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越早的世系，越不靠谱 ，可信度越不高，因为在明清时，出现大量的造假家谱。

与自己越靠近的世系，可信度还是挺高的，如明清之后的记录。

像那种一百几十多世系，历经4千年以上的，那第一百世系之前的老祖宗，可信度，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试问，几千年的，能连续不断的记载下来吗？

历史上，经过焚书坑儒，战火纷飞，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在反复的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还能完整保留吗？

由于封建社会，朝廷用人要查家谱，即查祖宗十八代，在明清时，出现了大量的伪造，目的就是为家族子弟谋一个好的仕途。

反正我家的，第一百代之前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值不起推敲。

其它姓氏，同样有这样的问题，不是家谱本身的错，是时代的错，时代的产物，为了仕途更顺而特定的一种谎言，那其真实性能有多高，大部分都是假的。

　　姓氏起源：

　　邹姓的来源有两支，一支是传自大约3000年以前春秋时代的邾国（又称邹国），另一支源于同一时期的宋国。第一支邹氏，根据《姓氏考略》上的记载，邹姓出自邾娄国，是颛顼帝的后代。邾娄国，亦称邾国，是周武王伐纣而得天下之后，封给颛顼帝的后裔的采邑，附属于鲁国，到了战国时期，被鲁穆公改号为邹。邹后来被楚国所灭，颛顼的子孙分散各地，就以故国号为姓氏，有的姓了邹，有的把原来的“邾”字去邑留朱，以朱为姓。因此，3000以前的邹、邾（朱）两姓，都是同一家人。望族出于范阳。邹国的邹姓是发源于现在山东省的邹县东南一带。第二支邹氏，根据《元和姓纂》上的记载，邹氏出自子姓，他们的始祖是宋愍公的后代正考公，正考公食采于邹邑，生儿子叔梁纥，就称为邹氏，齐国有邹衍、邹忌。而根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述，宋国则是殷商的后代，他们在纣王立国之后，被周武王封在宋地，以奉殷汤之祀。后来宋愍公的后代正考公食采于邹，传到叔梁纥的时候，就以国为氏姓了邹，齐国的名士邹衍和邹忌就是这一家的子孙。

　　郡望：

　　范阳郡：三国魏黄初七年置郡，其治所在蓟县。相当于今北京市昌平、房山及河北省涿县一带。

　　堂号：

　　1、碣石堂：战国时期的邹衍，深通阴阳、盛衰、兴亡之道。燕昭王招贤，专门建造了碣石宫来招待邹衍。

　　2、讽谏堂：战国时期的邹忌，看到齐威王不喜欢听别人向他提意见，于是以巧妙的方式规劝他。齐威王接受了他大意见，下令：凡是对他提出意见的人可以得到不同的奖赏。一开始大家都争着给他提意见，两个月以后，提意见的人很少了，三个月以后，提意见的人几乎没有了，大家把能提的意见都提完了。齐威王收集了这些意见，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着就是邹忌讽谏的结果。所以邹氏又称“讽谏堂”。

　　3 、范阳堂：秦汉时期，邹氏人有一支从今山东境内迁至范阳，后发展成为望族，所以邹氏人以“范阳”为堂号。

　　迁徙分布

　　据邹氏族谱及有关资料记载，邹氏早期主要在其发源地即今山东境内发展繁衍，至秦汉时期，他们中的有一支迁至范阳，发展成为望族。西汉以后，范阳邹氏逐渐南迁至河南邹坊，成为较强的一支。汉代有邹廷任襄阳令，在当地安家，其后裔有一支迁到雍州。西晋有新野人邹湛以才学知名，在朝廷做了国子祭酒、少府，其子孙有一支迁到衡州。东晋十六国时，由于战乱，中原士族大举南迁，邹氏的一部分随之渡江，定居于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一些地方。唐初，陈政、陈元父子奉命入闽开辟漳州，携一部分邹氏随从同往，后在福建安家。又唐德宗贞元末年，邹垣因避战乱，自今安徽迁入福建，其子孙繁衍分居于邵武等县。北宋有邹异，长乐人，元佑中举经明行修，这说明北宋时已有邹邹氏居于广东。南宋时期，有泰宁人邹应龙任初权参加政事，他的子孙散居闽、粤，还有迁到广西乐平的。现在台湾的邹姓人及侨居新加坡等国的邹氏华侨，主要是从广东、福建迁去的。

尚茶的人喜欢武夷山的大红袍，尚茶的人也喜欢下梅，因为下梅与茶的缘份更像一个传奇——兴旺与衰落皆因为茶。因茶留下的文明遗存与今天的生活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下梅独特的魅力。　谁能想得到，一部《乔家大院》的热播，让这个古村落再一次喧嚣起来，而这一切皆因为茶。

其实，下梅只产少数的茶，而且在整个武夷山岩茶体系中，这里的茶叶属于被忽视的品种，但这个古村数百年来与茶产生了纠缠不绝的情愫——明末清初开始，这里就成了闽北地区最大的茶叶集散地。也因此，下梅为后世留下了富甲一方的建筑印记——这里原先有典型特色的清代深宅大院古民居70余幢，至今尚存30余幢。 据介绍，在清朝，下梅处在一条非常重要的商路的起点上，这就是“晋商万里茶路”。据记载，最早来到武夷山贩茶的，是山西省榆次市车辋镇的常氏。晋商常氏武夷山贩茶的第一站便是下梅村。

晋商常氏与闽北隔万水千山，商业嗅觉却异常敏感。早在150多年前，以常氏为主的山西商帮看中了武夷茶的生意资源，把经商触角探往武夷山下梅的茶坊街市。据《崇安县志》载：“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由此可见当年以茶叶交易为中心的经贸活动在下梅十分活跃。

1666年（康熙五年），武夷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收购，欧人皆以武夷岩茶为中国茶之总称。此时武夷山岩茶在下梅集运转销，乾隆年间，下梅遂形成崇安最大的茶市。

雍正五年(1727年)，下梅茶商开始大发。咸丰年间，太平军出没武夷山，晋商与下梅邹氏经营茶叶生意受阻。五口通商后，晋商在武夷山收购岩茶业务由下梅邹氏、潮州、广州三帮联合采办，转运于福州、汕头、澳门及南洋各岛。下梅，这偏于武夷山东隅的茶庄集市小镇，连接起一条通往中俄边界贸易城恰克图的茶贸易之路。常氏与商团盟友开创了中俄贸易的漫漫长路，成为在中俄边界贸易城恰克图的一支劲旅。

晋商：涉足下梅茶市

常氏经营的主要商品就是茶叶，而这些茶叶，又都是从闽北武夷山采购所得，常氏采购集团的千里足履，纷纷涉足清代武夷山茶市下梅村。他们的到来，也给下梅茶叶经营带来了商机和贸易信息。除邹氏外，还有孙氏等随晋商奔赴西部经营茶叶。邹氏在山西榆次，还教当地常氏开辟山地种茶叶，所育茶苗之法，全部是从武夷山下的崇安带去的。但由于气候因素，未能形成规模。新茶尚未上市，邹氏就利用现银，趸足茶叶运往山西，在货缺时抛售，大赚一把。邹氏在与山西人交易中，学到了晋商的经商之道，由单一的茶叶交易到贩各类货物，生意日隆，交易多元化，资产遂增，邹氏投入重金购骆驼，用驼队运货到恰克图交换皮货、药材，换洋铁、洋油、洋火等。如今，下梅邹氏还留有从恰克图带回的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油箱及邹氏茶庄号“景隆号”、“集春号”及验押茶货的“素兰号”木印模等，这些都是下梅邹氏当年与晋商进行武夷岩茶贸易时使用的实物遗存。

据当地人讲，清代中期，武夷山四大巨富之一的万氏，凭着雄赀与邹氏争夺茶叶生意。初来乍到的晋商常氏，看到邹氏在茶叶交易中更注忠诚信用，遂与下梅邹氏“景隆号”茶庄结为盟友。邹氏腾出景隆号的仓库和厢房，给常氏储存趸下的茶叶，还为他们一路风尘远道而来的10余峰骆驼搭建喂料棚，那时，景隆号的人们第一次见到庞然大物骆驼，觉得很稀奇。晋商对外发货时，满载茶叶的竹筏就从芦下巷口河埠下水，进入梅溪水路。 下梅邹氏与晋商精诚合作100多年，邹氏以经营茶叶发家致富，诚信经营是基础。晋商强烈的外贸意识、敢与洋人做生意的胆识，极大地鼓舞了邹氏。下梅邹氏恪守的是“诚信经营，致富履义”的商德。据《邹氏家谱》载：“邹茂章偕壮游闽北、闽固产茶多区，而武夷七十二岩茗种尤甲天下。公与伯兄共治之，走粤东，通洋艘，闽茶赖以大行，品核精详，无二值，无欺隐，且不与市井较铢两。以故洋人多服之。洋人售公售制获异珍所至，辄信偿其利，由是家日饶裕，为闽巨室……”

只是，鸦片战争后，由于当时清政府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武夷岩茶只要顺闽江而下就可出口。于是，武夷山地区的茶市中心从下梅转移到赤石。盛极一时的下梅慢慢走向衰落。

如今，穿行在当溪两旁的骑楼边，当年的商店门楣还在，当年修建的9码头旧址还在，然而物是人非，原来整日舟楫往来的繁忙的当溪，到后来只有在5天一次的赶墟日时，才会变得热闹一些。只是修建在骑楼边的美人靠至今风韵犹存，成为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年下梅男人大多出去经营茶叶，家里媳妇就在斜阳残照之际，望着往来不熄的船只，等待男人的归来……

来自山西的“麻雀” “万里茶路”全长达5150公里，随着茶叶生意向境外扩张，茶路不断延长，武夷山下梅邹氏与晋商常氏建立贸易伙伴关系之后，其过境从武夷山下梅至中俄边境的贸易城恰克图，约4500公里。邹氏借福州、广州口岸开放之机，租用洋艘，将武夷茶贩运到东南亚各地，有的还销往欧洲，其南下贩茶的路程也有1000多公里。

据载，每年茶期，在下梅收购精制后的茶叶通过梅溪水路汇运至崇安县城，验押之后，雇用当地工匠达千余人，用车马运至江西河口（现在的沿山县）。由船帮改为水运至汉口，达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镇，而后用马帮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于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仑、恰克图。从武夷山的下梅茶市起步，到中俄贸易城恰克图，漫漫商路上，邹氏购置了数百峰骆驼做运力，足见茶叶经营规模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