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刻家谱一隅·康熙：休宁璜源吴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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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刻家谱一隅·康熙： ◎ 安徽 《 休宁璜源吴氏族谱 》

 励双杰

清康熙六十年刻本，吴铨主修，鉴台公下育德堂刊，三册全。

本谱卷首有吴铨于康熙五十七年秋月所撰的《续修谱启》，云：“……惟是延陵启望，古今不少变迁。即如石岭一支，溯分合已多世次，赖由先代，历有成编，顾自应其公修刊以来，历今百四十年矣；计从璜源祖启基至此，已承二十八传焉。所虞世远人遐，支分派紊，倘或欲亲仁杰，焉能即拒崇韬。匪直惊文献无徵，亦大惧圭璋有玷。昔先君子夙怀修辑，庭训常以为言，乃历岁年，未就编摩，晚节特深其虑。兹者铨幸，给归有暇，先志思酬，是用敬告宗贤，异秉椽笔，以各纪本牒，徧闻族哲，更按鳞图而愽访外支。撰述无取传疑，闻见务期徵信。共襄胜事，协效仝心。剞劂工资，窃原引为己任；缄縢藏本，还希出以共传。各勉仁孝之忱，自不虞乎后至；仝怀承启之原，宁不快夫速成也哉。谨启。”

之后即为同年秋月族众“再叔云龙、世勋、兄士贺、侄孙光裕”的《回启》：“容斋贤再侄先生道足经邦，才堪华国，曩者身膺民社，惠泽弘敷。今兹职列庙廊，经纶益展，固已人咸引领，允推克振乎箕裘；众共倾心，洵足流芳于奕叶矣。乃犹故园念切，一脉情慇，惟兹家谱之未修，恐致历传之失所，派来石岭，前此虽有成编，谱续南园，嗣后更无继志。幸公余之有暇，每忆庭训于昔年，思先志之是酬，爰兾功成于此日，咨询罔遗于近族，蒐罗且遍乎远支，审厥源流，务使有条不紊，严其支派，庶几开卷了然，是诚孝子之用心，抑亦仁人之盛举。龙等向亲光范，备悉悃诚，兹读诲言，更感情挚，自愧才拙，徒向往之有心；无如力绵，实赞襄之无术，惟兾百年旷典，一旦告成，表徃行于名流，金声掷地，裁新编于钜手，异彩开天，嫓美前贤，有光家乘，则桥梓济美，永著不朽之名，亦灵爽式凭，自邀无疆之福矣。谨此启复，无任颙恭。”

接下来又有康熙六十年八月吴铨《续修璜源族谱记略》：“……昔先大夫每阅旧谱，慨然虑是，而以有志未逮为憾。予小子志不敢忘用，是于告归之暇，启闻通族，商酌续修。幸宗贤皆有同心，遂于戊戍（‘戌’之误）秋设局于璜源之长庆堂，遵循旧谱，而推求之……举阅三载余始竣，遵旧谱例，编号分于各支，各房皆一本，更为自后绵绵瓜瓞之张本，而因记今此者之事略如此。”

是可推知吴铨为本谱之主修。

吴铨者，即苏州藏书世家“璜川吴氏”之发轫之始者。马杰《清代苏州的徽籍藏书世家》中说：“在这些居住于苏州的徽籍藏书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历经四代递藏，书香不绝的璜川吴氏。”郑伟章先生《文献家通考》载：“吴铨，字容斋，号璜川，生于徽州歙县之璜源，随其父侨居松江，老而自松江迁苏州渎川望信桥。生卒年未详，雍正时为江西吉安太守，归田后于木渎筑遂初园，因怀旧之思题题其藏书处曰璜川书屋。架上万卷，皆秘籍也。是时载酒问奇而来者，如惠栋辈，皆吴下知名士，遂以‘璜川吴氏’著名于时……当时璜川书屋有两书最为珍奇，一为北宋本《礼记》单疏足本，一为《前汉书》……卒后，《前汉书》以后归当道呈进，入《天禄琳琅书目》；《礼记》则归曲阜孔荭谷家，世遂不得复见。”

吴铨世系详“本编”卷六第“百三”叶：“诰封奉政大夫，讳铨，又名文祖，字绳其，号容斋，由国学生除授广西桂林府全州知州，调太平府养利州知州，覃恩诰封奉直大夫，内升顺天府治中，诰封奉政大夫，又升工部都水清吏司员外郎。生康熙壬子九月初六日，配山斗程云路公女，覃恩诰封宜人，生康熙甲寅八月二十八日，生子亿、仁、儒，女娇英，适苏州即用知县陈双南，闰英适金村候选州同知金声闻，止英字玉峰徐子桓，全英幼；侧室胡氏，生康熙壬戍（‘戌’之误）三月二十六日，生子仪、杰、份，女玉英；侧室程氏，生康熙壬申二月二十九日，生传、佐，女足英、定英。”

这里，不但可以补正《文献家通考》中吴铨的名、字等，连“生卒年未详”的生年，都可以补上，“生康熙壬子九月初六日”，即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阳节前三天。

马杰在《清代苏州的徽籍藏书世家》中又说：“吴铨有子二。长子吴用仪，号拙庵。其与江浙诸名士交往甚厚，流连觞咏，座无俗客。用仪亦嗜典籍，藏书在其父基础上‘复购书数万卷于其中，多宋元善本’，是璜川吴氏藏书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此外，吴铨次子吴成佐，号懒庵，同样亦有藏书名。其孙吴志忠云：‘我祖懒庵先生重自搜罗，书楼三楹，环列四周’。其中亦不乏宋元佳椠。成佐藏书处曰乐意轩，藏书印有‘乐意轩吴氏藏书’等，并有《乐意轩书目》四卷。”

从吴铨的世系中可以看出，吴铨共有八子：成亿、成仪、成仁、成杰、成儒、成份、成伟、成佐，其中，亿、仁、儒、份、伟五子早殇。《清代苏州的徽籍藏书世家》说“吴铨有子二”，自然是不对的。说“长子吴用仪”（即成仪），因成亿早殇，把成仪早为长子，也说得过去。但“吴铨次子吴成佐”就不对了，照成仪的推算，最多也只能称之为“三子吴成佐”，因为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吴成杰（已聘副总兵官维扬卓尔坛女）。

另外，说吴铨“生于徽州歙县之璜源，始随父迁居松江”，也不太正确，他的父亲吴中毅，字远公，卷七《列传事略·二十三世》中说：“赠奉直大夫讳中毅字远公，少随父国琏公桥寓上海之周浦。”可知始迁上海者是他的祖父吴国琏（又名同九，字君质），他的父亲中毅公少年时就跟着祖父到了上海。

吴用仪、吴成佐兄弟，《文献家通考》中均有条目，只是都云“生卒年仕履均不详”，这部《休宁璜源吴氏族谱》也可略为补阙。吴用仪，谱中作“吴成仪”，他们兄弟都是以“成”字排行：“成仪，名金，字景华，太学生，生康熙辛巳九月二十四日。”

吴成佐“字赞王，生康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

他们的父亲是本谱的主修，他们的生年，正确性自不容怀疑。

谱《凡例》云：“本族自尧公发下，其迁本郡各乡者，固宜收之不遗，但图系尽与世居璜源者共为一编，则繁多，而不便于观阅。今自瑀公以上至于得姓之始为前编，自瑀公以下世居璜源者为本编，以迁出传衍不替者为后编，间有迁出而易世，则返子孙仍世居本乡者，当与本乡一例为本编为是，说者或以为当与世居外乡者一例为后编，恐有乖于义例，且不免见非于公义也。其从戌者比迁出例。”

因为吴铨是主修，这一《凡例》，很有可能就是出自他本人之手，可见他到这修谱的时候，还并没有想到要在苏州长居，当然更不会想到“璜川吴氏”藏书能传四世之久，名扬四海。

看吴铨家族的世系，发现他们这一家子，跟同邑的山斗程氏可谓世代姻亲，他自己“配山斗程云路公女”；他的祖父国琏，“配山斗程继魁公女，讳宜贞”；父中毅，“女淑鸾（不知是吴铨之姐还是妹子）适山斗候选州同知程祗佩，淑霞适山斗候选州同知程吉士”；他的大哥吴文礼，“女瑞英（吴铨侄女）适山斗岁贡士候选知县程学乾”；吴文礼的三子成佩，“配山斗程公辅女”。在其它族裔中，与山斗程氏你嫁我娶，比比较是，可谓礼尚往来矣。今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均有明天启六年旧钞本《新安休宁山斗程氏本枝续谱》收藏，曾编入于2002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中。

从这里，另可发现一个问题，即女性名字入谱。现在一些专家、媒体，把新修谱中女性入谱，当作了不得的革旧创新的大事来炒作，其实，在徽州，女性名字入谱是很普通的事，我在明成化年间的徽州家谱中，也有发现，根本算不了什么。

谱中有明万历六年《明南园公修璜源吴氏族谱序》，云：“按，璜源吴氏谱，乾祐三年判丞公尧始迁自石岭，其谱凡三修，经今一百三十年余”；又万历七年《南园公谱序》：“吾璜源吴氏族谱，自始祖而下，至八世曰三友公，始编之，至十一世曰珏公，及正统间诸公各继修之，然皆止于家藏而未刊行于族也。”可知在万历本之前曾有三次纂修，但未梓行，均为草谱，到万历七年时始雕版印刷，今国家图书馆藏一部，为全一册。此康熙六十年本为五修，上海图书馆藏相同版本一部，亦为三册。

吴铨以一个学人、藏书家的眼光，亲自所修的家谱，质量肯定是极佳的，无论是用纸还是用墨，以及刻功、资料的取舍，无一不是上上之选，三百年后的今天，仍能闻到那股幽幽的徽墨清香，说一句心旷神怡，毫不过分。

徽州，古徽州府所辖各县,即今黄山市的三区四县及江西省的婺源和安徽宣州市的绩溪。

自古为山越族居地，在迁入汉族之前，盛行“蛮民”习俗。只是在中原居民大量迁入皖南山区之后，才真正地改变了山越的风俗习气。古代，徽州人捍卫乡土的观念相当浓厚，这是因为古徽州山林中的土著越民向有"勇悍尚武"之风，加上外来居民入居徽州，他们都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所以，徽州形成了一种“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的特性，成为安全的避难场所。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见到徽州这块奇特的土地，虽垂涎三尺，但也不得不畏而却步。徽州人的勇敢、进取精神是人所熟知的。徽州居民，自古以来都以族姓为单位，团聚在自己某一始祖或迁祖为中心的区域内，形成了严密的宗族观念。甚至于居住的村落，也以族姓为村名，如黄姓家族的黄村、汪姓家族的汪村、许姓家族的许村，洪姓家族的洪坑、至今仍保持着这种聚居格局。　在这种宗族观念的影响下，过去各家族撰修族谱、家谱，蔚然成风。祠堂、古民居、石牌坊是歙县的“古建三绝”。由于浓厚的宗族观念支配，徽州境内建祠祭祖，树碑立传极为盛行，几乎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宗祠或分支祠堂，有乡人共建的祠堂、有同姓族人共建的祠堂，也有大族分派所建的支祠。《歙县志》卷一“风俗”中说：“邑俗旧重宗法，姓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 古徽州，由于奉行朱熹的《家礼》，礼仪规范甚严，有着森严的尊长卑幼的等级观念，葬礼和祭礼十分隆重。过去对祖坟有一年三祭的习俗，后来经过革繁就简，保留了"清明"节扫祭。

徽州的孝悌习俗也相当浓厚，徽州各地耸立的祠堂、牌坊，有许多就是为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贞媛烈女而建的。 徽州浓厚的读书习文风气，风靡整个社会，大家均以读书、登科第为荣，“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在浓厚的读书习文之风影响下，大家都非常注重谈吐、风仪、礼节，因此徽州被誉为“东南邹鲁”。

徽州刻书始于中唐；宋元时期，徽州的官刻、私刻和坊刻图书也出过一些精晶，但在全国刻书业中占的比重并不大。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徽州商人介入刻书出版行业，遂使徽州刻书业突飞猛进，明万历至崇祯年间跃居全国之首，成为全国重要的刻书中心。徽商一进入刻书出版业，立刻显示出其固有的精明干练。他们在刻书方式、方法和雕版印刷技术上都大胆革新。首先，他们大量编辑出版丛书。丛书最便于学习，一部丛书可概括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书，非买丛书不可。其次，大量刊刻插图，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与理解，引诱读者购买。其三，采取联合作战，缩短出版周期，快出快售。其四，改革印刷和雕版技术，创用四色或五色赋彩印刷技法，图版的精丽动人程度大大超过一般雕版插图。又创制“短版”和“拱花”印刷技法，把彩色套印木刻画推向新的高峰。

当时，徽州私家坊刻众若繁星，刻铺比比皆是。徽州刻书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的一大派别，世称“徽版”。徽版图书以坊刻最为有名，以校勘精湛、刊刻精良著称，以插图为特征。清初大兴文字狱，禁止私人刻书，坊刻骤降。康熙时期书禁稍缓，但徽州坊刻再也没有恢复到明万历、崇祯时期的繁荣。可是从清代整个刻书业的状况来看，徽州刻书仍是积极而活跃的，仍然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书院刻书的发展，家刻的兴旺，志书宗谱编纂刻印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