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沛县鹿楼镇有上万人，

河南封丘县曹岗乡鹿合村及其周边村庄居住有1000余人、山西，其他的就很分散了、山东和江苏，有45个比较集中的聚居区、河北，大多集中在河南全国鹿姓人口超过5万

个人生平

其“先世自小兴州徙定兴之江村，世有名畿辅”。明神宗万历三年(公元1575)，鹿善继生于一个以忠正节义著称的家庭。祖父鹿久徵为明万历进士，曾为息县知县，“时诏天下度田，分署上中下壤，息独下壤报，上官屡却之，久徵曰：‘度田以纾民，乃病民乎！’执不移，故额田二万八千顷，至是占隐毕出，溢田四千余顷，则以现赋均派之，阖邑民沾其利。”其后，补山西襄垣县，擢陕西道御史，补江西道巡按苏松诸郡，皆伉直任事，勤政爱民，又敢于犯颜争辩，很具正直儒者之风范。“方是时，上以军政考察不当，兵部并斥南北科道三十余人，御史马经纶以为言，亦夺职。适久徵还朝，上疏申救，辞激切，上怒，谪判泽州。”后迁荥阳泽令，未任而卒。父鹿正，字成宇，为久徵长子，“少为诸生以孝闻，性不解饮，顾好客，客常满座，为人倜傥有道骨，能急人难，至激于大义，为排解虽自弃其身家不恤，年八十余卒，人至今称鹿太公”。

清朝初期著名的“理学名臣”李光地给予鹿久徵极高评价，以为其“无怍于圣贤”，谓：“鹿氏父子祖孙，粹然儒者，其服官居乡，洁修亮节，暨乎投难死毁，代有传纪，太公则介乎其间，终身不仕，颓然若一耕夫耳。当魏忠贤糜灭善类之际，中外仰息回焰溅波，靡不焦烂。于斯时也，能为申屠太邶之事，亦庶几贤矣。而太公护持营救，归骨收孤，曾不虑吹毛之及己，卒以诚心厚德，神之相之，虽有害几莫之能发，此其所处较诸古人不亦优乎……观其佐父以清直，而勖子以勤瘁，直至视子孙殒身以殉忠孝，而悲慰交胸，大义慨然，则公之平生，其非逐名矫节，而无怍于圣贤也，决矣。”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鹿善继自然深受影响，且能禀承家风。

鹿善继“端方谨悫”，“生而凝重，少不嬉戏”，家人不令其就塾师，而在家中接受祖父的教育。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八月，鹿善继应顺天乡试，“因场中题未得解，归而旁搜诸家注义，其有采辑王文成公《传习录》中语者，每阅之，则心动”。第二年，他终于得到祖父鹿久征在任上寄送的一部《王文成公全书》，于是取其中《传习录》，“寝食其中，慨然有必为圣贤之志”。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同邑薛一鹗孝廉“诬谤之事起”，牵连多人，鹿善继以为，“是可诬也，孰不可诬也”，乃挺身而出，白于新县令胡嘉桂“持勘”，几得雪之。然而转过年来，事情又发生了变故，鹿善继在此事中一展其忠正节义风采。据其门人陈编次之《年谱》“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所记：

“是年，邑绅之不类者，复簧鼓郡守，事几变。先生愈益奋发，时启泰先生(孙奇逢)馆都门，先生飞书招之，共集孝廉诸生三十六人为告于守，守语稍侵先生。先生愤然曰：“论官者何忍以循良被恶名，养士者何忍以衣冠涂炭？借胥吏以倾士类，借士类以倾县官，尚有天日乎？某等颇知自爱，从前未尝来，此后定不来，独此义愤所激不容不来尔。”侃侃昌言，守为气夺，同侪虑激怒，退而戒之。先生曰：“彼中情怯尔，畏我辈法语，支吾不暇，何怒为？”乃复告于观察刘公洪谟，刘公以风节著，与先生意合，事得白。 为雪诬谤，主持正义，鹿善继竟不惜“发动学运”，“共集孝廉诸生三十六人为告于守”，并且愤然与之抗辩，卒获成功。其敢于任事的胆识与策略均甚为出众。这我们就不难理解其为官后在“金花银”事件中如何敢作敢为了。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春，鹿善继会试赐进士出身，观使兵部。后授户部山东司主事，职盐法，以国家边饷取足于此故，而究心盐法，向专家学习，作《粤闽盐法议》。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鹿善继四十五岁时发生了著名的“金花银”事件。他时任户部河南司主事，署广东司事，据《明史·鹿善继传》中记载：“辽左饷中绝，廷臣数请发帑，不报。会广东进金花银，善继稽旧制，金花贮库，备各边应用。乃奏记尚书李汝华曰：‘与其请不发之帑，何如留未进之金。’汝华然之，帝怒，夺善继俸一年，趣补进。善继持不可，以死争。乃夺汝华俸二月，降善继一级，调外。”当时，在著名的萨尔浒战役中，明军丧师三路，遭受了重大失败。努尔哈赤乘势率后金兵攻陷了大明重镇开原、铁岭，进逼辽沈，窥伺中原，形势十分危急。而在“辽左饷中绝”且“廷臣数请发帑，不报”的情况下，鹿善继依据旧制，建议采取扣留“金花银”的办法解决辽东战事的紧急需要，完全出于公忠体国之心，且于法于理于情皆合，故而征得了户部尚书李汝华的同意。但他们的这一举动，却严重地触动了腐败的明皇室的私利。因为所谓“金华银”，乃是“国初以备各边之缓急，俱解太仓，其后改解内府，宫中视为私钱矣”。尽管鹿善继“以死争”，还是受到了降级、调外的处理。当其决计归里时，掾吏“环泣曰：‘非专责，何苦认真！独烦一推署符尔’。”所谓“非专责”，是因为此事并非鹿善继职内必管之事。且由于此事极大触犯皇室利益，故户部尚书李汝华最终同意这种甚具“政治风险”的做法，除为事亟无法所迫外，更多的是因为鹿善继的慨然担当。因为他在提出这个方案时，明确向李汝华表示：“如干上怒，愿以身任”。

方向瑛在《鹿忠节公传》中记载：“善继言于户部尚书李汝华曰：与其请不出之帑，何如留未进之银，如干上怒，愿以身任。汝华如其言，疏请。上怒，夺善继俸一年，汝华欲补进，善继奋曰：司官以死生争，堂官以去就争。上意即坚未必不可回也。廷谢日，阉人阖扉勒索太仓银，善继飞书主太仓者刘荣嗣。刘报曰：发三日矣。实未发也。诏责补还，善继复持不可。曰：有可还，安用借？请以善继言回奏，死生惟命。阉愕眙而去。当是时，上怒不测，人皆为善继危，太公闻之掀髯曰：臣子不当如是耶？诚口保身非吾儿事。”

遭受贬谪之逆境，恰又表现出了鹿善继坚卓的人格与学养魅力：“被谪日，急宣户部堂司官声如雷动，先生适食于贾公寓坐，客失色，先生食自若，食毕，徐着衣去。贾公后语启泰先生曰：当此时，食犹能下咽乎！吾于是觇公不动心之学矣。”

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复原官。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因其突出的才干而改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大学士孙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阅视关门，以善继从。出督师，复表为赞画。布衣羸马，出入亭障间，延见将卒相劳苦，拓地四百里，收复城堡数十，承宗倚之若左右手。在关四年，累进员外郎、郎中。承宗谢事，善继亦告归。”这期间，吏部铨司官缺，“廷议属善继”。应该说，这是一个握有实权、令人瞩目的职位，即庸常官场所谓“肥缺”。孙承宗亦以可在京邸奉养老父为缘由劝他回京上任。鹿善继不为所动，慨然曰：“辞塞上就铨司，此常人所不为也，而谓善继愿之乎？相公一日在师中，某即一日在幕中。善继须眉如戟，肯回头作吏部郎乎？家大人范阳男子书来，嘱善继好从公于边，老人为汝加一餐矣。相公以常人待善继犹可，而竟以常人待家大人乎？”卒不赴。

鹿善继与其父鹿太公(正)父子的忠正节义的肝胆还表现在对东林党人及其子弟的帮助上。当时魏忠贤阉党残酷迫害东林党人，士人避之不及，而鹿氏父子却大施援手毫不畏惧。史载：“先是，杨、左之狱起，魏大中子学、左光斗弟光明，先后投鹿太公家。太公客之，与所善义士容城举人孙奇逢谋，持书走关门，告其难于承宗。承宗、善继谋取借巡视蓟门，请入觐。奄党大哗，谓阁部将提兵清君侧，严旨阻之。狱益急，五日一追赃，掠甚酷。太公急募得数百金输之，而两人者则皆已毙矣。至是善继归，而周顺昌之狱又起。顺昌，善继同年生，善继又为募得数百金，金入而顺昌又毙。奄党居近善继家，难家子弟仆从相望于道。太公曰：‘吾不惧也。’”在“人皆咋舌”的情况下，“鹿氏父子不顾一时，义声动天下”。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复起为尚宝卿、迁太常少卿，管光禄寺丞事。后再次告归田里，以课徒讲学为乐，生徒益众。

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农历7月，清兵攻定兴。县令病，邑绅请鹿善继入城谋划守御。鹿善继慷慨道：“年来中原士大夫非望风而走，则髡发以降，某实耻之！”遂别鹿太公，未及与家人语，与诸绅赴难，与敌相持六日，城破死之。当是时，清兵以“刃协降，善继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复射一矢而死”，终年六十二岁。

门人陈所编次《年谱》记云：“ 先生部署方定，而后薄城下矣。时二十二日也。先生曩所讨论于辽左者，无不思试之，于今相持至二十七日，敌肉薄，环攻城陷，先生死之。呜呼！先生之学于斯益见矣。居恒尝语启泰先生曰：“我辈学问须打破死生关头，才能无入不自得。则先生之谈笑入城，城陷而死，殆其日用常行乎！或有疑先生可以无死者，夫先生非守土之官，固无死法，而先生当城亡之会，亦无生法，何也？城既破矣，除匿眢井外则跪而乞髡而降耳。先生平生做人，一点一画，未有丝毫假借，顾当颠沛而不于是，偷生苟色以与庸众者伍，何以为先生。生不生事小，仁不仁事大。尝于序石蕊而言之矣。所可悲者，向也樽俎之间，制敌国之命有余，今则毕智竭力守一邑而不足，岂时势之不同耶！然则，果谁坏我长城而贻之戚耶？”是时，启泰先生在容城，解元(鹿善继之子鹿化麟)奉太公往依焉，举家附之。农历8月1日黎明，容城被攻甚急，晡时传定兴失守，其夜解元缒城奔视，兄锐随之，比至，从一泉先生子怀洙得先生遇害状，遣使驰报太公，太公闻而义之，援笔为谕曰：“尔父求仁得仁，死亦何恨！尔不必作儿女态也。”太公其明于大义者哉！”

鹿善继死节事闻于朝，追赠大理寺卿，谥“忠节”，并敕建祠祭奉。

鹿善继著述甚丰。计有《四书说约》三十三卷、《前督师纪略》十六卷、《后督师纪略》十卷、《认理提纲》一卷、《寻乐大旨》一卷、《车营百八答》(不分卷)、《寻声谱》一卷、《认真草》十五种二十二卷(十五种为：《金花始末》二卷、《马房本末》一卷、《籽粒本末》二卷、《扶孤始末》一卷、《箧余》一卷、《农曹草》一卷、《粤东盐法议》一卷、《福建盐法议》一卷、《归里草》一卷、《待放草》一卷、《典饷草》一卷、《枢曹草》二卷、《榆关草》三卷、《再归草》二卷、《奏常草》二卷)、《三归草》二卷、《麈谈》一卷、《无欲斋诗草》八卷(今佚一卷)；《明史·艺文志》著录有《鹿善继文稿》四卷；今存《鹿忠节公集》二十一卷、门人陈编次《年谱》二卷。集中体现其儒学思想的，则为《四书说约》、《认理提纲》、《寻乐大旨》诸种。

鹿氏家学宗主陆王，善继少不就塾师，以祖父为师，深受家学的熏炙。善继亦宗陆王，而于阳明学尤为心契。鹿善继的挚友孙奇逢谓其“少以祖父为师，小章句，薄温饱，读《传习录》，深契之，慨然有必为圣贤之志”。费密亦谓善继“有得王守仁之学”。

上文曾引《年谱》：鹿善继十九岁时顺天乡试落第后，对场中题不解者，归而旁搜诸家注义，试图得到自己的答案。当搜辑到王阳明《传习录》中语的时候，“每阅之，则心动”。祖父鹿久徵甚为高兴，对之悉心指导培植。鹿久徵在为官任上为善继购《王文成公全书》寄去，并嘱付：“寄去《王文成公全书》一部计三十本，《王心斋遗录》一本，旧本稍不齐整，令吏书另誊寄去。善继可用心看之。”鹿久徵欣喜地看到善继的进步，进而申论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以谆谆指导善继，强调“致良知”须加“问学”功夫：“看善继所言并其文字，道理上俱见其大头脑处有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意思扩充得去，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眼前功名无论也。但致良知须要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行己接物方妥当，不远人情。《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节，可深长思也。若概云致良知，不加问学功夫，将至于臆见为良知，其去道也远矣。先儒云：常在立事接物上体贴天理，此是实用工夫处。盖圣人之心如明镜，其良知完人全人不待学问，自能致之。下圣人一等者，未免气构物蔽，其良知有时而见，有时而昧，如镜之昏，磨洗方明，此学问之功不可间断，而考成法，识当然，事事当体贴也。如看书做文字，固当有一段议论，一样见识，然须不悖圣贤旨趣，或发朱注所未发，或与朱注互相发明，乃可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题专就不失赤子之心发出一段议论，即不用注中扩充之说，亦无害……若执己见只说义理，不立格，不练句，便不是合式文字，总然说的义理明，人亦不具只眼也。思之思之，家间有《象山语录》一册，善继可看之，理学书待访来寄去。”

《定兴县志·鹿善继传》中记载：“其学从余姚，折衷伊洛，出入朱陆，归宿于做人，一言以做人为人生根本，以希贤希圣希天为做人规模，以正心诚意为做人把柄，以知耻为做人机窍，以视听言动为做人所借以通天下之关津，以非礼奉承躯壳为自坏其人者，又一意实践，神常内守，故不屑屑与古今人角同异、滋异论，其卓见哉！”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记载：“先生读《传习录》，而觉此心之无隔碍也。故人问其学何所授受，曰：‘即谓得之于阳明可也。’”鹿善继甚有阳明学之担当情怀，其自述读《传习录》云：“我读《传习录》后发志愿担起这担子，力破流俗，一点一画，丝毫不敢假借，既见信于天下，然后渐宽绰。将来到如今，事到眼前，亦不大费安排了。”孙奇逢曾述其狂狷气象：“每与同侪谈说经旨，曲折尽变动中妙理，同侪谓其能记忆也。公对曰：‘只要是醒，如何要记？醒的如何？是我，则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汤文尧舜，无不觌面以相质，六经四书皆我注脚，夫岂有疑于心乎！’自是论交日盛。”《明儒学案》中记载：“首善书院之会，先生将入，闻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谈职掌，曰：‘离职掌言学，则学为无用之物，圣贤为无用之人矣。’遂不往。先生之学，颇近东林诸子，一无搀和夹杂，其斯谓之狂狷与？”而在鹿善继之学躬行实践甚得阳明“知行合一”之旨方面，世论有更高的评价：“窃惟公(善继)事事不亏本分，时时不愧本心，生平券此两语，学本姚江，而能以姚江所称‘将本体只作一番光景即弄者’为戒，故随其所在，必提本来之心，按当下之身，此日此时此事此心便可下手，此知行合一之功也。昔贤以濂溪为孟子之闻知，阳明为濂溪之闻知，诚千古不易之论，姚江而后，公其嗣响矣。榆关之行，南门之役，则又武侯所为鞠躬尽瘁，文山所谓成仁取义者也。”盖谓善继为阳明之“嗣响”真传。方苞立足于程朱立场，亦不得不对鹿善继躬行王学之“志节事功”大表钦佩，以为“其身心即由阳明氏以入，不害为圣贤之徒”，其发论云：“余尝谓自阳明氏作，程朱相传之统绪几为所夺，然窃怪亲及其门者，多猖狂无忌，而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关西之学者能自竖立而以志节事功振拔于一时，大抵闻阳明氏之风而兴起者也……吾闻忠节公之少也，即以圣贤为必可企，而所从入则自阳明氏，观其佐孙高阳及急杨左诸公之难，其于阳明氏之志节事功，信可无愧矣。终则致命遂志，成孝与忠，虽程朱处此，亦无以易公之义也。用此知学者果以学之讲为自事，其身心即由阳明氏以入，不害为圣贤之徒。”盖谓鹿善继虽学宗阳明，却躬行实践，不蹈虚空，以节义自期而又事功显著，是超乎学派纷争之上，而深得儒者的真精神。

另外，鹿善继受泰州学派影响的痕迹也十分明显。如鹿善继“圣学只在常行中”的观点明显是受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学旨影响的。他说：“圣人恁的直截说，后儒犹婉转不已。只是把圣学看的太高，不敢在常行中讨他，却不知圣人高处，正为生活在常行中真实着脚，不比悬空解悟，你试为之好容易理学大儒个个于此字费力，果其能之，一点生意，遍满六合。尧舜，性之忠恕也。汤武，反之忠恕也……”又如王艮之学不重著述、唯贵心悟、唯重实践的特点对鹿氏亦应有相当之影响。《定兴县志》谓鹿氏“一意实践，神常内守，不屑与古今人角同异，滋议论，为一家言”，这与泰州学派传统是十分相近的。尽管鹿氏之学也受到泰州学派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掩盖鹿善继与泰州学派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鸿沟。鹿善继基于强烈的入世情怀和士绅出身，并不能完全认同泰州学派“百姓日用之学”的平民儒学性格，而是强调应以事功报效君国，这一点与刘宗周是相同的。士绅之儒与平民之儒的分野，于此亦略可得见。

黄宗羲说鹿善继之学“近于东林诸子”之说，显然是注意到鹿善继亦受到东林诸儒思想影响的。鹿善继与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高攀龙等东林党人有着极为密切地交往。《年谱》记“魏大中过江村，访先生……相与莫逆”，计六奇《明季北略·鹿善继传》：“与吴郡周顺昌、吴桥范景文被萧寺，鸡鸣风雨，以节义相期也。”方向瑛《鹿忠节公传》：“桐城左光斗、嘉善魏大中、长洲周顺昌闻而访之，定交于萧寺中……”

东林党人受阉党迫害时，远近避之不及，而鹿善继与其父鹿太公不惧罹祸而大施援手，其情谊之深可以想见。鹿善继尝投书高攀龙表达其仰慕之情说：“某何幸，以平生的仰为山斗者而交臂遇之，即俗骨浊胎无受教之地，只邂逅真儒便足了落地一番大事。”并称其为“东林滴(嫡)派，洙泗正脉。”其实，这些资料表明，与其说鹿善继在儒学思想上受到东林诸儒的影响，还不如说他在政治主张、人格气节上与东林诸儒息息相通。事实上，鹿氏之学东林处在其躬行实践，力矫时弊以为世范上，这与东林诸子揭橥朱学徽帜，试图以儒学力挽世风的精神相契合。但不能因此认为其学渊源即是程朱。陈鼎将鹿善继列入《东林列传》并说他“与攀龙、光斗等交，遂得程朱之传……每拈程朱大旨教诸生，大要以认理为根，主敬为本……”是不符合事实的。鹿氏著《认理提纲》乃是为启示门人路径，并非“以认理为根”，其学是以阳明学的“良知”“良心”为本，故“认理为根”“主敬为本”的说法亦是不合于鹿氏之学的事实的。退一步说，即使鹿氏“以认理为根”，其所认之“理”也是阳明的“良知即天理”的“理”，这与朱熹理学之“理”迥然有别。

概而言之，鹿氏之学源于王阳明——罗念庵一系，并受泰州学派及东林诸儒的相当影响。卢象升的说法最为确切：“公之学本于余姚，出入朱陆，不为一家言，天下称其躬实践”。

《定兴县志》中记载鹿善继的教学活动云：鹿善继“究心理学，教授生徒，以绍往开来为己任，痛除将就冒认影响浮游之病，而一言一动触处逢源，《说约》一编，日与同人谆复口授，四方来学者以数百计，舍不能容，邻居僧院几无闲室，彬彬有邹鲁风。”这大略显示出鹿氏居乡讲学时的盛况。在陈的《鹿善继年谱》中记载，他集中地收徒讲学活动有四次：

第一次是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他四十岁中进士后待放回乡时，至次年秋授户问山东司主事止。其时“门人始进”，是时，陈之父陈范彭“趣受业”，而杜越、张果中、贾三槐、王烨诸人接踵来问学，鹿善继“顾而乐之，朝夕提命，不倦”。此间著《四书说约》、《认理提纲》。

第二次是明万历四十五～四十六年(公元1617～1618年)，是为其丁母忧期间。“四方来学者益众，先生性严，是非好恶未尝少徇于人，而同心者则无不饮以和，迎以善，春风之座，嘘入肺腑，殆不独发彼群蒙也。”次年“先生内弟太冲亦以是时入学，先生拈‘做人’二字示之”。

第三次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农历2～8月，鹿善继因金花银事件，而辞官归里期间。“先生去国归里，海内争以孤凤似之，而先生教授如曩时，布衣草履，不敢以诤臣自异也。”

第四次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再次辞官归里后，至明崇祯九年(公元1638年)至守定兴遇害止，长达十二年。《年谱》记曰：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先生抵里门后，教授生徒如待放时，而门人益进。”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是年，先生病渐瘳，教授如再归时，门人大进。”此年纂《寻乐大旨》一书。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孙奇逢“命其子立雅偕伯叔昆弟来从先生学”。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黄适甫集乐自江右来从先生学。”

鹿善继教授生徒的教本首为其所著之《四书说约》，门弟子认为“《说约》一书，句句据先圣之心法，句句针后学之顶门”，是最能体现鹿氏学旨的。次则为《认理提纲》与《寻乐大旨》，这两部著作大略是开发、引导学生为学路径的。其引导学生的路向如其弟子陈所说：“先生所北面者阳明也，所比肩者，象山、念庵也……先生诱我及门士者亦惟向此一路开发……”由是可知，善继所授弟子者仍是王阳明——罗念庵一系。

鹿善继学行著世，忠正节义，尤以躬行任事而闻名，“海内争以孤凤似之”，故自四十岁门人始进后，及门问业者极多。刘青芝在《明代人物志·鹿太常传》中记载：“里居教授生徒以百数，至舍不能容……畿南之士，殖学修行，镞砺自好者，不问而知为鹿氏之徒也”。据统计，其弟子著姓名里籍者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定兴七十九人， 容城十八人，新安十二人，固安四人，涿州五人，新城十人，安肃四人，雄县三人，易州两人，涞水两人，辽东藩阳一人，山东益都一人，江西新城一人。除有三人来自外省，一百三十九人皆燕南子弟。

鹿氏承家学而绍述弘扬王学，躬行实践，以阳明学旨教授燕南子弟，生徒甚众，颇有可观。虽无材料证明其与王阳明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就其把握王学精髓，服膺阳明、念庵而言，谓之传阳明学脉于北方，殆无可疑。故以“燕南王学”目之，是非常确切的。方苞亦曾指出：“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关西之学者能自竖立而以志节事功振拔于一时，大抵闻阳明氏之风而兴起者也。”可知，王学在北方并非如黄宗羲论列的那样萧索，从“以志节事功振拔一时”来看，北方王学总体面貌是十分重志节、重事功、重实践的。而鹿善继所引领之燕南王学当是其重要代表。

颜元说：“高阳相公与太常鹿先生、征君孙先生三君子，讲学论道，树帜河北，呜呼，盛哉！江村、夏峰俱得佳弟子阐法于后……”《颜习斋年谱》中记载：“善继讲学，宗王守仁，而躬行切实过之。”因此，其高弟对鹿善继死节后朝廷的封赠褒美仍感到遗憾：鹿善继在学术与道统上的地位没有得到更好的确认。他说：

犹有憾之者，何阳明崛起姚江，直接洙泗嫡传，尼山之奥，因之以穷；尼山之覆，因之以发。《传习录》一书泄漏天机尽矣，阳明之后，其道在念庵，念庵之后，其道在先生。念庵之于《传习录》也，奔假而手抄之；先生之于《传习录》，索之侍御公按吴时，洞见源本，身体力行，庶几光大阳明而不第绍述之已也。假令阳明南面而享天下之崇极如文庙比，则二先生享如颜曾比，而龙溪、绪山诸君子应退处其下尔。

在陈等门弟子看来，鹿善继“身体力行”、“光大阳明”，通过罗念庵直绍阳明之道，而具有自身的特色，大有功于王学，故在王学阵营中的地位应高于王龙溪与钱绪山等人。《明儒学案》中记载“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江右罗念庵传阳明之道为“阳明功臣”，故弟子们认为鹿善继是得到了阳明的真精神的。鹿门弟子中唯一的一个南方人黄时甫(一作适甫)，是江西新城人。千里迢迢离开江右王门的故乡，北上投师鹿善继，大概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百家姓中有“鹿”这个姓。鹿姓来源。以邑名为氏。据《风俗通义》所载，周代卫国大夫食采于五鹿，在今河南省濮阳县东北，其后以邑名鹿为氏。南北朝时的鲜卑族复姓所改。《魏书官氏志》载，北魏代北三字姓阿鹿桓氏，进入中原以后改为鹿氏。鹿姓在宋《百家姓》没有收入其内。

鹿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三百位，在台湾省也名列第三百七十三位，多以濮阳、扶风、定兴为郡望。

鹿晗与鹿氏集团存在一种家族关系。鹿氏集团是鹿晗的家族企业，由鹿晗的父亲鹿学良创办。

鹿氏集团成立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主要从事房地产、金融、文化传媒等多个领域的业务。作为家族企业的一员，鹿晗可能会在集团中担任某种角色，如参与决策、管理或投资等，但具体职责和贡献需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此外，鹿氏集团的发展历程、经营状况和财务表现等可能对鹿晗个人的财富和知名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具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需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个人的家族关系和商业活动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背景、个人能力、市场环境等。因此，在评估鹿晗与鹿氏集团的关系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徐州浒庄。徐州古称彭城，历史上为华夏九州之一，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和2600多年的建城史，徐州鹿氏吴祖先是徐州浒庄人。徐州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

　　鹿姓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 鹿姓起源众说纷纭，但主要来源有：

　　1，源于姬姓，出自周文王之子康叔后裔，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据史籍《风俗通》记载：西周初期，周文王之子康叔建立了卫国。 在周公旦平定了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之后，封其同母少弟姬封于“卫”。实际上，康叔最初的封地在康邑(今河南禹县)，金文中常见的康侯、卫康叔、康公，都是指叔封及其子嗣。

　　卫康叔的支系子孙世代为卫国大夫，后来有人被封于五鹿(今河南濮阳)，其后裔子孙遂以先祖封邑名称为姓氏，称五鹿氏，后省文简改为单姓鹿氏、五氏等，世代相传至今，其鹿氏史称正宗。鹿氏族人大多尊封卫康叔为得姓始祖。

　　2，源于鲜卑族，出自鲜卑族拓跋部阿鹿桓氏，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为氏。据史籍《魏书·官氏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北魏政权的鲜卑族中有代北鲜卑族三字姓阿鹿桓氏，后在北魏孝文帝拓拔·宏(元宏)于太和十七～二十年(公元493～496年)迁都洛阳入主中原后大力推行的汉化改革政策实施过程中，改为汉姓鹿氏，后逐渐融入汉族，世代相传至今。

　　3，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族犬鹿氏，属于以氏族名称为氏。蒙古族历来有“犬鹿成族”的历史传说，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其为姓氏者，汉化单姓为鹿氏。

　　4，源于蒙古族、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

　　蒙古族博尔苏特氏，源于元朝时期的别速惕氏族，著名将领哲别、迭该、古出古儿阔阔出皆出此族，世居锡喇木楞。后有满族引以为姓氏，冠汉姓为鹿氏。

　　蒙古族博古罗特氏，源于元朝时期旧姓，是阿兰豁阿五子之一不古纳台的后裔，世居扬什木。后有满族引以为姓氏，冠汉姓为鹿氏。

　　蒙古族博和罗克氏，亦称博古罗克氏，世居科尔沁。后有满族引以为姓氏，冠汉姓为鹿氏。

　　满族布希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族蒲鲜氏部落，以姓为氏，是东真国国主蒲鲜·万奴的后裔，，世居叶赫(今吉林梨树叶赫乡南部)，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后多冠汉姓为鹿氏、步氏、布氏等。

百家姓中没有鹿姓。

鹿姓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

鹿姓起源众说纷纭，但主要来源方式有五种。

1，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周文王之子康叔后裔，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2，第二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鲜卑族拓跋部阿鹿桓氏，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为氏。

3，第三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族犬鹿氏，属于以氏族名称为氏。

蒙古族历来有“犬鹿成族”的历史传说，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其为姓氏者，汉化单姓为鹿氏。

4，第四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5，第五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扩展资料

鹿姓名人：

1，鹿虔扆

鹿虔扆( yǐ ）五代词人，生卒年、籍贯、字号均不详。

早年读书古诗，看到画壁有周公辅成王图，即以此立志。

后蜀进士。

累官学士，广政间曾任永泰军节度使、进检校太尉、加太保，人称鹿太保。

2，鹿善继

鹿善继，明朝定兴人，少习王阳明之说，不入俗流，万历年间中进士，官户部主事， 后 任官职方，与孙承宗修筑城堡有功，崇祯中升任太常寺少卿；其祖父鹿久征，万历进士，知息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