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国故城的考古发现与结论

谭国故城，古史记载繁多。《春秋庄公十一年》杜预注：“谭在济南平陵县西南。”今城子崖在平陵西南两公里处。《齐乘》：“东平陵在济南东七十五里。春秋谭国，齐桓灭之。古城在西南，龙山镇相对。”今城子崖隔武源河与龙山镇相对。《水经注济水》：“关芦水来源马耳山，北经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陵城与武源水汇合，水出谭城南平泽中，世谓之武源泉。北经谭城东，俗谓之有布城也。又北经东平陵县故城西，故陵城也，后乃加平，谭国也。”武源水从发源至入巨合水，流经不过十余里，而滨河古遗址平陵，巨合皆在其北，南则仅有城子崖，可见是谭城非城子崖莫属。

城子崖是一处高出平地三至五米的长方形台地，其外观状如城垣。故村民呼之曰“城子崖”。城子崖位于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东略北，西倚今小青河支流巨野河，南距胶济铁路平陵城站05公里，东北距汉代齐国国都平陵古城2公里，北距商代谭国的早期都城05公里，旧济青公路东西穿过遗址。系武源河畔一隆起的台地。

古谭城（城子崖）是1928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首次发现。1930年至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首次进行发掘，揭露面积15600平方米，整个遗址南北长530米，东西宽430米，墙基宽12113米，总面积22,36万平方米。文化堆积一般为4米左右。1989年至1991年又再次进行发掘，遗址分为上下两层，下层薄沙之上有一层黄土，黄土上层为一米左右的文化层，即为周代谭国故城遗存，史称灰陶文化。出土的豆鬲等灰陶器物，是典型的谭国文化代表。下层文化堆积，厚3米左右，为首次发现的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时器时代遗存，她代表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先进生产力水平。初称为黑陶文化，距今约4000年左右。在遗址周围还发现了龙山、岳石、谭国三个历史时期长方形版筑夯土城墙叠压的遗迹，即龙山文化城（新器时代）、岳石文化城（夏代），谭文化城（周时期）。

最下层是龙山文化城址。修筑城垣采用了堆筑方法，也就是边堆土边夯实的方法，也采用了版筑法。一般在外侧取土，取土沟就成为城壕，城壕内壁和城垣外壁成一整体，加高了城垣外壁的高度。城子崖龙山城是一种台城，即城内地平面高于城外，只有南北两门，城门门道不在城垣缺口处而在缺口外方，筑了缓坡形门道，南门门道西沿发现墙和房址，可能是门卫房。这是全国首次认识这种史前台城，对后来确定龙山时代的城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间层是岳石文化城是在龙山城的基础上修筑的，大多是贴龙山城垣内侧修筑，后又贴先筑的岳石文化城垣内侧修筑，城内面积约17万平方米。城垣都有基槽，全采用原始版筑，使用成把的小棍夯筑，夯土层面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小夯窝。

最上层是周代城，即《城子崖》一书中所说的灰陶文化时期，确切地说基本上是春秋城，不是商周城。尽管此城的修筑是在岳石文化城废弃以后很久，但城垣仍在岳石文化城垣的基础上修筑。春秋城的地面高于现今遗址地面，地面城垣已基本不存，地下墙基也很不完整。

考古发掘证明，龙山文化人来此居住时就开始建城，但并无龙山文化城以前的龙山文化堆积。而且龙山文化城主要是用堆积法筑成的，夯筑技术比较原始，而岳石文化城是版筑的，两者城垣的夯土结构迥然有别。因此，证明上世纪30年代发现的黑陶文化城址是岳石文化城，而不是龙山文化城。龙山文化城是这次的新发现，同时对灰陶文化城的年代作出修正，确认是春秋城而非商周城。

这就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即，城子崖没有商代文化遗迹，下层是龙山文化层、中层是夏文化层、上层是周代文化层。因此，是不是城子崖的诸侯“历唐虞以迨夏、商、周，世袭子爵”，还是这三个文化层是由不同的诸侯受封，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关联是怎样的？根据考古结论：最先在城子崖居住，即龙山文化层，是“东夷部族”，夏文化层的是“夏部落”，但这两个文化层的居民都在夏代末或商代初期已全部离开了城子崖。商代和西周前期约700余年城子崖一片废墟。直至西周后期，约公元前976-前922年间，周穆王封懿公于谭，才重新开启了城子崖的辉煌，所以这才是周代文化层。这应该是谭氏的直系祖先。下面就这三个部族的情况作简要的说明。

1、东夷部族。‘东夷’是东南沿海的古老部族，少昊是其中的一支。传说少昊为史前五帝之首，是黄帝的儿子，姓已名挚，号金天氏，古代东夷族首领。因修太昊之法，故称少昊。少昊自穷桑登帝位，徙都在曲阜，以金德望天下，故称金天氏。图腾为鸟，赢姓，都于曲阜。《史记·五帝本纪》：“少昊青阳氏降居江水。”《尸子·仁意》：“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青阳氏即黄帝之子玄嚣，江水即古渎之一的沂水;穷桑在鲁北泗水之阳，是黄帝氏族的发祥地，是当时泰山周围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夏部落。指的是大禹的部落；公元前2070-前1600间，大禹的儿子帝启废除推举禅让制度，杀原定继承人伯益，自立为王嗣位，从此确定了家天下；伯益“赢”姓后裔被逼自“城子崖”故地西迁，至皇覃氏故地“覃卩”城，而“城子崖”故地从此住满了夏启的“姒”姓后裔。

3、周穆王封懿公于谭。懿公系周文王同母弟弘农西虢侯虢仲之裔。六世西虢侯，其三弟名懿者，官拜车骑将军，因讨平东方诸侯之乱有巨勋，周穆王曰：“卿之兄居宏农列侯爵，今封卿于谭列子爵矣，再立殊勋乃复侯爵”，于是周穆王封懿公于谭（谭宗浚处族谱明确记载为‘周穆王十五年封于谭’，谭宗浚，南海人（现在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神山管理区沙龙村。清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陆润庠榜进士第二人。）

4《刺桑谭氏》记载：大宋绍兴四年九代孙喆公序:谭国国君是商汤之后，也就是子姓。这个记载符合历史学家编写的《济南通史》论述。

参考资料：

济南通史（一）远古时代的济南

（二）商朝前期商人东进与大辛庄聚落的建立及发展　　（三）商朝后期谭国易姓与大辛庄聚落的衰落　　（四）商朝在济南的殖民点及其殖民统治　　（五）帝辛征夷方与征夷方路线考五、西周时代的济南　　（一）齐鲁建国及济南一带的诸侯国　　（二）周道的修通与《大东》诗篇　　（三）齐的西进和周的东征六、春秋时代的济南　　（一）齐灭祝与“公会齐侯于泺”　　（二）齐桓公伐谭及其对济南地区的经略

谭氏族源辨析

上章所提的“谭子”，作为西周王朝的侯爵中五等中的四等--子爵。在成周时封七十一国之中并无“谭国”，所以“谭为不得姓之国”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治郡县亦无“谭”。但《左传·庄公十年》明确所载，在公元前684年，齐师伐谭，谭国不能力敌，谭子奔莒国君奔莒国避难。

西汉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设置弘农郡，其辖陕、渑池、新安、宜阳、陆浑、卢氏、丹水、析、商、上雒等十一县。

“谭氏望出弘农”有两层意思：①古谱记载“奔莒即郡称弘农”指的是“谭氏来自弘农故地”，故谭氏总堂称《弘农堂》，而并非自西汉始才有此郡望。②在弘农郡故地屡世仕宦，也称“望出弘农”。而《齐郡堂》是留居青州的谭氏后裔所立的总堂名。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对先祖的源流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模糊。所以，对于谭氏的源流的说法众说纷纭。

谭氏系出“赢、姒、姬、子、己、妫”的说法都有，到底出自何姓？

（1）出自“赢”姓

一说：夏封高阳氏之裔，伯益次子“若木”为徐侯，周武王封其裔36世“姬孝公”于“谭”，51世“祁义”始姓谭，71世“玉成”迁弘农。

二说：夏封高阳氏之裔，伯益长子“大廉”承伯益爵位为箕山诸侯，其裔附周伐商，周武王封其裔53世“襄”于“谭”，54世“雍”始姓谭，73世“宣”奔莒，76世“祁”周匡王四年（前609年）迁弘农，97世玉成迁南粤。此二说都自认为是位于今城子崖古谭国“前684年奔莒谭子”之前的谭氏源流世系,事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如冠以“谭”是不能成立的世系。我们从下面的文献就可以看出：

《竹书纪年》有记载：“夏后相三年，征风夷”。“皇覃氏”城（城子崖龙山文化层）已被夏启族人占领，变成了大禹后裔“姒姓”的领地。“伯益”并未继承“大禹”的位置，一说被禹子“帝启”所杀（见《容成氏》“启于是乎攻益自取”）；一说 “避子启于箕山之阴”（见《孟子万章上》 “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不论怎么说，证明在“大禹”后裔到来之时“皇覃氏”暨伯益之后裔已迁徙。

在陕西、河南等地出土的器物，《父已卤》、《父已爵》、《覃父已》、《亚中覃父乙》、《共覃父已》、《共覃父乙》、《父丁爵》、《父艾丁》等青铜器，标明了器物生产者和所有者的族氏。铭文族徽显示，“覃”是皇覃氏家族的徽识，有“覃”这个徽识的器物表明均系“皇覃氏”之器。在四川都江郾流域的彭州，竹瓦街，出土大批窖藏青铜器，其中《覃父癸》、《牧正父已》这两行铭文，与当时的“皇覃氏”青铜器铭文完全一致。

注：以上所举《父已卤》等，有可能是“商代”后期之文物，依此分析有可能“覃”的标志未必是“皇覃氏家族的徽识”；现代考古见有“妇好子曰覃”。

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考古学家对城子崖的最后考古发掘证明“城子崖”没有“商周”文化层，暨“夏”代末至“西周”初，“城子崖”有700余年断代。“出自赢姓说”记载“谭”建国的时间都与考古发掘所见不符。其唯一可依据的是司马迁写的《史记》对“郯”与“谭”的混淆记载：《史记·齐太公世家》“二年，伐灭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时，过郯，郯无礼，故伐之”。

注事实上“郯”以鸟为图腾，也有可能是商族；并非赢姓独有。“郯”有可能是商族后代，“帝喾击磬，凤皇舒翼而舞”（《帝王世纪》）。

(2)出自“姒”姓

此说最根本的依据是：第一，“夏后相三年，征风夷”，此时大禹后代，大将“汝艾”占领了位于城子崖的“皇覃氏”故城。之后未见史书记载大禹后代从此地迁出。故推测后来的“谭国”就是“汝艾”的后代所建。第二:“姒”姓说的始作俑者是万姓通谱载，明朝苏平仲“谭氏家谱序”。以明朝的文人所著的家谱序来作为论据，未免太草率。今江西保存有宋朝绍兴四年谭喆《谭氏族谱序》、宋咸淳三年《谭氏源流记》。

注姒”姓说在《济南同史》论述为夏代至商中期居谭国之地的夏族姒姓，为商武丁所灭。

(3)出自“子”姓

此说主要依据“平陵为殷商帝乙之都”的传说，认为“谭子”与商帝乙“子姓”为同姓。此说实为误解。谭子的“子”为爵位。商帝乙“子姓”的“子”则为姓氏。是把“子爵”与“子姓”混淆的缘故。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对“城子崖”的初步考古结论，误把属于岳石文化时代的“黑陶文化城址”当成了“龙山文化城”，因此“灰陶文化城”的年代也出现了相应的错误认定。混淆了“城子崖”没有“商周”（夏末至周初）文化城的事实。在城子崖北五里河叉处，发现商周文化遗迹，但并无城址。当为商遗族采盐之地。

注出自“子”姓主要依据：《济南通史》，《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民国档案。及《刺桑谭氏》记载：大宋绍兴四年九代孙喆公序。皆注谭国国君是商汤之后，子姓。

(4)出自“己”姓

“己”姓出自“莒”，因谭子奔莒，故有己姓说。“莒国”己姓子爵，开国君主为兹舆期。旧都介根，春秋初迁于莒。

(5)出自“妫”姓

因公元前684年之后，“谭国”逐渐成了齐国的附庸。故有“谭，齐所出”之说。公元前386年齐国大臣田和被周王室列为诸侯“妫”姓，彻底取代了姜姓政权，但仍以“齐”为国号，都临淄。故有谭氏“妫”姓说。有人认为：“谭”人夺了“田齐”的权，后“谭”得以复国。但此不见有史籍记载，我斗胆认为这是臆造。

(6)出自“姬”姓

出自高辛氏帝喾“姬”姓说，江西刺桑谭氏宗支、江西浯溪谭氏宗支，湖南《弘农堂》宗支，广东梧村宗支等四大宗支的谭氏老谱序都有记载。谭氏系出自高辛氏帝喾，其后裔古公亶父幼子季历传虢仲，武王克商封虢仲于宏农②，为西虢侯。传至六世西虢侯时，其三弟名“懿”官拜车骑将军③，随周穆王东征有功，周穆王封“懿”于“谭”为谭国，子爵。关于谭国始建于周穆王时期，衍昌公宗支古序有较详尽的记载，《弘农堂》宗支古序也有记载（见宁乡五修谱谱），梧村宗支也有记载（见梧村谱）。这些古谱记载的“谭国”建立时间与20世纪末考古学家对城子崖考古发掘得到“谭国”建国的时间出奇的吻合！

所以说周穆王封懿于谭，子爵；前684年谭子奔莒，以国为姓，以爵为名。

1、黄维清

黄维清，字守卿，号直廷，怀集县怀城镇谭勒村人。幼年勤敏好学，经史过目不忘，参加童子试七场皆列榜首。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举，光绪三年（1877年）中进士，受光绪皇帝接见，即录用知县职，点任直隶，因水土不习，改授广东增城知县，后历任阳江、恩平、澄海等知县。

2、高仁山

高仁山，号麟冈，广东省怀集县宁洞（今桥头镇）新兴韬麟村人。生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卒年不详）。他自幼好学勤奋，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中举，那时他刚三十四岁。可是，事隔二十四年之后，也就是到了嘉庆十四年（1808）他才被点为广西灵川教谕。

3、郑作贤

郑作贤，原名郑作礼，怀集县坳仔罗大大浪村人。青年时胸怀大志，追救真理。“五四”运动期间，在怀集中学读书的郑作贤就与邓拔奇、梁一柱、梁需润、陈嗣炎等怀集进步青年，组建大中华民国学生爱国总会怀集分会，发动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响应北京“五四”运动。

4、李什八

唐朝第一位皇帝唐高祖李渊、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及至高宗李治、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顺宗李诵、宪宗李纯、宣宗李忱、懿宗李漼、昭宗李晔、哀帝李拀，分别是李氏第五十七至七十世祖，而怀集冷坑开基始祖李什八则是第九十世祖。

5、钱兴

钱兴(1909。5～1949。11)出生于广东省怀集县(解放前属广西)诗洞镇凤南村一个颇为富裕的家庭，原名发年，号发瑞。之后为了表示自己“毕生要为复兴中华而奋斗”的抱负，改名为“兴”。

-黄维清

-郑作贤

-高仁山

-钱兴

凤凰网-广东怀集聚集唐皇“李世民”四万后裔

前四届谱序对宗谱要义的论述十分精辟，现代学者认为正史、方志、宗谱三者组成了中国的历史大厦，而数量之多，影响之广首推宗谱，宗谱是中华文化和中国典籍的组成部分，它不但为正史和方志提供可靠资料，还为人口学、遗传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

宗谱是本着同根相系，长幼有序的原则，祥明记载了本族渊源和祖辈勤劳节俭、艰苦创业的绵长历程，表彰孝敬长上，睦邻和亲，道德高尚的族人和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优秀宗亲，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激励族人积极向上，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它不同于只记载帝王将相或少数代表人物的历史书籍，也不同于各种人物词典只记载与专业有关的人物简介。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劳动人民和普通百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都为历史的前进贡献了毕生精力。为他们竖碑立传是理所当然，用文字记录他们平凡的一生正是体现了普通百姓做人的尊严和价值。

我国早在周代就设立“小吏”，掌诸侯志乘，是宗谱之始。秦汉时期中央设“宗正”,位列九卿，其职责主要是“掌亲属”，编修和保存帝室及诸侯王族的谱牒。东汉时一些名门望族编修民间家谱，如《杨雄家谱》、《邓氏家谱》和颍川太守卿氏《万家谱》先后问世。东晋贾弼撰《十八州一百十六郡氏簿状》，萧梁王僧儒撰《十八州谱》、《百家姓》、《东南谱集抄》史称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成为两个典型的谱学世家。民间修谱从此盛行，家必有谱，官必有籍，婚礼选择都依据谱籍。到了唐代开科取士，门阀观念减弱，谱牒为用也渐次减弱，但一些著名文人和历史学家如刘知等许多人物仍然纷纷参与编撰谱牒和谱学著作。到了宋代欧阳修和苏洵又各创谱式，在理论上更加完善，使民间修谱规范化，形成欧苏两大派，到了明代，欧苏二体逐渐合流，演变成欧苏合体的规范化模式。司马光、郑樵、王安石、文天祥等著名史学家、政治家也都参与谱牒和谱学的编著，明清以来修谱之风更盛，遍及全国。民国时期各族各姓普遍续修一至二次，我崇让堂抗战前夕续修一次，至德堂抗日前后各续修一次，有的姓氏修全国大统谱，1947年吴氏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发起编修吴氏全国大统谱，因战事暂辍。解放初始完成付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人都潜意识的认为宗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为避嫌，多将宗谱当废纸处理掉了，看到宗祠被改作他用或被拆毁，续修宗谱一事更是无人提及，但是也没有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过批判宗谱的文章，也没有听说过政府在大小会上批判过宗谱的事，即使是在那极“左”的年代和政治运动中，人们也只是将宗谱收收藏藏，从没有听说过因宗谱而获罪名的。相反某些人和事在宗谱上得到印证者常常批露于报端，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路过家乡时，还按古代谱式亲笔书写了本房亲属的家谱谱稿，北京图书馆清理出2250种宗谱供人阅读，上海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派人到全国各地抢救宗谱，广乏收购，收藏了一万二千多种近十万册家谱，包函3328个姓氏，其中吴氏宗谱就收集到436种，前几年还编纂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供人们查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精神振奋，意气风发，面貌为之一新，如我族岳西一支成员，是清嘉庆年间，正极公去世后夫人背着丈夫遗骨，带着四个儿女逃荒到岳西高山垦荒，相传九代已繁衍到110多人，改革开放解决温饱之后，子弟都进了学校，现在涌现出六名在校大学生，一名女研究生。这样的好时代，值得大书特书，如实记载，因此全国各地民间修谱已很普遍，三环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姓氏通书》、陈、罗、赵、吴、陆、李、刘、王、黄等姓的通书已在全国各大书店出售，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韦氏通书》《廖氏通书》《覃氏通书》最近也正在编写《吴氏通书》。山西社科院出版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编印了《中国宗谱目录》，《光明日报》、《文汇报》不断发表宗谱的有关信息和谱学文章，中央电视台和不少省市电视台，都连续播映了《百家姓》和表扬了“松花江畔修谱人”——尹律山的感人事迹。1994年已故胡耀邦总书记的故乡编印的《胡氏家谱》就得到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指导和支持，1999年元月上海举行了“全国谱牒开发利用学术讨论会”，1983年台湾举行了“亚洲族谱学术讨论会”，美国每年出版上万种各式家谱。江西、浙江、广西等各个省、市、县的许多姓氏大都续修了宗谱，安徽省各县市也都印刷了几百种家谱，安庆新编的《高氏家谱》、《马氏家谱》、《李氏家谱》、《刘氏家谱》、《戴氏家谱》、《斯氏家谱》等等几十个姓氏的家谱，谱式各异，五彩纷呈，印刷也很精美。今年四月无锡吴氏再次发起编修《中华吴氏大统宗谱》，我崇让堂趁此归宗，将本届宗谱呈送泰伯始祖庙。

纵观我国谱牒，无不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层面，本届续修家谱，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的采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有序的记载我族成员。以期达到敬祖、存史、育人的目的，续修不是单纯的延续补充，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编辑，收入对象是：1937年健在和本年以后出生的男女成员凡自愿入谱者，均详明载入，女儿和儿子一样列为传主，传文栏内记载配偶和有血缘关系的人，女儿可记到第三代，其后代愿随吴姓，则按传主另书传文，以体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传文记载生、卒、葬、时间、地点和对社会某一方面作出的贡献。除载明职业外均是务农，生不立传已是约定俗成，为了表彰宗亲对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鼓励族人求学升造，积极向上，设《鸿爪篇》，将有一定社会地位，学位，和职称的个人简历一一编入，虽不同于老谱模式，意义却十分重大。对于老谱原有内容一般不做更动，依照老谱的凡例给予编印，为便于阅读，将《源流序》译成白话文附后，其他古文字的七篇序言和记加以标点和注释，《书讳书字辨》也加标点印于卷首，老谱的传记也由福歆加以标点和注释。为了便于查阅，不少卷的采编人编制了世系简表，附在每卷之末，一目了然，也是创新。对于十条家训，四种礼说和五篇祭文，已跟不上时代要求，以法治国，无须另立规矩。社会在前进，礼制、祭祀亦有新的风尚，所以将这些内容加以标点编入附录，供后人和学者们以作资料研究，还有三大本公堂契据和法院判词，已无保留意义了。老谱古文的标点注释皆经祚宁先生校勘、补注，照片由祚林拍摄。

认祖归宗，热忱欢迎，怀宁县小市镇，禅师村，兰桥队我吴氏连松公房曾单独修谱，因乱谱失，仅保存先祖牌位，记载了历代先人的名字，其字辈是“神武成周德，诗书发世昌，曹邦传祖志，君伐永贤良，谋事补诹知，斋悦映吾疆。”他们每年清明节祭祀时都在老屋旁向崇让堂原三公房的国祥、国圣、国贤三公之墓祭拜，认定此墓是他们的祖坟，代代相传，从未间断。这次得到崇让堂修谱的消息，即派世烈为代表与谱馆办公室主任福钦联系。要求认祖归宗，理事会一致表示欢迎，七月十四日由邵绿、怀宁、福潭、福钦、祚林五位代表前往兰芝桥会见宗亲，受到世烈、世鼎、世恒、世节、世新、世明、昌质、小平、昌节、小龙、昌龙、昌南、昌飞、昌燕、昌虎等十五宗亲鸣鞭迎接，亲切握手，相互问好，议定连松公后裔108人全部载入崇让堂第五届宗谱，字辈从世字辈改为自字辈，余类推。因祠堂被焚，尚未恢复，连松公等先人牌位置原厅供奉。话别时又鸣鞭远送，依依不舍。

由于我族面广人众，在谱人数巳达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三人（传主人数二万四千四百四十一人 夫人数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九人 女儿未列入传主者一万四千零四十一人）其中在世入谱人数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人（在世传主数一万零五百三十人 在世夫人数五千零二十六人 在世未列入传主女儿数一千九百五十四人）。分散在海内外及各省市，无法联络，遗漏者数千，新谱问世就可以起到宣传作用，望各地族人闻讯后主动与谱馆联系，将自家谱稿寄来，在适当的时候再编一本补遗。

本人才疏学浅，谱成匆匆，漏舛讹，统叙失谋，创新亦或违例有待后贤重纂完善。本届宗谱全赖各位副总编、责任编辑、特约编辑以及征稿采访者的共同努力，他们不但分文不取，不少人还私下贴补邮电、交通费用，难能可贵，两年半的努力终于修成五届宗谱。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二世孙怀宁敬撰

二000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