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姓的家谱文献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08浏览：1收藏

阮姓的家谱文献,第1张

江苏淮安山阳阮氏族谱一卷，（清）阮应徵辑，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复印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江苏省淮安县档案馆。

江苏淮安山阳阮氏家谱三卷，（清）阮蕴村重修，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

江苏淮安山阳阮氏家谱三卷，（清）阮葵生、阮芝生重辑，阮钟琦增订，复印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勺湖草堂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江苏省淮安县档案馆。

江苏淮安山阳阮氏续谱存草一卷，阮家骏重辑，复印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江苏省淮安县档案馆。

江苏淮安山阳阮氏家谱，（清）阮葵生、阮芝生等修，清乾隆五十四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苏扬州阮氏族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手写本。现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鄞县鄞东鹿峰阮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吴之才纂修，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名贤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慈溪阮氏宗谱四卷，（清）阮开除、阮思明纂修，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敬思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绍兴山阮氏家乘不分卷，（清）阮汝昭修，阮大有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安徽潜山潜阳阮氏宗谱六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广东新会阮氏族谱不分卷，（清）阮有才编，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广东云浮阮氏族谱不分卷，（清）阮麦秋编，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石印本一册。现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阮氏宗谱八卷，（清）阮易路重修，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文焕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阮氏族谱二卷，（清）阮国珏纂修，清咸丰年间刻，清光绪间续修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浙江金华铜峯阮氏宗谱四卷，（清）周泰文拜撰，清光绪元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暨阳阮坞俞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三斯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浙江绍兴越州阮氏宗谱二十二卷，首一卷，（民国）阮彬华、陶念钦纂修，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世懋堂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

浙江诸暨暨阳西安西湖阮氏宗谱四卷，（清）阮松臣等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余庆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安徽合肥阮氏宗谱十五卷，（民国）阮辑五纂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敦善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浙江奉化奉川阮氏宗谱十三卷，著者待考，民国七年（公元19l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仅存第九～十三卷）。

江西兴国阮氏宗谱，（民国）阮占魁等修，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浙江永康雅庄村志（有李、汪、阮、施、陈、周、林、蔡等姓），（现代）李修龙等修，1996年计算机排印本一册。现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意境不错，根据联律通则，六条标准，需要稍微修改一下。

平仄相对，词性对品。上联收于仄声，下联收于平声。阁下对联上下都收于仄声，下联最后三字拟改为万古香。平仄和词性对品都好看一点。不知当否？望考虑。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喻氏族谱存疑

我（指喻泽先-编者著）去喻氏“总会”编纂《中华喻氏通谱》已有九年时间，主要是参与“世系”的传承整理。在这整理出书的过程中，阅读了不少喻氏宗支的老谱，发现了这些谱书中存在一些问题，而今人在重新编纂本宗支谱书时，对先人编著时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清人金缨在他所著的《格言联璧》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读书贵能疑，疑乃可以启信”。就是说，读书贵在能有疑问，有疑问方能增进对事物的了解（见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3月一版16页）。为了使这些族人在今后不重复前错，我趁在家之际，遵循前人之教诲，把所知的问题整理出来，作为备存。因是一管之见，对错与否，有待族人明辩。故名存疑，供大家探讨。

之一：江西新建长溪谱中之存疑

“长溪喻氏宗谱重修源流序”中载：从政公生九子，长大纲，次大纪，三大端，四大珊，五大德，六大邦，七大洪迁居钟陵西蜀，八大武，九大常又名章夫。但在该支的“吊图（也称垂丝图）”里，却与源流所叙大相径庭，“吊图”中的章夫成了兆贞（猛公之祖父）之八世，即七世信义之子，而从政却是十一世，从政成了章夫的曾孙。更为离奇的是，在从政的名下无他的九个儿子的大名，图下赫赫排列的是“文制、文顺、文理、文密、文郁”，叙文与图不符，使人入坠五里雾中，摸不着北。

还有更奇特的是，在“世系”的文字中，章夫“生于唐贞元丁亥”，查历史年表，唐贞元是唐德宗年号，贞元（785年——805年）无丁亥。此文字里，章夫又成了信任之子，不是“吊图”中信义之子。十一世的从政生于唐广明庚子（公元880年），广明是唐僖宗的年号。从政和章夫出生于唐朝这和江西其他喻氏谱书所记截然不同。

该谱从源流、吊图、世系这三方面的记载中所存之问题，可见先人和今人修谱时，说客气点是太粗心大意了，不客气则有拚凑之嫌。

此谱所存在的大问题，望该支族人核查之后，如若是真错，就应更正，不能再去遗害子孙了。

2017年10月17日于西昌陋室

之二：江西抚州孝桥力口谱中这存疑

该支谱书中载，一世祖樗公，二世祖汝砺。喻汝砺是北宋末南宋初期时的礼部尚书，浙江义乌喻氏谱书所记，喻樗、喻良能皆是他的后裔。孝桥谱把后裔列在祖辈之前，真不知其依据是什么。

其后三世宣公，是汝砺之子。这儿的宣公，不知所指何人？如果是谥号为宣公的迪冲，那就成了极大的笑话了。

之三：江西抚州临川喻家墩谱中存疑

谱中记其始祖“奉先公，茂坚公长子，名启字奉先，行先一，生于明万历二十年壬辰（公元1592年），殁于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

查四川荣昌（现属重庆）喻茂坚本支宗谱，茂坚生于公元1474年（明宪宗成化十年），殁于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荣昌谱是茂坚本宗之谱，所记应无误而奉先生于1592年，奉先出生之时，茂坚已辞世26年，奉先是茂坚之长子，是怎么都不可能的事。

况且，荣昌谱从未记载有茂坚在外为官时，于抚州另有家室。所以该谱说奉先是茂坚之子是毫无依据的，也是不可信的。

冒祖、混祖是修谱之大忌，而在2013年重修谱时，《中华喻氏通谱》的一、二部已经出版，第一部中有荣昌喻氏谱的记载，即对茂坚的先人后世都有确切的大名，因而就不应出现这种严重之错。

2017年10月19日西昌陋室

之四：关于从政公和大纲在谱书中不同记载

1、江西奉新遐富谱中记：第九世百章，喻凫长子，讳神字从政，号焕堂，行十四郎。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公元849年）三月初三生。由唐进士任兵部武库司主事，迁江陵太守，贤声四著，诰封中顺大夫，升江西节度使。因僖宗朝黄巢破长安随车驾迁蜀，奔驰甚劳，殁于王事。时因乱离，家中随寓豫章，后奉赐第宅，子孙自睦州（今建德）徙居江西澹台门。娶罗氏，诰封恭人唐懿宗咸通六年乙酉（公元865年）二月生，继娶陈氏，并封恭人，生五子：惟、惟野、惟垂、惟基、惟坚。

十世惟字亿万行二郎，唐懿宗咸通十四年癸巳（公元873年）七月初七生，举秀才授司训，生三子：允中、镇中、绍中。（注：百章长子亿万，公元873年出生，而百章的罗氏夫人生于865年，此时才8岁）。

十一世允中，字添阳车寿山，行念八郎，唐哀帝天佑二年乙丑（公元905年）三月十七生。公举孝廉不就，避契丹乱自豫章省会，遵祖父庭训徙居西昌（南昌历史上曾经用的名）清潭。娶罗氏生三子：大纲、大常、大任。（注：此记大纲又不是从政之子，而是允中之后）。

十二世大纲，字五常，行三郎，后梁末帝龙德二年壬午（公元922年），徙居梧冈生二子：任俭、仁作。（注：大纲的出生时间和他的后代又和江西其他喻氏谱不同）。

2、江西奉新富溪谱中记：第八世喻凫（注：与遐富谱记相同）喻凫生一子：千祥（即九世），千祥生百章（从政）。此谱中从政成了十世，而遐富是九世，由此，大纲在此谱中为十三世，不是十二世了。

十世百章，名神字从政，行十四郎，任江陵太守，建隆庚甲（注：建隆只有庚申，庚甲疑为刻误。）。建隆是宋太祖赵匡胤年号庚申是公元960年，有功业封中顺光禄大夫。后徙江西养老任焉。宋太祖时，百章有什么功业，能封中顺大夫，谱中无记。百章之父千祥公，诰赠平章（注：宋朝的平章是在朝的实职官，不是荣誉称号，能这样诰赠吗？）

新建遐富谱记百章是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公元849年）出生，到宋太祖庚申（公元960年），此时百章已111岁，他还能建功立业吗？在此谱中，百章就无出生时间记载。

此支是大常后裔，故无大纲记载。

3、江西奉新谱中记：第八世从政，成夫公之子，先仕江陵太守，后宋祚乱徙居大都，有功於上位，遂加职平章。宋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征兵勤王封金紫光禄大夫，挂印镇洪都於澹台门养老任焉，后因母陈氏太夫人丧，择地西山黄源，葬母华盖之岭，伏龙山北驻安居，屯兵留用，置田亩租税供祭祀。娶熊氏，生九子。

第九世大纲，从政公长子，生于宋光宗绍兴元年庚戍（注：光宗无绍兴年号，光宗只有绍熙年号；宋高宗才有绍兴年号，绍兴元年不是庚戍是辛亥，庚戍是建炎四年）。高宗绍兴元年是公元1137年，光宗绍熙元年是庚戍为1190年。大纲於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1237年）迁梧冈。（按：大纲如是生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即公元1190年，宋理宗嘉熙元年，即1237年迁梧冈，此时正47岁；若出生于绍兴元年即1131年，1237年时已是107岁，而大纲寿缘共才九十多岁，即大纲去世后，又怎能是迁梧冈呢。47岁时迁梧冈正当中年，创业有成，家境富裕去新地置家立业是可信的。

4、江西万载丰田谱中记：第二十七世从政，成夫长子，字万达，生于宋英宗三年（公元106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戍高宗时，拜平章封金紫光禄大夫。殁高宗四年（公元1130年）九月十七日，葬吴城山峨岭。娶夏氏夫人，继娶陈氏，生九子。

第二十八世大纲，从政长子，字可立，生于宋哲宗二年（公元1087年）三月十六日，子孙居剑邑梧冈。

（注：此谱所记从政生于宋英宗三年，即1066年；奉新谱记宋宁宗庆元三年，即1197年征兵勤王封金紫光禄大夫。以此算，从政征兵勤王时已是131岁，可能吗。从政没有征兵勤王事，就不可能封平章，赐金紫光禄大夫。）。

5、江西丰城南神桥梧冈谱中记：大纲生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庚戍（公元1190年），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公元1237年）由江西迁梧冈南神桥居宅。殁于宋度宗咸淳四年戊辰（公元1268年），享年七十九岁。

按：此记与江西奉新谱记相同，我信这二谱所记，其理由三，一是梧冈南神桥是大纲始迁地，本支后裔所记比其他支所记要准确，二是大纲出生于1190年，从政公于1197年征兵勤王才有可能。若以江西丰田谱记，从政生于1066年，勤王之事是了虚乌有，并且，北宋英宗时，虽有“土木堡之变”，但国家还较为强盛，不至于要征兵勤王；只有在北宋末南宋时，国家乱象丛生，才需要各路人马拱卫朝庭。三是四川内江《重修世仁堂家谱序》中记述：成夫生从政，南渡末，从政任江陵太守，宁宗庆元之间（公元1195——1200年）征兵勤王有社稷勋，诏封金紫光禄大夫，赐第江西，镇守隆兴路澹台门。

2017年10月22日于西昌陋室

之五、贵州仁怀沙滩喻氏谱中记载

此支喻氏谱中的“喻氏源流考”中有两处值得探榷的说法。

一是喻姓由谕、渝、俞姓转换。喻氏由谕猛改言为口，举族公认，这是对的。喻氏由渝转换，其依据是忌汉皇后阿渝而改。喻氏由俞转换，其理由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身边有医官俞跗之说而成。由渝、俞转换之说，均被清代大史学家俞樾老先生所否定，在《中华喻氏通谱》第三部726页“（清）俞樾文一篇”的“其为人名的俞跗”文中说：窃尝论之，俞跗殆即鬼臾区也。俞跗，索隐正义并音臾附，则与臾区之臾固同音也。跗与区古韵同部。鬼臾区三字有声而无义。缓言之曰鬼臾区，急言之曰俞跗。古今人表有鬼臾区，而无俞跗。后世以俞跗为俞氏之鼻祖，吾斯之未敢信。从俞老先生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彻底地否定了俞跗这个人的存在，俞跗是鬼臾区急读音之误。更不承认是他们俞氏的鼻祖。而且，在我收藏的《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的医书中，罗列了从黄帝到明朝正德年间的28位名医中，也不曾有俞跗的大名。此书是“卢国扁鹊著，四明人静斋张世贤图注，瀛津微垣沈镜重校”。为使读者信知，现从原著中摘录。

“名汇考历代名医姓”

岐伯：黄帝臣。与黄帝更相同难而著内经以垂万世。

雷公：黄帝臣也。讳教，善医书，著至教论药性赋，炮制等级书垂世。

伊尹：殷时臣也，制汤液本草，后世多依其法。

扁鹊：姓秦名越号扁鹊。秦之卢国渤海人。发灵素之旨，设为八十一难，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即知病之所在，后世脉理由此而起。

以下的华陀、张仲景、皇甫谧之24人则不赘述。

从上述的著述中，充分说明了黄帝身边医官俞跗的不存在，我喻氏就没有必要再把此人作为鼻祖认定了。况且，喻氏所有的谱书中，众口一词地说：“喻姓乃黄帝血统，受姓於姬”。既如此，那又何必自降黄帝血统的身价而甘为臣子的后裔呢，更何况，成了俞跗之后，就难以自圆其说受姓於姬。

至于由渝改喻一说，在俞樾的同一文章中也有确述：“汉景帝六年皇后薄氏废，七年，立皇后王氏。中元二年避讳，则所避者王皇后也。史不详其名，然汉时辽西郡有临渝县，未闻更名。则汉时不避渝也。信苑之不足信者二也”。既然，汉时不避渝，喻氏因避皇后阿渝讳而由三点水改口之说，便成了子虚乌有。

当然，在喻氏的谱书中，我也看到有俞跗说、避讳说的记载，但是在今天的知识时代中，我们有许多古人不曾读到的文章来纠正过去的谬误，因此就再不能固执错误、堂而皇之地写进家谱中。

二是明末清初的喻氏名医“喻昌字嘉言，是朱姓皇室后裔，为避清朝追杀改姓喻”。对此说，《南昌晚报》有人载文予以了否定，是子虚乌有。为此，我查阅了“南昌新建县朱坊村”的喻氏家谱，朱坊村有朱姓，也有在此生活传承了几十代人的喻姓，该支喻氏谱书中记有喻昌的父辈及先祖的大名，及至嘉言无传而止。据相关的资料记，嘉言年少时曾出家为僧，空门中苦读医书，后还俗从医，与明末的大文人、家居江苏常熟的钱谦益交往甚密，在钱的家中离世，其灵柩由其姐的儿子扶柩回原藉安葬。这些记载都说明喻昌不是朱皇室后裔改姓喻。

我一贯的观点是，当今续修谱书之时，对我喻姓源流于书中的记载，要慎之又慎，要通过考证和充分的研究，不可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就写进自已的家谱里去，这样有误导子孙之嫌。史家在考证时，有一句话编谱之人要记住，“孤证不足取”。家谱就是族史，同样应以此言为戒。

之六、四川犍为县下渡乡喻氏谱中记载

此支喻氏谱书是前几年的新修，谱中称其始迁祖是“名医喻昌字嘉言的第十一子，由湖北入川几迁后居于下渡”。对这一结论，他们进行了考证分析并言之凿凿。他们的分析是在无老谱传世，无依据的情况下进行的，说其始祖是嘉言第十一子由湖此入川的什么时间，湖北什么地方，皆都语焉不详，是“无头公案”，此结论未免有点牵强。

该支喻氏的传承是我录入《通谱》的，我虽有自已的看法，但在本支族人认可的情况下，我不便拂意，故录入时仍以他们的说法入谱。这是我要申明的。

我不相信这支喻氏是南昌名医喻嘉言的后裔，其理由是：

[if !supportLists]一、 [endif]江西新建朱坊村喻氏谱书中，清楚地记着喻嘉言未婚无嗣，

何来第十一子？

[if !supportLists]二、 [endif]嘉言第十一子在湖北，由鄂入川，嘉言其他十子又在何处，

江西、湖北均无记载。

[if !supportLists]三、 [endif]如果嘉言有十一个儿子，在朱坊村的喻氏谱书中不可能无

记，全迁走了，后世编谱时也会在他儿子的名字后写明迁走或无考。

四、四川犍为直渡一家之言，“孤证不信”。

我不信下渡喻氏是南昌喻嘉言之后，但并未排除湖北的喻氏中

有此嘉言相同的名字。我编纂《通谱》时，就见湖北的喻氏中有“嘉”字派，此支的嘉字派里有无与南昌的嘉言偶同，值得认真的考究和探讨。

我的看法是对或是错，供族人和下渡的宗亲明辨，以便在今后

修谱时作为一个参考。

2017年10月23日于西昌陋室

之七、广西资源县梅溪乡晓地喻氏谱中记

此支始祖文江公，韬公之子，现传20代人。

我编纂了韬公后裔不低于五支宗谱入《通谱》中：湖南宁乡山

坑一支，传35代；湖南安化一支，传37代；湖南湘乡市金石镇石坝村长塘湾（泉田）一支，传40代；湖南娄底市双丰县一支，传35代；重庆云阳桑坪镇一支，传35 ，由此可见，凡韬公宗支均传承了35代以上，那么梅溪晓地喻氏的文江始祖，若是韬公的直传，就不应是20代。并且前述的五支谱书中，韬公均是单传，只有文义一子，未见有文江的记载。

据愚拙见，文江不是韬公的直接传人，极有可能是韬公的后裔，

而且是从湖南安化支的17世中分出去的。安化的16世是“德”字派，17世是“文”字派。该谱载：16世德昭之孙，即17世文监之子喻琛于明朝天顺十五年（公元1461年）代祥公赴广西桂林中卫，领大众军。本支计传37代，以文监算，正好是20代。再则，文监与文江，监和江的语音相似，地方语音的发音相混，很有可能把监误记为江，因而桂林梅溪晓地喻氏后人修谱之时，就在谱书中把文江记成了始祖名。韬公字楚琼，生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公元916年）膝下文义一子，由于代远年湮，梅溪晓地喻氏，只知自已是韬公之后（此种情况在喻氏中较多，只知始祖名字，不知其后的传承），就把文江与韬公二世文义并为同辈。

对广西桂林梅溪乡晓地始祖文江是韬公直接传人，该支的喻孝安宗亲在他的《关于广西资源县梅溪乡晓地喻氏源流存疑》一文中，已阐述得十分清楚，勿须重复。他也倾向于本支是从湖南安化喻琛领大众军时，举家全徙的传承。

2017年10月24日于西昌陋室

之八、关于从政公的出生时间

重庆永川喻家坡谱书中“喻氏世仁堂世系图”中记载：喻从政

公生于宋孝宗乾道五年乙丑（公元1169年）卒于宋理宗宝庆二年丙戍（公元1226年），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征兵勤王有功社稷。葬吴城蔟花岭。

喻大纲，从政长子，号百万生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庚戍（公元1190

年）卒于宋度宗咸淳四年戊辰（公元1268年），葬宅后梧冈陵卯山西向。

喻儒林宗亲在《通谱》世系一文中载：

喻从政公生于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公元1066年）。无卒时间。

喻大纲生于宋哲宗元佑二年丁卯（公元1087年）。无卒时间。

上述两种记载，相差103年，谁的较妥，我个人看法，倾向于

“喻氏世仁堂世系图”中记载，理由是：

其一，在此谱中，从政公之父喻成夫，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

戊辰（公元1148年），卒于宋宁宗开禧二年丙寅（公元1206年），宋孝宗乾道五年已丑（公元1169年）翰林。葬西山黄源华盖之岭。成夫入翰林时21岁，得从政；从政公21岁得大纲，这合乎古人婚姻状况的。

其二、如果从政公是公元1066年出生，其父成夫又生于何年，

儒林宗亲在成夫的出生时间上无记。这就成了一个悬疑。而“喻氏世仁堂世系图”所记，全在情理之中，使人较为信服。成夫没生卒记载，但对其弟荣夫生于公元1012年有记，兄长出生时间应比弟长这是肯定的，以这样推算，成夫是在六十岁左右得长子从政（从政公还有三个弟于后出生），成夫高岁后接连生子可能吗？如不可能，那么，对从政公的出生时间是否是1066年就让人产生怀疑。

其三、从政公征兵勤王是公元1196年，时年他27岁，正是年

富力强之时。而此时南宋王朝，正是摇摇欲坠之际，急需各路人马来保卫，从政征兵勤王才有可能，才能有功于社稷，封金紫光禄大夫（荣誉衔）。如果从政公生于公元1066年，宋英宗的北宋王朝，国力还不致于要征兵勤王，既无征兵之需，那么从政又何来封官的起因呢？宋朝国势式微，是在宋徽宗之后，至南宋才是江河日下。

上述三点理由，仅个人看法，对错与否，望众多族人评议。

2017年10月26日于西昌陋室

之九、喻韬公后延兴、景南生年存疑

喻韬：生于后梁贞明二年丙子（公元916年）。

文义：生于后晋天福六年辛丑（公元941年）。

子西：宋乾德元年癸亥（公元963年）。

延兴：生于宋治平元年甲辰（公元1064年）。

按：延兴之父生于963年，而他本人却生于1064年，父子相差101岁，子西101岁时得子是不可能的事。

利深：延兴次子，生于元祐壬申年（公元1092年）。

万衢：利深三子，生于宋宣和壬寅年（公元11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