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特点是人口繁殖比较快。不是说中国人的繁殖能力特别强，而是中国人有一种观念，就是“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有个风俗，就是要写家谱。所以中国人特别是要生儿子，如果没有儿子，中国人的姓氏家谱就写不下去了。为了保证有儿子可以写家谱，中国人也要生个不停。当然要多生孩子的原因还有许多，比如养老，经济互助，家族势力比较大也会增加抵御灾难的力量等。

可是繁殖人口也一定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要天下太平。要是天下不太平，人口就没法发展起来，反而会因为战争杀戮而减少。黄巾起义后诗人写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就是动乱导致人口锐减的写照。如果我们因某个原因实现了天下太平。那么人口就会非常快的繁殖起来，然后因为人口的快速发展而耕地却不会增加。那么人均的耕地面积就会减少。正象马尔萨斯所描绘的那样，在同样的土地上增加劳动并不会成比例的增加粮食。那么人均的粮食就会减少。这样一来，一旦有点天灾，那么就会缺粮，然后缺粮的人民就会造反。使得太平天下变成动乱。动乱一起，战争和杀戮又会使人口剧烈减少。等人口减少了，粮食压力就变小了，这样一来，某个时候天下又会太平起来。可太平后的中国人口又开始快速增长。然后增长的人口又孕育着下一次的动乱。这就造成了天下从乱到治和从治到乱的循环历史。这是王朝循环的第一个原因。

其实每个新王朝从开始的时候都并不是腐败的。而是效率很高的新政府。因为从动乱中走出来并且能击败其他竞争者的组织必定有其效率方面的优势，这是残酷的竞争淘汰使然。低效率的组织一定不能成为竞争中的胜利者。那么这个高效率的新政府在执政和平时期以后会有什么变化呢，就是逐渐的腐败变多了，效率也变低了。那为什么和平时期政府就变腐败了，动乱时期就不会呢？因为动乱时期组织一定要保持效率和竞争力，任何腐败现象都必须及时铲除，否则恐怕组织就会面临竞争失败的局面。那么和平时期为什么会导致腐败呢？和平时期竞争者失了，政治局面从多家竞争变成组织的独家经营。问题是失去竞争也失去了保持效率的必要性，组织对腐败的容忍度也就逐渐增大。比如1950年代，天津市委书记腐败，贪污了一万元，（大约相当今天的十几万元）毛主席就特批将其枪毙。可50年一过。到了21世纪初期的今天。某贪官贪污腐败两千万，是五十年前贪污大案的100多倍。可法院判刑只不过是死缓。因为还有几亿，几十亿的更大的贪腐案件。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中，贪污一万就是大案，必须毛主席亲自来处理的话，五十年后的今天几千万的贪腐已经比比皆是，见惯不怪了。腐败会极大地腐蚀干部队伍。然后各级腐败干部就会压迫和盘剥人民，这种压迫和盘剥达到一定程度人民就就会承受不了，（官逼民反）于是造反就会把和平变成动乱。腐败不仅会把人民逼反，而且会降低了政权控制动乱的能力。这往往会导致旧王朝在动乱中垮了台。（民能载舟，亦能复舟）于是开始新一轮的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中又会有一个效率比较高的，腐败比较少的军阀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王朝的统治者，和平以后，新王朝又开始新一轮的腐败过程。从而开始孕育了新一次的动乱。这是王朝循环的第二个原因。

在动乱中，军阀中会有比较有效率的军阀竞争成功，这时军阀组织中冗员会比较少。因而人民的负担也会比较轻。可是这种状况是不会一直下去的，问题的英国人发现的帕金森定律在中国一样有效。就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组织会不断的自我扩张。并且是无法改变。现代中国人说精简机构工作的结果是：机构越精简越多。机构象一个砍不完的多头怪物，你砍了它一个头，它又长出十个头。比如49年中国初解放时期，财政负担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比例是1:400。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是1：26。仅从人数上看人民群众的干部负担就增加了十五倍，这里面还没有谈到今天干部的待遇的极大幅度的增加。为什么政府单位会如此扩张呢？因为在中国，政府官员的待遇是远远高于一般人民群众的。所以参加到政府里去就成了最好的改善自身利益的途径。在这样人人都想加入政府的洪流中，（现代公务员考试的录取比率是1:1000）每个干部也都想把自己的子女，亲属，朋友都拉进来。如果各级官员都想这么做，那么政府的膨胀和扩张就是必然的，任何精简活动都会遭到极大的阻力，并且只能有一时的效果。（朱镕基搞机构精简的时候，说不怕丢官，不怕丢命）。问题是不断扩张的官员人数和不断提高官员待遇的过程中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的政府负担。到事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民就不堪重负。于是造反和动乱就开始了。动乱以后，竞争中有新的高效率的组织扫平其他低效率的组织重新上台。开始时新组织效率较高，人数较少，人民负担较轻，经济就有一定发展，新王朝的新和平时期也有一个国泰民安的新时期。可是以后政府官员又开始膨胀，人民负担又开始增加，到了某个临界点，动乱又会开始。这是王朝循环的第三个原因。

每个新王朝新建立的时期，贫富差距还不是特别的大，财富和土地的兼并也不是特别的严重，社会公平还有个起码的标准，这时候社会基本上就还是稳定的。可是在和平持续的过程中，在官员腐败越演越烈的过程中，权势和富人不断的兼并土地和财富。朱门酒肉臭的，路有冻死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公平的感觉越来越深，穷苦人民的怒火越烧越旺。问题加重到了某个临界点，动乱也会发生。旧王朝也可能会灭亡，以后的军阀混战和竞争又会大浪掏沙地筛选出一个比较好的新政府。问题是新王朝在全国一统的和平时期又会开始新一轮的财富和土地的兼并过程从而孕育着人民新的怒火。孕育新一轮的王朝更替。这是王朝循环的第四个原因。

选自《梁启超文集》：中国之旧史

（1902年2月8日）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

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

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

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

今请举中国史学之派别，表示之而略论之：

都为十种、二十二类。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

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

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

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

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

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

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群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

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

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

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至今不

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

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

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

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

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

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

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

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

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

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邓各体莫不皆

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

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

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

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

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

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竞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

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借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

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

于是乎吾辈乃穷。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夫陆沈我国民之罪，史家

实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合眼、耳、鼻、

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

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

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

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

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

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

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

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

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

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

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

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秦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

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

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就

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

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吾辈今日读

之实嫌其冗。）其他更何论焉！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

云，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

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鉴》、《续通鉴》也，《大清会典》、《大

清通礼》也，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不读其一，则挂漏正多，

然尽此数书而读之，日读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况仅读此数书，而决不能足用，

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

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人寿几何，何以

堪此！故吾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而史学其一端也。

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

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

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而后世

之效颦者，则胡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

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

马何敢望杜耶！三曰郑渔仲。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

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

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四曰司马温公。《通鉴》亦

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

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五曰袁枢。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

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事本末》

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

著此以代抄录云尔。虽为创作，实则无意识之创作，故其书不过为《通鉴》之一附庸，

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六曰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

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

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学案》，复为《宋元学案》，未成而卒。使假以

十年，或且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若夫

此六君子以外（袁枢实不能在此列。）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记》以

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

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

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

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

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

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

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

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

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