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不同,中国人的养老主要是依靠儿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算是一种投资而且中国人在感情上都比较敏感所以考虑得比较多,最终体现在行为上

而美国人有健全的养老体系,他们养小孩子纯粹是出于爱心,没有太多负累,对感情也不像中国人这样较真,反而能处得比较不错

再第三,无论古今,中国人过继子女大多是因为自己没有生育能力这也形成一定的心理负担而美国人领养条件比较严格,通常是有一定学历一定收入的人,在看待事物上显然要更豁达一些

但实际上亲生的也有混蛋,领养的也有待如亲子,看人啦,我都见过的,有的养亲还比亲生的感情好咧如果将来我有条件,除了亲生之外就会再领养一个的没条件的话也没办法了,已经没有父母了,不好再亏待人家吧

辽宁清原满族有几个家族取金姓，其中有 爱新觉罗氏 的金姓，也有 瓜尔佳氏 金姓。

清原 爱新觉罗氏 的金姓并非同一家族，而是由 爱新觉罗氏 本家为首兼有几个当年的皇家包依开户人后代组成的， 后来包依开户成为在档旗人于是奴随主姓也取金姓，但泛字与 爱新觉罗氏 本家不同。

爱新觉罗氏 本家在清原支，范字：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现在最小到祺字辈。

其他包依开户人后代用什么字辈排法就不清楚了。

属这样的最多，但你家不大可能与此有关。

纽钴录氏的金姓我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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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你家有可能是 瓜尔佳氏 的金姓。

瓜尔佳氏 的金姓在清原、岫岩、庄河均有分布，也是个大家族，该家祖上是 苏完瓜尔佳氏的一个分支。这一分支始祖名“索尔达”祖籍出苏完部，他与清初名臣“费英东”的父亲“索尔果”是兄弟关系，与“费英东”自然是叔侄关系。

到了清朝顺治年间不知什么原因“索尔达”的后人将一子“额尔举”过继给当时名臣“鳌拜”的第三子“多吉里”为养子，可能是因为“多吉里”无后。（鳌拜也是苏完瓜尔佳氏的家族成员，鳌拜的父亲‘温奇’是‘费英东’的同父异母弟。）

康熙八年“鳌拜”因结谠罔上 被康熙帝被革职监禁，鳌拜的家族也受此案牵连，“额尔举”被迫退归本支与鳌拜家解除了过继关系。

到康熙26年 ，“额尔举”出任奉天府领催，被派到辽宁岫岩供职，于是旗籍也从京师镶黄旗调入盛京镶白旗。

到第11世时，“额尔举”的后代“金辉”又被派往庄河仙人洞二十里处拨旗地屯垦，于是该家族始迁庄河，因“金辉”的名字里有金字于是该地取名金家屯。后世又以此取汉姓姓金。后来该家族子孙散居各地 清原、岫岩、广州、黑龙江均有。

今天金家屯属庄河市蓉花山镇辖区，屯中还有200多户人家姓金，都是 瓜尔佳氏 金姓的后代，而且老人们大多知道祖上与鳌拜有亲源。

今天庄河市蓉花山镇金家屯《瓜尔佳氏金姓谱书》中所记的字辈行排序为：

润 中 洪 玉

福 延 兆 庆

立 志 修 学

振 启 文 明

秉 诚 守 正

继 世 显 恒

绍 祖 惟 德

长 保 繁 荣

与你说的 玉 元 振 福 四个字能对上三个字，这是最接近的。

三国里，夏侯惇和夏侯渊并不是什么兄弟，但是确实是有血缘关系的，他们都是夏侯这个姓氏里面的人，在三国时期叫同族人，所以他们的关系应该算是族兄弟，夏侯渊要比夏侯淳小，所以夏侯渊应该算是夏侯淳的族弟。族弟指的就是同族同辈中年少者。

其实曹操和夏侯淳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曹操是夏侯淳的堂哥，用现在的关系来说夏侯淳的父亲和曹操的父亲是兄弟，他们都是在一个地方长大的，也就是沛国谯人。

扩展资料

夏侯惇早年经历：

夏侯惇是西汉太仆夏侯婴之后，夏侯渊族兄。勇猛善战，十四岁时有人羞辱其师，他便将那人杀死。曹操举兵讨伐黄巾军时，夏侯惇随曹操征讨，担任裨将。

初平元年（190年），讨董卓联军组成后，曹操行使奋武将军，更以夏侯惇为司马，跟随曹操到扬州募兵。曹操建立势力后，派夏侯惇屯白马，不久又升折冲校尉，领东郡太守。

和蒋经国一起共事的人都可以这样称呼。

蒋经国，字建丰，国民党预备干部局、中正学社都称他“建丰”同志，不能直呼其名，不能说经国同志。蒋经国自己也有要求，说：我们都是同志，不要称呼这个职位那个职位的。

革命事起，无论国共，都流行称呼同志，以示平等。同志是一种革命化的称呼，如果是同龄的下级，在和蒋经国汇报工作时可以直接称其为“建丰同志”。

扩展资料

中国人礼大于法，礼是制度，也是程序。民国以前，讲究人都有姓、名、字、号，这些是供不同的人称呼自己使用的，有各自的用处。

名一般用于自称或署名，不能他称，即使知道别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能直呼其名，一般来说直呼其名是非常不客气的。

皇帝对臣下直呼其名。由于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帝无需对任何人客气，因此对臣下永远连名带姓一起称呼。但也只有皇帝有此特权，即便太监代表皇帝传旨，仪式上称大臣姓名，传召完毕也不直接称名。

直系长辈对晚辈，也可以直呼其名，但是一般不带姓。蒋介石的家书里就称蒋经国为“经国吾儿”。但蒋介石对部下永远称字，生气了也只是连姓带字一起叫，比如李德邻（宗仁）。

字多是长辈用来称晚辈，上级称下级，以及平辈之间互称时所用。直系近亲长辈是可以直呼晚辈名字的，但是其他长辈为了表示对晚辈的尊重一般是要称字的。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老师、上级一定要称学生、下级的字，而不能称名，否则被认为失仪。

中国新闻网--《北平无战事》方孟敖原型是笕桥机场军官

世界上很多古文化早已随着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消失，而中国的姓氏文化却延续发展了四五千年。姓氏一直是中国传统宗族观念的主要外在表现。它以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中华文化的同化和民族团结中发挥了独特的民族凝聚力作用。中国家谱以其悠久的姓氏文化历史和独特的传统，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发展，在生命科学领域也得到重视和应用，形成了具有中国资源特色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叶开牛——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大多数情况下，姓氏是代代相传的，姓氏的人口数据容易收集，历史跨度也很长，非常适合大量数据的统计性质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姓氏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来讨论人的遗传结构，不同群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人的迁徙。对中国人姓氏分布规律和同姓人分布规律的研究，可能成为探索中国人起源和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新的重要途径和科学依据。中国人一般习惯继承父姓，以父系方式传给下一代。女人一生只保留父姓，不传给下一代。所以，绝大多数的姓氏都属于一种以父系方式传承下来的性别中性的“基因”，相当于性染色体遗传下来的一种特殊基因。可以假设X精子和Y精子都携带“姓氏基因”，可见其姓氏在每一代中的作用。只有Y精子有持续传递姓氏的能力，而X精子在第一代只显示姓氏。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改姓现象在中国人中间一直很普遍，包括过继婚、随母姓、投靠改姓、少数民族使用汉族姓氏等。人与人之间的改姓是一个突发的随机事件，往往发生在迁徙的过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改姓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较低。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改姓，都还是以父系的方式从第二代传下来的。这种改姓现象可以看作是姓氏的变异，变异后的姓氏仍然具有正常的父系传递功能。中国姓氏的悠久历史及其相对隐性的传承，以及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改姓现象，不仅增加了中国姓氏的多样性，也为追溯所有姓氏的祖先和年代提供了线索和机会。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一直有同姓的习俗。另外，结婚半径小，结婚区域相对固定。同姓的人可以看作是共同祖先的父系遗传物质，某种程度上是孤立的群体，在进入世代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同名群体与现代人类进化直接相关。它将为研究中华民族的起源和演变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模式和线索。宋、明、当代的姓氏分布反映了三个重要现象：第一，历史上中国人的姓氏传承是连续的、隐性的。揭示了在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姓氏所代表的血缘文化的痕迹与生命遗传物质，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的进化基本一致。其次，中国的人们一直有同姓、共用家谱的习俗，而且婚姻半径很小，婚姻区域相对固定，从而形成了同姓人的分布。实际上，中国人的姓氏分布主要体现了同姓人的分布规律。中国有两种人的姓或同姓的人：大姓和小姓，或普通姓和不普通姓。占姓氏总数不到5%的百家姓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

第三，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反映了中国人遗传基因的流向。同时从群体遗传学的角度再次证实了中国曾经存在过两个群体的汉族，即北方和南方，他们在遗传学上是互不相同的。1000年的地理边界应该在武夷山和南岭。因此，对中国姓氏分布和同姓人的研究，可能成为探索中国人起源，特别是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个新的重要途径。

祖籍辽宁辽阳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1724～1764），名霑，号雪芹、芹圃、芹溪、梦阮。

他的祖上明末前居住在今辽宁铁岭西南郊腰堡大汛河村一带。在努尔哈赤的后金兵掠地时，曹雪芹的远祖曹锡远被后金的军队俘虏，给多尔衮当家奴，属正白旗包衣（“包衣”即满语“家奴”一词译音“包衣阿哈”的简称）。清朝建立以后，设立“内务府”，负责为皇帝管理财产、饮食、器用等各种生活琐事和宫廷杂物，曹家成为“内务府”的成员。曹锡远的儿子曹振彦因建立军功，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从曹振彦的儿子曹玺和曹玺的长子曹寅，曹寅的长子曹颙和侄儿曹，三代四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一职。织造的职务，主要为皇帝管理制造和采办宫廷用品，但除此之外，还同时担任替皇帝搜集情报的工作，曹寅就经常向康熙密奏南方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治安、民情等等。曹家几代人担任这一职务，表明他们跟皇帝有一种特殊亲密的关系。曹玺的妻子孙氏做过康熙的保姆，康熙南巡时还在江宁织造府内接见过孙氏，称她为“吾家老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小时候曾做过康熙的伴读，以后又担任御前侍卫。曹寅在给康熙的奏折中自称“臣系包衣下贱”，说明曹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对于皇帝来说是奴才，但对一般人来说，则是一个极为显赫的大官僚，是属于最高统治层中的成员。雍正继位后，曹家遭受冷落，曹时受斥责。雍正五年(1727)末、六年(1728)初,曹因织造差员勒索驿站及亏空公款等罪，被下旨抄家，曹被“枷号”，曹寅遗孀与小辈等家口迁回北京，靠发还的崇文门外少量房屋度日。曹家从此败落。经历这样家族变迁的曹雪芹，因此而获得对贵族之家种种黑暗与罪恶的深切体验，这便成为他创作《红楼梦》重要的生活基础。

曹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藏书极富，是当时一位有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会作诗词，又兼作戏曲，有《楝亭诗抄》、《楝亭词抄》、《楝亭文抄》等著作。他曾奉旨主持刊刻了《全唐诗》和《佩文韵府》。他跟当时一些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如施闰章、陈维崧、尤侗、朱彝尊、洪升等都有过交往。家庭中这样的文化传统，必定使曹雪芹从小受到很好的文化教养和艺术熏陶。他在《红楼梦》中表现出来的非凡艺术天才，是所来有自的。

胡适通过他的代表作《红楼梦考证》，对曹雪芹家世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所编订的曹氏家族世系，也只是从曹雪芹的远祖曹振彦而下，已经考出的人物关系，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可探讨和分析的地方逐渐增多。

1992年7月，在北京东郊通县张家湾出土了一块曹雪芹墓石。据发现此墓石的当地村民李景柱讲，这块墓石是1968年被发现的，当时“文革”还在高潮期间，乡里为了平掉张家湾镇周围的荒坟，改为庄稼地，才决定把张家湾村西北的窦家坟、马家坟、曹家坟平掉。这三座大坟是相连的，面积很大，曹家坟高出地面有1米多。就是在平曹家坟的过程中发现了这块墓碑，墓碑埋在地下1米多深处。墓石正面刻“曹公讳霑墓”五字，左下端刻“壬午”两字。“午”字已残。在墓碑下面约离地面1�5米左右的深处，挖出来一具尸骨，没有棺材，是裸葬的，尸体骨架很完整，据说是一具男尸。

当时急于要平坟地，特别正是在“文革”中“破四旧”，李景柱自称没有敢多想。他读过《红楼梦》，知道曹霑就是曹雪芹，并告诉了在场的人。当时有一位一起平地的人听说曹霑就是曹雪芹，认为墓里很可能有东西，就下去墓坑里拨弄尸骨，结果一无所获。到晚上，李景柱就与他的堂弟李景泉一起把这块墓碑拉回了家里，埋在院子里。直到1992年镇里规划要发展旅游，建立“张家湾人民公园”，想把周围的古碑集中起来建碑林，因而想起了这块碑，才又把它拿了出来。由于当地没有人研究《红楼梦》，就辗转请来了红学会的会长冯其庸先生，请他来做鉴定。冯先生通过仔细观察勘定，认为这块墓石应该是属于那位文坛巨匠曹雪芹的。

墓碑约1米左右高，40多厘米宽，51厘米左右厚，墓碑质地是青石，做工很粗糙，像是一块普通的台阶石，只有粗加工，没有像一般墓石那样打磨，碑面上粗加工时用凿子凿出来的一道道斜线都还原样未动，证明是根本未打磨过，碑面上凿刻有“曹公讳霑墓”五个字，也不像一般碑文的写刻，就像是用凿子直接凿的，因为字体是笔画一样粗细、方方正正的字体，有点类似八分书，但毫无笔意，所以说可能是未经书写，直接凿刻的。总之给人以十分草率的印象。因为刻得很浅，字迹与石色一样，几乎已看不清楚，仔细看看，才可以辨认出来。

由此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祖籍问题，更加引发了学术界一直在进行的争论与研究。其中周汝昌、冯其庸两先生用力最勤，多年来汇集了不少有关资料进行考订。

周先生的观点，是曹雪芹上祖的籍贯是河北丰润，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虽然此说中有着一定猜测成分，与之商榷的文章也出了很多，

如南京师院中文系编的《曹雪芹年表》中说：“雪芹远祖曹世选（又作‘锡远’）祖籍河北省丰润县咸宁里，后迁居东北。”西北大学中文系的《论曹雪芹》一书也说：“曹家原籍河北丰润县，后迁居到东北铁岭卫（今辽宁铁岭县）至辽阳这一带地方。”可见这个说法确是代表了当前关于曹雪芹祖籍的较为普遍的看法。

但冯其庸先生的主张，证明当河北丰润曹家的一支迁到辽东，却已是康熙九年的事，认为曹雪芹的上祖则应该就是原籍辽阳、后迁沈阳的《五庆堂曹氏宗谱》的始祖。他的籍贯确是辽阳、沈阳，而不是河北丰润。

曹雪芹的父亲到底是谁？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根据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曹雪芹的父亲，是由曹宣的第四子过继给曹寅为嗣子的曹。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曹雪芹是曹寅之子曹颙的遗腹子。曹颙是曹寅惟一长到成年的爱子，他也深受康熙帝的喜爱与器重，死时只有27岁。关于曹颙的这个遗腹子，在曹入继曹寅一支之后的一封奏折中，有专门的提及：

“……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尔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有人认为曹雪芹很有可能就是曹颙的这个遗腹子。但新的资料的发现又引出了曹天佑这个人，从年龄与身份地位来看，似乎他才是曹颙那个遗腹子。那么曹雪芹到底是哪支所出，就又成了疑惑与探讨争议的话题，直至如今。

总之曹雪芹是一位文化巨匠，它博学多才，对诗词、曲赋、绘画、书法等无不喜好和擅长。在《红楼梦》中，被他隐去的时代，其实应该就是他祖辈、父辈和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大清帝国的鼎盛时期。

另外，同在江南主持织造与轮流担任两淮巡盐使的，还有一个苏州织造——李煦。李煦是曹寅的妻兄，是内亲，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曹寅在扬州病故后，其后事都由李煦照料，包括曹寅名下所有的亏空，都由李煦奏请补赔。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曹颙在京病故，其后事及家庭事务，也是李煦一手照料的。李煦在给康熙的奏折里说：

“奴才与曹寅父子谊属至亲，而又同事多年，敢不仰体圣主安怀之心，使其老幼区画得所。奴才谨拟曹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颙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事毕即奏请赴江宁任所。”

所以要了解曹雪芹家族，是离不开李煦的。

李煦的父亲李士桢，是山东都昌人，本姓姜。据杜臻撰《广东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桢墓志铭》说：

“公本姓姜，世居东莱之都昌。……壬午，从龙辽左，继正白旗佐领西泉李公，即以李为氏。”

又有《昌邑县志》记载：

“崇祯十五年壬午十二月，大清兵围昌邑，十六日城破。”

李士桢就是在这次城破被俘，归李西泉的。其身世略如曹雪芹的远祖曹锡远和曹振彦，所不同者，曹氏是明朝驻防辽东的军官，李氏是昌邑的百姓。两年后，甲申，明亡，李士桢就真正从龙入关了。

李煦生于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长曹寅三岁。康熙十七年（1678）他出任韶州府知府，时年24岁。后来又调浙江宁波府知府，以后又任畅春园总管。康熙三十二年（1693）改任苏州织造，后来又任两淮巡盐御史，与曹寅轮番更替。

李煦与康熙也是有特殊关系的。一、李煦的生母文氏，也是康熙的保姆，这一点与曹寅的身份一样，而且曹寅不是生母而是嫡母孙氏作康熙的保姆，这一点来说，李煦与康熙的关系比曹寅与康熙的关系还要近上一层。康熙对曹家的孙氏很亲切，曾称孙氏“此吾家老人也”；而他对李家的文氏也是同样的亲切，李煦在《谢召见李鼎折》里说：

“蒙温旨下询及奴才，兼及奴才之母，天颜开霁，宛若家人父子。”

在《李鼎蒙允追随哨鹿谢恩折》里说：

“奴才九十三岁之老母，复蒙万岁垂慈询及，一家老幼叠受圣主天恩。”

在《生母病逝遵遗命代具谢恩折》里说：

“窃奴才生母文氏，于十一月初五日忽患内外感之症，虽病势甚重，心神甚清，吩咐奴才云：‘我蒙万岁隆恩，赏给诰封。就是历年以来，汝面圣时节，必蒙问及；即今秋孙儿热河见驾，又蒙万岁温言垂问。我是至微至贱的人，竟受万岁天高地厚恩典。’”

以上可见李煦与康熙之间的特殊亲密关系。

由于有着康熙帝对曹、李两家的背后支持，以及曹、李两家的彼此呼应，此时的曹家与李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二月初六，时任两江总督的噶礼参奏曹寅，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礼要求公开弹劾，康熙当然不会批准。但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须设法补上亏空。

曹寅面对茫茫债海，已经无法弥补，也没有能力挽回局面。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一病不起，死在扬州。李煦奏折上说：弥留之际，核算出亏空库银23万两，而且曹寅已经没有资产可以补上。

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家产免遭搬迁的损毁，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亲自主持将曹寅的四侄曹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同时康熙又让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代管两淮盐差一年，用所得的银子补齐曹寅生前的亏空。

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查出曹寅生前亏空织造库银三十七万三千两。

康熙只好再次做安排，让两淮盐政李陈常和李煦代为补还。到了康熙五十六年，才总算把这笔账补上。

康熙照顾曹家，是看在曹玺和曹寅的情分，到了曹这一辈，就疏远、淡漠了许多。康熙曾经明确地对曹说：“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康熙六十一年，因李煦、曹拖欠卖人参的银两，内务府奏请康熙，严令李煦、曹将拖欠的银两必须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则就严加惩处，康熙当即就批准了。显然，这与康熙以前对曹寅的态度，已是截然不同了。

雍正上台以后，接连颁布谕旨，开始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他一再表示，我不能再像父皇那样宽容了，凡亏空钱粮的官员，一经揭发，立刻革职。

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与曹家既是亲戚又患难与共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亏空获罪，被革职抄家。

但一开始雍正并没有把曹家与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许他将亏空分三年还完。曹自身的亏空尚未补完，又增加了曹寅遗留的亏空，只好多方求人托人。雍正为防止有人吓唬敲诈曹，特地在曹的请安折上写了严词批语：乱跑门路，交结他人，只能拖累自己，瞎费心思力气买祸受；主意要拿定，安分守己，不要乱来，否则坏朕名声，就要重重处分，怡亲王也救不了你！

雍正皇帝的这个朱批特谕表明，虽然他对曹“乱跑门路”是十分不满的，但是雍正对曹的好意体恤、亲密关怀还是读得出来的。

雍正四年（1726），曹负责操办的缎匹衣料质量“粗糙轻薄”，受到赔偿并罚掉一年俸禄的处分。不久，雍正穿的石青缎褂褪色，经查又是江宁织造的产品，结果又罚掉曹一年的俸禄。曹一次又一次地失职，导致了雍正对他越来越不满和失望。

雍正并没有就此将曹问罪，决定将他召回北京当面考察和训诫。雍正五年五月传旨，命苏州织造高斌不必回京，他所督运的缎匹由曹送来。不料曹在督运织造缎匹的途中，又在山东长清县等处勒索费用，骚扰驿站，终于招致雍正“龙颜大怒”。十二月初四，雍正下令将曹等交由内务府和吏部严审。

在曹被撤职受审的时候，雍正又得知曹转移财物，企图隐蔽，于是新罪旧账一齐算，雍正五年《内务府满文上传档》记载：十二月二十四日传旨查封曹家产。他命令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家中财物封存看守，并将重要家人立即捉拿。

范时绎接到谕旨，立即将曹的管家数人拿下，关押审讯，所有房产财物一并查清，造册封存。第二年二月，新上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将曹江南家产人口查明接收，曹在京城的家产人口，也由内务府全部查封。六月，骚扰山东驿站案审结，判曹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由内务府负责催讨，并将曹戴上木枷示众。

雍正六年初夏，曹雪芹随同祖母、母亲等全家老少，由南京回到北京，住在崇文门外曹家旧宅，开始了穷困潦倒的悲凉生活。这一年，曹雪芹刚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