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呜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呜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 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因为：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近年来，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8]。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佑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

　　二、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此外，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的主要版本有：（1）南宋刻本4种，分别是十四行残本，旧藏皕宋楼，现藏日本静嘉文库；同十四行元补版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124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嘉业堂。（2）元刻本，明国子监根据元版修补印行。（3）明刻本3种，分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国子监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4）清刻本多种，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冲《唐书释音》25卷。殿本又有各种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缩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开明二十五史本等。（5）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静嘉堂本为主，配合“北图”、“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横排本。

　　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颇多，举其要者有：（1）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分20门，凡400余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书，绍圣四年（1097）上于朝廷。（2）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20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缺点。（3）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4）陈黄中《新唐书刊误》3卷。（5）佚名《新唐书证误》（《稽瑞楼书目》注录抄本一册）。（6）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旧唐书逸文12卷（清岑建功辑）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215-329页影印本

　　旧唐书考正(清张宗泰) 甘泉岑氏校旧唐书尝据此

　　读旧唐书随笔1卷(清蔡世钹) 味蕉小寮集本题读刘昫书随笔 豫章丛刊本 丛书集成第3834册

　　旧唐书校勘记66卷(清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同校) 道光28年扬州岑氏刊本 同治11年定远方浚颐补刊

　　二十五史三编第6册影印本 卷1至卷55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45-？页 罗、刘

　　？盈斋刻本；卷56至卷66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1-173页

　　旧唐书疑义4卷(清张道) 正觉楼丛刊本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附勘同1卷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173-215页影印光绪7年刊本

　　旧唐书李靖传考证1卷(清汪宗沂) 浙西精舍丛书本

　　旧唐书大食传考证1卷(清洪钧) 元史译文证补卷30

　　旧唐书札记（清李慈铭）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73-181页

　　新唐书札记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82-204页

　　新唐书纠谬20卷(宋吴缜) 明万历中海虞赵开美刊本 武英殿聚珍本 福建广东覆聚珍本附校勘记2卷

　　知不足斋丛书十五集本附钱大昕修唐书史臣表1卷 四部丛刊三编影印万历本 丛书集成第3835-37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65页

　　新唐书纠谬校补(清钱大昕) 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陈文和辑校本

　　新唐书辨3卷(金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卷22-24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64-83页

　　新唐书刊误3卷(清陈黄中) 见南献遗徵 书目答问云未刻

　　新唐书证误(失名) 稽瑞楼书目著录抄本1卷

　　唐书释音(宋董冲)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47-391页影印重刻汲古阁本

　　唐书注10卷(清唐景崇) 1935年铅印本

　　原稿已成50卷，今藏章氏。铅印本仅本纪10卷。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91-581页影印本

　　唐书注稿偶存4册(近人陈汉章) 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近人罗振常) 1936年上海？隐庐石印本

　　新唐书斠议正误(罗振常)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29-347页民国时期印本

　　新唐书天文志疏证(清张宗泰) 未见传本

　　唐书兵志笺证4卷(今人唐长孺) 1957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

　　唐折冲府考4卷(清劳经原撰劳格补) ？斋丛书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补1卷(近人罗振玉) 永丰乡人杂著本附补遗 广仓学社丛书二集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辽居杂著乙编增订本

　　唐折冲府考补拾遗1卷(近人罗振玉) 辽居杂著乙编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校补1卷(近人谷霁光)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新唐书艺文志注(失名)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607-853页民国间抄本

　　唐书方镇表考证20卷(清董沛) 未刻

　　唐方镇年表8卷考证2卷(近人吴廷燮) 景杜堂铅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孙：中华书局年本附岑仲勉

　　唐藩镇表(清华湛恩) 未见传本

　　唐藩镇年表1卷(清黄大华)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藩镇指掌（明张大？）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853-889页影印民国重刻明刊本

　　唐将相大臣年表3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功臣世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镇十道节度使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边镇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宦官封爵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武氏诸王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诸蕃君长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12卷(清沈炳震) 新旧唐书合钞附勘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 6册删原表 据清来堂本

　　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2卷(近人罗振玉) 七经堪丛刊本

　　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1卷吐蕃传地理考证1卷回纥等国传地理考证1卷沙陀传地理考证1卷北狄列传地理考证1卷东夷列传地理考证1卷南蛮列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205-270页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今人王忠) 科学出版社1958年铅印本

　　唐书西域传注4卷(清沈惟贤) 光绪24年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581-607页影印本

　　唐书南诏传笺注(今人王忠) 稿本 新唐书南诏传笺证 中华书局1963年

　　补唐书张义潮传1卷(清罗振玉) 永丰乡人杂著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4-85页

　　新旧唐书合钞260卷(清沈炳震) 补正6卷(清丁子复) 嘉庆18年海宁查世？刊本

　　同治10年钱塘吴氏青？来堂刊本

　　新旧唐书互证20卷(清赵绍祖) 嘉庆18年古墨斋刊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丛书集成第3838-41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8-172页

　　新旧唐书合注(清王先谦) 稿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新旧唐书魏徵列传合注(清王先谦) 光绪9年自刊本 此即新旧唐书合注中之一卷

　　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有新唐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

　　续唐书（清陈鳣）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889-？页道光四年刻本

不辍，已有2500年的历史。据1985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我国现存旧地方志8264种、1232万卷，占全部古籍总数的10%。《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今重要图书总汇，存“经、史、子、集”178万卷，其中地方志著作是史部著作的441倍。

1、周

方志很早就受到了重视。《周礼·诵训》上记载：“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当时，“诵训”这一官员的职责就是为王述说方志所记述的四方之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便于治国。

2、秦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郡 县志书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3、两汉

朝廷命令地方官府，把记述郡国地方的山川、物产、贡赋、风俗等情况的“郡国地志”，随同“计书”报送太史府。刘秀做了皇帝后，为表彰他的家乡南阳，诏令撰作家乡风俗志书。由于帝王、朝廷的倡导，“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此后，郡县编纂志书的风气大兴。东汉的郡县地志，随同郡国的“计书”上报朝廷，大多保存在兰台。作为兰台令史的班固，才有可能利用这些郡县志书资料，写成了著名的《地理志》。可见两汉时期，曾经编纂和保存了大量的郡县地志。据古籍记载，如《寿春记》、《巴郡图经》等等，都是著名的志书，并为后人所征引。

秦汉以后，地方志逐步发展和充实，发展为舆地图、图经、图志、图记、地记和郡国之书。

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正史；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是第一部全国性的区域志；东汉光武帝刘秀诏令撰修的《南阳风俗传》，是我国官修地方志书的开端。

4、魏、晋和南北朝

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编史修志之风盛行。地方豪门势力为了炫耀一方，不仅修家谱，还修地方志，于是支持官府，或是私下纂修地方志；地方官也为了更好地了解和统治一隅之地，也乐于修志。编修了大量的地方志书。

当时大多叫做“地记”，著名的有《娄地记》、《冀州记》和《会稽记》等。晋人常璩编纂的《华阳国志》，是目前保存下来较早的一部私人编修的地方志书。该书内容翔实，已有一定的“义法”。后人编修云南、四川等地的志书，往往“据以为典则”。

5、隋

大业年间，隋炀帝“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从此以后，历代统治者都竞相仿效，由朝廷或官府出面来编纂地方总志。渐渐地修志也就成了历代官府的主要职责之一了。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朝曾经编修了《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卷，《区域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可见隋朝曾经编修了相当数量的地方志书。

6、唐

朝廷规定：各州郡的图经，每三年编修一次，并报送尚书省。以后改为五年编报一次。如果州县有所变动，山河有所改移，则不在五年之限。唐王朝先后还编纂了《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全国性的志书。《括地志》一书曾“博采方志”。《元和郡县图志》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编纂的，在各道之下，均记述了郡县的基本情况。这从侧面可以说明唐代州县志书的编纂，是比较广泛的，如果没有郡县志书作为基础，全国性的志书是难以编成的。

7、宋

朝廷重视图经的编纂，规定每三年编修一次。各名郡大县都编修了图经，有些郡县数次编修。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朝廷命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天下图经”。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撰修《祥符州县图经》，计一千五百五十六卷。该书是以各路州县所报送的图经为基础编成的，成为北宋州县图经的总汇。宋徽宗大观年间，朝廷置“九域志局”，专门从事志书的编篡工作，这是史书记载较早的专门修志机构。

宋朝三令五申编纂图经，大大促进了地方志书的发展。“州县皆修图志”。当时编修地方志书相当普遍。宋代流传下来的府、州、县地方志书，远远超过了它的前代。其中著名的有《三山志》、《新安志》、《剡录》等等。南宋时期修纂的乾道《临安志》，记载了宫阙官署、沿革、星野风俗、州境、城社、户口、学校、物产等等，书后还附有亭、台、观、阁、轩等。

传说当时朱熹到江西某地上任，当地属官搜肠刮肚，准备垂询，并备礼载酒，远远跪接。谁知朱熹撩开轿门，开口就问：“志书带来没有”众人末料到这一着，面面相觑，悔之莫及。从此这一带便形成习俗，凡地方官上任或离职，先交接地方志书。

8、元

地方志的编修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元朝廷在地区方志的基础上，编纂了全国性的《大元一统志》，记载全国范围的内容。还诏令各省、府、州、县编纂了一定数量的志书，比较有名的有《镇江志》、《四明志》等等。著名的农学家王桢在任旌德县尹时，纂修了《旌德县志》，并用木活字印刷。

宋元时期，志书的体裁也由历史、地理的记载向更高更广的水平发展起来，地方志体裁和形式日臻完备。

9、明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方志发展的兴盛时期。

明代是我国地方志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明廷十分重视编纂地方志书。由朝廷颁布修志凡例，体例全国统一。全国修有《一统志》，省有总志，有通志，都是官修。省以下有府、州、县志，有官修也有私修。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志向远大的平民皇帝，称帝立足不久，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便命儒士编修一统志。后又命各地将城池、山川、关津、水陆道路等编报朝廷。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朝廷下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此后，各郡县有志，“实始于此”。明万历年间，已有人盛夸“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乾隆《满城县志》序)。当时，有些府县志书，编修多次。关于专志的编纂，也相当普遍。现存明代志书约有上千种，其中以县志为最多。

东港区地域内有历史记载的第一部县志《日照县志》，就是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由知县杜一岸主持编修而成。

10、清

清代是我国古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

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地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清代修志的规模是空前的，清代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重修《一统志》，清政府还一再诏令全国各州县修志，雍正时更规定各省府州县志要六十年修订一次。因此，我国历史上清代编纂的地方志最多。

清王朝在全国巩固了统治地位后，地方官府就积极倡导修志了。顺治年间，河南巡抚发动修志，当时的十二州九十五个县，基本上都编修了志书。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玄烨下令编修一统志，并命各省及府、州、县编纂志书。雍正、嘉庆年间，清王朝又先后下令编修一统志和省通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州县志书的发展。光绪年间，学部下令编修乡土志。不少州县的乡土志内容编纂得比较简明。在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还编修了相当数量的乡镇志，如《南翔镇志》、《乌青镇志》、《杏花村志》等等。清代方志鼎盛的原因，主要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倡导，同时，时势造英雄，一批著名学者在地方志工作中脱颖而出，如戴震、钱大昕、章学诚、李慈铭等。据初步统计，现存的清代志书，约6000种，占现存旧志总数的75％左右。著名的志书有《灵寿县志》、《遵义府志》、《六安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等等。

清代官修的州县地方志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很丰富。其中关于地理、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科学技术、农民起义、典章制度及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记载，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一直以来，南唐开国之君李昪究竟是李唐宗室中何人的后裔众说纷纭，各种史料也记载不一，《旧五代史》记为唐玄宗之子永王璘，《新五代史》记为唐宪宗之子建王恪，《蜀后主实录》又记为唐嗣薛王，《江表志》认为是唐郑王元懿，《资治通鉴》则认为是吴王恪。

不过无论是永王璘、建王恪，还是薛王、郑王，皆有史料出处可查，唯独吴王恪完全无史料出处。就连《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本人，也只能在《通鉴考异》中将南唐以永王璘、建王恪、嗣薛王等人为祖先的史料出处全部罗列了一遍，却完全录不出是哪一条原始史料记载了南唐为吴王恪后裔一事。

考异曰：周世宗实录及薛史称擶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曲裔，江南录云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孙。李昊蜀後主实录云：「唐嗣薛王佑柔为岭南节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诰流落江淮，遂为徐温养子。」吴越备史云：「擶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为安吉砦将。吴将李神福攻衣锦军，过湖州，虏擶归，为仆隶。徐温尝过神福，爱其谨厚，求为养子。以谶云『东海鲤鱼飞上天』，擶始事神福，後归温，故冒李氏以应谶。」

由此可知，并无史料佐证的吴王恪可以最先排除，那么剩下来的永王璘、建王恪、嗣薛王、郑王元懿，南唐的祖先究竟会是其中的谁呢？

事实上记录建王恪为南唐祖先的不仅仅是《新五代史》，《宋史》《南唐书》《玉壶清话》《江南录》等诸多史料均记载了南唐以建王恪之后自居，烈祖李昪乃唐宪宗后裔——唐宪宗生建王李恪、李恪生李超、李超生李志、李志生李荣，李荣则是李昪的亲生父亲。

同时据《宋故左龙武卫大将军李公墓志铭》上记载，墓主李从谦乃“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后，南唐烈祖之孙，元宗之子，后主之贵介弟”。李从谦即南唐烈祖李昪之嫡孙，元宗李璟第九子，后主李煜同母弟，墓志上称李煜对这个胞弟“友爱异于他弟”，开宝年间曾奉命出使宋朝，宋太祖“嘉其占对，厚膺蕃锡”。

值得一提的是，为李从谦撰写墓志的胡宿也是北宋人，不仅与李从谦同籍，更与李从谦之子友善，可谓是对李家知之甚深。所以清朝李慈铭曾在《越缦堂读书记》中点评道：“此志明言宪宗子建王之后，则五代史诸书谓托于太宗子吴王恪者，皆风影无据之词。”

李从谦作为南唐的直系后代，距烈祖李昪尚不出三代，而亲自认建王恪为祖，可见南唐实为唐宪宗之子建王恪之后裔，乃是确凿无疑的。

分新,旧两部分《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呜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呜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 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因为：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近年来，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8]。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佑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

二、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此外，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的主要版本有：（1）南宋刻本4种，分别是十四行残本，旧藏皕宋楼，现藏日本静嘉文库；同十四行元补版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124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嘉业堂。（2）元刻本，明国子监根据元版修补印行。（3）明刻本3种，分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国子监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4）清刻本多种，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冲《唐书释音》25卷。殿本又有各种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缩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开明二十五史本等。（5）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静嘉堂本为主，配合“北图”、“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横排本。

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颇多，举其要者有：（1）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分20门，凡400余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书，绍圣四年（1097）上于朝廷。（2）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20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缺点。（3）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4）陈黄中《新唐书刊误》3卷。（5）佚名《新唐书证误》（《稽瑞楼书目》注录抄本一册）。（6）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旧唐书逸文12卷（清岑建功辑）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215-329页影印本

旧唐书考正(清张宗泰) 甘泉岑氏校旧唐书尝据此

读旧唐书随笔1卷(清蔡世钹) 味蕉小寮集本题读刘昫书随笔 豫章丛刊本 丛书集成第3834册

旧唐书校勘记66卷(清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同校) 道光28年扬州岑氏刊本 同治11年定远方浚颐补刊

二十五史三编第6册影印本 卷1至卷55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45-？页 罗、刘

？盈斋刻本；卷56至卷66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1-173页

旧唐书疑义4卷(清张道) 正觉楼丛刊本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附勘同1卷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173-215页影印光绪7年刊本

旧唐书李靖传考证1卷(清汪宗沂) 浙西精舍丛书本

旧唐书大食传考证1卷(清洪钧) 元史译文证补卷30

旧唐书札记（清李慈铭）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73-181页

新唐书札记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82-204页

新唐书纠谬20卷(宋吴缜) 明万历中海虞赵开美刊本 武英殿聚珍本 福建广东覆聚珍本附校勘记2卷

知不足斋丛书十五集本附钱大昕修唐书史臣表1卷 四部丛刊三编影印万历本 丛书集成第3835-37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65页

新唐书纠谬校补(清钱大昕) 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陈文和辑校本

新唐书辨3卷(金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卷22-24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64-83页

新唐书刊误3卷(清陈黄中) 见南献遗徵 书目答问云未刻

新唐书证误(失名) 稽瑞楼书目著录抄本1卷

唐书释音(宋董冲)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47-391页影印重刻汲古阁本

唐书注10卷(清唐景崇) 1935年铅印本

原稿已成50卷，今藏章氏。铅印本仅本纪10卷。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91-581页影印本

唐书注稿偶存4册(近人陈汉章) 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近人罗振常) 1936年上海？隐庐石印本

新唐书斠议正误(罗振常)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29-347页民国时期印本

新唐书天文志疏证(清张宗泰) 未见传本

唐书兵志笺证4卷(今人唐长孺) 1957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

唐折冲府考4卷(清劳经原撰劳格补) ？斋丛书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补1卷(近人罗振玉) 永丰乡人杂著本附补遗 广仓学社丛书二集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辽居杂著乙编增订本

唐折冲府考补拾遗1卷(近人罗振玉) 辽居杂著乙编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校补1卷(近人谷霁光)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新唐书艺文志注(失名)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607-853页民国间抄本

唐书方镇表考证20卷(清董沛) 未刻

唐方镇年表8卷考证2卷(近人吴廷燮) 景杜堂铅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孙：中华书局年本附岑仲勉

唐藩镇表(清华湛恩) 未见传本

唐藩镇年表1卷(清黄大华)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藩镇指掌（明张大？）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853-889页影印民国重刻明刊本

唐将相大臣年表3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功臣世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镇十道节度使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边镇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宦官封爵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武氏诸王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诸蕃君长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12卷(清沈炳震) 新旧唐书合钞附勘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 6册删原表 据清来堂本

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2卷(近人罗振玉) 七经堪丛刊本

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1卷吐蕃传地理考证1卷回纥等国传地理考证1卷沙陀传地理考证1卷北狄列传地理考证1卷东夷列传地理考证1卷南蛮列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205-270页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今人王忠) 科学出版社1958年铅印本

唐书西域传注4卷(清沈惟贤) 光绪24年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581-607页影印本

唐书南诏传笺注(今人王忠) 稿本 新唐书南诏传笺证 中华书局1963年

补唐书张义潮传1卷(清罗振玉) 永丰乡人杂著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4-85页

新旧唐书合钞260卷(清沈炳震) 补正6卷(清丁子复) 嘉庆18年海宁查世？刊本

同治10年钱塘吴氏青？来堂刊本

新旧唐书互证20卷(清赵绍祖) 嘉庆18年古墨斋刊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丛书集成第3838-41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8-172页

新旧唐书合注(清王先谦) 稿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新旧唐书魏徵列传合注(清王先谦) 光绪9年自刊本 此即新旧唐书合注中之一卷

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有新唐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

续唐书（清陈鳣）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889-？页道光四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