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届谱序对宗谱要义的论述十分精辟，现代学者认为正史、方志、宗谱三者组成了中国的历史大厦，而数量之多，影响之广首推宗谱，宗谱是中华文化和中国典籍的组成部分，它不但为正史和方志提供可靠资料，还为人口学、遗传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

宗谱是本着同根相系，长幼有序的原则，祥明记载了本族渊源和祖辈勤劳节俭、艰苦创业的绵长历程，表彰孝敬长上，睦邻和亲，道德高尚的族人和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优秀宗亲，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激励族人积极向上，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它不同于只记载帝王将相或少数代表人物的历史书籍，也不同于各种人物词典只记载与专业有关的人物简介。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劳动人民和普通百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都为历史的前进贡献了毕生精力。为他们竖碑立传是理所当然，用文字记录他们平凡的一生正是体现了普通百姓做人的尊严和价值。

我国早在周代就设立“小吏”，掌诸侯志乘，是宗谱之始。秦汉时期中央设“宗正”,位列九卿，其职责主要是“掌亲属”，编修和保存帝室及诸侯王族的谱牒。东汉时一些名门望族编修民间家谱，如《杨雄家谱》、《邓氏家谱》和颍川太守卿氏《万家谱》先后问世。东晋贾弼撰《十八州一百十六郡氏簿状》，萧梁王僧儒撰《十八州谱》、《百家姓》、《东南谱集抄》史称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成为两个典型的谱学世家。民间修谱从此盛行，家必有谱，官必有籍，婚礼选择都依据谱籍。到了唐代开科取士，门阀观念减弱，谱牒为用也渐次减弱，但一些著名文人和历史学家如刘知等许多人物仍然纷纷参与编撰谱牒和谱学著作。到了宋代欧阳修和苏洵又各创谱式，在理论上更加完善，使民间修谱规范化，形成欧苏两大派，到了明代，欧苏二体逐渐合流，演变成欧苏合体的规范化模式。司马光、郑樵、王安石、文天祥等著名史学家、政治家也都参与谱牒和谱学的编著，明清以来修谱之风更盛，遍及全国。民国时期各族各姓普遍续修一至二次，我崇让堂抗战前夕续修一次，至德堂抗日前后各续修一次，有的姓氏修全国大统谱，1947年吴氏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发起编修吴氏全国大统谱，因战事暂辍。解放初始完成付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人都潜意识的认为宗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为避嫌，多将宗谱当废纸处理掉了，看到宗祠被改作他用或被拆毁，续修宗谱一事更是无人提及，但是也没有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过批判宗谱的文章，也没有听说过政府在大小会上批判过宗谱的事，即使是在那极“左”的年代和政治运动中，人们也只是将宗谱收收藏藏，从没有听说过因宗谱而获罪名的。相反某些人和事在宗谱上得到印证者常常批露于报端，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路过家乡时，还按古代谱式亲笔书写了本房亲属的家谱谱稿，北京图书馆清理出2250种宗谱供人阅读，上海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派人到全国各地抢救宗谱，广乏收购，收藏了一万二千多种近十万册家谱，包函3328个姓氏，其中吴氏宗谱就收集到436种，前几年还编纂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供人们查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精神振奋，意气风发，面貌为之一新，如我族岳西一支成员，是清嘉庆年间，正极公去世后夫人背着丈夫遗骨，带着四个儿女逃荒到岳西高山垦荒，相传九代已繁衍到110多人，改革开放解决温饱之后，子弟都进了学校，现在涌现出六名在校大学生，一名女研究生。这样的好时代，值得大书特书，如实记载，因此全国各地民间修谱已很普遍，三环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姓氏通书》、陈、罗、赵、吴、陆、李、刘、王、黄等姓的通书已在全国各大书店出售，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韦氏通书》《廖氏通书》《覃氏通书》最近也正在编写《吴氏通书》。山西社科院出版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编印了《中国宗谱目录》，《光明日报》、《文汇报》不断发表宗谱的有关信息和谱学文章，中央电视台和不少省市电视台，都连续播映了《百家姓》和表扬了“松花江畔修谱人”——尹律山的感人事迹。1994年已故胡耀邦总书记的故乡编印的《胡氏家谱》就得到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指导和支持，1999年元月上海举行了“全国谱牒开发利用学术讨论会”，1983年台湾举行了“亚洲族谱学术讨论会”，美国每年出版上万种各式家谱。江西、浙江、广西等各个省、市、县的许多姓氏大都续修了宗谱，安徽省各县市也都印刷了几百种家谱，安庆新编的《高氏家谱》、《马氏家谱》、《李氏家谱》、《刘氏家谱》、《戴氏家谱》、《斯氏家谱》等等几十个姓氏的家谱，谱式各异，五彩纷呈，印刷也很精美。今年四月无锡吴氏再次发起编修《中华吴氏大统宗谱》，我崇让堂趁此归宗，将本届宗谱呈送泰伯始祖庙。

纵观我国谱牒，无不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层面，本届续修家谱，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的采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有序的记载我族成员。以期达到敬祖、存史、育人的目的，续修不是单纯的延续补充，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编辑，收入对象是：1937年健在和本年以后出生的男女成员凡自愿入谱者，均详明载入，女儿和儿子一样列为传主，传文栏内记载配偶和有血缘关系的人，女儿可记到第三代，其后代愿随吴姓，则按传主另书传文，以体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传文记载生、卒、葬、时间、地点和对社会某一方面作出的贡献。除载明职业外均是务农，生不立传已是约定俗成，为了表彰宗亲对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鼓励族人求学升造，积极向上，设《鸿爪篇》，将有一定社会地位，学位，和职称的个人简历一一编入，虽不同于老谱模式，意义却十分重大。对于老谱原有内容一般不做更动，依照老谱的凡例给予编印，为便于阅读，将《源流序》译成白话文附后，其他古文字的七篇序言和记加以标点和注释，《书讳书字辨》也加标点印于卷首，老谱的传记也由福歆加以标点和注释。为了便于查阅，不少卷的采编人编制了世系简表，附在每卷之末，一目了然，也是创新。对于十条家训，四种礼说和五篇祭文，已跟不上时代要求，以法治国，无须另立规矩。社会在前进，礼制、祭祀亦有新的风尚，所以将这些内容加以标点编入附录，供后人和学者们以作资料研究，还有三大本公堂契据和法院判词，已无保留意义了。老谱古文的标点注释皆经祚宁先生校勘、补注，照片由祚林拍摄。

认祖归宗，热忱欢迎，怀宁县小市镇，禅师村，兰桥队我吴氏连松公房曾单独修谱，因乱谱失，仅保存先祖牌位，记载了历代先人的名字，其字辈是“神武成周德，诗书发世昌，曹邦传祖志，君伐永贤良，谋事补诹知，斋悦映吾疆。”他们每年清明节祭祀时都在老屋旁向崇让堂原三公房的国祥、国圣、国贤三公之墓祭拜，认定此墓是他们的祖坟，代代相传，从未间断。这次得到崇让堂修谱的消息，即派世烈为代表与谱馆办公室主任福钦联系。要求认祖归宗，理事会一致表示欢迎，七月十四日由邵绿、怀宁、福潭、福钦、祚林五位代表前往兰芝桥会见宗亲，受到世烈、世鼎、世恒、世节、世新、世明、昌质、小平、昌节、小龙、昌龙、昌南、昌飞、昌燕、昌虎等十五宗亲鸣鞭迎接，亲切握手，相互问好，议定连松公后裔108人全部载入崇让堂第五届宗谱，字辈从世字辈改为自字辈，余类推。因祠堂被焚，尚未恢复，连松公等先人牌位置原厅供奉。话别时又鸣鞭远送，依依不舍。

由于我族面广人众，在谱人数巳达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三人（传主人数二万四千四百四十一人 夫人数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九人 女儿未列入传主者一万四千零四十一人）其中在世入谱人数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人（在世传主数一万零五百三十人 在世夫人数五千零二十六人 在世未列入传主女儿数一千九百五十四人）。分散在海内外及各省市，无法联络，遗漏者数千，新谱问世就可以起到宣传作用，望各地族人闻讯后主动与谱馆联系，将自家谱稿寄来，在适当的时候再编一本补遗。

本人才疏学浅，谱成匆匆，漏舛讹，统叙失谋，创新亦或违例有待后贤重纂完善。本届宗谱全赖各位副总编、责任编辑、特约编辑以及征稿采访者的共同努力，他们不但分文不取，不少人还私下贴补邮电、交通费用，难能可贵，两年半的努力终于修成五届宗谱。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二世孙怀宁敬撰

二000年十月

有家谱的人家：

1）女儿的名字应该写进家谱吗？不可以

2）儿媳妇的名字应该写进丈夫家的家谱吗？是的

3）出生男孩，起名字后，入家谱，成婚后，娘子随入家谱。

4）出生女孩，成婚后，入夫家家谱，姓随夫姓，如：夫姓张，娘家姓李，称张李氏（从前女孩无大名，只有小名）；（后来女孩有大名，变成张李X/张李XX）现在香港、台湾地区有些地方就是，如：夫姓张，娘家姓李，称张李XX/张李X。

5）如果写进的话女子的名字和男的的名字应该是并列的吗？夫妻是并列的。

可惜格子太小，否则把格式给你看看。但格式形式是竖写的，千万不要横写。

读下面的材料，谈谈对唐宋变革论的认识！

不要论文，最好简练一点！

对“唐宋变革论”质疑之焦点是对唐代社会的认识

1,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 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

2,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

A田余庆: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

C汪篯:隋末农民战争给予了大族豪强地主经济和部曲佃客制以最后的严重一击

D阎步克:北朝后期中古士族制度趋于衰微,使官僚政治恢复了活力,周隋王朝在皇权—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发展之上,有承前启后的卓越成就

E吴宗国:唐初以来各级政府都是由官僚负责运转;官吏全部由中央政府按才学标准任命这与南北朝以前官吏任命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辟举,有根本的不同,而与宋代更为接近因此,唐代也是官僚体制,而非贵族体制

F张泽咸:唐宋间佃农人身自由问题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具有阶段性的变革

G刘子健: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中,许多中国人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

提问者：lenghongbin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答复共 1 条

“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

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

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

自唐初建国至南宋灭亡，其间长达六百余年，如果以唐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的情况相比。在长达四、五百年内，确是存在巨大差异。假使将中唐后的情况与五代及宋初相比较，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唐初与唐末的差别更显著。陈寅恪先生说，唐史可以分前后二期，分野在唐朝中叶。“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所言极为中肯。现在，只就唐宋变革论所涉及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的状况略抒浅见如下。

一、 关于唐代门阀土族阶层地位的估计

主张门阀士族在唐代仍占统治地位的主要依据是：

一、士族把持朝政，唐代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卢、李、郑四姓占六十六人，其中崔氏有二十三人。

二、唐代门阀士族经济实力的雄厚基础是封爵食邑制。

三、士族重视族望、谱牒与婚姻，山东士族甚至不屑于与李唐皇室通婚。

众所周知，汉魏之际逐步形成并在西晋正式确立的门阀士族制度，有九品官人法保证士族政治上作高官、清官的特权，占田制和荫客荫户制使士族占有大批田地，免除赋役，庇荫亲属，奴役众多劳动者，享有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士族重视官、婚、望，以保持其合法世袭特权。

然而，门阀士族地主的盛世并不长，经过农民战争的打击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火并，士族地主们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丧失。唐朝不再存在九品官人法和占田荫客荫户制，士族没有了世袭特权。太宗贞观时修《氏族志》，高宗显庆时编《姓氏录》，既是压抑正在衰颓中的旧门阀士族势力，同时又是企图通过立法培植新的门阀士族。然而历史的发展已使唐代不再具备门阀士族再生的社会条件，所以在唐朝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新门阀士族。只是在唐初，旧门阀士族地主仍有一定的潜在力量。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便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体现。尽管如此，旧门阀士族地主没有因此壮大门楣，起死回生。

说唐代门阀士族始终存在，有很大政治、经济特权，是经不起检验的。据统计。崔、卢、李、郑四姓在唐代任宰相者九十三人次，而在唐前期任相的是二十九人次（崔氏十一人，卢氏二人，郑氏一人，包括皇室李氏在内的李氏十五人），其余六十四人次均在中唐以后。如此看来，难道是门阀士族实力在唐后期有了复兴若然，其政治和经济基础何在呢有人说唐代藩镇也是门阀士族，这种“士族”与两晋南北朝以至唐代的旧门阀士族怎么能等同视之呢

说封爵食邑制是唐代门阀士族力量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样难以令人信服。王公贵族衣食租税早在西汉已很盛行，而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那时存在门阀士族。唐代封爵很滥（中唐以后尤甚），食邑根本无法与汉、晋时代相比。何况唐代有封爵和食实封的人大多并非门阀土族地主，那些食封之家在唐玄宗时改向朝廷领取封户租谷，不能再派人直接向封户索取，正好标志着食封制的蜕化。因此，封爵食邑制在中唐后已显著走向衰落。当然少数残余现象长期存在，直至北宋前期仍未完全消失。如果认为唐后期四姓担任宰相者多，是有封爵食邑制为其经济基础，显然并不符合历史真相。若再由此推论，认为门阀士族地主在中唐后曾经复兴，那就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人们乐于引用南宋郑樵和王明清的言论，说明唐代旧士族的力量始终强大。特别是郑樵所说，隋唐以上“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五代以后谱书散佚，其学不传，用以证明谱学与门阀士族共存亡。实际情况并不尽然。谱学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表明它并非门阀土族地主所专有，唐代主要官修谱牒在《氏族志》和《姓氏录》之外，还有《姓族系录》和《元和姓纂》等，在“冠冕之家，兴衰不一”[2]条件下，官修姓氏书有如柳芳所说，“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3]官谱不究血统渊源，明显不同于士族谱。贞观氏族志草稿说，“营户、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许敬宗嫁女给奴隶出身的禁卫大将军钱九陇，为钱氏“曲叙门阀”，[4]说明唐初以来诸色人都各有谱牒，谱学内涵已有了重大变化。

官谱在中唐后已很少修造，私谱修撰却是方兴未艾。颜真卿撰《颜氏世系谱序》，于邵写《河南于氏家谱后序》，[5]大宦官仇士良同样有家谱，[6]众多宗法性的家谱并没有因唐末大乱而废弃。洛阳周氏避乱徙广陵，“谱牒存焉”。[7]由于私谱的广泛存在。才使通晓谱学的吕夏卿在北宋时有可能撰写出唐代世系诸表。北宋前期，江西欧阳修、四川苏洵都在分房编修族谱，仍采用中唐以来的传统修谱方案。[8]苏洵说，唐宋之际谱牒暂废原因，一是官僚士大夫不讲，二是新贵们不愿谈及贫贱的祖先。王安石撰许氏世谱，自曹魏许据以下直至北宋仁宗时之许元等人。——胪列名字官称[9]。如果唐末以后不存谱牒，他决不可能源源本本编写谱牒。可见强行把谱学兴衰与门阀士族地主的盛衰划上等号，显然缺乏说服力。

姓氏中之地望、族望原是门第之象征。南北朝时期，同一门望之中还区分高下等第。唐代门阀士族衰颓，分居各地同一宗姓之人只是沿用旧望，已无多大实际意义。唐人刘知几说门望多伪，“碑铭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10]袁氏系于陈郡。杜氏称之京兆。北宋宋祁说，唐人所好，“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11]。南宋赵彦卫也说，唐人“推姓显于一郡者谓之望姓，如清河张、天水赵之类。世人惑于流俗，不究本宗源流，执唐所推望姓，认为己之所自出，谒刺之属显然书之”[12]。大量事实表明，郡望遗风在我国长期残存，显然不能以之为门阀士族兴盛的证据。

以四姓“男女婚嫁，不杂他姓”，皇室也难以与之通婚娶[13]，证明门阀士族势力至晚唐时仍很强大，亦不稳妥。事实上，唐初以来不少新兴勋贵都与四姓通婚，唐睿宗、玄宗、肃宗、德宗、顺宗、宣宗的女儿都曾出嫁崔氏、卢氏子。公主出婚其他旧族子弟为数更多。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唐高宗以来，公主出嫁时，“以贵加于所尊”[14]，竟让舅姑降礼答拜，公主身死，丈夫要服丧三年[15]。类似情况，自然会导致旧士族家庭的强烈反感，何况李唐政府曾宣布四姓为禁婚家，他们由于政治上的衰败和社会生活中长期产生的积怨，再加上公主倚仗皇威，羞辱舅姑与丈夫的行动．出现不愿与皇室联姻的情况并不足为怪。

那么，对于唐后期诸旧族人士所拥有的实力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正确认识衣冠户的登场是解决这一疑难问题的诀窍。衣冠户正式取代了门阀士族。成为宋代官户的前身。

众所周知，门阀士族在其盛世合法享有免役特权。随着其衰败，免役特权就消失了。唐初以来，只有五品以上高官依法豁免其家赋役，这批人中固然有的出身旧门阀士族，而更多的人却并非如此。某些家庭连续几代为高官或宰相，却并没有跻身于门阀士族。唐代前后三百年间，所有新进人士没有一个姓氏被社会上公认为门阀士族，比诸两晋南北朝时期常有一些姓氏崛兴加人士族行列的状况大相径庭。门阀士族的不景气实在是昭然若揭。

当然，旧门阀士族诸姓氏在唐代并没有消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还相当强大，即使经过唐末农民军的大扫荡，在五代十国时以及赵宋统一南北后，从《太平寰宇记》所列宋初诸州郡的郡姓，从《宋史》列传中，都不难发现南北朝以来很多门阀地主的后裔在宋代（尤其是北宋）并没有亡绝。神宗时，王存编修《元丰九域志》不列郡姓，书成上表时，特别说明“氏族所出”，已“非当世先务”。它说明姓氏学的衰微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能认为唐末社会大乱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门阀士族长期崇尚儒家经学，有文化素养。在他们失去政治、经济诸特权后，被迫参加科举考试。赵郡李德裕自称其祖父李栖筠在玄宗天宝末，以仕进无他路，参加进士试以步人仕途。事实上，当武则天执政以来，河南郑繇、郑遂初，河北崔日用、崔沔、崔浞，关中韦虚心、韦述等旧族子弟业已纷纷参加进士考试，只是在天宝以后，旧族子弟举进士者为数增多。德宗贞元以来。宰相多以翰林学士充任，而翰林学土常由进士出身。人们注意到范阳卢氏在德宗以后中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旧族崔氏也存在类似现象，与其把这类情况说成是门阀士族势力的强大，毋宁说是旧士族子弟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隋唐之际创建的科举制，进士科最受重视。所试时务策与诗赋。并不是旧门阀士族地主子弟所熟谙的通经明礼。他们既不能平流进取以致公卿，只好利用家传旧文化，随时应变以猎取名位。于是，他们和庶民地主的子弟同时趋向进士科应试，史家们通常称之为士庶合流。

唐武宗诏书宣布，凡是进士及第者称为衣冠户，其家享受轻税免役特权[16]。进士及第便成为一种殊荣。必须注意，会昌诏书是在社会上已有不少冒牌衣冠户免役的情况下，才明文规定真假衣冠户的界限，法令不允许以假乱真，可以看出，衣冠户在此之前实际是早已存在了。

衣冠户不考究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只看他是否进士中第。由是，同是衣冠户的人，他们原先各自不同家庭出身的界限消失了。组成了新的地主阶级阶层。我们决不能因为衣冠户中有的原是旧门阀士族地主的子弟，便断定衣冠户仍是士族地主，或者说衣冠户的存在，乃是门阀地主力量依然强大的体现。

在地主阶级专政的时代，封建政权要不断从地主阶级中提拔统治人才，并给予一定的特权，科举选人适应了庶民地主力量壮大的社会需要，那些中了进士的衣冠户。不论他们原来的家庭出身如何，“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无畏无忌”。[17]即使在混乱的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衣冠户依然合法存在，宋人张纲的远祖在南唐时，“尝以衣冠户携是书（指唐朝告敕）免充军名。”说明十国的江淮以南地区，也同样存在衣冠户。[18]赵宋建国后的五、六十年内。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每年经由进士科入仕的人数成倍地增长。宋真宗时，衣冠户名称尚见于史册[19]，仁宗以后，正式为官户（品官户）所取代[20]。因此，宋初编撰《刑统》，其中所说官户，仍只是沿袭唐代属于奴婢贱人的性质。显而易见，唐宋变革论者关于旧门阀士族消失于唐末，宋初已出现新官户的论点，很难令人折服。

二、唐代部曲与佃农

说唐代是农奴制时代，便要讲清楚广大农业劳动者是被束缚在地主土地上耕作，子孙世袭，可以买卖，但却不能任意屠杀。

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主张者以为部曲、佃客是典型的农奴。事实上，唐代的部曲和佃客身分不同，他们之间差异很大，是否农奴，需要逐一验证。

唐代部曲的定性资料，集中记载于《唐律疏议》中，它表明部曲原则上由奴婢放免而来，是私家所有，身系于主的贱人（家仆）。他们不像奴婢那样是主人的资财，但可以由主人变相买卖，主人强奸部曲妻女无罪，可以随意将所放客女及婢留为妾。反之，部曲奸主，纵逢国家大赦，也不许宽恕赦原。只有主人谋反逆叛要颠覆国家政权时，才允许部曲告主。凡此种种，说明部曲对主人有强烈人格隶属关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部曲和农业生产有着具体的联系。

唐前期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纳课，律疏的有关记载，或是西州出土文书，乃至其他史书所记，都未见部曲和土地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被束缚在土地上耕作。既不参加农业生产，自然不能说他们是农奴了。史籍往往是部曲、奴婢并称，通常被用于从事家务劳动，纵使个别部曲参加过农业生产，就其整体而言，很难说他们是依附农民，而只能说他们是合法的封建依附者。中唐以后，部曲数目更为减少了。

顺便指出，当时社会上被视为资产的奴婢．其中确有一些被用于从事农业生产，但并不能称之为农奴，何况奴婢用于农业生产在全社会中所占比例极小。社会历史的发展很不平衡，除了奴役严重的奴婢而外，有的奴婢在中唐后发生了分化，出现了雇佣现象，甚至开始涌现依附关系甚强的人力、女使。到北宋中叶以后，人力、女使的数量有了较大发展。这样的一批人，同样也并非农奴。

所谓部曲佃客制的佃客在唐代是否农奴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过类似于农奴的法定田客，他们父子相承，身分卑贱，必须经过放免才能为良。这类田客在唐代早巳不再存在。

《唐律疏议》卷27记“官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令人佃作”，表明唐初以来官私田地出租已相当普遍。官田通常包括职分田、公廨田、驿田、屯田等，佃作者是“人”（民），不是贱隶。史称职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数而已。”[21]西州出土开元十九年（731年）文书记公廨田、职田，“不得抑令百姓佃食”。可见租佃官田者是“民”、“百姓”。私田出租同样是“令人佃作”。天宝十一年（752年）诏云：“王公百官之家”，广置庄田，“别停客户，使其佃食。”[22]说明租佃官私田地的是乡村下户和客户，他们都是良民。

安史之乱后，代宗敕令所有在各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客户，“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23]一律编附当地户籍，征调赋役比当地居民（土户）减半。住在庄荫家的客户仍是百姓齐民。其后，豆卢革说，他在“鄘州虽有两三处庄子，缘百姓租佃多年”，他曾“纵田客杀人”[24]，这都说明租佃的田客仍是百姓。

封建社会里地主占有大量田产用以剥削少地无地的农民，这是中外历史上所共有的。在我国，不仅唐代没有，即使汉魏六朝时也并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农奴制。唐代的佃农比以往的田客荫户更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唐代佃农（包括半自耕、半佃农）不是贱口，他们和庶民地主在名义上所尽义务和享受权利相一致，而以往的田客只注地主家籍，是法定的贱口。这一巨大变化和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的地位密切相关，从隋代依豪强为佃农的浮客到中唐时广泛发展的客户佃食制，标志着门阀士族的衰颓和彻底崩坏。

二、唐政府对地主的佃农人数没有任何限制，而在过去，对田客人数有着明文的具体限额和等级规定。

三、自唐睿宗、玄宗以来，官府公开允许各地按照本乡原有习俗发展租佃关系。此乃史无前例的创举，它反映全国范围内的租佃早已自发地盛行。所以，玄宗天宝诏称“远近皆然，因循亦久”。租佃方式的千差万别，充分体现了辽阔地域内各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唐五代两税法时期，朝廷不再限制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由是更为加剧。晚唐时，有人揭示说，民有五去，包括了“势力侵夺”和“降人为客”[25]，可见很多佃农乃是破产农户。

唐代佛道盛行，寺观占有大量田地，通常由僧俗劳动者（佃入。即种田人）从事耕耘，西州出土文书中的“佃人”也肯定包括了佃农在内。江南潭州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十余家”，诗僧齐己即是佃户胡氏子[26]。可见寺观与世俗地主一样，租地者常为贫苦百姓，而不是过去那种只注家籍的卑贱田客。

吐蕃占领河西时期，敦煌出现了一批寺户，这批人看不出与北魏“遍于州镇’’的寺户有何前后承继与演变之痕迹。[27]敦煌寺户因缺乏牛粮种子向寺院有关负责人借麦。他们身分世袭，地位低下，却自有一定经济。[28]其时，吐蕃尚处在奴隶制时代，敦煌寺户很可能是其势力进入河西后，汉蕃文化合流的产物，他们也并非是奴隶。在张议潮收复瓜、沙等地后，不再见寺产名称’新出现的常住百姓，其地位较寺户有所提高。在江南朗州桃源观，“有观在山，有户在疆”，天宝中，敕取近三十户，“蠲免租赋，永充洒扫。”[29]诸如此类的寺观户并非是直隶于寺观的农业劳动者。

说唐代是农奴制，宋代是租佃制，其主要依据除了部曲、佃客外，还有陆贽所说：“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30]如果说这里描述的租佃劳动者是农奴，那么，北宋苏洵也曾概括说：富家地多，“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31]苏轼亦云：富户“役属佃户，有同仆隶。”[32]被视为“奴仆”、“奴隶”的佃农与陆贽所称“私属”性的佃农到底存在什么根本性差异呢

说宋代是契约租佃制，唐代是农奴制，也是说不通的。早在汉代，中原内地已有契约租佃，[33]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也并未停废。[34]现在已发现西州大量唐前期的租佃契，敦煌出土了唐后期的租佃契，怎么能否定唐代存在契约租佃呢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十二月，诏令诸路所在旷土召人佃种，“明立要契，举借种粮，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35]这是赵宋最早提到租佃契约的记载。然而，有更多的租佃关系并未明言立有契约，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存在契约。李唐屡次发诏令依乡原例出租荒废田地，这在赵宋亦不乏其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曲赦河北、陕西、京东路被虏人户所抛下田产，许诸色人住佃。“本县量给牛粮种子及功力，依乡原例，或以四六或以三七均分。”[36]分成租原则上是以契约为依据的。

唐朝建国后，轻便的曲辕犁开始取代以往笨重的长辕犁。全国各地生产发展虽不平衡，但地无分南北，包括半自耕、半佃农在内所有编户齐民原则上不许随便迁居。众多破产农民常不顾禁令四出奔逃，以往括逃通例是就地落籍为民，从事农业。自玄宗开元中括客以后，客户正式合法存在。人们乐于引用宋仁宗天圣时，针对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地区的田客不能随意起移，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37]用以说明宋代佃客有迁徙自由，不同于唐代农奴式的佃客固定在土地上。我们认为唐代的客户含义与宋代不尽相同，但其中大部分无疑是佃农。唐代不见有客户随意迁徙的资料，也没有不许迁徙的记载。即使在宋代，上述诏敕也只能说明江淮以南的自由迁徙，华北广大地区亦无明文记述。作为国家编户的唐代佃农大概难以随意迁徙，地主的压力和国法都是不轻易允许外迁的。

封建时代的劳动者对于各种类型的拥有土地的地主。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唐代和宋代的佃农同样也不能例外。这并非是将唐、宋间的租佃关系凝固化和等量齐观，但可以肯定，唐、宋间的佃农不是农奴与自由佃农的差别，即使同样在唐代或两宋，由于国土辽阔，各地区乃至同一地区之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大致说来，唐前期的广大农民有耕地者较多。中唐以后，破产农户转为佃食客户的人数大增。唐、宋时期，仍然有少数使用奴隶耕作。就是使用佃农劳动，各地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唐、宋之际川、陕一带的客户便是世代相承，不能随意转移，甚至随田买卖，客户身死，其妻不能任意改嫁，子女婚娶也常受主人阻挠。凡此种种，体现了租佃制发展不平衡状况。其后。元代有随田佃客，明清时，不少地区存在佃仆制，从而也可说明笼统地强调宋代佃农已如何自由，甚至说成平等的经济关系，是不恰当的。

总之，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衍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衍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人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

原载《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三秦出版杜，1989年，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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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韩愈》．载《金明馆从稿初编》第296页。

[2]《全唐文》卷236柳冲《请修谱牒表》。

[3]《新唐书》卷199《柳冲传》。

[4]《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

[5]分别见《全唐文》卷337．卷428。

[6]《全唐文》卷790郑薰《仇士良神道碑》。

[7]《全唐文》卷885徐铉《周公（廷构）墓志铭》。

[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7《欧阳氏谱图序》；《嘉佑集》卷13《谱例序》。

[9]《王临川集》卷7《许氏世潜》。参看《宋史》卷299《许元传》。

[10]《史通》卷5《邑里》。

[11]《新唐书》卷95《高俭传赞》。

[12]《云麓漫钞》卷3。参看《十驾斋养新录》卷12《郡望》。

[13]《新唐书》卷172《杜中立传》。

[14]《册府元龟》卷59《兴教化》。

[15]《旧唐书》卷147《杜悰传》。

[16]《文苑英华》卷429《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

[17]《文苑英华》卷669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

[18]（宋）张纲《华阳集》卷33《题祖诰》。按《宋史》卷390《张纲传》．纲是两宋之际的人。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1020年)正月辛未。

[20]《宋史》卷377《王庠传》。参看王曾瑜《宋朝的官户》．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1]《通典》卷35《职官·职田公廨田》。

[22]《册府元龟》卷495《田制》。

[23]《唐会要》卷85《籍帐》。

[24]《旧五代虫》卷67《豆卢革传》。

[25]《全唐文》卷804刘允章《直谏书》。

[26]《五代史补》卷2《僧齐己》，“仅”疑为衍字。

[27]《魏书》卷114《释老志》。

[28]参看《敦煌资料》第1集，第885 388页。

[29]《全唐书》卷761狄中一《桃源观路基界记》。

[30]《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

[31]《嘉佑集》卷6《田制》。

[32]《东坡奏议》卷2《给田募役状》（元丰八年十二月）。

[33]《汉书》卷29《沟洫志》。

[34]《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第103、105页。参看胡如雷《几件新疆出土文书中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文物》1978年6期。

[35]《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2《农田杂录》。

[36]《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46《逃移》。

[37]《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4《农田杂录》。

今天看到这个问题，感觉应当是一个很老的问题的，似乎不应该在这个时代讨论，毕竟女性解放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但是看到了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当今社会女性已经不能跟过去相提并论了，过去女性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相夫教子，而现在说女性可以撑起半边天一点也不为过。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女性也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了。

如果要说当今社会女性的地位，那就得先说说旧社会的女性地位。旧社会是一个对女性摧残的社会，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什么缠小脚，什么三从四德，什么夫为妻纲……当然旧社会也不乏女强人，但终究还是受制于时代的束缚。虽然也有武则天、孝庄、慈禧这种在权利巅峰的人，但那依然是一个男权社会。

如今不同了，四旧早就破除了，女性也享有了平等的受教育权、从政权、姓名权……可能有些人不了解姓名权，谁还没个姓名吗？过去女性未出嫁前可能有名有字，但家人之后只能从丈夫的姓，基本也没有什么名，例如白文氏、张李氏、刘王氏……现在的婚姻法从来也没有要求女性嫁人后要该从丈夫姓的。当然可能在一些农村或者宗族的家谱依然是某某氏的格式，但已经不影响女性的地位了。倒是奥运会选手全红婵夺冠后，其家族人要求把她的名字写入家谱，这一做法也一度引起舆论的热议，女性该不该上家谱、又该上谁家的家谱？然而家谱的概念在年轻一代中已经淡化很多了，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会对户籍和身份证的认可更深，毕竟法律认可的是户籍与身份证，而不是所谓的家谱。相信全世界也只有中国的女性嫁人后不需要改姓的，日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依然保留着已婚女子从夫姓的传统。

现在女性在家里的地位基本与丈夫平齐甚至高于丈夫了，过去所谓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女性对男性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过去了，女性自己也可以有工作、有事业完全不需要靠着男人生存了。现在有的就是家庭的分工不同，而使得生活方式不同，不少人家还是男性主外，女性主内，男人负责挣钱，女性负责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也有不少家庭是隔代抚养孩子，女性也是去工作的，因为女性的觉悟也是不低的，闲着是废掉一个人最有效的方式估计每个人都明白。也有女性的收入高过男性的，也有男性做超级奶爸的。这基本上都是社会地位平等下，跟距家庭需要做出的合理安排吧。

皇1世，皇帝。

皇20世，周武王：周武王姬发，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周文王次子。因其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所杀，故得以继位。他继承父亲遗志，于西元前11世纪消灭商朝，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死后谥号“武”，史称周武王。

皇21世，唐叔虞：周武王姬发幼子叫唐叔虞，姓姬，字子于，是周代晋国的始祖，周成王的弟弟。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摄政。周公灭唐后，把唐封给了叔虞。先是封在唐地，称为唐叔虞，国名为唐国。唐叔虞有两子：长燮，次杼。周武王姬发是黄帝的20世孙。唐叔虞是我燮父族系、杨杼族系的共同杨氏老祖宗。后人为了奉祀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祠宇，称唐叔虞祠，也叫做晋祠。唐叔虞的母亲邑姜，是姜太公之女，周武王之妃，后世被尊为圣母。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

皇22世，燮 父、杨 杼：唐叔虞有两子：长燮，次杼。

燮父，姬姓，晋氏，又名燮，为晋侯，是西周诸侯国晋国的第二任统治者，为晋国始封君唐叔虞之子，继唐叔虞为君。

杨杼，周武王姬发之孙，唐叔虞之次子，晋侯燮父之弟。南方尊其为杨姓开派之始祖，生于周成王二十年丙辰(前1085年)七月十一日子时 (均为夏历，下同)。周康王六年戊辰封杨侯，食采于杨国，始以杨为姓。

皇32世，尚父：尚父是周武王姬发第12代嫡孙（黄帝的31世孙）周宣王姬静的次子。西周的王位由周武王数传至周宣王姬静时，已是西周末年，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周宣王有位小儿子，名姬尚父，因在周宣王时未能获得封爵，直到周幽王姬宫湦时才被封于杨邑，为侯爵，史称他为杨侯，后建立了杨国。姬尚父的杨国后为晋国兼并，原杨国侯一族的后裔子孙以先祖故封邑为姓氏，称杨氏。

由此，燮父族系、杨杼族系与尚父族系已构成为中华杨姓的三大族系，即：1、第一支燮父族系：唐叔虞的儿子燮父继位后，迁都于晋水之旁，将唐改为晋，此国号一直沿用六百余年。《汉书·地理志》记载：“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2、第二支杨杼族系：作为唐叔虞的次子、燮父的弟弟杨杼，一直尊为南方杨姓的始祖。3、第三支尚父族系：尚父是周武王姬发第12代嫡孙（黄帝的31世孙）周宣王姬静的次子，宣王封其子尚父为杨侯。由此可见，中华杨姓已经形成了“燮、杼、尚”三系归一的格局，即都是与轩辕黄帝的血脉、周武王姬发的子孙，故有“杨姓者，黄帝子孙也。”

皇32世，伯乔杨氏1世，杨伯乔：（公元前704—678年），又名文实，为燮父第11世孙。周襄王念其先人功勋，仍封伯乔于杨，为杨侯，承继乃祖爵位，谥贤敬。后世尊伯乔为杨氏始祖。

皇57世，伯乔杨氏26世，杨震：（公元59—124年），公元112--114年任东莱郡太守（掖县）。刊于661年前《午城杨氏先茔》的一段碑文：“在汉太尉震世为弘农人，屡为东莱太守，子孙遂家焉”。我村杨姓氏族乃是“屡为东莱郡太守”杨震的后裔，且世居东莱。更重要的是“子孙遂家焉”来肯定午城杨氏来自何方。震公东莱做官，子孙就地安家，贾邓杨姓氏族就是这一支派弘农杨氏在东莱“遂家焉”的坐地户。

皇95世，伯乔杨氏64世，午城杨氏1世，杨忠：(1200—)莱阳县尹，1225年迁来朱桥午城后杨家安家。

皇104世，伯乔杨氏73世，午城杨氏10世，贾邓杨氏1世，杨宿：（1447—？）约1472年（成化八年）由午城后杨家迁来贾邓杨家安家。

皇113世，伯乔杨氏82世，午城杨氏19世，贾邓杨氏10世，杨之允：（1676—1749）。之允后代为：之允—立业—俊—毓琦—崇文—锡予—和昌—敏德—振山—健。

皇116世，伯乔杨氏85世，午城杨氏22世，贾邓杨氏13世，杨毓才：（1761—1836）1826年首修贾邓《杨氏族谱》，后又率守文等子孙分别于1850年和1860年进行了两次重修，从而形成了贾邓《杨代族谱》的一至三卷，为杨代族谱做出了重大贡献。

皇118世，伯乔杨氏87世，午城杨氏24世，贾邓杨氏15世，杨日章：于1911年（宣统三年）主持完成贾邓《杨氏族族谱（东三支）》。

皇120世，伯乔杨氏89世，午城杨氏26世，贾邓杨氏17世，杨敏德：（1886—1960），于1950年（民国三十九年）主持并与书年、守培、振西等合作完成第八次重修贾邓《杨氏族族谱（西三支）》。

皇121世，伯乔杨氏90世，午城杨氏27世，贾邓杨氏18世，杨振山：（1935—），在1950年第八次重修贾邓《杨氏族谱》和1911年重修贾邓《杨氏族族谱（东三支）》之后，时隔60年一个甲子，共花费2008至2010年三年时间，杨振山历尽艰辛，积劳成疾，带病主持并率春启、嘉仁、嘉旭等成功完成第九次大修《贾邓杨氏族全谱》工程。

《贾邓杨氏全谱（卷九）》序

家族之有宗谱如同省、地、县之有志，国之有史也。宗谱记姓氏之渊源，志叙地域之历史沿革，史载一国之兴衰，隆替和礼乐典章。宗谱、方志、国史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三大擎天巨柱，是我国文化遗产极其珍贵组成部分。有谱则家族之历史有所稽察，有志则地之发展有所凭依，有史则国之兴衰存亡有所稽考。故一国不可以无史，一地不可以无志，而一家尤不可以无谱也。诚如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曾说过：“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1984国家档案局曾发文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有重要价值。”其中，族谱在继承中华文化遗产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了。

建国迄今已有一个甲子，期间并无续谱。60个春秋年轮，沧海桑田，斗换星移，吾宗辉煌历史亟待检典承载，宗亲人际脉络需要整齐梳理，宗族人心力量需要凝聚。宋代名贤欧阳文忠公曾说：“三十年不修谱，谓之不孝”，难道我辈甘作杨门之不肖子孙耶？族中热心宗亲每每念此也寝食难安，续修新之宗谱迫在眉睫。受热心宗亲重托，有志者的通力合作，2008年岁末特组成杨氏修扩宗谱编委会，以期完成杨氏全谱任务。

此次修谱，工程之浩大、体系之繁杂、历史之久远、联络之困难，可谓多也!首当其冲的是寻访老谱，使新谱能承前启后。其次是宗族支派庞大，干枝繁茂。寓居遍及神州大地，联系殊为不便。三是60年时光山飞海立，一日千里，社会的变革，思想的混乱，族人的新老更替，使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准确性增加了相应的难度。难得的是在寻找原谱过程中，杨氏出现了杨金铎、杨春启和杨守川等“护谱英雄”，他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顶住了压力，将族谱完整地保存下来，当得知修谱的消息时，他们就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使编委会掌握了杨氏家族全套的前谱(包括西三支的一到八卷和东三支的前谱)资料。

族谱也是一种家族档案，按照与时俱进的思路将其设计成集工具型、记录型、激励型和教育型等多功能型的族谱。

所谓工具型，是指杨氏族谱提供寻根认祖(见寻根索源篇)和亲缘备查(见亲缘备查篇)详尽文献的工具，这是作为族谱必不可少的最基本功能，以贯彻中华民族“慎终追远”和“百善孝为先”的美德。“承前启后篇”中的第十章是杨氏前人传记，保存(记录)了“光大前人功绩，颂扬先辈美德”的内容。“承前启后篇”中的第十一章是“汇集后人业绩，激励来者奋进”，以激励杨氏后人奋发图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代更比一代强。素质教育篇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对杨氏的信息进行分析统计（第十三章），其二是对杨氏宗亲的素质进行评价，并提出进行家训教育（第十四章），使其达到“继承祖宗遗训”，“传我杨氏清史”的目的。

易曰: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悠悠岁月，宿祖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他的后裔已繁衍至二十二代之多，居住地域已由贾邓杨家村扩展到海内外。在海外的有美、加、俄、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泰等国家。在国内的有京、沪、鲁、川、渝、黑、内、甘、青、湘、桂、台、港、澳(门)等。为了宿祖子孙不至数典忘祖，尊卑之序有条不紊，来住之谊不绝，完成这项历史任务责无旁贷。在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信息化深入人心的今天，广大族众对修谱工作积极支持，全体编委鼎力合作，使新族谱做到了内涵外延加深拓宽，信息载体多种多样，实现技术采用高新，利用手段灵活方便。修好族谱，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无愧于列祖列宗，有利于今贤英杰，启迪后人的精神财富。

此次修谱，还有几项重大收获：

开创了东西三支统宗修谱的先例，首次实现了贾邓杨氏(东西三支和内蒙、高密分支)完整的宗支图和《贾邓杨氏全谱》，真正体现了“天下杨姓是一家”的理念。

① 突破了女性及家属不上谱的陈规旧习，真正体现了男女平等思想。

② 利用高科技手段，解决了毓才公在杨氏族谱首卷中就提出的“阙疑”，弄清了贾邓杨家村的立村时间,始祖宿的迁徙情况和各世祖的年代，也弄清了午城后杨家、午城前杨家、大冢坡、岔里杨家等确定的立村时间存在的问题。所采用的算法对于确定历史事件的年代问题有一定的通用性。

③ 对族谱的深层次地利用、高水平地实现、科学地管理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示范。如采用多媒体的信息形式，通讯的网络化，实现修谱工作的现代化，实现开放式的族谱管理方式等等，都是在实现现代化族谱必不可少的。

④ 联络迁居异地杨氏宗亲，增进了亲情。编谱激发了怀祖之情，为日后各地子孙祭拜祖先提供了条件，使杨氏声望得以振兴播扬。这些都是值得欣慰成果。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新谱终于面世，夙愿得偿，重负已释，心情畅快。惟望吾族子孙妥为珍藏，善加利用，勿忘“四知门第”德教，永葆“清白传家”遗风。凡我族人，皆应勤学守德，儒雅行商，谦恭避祸，宁静致远，以报祖宗高恩厚德。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

十八世孙堃齐振山百拜谨序

公元二零一零年岁次庚寅孟春下澣

（1）、定海杨氏先茔碑铭

肇庆路总管东莱定海杨侯，有先茔在郡北伍城，碑立石表其以状来请於雅古。惟我上世，种善植德，百年之泽，惠及我后人，而弗显於世，幸发其幽光，赐以铭，庸示悠久，请再三，弗怠，益勤，余辞不获，遂因其状而第之。按杨氏本唐叔之后，伯乔自晋归周,封为杨侯。在汉太尉震世，为弘农人，屡为东莱太守，子孙遂家焉。曾祖讳忠仕金为莱阳县尹，有惠政。祖讳贵，为招远县尹，兼益都录事参军，当金季之乱，聚民为兵，缮保障以御侵掠，乡里赖之全活者众。妻孙氏，继张氏，有子四人，女二人。长子兴，为招远县尉，孙出也，次曰均、曰福、曰幼龄，女二人，张出也。均有子曰谨，福有子曰寿、曰继，均与幼龄皆从军殁于阵。福以寿终。县尉学问多艺，颖悟过人，武善弧矢，孝悌称闻。兴任在招远，因母太夫人年高，弃职就养，辛勤备至，而甘旨无阙，夫人终，服丧哀毁，年尚强，遂不复仕，惟勤以农稼教子弟为事，春秋七十七卒，葬伍城先垅之次。配张氏夙有淑德，子七人，女三人，男孙二十五人，女孙二十五人。长曰松蚤有父风，次曰旺、曰春，肇庆公也，次曰荣、曰茂，尝为户部俸吏，次曰芳、曰桂，受承事郎淮东盐司令，皆称善士，女适良族，初县尉之归养也，七子侍侧，食禄者三，诸孙满前，怡怡愉愉，如金瑜芝兰，然乡人荣之，惟侯幼而孝悌，笃信好学，父命求进，但沾微爵，立石级録，关西遗派，修葺太尉祖庙，没齿无憾。侯居廉守约，经值改吏员一百二十五月出职，未及除授，父亡归家，追遵遗命，制中予采三品碑石，以待将来显达。禫毕赴京，慨然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由太府掾三转，授承事郎庐州路职事，愿弃职就养，中书起为左司掾，能名益彰，未几又辞去，皆以太夫人年高故也，执政嘉其孝特以上闻，受同知般阳路莱州事故事，户籍在州郡者，不得仕其处曰避贯侯之授莱州，盖近亲闱以便其养也。初至家适太夫人病，祷于岳曰：愿减春寿五年，为母三年寿，至诚获冥报。任满太夫人体尚康健，亲奉甘养，年八十九终，庐墓行丧，既服阕犹十年不就选。有司以侯行白於朝，调大都兵马副指挥，畿甸之间，豪强敛手，剽劫宁谧，狱无怨民。有远游宦者，属三女于妻，比归，妻已构三女於外，而已适人告，既而妻亦逃，去将访治之，妻乃教其女诬以人理所无者，而已证成之狱，具堂坐京师，凡百有司皆莫能直其冤者。侯辨其诈，吏惶懅怗懦曰，是执政意也，失出必得罪，侯曰：罪在我，非若属事，遂正其狱。然竟以是不调会朝议，求严而不虐，宜辑远人者，众皆曰，杨春可，遂有肇庆之命，进阶中议大夫，以行侯任兵马指挥。愿以母封让其祖母，妻封让其母，有司难其事，命遂寝令秩三品，荣封三代，果如其愿，咸钦命赠祖贵，追封中顺大夫，山东东西道宣尉副使，上骑都尉，弘农郡伯,祖母孙氏，封弘农郡尹，父兴，追封亚中大夫，般阳路总管，轻车都尉，弘农郡伯，母张氏弘农郡夫人。侯自肇庆任满，致仕归来，进赐嘉议大夫，益都路总管，妻赵氏封弘农郡夫人。侯有子三人，女二人，长曰庆祖、次曰庆福、三曰庆先，长子庆祖廕以侯职，初授承事郎同知常宁州事，次受承务郎，大有仓盐支纳三任升奉训大夫，同知濮州事，配隋氏敕封恭人。次受宣命，嘉封县尹。其一门集庆，簪缨相继，不堕其传，同知奉训，立志廉慎，奉先思孝，善述前人之事，取曩时预采碑石，刻文铭立於先茔以光其祖宗，诚为嘉矣，呜呼，经不云乎，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孝之终也，侯之纯孝廉介，虽曰天性，亦以先世有以启迪之也。盖闻之位不称其德者，必有后，自招远而下，皆当有为于世，率不过宰百里，岂非位不称其德欤。然县尉诸子克遵世守，厥后蕃衍，侯兄弟异居，不改父风，所置众皆总门，侯愿为阎王立约，无不咸应，自后时辈皆曰大院杨家。宣赐三品，已建阀阅，高大门闾，心以行之因而应之，以遂平昔之志，至是始验，杨氏之福，盖未艾欤何子孙多贤也，是宜铭铭之曰：为善之植，其始则萌，不揠於苗，厥实乃成，猗欤杨氏，兆自招远，参军谔谔，不显尉也克承多艺，而能弃禄就养，维学与耕，爰有七子，皆称善士，季曰郡侯，式成其志，于戏仁孝，其泽不穷，迨彼有年，其获必丰，先茔有碑，龟蚨螭首，勒名於上，昭示厥后。

大元至正十年岁次庚寅八月二十六日

嘉议大夫益都路总管嗣孙杨春

奉训大夫前同知濮州事杨庆祖，继志立石

东莱石匠作头李砂道，梁成，孙仁，梁宽，孙德刊造

（2）、皇清敕授修职郎英三杨公墓志

岁进士杨公讳毓才字英三号皐泉，东莱掖邑人也，世居城北贾邓村。曾祖讳之允，曾祖母李氏，祖讳建业，祖母罗氏，父讳僩，例授赠修职郎，母李氏，例赠太孺人，俱葬於官道东葛场子有碑记。先生兄弟五人，行居第四，长兄奠元少亡，二兄受禄，三兄毓元，五弟毓德，俱系太学生，姊二人，长适武生黄世荣，次适武生孙百成。娶生氏，生二子，长邦彦入国学，次守文，邑庠生出继五弟,女三人，长适张友俨，次适儒童孙可钧，三适张龙图，孙男三人。先生幼学入塾，即有颖名，应童子试县取第二名，府取第一名，院试入郡庠第一名，自是累列前茅，由增广生补廪膳生，至嘉庆庚辰科成岁进士，又六年就训导职，未及选用，於道光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戌时卒，享寿七十六岁。呜呼先生之为人也，孝友恭俭，未尝以言语侮人，其文词雅正粹美，且循循善于诱人，及门成名者不下数十人焉。殁后，葬於村北坤山艮向门，弟子从逰最久，知先生家世深悉，爰为之铭曰：天道昭彰，作善降祥，忠厚继世，家道永昌，仰止犹切，流泽未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3）、皇清敕封孺人杨母生太君墓志

杨毓才元配生氏，罗台儒童讳安公次女也，性情和顺，言语惟谨,事翁姑以孝闻。姑亡翁不继世妯娌四人中,翁特以家事付托,氏乃逊谢不遑,以不胜任为辞，翁强至再三不得已而从之,於是夙兴夜寐勤劳罔懈,同居数十年田亩日增,内外从无间言,且其教子训女严不伤慈，卒使子女名成家立,壼范称乡党焉，当兄弟同居时,有胞侄临文生五日,其母宿氏卒,氏乃舍其子而哺之,抚养周之逾於已出,临文之成立实赖氏鞠育之恩也,後晰居数十年,又益薄於自奉而严於治家,孙男曾孙之属戏嬉满前,年近九旬尚动履不须扶持,亲友义其事,爰为之铭曰:孝行足法,慈德可风,克勤不匮,克俭有功,壼范不湮,子孙丰隆, 孺人之德,永世无穷。 《贾邓杨氏全谱（卷九）》总目录

一、谱首篇

贾邓《杨氏全谱》编委会…………………………………………………………III

《杨氏全谱》序……………………………………………………………………IV

凡例…………………………………………………………………………………VII

《杨氏全谱》内容概述…………………………………………………………VIII

第一章 杨氏对联碑铭和集序………………………………………………………1

二、寻根认祖篇

第二章 杨氏之源……………………………………………………………………51

第三章 杨氏迁徙和“阙疑”的解决………………………………………………81

三、亲缘备查篇

第四章 杨氏各支派宗支图…………………………………………………………95

第五章 之允系世系图（上）………………………………………………………117

第六章 之允系世系图（下）………………………………………………………165

第七章 西三支其它世系图…………………………………………………………189

第八章 东三宗支世系图……………………………………………………………205

第九章 异地兄弟宗支世系图………………………………………………………249

四、承前启后篇

第十章 杨氏前人传记………………………………………………………………265

第十一章 杨氏后人业绩……………………………………………………………279

五、素质教育篇

第十二章 关于行辈字派的勘定……………………………………………………297

第十三章 杨氏素质分析……………………………………………………………311

第十四章 素质和教育………………………………………………………………331

第十五章 中国姓氏文化……………………………………………………………339

第十六章 杨氏名人的功业轶事……………………………………………………359

六、谱尾篇

第十七章 后记………………………………………………………………………391

附录……………………………………………………………………………………405

方氏聚居于岳阳县高垅石墨港竹山坡一带，清朝中叶人才辈出，出了不少官场人物。该谱仕进表中，记有清朝以来的进士、举人及贡生、监生、庠生名录189人；自巡检、县丞至京官、封疆大臣各类职官383人；荫袭、封典（文职封奉政、中议大夫等，武职封武功、建威将军等）107人；晚清以来，中学、大学毕业生22人。其中四川巡抚方显、广东盐运使方功惠、浙江宁绍台海防道方桂、山西雁平兵备道方应清、广东惠潮嘉兵备道方应元、江南道监察御史方雪浦、山西布政使方大氵是、甘肃总兵方秋帆、兵部主事军机章京方稼轩、开封知府方宗钧等均有传。 编辑本段方

　　源出 ;

　　出自「姬」姓，以字为氏。周宣王有大臣方叔。见《诗经．小雅．采芑》云﹕「方叔止。」「方叔，卿士也。支孙以王父字「方」为氏。又，《风俗演义》云﹕相传为古帝榆罔之子方雷氏之后。 编辑本段复姓 方雷氏

　　（一）出自方雷氏，为方雷之后，以国名为氏。

　　据《古今姓氏书辨证》载：雷氏“出自古诸侯方雷氏之后，以国为氏，后单姓相传方雷氏是神农氏的九世孙。黄帝娶方雷氏之女为次妃。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 司马贞索隐引晋皇甫谧曰：“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榆罔二十六年（公元前4513年），轩辕氏大酋长姬邦卉平定四方，迫榆罔让位，正式称帝，以涿鹿为都，国号黄帝，史称黄帝轩辕氏。方雷氏因协助黄帝平定四方有功，受封于方山（在河南省中北部嵩山一带），建立诸侯国。方雷氏是黄帝时代的重要方国，其子孙以国名为氏，为复姓方雷氏；后又分为两支，一支姓方氏，一支姓雷氏。 编辑本段家族名人

　　方叔 ： 西周宣王（前八世纪）时的卿士，征伐古族玁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