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阳文化

惠贻百代 功炳千秋

——明清时期崇阳修志述略

汪和平

崇阳原为汉初设置的下隽县故治。历两汉、三国、两晋至南北朝，隶属关系常有变动，县名亦时而上隽，时而隽州。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置唐年县，实为崇阳正式建县之始。北宋开宝八年（975）改用今名，迄今已达千有余年。

本县不仅建县历史悠久，且山河壮丽，人杰地灵。宋元以来，号称“文献之薮”。但直至明初，崇阳迄无县志成书。相传元末邑处士严士贞著有《桃溪百泳》，以品骘境内山川胜迹，风土人物，被后人誉为崇阳县志的滥觞。

明宣德七年（1432），历任广西、福建、山东道御史及浙西分按杨（86页）因“与时寡合，引疾归田”。在宣德七年至十年间，他编纂了本县第一部县志——《宣德年志》。“本严士贞《桃溪百泳》，复搜罗典故，采访遗闻以成书”。其品定之八景，后来历届修志均奉为蓝本。杨（86页），永乐壬辰进士，博学多才，且为官清廉，守正执法，在朝野中品望极高。他赋闲修志一事，不仅开了崇阳编纂县志的先河，也为后人关心乡土文化树立了学习榜样。

成化八年（1472），浙江上虞举人俞绘来崇阳任县儒学教谕。他自任纂校，以《宣德年志》为基础，续成了《成化九年志》。旧志称其“博涉群书”。但他主编的这届县志早佚，后人无法窥其端倪。

正德丙寅至辛巳年（1506—1521），邑人艾杰、蔡乾又依据《成化九年志》编成《正德年志》。由于此志亦系续修，其体例与内容均未脱，宣德年志》窠臼。艾杰，成化丁酉举人，先任四川江安教谕，曾参与编修《蜀志》，完成后擢成都府学教授，颇具修志经验。蔡乾，正德丁丑进士，官四川佥事。致仕后与艾杰合作编修了本届县志。其成书时间，按蔡乾中试年份及正德年号推算，当在正德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间。

嘉靖己卯（1529）年，由邑人汪宗伊编纂，县学教谕徐行参校，修成了《嘉靖八年志》。但此次仍系续修。徐行认为这次修志是“收残断于燹毁之余”和“摭拾章句，……以少裨简阅之资”。然而他在志书中提出的“星野”说，后人颇讥为牵强肤浅。纂辑汪宗伊，当时虽年纪尚轻，未中乡试，但受父兄影响，酷好治史。嘉靖戊戌成进士，后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一生著作达十余种，其中包括《应天府志》、《南京尚宝寺志》、《南京大理寺志》、《南京吏部志》等书。

穆宗时期（1567—1572），邑人饶天民编纂了一届县志》，称为《隆庆年志》。饶系嘉靖己丑进士，累官至河南道御史。《隆庆年志》系其谪居后所修。

万历十二年（1578），知县周应中亲自主纂了《万历戊寅志》。周应中，浙江会 稽人，进士。万历丁丑由真定（今河北正定）调任崇阳后，立即着手编纂县志，翌年成书。《万历戊寅志》与《隆庆年志》的时距，最长不过十年，最短可能仅五六年。

万历二十三年（1595），由知县陈洪烈总裁，邑人吴楚材、龚衍材编纂，儒学训导李如芝参校，修成《万历己丑志》。这次修志的原委、经过和方法，陈洪烈在志序中作了简要说明：“万历戊子春，余自（88页）山调崇阳。甫视篆，于一切风教懵然无所考。据索邑志验之，弗得。……余因谋之邑博李君，李君欣然命生徒，博采野史，参以众议，凡阅月而草创具。余复就乡大夫吴君商确义例，稍为增损。己又质之胡方伯取裁焉。大都笔削取舍，一秉诸是非之公。又阅月而论定。志成，卷凡十一，目凡五十四”。陈洪烈，河南光山人，进士。后人赞扬他“编辑志乘，垂为准则，及今遵之”。“续编邑志，论列崇邑利弊，切中要肯”。吴楚材，隆庆丁卯举人。曾任甘肃会宁尹。“邑志初苦挂漏，（经其）整理编纂，条绪始定”。龚衍材，贡生，旧志称其“学问渊博，文章古茂”。陈洪烈序中提到了胡方伯，即邑人胡定。万历丙辰进士，有诗句，累官至广西左布政使。其“文章经术，蔚然大雅儒宗”。他为《己丑志》审定文稿，并撰写一篇序言。

熹宗时（1621—1627），知县魏光前续编的《天启年志》，是崇阳在明代编纂的最后一届县志。此志成书不久，即散佚于明末战乱。魏光前，河南遂平人，贡生，天启七年始调崇阳任职，而同年却是熹宗朱由校的最后一个年号，可见志书是魏到职的当年修成的。因此，我们不妨确切地称这届县志为《天启七年志》。

清康熙九年（1670），邑人王应斗、汪际炱负责纂辑，完成了《康熙庚戌志》，这是崇阳在清代首次修志。王应斗，天启壬戌进士，累官至云南道监察御史，后加兵部侍郎总督湖北山寨义旅。明亡，清廷以特起巡抚征召，辞不复出。汪际炱，顺治己亥贡生，曾任四川泸州训导，“其学根底经史，博洽精详，为邑文献”。总裁、知县高景之，在序文中说他决定修志时，“与邑博刘君商谋始事。……又得岁选汪君……并肩组修。遂不摇旁喙，一矢虚心。再阅月而草创具。寻质之王中丞（应斗）汇正焉”。王应斗在序文中也说：“博士刘君，岁荐汪君暨二三文学，相与旁搜逸闻，补辑旧编……不数月而书成”。可见这届县志的具体编纂者，一个是汪际炱；另一个是邑博刘君，即县儒学训导湖南平江人刘体仁。只是由于王应斗的声望和资历很高，最后定稿时由他把把关罢了。

《康熙庚戌志》是新修还是续修？汪际炱在志跋中说得明明白白：“受委之后，即谒王中丞公。公曰：此续《陈志》（注：指《万历己丑志》）也，规制备于陈矣”。“先取陈志酌其规制。其字之鲁亥，提掇之乖体，其年号、地名，声称之错简，昔虽乏细校，即今厘正之亦易”。可见《庚戌志》还是一届续志。

雍正十二年（1734），本县《雍正甲寅志》修成。负责编纂的是邑庠生陈爽，任笔削校订却系县志总裁、知县李五（89页）。从《康熙庚戌志》以后，崇阳间断六十三年未修志，其间虽曾多次拟议，但迄未行动。李五（89页）到职后，决心办好这件事。他认为崇阳县志之所以长期无人增修，是因为“长自道旁筑舍”的缘故。于是他果断地延请陈爽主笔，“馆之以萧寺，授之以壶飧，俾得专心敬事，无摇旁喙……草创既具……予稍为校正焉。觉六十余年已事了然咸在，而志于是乎成”。

乾隆六年（1741），崇阳人士敦聘原通城知县郭彦博主纂，修成《乾隆辛酉志》。从雍正甲寅至乾隆辛酉，时距仅六年，为什么又要修志？县志总裁、知县黄衮在其所撰的《重修崇阳县志序》中作了具体说明。他说：“《庚戌志》者，康熙九年邑令高君景之集邑中多士，视前明时邑令陈君洪烈本而续之者也；《甲寅志》者，雍正十二年邑令李君五（90页）属庠生陈爽视庚戌本续之者也；今辛酉所刊，则予在任，邑中绅士迎请原通城令郭君彦博视甲寅本而修之者也。辛酉距甲寅才六年耳！本无事更张。顾李君善政多端，独其所续志，崇人事（90页）焉。”正因为本县人士觉得前届志书的质量不理想，所以决心重修。对于清代修的前两届《崇阳县志》，黄衮认为都只能算是续。“唯今辛酉所刊，乃得云修”。现在看来，《辛酉志》分天文地理、建置、食货、 官师、选举、人物、礼制、纶音、艺文、通纪等十卷，六十四目。其门类划分、资料内容与现存的《康熙庚戌志》基本相同，有的条目未更一字，未增一字。有的条目只是在后面续记了少许事实。其卷一最后注明：“以上全录《庚戌志》”。归根结底，它还不是名字相副的重修。

乾隆十七至十八年（1752—1753）冬，知县曹学诗延请邑庠生吴世雄执笔，编纂了一届县志，后称《乾隆壬申志》。但书未成而曹已离任。他以后在序文中回忆了这个问题：“壬申腊尽，政务少闲。思欲延请绅士，确访乡评、博采旁搜，续全邑志。而余以丁内艰解任，……未意厥志”。曹学诗，安徽歙县人，进士。乾隆十四年始任，颇有政绩。本届县志壬申腊月底组班，实际成书于癸酉年。由于《壬申志》与《辛酉志》的时距仅十年，又系续编，不仅体例类目因袭前志，内容也无多大变动。后人对此颇有非议，认为纯属猎取过于繁冗，兹删去十之八九矣”。

从乾隆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年，崇阳迄未修过县增，时距几达九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二年（1841—1842），崇阳知县金云门自任总裁，组班修志。鉴于当时对《乾隆壬申志》的评价不高，便决定重修。由邑人刘镇鼎定稿，编成《道光壬寅志》。全书共八卷，金云门作序。书未刊出，就发生了“钟九闹漕”事件，志稿散佚不传。所以这是一届没有刊印的志书。刘镇鼎，嘉庆癸酋拔贡，“少负隽才，耽风雅”，是崇阳当时的名士。

同治五年（1866），崇阳修成了清代最后一届县志——《同治丙寅志》。此次的修志班子庞大，分总修、督修、监修、纂辑（即总编辑）、分编（各卷主笔）、分校、采访、参考、参订、督刊、各里采访、绘图缮书等人员。总修由知县高佐廷自任，纂辑由傅燮鼎负责，连同分别从事各贡具体工作的共达139人。修志成员绝大多数为卸任或候选官吏以及举人、廪生、监生等。傅燮鼎，本县人，副贡生，候选教谕，纂修过通山《九宫山志》，编有《雪浪余音》诗集。他纂修的这届县志，创新较多。全书分疆域、建置、食货、礼乐、职官、选举、纶音、艺文、杂记等十个门类，计十二卷，六十一目。共约32万余言。与以往历届县志比较，《丙寅志》的体例更完善，内容更充实，史料更准确，详略更得体，从资治、存史和教化的作用衡量，它确系本县旧志中的上品。

二

从明宣德七年至清同治五年的434年间，崇阳总共编纂了14届县志，平均每31年一届。其中明代平均26年，清代平均37年。一个偏隅避处，户不逾万的山区小县，两个朝代编纂出这么多志书，实在是了不起的历史奇迹！其主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客观上讲，明清两个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需要借鉴历史，了解地情。因而对编修地方志极为关注。洪武年间，敕各都司报送城池、山川、关津、亭堠、道路、仓库等图志。永乐十六年，谕令天下郡、县、卫、所修志，并颁发了《纂修志书凡例》。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对编史修志都极为重视，常常亲自过问。康熙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几次诏全国各省、府、州、县修志，限期完成。在《康熙庚戌志》的几篇序跋中，知县高景之说明崇阳修志是由于“天子首敦文教，搜罗古今，诏诸司咸以志上”。刘体仁也说：“今年冬初余暇，乃奉上檄征邑乘甚殷”。可见当时崇阳县某些志书的编纂，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已。但这一客观条件，全国皆然，不是促成崇阳多次修志的主要原因。

从宋从起，本县英才继起，代不乏人。据旧志记载，明代280年间，崇阳籍进士达30人，举人119人，贡士260人，仅正德辛未一榜，就中了汪必东、汪文盛、龚永懋三名进士。而一榜两人的尚有嘉靖己丑（汪宗元、龚（93页））、嘉靖乙未（汪宗凯、饶天民）、嘉靖丙辰（胡定、汪廷钱）万历己丑（陈忠爱、王仰）四次。汪文盛、汪宗伊父子两代7人中，竟有文盛、宗元、宗凯、宗伊等4名进士和文明、文正、宗召等3名举人。整个明代，杨（93页）、戴书、汪文盛、饶天民、汪宗伊、刘景韶、胡定、饶仁侃、陈忠爱、熊则祯、王应斗等人，不仅擢高科、登显仕，且其学问、勋业、品德、文章均名重当时。为此，明崇阳县学教谕伍福在《重修儒学记》中赞叹：“崇阳山川英淑之气，氤氲开合，钟灵毓秀，奇才辈出”。清初知县金绵祖认为：崇阳“山围水绕、灵秀攸钟。故其冠盖相望，比户可封，非他邑所敢较”。《壬申志》主编吴世雄也说：“吾崇自宋及明，人文甲他邑。凡登显仕，以勋猷气节彪炳史册者，斑斑可考。国初文治鼎新，崇士继起，亦复有人”。可见明清之际的崇阳，人才特多，不乏操觚之士，是志乘频修的根本原因。

明清两代的崇阳显达人士，大都热爱家乡，他们不仅以大量诗文讴歌赞美崇阳，还十分重视地方掌故、文征的搜集和整理。很多人在宦海沉浮中，归老故园，支持参与或主持修志。象杨（93页）、饶天民、汪宗伊、胡定、王应斗等人都是如此。崇阳的先人，还极其重视县志质量。某届县志修得不好，哪怕间隔期短，也决心重修。

还应指出的是，明清时期的部分崇阳知县颇有远见卓识。他们莅任后，不仅善于利用旧志掌握县情，还把纂修新志作为自己的职责。一届县志能否顺利完成，与地方主管官吏的关系极大。正如古人所说的“恪遵上檄，各率所先，则群视群守，邑视邑令”。前面提到的周应中、陈洪烈、魏光前、高景之等人，都是下车伊始，立即着手修志。他们有的认为：“志以载事，所为存风教而备鉴戒也”。有的则说：“服官无他奇取，不愧其名而止。今天下府、州、县之长，其名曰知。谓夫山川、风俗、钱谷、刑名暨文武经画之类，罔不洞悉，斯无忝厥职耳！顾见闻有限，非征诸载籍，何由得知？则国史而外，莫重于志”。还有的觉得修志是为地方立言，而“立言一道，大之国史，小之邑乘，往者过，来者续”。正因为他们对县志的资治、存史、教化作用如此重视，在任内热心领导并自参加修志，这也不能不是促使崇阳多次修志的另一个因素。

三

由于历史原因，大部旧志均已散佚。目前县内只保存一部《乾隆辛酉志》和一部《同治丙寅志》，还有《康熙庚戌志》的几个残本。这些文献，虽然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保留下不少错误观点和封建糟粕，但它们记录了崇阳两千年来有关自然、社会方面的大体情况，为我们今天了解崇阳的过去、认识和振兴崇阳，提供了古代信息，也为我们编纂社会主义新县志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使我们既得以考古镜今，又不至数典忘祖。饮水思源，我们今天能不感谢过去崇阳修志事业的开拓者？能不感谢为编纂历届县志而呕心沥血、兀兀穷年的先贤？能不感谢当时热心主持修志的地方牧守？他们共同为崇阳人民留下的县志遗产，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它将惠贻百代，功炳千秋。

千古文明遭浩劫 ——记金城山的兴衰

鲁达人

崇阳县东二十华里，武长公路的南面，白霓镇的西南面，有一座秀丽的小山——金城山，酷似一座古城，又其上土色金黄，所以命名它为金城山。 山的东面，白霓河折回西流，河上有一座上刘日孚（明进士、官至都堂刘景韶的儿子）修建的余耕桥，石墩木梁，两旁均有凉舍，以供行人休息。现已改建为水泥桥。山的西面，白石港流经山麓，有刘景韶修建的余恩桥（即刘家桥）。抗日战争中被倭寇炸损，现已移至下流白石港村近旁，亦改修为水泥桥。东西两河，东西两桥，互相辉映，大有谭登元为金城山所集的成语对联“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壮观。

山顶空旷平坦，面积约六亩左右。远在北宋时期，与张耒之、（107页）补之、秦观并称为“苏门四学士”的江西诗派领袖、大书法家的黄山谷（即黄庭坚，江西修水县人），幼年，因省视嫁到崇阳白霓堰下的高姓姑母，曾攀登此山，四顾群山环峙，林壑优美，于是结庐读书其上，并将读书堂命名为“浩然堂”（载同治版，崇阳县志）。山谷临池学书，常洗笔砚于白石港中流的石矶之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誉为崇阳八景之一的“金城墨沼”。

相传山谷去崇时，曾留下一大石砚。后来有一位居心叵测的金县令，一见此砚，即垂涎三尺，去任时，将其盗去。舟行至陆溪，风浪大作，颠簸欲沉。舟子大呼乘客抛掉所有笨重物品，及至将此砚推入江中，风浪顿时平静。此俗谓“海王索宝”也。

此外，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至今不衰。据说山谷深夜读书，时有蛙声咯咯，嫌其聒耳，于是将山蛙捉住，用朱笔在顶上点上一点。这样一来很快就出现了百蛙齐喑的情况，聒耳之声也就平息了。现金城山的蛤蟆，顶上都有一红色斑点，就是朱笔点了的遗迹。

上述这些，虽是神话传说和后人的附会，但可以看出：黄山谷刻苦攻读的精神十分惊人。另一方面，神化了黄山谷，也表现了崇阳人民对他的高度崇敬。

山谷去后，崇阳人民为了纪念他，将其读书草庐——浩然堂改建为山谷书院。乡贤先达相继在此讲学。谭登元、傅会友等人，曾经担任过讲师。凡崇阳士人中的精萃，多就学于此间。宋明时期，人文蔚起，“多士文章归上国”，大都出自山谷书院。书院的东北面，建有文昌阁。阁分三层，内有黄山谷画像和骚人墨[各的诗词，身临其境，令人肃然起敬。阁外上层，有竖写的“文昌阁”三字，下层门顶，有“山谷读书处”横额，字迹苍劲古朴。书院和阁楼，都藏身于碧梧翠竹之中，农荫蔽日，清幽可人。知县曹学诗在《金城墨沼》的诗篇中这样写道：“前贤息游地，白云媚修竹。”其景色之秀丽，可见一斑。

满清末页，科举废，学校兴。有志之士，率先将书院扩建为“金城高等学校”。校舍规模较大（如附图），雄伟壮观，可容学生百人以上，即五、六年级各一班。好学之士，负笈从师，多集于此。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战士金华衮就是这座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民国六年，石瑛、刘元瑞在金城组织人学会，张难先先生在此主讲教月，学员计诚足为此山生色。

抗战时期，日寇陷崇，金城山沦于敌手。驻扎在白霓桥的敌人，把这座山作为他们的军事据点，建筑了（109页）望哨、地堡和沟通战壕。千古文明，横遭浩劫；崇阳文化的摇篮，变成了倭寇杀人的基地。滔天之罪，令人发指！日寇投降后，金城山上只剩下一片瓦砾，荒烟蔓草，荆棘纵横，使人触目心惊。

崇阳历来私塾概况

文史征集组

西周以前，学在官府。自春秋孔子私人讲学培育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后，战国时期，私学大盛。继此以后，如马融、郑玄、关(张载)、闽(朱熹)、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诸子，各设讲台，诲人不倦，在我国历史上都一直享有盛誉。这种私塾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到清代和民国，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发展得更为普遍。 私塾学馆，一般只有一个教师，采取个别教学方式，教材没有规定，学习年限也不受限制。其中有经馆和蒙馆之别。蒙馆即学生启蒙这习阶段，初时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教儿经》、《女儿经》及五言、六言杂字等。这些书，文体简单，读来顺口，易记易背。还要填红写字。民国时期，多有读共和国文的，也有附教加、减、乘、除简单的算术和珠算的。经馆是在读完蒙馆的基础上开始读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或《幼学琼林》、《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的。另外，每天中午还要临帖习字。有的老师也有附带教算学的。读经馆的学生，多属青年，通常是三八课文(每月逢三、八就给学生出作文题)，日间上课，晚上自习。

在未废科举之前，崇阳的私塾，有义塾、乡塾、族塾、氏塾之分。废科举之后，就统称经馆、蒙馆。

一、义塾

道光22年(1842年)知县金云门设四义学于四乡。29年(1849年)知县姚国振增城中义学一所。城中旧义学设西城后街，新义学设南城上菊仙祠(按金云门字菊仙取名)；东乡义学，一设回龙寺，一设白泥(霓)桥；南乡义学设唐封寺；西乡义学设罗汉寺。

二、乡塾

高堤书馆，在雨山麓，明宏治间(1488—1505年)汪恭创建。

龙潭义塾，在青山保圣山庙，太学生陈直心倡置田产创建。

梓溪义塾，在石屋保第六牌，明经熊祯祥倡建。

石屋义塾，石屋保公建。

美林义塾，肥田上牌公建。

碧田义塾，碧田畈公建。

四圣义塾，四圣保熊洪猷，王国太、陈启芳、陈清泉倡建。

大源义塾，林桂轩创建，有田缮学。

知县高佐廷喜见石屋、肥田新建乡塾作诗贺之、傅燮鼎亦有和诗。均分别附后：

高佐廷诗

为贪鹤俸漫乘车，十载风尘老簿书。

不有潘花惭作宰，幸同陶柳俨同居。

云屑咫尺高攀凤，雷雨飞腾预种鱼。

石屋肥田佳子弟，课功为报月何如？

傅燮鼎和诗

科名努力希前哲，植品根基始少年。

气节千秋关见地，诗书万卷胜求田。

举头天上笑看榜，放眼人间勉着鞭。

讲席是谁堪领袖？四山桃李为公妍。

另外傅燮鼎还为石屋、肥田二义塾作序如下：

石屋、肥田二保，新建乡塾，月会课文，复有公产积垂永久，正合范文正公学田之举，洵邑中善事也。碧田、大源亦将踵行，从此比户弦歌，人文蔚起，仁让之风遍行四境，古道可复，诚厚幸矣。邑人请登诸志乘，诗纪其事。予闻之，为之欣然色喜，尤愿各塾子弟，互相砥砺，文章气节，彪炳千秋，不特仕宦科名，光增闾里，以慰予期望之意也可。

三、族塾

彭家义塾，在城下畈。

甘家义塾，在蔡家墩井勘上。

四、氏塾

关西义塾，在碧云峰，旧为碧云庵。由杨一鹗捐田创建。

刘氏义塾，在雷骆畈，刘方裔子孙创建。

陈氏义塾，在杨林畈。

邓氏义塾，号凌云轩，在城皇畈。

艾氏义塾，在乌石畈。

丁氏义塾，在罗楼湾，丁志善后裔创建。

汪氏义塾，在浮溪桥，汪长水后裔汪子桂创建。

果育义塾，在壳头东岸与西岸韵雪义塾相并，余果卿之子余千金创建。

清代的县学，不是真正读书识字的学校，只是祀孔的场所和教谕训导的衙门。所谓义塾，就是学生上学免交老师学费的学校。但是全县城乡只是二十所义学，对全县入学儿童来说，实是为数寥寥，供不应求，怀水车薪，无济于事。

据明末清初的老人说，乾隆、嘉庆时期，崇阳人口曾号称三十万(是按姓氏宗谱得来的概数)，教育这三十万人口的子弟，主要靠全县的各种私塾。当时农村私塾，有只读夜校的，有全日读书的，有读杂字的，有读农村应用文的，有读五经四书的，有凶年恶岁就停办的，有全年不受水旱干扰的，有专教幼童少年的，有专教青年成人的。总括起来，则是蒙馆和经馆两大类。前者农民子弟可以受到初步识字教育，后者则专门为富裕人家而设馆。还有一种专馆，那是豪门大户或富商巨贾，专门请先生来教他家的子弟的。这种专馆，除先生可以将自己的子女带去读书外，其他人的子女是不能参加的。以上各类私塾，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孙中山领导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曾多次提出普及义务教育，并要求把私塾作为推进义务教育的辅助。从此，私塾教育有一个较快的发展。据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的统计，全县有私塾六十九所，在塾学生有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年龄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八岁。据调查，民国年间，先后在城内外教私塾比较有名气的老师，有如下多人：王赞英(廪生，馆址在西门王祥顺)、刘育群(秀才、西门岭上程家学堂)、陈尧阶(秀才，东后街)、吴玉麟(秀才，北门)、刘泮香(西门甘氏祠堂)、冯柏泉(秀才，石屋)、熊祖舜(秀才，西门)、曾鹤候(南门)、吴仙桂(东门黄永兴)、傅震寰(南门沈氏书楼)，黄冬瑞(老县门口)、刘元瑞(秀才、北门外油草冲何公祠)、熊荫祖(拔贡，驳岸上)、周永皋(浮溪桥)、王用予(秀才，小港尧家)、徐哨清(拔贡，荻州)、傅少溪(廪生，肥田畈，系辛亥革命元老龚国煌先生的业师)、魏铁山(秀才，大集山)、周元魁(秀才，朴树下)、夏恪卿(朴树下)、邓明堂(秀才，蔡家墩大屋邓家)、王睡仙（肥田畈）、甘源清（石垄）、王克己（华陂畈王家）、程赛芳（秀才，西庄寺前）、舒吾庵（举人，东堡）、杨燮舫（秀才，桂口）、林翰池（大源）。

以上这多塾师里面声名最为噪烈、收入最为可观的，要算刘育群先生。当时从他读书的学生如甘翔鸥、汪彦国、尧祖舜、周彰武、汪文清、龚光国等，都是本县数一数二的殷实户，除蒲、八、腊三季送礼外，每人每年所交先生学费都在光洋八十至一百元以上，但是家庭贫困的学生所交学费却不多。“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于是旧时县府的秘书刘瑞禾、科长李少怀、潘子怀、王荣怀以及度量衡技师毛第元等，都是刘先生的拜门弟子。先生律己修身，治学甚严，然性开朗，喜诙谐，每于讲课之余，与同学们谈笑风生，时常叫爨人丁琪把平日桂口家乡人和城内一些大商号送来的蚕豆、花生、糖果、糕点，分给学生共食，不摆老师架子，师生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对私塾提出了改良。改良暂行办法规定：一、无论现行私塾及今后的私塾，必须先向该管政府呈报后，方得设塾；二、凡距公私学校两华里以内者不得设塾；三、私塾设备最低限度，要具有总理遗像、遗嘱；四、塾师须在私塾师资训练班毕业并领有毕业证书者。从此，崇阳私塾又迅速下降。据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统计，崇阳私塾下降到三十一所，学生只有七百五十五人。至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上年，崇阳私塾又有发展，由一九四七年的三十一所增加到七十一所，在塾学生也由七百五十五人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五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崇阳县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私兼顾政策，对私立学校一般采用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善的方针，使之适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并实行在城市奖励私人兴学，在农村鼓励群众办学的政策，因而不仅大批私塾维持下来，且大大提高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由解放前的七十一所，到一九五一年发展到一百七十三所，增加了一点五倍，在塾学生也由一千二百六十五人增加到二千四百四十六人，将近增加了一倍。

一九五一年，中国***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继续贯彻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教育为工农兵服务，各级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切实实行教育事业中的公私兼顾的原则，因而崇阳私塾逐年减少，公立小学，民办小学，则逐年增加。

位于辽宁省大石桥市（县级市）周家镇的沈氏族群，始于明末清初，由山东蓬莱阁迁入，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具体是哪一年，族谱没有明确记载，已无从考证。

是什么原因促成这次迁徙，当时过来几位先人，也没有记载。

我姑且猜想，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下，无外乎只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因为灾荒饥饿，被迫背井离乡；另一个是为了躲避战乱，为求生存，不得而为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明末随辽东戍边军队而来，最终落户此地。

根据我现有所了解的情况，只要有一种因素存在，就足够成为我们沈氏祖先迁徙的理由。

自从落户辽东后，我们沈氏家族历经明、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朝代的繁衍生息，所在地几经更名（清初为排山寨，又为盤山寨，现在称为黄泥屯等），尽管名称各异，说法不一，无不皆指现在的周家镇周家村的黄泥屯。

沈氏自关内迁入关外，近四百年来，枝繁叶茂，族人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香火旺盛，人才济济。涌现出了沈世奎（又作沈冬奎，在毛文龙手下任副将）、沈志祥（清初驻抚顺总兵官，1639年被册封“续顺公”）、沈永忠（湖广挂印将军，续顺公）、沈瑞（反明英烈，续顺公，阵亡于台湾）等诸多明清元勋和将领，永载史册。

从现有掌握的族谱记载，从始祖“沈北通”算起，至今已在周家村这块黑土地上繁衍20多代，有的已成为公务员，有的成为人民教师，有的成为国有企业高管，更多的是守护这片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热土。尽管职业不同，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努力拼搏，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几年，由于我对族谱的修订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写了不少文章，先后在百度、和《营口日报》发表，也受到了来自吉林、北京、辽宁大连等地的各支系族人的关注，他们纷纷与我取得联系，向我提供史料，对我的修谱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丰富和护大了族谱的容量，为寻根问祖，慎终追远，光耀家族，做出了贡献，在此，我表示由衷地感谢。

在所有健在的老人中，黄土岭支系的沈荣祥长辈，对我贡献最大。

他一次性地向我提供了五个版本的家谱。最早的是清朝时期的。

他亲口对我说，他听老人说，现在继续烟火的“荣庆锡恩继，世恒存忠义，华承龙泽其，家克绍功勋”二十字辈，起始于第十四袭“续顺公”沈荣塾，是由慈禧太后亲自赐予，用黄绫三张书写，加盖慈禧玉章，有存后世。

根据族谱和有关资料记载，我族中曾经拥有举人，驻外使节，翻译，宫庭带刀侍卫，在清朝中属汉军正白旗，尤其是公爷沈志祥的地位仅次于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三位王爷，他们骁勇善战，打败李自成，一起入关。之后，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为家族在清朝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因此，我族便成为营口市历史上的名门望族，现如今，续顺公沈志祥的宅邸已成历史文物，受到国家保护，其牌位被放在北京太庙之内。

近年来，在网络上有不少关于沈氏在清朝历史方面的研究文章，我们从这些研究的文章中可以窥见辽东沈氏族群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历史贡献。

目前，我手中共有七种版本的族谱，得益于沈荣祥前辈及其他族人的无私馈赠和辛勤劳动，深表谢忱。

我从百度网上搜索到，被朝庭赦封的十五次袭“续顺公”的缎带，被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带到台湾，保存在台北故宫。

不得不说，解放后的几次政治运动已把沈氏三四百年历史的祖坟破坏殆尽，面目全非，令人唏嘘不已。

据本族老人和他族朋友讲述，原有祖坟规模宏大，占地三十多亩，茔地苍松翠栢，廊道两边有石人石马，亭阁数座，朝庭赐予的三座花岗岩大理石龟驮碑，因历史原因，惨遭破坏。

祖坟地现已成为周家村第三居民小组所在地，祖坟早已不复存在。现在，仍有一块花岗岩石碑，在一户居民瓦房后面，露出地面约三分之一，几年前，我前去拜霭过，其余两块已被埋入地下，不知何时重见天日。

最近几年，营口市历史学会的有关研究人员曾去考察过，并收录《营口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中>》一文中，在《营口日报》历史专栏中刊发。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本人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网络宣传，族人沟通，相互帮助，已收集到五种版本，其中最珍贵的资料，是清朝各阶官街世袭向朝廷呈报书，为毛笔手书，字迹工整，刚劲有力，只有深厚的书法功底，为族群稀世珍品。如下图。

下面几张，只是其中的一瞥，具有史料价值。

仅以此文，致谢先人，昭示后人，团结族人，铭记英明，永续根脉。

沈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三十七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

寻根溯源

1、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等有关资料所载，出自姬姓，为黄帝的后裔，以国为氏。

2、据《通志•氏族略》等有关资料所载，出自芈姓，为远古颛顼帝的后裔。

3、据《左传•昭公元年》及《姓氏考略》等资料所载，为少昊（金天氏）裔孙台骀（一作台胎）氏之后，以国为氏。

4、据有关资料所载，源出姒姓，春秋时受封，为子爵位，世称沈子。

5、据有关资料所载，为楚王族弟子戍的后代，因其当过沈县县尹，后人以地为姓。

6、少数民族姓氏。朝鲜族、满族、土家族、回族等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冉季载。沈姓源出于姬姓，为黄帝之后裔，在周朝初年，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由叔叔周公旦摄政。当时的三监（武王以邶封震叔，以庸封管叔，以卫封蔡叔，以监殷民，称为三监）很是不服，商王纣之子武庚乘机勾结三监，联合东方夷族进行反叛。周公旦组织军队进行征伐，最终平息了叛乱。季载（周文王第十子）因在此次平叛中立下大功，周公于是将这位有才干的弟弟举为周天子的司空，成王后又将其叔季载封于沈国，又名聃国。“聃”可写作“冉”，古时的冉、沈读音相同，所以季载又称冉季载。春秋时，聃国被晋（今属山西）灭掉，季载后代逃至楚国，为不忘亡国之痛，从此便以国为姓，称为沈姓。冉季载从而成了沈姓的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沈姓最早起源于今河南、安徽两省之间。春秋战国时期，逃至楚国的沈姓族人，仕楚为左司马，并世袭此官，长期居于叶（今河南叶县）。到秦汉时期，沈姓仍有多人为官，且地位均十分显赫，但也有数人辞官隐居，迁于九江寿春（今安徽寿县），会稽乌程吴兴（今浙江吴兴县）等地，从而开始了沈姓的南迁之旅，并且家族势力日渐扩大，不断兴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连年战乱，各种割据势力互相攻伐，加上“永嘉之乱”，使得中原士族大都南迁，沈姓族人也先后进入南方几大省份，并在当地不断生息繁衍，形成了“吴兴”郡望。此后沈姓以“吴兴”郡望为繁衍中心，不断地向四周扩展，至唐代以前，已散居于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家族日渐繁盛。唐宋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沈姓族人开始迁播进入闽粤两地，并且人丁兴旺，同时，唐代沈姓在我国北方也得以新的发展，郡望与名人高官大量出现，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到了宋朝末年，金军大举南下中原，宋室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北方再次遭受浩劫，迫使中原沈姓再次南徙，其中赴今福建、广东等地之沈姓尤多，至明清时期，沈姓已遍及全国各地，成为我国一大姓氏，并有一些族人由东南沿海播迁到海外，沈姓家族真正成为了一个大家族。我国的沈姓历代多以江南为其主要分布地，尤以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居多，以上地区的沈姓占到了全国汉族沈姓人口的绝大多数。

郡望堂号

沈姓在漫长的繁衍过程中，形成了较多的郡望，据有关资料所载，主要有二个：1、吴兴郡，三国吴宝鼎元年置郡，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晋义熙初移今吴兴）；2、汝南郡，汉高帝时置郡，治所在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

堂号：

沈姓族人以“梦溪”、“三易”、“九思”、“肃雍”、“承裕”、“忠清”、“树本”、“文肃”、“永思”、“聚顺”、“叙伦”、“敦伦”、“憩石”、“吴兴”、“六”、“六宜”、“三善”等作为其堂号。

宗族特征

1、沈姓族人迁居移徙较早，秦汉时期便开始迁居南方。2、沈姓的楹联工整，且文采精妙，文人墨客也层出不穷。3、沈姓族人在不断迁徙中留下了众多的堂号。4、沈姓族人字行辈份排列有序。清光绪年间所修《沈氏家谱》，浙江绍兴沈姓一支字行辈份为：“恭伏良隆厚，福守正承先。”续修字行为：“业贻谋启后，庆锡树维贤，积德嘉乃永，开宗寿益绵。”

名人精粹

沈庆之： 吴兴武康人，南朝宋太尉，封始兴郡公，曾在娄湖（今江苏南京市）广置田产。沈约：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南朝梁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曾仕宋、齐二代，后助梁武帝登位，官至尚书令，撰有《宋书》、《晋书》、《齐纪》、《四声谱》等文史著作。沈法兴：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隋末梁王，后为李子通击败。沈亚之：吴兴人，文学家，元和进士，善文辞，且能诗，为李商隐所推许。有作品《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沈下贤集》等传世。沈传师：苏州（今属江苏）人，书法家，曾官至吏部侍郎，工书法，今存正书《罗池庙碑》拓本。沈既济：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人，文学家，长于史学，又善作小说，著有《建中实录》、《枕中记》、《任氏传》等。沈亻全期：河南内黄人，唐朝诗人，他擅长七言诗，词藻华丽，律体严谨，对律体诗的定型有很大的影响。其诗与宋之问齐名，时称“沈宋”。沈括：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北宋科学家，他所著《梦溪笔谈》记载了其在天文、数学、矿业、医药、生物、物理等多方面成就，为后世科学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本人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著有《良方》、《长兴集》传世。沈和：杭州人，戏曲作家，所作杂剧时人称之为“蛮子关汉卿”。沈王景：吴江（今属江苏）人，戏曲理论家，作家，曾官至吏部员外郎，光禄寺丞等职。沈仕：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散曲家，能诗，善画花鸟山水，有散曲集《垂窗绒》。沈周：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画家，他博览群书，擅画山水，多江南山川、园林景物，兼工花卉、鸟兽、人物，为明吴门画派四家之一。著有《江南春词》、《石田诗钞》、《石田杂记》、《石田记》。沈钦韩：原籍浙江潮州（今吴兴），史学家，文学家，学问渊博，精史地之学，长于训诂考证。沈德潜：江苏长州人，清朝诗人，他主张作诗应符合理学原理，为拟古诗派代表，其作品《唐诗别裁》、《古诗源》为研究古诗发展的重要著作。沈钧儒：浙江嘉兴人，早年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多次组织群众运动，为“七君子”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职，为我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沈雁冰：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著名革命文学家，中共党员，早年参加文学革命运动，解放后历任我国文化部门重要职务，著有《子夜》、《蚀》、《虹》、《春蚕》、《林家辅子》等。

　　“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其父，乃自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的沈祐。“沈万三”之弟名沈贵，字仲华，又号“沈万四”。沈贵二子：长沈德昌；次沈汉杰，生於延祐七年，卒於洪武四年。汉杰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之北周庄，二子：长沈玠，次沈琼。沈玠三子：长沈海；次沈广；再次沈京华。沈贵次子一支裔绪，见叙于刘三吾《坦斋集》卷下〈沈汉杰墓志铭〉：“［沈］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因家焉。二子：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汉杰复善相土之宜，徙家西之北周庄。沈万三，元末明初人。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万三是对他的一种社会称呼，他本名富，字仲荣，是元末明初江南第一富家，也是全国首富。如果大家到过古镇周庄，在您对古称秀色称赞不一的时候，或许您没有想到，周庄就是因为有了沈万三，才成为江南著名的古镇的，不但是周庄受惠于他，南京城的建城，沈万三还有一半的功劳，因为是富可比国的他因为朱元璋的眼红而被逼出资与明朝共同建成了南京城的。他经商与发财过程中在周庄、苏州、南京、云南都留下了足迹，但沈万三始终把周庄作为他立业之地；“万三住宅在蔫西北半里许，即东庄地及银子浜、仓库、园亭与住宅互相联络”（《周年镇志》卷二）。

　　元代末年，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沈家漾，有一户姓沈的殷实人家，

　　沈万三

　　谁知突然遭水灾，妻子染瘟疫而死。沈祐用一条渔船载起四个儿子，连夜逃到距南浔百里外的周庄镇。老大老二不幸夭折，只留下沈富和沈贵。有一次，老三沈富竟不辞而别，几天毫无音讯。当大家找不到他，他却兴冲冲回来了。说是到苏州城里去玩了，阊门那里做生意的人既能赚钱，又能到处玩，太有意思了。

　　躬耕起家

　　起初沈家在周庄耕种的是一片低洼地，只出产芦苇和茅草。但他们勤于耕作，使之成了产量颇高的熟地。　周庄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灌溉方便，历来是种植粮食和油菜，种桑养蚕的好地方。沈万三随父亲来到这里，主要也是依靠发展农业生产，“躬耕起家”，随即“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周庄八景之一“东庄积雪”，描绘的正是沈氏庄园当年的景色。东庄有着许多巨大的粮仓，每年都储藏着无以计数的粮食。

　　陆氏赠财

　　元代苏州富室陆德源富甲江左，很欣赏沈万三的聪明才智和经商信用，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也看破了红尘。手里的巨额财产假如不传给别人，一旦时局动荡，反而会酿成祸害。于是全部赠送给沈万三，自己去澄湖边的开云馆当了道士，直到寿终。　沈万三得到了陆德源的这笔巨资，如虎添翼。

　　出海通番

　　沈万三一方面继续开辟田宅，另一方面把“东走沪渎，南通浙境”，水路交通发达的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把内地的丝绸、瓷器、粮食和手工艺品等运往海外，又将海外的珠宝、象牙、犀角、香料和药材运到中国，开始了“竞以求富为务”的对外贸易活动，很快使自己成为江南第一豪富，创造了令世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神盆聚宝

　　民间传说，沈万三有一只聚宝盆，放进一支金钗，能取出一大把金钗；放进一只银元宝，就能取出一盆银元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才能富甲天下。

　　沈万三

　　在南京，他为朱元璋修筑城墙以及有关设施，还修筑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所耗费的钱财不计其数。今天南京的玄武湖公园，便是他当年的后花园旧址。奢侈的宴饮和富丽的服饰，更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的一把玛瑙酒壶质地通明，类似水晶。中间有葡萄一株如墨点，称为月下葡萄，据说可以换取“嘉兴一郡盐钞”。

沈姓源于中国，历史上为一支重要的文化族群。在古代和现代，沈姓分布在全国各地，通过历史文献和家谱，我们可以了解到沈氏家族的历史和由来。

沈姓与皇族血统的关系

沈姓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这个姓氏和中国历史上的皇室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据史料记载，沈姓出现在西周时间，此后在历史的各个时期的人物中，都有沈姓的人物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因此，沈姓和皇族血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沈氏宗族的历史背景

沈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他们不仅是皇族，而且还是文化教育界的重要代表。沈氏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古代时期，沈氏就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家族，他们的血脉遍布全国各地。这也说明了沈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巨大贡献。

沈氏家族的家训与家风

沈氏家族有着非常严格的家训和家风。从古代开始，沈氏就一直注重家族的信仰和家庭的纪律，致力于维护家族的血统，避免家族的分裂和衰落。沈氏家族的家训和家风对沈氏家族的后代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让他们良好的品德和行为规范延续至今。

结论

沈姓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源远流长，早在古代时期就是一个有名的家族。沈氏家族的成员不仅拥有皇族血统，而且在文化教育领域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传统。沈氏家族的家训和家风对于他们的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他们在生活中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在江南吴兴，有这样一个家族，起源于遥远的夏禹时期，西周时文王第十子聃季载“食邑于沈”。东汉初，沈戌辞海昏候不受，徙居吴兴武康，筑室不迁，自此沈氏以“吴兴”为堂号，绵延至今。

而今沈氏后人冠冕相袭，人丁兴旺，是薪火相传的名门巨族。吴兴沈氏为中国六大世家之一。古武康名谚云：“满朝文武半朝康”，南北朝时期，沈姓即为大族。究其出处，自晋宋齐梁以下，凡余不之沈，皆其所出。谚云：天下沈氏出湖州。实出湖州之德清县。东汉至隋代，沈姓名人基本上都出自吴兴武康。

沈氏子孙昌盛，累世官宦，无论庙堂江湖，文官武将，均出了无数有迹可循的名人：南北朝梁时著《晋书》、《四声谱》的沈约；唐武则天时期任宰相的沈君谅；与宋之问并称“沈宋”的诗人沈佺期；北宋《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明代“明四家”之一的沈周；明朝巨富沈万三。其余还有散曲家沈仕、戏曲家沈璟、文学家沈既济、书法家沈传师、画家沈永年、诗人沈德潜等等，皆出自沈姓一族。

一、优良家训

沈氏族人薪火相传，守望相助，在朝代变幻中并不像其他家族那样湮没于世，且一路走来不断发展壮大，先贤代代相传，其原因便在族内优良的家训家风。家训是一个家族灵魂所在，是家长垂训子孙为人处世的训诫，其内容一在修身，二在治家。沈氏家训有二十：一、祭祀不可不殷也。二、侍亲不可不孝也。三、天显不可不念也。四、身不可不修也。五、持家不可不勤俭也。六、尊卑不可不辨也。七、择师不可不慎也。八、教子不可不严也。九、养女不可不训也。十、择配不可不谨也。十一、交游不可不审也。十二、志节贵乎坚贞也。十三、志行不可刻薄也。十四、邻里不可不和也。十五、输粮不可不先也。十六、穷难不可不周也。十七、出仕不可不清也。十八、忍耐之不可不讲也。十九、奢华游惰当惩也。二十、赌博不可不戒也。

中国自第一部家训《颜氏家训》问世以来，唐宋期间仕宦大家对子弟的训诫便大量出现，原因有三：门阀士族的消亡，儒学的发展繁荣，以及科举制的兴起。这些家训虽体裁有所不同，从经书、格言、到诗鉴、词、条规不等，但其内容皆大同小异，沈氏家训所涵盖的内容也带有唐宋以来大多数训诫的色彩：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教导子孙在处己、处世、治学这三个方面的行为。然历经多年，得以保存下来的，除帝王家训、有史记载的文献、诗词名言与著作之外，大多亡佚，沈氏家训流传至今，不可谓不难得珍贵。

沈氏家训内容全面，包罗伦理、经济、教育，以及修身、立志、知足、清廉的应世思想。这是在实践中总结，时局变化中不断修正改善最后形成的家训文化，既有时代的印记，更体现了沈氏家族的宗族文化，从中或可窥见这一家族的精神根基所在，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家训是一个家族精神的外化，同时也支撑着一个家族代代传承，它既能够规范子孙后代的具体行为，也可以促进家族内成员的凝聚力。在此具体而严厉的训导之下，自然养育出了一代代坚守祖训、克勤克俭、正义凛然的沈氏后人。

到了近现代，吴兴沈氏仍旧名人辈出，“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笔名茅盾的革命文学家沈雁冰；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作家沈从文；著名书法家、教育家沈尹默，以及沈启贤、沈仲文、沈乃熙等在革命时期曾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卓越贡献的伟大人物，沈鸿根、沈鹏等在文学方面极具造诣的大家，还有沈南鹏、沈国军等知名企业家。

沈氏一门经久不衰，从古至今，无论士农工商，在新世纪仍旧熠熠生辉，为新中国做出无数贡献。其栋梁之才辈出的原因，依然与好的家风分不开。好的家风，是整个社会风气好的基础。重视家风，有利于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从沈氏家训中汲取经验，或许对于重塑国人逐渐淡忘的家国情怀有所帮助，对如何强化新时期家风建设，实现家国同构都有所启迪。

二、耕牛相传

据沈氏家谱记载，沈株山兄弟三人宦游分别时，父亲将家中一口铜锅铸成三尊铜牛，另兄弟三人各持一尊留作纪念，并嘱言：“后裔若相会，必要铜牛对”。沈株山来到汉阴定居，用当官所蓄买下田地，此后披荆斩棘，开辟山地，为子孙后人奠定了基业。后人亦不负所望，赈灾济民，开堰建渠，沈氏一族在当地居民当中留下了良好口碑，清朝时更得“泮水钟灵”四字以旌其功。汉阴沈氏便伴随着铜牛勤勤恳恳，代代相传。

沈氏一族以牛的形象作为氏族图腾，代表勤劳坚忍，是旨在告戒后人要以农为本，俯首甘为儒子牛。沈氏后人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并将此耕读精神代代相传，使得以汉阴沈氏一支为代表的大家族永不衰退，血脉相承，犹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

沈氏以牛为图腾，在周朝时期即是沉牛祭河伯以求雨的大义象征，其后以铜牛为传家宝，仍是在传承大义的精神。义在中华民族精神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儒家将仁义礼智信列为五常，仁义是道德的核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舍生取义”等等都强调了义的意义，为国为民，有难必帮，是中华民族精神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三、皇觉祖居

始建于南朝年间的皇觉寺，是沈戎辞海昏侯不受徙居会稽后建造的祖宅，位于会稽郡乌程县余不乡（今德清县）。后人请立祖宅为寺，宋文帝赐名“怀德”，北宋时改名为“皇觉寺”，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沈戎是当之无愧的沈氏始祖，开创了中古史上冠冕相袭、人丁兴旺的吴兴沈氏，天下沈姓皆由此发迹。皇觉寺便如同普天之下近六百万沈姓人共同的家，它是维系家族血脉亲情的纽带，是保持源源活力的心脏。

后沈戎宅曾被毁，明清时亦有多次重修，而今皇觉寺也刚完成重建，为保护遗址，新寺建在离原址不远处，背靠羊没山，凤凰山从西逶迤而来，南临余英溪，风景秀丽，清隽超然。建成后的皇觉寺，将成为吴兴沈氏的祖廷，远方的子孙回家，也可将其作为自己思乡念祖情怀的寄托。

如今皇觉寺还正在提倡恢复沈氏文化园，这既是寺院对沈氏祖先的回报，也是造福于社会大众的一项福祉。寺院千年来受世人香火，一直未曾忘却沈戎的贡献，意在恢复吴兴沈氏的繁荣昌盛。不仅如此，沈氏文化园如一旦建成，对整个社会也是一桩大善事。

家训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力量，祖宅祠堂则是一个家族更为直观具体的凝聚力，可教子孙心中充满对家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可让亲人间和睦相处，团结有爱，永远保持深厚的情谊。祖宅存在的意义往往要比家训更加深刻，当人们抬头看到自己先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巍巍峨峨，厚重严肃，自然会不由想起创业的艰难，鼎盛时期的光荣，想到这些，难免心情激荡，热泪盈眶，为身为一个沈姓人而自豪，履行家训中所说的职责，严于律己，勤恳奋斗，立下为这个姓氏不断努力的决心。

而对全社会来说，吴兴沈氏的故事更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既在于如何治家，更在于如何为国。可学习的包括教子有方，修身立志，勤勉付出，乃至清廉为政，贡献为民等诸多方面。对于缺乏精神支柱而总显盲目延宕的新时期社会态势来说，应是个不可或缺的机会。

吴兴沈氏以仁义为精神，以耕读为家训，已为民为宗旨，以为国为目标，终以厚重的根基代代相传，将荣耀流传至今。沈氏文化园的兴建，必然能使全社会都了解到这样一个家族经久不衰的真谛所在，从中得到经验与启发，对于民族精神的巩固有不容小觑的帮助，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世有新桃源

德清凤凰山，是镶嵌在江南的一颗明珠，是不染世俗的一方净土。山上有寺，名曰皇觉，静静地站在山顶望着人间，是明珠上的一轮星光，是净土中的一隅桃源。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岁月滚滚，睁开被香烟迷蒙的眼，原来，业已千年。

这千年来依着山傍着水，有人毁坏了它，亦有人重修了它，**的高墙依旧庄严，然早已不是当初的颜色。转经筒轧轧滚动，小沙弥们早课晚课，善男信女们撞钟许愿，梵呗声累年不休，于是它总听不见时间的声音，而今睁眼看，才见当年故人俱黄土，深埋金鹅山，和自己相望不相识。

犹记当年沈戎的风姿，辞官不受，解甲归田，曾官拜公卿，也只愿择一城终老。这般才有了皇觉，才有了这一方桃源。他教导后人以牛为图腾，以义为精魂，终将沈氏一族发扬光大，贤人辈出，封官拜爵数不胜数，为国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沈氏有家训，修身克己，后代子孙不敢忘，也同他们的始祖沈戎一样，一手执笏板的同时，另一手绝不会舍弃自己的牛绳，耕读相承，一心为民。

千年来沈氏未曾衰落，有时坐落在此，或可听见凤鸣清声，便知沈氏又出贤才。只是伴随着子孙们的成才，总免不了分离，从株山一支宦游汉阴开始，子孙们就纷纷从吴兴走了出去，而今足迹早已遍布大江南北，乃至在世界各地留下沈氏的名号，却离吴兴的家越来越远。亲人的分离，也是当今国内的普遍现象，时代的进步，却导致了亲情的淡漠，社交网络的兴起，反而造成家人沟通的障碍，缘何？缘何？

好在终有人知我心忧，提出重建沈氏文化园，借祠堂家谱，意图重唤远方的后代们对家族的认同感，重新汇聚浩浩沈族的凝聚力。这是沈氏的福音，更是大家的福音。家庭是国家最稳固的组成方式，好的家庭以好的家风养育子女，培育出一代代高尚有用的后人。吴兴沈氏愿以身作则，做优良家风的榜样，不辜负先祖的希望。以沈氏文化园为心脏，号召所有沈氏子孙，天下归心。如若能以此感召他人，效仿其仁义及耕读精神，便是沈家福德，若能以此激起社会千万家庭有所启发，为家国付出力量，方不算辜负祖先遗训，是沈氏族人在新时期为国家与民众做的无私贡献。

皇觉寺历经一千年寒暑，一千年春秋，看尽世间兴替，唯有一愿要陈：但愿每个家庭，老人含饴弄孙，孩童承欢膝下的景象早日到来，届时每个家庭都成为一片小桃源，积水成渊，整个中国也将欣欣向荣，和睦友善。以孝悌为先，以仁义行事，重振大汉雄风，成为桃花源的日子也不复远矣。得见此般光景，是长于黄觉寺沈氏儿女的心愿，更是中华儿女的心愿。

何以传家远？训诫寄子孙。

何以兴盛久？耕读不可绝。

何以永团圞？祭祀不敢薄。

何以得乡名？仁义为根本。

何以出贤良？家风修身欤。

先祖兮沈戎，建彼皇觉寺。

今世兮葺园，瞻彼之故貌。

殷殷兮予怀，愿飨之彼众。

吴兴兮沈氏，世代彼流传。

望之兮涕下，念彼牺牛义。

沈从文祖居

下寨，是著名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的祖居。沈从文的曾祖父的父亲沈文科的坟墓，就在这寨外的小山包旁。

据说沈从文先生一直到谢世前，都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能把自己的家世搞清楚。

美国有个叫金介甫的学者，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花了十年的功夫，“多次到过中国，到过湘西，多次访问了沈（从文）先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卡片，写下了28万字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但对于沈从文的家世，作者却同样没有搞清楚。他在书中说：“沈家在当地算是世家大族，所以对其先世很引以为豪，虽然他们发家历史并不久远。沈从文说过，在镇_城西边有个沈家庄，居民是汉人。村民靠开采朱砂为生，他们可能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对此现已无法考证。沈追溯祖先历史只到上面两代，不像中国某些出身高贵的家族动不动就将0家谱上溯到一千年之久。这一点也足以说明，沈家确实是寒素之家。再说，像湘西这样开发历史本来就较短的地方，像沈家这样祖、父两代都有功名的家庭，也足够称为‘世家’。”

其实，沈从文的祖先既不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也不是“寒素之家”。金介甫“花了很长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不甚准确的结论，其原因是，他没有寻找到沈从文的“根”。

沈从文的“根”在哪里呢？

沈从文的“根”就在铜仁！

倘若金介甫先生能跨入铜仁，那他就不难了解到，沈从文的0家谱不仅可以上溯到一千年之久，甚至还可以上溯到两三千年之久，而且其祖先既不“可能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也不是“寒素之家”。

根据在滑石发现的《沈氏家谱》记载，沈从文的祖先原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的周文王之后，封地于沈，以国为姓。其出身则不仅只是“高贵”，而且还应是很显赫了。

沈从文的祖先是因为做官而“宦留黔、楚”，定居在湘黔边境一带的，而且后来还“银钱有半乡之誉”，所以既不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当时也不是“寒素之家”。

沈从文的九世祖沈思远，先是在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任过知县，而后才于明宣德元年（1426年）改迁铜仁府。当时因为道路不安全，任满难以回老家，于是就在铜仁定居下来了，先是落业在城郊的熊家屯，不久又移居城郊的沈家滩，再后就从沈家滩又移滑石乡。沈家在滑石买下的田地东至亭子关、西至大兴场、南至马斜溪（今马岩的马仙溪）、北至黄慧营（今凤凰县的乡黄合营）。“银钱有半乡之誉，至今族大枝繁。”滑石的谷坳、杨柳坪、小田、野鸭塘、举屯、梗竹林、乱岩塘等村寨，都是沈家后人族居的寨子。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湘黔边境爆发了石柳邓领导的苗族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这场风暴卷走了沈氏家族的兴盛，使世代荣耀的沈氏家族境况急转直下，昔日的辉煌门庭已荡然无存，化为断壁残垣，一派狼藉，沈家人丁从此一贫如洗，经受着苦难的磨砺。嘉庆六年（1801年），沈光汉之子、沈从文的第十八世祖沈文科，家境依然贫寒，只有占地约一百来平方米的三间破旧木板房。沈文科死后，草草安葬，至道光十三年（1833年）才立了一块高二尺，宽不过一尺五寸的粗墓碑。至今碑文还隐约可辨：“沈公文科之墓，立于道光十三年”。沈文科生有五子，分家立业，各自谋生。四子沈歧山因难于在下寨故里生存下去，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带着儿子沈宏富，沈宏芳背井离乡，在凤凰境内的黄罗寨（今林峰中寨村）找到一块立足之地安身立命。自沈从文的第十九世祖、曾祖父沈歧山迁居凤凰后，居住于贵州铜仁的沈家族，便分出一支落籍湘西了。这一分支虽然已离开祖先故园，但仍与故土保持关系，经常探亲，祭祖，联系密切。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做了贵州总兵的大官，26岁还署理过贵州提督。他也常回铜仁下寨探望，父亲沈宗嗣在军中学了医术后，经常回到下寨一带行医，在当地留有美名。直到1941年，沈从文的胞弟云麓返回下寨，才将这里祖产房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