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的世代相传实际就是书香门第的延续。剖析湖州的人才现象，人们惊讶地发现有许多名人出自世世翰墨、代代书香的家族。绵延千余载而不绝，代有名人的世家则首推沈姓。

湖州城的东南方向，菱湖西北两公里处，有一处地势略显高爽的村落，村名竹墩。竹墩人相传：古时，这里有6个凸起于沼泽之上的土墩，“竹”字有6划，竹依靠笋而生生不息，方音中“笋”又与“沈”同音，所以当他们的祖先从武康迁居过来时，便称此地为“竹墩”，希望家族能够兴旺发达。

如今的竹墩，和江南富庶地区的其它古村落一样，水泥新房包围着青砖老屋，清溪环碧，溪上的状元、养富、寺前等古桥，还有卧地的石柱、石碑依稀珍藏着这个小镇般的大村落的往昔气度。曾经气势宏大的沈氏宗祠，如今已被桑林覆盖。寻根访祖的天下沈氏后人，只能依稀寻觅过往的显赫。

好在竹墩出来的名人已是多过竹墩的竹子。出门闯天下的沈家人每逢年节总不忘按竹墩的习俗在门前高挂“竹墩沈”的红灯笼，恭恭敬敬地翻一翻那厚厚的一迭《竹墩沈氏家谱》。

《竹墩沈氏家谱》开卷便是南朝教育家沈麟士的《述沈氏祖德碑记》，在中国8000余种家谱中这也算得上是特例了。一般家谱，那怕是再寒微的家族，都要请有功名的人来写序，本族无人的话，就请地方官员或是异姓有功名的乡绅来捉刀。“天下沈氏出武康”、“天下沈氏出竹墩”的大族，要论文治武功和官阶大小，沈氏一门，前有封侯的沈约，后有榜眼沈树本，至于将军、翰林、巡抚之类的官员不计其数，却由一个教书先生来肇端族谱，而且世代不易。户因何在？

沈麟士修谱的那个时代正是讲究门阀等第的南朝，士族与庶族界限分明；就是士族之间，也有品第之分，王、谢世家端居榜首。武康沈氏家族虽然源出于东汉济阳太守沈戎，其后也世代为官，不过多为武将，在魏晋尚文鄙武的风气下，总有点抬不起头来。沈驎士则是沈氏家族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士。

兴文重教，实为沈氏家族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沈麟士虽为布衣，但织帘抄书，以学问和教学为乐的风范，却永为沈氏后人所景仰效仿。

从沈戎迁居武康到初唐的六百年间，“武康沈”人才鼎盛。见史传者一百五十八人，其中三十八人有正传，一百二十人附传，另有皇后三人皇妃五人。

中晚唐时期，湖州东乡的陂塘搂港体系逐渐完善，东苕溪以东的湿地成为移民垦殖的沃土。“武康沈”的主脉便从余英溪畔迁徙至东林山下，在竹墩及其周遭的村落开启沈氏宗脉新的篇章。

继南朝齐梁间“武康沈”文化人才管涌喷发以后，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竹墩沈”也迎来了她的鼎盛时期。开启这一时期的便是一位居家课艺的翰林沈三曾。康熙十五年(1676年)，沈涵、沈三曾兄弟同榜进士，同人翰林。沈涵曾任福建学政，督学兴学于外省。沈三曾丁忧归里后，便潜心教授子侄读书。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沈三曾的儿子沈树本高中榜眼，授编修，不久便以奉亲养老辞官回到湖州，主持安定书院几十年。沈三曾的孙儿沈荣仁、沈荣光、沈咸熙也连捷进士，成为翰林院的青年才俊。

与此同时，竹墩的沈炳震、炳巽兄弟，虽然功名不著，但学术成就斐然。前者有《唐书合钞》、后者有《水经注集释订讹》等著作传世。

武康镇旁有前溪，竹墩村边有清溪。两溪与东苕溪相连，“武康沈”与“竹墩沈”文脉相通。康熙四十八年，德清人徐倬主持双溪唱和，两地参与的沈姓文人多达三十余人，可谓隽秀云集，冠盖一方。

1911年11月5日，湖州教育会会长、竹墩人沈谱琴和湖州鲍山人、湖州府中学堂督学钱恂率领中学堂的学生军发动起义，驱走了清朝官员，宣布湖州光复。1916年，北京大学教授湖州鲍山人钱玄同(钱恂之弟)和竹墩人沈尹默(沈谱琴族侄)担任《新青年》主编，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在中国近代的风起云涌中，“竹墩之沈”续写风流，“鲍山之钱”新开篇章。

钱姓，也是湖州的著姓之一。据谈钥的《嘉泰吴兴志》记载，西汉谏议大夫钱林徙居乌程梓山(大致在今雉城镇西北一带)。到了东晋南朝时期，钱姓已成为与沈、姚、丘、钮并列的江表望族，“晋宋及陈世，有王、侯、牧、守甚众，衣冠之盛如此，而陈昭皇后亦为钱氏，宜为长兴著姓。”

隋唐以后，长兴钱氏逐渐散居湖州境内，迭有名人涌现，如唐朝诗人钱起、高僧道宣、郇国公钱九陇等。

如今天下钱氏多以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Liú）为宗，临安县城内尚有气势宏大的钱王庙，庙内陈列着各地的《钱氏宗谱》。而钱镠一支恰以钱林为四十三代祖。如此说来，天下钱姓的本宗应当在长兴。鲍山钱氏也应当是长兴钱氏的一脉。

鲍山钱氏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出了一位进士，名叫钱振常。钱振常官做到了礼部主事，后来又担任了绍兴、扬州、苏州等地的书院山长，还是光绪帝师翁同龢的乘龙快婿，其学问博洽，显然是被公认了的。偏偏大儿子钱恂的功名只有秀才，举人是屡考不中，实在是家门的一桩憾事。于是对老来才得的小儿子钱玄同(本名师黄)，便顾不上疼爱了，亲自督导。小师黄三周岁诵《尔雅》、四岁背《诗经》，九岁学《说文解字》，九岁习作文之法，十岁背《史记》、《汉书》……

就在小师黄在家苦读的时候，比他大上三十四岁的兄长钱恂参加了总理衙门的外交官考试，成为晚清最早的一批职业外交官。钱恂先后担任过驻英、德、俄、法等国使馆的参赞，驻荷兰、意大利的大使，游历了欧、非、亚许多国家，直到 1909年回到湖州，借居潜园。钱恂在国外二十年，大开了眼界。其夫人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被后人评价为：“无论从中国人接受近代思想的深度来看或者从介绍世界艺文学术的广度来看，这两部书在同时代人的同类作品中，超出侪辈甚远。”(钟叔河评语)。

钱恂在变，国内的小师黄也在变，他改号“掇献”了。这时候的钱玄同已是一位英气勃发的少年才子，读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清著作，对音韵学也产生了兴趣，“掇献”的名号便与其音韵学的研习有关。钱玄同一生的名号极多，每改一次，就表示他的思想有了新的转变。

钱恂担任过湖北省留日学生监督，他大力推动国内青年自费留学日本。单士厘认为，留日之风是钱恂创议而钱玄同率先实践的。1906年，钱玄同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

在日本，钱玄同改名“夏”，表明自己反清排满的思想。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与鲁迅、沈兼士等同为章太炎的人室弟子。

1910年，钱玄同回到国内，在湖州中学堂(后改称省立第三中学，现名湖州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当时正在该校就读，一代文豪的生花妙笔为我们留下了钱氏兄弟其时的风姿。

“这年秋老虎特别凶，虽近重九，犹如盛夏。我们常在街上看见钱老先生(钱恂)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稻孙(钱恂长子)高举洋伞在钱老先生身后，钱夏和钱老先生并排，但略靠后，董大酋则在钱老先生之前。他们一行安步当车，从容潇洒，我不禁想起《世说新语》的一段小故事：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太丘长子)将车，季方持杖从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两者相比，岂不有些相似么……

“钱夏先生代课时期，曾教我们以‘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问讯吴大将军’开头的史可法《答清摄政王书》，以‘桓公报九世之仇，况仇深于九世；胡虏无百年之运，矧运过于百年’为警句的《太平天国檄文》，也教过黄遵宪(公度)的‘城头逢逢雷大鼓’为起句的《台湾行》，也教了以‘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为起句的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

“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

1913年，钱玄同、钱稻孙随就任大总统府顾问一职的钱恂北上。玄同、稻孙都开始在北大任教。这时候竹墩沈氏三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也先后进入北大任教。谁也不曾料想，竹墩沈与鲍山钱的第三度相会，竟然会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准备了一批中坚骨干。

从1913年到1917年，湖州人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在他任内持教北大的湖州人有俞同奎、章鸿钊、崔适及“三沈”、“二钱”，除了崔老先生为宿儒外，其余都是留学归来的新派人物。到了1917年，钱振常的学生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又有湖州人朱家骅、沈迈士(也是竹墩人)、徐森玉进入北大任教。这个时候，北京大学总共才只有28位教授。湖州人云集全国最高学府的盛况比起清朝嘉庆六年(1801年)那次“五元会京师，同科五翰林”来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

更胜一筹，在于“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开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历》)

陈独秀当时在上海独立支撑《新青年》的编辑出版事宜，沈尹默以故友身份力邀陈应聘北大文科学长一职。《新青年》移至北京出版后，沈尹默、钱玄同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六教授担任轮流编辑，《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新青年》时期，沈尹默的主要贡献在于文学革命实践和介绍国外各种社会思潮，包括社会主义学说，他的白话诗《月夜》被称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备具新的美德。”

钱玄同则为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许多响亮的口号，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第一次把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定为文学革命的首要否定目标；“汉字革命”，开启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先河。而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语言文字学学术素养，使他的号召“学有本源，话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胡适《自传》)。这时候，钱玄同的名号开始启用，不久便响亮得超过了本名。

《新青年》南迁广州以后，北大四沈二钱归于沉寂，潜心于学术世界。钱玄同又改名疑古玄同，致力于文字改革，与另一位湖州人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并为语言文字学的泰斗。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恢复旧名“夏”，以示气节，拒绝伪聘，1939年1月病故。沈尹默则致力于书法艺术及理论的探索，成为廿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大家之一。

有了竹墩沈氏、鲍山钱氏等众多人才辈出的家族，上个世纪的上半叶，湖州人到了外地，一口湖州白是绝对不肯改 的，就象现在的上海人到了别地方仍旧讲上海话一样。不仅 是因为有沈尹默、钱玄同、陆志韦这样的名教授，朱家骅、张乃燕这样的名牌大学校长，当年名教授、名校长的社会影响力可以从蔡元培、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等营救陈独秀出狱一事中看出一斑。更是因为有沈家本、胡惟德、戴季陶、张静江、吴鼎昌等一班高官和朱五楼、王一亭、顾叔苹、沈联芳等一批工商巨子的存在让湖州人傲气得很。

清帝退位的时候，责任内阁十位国务大臣中湖州人占了两位：司法大臣沈家本，外务大臣胡惟德。在接下去的北洋政府中，胡惟德担任过总理，沈迈士的父亲沈瑞麟当过代理外长，章宗祥是大理院院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则有“国民党半个中央”的提法，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常委、评委的湖州籍人士共有16人。因为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一职长期由湖州人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把持，所以又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反清讨袁．经费的主要筹款人，也曾经是蒋介石的思想导师。另一位元老戴季陶则一直担任考试院院长。

湖州近现代的人才鼎盛，昭示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潜藏着巨大的社会能量。而当上海开埠，外面世界的各类信息潮水般涌人时，这股潜藏的能量被激发出来。封闭的旧中国被迫打开的窗口——上海，成为湖州各色人等一展身手的舞台。从王佐卿、陆心源投资办厂，王一亭、顾叔苹代理洋商业务始，数代湖州人在上海接受了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洗礼，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当年在会文路湖州会馆中济济一堂的，除了政界和工商界的人士外，还有藏书家周庆云、朱孝臧，书画家吴昌硕、钱病鹤，音乐家邱望湘、沈知白，翻译家包玉珂、周越然，摄影家蔡仁抱、刘旭沧，**编导沈西苓、潘孑农，文物鉴赏家徐森玉、张珩，小说家赵苕狂，戏剧家宋春舫等众多文化名流。裁缝的儿子潘德明，在完成全球第一个孤身周游世界的壮举后，也成了上海湖州同乡组织——湖社中的一员。

湖州人在北京和上海，北南交相辉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挥洒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沈从文祖居

下寨，是著名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的祖居。沈从文的曾祖父的父亲沈文科的坟墓，就在这寨外的小山包旁。

据说沈从文先生一直到谢世前，都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能把自己的家世搞清楚。

美国有个叫金介甫的学者，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花了十年的功夫，“多次到过中国，到过湘西，多次访问了沈（从文）先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卡片，写下了28万字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但对于沈从文的家世，作者却同样没有搞清楚。他在书中说：“沈家在当地算是世家大族，所以对其先世很引以为豪，虽然他们发家历史并不久远。沈从文说过，在镇_城西边有个沈家庄，居民是汉人。村民靠开采朱砂为生，他们可能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对此现已无法考证。沈追溯祖先历史只到上面两代，不像中国某些出身高贵的家族动不动就将0家谱上溯到一千年之久。这一点也足以说明，沈家确实是寒素之家。再说，像湘西这样开发历史本来就较短的地方，像沈家这样祖、父两代都有功名的家庭，也足够称为‘世家’。”

其实，沈从文的祖先既不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也不是“寒素之家”。金介甫“花了很长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不甚准确的结论，其原因是，他没有寻找到沈从文的“根”。

沈从文的“根”在哪里呢？

沈从文的“根”就在铜仁！

倘若金介甫先生能跨入铜仁，那他就不难了解到，沈从文的0家谱不仅可以上溯到一千年之久，甚至还可以上溯到两三千年之久，而且其祖先既不“可能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也不是“寒素之家”。

根据在滑石发现的《沈氏家谱》记载，沈从文的祖先原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的周文王之后，封地于沈，以国为姓。其出身则不仅只是“高贵”，而且还应是很显赫了。

沈从文的祖先是因为做官而“宦留黔、楚”，定居在湘黔边境一带的，而且后来还“银钱有半乡之誉”，所以既不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当时也不是“寒素之家”。

沈从文的九世祖沈思远，先是在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任过知县，而后才于明宣德元年（1426年）改迁铜仁府。当时因为道路不安全，任满难以回老家，于是就在铜仁定居下来了，先是落业在城郊的熊家屯，不久又移居城郊的沈家滩，再后就从沈家滩又移滑石乡。沈家在滑石买下的田地东至亭子关、西至大兴场、南至马斜溪（今马岩的马仙溪）、北至黄慧营（今凤凰县的乡黄合营）。“银钱有半乡之誉，至今族大枝繁。”滑石的谷坳、杨柳坪、小田、野鸭塘、举屯、梗竹林、乱岩塘等村寨，都是沈家后人族居的寨子。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湘黔边境爆发了石柳邓领导的苗族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这场风暴卷走了沈氏家族的兴盛，使世代荣耀的沈氏家族境况急转直下，昔日的辉煌门庭已荡然无存，化为断壁残垣，一派狼藉，沈家人丁从此一贫如洗，经受着苦难的磨砺。嘉庆六年（1801年），沈光汉之子、沈从文的第十八世祖沈文科，家境依然贫寒，只有占地约一百来平方米的三间破旧木板房。沈文科死后，草草安葬，至道光十三年（1833年）才立了一块高二尺，宽不过一尺五寸的粗墓碑。至今碑文还隐约可辨：“沈公文科之墓，立于道光十三年”。沈文科生有五子，分家立业，各自谋生。四子沈歧山因难于在下寨故里生存下去，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带着儿子沈宏富，沈宏芳背井离乡，在凤凰境内的黄罗寨（今林峰中寨村）找到一块立足之地安身立命。自沈从文的第十九世祖、曾祖父沈歧山迁居凤凰后，居住于贵州铜仁的沈家族，便分出一支落籍湘西了。这一分支虽然已离开祖先故园，但仍与故土保持关系，经常探亲，祭祖，联系密切。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做了贵州总兵的大官，26岁还署理过贵州提督。他也常回铜仁下寨探望，父亲沈宗嗣在军中学了医术后，经常回到下寨一带行医，在当地留有美名。直到1941年，沈从文的胞弟云麓返回下寨，才将这里祖产房屋变卖。因为沈从文青少年离家后便很少回来，所以他在追溯祖先历史时才只能到上面两代。

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因此，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可以是此三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沈从文详细信息++

湖北枣阳沈家大房。据说很久了。这边有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七方（房）还个小大房（以前填房的吧。）。辈分我知道的不多（…曹志家齐，永世新隆。…）我是永字辈。那个石碑曹字辈只在中间。

合肥沈福集沈氏家谱

古有“先正其心，继训克（汝）家，孝友忠义，为国之华”十六字辈。现代在原十六字辈之后新增“善学修德，诚信建业”八个字辈

陕南汉阴沈氏家谱

“忠朝自贵，孝祖宜兴。世德永继，兰桂观型。本枝衍庆, 长发其祥。”二十四字辈。

在江南吴兴，有这样一个家族，起源于遥远的夏禹时期，西周时文王第十子聃季载“食邑于沈”。东汉初，沈戌辞海昏候不受，徙居吴兴武康，筑室不迁，自此沈氏以“吴兴”为堂号，绵延至今。

而今沈氏后人冠冕相袭，人丁兴旺，是薪火相传的名门巨族。吴兴沈氏为中国六大世家之一。古武康名谚云：“满朝文武半朝康”，南北朝时期，沈姓即为大族。究其出处，自晋宋齐梁以下，凡余不之沈，皆其所出。谚云：天下沈氏出湖州。实出湖州之德清县。东汉至隋代，沈姓名人基本上都出自吴兴武康。

沈氏子孙昌盛，累世官宦，无论庙堂江湖，文官武将，均出了无数有迹可循的名人：南北朝梁时著《晋书》、《四声谱》的沈约；唐武则天时期任宰相的沈君谅；与宋之问并称“沈宋”的诗人沈佺期；北宋《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明代“明四家”之一的沈周；明朝巨富沈万三。其余还有散曲家沈仕、戏曲家沈璟、文学家沈既济、书法家沈传师、画家沈永年、诗人沈德潜等等，皆出自沈姓一族。

一、优良家训

沈氏族人薪火相传，守望相助，在朝代变幻中并不像其他家族那样湮没于世，且一路走来不断发展壮大，先贤代代相传，其原因便在族内优良的家训家风。家训是一个家族灵魂所在，是家长垂训子孙为人处世的训诫，其内容一在修身，二在治家。沈氏家训有二十：一、祭祀不可不殷也。二、侍亲不可不孝也。三、天显不可不念也。四、身不可不修也。五、持家不可不勤俭也。六、尊卑不可不辨也。七、择师不可不慎也。八、教子不可不严也。九、养女不可不训也。十、择配不可不谨也。十一、交游不可不审也。十二、志节贵乎坚贞也。十三、志行不可刻薄也。十四、邻里不可不和也。十五、输粮不可不先也。十六、穷难不可不周也。十七、出仕不可不清也。十八、忍耐之不可不讲也。十九、奢华游惰当惩也。二十、赌博不可不戒也。

中国自第一部家训《颜氏家训》问世以来，唐宋期间仕宦大家对子弟的训诫便大量出现，原因有三：门阀士族的消亡，儒学的发展繁荣，以及科举制的兴起。这些家训虽体裁有所不同，从经书、格言、到诗鉴、词、条规不等，但其内容皆大同小异，沈氏家训所涵盖的内容也带有唐宋以来大多数训诫的色彩：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教导子孙在处己、处世、治学这三个方面的行为。然历经多年，得以保存下来的，除帝王家训、有史记载的文献、诗词名言与著作之外，大多亡佚，沈氏家训流传至今，不可谓不难得珍贵。

沈氏家训内容全面，包罗伦理、经济、教育，以及修身、立志、知足、清廉的应世思想。这是在实践中总结，时局变化中不断修正改善最后形成的家训文化，既有时代的印记，更体现了沈氏家族的宗族文化，从中或可窥见这一家族的精神根基所在，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家训是一个家族精神的外化，同时也支撑着一个家族代代传承，它既能够规范子孙后代的具体行为，也可以促进家族内成员的凝聚力。在此具体而严厉的训导之下，自然养育出了一代代坚守祖训、克勤克俭、正义凛然的沈氏后人。

到了近现代，吴兴沈氏仍旧名人辈出，“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笔名茅盾的革命文学家沈雁冰；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作家沈从文；著名书法家、教育家沈尹默，以及沈启贤、沈仲文、沈乃熙等在革命时期曾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卓越贡献的伟大人物，沈鸿根、沈鹏等在文学方面极具造诣的大家，还有沈南鹏、沈国军等知名企业家。

沈氏一门经久不衰，从古至今，无论士农工商，在新世纪仍旧熠熠生辉，为新中国做出无数贡献。其栋梁之才辈出的原因，依然与好的家风分不开。好的家风，是整个社会风气好的基础。重视家风，有利于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从沈氏家训中汲取经验，或许对于重塑国人逐渐淡忘的家国情怀有所帮助，对如何强化新时期家风建设，实现家国同构都有所启迪。

二、耕牛相传

据沈氏家谱记载，沈株山兄弟三人宦游分别时，父亲将家中一口铜锅铸成三尊铜牛，另兄弟三人各持一尊留作纪念，并嘱言：“后裔若相会，必要铜牛对”。沈株山来到汉阴定居，用当官所蓄买下田地，此后披荆斩棘，开辟山地，为子孙后人奠定了基业。后人亦不负所望，赈灾济民，开堰建渠，沈氏一族在当地居民当中留下了良好口碑，清朝时更得“泮水钟灵”四字以旌其功。汉阴沈氏便伴随着铜牛勤勤恳恳，代代相传。

沈氏一族以牛的形象作为氏族图腾，代表勤劳坚忍，是旨在告戒后人要以农为本，俯首甘为儒子牛。沈氏后人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并将此耕读精神代代相传，使得以汉阴沈氏一支为代表的大家族永不衰退，血脉相承，犹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

沈氏以牛为图腾，在周朝时期即是沉牛祭河伯以求雨的大义象征，其后以铜牛为传家宝，仍是在传承大义的精神。义在中华民族精神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儒家将仁义礼智信列为五常，仁义是道德的核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舍生取义”等等都强调了义的意义，为国为民，有难必帮，是中华民族精神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三、皇觉祖居

始建于南朝年间的皇觉寺，是沈戎辞海昏侯不受徙居会稽后建造的祖宅，位于会稽郡乌程县余不乡（今德清县）。后人请立祖宅为寺，宋文帝赐名“怀德”，北宋时改名为“皇觉寺”，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沈戎是当之无愧的沈氏始祖，开创了中古史上冠冕相袭、人丁兴旺的吴兴沈氏，天下沈姓皆由此发迹。皇觉寺便如同普天之下近六百万沈姓人共同的家，它是维系家族血脉亲情的纽带，是保持源源活力的心脏。

后沈戎宅曾被毁，明清时亦有多次重修，而今皇觉寺也刚完成重建，为保护遗址，新寺建在离原址不远处，背靠羊没山，凤凰山从西逶迤而来，南临余英溪，风景秀丽，清隽超然。建成后的皇觉寺，将成为吴兴沈氏的祖廷，远方的子孙回家，也可将其作为自己思乡念祖情怀的寄托。

如今皇觉寺还正在提倡恢复沈氏文化园，这既是寺院对沈氏祖先的回报，也是造福于社会大众的一项福祉。寺院千年来受世人香火，一直未曾忘却沈戎的贡献，意在恢复吴兴沈氏的繁荣昌盛。不仅如此，沈氏文化园如一旦建成，对整个社会也是一桩大善事。

家训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力量，祖宅祠堂则是一个家族更为直观具体的凝聚力，可教子孙心中充满对家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可让亲人间和睦相处，团结有爱，永远保持深厚的情谊。祖宅存在的意义往往要比家训更加深刻，当人们抬头看到自己先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巍巍峨峨，厚重严肃，自然会不由想起创业的艰难，鼎盛时期的光荣，想到这些，难免心情激荡，热泪盈眶，为身为一个沈姓人而自豪，履行家训中所说的职责，严于律己，勤恳奋斗，立下为这个姓氏不断努力的决心。

而对全社会来说，吴兴沈氏的故事更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既在于如何治家，更在于如何为国。可学习的包括教子有方，修身立志，勤勉付出，乃至清廉为政，贡献为民等诸多方面。对于缺乏精神支柱而总显盲目延宕的新时期社会态势来说，应是个不可或缺的机会。

吴兴沈氏以仁义为精神，以耕读为家训，已为民为宗旨，以为国为目标，终以厚重的根基代代相传，将荣耀流传至今。沈氏文化园的兴建，必然能使全社会都了解到这样一个家族经久不衰的真谛所在，从中得到经验与启发，对于民族精神的巩固有不容小觑的帮助，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世有新桃源

德清凤凰山，是镶嵌在江南的一颗明珠，是不染世俗的一方净土。山上有寺，名曰皇觉，静静地站在山顶望着人间，是明珠上的一轮星光，是净土中的一隅桃源。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岁月滚滚，睁开被香烟迷蒙的眼，原来，业已千年。

这千年来依着山傍着水，有人毁坏了它，亦有人重修了它，**的高墙依旧庄严，然早已不是当初的颜色。转经筒轧轧滚动，小沙弥们早课晚课，善男信女们撞钟许愿，梵呗声累年不休，于是它总听不见时间的声音，而今睁眼看，才见当年故人俱黄土，深埋金鹅山，和自己相望不相识。

犹记当年沈戎的风姿，辞官不受，解甲归田，曾官拜公卿，也只愿择一城终老。这般才有了皇觉，才有了这一方桃源。他教导后人以牛为图腾，以义为精魂，终将沈氏一族发扬光大，贤人辈出，封官拜爵数不胜数，为国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沈氏有家训，修身克己，后代子孙不敢忘，也同他们的始祖沈戎一样，一手执笏板的同时，另一手绝不会舍弃自己的牛绳，耕读相承，一心为民。

千年来沈氏未曾衰落，有时坐落在此，或可听见凤鸣清声，便知沈氏又出贤才。只是伴随着子孙们的成才，总免不了分离，从株山一支宦游汉阴开始，子孙们就纷纷从吴兴走了出去，而今足迹早已遍布大江南北，乃至在世界各地留下沈氏的名号，却离吴兴的家越来越远。亲人的分离，也是当今国内的普遍现象，时代的进步，却导致了亲情的淡漠，社交网络的兴起，反而造成家人沟通的障碍，缘何？缘何？

好在终有人知我心忧，提出重建沈氏文化园，借祠堂家谱，意图重唤远方的后代们对家族的认同感，重新汇聚浩浩沈族的凝聚力。这是沈氏的福音，更是大家的福音。家庭是国家最稳固的组成方式，好的家庭以好的家风养育子女，培育出一代代高尚有用的后人。吴兴沈氏愿以身作则，做优良家风的榜样，不辜负先祖的希望。以沈氏文化园为心脏，号召所有沈氏子孙，天下归心。如若能以此感召他人，效仿其仁义及耕读精神，便是沈家福德，若能以此激起社会千万家庭有所启发，为家国付出力量，方不算辜负祖先遗训，是沈氏族人在新时期为国家与民众做的无私贡献。

皇觉寺历经一千年寒暑，一千年春秋，看尽世间兴替，唯有一愿要陈：但愿每个家庭，老人含饴弄孙，孩童承欢膝下的景象早日到来，届时每个家庭都成为一片小桃源，积水成渊，整个中国也将欣欣向荣，和睦友善。以孝悌为先，以仁义行事，重振大汉雄风，成为桃花源的日子也不复远矣。得见此般光景，是长于黄觉寺沈氏儿女的心愿，更是中华儿女的心愿。

何以传家远？训诫寄子孙。

何以兴盛久？耕读不可绝。

何以永团圞？祭祀不敢薄。

何以得乡名？仁义为根本。

何以出贤良？家风修身欤。

先祖兮沈戎，建彼皇觉寺。

今世兮葺园，瞻彼之故貌。

殷殷兮予怀，愿飨之彼众。

吴兴兮沈氏，世代彼流传。

望之兮涕下，念彼牺牛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