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姓川氏家谱川姓起源川姓名人川姓的来源川姓简介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09浏览：1收藏

川姓川氏家谱川姓起源川姓名人川姓的来源川姓简介,第1张

川[川、巛，读音作chuān(ㄔㄨㄢ)]

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山区河流称谓，属于以地貌特征为氏。

巛，即川的古体字，指山谷间的大型河流，区别在于川相对比较直，而巛则比较蜿蜒，且落差皆比较大，水势磅礴。

古人崇尚自然，取自然地貌特征为姓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即有叫“巛”的人物纪年记录，当为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后以简笔“川”为氏，读音作chuān(ㄔㄨㄢ)。

第二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古代蚩尤部三苗后裔三巛氏，属于复姓省文简化为氏。

清朝姓氏学家张澍在《姓氏五书》中判断：“古有三巛姓，川姓宜为三巛氏所改。”

古代传说，上古时代，姜姓蚩尤部曾与炎帝争夺领导权，竟将炎帝赶下宝座，后复与黄帝大战，遂败，为黄帝擒杀。余部化为三苗，远播西北、西南地区，有一支迁居于三巛(今云南丽江)，取地为姓氏，称三巛氏，后省文简化为汉字单姓巛氏，简笔为川氏，读音作chuān(ㄔㄨㄢ)。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巛师之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巛师”，是西周初期由周公旦所置的官位，隶属于夏官。

巛师专职掌管川泽名物及邦国献纳水产珍异之事物，要求担任此官职的人必须通晓川泽厉害，熟知川泽名称。在典籍《周礼·夏官》中记载：“巛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厉害，而颁之于邦国。”

巛师之下设有中士两人，下士四人，府两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辅助巛师进行川泽管理。

在巛师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巛氏，后多简笔为川氏，读音作chuān(ㄔㄨㄢ)。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巛衡之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巛衡”，别称“水虞”，在殷商时期称作“司水”，亦是西周初期由周公旦所置的官位，隶属于地官。

巛衡专职负责巡视诸川泽，并收集川泽产物以供祭祀、招待宾客等。朝廷要求巛衡必须熟知川泽之长度、广度以及源头等，并负责管理，有破坏水源者可以直接执而杀之、罚之。并与水工一起监视水患，但不负责治理。在典籍《周礼·地官》中记载：“巛衡，巡川泽之禁令……犯禁者执而诛罚之。”

巛衡以下，按每条大川、大泽(湖)设分支管理机构，每川(泽)有下士十二人，史四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中、小规模的川、泽管理机构人员，则由巛衡视情况酌减。

在巛衡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巛氏，后多简笔为川氏，读音作chuān(ㄔㄨㄢ)。

第五个渊源：源于妫姓，出自春秋时期陈国公子陈胡公之后，属于以官爵称谓为氏。

陈胡公，名满，字少汤，系舜帝之子商均的第三十三世孙。商朝末年，舜帝的第三十二代孙遏父(又称阏父)投附了周国，担任陶正一职，他制陶的技艺极为精湛，博得了周文王的欢心。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周，追封先贤遗民时，把遏父的儿子妫满封於陈(今河南开封、安徽亳州之间)，国号为陈，封为侯爵。按照宗法制度和胙土命氏的惯例，赐命之为陈氏，遂称陈满，谥胡公，史称陈胡公，为陈氏的得姓始祖。周武王并将长女太姬嫁给他，备以三恪，奉祀舜帝。

陈胡公(满)的裔孙中有个陈轸，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楚国谋臣。

周慎靓王姬定三年(公元前317年)，秦国在一次战争中打败了韩国，在浊泽(今河南浚县)俘虏了韩国的两个大将叟鯼、申差。韩国谋臣公仲朋向韩宣惠王(公元前332～前312年在位)献计，用韩国的一座名城和一些兵器为议和条件，联合秦国向南出兵去攻打楚国，这样秦国就顾不得打韩国了。此计一出，竟使楚国一时处在秦、韩两国军队联合进攻的状况下。

楚国谋臣陈轸在分析了敌方的国情后，向楚怀王熊槐(公元前328～公元前299年在位)献缓兵之计：一方面告示全国，调兵遣将，大张旗鼓地扬言要去救韩国；一方面秘密派遣使者，携带很贵重的礼品献给韩国，以期阻止秦、韩两国合兵。

韩宣惠王果然中计，听信了楚国要来救援韩国的假言，遂派人与秦国断交。秦惠文王嬴驷(公元前338～前311年在位)大怒，反派兵进攻韩国，而楚国则坐山观虎斗。

结果，一如陈轸所料，韩国大败。陈轸的缓兵之计运用成功，解除了楚国被两面夹击的态势，被楚怀王封为颍川侯，是为颍川陈氏始祖。

在陈轸的庶支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爵位为姓氏者，称颍川氏，后省文简化为颍氏、川氏，“川”的古字为“巛”，遂为巛氏，读音作chuān(ㄔㄨㄢ)。

第六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先秦末期三川郡，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古代，人们称“濬く巜之水会为川也。”就是指由多条支流汇合起来的大河，称作川。

据史籍《史记·秦始皇纪》记载：“秦王灭二周，置三川郡。”

周烈王姬喜七年(公元前369年)，周烈王逝世，他的弟弟姬扁登位，是为周显王。此时的周王朝已经奄奄一息，各诸侯国根本不将其当作一回事了。

周显王五年(公元前364年)，周显王主动祝贺秦献公嬴连(嬴师隰)即位，秦国的政治地位因此迅速抬升，秦献公就此称霸。

周显王九年(公元前360年)，周显王又主动送上了用来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胙肉，讨好秦献公。

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44年)，秦国在周王朝与诸侯会盟。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3年)，周显王把诸侯之长“方伯”这个名称送给秦孝公。

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年)，周显王又祝贺秦惠文王赢驷即位。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周显王又送上了用来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胙肉。

周显王四十四年(公元前325年)，秦惠王自己称王。自此以后，诸侯都各自称王了。

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周显王逝世，儿子姬定即位，是为周慎靓王。周慎靓王在位六年后逝世，儿子姬延即位。是为周郝王。周郝王在位时，东西两周分裂，各自为政。周郝王又把国都迁到了宗周。

当时，位于西周的周武公姬共之的太子死了，还有五个儿子都是庶出，没有嫡子可以立为太子，周武公很头疼。楚国下卿司马翦对楚怀王熊槐说：“咱们不如用土地资助公子咎，替他请求立为太子。”另一位楚大夫左成说：“不行！如果我们用土地资助了公子咎，而西周却不听我们的，这样您的主意就行不通了，与西周的交情也疏远了。我们不如去问问周君，到底想要立谁为太子，然后悄悄地告诉给司马翦，然后司马翦再让楚国资助给他土地。”结果，西周真的就立公子咎为太子。

周郝王八年(公元前307年)，秦国发兵攻打宜阳，楚国则派兵去援救。当时楚国以为西周是帮助秦国的，所以想顺带攻打西周。大夫苏代则为西周游说楚怀王说：“您怎么知道西周是帮助秦国的？说西周帮助秦国比帮助楚国更出力的人，是想让西周投到秦国方面去，所以人们都把西周、秦国放在一起说‘周秦’啊。西周如果觉得自己解脱不了，就必定投向秦国一方，那可就真是帮助秦国取西周的妙计呀。我为大王考虑，西周为秦国出力，您要好好待他；不为秦国出力，您依然好好待他，这样，才能让西周与秦国疏远。如果西周与秦国绝了交，就一定会投向楚国郢都的。”

楚怀王听从了苏代的意见，放弃了攻打西周的计划。

之后，秦国向东周和西周借道，想通过两周之间的地区去攻打韩国。周郝王担心：借了道会得罪韩国，不借又会得罪秦国。大夫史厌便对周郝王说：“为什么不派人去见韩公叔呢？就对韩公叔说：‘秦国敢穿过周地去攻打韩国，是由于信任东周。您为什么不给周一些土地，并派出人质前往楚国呢？’这样，秦国一定会怀疑楚国，不相信周君，也就不会攻打韩国了。您再派人去对秦国说：‘韩国非要给我们周一些土地，想以此来让秦国怀疑周君，周不敢不接受。’秦国也就没有说词儿，不让周接受韩国的土地了，这样就既得到了韩的土地，又是听命于秦国了。”

从此以后，两周只能在各诸侯强国之间左右摇摆，以乞求生存。

秦国召见西周君，西周君不愿意去，就派人对韩王说：“秦国召见西周君，他是想攻打大王的南阳，大王为什么不派兵驻守南阳？周君将以此为借口不到秦国去。周君不到秦国去，秦国就一定不敢渡河来攻打南阳了。”

东周和西周打仗，韩国派兵去救援西周。有人为东周游说韩王说：“西周原先是天子的国都，有许多钟鼎宝器和贵重的宝物。您如果控制住军队不出动，就可以让东周感激您，又可以使您尽得西周的宝物。”

周郝王被称做成君。楚军包围了韩国的雍氏，韩国向东周要兵器和粮草，东周君姬班害怕了，叫来苏代把这事告诉了他。苏代说：“您何必为这件事担忧呢！我能使韩国不向东周要兵器和粮草，又能让您得到高都。”东周君说：“你如果能办到，我可以把国政交给你。”苏代会见了韩相国公仲侈说：“楚国包围了雍氏，原来计划三个月攻下，如今已经五个月了，还攻不下来，这说明楚兵已经疲惫了。现在您向周要兵器粮草，就是向楚宣告您自己已经疲备了。”韩相国说：“对。可是使者已经派出去了。”苏代于是说：“为什么不把高都送给东周呢？”韩相国非常生气，说：“我不向东周要兵器粮草也就够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把高都送给东周呢？”苏代说：“把高都送给东周，东周就会转过来投向韩国，秦国听了一定很恼火，怨恨东周，与东周断绝使者的往来，这样就等于是拿一个破烂的高都换来一个完整的东周。为什么不给呢？”韩相国听了大乐说：“好。”果然把高都送给东周了。

周郝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81年)，大夫苏厉对周郝王说：“秦国攻克了韩国、魏国，打败了魏国大将师武，往北攻取了赵国的蔺、离石二县，这些都是白起干的。这个人善于用兵，又有天命佑助。而今他又带兵出伊阙塞去攻打梁国，如果梁国被攻破，那么西周就危险了。您为什么不派人去劝说白起呢？您可以讲楚国养由基的故事给他听，然后说：如今，您攻克了韩国、魏国，打败了师武，往北攻取了赵国的蔺、离石二县，您的功绩是很大了。现在您又带兵出伊阙塞，过东西两周，背对韩国，攻打梁国，这一次如果打不胜，就会前攻尽弃。您不如假称有病，不要出伊阙塞去攻打梁国了’。”

周郝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73年)，秦国攻破了魏国的华阳。东周的大夫马犯对东周君说：“请允许我去让梁国给东周筑城。”他跑去对梁王嬴甚说：“周王病了，如果他真的死了，我也一定活不成。请让我把九鼎献给大王，您拿到了九鼎之后希望能想办法救我。”梁王说：“好。”于是给他一批士兵，声称是去保卫东周。马犯又去对秦昭襄王嬴则(嬴稷)说：“梁国并非是想保卫东周，而是要攻打东周。您可以派兵到国境去看看。”秦国果然出兵。马犯又去对梁王说：“周王病好了，九鼎的事没有办成，请您让我在以后找适当的机会再献九鼎吧。但是现在您已经派兵到东周去了，诸侯都起了疑心，怀疑您要伐东周，以后您办事将不会有人相信了。不如让那些士兵为东周筑城，借此把诸侯怀疑您要伐东周的事端盖住。”梁王说：“好。”于是就让那些士兵给东周筑城。

周郝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年)，周郝王在秦国的说客对周冣说：“您不如称赞秦昭襄王的孝道，趁便把应地献给秦国作为太后的供养之地，秦昭襄王一定很高兴，这样您和秦国就有了交情。交情好了，周君一定认为这是您的功绩；交情不好，劝周君归附秦国的人一定会获罪。”

后来秦昭襄王要去攻打西周，周冣果然对秦昭襄王说：“如果为大王您考虑，那就不应该去攻打西周。攻打西周，实在利益不多，却使您的名声让天下人都害怕。天下人都因为秦国攻打西周的名声而害怕，一定会往东边去与齐国联合。您的军队在西周打得疲惫了，又使天下都去与齐国联合，这样，秦国就称不了王统一不了天下了。天下正希望使秦国疲惫呢，所以鼓励您去攻打周。如果秦国和诸侯都疲惫了，那样您的教命就不会通行于诸侯了。”

周郝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年)，韩、赵、魏三国与秦国相对抗。西周派相国御展前往秦国，因为怕遭到秦国的轻视，就半路返回来了。有人对御展说：“秦国是轻视您还是重视您，这个还不能确料。秦国是想要了解那三国的实情。您不如赶快去拜见秦王，就说‘请让我来给您打探东方三国的变化’，秦昭襄王一定会重视您。如果秦昭襄王重视您，就表明秦国重视西周，西周因此也取得了秦国的信任。至于齐国对西周的重视，那么早就有周冣和齐国联络好了。这样，西周就可以永远不会失去与强国的交情。”秦昭襄王果然信任了西周，就转而发兵去攻打韩、赵、魏三国。

周郝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秦军攻取了韩国的阳城负黍，周郝王很害怕，就背叛了秦国，与东方各诸侯相联合，率领天下的精锐部队出伊阙塞去攻打秦国，使得秦国与阳城之间无法相通。秦昭襄王因此大怒，派大将军摎攻打西周。周郝王跑到秦国，叩头认罪，把全部三十六邑三万人口都献给了秦昭襄王。秦国接受了周郝王献的人口、土地，便放他又回到西周去了。

其后周赧王久不视事，国权已为西周公与东周公把持，西周公据洛阳，东周公据巩邑。

到了东周君姬班、周郝王姬延二人逝世后，西周一地的民众就纷纷向东方逃亡。秦国于是轻易地收取了九鼎和其他珍宝器物，又把西周公迁到狐地。此后第七年(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嬴异人又干脆灭掉了东周公。东西两周就全都归属于秦国了，周王朝的祭祀从此断绝。

三川郡，就是后来的河南郡。后来的秦始皇嬴政因其境内有黄河、洛河、伊河这三条大河，故而命名为三川郡。

三川郡的住民多是原周王朝的故民，周灭国后，有许多遗民不许再称姬姓，多被秦王以郡名命作三川氏，后多省文简化为单姓川氏。

注：

三巛氏与三川氏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联，要注意分别。

第七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先秦时期秦国巴蜀四川，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四川”之名，黄公绍在《古今韵会举要》中指出：“宋朝时有成都府、潼州、利州、夔州四路，取氓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立名也。”

实际上，在周慎靓王姬定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赢驷出兵西靖，灭巴、蜀二古国，之后设置了巴、蜀二郡之时，即已称有“巴蜀四川”了，氓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早已名声赫赫。

故巴、蜀二国之国民中，即有人以四大川为姓氏，称川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八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金国时期古女真必兰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必喇氏，亦称别兰氏、毕力扬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必兰部，满语为Bira Hala，汉义“河川”，世居和悠(今乌苏里江入黑龙江口一带)、长白山、黑龙江、乌苏里江口。后有达斡尔族引为姓氏者。

满族、达斡尔族必喇氏，在清朝中叶以后多改汉姓为川氏、何氏、河氏、杨氏等，川氏亦写作巛氏，读音作chuān(ㄔㄨㄢ)。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可去濮阳张挥公园寻根问祖

张姓来源主要有三

一出自黄帝之后，挥为始祖。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这支张氏是由黄帝直接传下来的，最早发源于尹城国的青阳，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祠附近，其后望族也出于这一带。

　　二出自黄帝姬姓的后代。春秋时由周文王的姬姓后裔所建的晋国有大夫解张，字张侯，其子孙以字命氏，也称张氏。

　　三出自赐姓或他姓、他族改姓。据《读史方舆纪要》所载，世居云南的南蛮酋长龙佑那，三国时被蜀相诸葛亮赐姓张。元末蒙古将领伯颜帖木儿，英勇善战，归明朝后，被明太祖赐张姓。另有女真族人咎卜也被明太祖赐姓张。又要据《三国志·魏志》所载，魏国大将、晋阳侯张辽，本姓颞，后改为张氏，世居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县），后成为大姓。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改姓张的。如三国时乌桓族中张姓是贵姓；十六国时，后赵政权中，也有许多羯族张姓。另外女真族中颜盏氏、赤盏氏等在明朝时也有改张姓的。

张氏的郡望有许多处，其主要有以下二十六个：

　　清河郡，汉时设置，治所在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此支张氏开基始祖为张歆。

　　范阳郡，三国魏改涿郡设置，治所在涿县（今属河北）这支张姓始祖为东汉司空张皓之子张宇。

　　太原郡，战国秦设置，治所在晋阳（今太原西南），为北魏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张伟之族所在。

　　京兆郡，汉太初元年改右内史置京兆尹，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三国魏辖区改称京兆郡，此支张氏开基始祖为张汤。

　　南阳郡，战国秦设置，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市）。此支张氏开基始祖为西汉大臣张良六世孙张彭。

　　敦煌郡，汉时置郡，治所在敦煌县（今甘肃敦煌县西），此支为东汉太常张奂之族所在。

　　安定郡，西汉置郡，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东晋移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北），这支张氏为西汉赵王张耳之后。

　　襄阳郡，东汉置郡，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始祖为张安之。

　　洛阳郡，在今河南境内。

　　河东郡，秦设置，治所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此支张氏开基始祖为隋河东郡丞张吒子。

　　始兴郡，三国时设置，治所在曲江（今广东韶关市南），这支张氏出自西晋司空张华之后。

　　冯翊郡，三国魏改左冯翊置郡，治所在临晋（今陕西大荔），此支张氏始祖为后汉司空张皓少子张纲。

　　吴郡，楚汉之际置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此支张氏开基始祖为西汉大臣张良六世孙张睦。

　　平原郡，西汉置郡，治所在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南）。

　　河间郡，汉时置郡，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

　　中山郡，汉时置郡，治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这支张氏出自汉北平文侯张仓之后。

　　魏郡，汉初设置，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

　　蜀郡，战国秦设置，治所在成都，此支张氏开基始祖为张若。

　　武威郡，西汉设置，治所在武威（今甘肃民勤县东北）。

　　犍为郡，西汉设置，治所在敝邑县（今贵州遵义市），这支张氏开基始祖为西汉谋臣张良六世孙张壮。

　　沛郡，东汉设置，治所在相县（今安徽濉溪县西北），这支张氏开基始祖为西汉大臣张良六世孙张睦。

　　梁郡，汉设置，治所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南）。

　　汲郡，晋时设置，治所在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

　　河内郡，楚汉之际设置，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高平郡，晋置郡，治所在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

　　上谷郡，战国燕设置，秦时治所在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

　　张姓堂号有清河、金鉴、孝友、亲睦、冠英、燕贻、敦睦、宗岳、敬谊、源流等。

　　张姓在传说时代起源于今山西太原，春秋时晋国张氏一直居住于此。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后，除部分留原地外，大部分随着三国迁都而迁移，在今山西、河北、河南境地形成许多望族，其中以迁到韩国的张氏影响较大。

　　从发祥到战国秦汉时期，张氏繁衍发展主要是在黄河南北的北方大部分地区，这时，也有张姓人入蜀郡为太守，至汉代，巴蜀地区张姓人士落籍增加，同时张氏先民也有迁入吴郡的。

　　汉末由于董卓之乱，中原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北方的张氏族人被迫第一次南迁；西晋末年，因“永嘉之乱”张姓再次大举南迁，不久，吴郡张氏首先崛起，后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张氏繁衍的中心，这时期，张姓也有迁往东北的辽宁、吉林和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最南已称盛于今广东韶关。

　　唐至五代，张姓在南迁的同时，再创辉煌，在许多州郡的显姓望族中都服张姓的存在，到北宋末年，即金兵占领了黄河南北到蒙古军队南下期间，北方的张姓族人又一次大规模南迁。

　　经过几次南迁，张姓至宋以后遍及全国各地，分布于我国大江南北各个区域。明、清之际张氏族人有漂洋过海，寻求发展的，至今在移居海外的华人中，张姓人数位居前列。

　　历史上的张姓族望人盛，名人历代辈出。

　　著名人物有战国时期曾先后任秦相和魏相的张仪。

　　西汉大臣张良，名将张骞。

　　东汉科学家张衡，书法家张芝和著名医学家张仲景。

　　三国蜀汉大将张飞。

　　南梁有被称为我国四大画家之一的张僧繇。

　　唐代张姓更是人才济济，仅宰相就有十七人，另有书法家张旭，诗人张若虚等。

　　北宋有画家张择端，作品以《清明上河图》最为珍贵。

　　道教南派初祖张紫阳。

　　明代有政治家张居正，先后主持国事达十年之久。另有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

　　清代有两广总督、洋务派首领张之洞，著有《姓氏五书》的学者张澍，被康熙称为“天下第一清官”的礼部尚书张伯行，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等。

中华张姓始祖挥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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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公号天禄本姓姬青阳之子与颛顼同为黄帝之嫡孙生而颖悟精于巧技体恤民疾时处洪荒苦于觅食为祈拯民之术主祀孤星夜观天象顿生灵感折技弯条始制弓矢且教民效仿用于狩猎遂解天下衣食之乏万民称颂颛顼帝乃封挥为弓正亦称弓长执掌弓矢制造是时共工来犯挥受命率众持弓迎战于汲水大胜凯旋帝嘉其功高德昭取弓正之意赐姓张华夏始有张姓挥乃张姓始祖公之所创弃蒙昧于千里开文明之先河迄今五千年张姓繁衍昌盛遍及五洲四海且英贤辈出相继峥嵘仅拜相者尚以群计为将帅治郡国者不胜枚举于科技医学艺文诸领域中亦不乏大家灿若繁星实为开创华夏文明之望族挥公仙逝遂葬于此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铭记挥公之不朽业绩民众自愿捐资本县人民政府秉承民意精心组织乃重修挥公墓以慰先贤功德兼飨海内外张氏后裔寻根拜祖之夙愿谨为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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