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史列传第九十七翻译

列传第九十七 杨最（顾存仁 高金 王纳言） 冯恩（子行可 时可 宋邦辅 薛宗铠会翀）杨爵（浦鋐 周天佐） 周怡 刘魁 沈束 沈链 杨继盛（何光裕 龚恺 杨允绳马从谦 孙允中 狄斯彬 杨最，字殿之，射洪人。

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

督逋山西，悯其民贫，不俟奏报辄返。尚书李鐩劾之，有诏复往。

最乃与巡按御史牛天麟极陈岁灾民困状，请缓其徵。从之。

历郎中，治水淮、扬。值世宗即位，上言：“宝应泛光湖西南高，东北下。

运舟行湖中三十余里。而东北堤岸不逾三尺，雨霪风厉，辄冲决，阴阻运舟，监城、兴化、通、泰良田悉遭其害。

宜如往年白圭修筑高邮康济湖，专敕大臣加修内河，培旧堤为外障，可百年无患，是为上策。其次于缘河树杙数重，稍障风波，而增旧堤，毋使庳薄，亦足支数年。

若但窒隙补阙，苟冀无事，一遇霪潦，荡为巨浸，是为无策。”部议用其中策焉。

出为宁波知府。请罢浙东贡币，诏悉以银充，民以为便。

累迁贵州按察使，入为太仆卿。 世宗好神仙。

给事中顾存仁、高金、王纳言皆以直谏得罪。会方士段朝用者，以所炼白金器百余因郭勋以进，云以盛饮食物，供斋醮，即神仙可致也。

帝立召与语，大悦。朝用言：帝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

帝益悦，谕廷臣令太子监国，“朕少假一二年，亲政如初。”举朝愕不敢言。

最抗疏谏曰：“陛下春秋方壮，乃圣谕及此，不过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栖澡练者所为，岂有高居黄屋紫闼，兖衣玉食，而能白日翀举者？臣虽至愚，不敢奉诏。”

帝大怒，立下诏狱，重杖之，杖未毕而死。 最既死，监国议亦罢。

明年，勋以罪瘐死。朝用诈伪觉，亦伏诛。

隆庆元年，赠最右副都御史，谥忠节。 顾存仁，字伯刚，太仓人。

嘉靖十一年进士。除余姚知县，徵为礼科给事中。

十七年冬疏陈五事。首言宜广旷荡恩，赦杨慎、马录、冯恩、吕经等。

末云：“败俗妨农，莫甚释氏。叶凝秀何人，而敢乞度？”帝方崇道家言。

凝秀，道士也。帝以为刺已，且恶其欲释杨慎等，遂责存仁妄指凝秀为释氏，廷杖之六十，编氓口外。

往来塞上，几三十年。穆宗即位，召为南京通政参议。

历太仆卿。未几，致仕。

存仁困厄久，方见用，遽勇退，世尤高之。万历初，卒。

高金，石州人。为兵科给事中。

嘉靖九年上疏言：“陛下临御之初，尽斥法王、国师、佛子，近又黜姚广孝配享。臣每叹大圣人作为，千古莫及。

乃有真人邵元节者，误蒙殊恩，为圣德累。夫元节，一道流耳。

有劳，优以金帛足矣，乃加崇秩，复赐其师李得晟赠祭。广孝不可配享于太庙，则二人益不可拜宠于圣朝。

望削元节真人号，并夺得晟恩恤，庶异端CR、正道昌。”帝方欲受长生术，大怒，立下诏狱拷掠。

终以其言直，释之。寻偕御史唐愈贤稽核御用监财物，劾奉御李兴等侵蚀状，置诸狱。

后累官苏州兵备副使。 王纳言，信阳人。

为户科给事中。请斥太常卿陈道瀛等，坐下诏狱，谪湖广布政司照磨。

累官陕西佥事。 冯恩，字子仁，松江华亭人。

幼孤，家贫，母吴氏亲督教之。比长，知力学。

除夜无米且雨，室尽湿，恩读书床上自若。登嘉靖五年进士，除行人。

出劳两广总督王守仁，遂执贽为弟子。 擢南京御史。

故事，御史有所执讯，不具狱以移刑部，刑部狱具，不复牒报。恩请尚书仍报御史。

诸曹郎讠雚，谓御史属吏我。恩曰：“非敢然也。

欲知事本末，得相检核耳。”尚书无以难。

已，巡视上江。指挥张绅杀人，立置之辟。

大计朝觐吏，南台例先纠。都御史汪鋐擅权，请如北台，既毕事，始许论列。

恩与给事中林土元等疏争之，得如故。 帝用阁臣议分建南北郊，且欲令皇后蚕北郊，诏廷臣各陈所见，而诏中屡斥异议者为邪徒。

恩上言：“人臣进言甚难，明诏令直谏，又诋之为邪徒，安所适从哉？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奸佞欲信其说者阴诋之耳。今士风日下，以缄默为老成，以謇谔为矫激，已难乎其忠直矣。

若预恐有异议，而逆诋之为邪，则必雷同附和，而后可也。况天地合祀已百余年，岂宜轻改？《礼》：‘男不言内，女不言外’。

皇后深居九重，岂宜远出郊野？愿速罢二议，毋为好事希宠者所误。”恩草疏时，自意得重谴。

乃疏奏，帝不之罪，恩于是益感奋。 十一年冬，彗星见，诏求直言。

恩以天道远，人道迩，乃备指大臣邪正，谓： 大学士李时小心谦抑，解棼拨乱非其所长。翟銮附势持禄，惟事模棱。

户部尚书许赞谨厚和易，虽乏剸断，不经之费必无。礼部尚书夏言，多蓄之学，不羁之才，驾驭任之，庶几救时宰相。

兵部尚书王宪刚直不屈，通达有为。刑部尚书王时中进退昧几，委靡不振。

工部尚书赵璜廉介自持，制节谨度。吏部尚书左侍郎周用才学有余，直谅不足。

右侍郎许诰讲论便捷，学术迂邪。礼部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讲学，素行未合人心。

右侍郎顾鼎臣警悟疏通，不局偏长，器足任重。兵部左侍郎钱如京安静有操守。

右侍郎黄宗时虽擅文学，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闻渊存心正大，处事精详，可寄以股肱。

右侍郎朱廷声笃实不浮，谦约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奭滑稽浅近，才亦有为。

右侍郎林昂才器可取，通达不执。 而极论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右都御史汪鋐三人之奸，谓： 孚敬刚恶凶险。

2 《宋史·列传第九十五》文言文翻译

司马光 子康 吕公着 子希哲 希纯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司马光，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人。他的父亲司马池，在天章阁等待录用。司马光七岁的时候，就像大人一般，听到讲解《左氏春秋》，很喜欢，回到家里向家里人讲，就能够知道大概。从这以后就手不释卷，达到不知饥饱冷热的程度。一群小孩在庭院玩耍，一个小孩爬到缸上，不小心跌入水中，其他的小孩都跑了，司马光拿着石头把水缸砸破，水涌出来，小孩得以活命。之后，这件事在京城、洛阳被画成了图。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长大后，不喜欢奢侈萎靡，只要是喜宴就不戴花，一同的人对他说：“这是皇上赐的不能违背”，才别上了一朵花。

3 文言文< >翻译

司马光，字君实，是峡州夏县人，父亲司马池，担任天章阁特制。

司马光七岁时，风度一如成人，听人讲《左》，非常喜欢，请他为自己的家人讲授，直到了解它的大意。从此手不离书，不知饥渴寒暑。

（一天）一群小孩子在庭院玩，一个孩子登上水缸，足下打滑掉入水中，其他人都跑开了，（只有）司马光搬起石头砸缸使之破，水迸了出来，孩子得救了。马光砸缸之后，长安、洛阳的人将这件事用图画记载下来，广为流传。

年龄刚刚满20岁，生性不喜欢奢华浪费的生活，听说到别人因为喜事而办宴席，赴宴时只有他没有戴花，身边的人说：“（花是）君王赐戴的，不能违反圣意啊。”他才（在帽檐上）插上一枝花。

4 宋史·列传第九十一全文翻译

滕元发，字达道，东阳人。

性情豪爽慷慨，不拘小节。九岁能写诗，范仲淹见了认为他与众不同。

考取进士，列廷试第三名，被授予大理评事、通判湖州。孙沔做杭州太守，见了他认为他与众不同，说：“真是奇才，以后必能做良将。”

于是把治理守边的策略传授给他。 （皇上）召试他，他做了集贤校助、同修起居注。

进举主持制诏事务，主持谏院……授予御史中丞。 京都及周围郡国发生地震，元发向皇上上疏指述导致灾害的缘由，大臣们不高兴，（元发）被外放到秦州任知府。

宋神宗说：“（去）秦州，不是我的意思。”把他留下来没有派遣。

在旅馆陪伴契丹使杨兴公，（元发）尽情同他交谈，杨兴公很受感动，将要离开之时，哭着与元发告别。河北又发生大地震，（皇上）任命元发做安抚使。

当时城里房屋大多倒塌，官民害怕被压，全都在草间住宿，滕元发独自住屋里，说：“屋坏民死，我应当设身处地地体验这种灾难。”安葬死者赈济饥者，免除田租，整修堤障，检察贪污残害百姓之事，责罚盗贼，北方于是安定了。

被授予翰林学士、开封知府。有个叫王颖的百姓他的财物被邻居妇人隐藏起来，经过几任府尹都没有获得公正的判决。

王颖忧愤而导致背驼，拄着拐杖到官府打官司。元发一问了解到真实情况，返还了他的财物，王颖扔下拐杖仰天感谢，原先的驼背一下子没有了。

（他做官）历经青州，应天府，齐、邓两州。适逢元发妻的亲族李逢做叛逆之事，有人乘机来排挤元发，他被贬官到池州，未出发，又改任安州。

（在外地）辗转将近十年，还因先前的过错被降职住在筠州。有人认为接下来会有同样的命运，滕元发谈笑自若，说：“上天知道我正直，皇上知道我忠诚，我忧虑什么。”

于是上奏表章为自己争辩，有言辞说：“乐羊没有功劳，但诽谤他的书信却满满一筐；即墨有什么罪过，诋毁他的话每天都能听到。”神宗看到这些文字十分同情，就把他改任湖州。

滕元发治理边境十分威严，威振西北，号称为名帅。河东共有十二位守将，其中八人以防备西部边境，分一半轮番休息。

元发到那地方八个月，边境告急，请求八位将领同时在这一时期守备。元发说：“西夏如果合兵侵犯我们，即使八位将领也难以抵挡；如果他们不来，四位将领就足够了。”

最终让他们轮番休息。参与守备的将领害怕，敲着他的官阁争辩这件事。

元发指着自己的脖子说：“我已不要它了，头可杀，兵不可出动。”……多次上奏章争辩此事。

因为年老极力要求到淮河以南任职，于是做了龙图阁学士，再到扬州任知州，没到任就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被赠封为左银青光禄大夫，谥号叫章敏。

5 宋史张士逊传文言文翻译

张士逊，字顺之。

祖裕，尝主阴城盐院，因家阴城。士逊生百日始啼。

淳化中，举进士，调郧乡主簿，迁射洪令。转运使檄移士逊治郪，民遮马首不得去，因听还射洪。

安抚使至梓州，问属吏能否，知州张雍曰：“射洪令，第一也。”改襄阳令，为秘书省著作佐郎、知邵武县，以宽zhidao厚得民。

前治射洪，以旱，祷雨白崖山陆使君祠，寻大雨，士逊立廷中，须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祷欧阳太守庙，庙去城过一舍，士逊彻盖，雨沾足始归。

改秘书丞、监回折中仓，历御史台推直官。译文：张士逊，字顺之。

祖父张裕，因曾主管阴城盐院，而定居阴城。张士逊生下来不会哭，百日后才开始啼哭。

淳化中，高举进士，后调任郧乡主簿，旋迁射洪令。继调任郪县令，因为为官清廉治理有利，老百答姓不舍得他离开，拦着他的马不让他走，最终只好六人射洪县令。

河侵棣州，诏徙州阳信，议者患粮多，不可迁。译文：黄河在棣州泛滥，张士逊诏唤大家迁徙到阳信去，议论的人担心粮食太多（难以搬运），都认为不能搬迁。

6 文言文翻译：谭延美,大名朝城人

谭延美 他是大名朝城人 大名朝城是地名

长得非常健壮雄伟 年少时遇到一群盗贼谋划惊醒抢劫 他就立即敢去 等到被抓 按照法律 都得判死刑 他以前与盗贼不认识 免去一死

躯干壮伟。少不逞，遇群盗聚谋将行剽劫，延美即趋就之。及就捕，法皆抵死，延美以与盗素不相识，获免。自后往来澶、魏间，为盗于乡里，乡里患之。周世宗镇澶渊，募置帐下。即位，补殿前散都头。

从征淮南，以劳迁控鹤军副指挥使。又从克三关。时太祖领禁兵，留督牙队。建隆元年，补控鹤指挥使，稍迁都虞候、马步副都军头。征湖南，与解晖分领行营战棹都指挥使。时汪端寇攻朗州甚急，招讨慕容延钊遣延美率兵赴之，大败贼众，擒端以还。擢铁骑副指挥使，领睦州刺史，四迁至内殿直都知。

太平兴国初，为蕲州刺史，连徙庐、寿、濠、光州军巡检使，剧贼之为害者悉就捕。六年，徙知威虏军。雍熙三年，举兵北伐，命延美为幽州西面行营都监，与田重进出飞狐北。俄遇敌，延美曰：“彼恃众易我，宜出其不意先攻之。”即麾骑军直进，敌兵将溃，大军继至，遂败之，斩首五百，获其将大鹏翼以献，以功擢本州防御使。逾年，改亳州，出为镇州钤辖。

端拱元年，徙知宁远军。一旦，契丹兵抵城下，延美开门以示之，不敢入。围城数日，开门如故，民出取刍粮者无异平日，契丹卒疑之，遂引去。二年，进邕州观察使、判亳州，兼知代州。是时任边郡者，皆令兼领内地一州，处其家属。徙知潞、陕、泾州。咸平四年，以左领军卫上将军致仕。六年，卒，年八十三，赠建武军节度。子继伦，至崇仪副使；雍，虞部员外郎。

7 宋史,张士逊传文言文翻译

原文： 张士逊，字顺之。

祖裕，尝主阴城盐院，因家阴城。士逊生百日始啼。

淳化中，举进士，调郧乡主簿，迁射洪令。转运使檄移士逊治郪，民遮马首不得去，因听还射洪。

安抚使至梓州，问属吏能否，知州张雍曰：“射洪令，第一也。”改襄阳令，为秘书省著作佐郎、知邵武县，以宽厚得民。

前治射洪，以旱，祷雨白崖山陆使君祠，寻大雨，士逊立廷中，须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祷欧阳太守庙，庙去城过一舍，士逊彻盖，雨沾足始归。

改秘书丞、监折中仓，历御史台推直官。 译文：张士逊，字顺之。

祖父张裕，因曾主管阴城盐院，而定居阴城。张士逊生下来不会哭，百日后才开始啼哭。

淳化中，高举进士，后调任郧乡主簿，旋迁射洪令。继调任郪县令，因为为官清廉治理有利，老百姓不舍得他离开，拦着他的马不让他走，最终只好六人射洪县令。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附录〕顾颉刚古今伪书考跋曰：若其论辨，谓“列子云‘西方圣人'直指佛氏，属明帝後人所附益，”则诗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将何以解焉……此论辨舛驳之可议者也。

　又顾实有重考古今伪书考(上海大东书局一九二六年排印本)且谓“据张湛序文，则此书原出湛手，其即为湛托无疑”。

八、钱大昕“释氏轮回之说”条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八“释氏轮回之说”条

　列子天瑞篇：“林类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释氏轮回之说，盖出於此。列子书晋时始行，恐即晋人依托。

九、姚鼐跋列子

　姚鼐(一七三一──一八一五)跋列子惜抱轩文後集卷二

　庄子、列子皆非尽本书，有後人所附益。然附益庄子者，周秦人所为。若今世列子书，盖有汉魏後人所加。其文句固有异於古者。且三代驾车以驷马，自天子至卿大夫一也。六马为天子大驾，盖出於秦汉君之侈，周曷有是哉白虎通附会为说曰：“天子之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此谬言也。列子周穆王篇，王驾八骏，分於二车，皆两服两骖。此列子文之真也。至汤问篇言泰豆教造父御六辔不乱，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此非周人语也。且既二十四蹄矣，辔在手者安止六乎伪为古文尚书者取说苑“腐索御奔马”之文，而更曰“朽索御六马”，皆由班氏误之耳。古书惟荀子有“伯牙鼓琴，六马仰秣”语。此言在厩秣马有六，闻音舍秣仰听，与驾车时不相涉。自晋南渡，古书多亡缺，或辄以意附益。列子出於张湛，安知非湛有矫入者乎吾谓刘向所校列子八篇，非尽如今之八篇也。

　 十、钮树玉列子跋

　钮树玉(一七六0──一八二七)列子跋匪石先生文集卷下

　列子八篇，汉艺文志同。刘向为之序。余读而异焉。善乎太史公序庄而不序列也。盖列子之书见於庄子者十有七条，泛称黄帝五条，鬻子四条，邓析、关尹喜、亢仓、公孙龙或一二见，或三四见;而见於吕览者四条。其辞气不古，疑後人杂取他书而成其说。至周穆王篇、汤问篇所载，语意怪诞，则他书所无。或言西方圣人，或言海外神仙，以启後人求仙佞佛之端，此书其滥觞矣。孟子辟杨、墨，今墨书尚有，而杨朱之说仅见於此书，故博稽者不废览观。然太史公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其卓见不亦超绝哉

十一、吴德旋辨列子

　吴德旋(一七六七──一八四0)辨列子初月楼文续钞卷一

　列子书非列子所自作，殆後人剽剥老庄之旨而兼采杂家言傅合成之。中惟周穆王篇旨奥词奇，笔势迥出，固是能者为之，但未知果出列子否耳。柳子厚以刘向称列子郑穆公时人，谓与书词所称引事不合;而姚惜抱则云，今世所传列子书多有汉魏後人加之者。吾因是颇疑列子实郑穆公时人，向所见列子八篇中当有与郑穆公问答语耶抑出处时事有可考而知耶不然，向何至疏谬若此柳子又以庄周为放依其词。第即周穆王篇言之则可;至如汤问、杨朱、力命等篇，乃不逮庄生书远甚。而其词与庄生相出入者，又未知孰为後先矣。夫以柳子之识，而犹有此蔽，则信乎辨古书之真伪者难其人也。

　 十二、俞正燮癸巳存稿摘钞、

　俞正燮(一七七五──一八四0)癸巳存稿卷十“火浣布说”条

　(上略)见汤问篇集释引抱朴子论仙云：魏文帝“谓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论，尝据言此事其间。未期二物毕至，帝乃叹息，遽毁斯论。”今案文帝谓世称火鼠毛为布，垢则火浣如新者，妄也。火无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间为典论，刻之太学。明帝世有奉此布来贡者，乃刊去此碑。而列子汤问篇云：“周穆王征西戎，得锟鋙之剑，火浣之布。布浣则投之火，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为无此物，传之者妄也。萧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诬理哉!”列子晋人王浮、葛洪以後书也。以仲尼篇言圣者，汤问篇言火浣布知之。

十三、何治运书列子後

　何治运书列子後何氏学卷四

　余少读列子，见其言不能洪深，疑其伪而不敢质。後读十驾斋养新录，疑为魏晋人伪撰，而後知有识者果不异人意也。列子称“四海”、“四荒”、“四极”，则其书出尔雅後矣。又称“太初”、“太始”、“太素”，则其书出易纬後矣。又称“西极化人”、“西方有人焉，不知其果圣欤，果不圣欤”，则其书出佛法入中国後矣。又称火浣布事“皇子以为传之者妄。萧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诬理哉。”案：魏文博极群书，使得见此书，则典论中所云云者早已刊削，是其书又出典论後矣。又晋世清谭之流於老庄佛之外，未尝及此书一字，此亦杜预注春秋不见晚出尚书之比。且庄子颇诋孔子，此自道家门户不同儒家之故。而此书以黄帝孔子并称圣人，则又出於二汉圣学昌明之後，必非战国之书也。魏晋时多伪书，如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皆列子之类也。而三书之文作不得列子一脚指，则以清谈自是晋人胜场，难与争锋也。

释”这个稀缺姓氏的来源呢？谁可以姓“释”？为何要姓“释”？

佛陀在印度，如何称呼弟子

“释”姓，表示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它并不是从印度传到中国，而是由我国东晋时期的道安大师所确定的。那么，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佛陀又是怎么称呼他的弟子们的呢？

实际上，自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鹿野苑度化五比丘出家，再到圆寂前为最后一位弟子须跋陀罗剃度出家，其一生都没有给弟子们取一个法名。

大家耳熟能详的“佛陀十大弟子”——摩诃迦叶、阿难陀、舍利弗、须菩提、富楼那、大目犍连、摩诃迦旃延、阿那律、优婆离、罗睺罗，其实都是他们的俗名，而佛陀也是这么喊他们的。

当时印度的佛教圈还流行“沙门释子”这个说法，这是起因于印度社会三教九流的出家众都称自己为“沙门”，佛教为了区别于外道，就在沙门后面加了“释子”二字，但它和姓氏没有关系。

汉传佛教特色

以“释”为姓

佛教在印度时还没有姓氏一说，怎么到了中国就有了呢？

这是源于华夏子孙千百年来承袭祖先姓氏，并世代相传的传统，这对佛教姓氏的产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汉传佛教的姓氏文化，从发生、发展到定型，经历了俗姓、师姓、释姓三个阶段。

○ 俗姓

朱士行，颍川人，志业方直，

劝沮不能移其操。

少怀远悟，脱落尘俗，

出家以后，专务经典。

——《高僧传》

在《高僧传》的记载中，我国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出家人朱士行，以及最早的汉传佛教出家人严佛调，都是使用的俗家姓名。可见，最早在汉传佛教中法名的使用并不普及，佛教姓氏还没有出现。

○ 师姓

中国佛教史上，翻译《四十二章经》的竺法兰，翻译《般若三昧经》的竺佛朔等僧人，一度让佛学小白们十分困惑，为什么僧人姓“竺”？他们都是外国人吗？

这得回溯到佛教传入汉地之初，朝廷规定只有外来僧人可以修建寺院，所以汉人出家往往是以外来僧人为师。而根据当时的文化传统，出家弟子的法名须“依师为姓”。

汉末来华弘法的知名大月氏高僧支谶、支亮、支谦三师徒，最具代表性。“支”是大月氏的简称，支亮拜支谶为师，支谦又拜支亮为师，所以两位弟子都师承于“支”姓，在当时被称为“三支”。

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康”姓。康僧会、康僧铠等都是来自西域康居国的僧人。当他们来到汉地弘法后，汉地就有了“康”姓弟子，如康法朗、康法畅等。

在众多的师姓传承中，“竺”姓不得不提。“竺”姓僧人最早源于五天竺（即古印度），后来成为我国汉地僧人中较大的姓氏。前秦时代最杰出的僧人——道安大师，就因拜竺佛图澄为师，所以曾叫竺道安。

道安大师不仅承袭了师姓传统，还通过他的智慧与才华，为佛教姓氏的完善与规范做出了重要贡献。

○ 释姓

话说有一年，道安大师前往襄阳弘法，东晋境内的学士争先恐后前往拜见。当地名士习凿齿博学广闻，以辩才名满天下。他得知法师抵达檀溪寺后，便登门拜访。

一进门，他就来了个霸气的自我介绍：“四海习凿齿！”

道安大师不慌不忙，面带微笑地说：“弥天释道安！”

这两人的对话恰似对对子，“弥天”对“四海”，但“姓”为什么不是“竺”？根据典籍记载，道安大师当时的法名还叫竺道安，可见他的内心是经过了一番快速思考的。也许是想到了“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也可能是琢磨着“四姓出家，同称释氏”……

真相不得而知，但至此，汉传佛教第一次以“释”为姓，而道安大师便是第一个使用此姓的人。

道安大师在改称“释”姓后，他的弟子们也开始使用。在他到达长安弘法，其影响力已扩展到全国之后，汉地僧人以“释”为姓终于得到普及，同时还被同属汉传佛教系统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佛教界所认同。

释姓的普及，更在日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僧人，进而形成了一系列的“佛教宗谱”，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也都制定了自己的源流诀。

因此，“释”姓堪称佛教中国化过程中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说到这里，“释”姓之所以稀罕，就绝不单指使用人数少这个表象，而在于它背后的选择之难与功德之胜。同样，放弃俗名，自称法名，则表现的是出家僧人放下世俗五欲的态度和决心。

在家居士的法名

师父姓“释”，居士也能随师姓吗？当然不可！

皈依后，在家居士有法名，但不可以姓“释”，因为“释”姓指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同时，也不可加俗姓在前。

比如，在文殊院皈依的佛弟子为“妙”字辈，源于临济法脉的谱系规定；而“名”则是法师从《妙法莲华经》中随机抽取的，例如“妙华”。

妙华皈依后，在日常生活中依然使用俗家姓名，只有在参加佛事活动时，才称呼自己的法名“妙华”。而“妙华居士”则是僧人称呼在家弟子的用语，更不必添加俗姓为“李妙华”，也不可将法名称为法号。

最需要注意的是，各位在家佛弟子，别给家中、路上的动物皈依取法名了，什么妙喵、慧仔的，您不具备传授皈依的功德，更没有取法名的权利。所谓随缘授皈依，也只是方便说、方便行而已。

- 延伸问答 -

谁有资格取法名？

在小说《西游记》中，悟净、悟能这两个法名，是观世音菩萨取的；而悟空则是须菩提祖师所取，孙悟空就此成为须菩提祖师门下第十辈出家弟子。

小说《水浒传》中，鲁智深在五台山文殊院出家，取法名、剃度时十分严肃慎重。书中写，长老手拿空头度牒，说偈曰：“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智深。”长老把度牒交给书记僧，书记僧填好度牒后，付与鲁智深收受。

这些文艺作品中所撰写的取法名方式，虽然都是编的，但也是依据现实中的规矩而来：法名得由出家僧人取授，第一种是皈依时，由尊证师所取；第二种是佛弟子剃度出家时，由剃度师所取；第三种是佛弟子受戒时，由授戒师所取。

法名＝法号吗？

法名，是出家僧人或在家居士使用的名字。剃度后，僧人就会放弃原来的俗家姓名，而改用法名，随“释”姓。根据汉族文化以及汉传佛教传统，在法名之外，还会由剃度师取第二个名字，称为法号。

法号是汉传佛教独有的特色。僧人的法名一般只有师父、长辈可以称呼。因尊敬的原因，外人一般不称呼法师法名，而称呼其法号。

法名重复了，怎么办？

法名为什么会重复？重复了该怎么办？

前文我们说到了禅宗的五家七宗，包括天台宗、华严宗、南山律宗等，都有自己的“源流诀”，这就相当于“家谱”。同辈僧人法名的第一个字，是相同的。因此，只要一看法名，就基本知道是哪一宗的哪一辈，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重名。

不得已，后辈们只好在法名前加上个性化的标识，以降低查重率。比如：

山名＋法名的南岳怀让、青原行思、百丈怀海等；

地名＋法名的菏泽神会、永嘉玄觉等；

寺名＋法名的临济义玄、国清师静、云栖袾宏等；

尊称＋法名的马祖道一。

在家佛弟子出现法名重复时，也可以这么干吗？其实是不可以的。在家佛弟子的法名并没有取代俗名，只是一种学修身份的象征；即使出现重名，也不妨碍日常称呼。

所谓法名，就是以佛法为精神的核心，以消除烦恼、清净身心为目的，使心获得重生的重要象征。我们又何必以世俗眼光，将它复杂化、烦恼化呢？

文章来源 | 成都文殊院

来源 | 十愿百科

摄影 | 妙传、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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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文“释”的解释

古文“释”一般作动词，解释有：消除、解脱、解释、释放；赦免、舍弃；抛弃、放下；放开、消失、溶化；消融、泡在水里或其他液体里 、发，射出、解除；免除、淘米。

古文“释”作为名词时的解释有：释迦牟尼的简称，以及姓氏用字。 古文“释”具体在古文中的应用如下： 1、脱掉、解下 释，解也。

从采，取其分别物也。睾声。

——《说文》 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谷梁传·昭公二十九年》 主人释服。

——《仪礼》 2、解释[explain] [夫差]乃使行人 奚斯释言于 齐。——《国语·吴语》 3、释放、赦免 [release;pardon] 怀王竟听 郑袖，复释去 张仪。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豪民气尽，以额叩头，谢不敢。乃释之。

——明· 高启《书博鸡者事》 4、舍弃、抛弃 [give up;abandon] 故释先王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吕氏春秋·察今》 乃请释子服何于吴。

——《左传·哀公八年》 君其释申生也。——《国语·晋语》。

注：“释，舍也。” 5、放下、放开 [put down] 有卖油翁释担而立。

——宋· 欧阳修《归田录》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庄子·养生主》 6、消失 [disappear] 虽欲爱君，惑不释也。

——《国语·晋语》 7、溶化、消融 [melt] 涣兮其若冰之将释。——《老子》 欲濡肉，则释而煎之以醢。

——《礼记·内则》 8、发、射出 [shoot] 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书·太甲上》 9、解除、免除 [remove;avoid;get rid of] 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清· 黄宗羲《原君》 10、淘米 [wash rice] 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诗·大雅·生民》 11、释迦牟尼的简称 中国佛教用作释迦牟尼的简称 [Sakyamuni]。

是佛陀的姓氏；自东晋以后，佛教出家人自称释子，对外人而言称释氏。如：释厄（唐僧遭受的魔难）；释老（指释伽牟尼与老子。

即佛家与道家。也叫“释道”）

扩展资料：

“释”字组词及其意思： 1、如释重负：释为放下，重负为重担。

像放下重担那样轻松。形容责任已尽，身心轻快。

出自：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谷梁传·昭公二十九年》 2、心凝形释：精神凝聚，形体散释。

指思想极为专注，简直忘记了自己身体的存在。 出自：《列子·黄帝》：“心凝形释，骨肉都融。”

3、涣然冰释：比喻疑虑、误会、嫌隙等一下子完全消除。 出自：《老子第十五章》：涣兮若冰之将释。

-释（汉字） 汉典-“释”字的详细解释。

2 文言文对释

最准确的翻译如下：那跟随楚王的很多人，岂止一千人，（他们）一个个都脱掉外衣露出（里面贴身穿的）铠甲，手里拿着暗器（武器），像马蜂、蚂蚁一样杂乱地聚集在一起，飞奔上了盟坛。

注释1、人众：名词，人员；众多的人。泛指许多人。

如《资治通鉴赤壁之战》：“孤当续发人众。”2、何止：不止；岂止。

哪里止。以反问的语气表示不止。

3、蜂攒蚁聚：同“蜂屯蚁聚”“蜂拥蚁屯”“蚁拥蜂攒”“蜂攒蚁集”。形容人群蜂蚁般杂乱地聚集在一起。

又如清代佚名《说唐》第十三回：“一到大街，蜂攒蚁聚，身不由己。琬儿母女，各各惊慌。”

清代昭梿《啸亭杂录·缅甸归诚本末》：“帆樯衔接，倏然蜂拥蚁屯者数千人。”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十八卷 ：“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

唐代韩愈《送郑尚书序》：“蜂屯蚁杂，不可爬梳。”清代曾朴《孽海花》第三回：“这里雯青直到日落西山，才把那些蜂屯蚁聚的亲朋支使出了门，坐了一肩小轿，向三茅阁巷褚爱林家而来。”

攒聚：紧密聚集；聚拢；聚集；丛聚。攒（cuán），聚。

簇拥；围聚；聚集。如《广东军务记》：“乡民蚁拥蜂攒，布满山麓。”

3 古文“释”的解释

释

（释）

shì

解说，说明：解释。注释。释文。释义。

消除，消散：释疑。释怨。涣然冰释（像冰融化了一样，嫌隙和疑虑都完全消除）。

放开，放下：释放。保释。手不释卷。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简称，后泛指佛教：释氏。释教。释子（和尚）。释藏（z刵g ）（佛教经典的总汇，分经、律、论三藏，包括汉译佛经和中国的一些佛教著述）。释典。

4 文言文解的释

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上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征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上甚愧之。

翻译：

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了少府少监窦德素，便问窦德素："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