刘庄之名讳，改庄为严，遂以严为姓。”《中国姓氏寻根》一书也说“严是庄姓所改”并说“魏晋时严氏有恢复庄姓的，于是形成庄严两家。”两家原来一家，故有“庄严不通婚”之古训。严姓源出有六：

1、出自庄姓，为避明帝刘庄之名讳，改姓严。据《通志·氏族略·以谥为氏》所载，东汉时，庄姓为避明帝刘庄之讳，改姓严。到魏晋时期，姓严的人中，有一部分又恢复了原来的庄姓。这样，就出现了庄、严姓并存于世的情况。故有“庄、严本一宗，同姓不可婚”之说。

2、出自芈姓，为战国时楚庄王之后，以谥号为氏。据《元和姓纂》所载：“芈姓，楚庄王支孙，以谥为姓。”而芈姓又可追溯到黄帝后裔颛顼帝。

3、出自战国时秦有严君疾之后，以封邑名为氏。秦有严君疾，受封蜀郡严道县（今四川省荥经），以邑为氏，故称为严君疾，其子孙遂世代相传姓严，称为严氏。

4、出自古有严国，国人以国名为氏。据《姓考》所载，古有严国，国人以国为氏。

5、出自丁零人姓氏有以严为氏。据《晋书》所载，后燕慕容盛时丁零人有以严为氏者。

6、出自少数民族有严姓。满、彝、土、锡伯、朝鲜等族均有严姓。

得姓始祖：严忌。严忌，本庄姓，为西汉名满四海的大学者、词赋家，后人称“严夫子”。其著述甚丰，有辞赋二十四篇，但流传至今仅剩《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史载，东汉时，因有明帝刘庄，故下令庄姓改他姓（古制皇帝名字非臣民所能用）。严忌之姓严，亦为死后之事。严姓族人因尊严忌声誉，奉其为严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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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姓主要由庄姓改姓而来，故一开始就分布广泛。史载，东汉时，严姓多居山东、湖北、安徽、浙江一带。另四川、云南、贵州一带亦有严姓足迹。魏晋时，北方严姓多居于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北方地区，其中以陕西、甘肃严姓最旺，严姓发展史上的三大郡望：天水郡、冯翊郡、华阴郡皆出此二地。可见，此期北方严姓发展之盛况。但随着后世战乱，更朝换代，进而导致严姓多南迁等原因，中原严姓渐沉寂，而南方严姓日益出锋露鞘。唐代以后，北方严姓虽经战乱，发展受到压制但还是有严姓名人凤毛麟角于史册，如唐代太府卿严挺之，出华阴（今陕西华县）。而南方严姓名人此起彼伏，宋时有严仁、严羽、严参，均邵武（今属福建）人，世称“三严”。明清时期，严姓多居于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一线。另云南、广东等地亦有为数较少的严姓居民。明代，有山西籍严姓由大槐树迁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清康熙年间，严姓始有从福建、广东等地渡海入台者，雍正和乾隆年间，入台者数量渐增，多居台北、苗栗、南投等地。今日严姓尤以湖北、江苏、浙江等省居多，上述三省严姓比之全国汉族严姓人口逾半。严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一十二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四。

三、历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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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遂：战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史载其初仕韩国，因与韩相侠累结仇，遂投齐。

严 遵：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哲学家。好老庄，精《大易》，遵从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认为虚无是世界的本原，隐居不仕，以卜筮为生。著《老子指归》。

严 助：汉代会稽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有贤德。时武帝求才，邵举助，帝拜为中大夫，后又任会稽太守，百姓称其为“会稽贤守”。

严 光：字子陵，会稽郡余姚（今属浙江）人。少曾与光武帝刘秀游学，有高名。后秀称帝，欲召光为谏议大夫，光隐姓埋名于浙江富春山，以垂钓自娱。

严 绶：唐代蜀（今四川）人，官至尚书右仆射、太傅。为政宽厚，所辖之地土马蕃息，境内安平。

严 仁：邵武（今属福建）人，宋代诗人，好古博雅，有《清江矣欠乃集》流于世。

严 羽：邵武人，宋代文学理论家，著有《沧浪集》二卷，现传世作品有《沧浪诗话》一卷。

严 嵩：袁州分宜(今属江西)人，明弘治年间进士。授编修，官至太子太师，专国政二十余载，陷害忠良颇多。其工诗古文辞，著有《钤山堂集》，刻《历官表奏》十二卷。严嵩死后，其子严世蕃独揽朝政，卖官鬻爵，大肆挥霍，后为林润所劾，遂处死。

严 澄：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代音乐家，“虞山派”代表人物。其演奏风格清微淡远，著《松弦馆琴谱》等。

严 拭：常熟人，明代诗画篆刻家，崇祯年间进士。能诗、善画、工篆刻，时人谓其“文才武略”。

严 复：福建福州人，清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曾任北洋海军学堂教授、京师大学校长等职。译《天演论》、《中国教育议》等，另著《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等，其中不乏有译成别国文字，流传国外之作。

严彭祖：汉代东海下邳（今江苏邳州）人，官任河南东郡太守、太子太傅等职。早年与颜安乐同学于眭孟，精“四书”、“五经”，对《公羊春秋》的解说精辟至极，曾谈经于天禄阁。

严可均：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清代文字学家，嘉庆年间举人。其对文字音韵有深入研究，撰《说文声类》、《铁桥漫稿》等，另辑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

严绳孙：江苏无锡人，清代文学家。康熙时兴博学鸿词，授检讨，曾参与编修《明史》。工于诗，亦能画，著有《秋水集》。

严遂成：浙江省乌程人，清代诗人，著有《海珊诗钞》十一卷，补遗二卷、《明史杂咏》四卷、《诗经序传辑疑》二卷等巨作。

四、郡望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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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郡望

据《姓氏考略》所载，严姓郡望主要有三个：

天水郡：汉天水郡治所在平襄（今甘肃省通渭县西北）。东汉一度改为汉阳郡，移治冀县（今甘谷东南）。魏恢复天水原名。西晋移治上邦（今天水市）。隋唐天水郡即秦州。

冯翊郡：汉武帝置左冯翊，三国魏改置冯翊郡，治临晋（今陕西省大荔县一带）。

华阴郡：古代县名。春秋时为晋国之地，汉代时置华阴县（因在华山之北故名华阴）。治所在今陕西省华阴县东，南朝宋时移治今陕西省勉县西北。唐天宝元年（742年）改华州置华阴郡，治所在郑县（今陕西省华县），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华州。故城在现在陕西省华阴县东南。

2、堂号

天水堂：据《千家姓》说，古代严氏家族在天水郡。

此外，严姓的主要堂号还有：“富春堂”、“调山堂”、“古秋堂”、“钤山堂”、“宜雅堂”、“四录堂”、“尺五堂”、“海云堂”等。

五、宗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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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姓为一典型南方姓氏。

2、严姓名人，文有文采，武有武略。其中文士多以清高和孝行见著于史，如西汉有一心闭门读《老子》的严遵，东汉有隐士严光。武将有三国时严颜、唐时严武等。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