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蒙古族改姓的余姓与俞姓是同宗；汉族的余姓与俞姓不同宗。

　　余姓来源：

　　1，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秦国宰相由余之后。由余，周携王姬余臣之孙，因避乱迁入西戎。后奉命出使秦国，见秦穆公嬴任好贤德大度，遂留在秦国为臣。由余在秦国，为秦穆公谋划了征伐西戎之计。周襄王三十年（公元前623年），秦穆公采用由余之计，率军先攻占北地郡和陇西地区，割裂了西戎诸部落之间的联系，之后逐个击破，灭西戎十四国，拓地千里，使秦国成为了春秋时期的西方霸主。秦穆公因由余之功，赐封其为秦国上卿（即宰相）。由余的后代子孙以先祖名字为姓氏，一部分称余氏，一部分称由氏。由、余二氏同宗同源，史称余氏正宗。

　　余氏族人大多尊奉由余为得姓始祖。

　　2，源于姒姓，出自上古禹帝的小儿子姒罕，属于帝王赐姓为氏。

　　3，源于赤狄族，出自秦、汉时期赤狄族隗姓之后，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4，源于匈奴族，出自汉朝时期匈奴梼余（读音为“涂”，非“鱼”）部之后，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族人中有取原居地名称为汉姓者，称余氏。（待考）

　　5，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今云南镇雄县余氏，自称系蒙古族铁木复姓所改，为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后代，出自铁穆氏宰相之家。有诗为证：“余本元朝宰相家，洪兵赶散入西……前传诗句词如此，后嗣相逢系本家”。

　　6，源于地名，出自汉朝时期古蜀国褒余之道，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李白在著名的《蜀道难》中对褒余栈道有明确的描述。世代居于褒余栈道沿途之民众工匠、驿站官吏、商家栈伙等，皆有以居地名称为姓氏者，称褒余氏、褒斜氏，后简化为单姓褒氏、余氏、斜氏，余氏读音作xié。

　　7，源于少数民族：满族、傈僳族、羌族、锡伯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白族、保安族等，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8，源于古氐族，出自唐朝时期白马氐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俞姓来源：

　　1，传统的说法俞姓源于姬姓，出自黄帝属臣跗之后，属于以物事称谓为氏。据史籍《通志·氏族略》和《史记》等记载，黄帝时有名医跗，其医术高超，精于腧经之治，为中国传统中医经脉理论的奠基人。腧，为“脉之所注”，就是人们俗称的“穴道”、脉之端口，故而大家皆称名医跗为腧跗。在古代，“腧”与“俞”二字相通，后简笔写作俞跗。相传在俞跗的后裔子孙中，为光大先人的经典医术，多称为俞跗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俞氏。

　　很早以前，中国的杏林之祖为黄帝大臣付。他曾跟神农尝百草，熟知各种药草的性能，被视为神医。有一次黄帝的小儿子禺阳只剩下一口气。黄帝很疼爱这个儿子，见状十分悲痛。付就剖开禺阳的肚子，把他的内脏清洗干净，终于把他救活。事后有人问他：“快死的人了，你剖开他肚子，万一救不活岂不是要承担罪责？”他说：“当医生的首要条件，就是忘掉自己，只有忘掉自己，才把能心放在患者身上”。由于他医术高明，不管多么严重的病，都能使病人痊愈。所以， 人们都叫他愈付，愈、俞同音，后来就称俞跗，他的后人就以俞为姓，就是俞氏，奉俞付为俞姓始祖。史料记载俞姓的来源只有一种说法。

　　2，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公族公子泄堵俞，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泄堵俞，为鲁国王室公子，是鲁庄公姬同的小儿子。在周襄王姬郑十六年鲁国公子泄堵俞率鲁军征伐滑国(原在今河南睢县，后迁费，即今河南偃师氏缑镇，故又称为费滑，后被秦国所灭)，后被鲁僖公(鲁釐公)姬申封赐于俞地。俞，又称符俞，亦称先俞、西俞，即今江苏省泗阳市。周安王姬骄九年(楚悼王九年，公元前393年)，楚悼王熊疑因鲁国声援郑国而发动了进攻鲁国的战役，符俞之地成为两军战场，之后归于楚国。两年后的周安王十一年(楚悼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韩、魏、赵三国联手讨伐楚国，大败楚军于大梁(今河南开封)、榆关(今河南中牟)，其后，大梁成为魏国的都城，而符俞则被赵列侯赵籍瓜分而去。

　　符俞之地归鲁无望后，在公子泄堵俞的后裔子孙中，即以先祖封邑名称为姓氏，称俞氏，世代相传至今。

　　3，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官吏俞人，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据史籍《路史》记载：春秋时楚公族有大夫俞人，相传至今。其实，俞人，并不是芈姓直接衍派的血缘氏族，而是官职称谓，就是执掌建造船只的官员。俞，在远古时期就是指挖空树干做船(独木舟)，“以为河径”，就是渡河的工具、途径。后在春秋时期的楚国泛指船。俞人，开始指制作船只的工匠，后演变为督管船只建造的官职称谓，直接隶属于尹司。由于楚国地处江淮平原，渡河运输、作战十分频要，因此“俞”是楚国令尹辖下的重要职能部门，俞人是不可或缺的职位。

　　在俞人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或职业为姓氏者，称俞人氏，后简化为单姓俞氏，世代相传至今。

　　4，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钦察部首领玉里伯牙吾·不花铁木耳，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元朝时期，有一位著名的东路蒙古元帅玉里伯牙吾·不花铁木耳，为蒙古钦察部国主后裔，后为元朝敕赠武平王。其侄子燕铁木耳、·撒敦、以及侄孙唐其势等，均为元朝丞相，家族中还出了一位皇后玉里伯牙吾氏，因此在元朝晚期显赫一时。在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继位后，元朝政权实际上掌握在燕铁木耳与伯颜两大丞相家族手中，两派斗争激烈，后玉里伯牙吾氏家族发动政变，被伯颜乘机铲除。在玉里伯牙吾氏家族受到“铁腕太师”伯颜势力的打击而失势后，族人退出政界，举族返回其封地凤阳府安丰县(今安徽寿县)。在元朝末期，该家族为躲避政敌杀戮，逃到庐阳(安徽合肥古代的别称)，取原姓首字“玉”的谐音，更姓为俞氏。现玉里伯牙吾·不花铁木耳家族的后裔俞氏子孙，广泛分布在今四川、安徽、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江苏、江西等地区。

　　5，源于满族、彝族、土族、回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

　　6，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大夫甯俞，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甯俞，就是著名的甯武子姬甯俞（孔子赞其智犹可及其愚不可及者），是春秋时期卫国执政上卿甯速的儿子，后亦为卫国大夫，以聪慧、忠诚著称于世。在姬甯俞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分称俞氏、甯氏，世代相传至今。

江西省余干县枫港乡涂坊村、排头村、碧溪村、岭上村、陈普堂村、神署嘴村等（原:禾山乡）余氏，十八世宠九公名下字排行:恭贤铭德，扶植纲常，厚载祈佑，富寿永昌，俊义克定，文章显光，忠孝名家，奕代绵长。此字辈自三十二世始。

永安《余氏家谱》的“谱禁八条”，首条便是禁委身贱役，末条为禁鬻子他人。许多家族在劝诫子孙“务本业、力农田、四业必精其一”的同时，还严禁族人游手好闲。

福建省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的族规规定：“不得偷鸡盗狗，攫人财物，自投法网。且赌博为盗贼之源，荡散家业，斗殴行凶，皆由于此，殊为可恨。至于开场纵博，名为窝赌，大干律例，先当严禁。”

侯官《林氏家乘》还特别列出“收族惩贪”规定5条，其中之一曰：“宗族子孙，贫穷必相给，生计必相谋，祸难必相恤，疾病必相扶，婚姻必相助，此家世延长之道也。违者族长会宗子斥之。”（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家范》。施鸿保《闽杂记》卷七。）这种家族内相互扶助、相互恤救的原则，有时甚至比政府法令更具权威性和实用性。一些族规还规定，族人遇讼应先在家族内解决，族内不能理而后鸣官。

出于兴族旺宗的目的，族规中往往还立下劝谕和奖赏族人求功名、立学业的规定。

永泰登高山张氏宗祠族规规定：

子孙凡励志勤学者，均予奖励；小学毕业奖大洋20元，中学毕业奖大洋30元，大学毕业奖大洋100元。还规定，凡族中子孙在本 年有喜庆好事者，如上寿、结婚、生子及进学、中举等，要于来 年春节正月初二办荤素各12碗菜肴，贡献于祠堂，以答谢列祖阴德。而该县东坡陈氏宗祠族规，对子孙读书上进、求取功名的奖励更为优厚。民国后，凡毕业于各类学校的族人皆赏给“书灯租”，所赏稻谷数千斤至上万斤不等。

古田杉洋乡余姓家族的族规对族人求学做官作如下规定：

小学毕业，族里出1斤肉、1元脚头钱（盘缠）；中学毕业，族里出2斤肉、2元脚头钱；大学毕业，族里出10斤肉、10元脚头钱。反之，当官者要捐银钱给族里，多者达1000元。这些族规，反映旧时在“读书做官”思想指导下，读书人在宗族中享有的权利，以及学成为官后对宗族应尽的义务。

封建礼教下的家族规约，对女子教化的要求尤为严苛。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支配，一些族中训规甚至把家庭裂变的责任都推到女子身上，女子几乎成了家族不和的祸根。福州林氏家族《家范》告诫族人：“兄弟本一气而分，初未尝不爱护，迨既有室，鲜有不携贰。盖妇女达理道者十不一二。分门立户，说长道短，加以婢仆鼓煽其间，则嫌隙遂生，丈夫有纪纲者自不至摇夺，稍一迷暱，即为长舌所使，兄弟从之失初矣。”（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家范》）因此“三从四德”成了规范女子日常行为的主要族规内容：“凡女子及笄，须于十六岁以下先令讲读孝经、烈女传、小学，能知大义，方可举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家范》）由于族规推崇妇女讲孝节、当烈妇，守节女子成了家族和社会嘉许的对象。道光《罗源县志》“人物志”，总列人物1151人，守节妇女竟达913人，占80%强。清代福州、连江、罗源、永福一带，曾有“搭台守节”的陋俗。《闽杂记》载：“福州旧俗，以家有贞女节妇为尚，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凡女已字人，不幸而夫死者，父母兄弟皆迫女自尽。先日于众集处，搭高台，悬素帛，临时设祭。扶女上，父母外皆拜台下。俟女缢讫，乃以鼓吹迎尸归殓。女或不愿，家人皆诟詈羞辱之，甚有鞭挞使从者。”（施鸿保《闽杂记》卷七）有些家族还“藉以请旌建坊，自表为礼教家也。”这种晴天丽日下的罪恶，不知使多**女成了屈死鬼。

在“严男女之防”的口号下，妇女的对外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和束缚。连城新泉张氏家族的族规规定，妇女不许到家庙前看戏，甚至连过渡也不许男女混杂，要“设立男、女二渡”。福州林氏家族规定，男女“不得共囿厕，不得共浴堂。女子不得用刀镊工剔面……女仆无故不得出中门，违者罚其家长。”一些家族还规定，妇女不得跨正梁。

由于家规是家族行教化的“传世宝典”，故旧时订族规有一套既定的程序。平和一带订公约要由族长主持，交族人议定，形成条文，写在纸上或牌上，敲锣打鼓，公诸于众，咸使周知。后用族产买肉煮饭，供族人共享，俗谓“吃知道”。“吃知道”后，族人必须守族规，不得违犯。各地触犯族规轻则处罚（如罚款、关禁闭、训斥、鞭打），重则处死。浦城房氏家族规定：“族内子孙人等，妄作非为，有干名教者，不待鸣官，祠内先行整治。”福安湖口村张姓家族，民国初年，有一家儿子不孝，虐待父母，屡劝不改，遂由宗族干预，将此人活埋于张家宗祠里。1949年后，宗法势力被削弱，族规除载诸族谱外，很少有人遵奉。

瓦屑坝后人移民湖北的家谱

大冶《余氏宗谱》：“一世祖捻，南宋人，世居江西南昌县瓦屑坝。第三世壁胜生荣叔、荣英。荣英自江西徒居湖北大冶。”

黄陂《谢氏族谱》：“谢伯六于洪武七年(1374年)自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筷子巷瓦屑墩迁黄陂西南乡共木岗。”

爱莲堂《冈邑月峰周氏宗谱》：“始祖鼎三公于洪武二年由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迁黄冈。”

黄冈敦伦堂《喻氏宗谱》：“始祖省一公籍乐平县，洪武七年奉旨迁黄冈下伍乡。”

黄岗孝友堂 《张氏宗谱·永宁菴叙》：“本族由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迁黄冈。”

黄岗同庆堂《张氏宗谱》宜堂公草谱序：“始祖世雄公于明洪武二年自饶州府乐平县地名瓦屑坝来楚入籍。”

黄岗三槐堂《王杨宗谱》：“南宋时因兵乱由山东迁江西省南昌县瓦屑坝，

元末再迁黄冈团风镇。”

黄冈德星堂《义门陈氏宗谱》：“迁黄始祖仁杰公由饶州府乐平县地名瓦屑

坝马桥下迁居黄州府黄冈县庶安乡龙丘。”

黄冈敦本堂《黄氏族谱》：“始迁祖自政，原籍江西饶州府瓦屑坝，明初徙

楚省落籍黄冈县邾城之南庶安乡。”

黄冈《吕杨陈氏宗谱》：“我始祖文泗公原籍江西饶州府都阳县瓦屑坝自元政不纲，义师四起，徐寿辉屯驻薪、罗、黄、汉，千里躁踊成墟。及明祖定鼎后我文泗公迁黄冈上伍乡青丘村，”

《夏氏宗谱·柏公判明》：“吾住江西饶州府瓦屑坝，起程到筷梓巷上船，到湖北省城，居住西门外。”

黄冈《许氏宗谱·大房支序》：“始祖明甫与兄清甫，于洪武二年由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迁入黄冈县庶安乡古龙丘碾斋湾。始祖因碾斋起湾名，意者，如盘石之安也。”

湖北郧西道光年间《杨氏宗谱》记载，其始祖为江西鄱阳瓦屑坝人，从陕南辗转迁移至鄂西北。

见诸方志与其它资料的还有：

薛家庄，薛兴一明初永乐、宣德年问由豫章南昌县瓦屑坝中平屯迁大冶纱帽山南麓左今薛家庄(今属陈贵镇)。[1]

湖北黄冈《库李宗谱》：始祖库义通，字道源，岁进士，公原籍江西饶州府乐平县泥儿垮瓦屑坝，于明洪武初奉父仲祥公、叔太叔祖万彝公、弟义益迁湖广黄州府。[2]

《黄陂县志》：该县东甘棠铺镇万姓宗族是明初由江西饶州府鄱阳县瓦屑坝过籍而来。

《黄冈县志》：陈姓“其先世在宋代自江西江州瓦西坝迁居浠水。后世由浠水分支居黄冈邱店、韦家凉亭。”

《古姓史话》：“洪武二年(1369年)抚州府临川县筷子巷瓦屑沟的古德七，移居湖北省红安县上新集古家湾。”

人物生平

余复，字子叔。南宋乾道四年（1168）生于古田县一都三阳（今杉洋镇杉洋村）教育世家。余复祖父余丕，应宁德县城何姓人家之聘为塾师时，携年少儿子余孔惠前往。在塾馆里，孔惠与何家女仁娟同桌共读。仁娟见余家贫寒，常赠银接济，并爱上孔惠。后来，何家认为孔惠虽贫而有大志，将仁娟嫁予余孔惠。

何氏身怀六甲时，其兄至杉洋探望，见胞妹家中拮据，便携返宁德。何氏在娘家生下男婴，这就是余复。因此余复祖籍虽是杉洋，却生长于宁德。

余复七岁就学，十四岁师事宁德名士张翰（乾道二年进士），得其指授，闭门苦读，常至“笔枯手成胝，眼稀目生晕”。逐渐淹贯古今之学，尤精于《周礼》。余复舅舅以甥儿才华出众，怜爱有加，极力资助。

淳熙十六年（1189），舅父为余复筹资赴京应试。余复启程往临安（今杭州）时，余孔惠到宁德码头送行，为儿子吟七律一首：“父子相随只学儒，常将笔砚代犁锄。汝今捧剑趋丹阙，我且安贫守旧庐。酒酌十分休酩酊，路行千里莫踌躇。来年二月花期候（一作‘朝后’），早寄平安及第书。”

绍熙元年（1190），余复中庚戌科进士。策试大廷时，光宗赵览其所对，议论国事见解精辟，称其“直而不讦”，擢为第一。传胪唱名时，进士及第、出身者共587人（从《宋史》载，《文献通考》作557人）。余复进士及第，光宗皇帝召见，对策大廷，见其言谈直率，且不攻击别人之短，甚为满意，擢为第—，并当场赐诗一首：“临轩策士岂徒然，嗣守不基务得贤。尔吐忠言摅素蕴，我縻好爵副详延。爱民忧国毋终怠，厚泽深仁赖广宣。赐宴琼林修故事，朕心期待见诗篇。”余复感激之余，即就《和御赐登第诗》：“风虎云龙岂偶然，信知盛世士多贤。虞庠教育蒙深泽，汉殿咨询愧首延。释褐遽沾琼宴宠，赐诗齐听玉音宣。爱君忧国平生志，敢负周王宴乐篇。”

余复上殿时，将赴试前父亲的殷殷寄语，赠诗勖勉向皇帝一一禀奏，光宗命其回古田谒祖后赴任，授予洪州（治今南昌）军节度佥判官职。余复带着御赐“状元及第”匾及一道圣旨还乡。圣旨中载述余复所授官及对父母的诰封。杉洋宗亲为其撰贺辞：“乔木世家，厚德自百年之积；飞龙上第，高名宣四海之传。”“鹏翼风高，壮万里扶摇之便；鳌头浪暖，居五百人变化之前。”

北宋时期，进士一般都只授九品以下的官职，到宋仁宗时，才有所重用，但前三名者也只不过授予监丞、通判（知州副职）之类的小官。而余复先是被授为洪州（今江西南昌）佥判，不久改官，授为宣义郎佥书镇南军节度判。八年后，宁宗召余复入国史馆任实录兼检讨，官至秘书省著作郎。余复在朝为官十五年，在任时体恤民情，兴修农田水利，修复名胜古迹，政绩优异，但官位不高，到庆元二年（1196）十一月，才特授秘书省著作佐郎（正八品）兼实录院检讨官。终于厌倦官场，于开禧元年（1205）退隐还乡。

途经宁德十八都仙霞岭时，余复题诗（后人镌于石壁）云：“二十年前过此间，旅囊羞涩笔头悭。时来山色与人好，我亦诗肠似海宽。旧事消除身后梦，新声惭愧路旁官。乘车衣锦浑闲事，留取功名竹帛看。”余复在杉洋余氏宗祠左侧建“科名阁”，将书写列祖列宗名讳、科第与仕宦之木主摆置阁中。后又在宁德县城南辟园构轩，觞咏其间。约七八年后，他病逝于宁德县城南门小轩楼，旋葬于宁德九都贵村金嶂山（明坑余家山），入祀于乡贤祠。县城原有状元里，今已废。

先后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及《祭礼》十四卷;《风集渚》、《余状元集》等诗集。

余复在初任洪州佥判时在蓝田诸族人为其饯行席上说的一通话犹掷地有声：“虽云鹤岭之奇，实种蓝田之玉，银河派别，岂非无源？”余复曾祖父邦宪的坟墓即在杉洋村东头的庵墩，杉洋人俗称“状元墓”。余复授官后曾回古田祭祖，辟楼三间名为“时思楼”，撰写《西庵时思楼记》。

余复从小跟随游学授馆为生的父亲，沿着朱熹曾经留下过墨香的道路，来到长溪即今宁德一带。南宋朝廷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学校之设遍天下”，贫民学子也有就学的机会，在校的学童“日给官食”，可安心钻研学业。余复成年后，师从闽中名儒、理学家、宁德濂坑的张翰，学业有成。当时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政治中心南移杭州，福建学子赴杭州参加科举考试比较方便。故福建“有宋一代人才辈出”得中进士人数达到7144人（录《科举史话》），而杉洋的余复正是沾了天时地利这个光。

过去还有一种古田宁德两县的胰令为了这个状元而争执不休的说法，其实也经不起推敲,古田县志找不出有关状元的记载。

古田杉洋古称“蓝田”，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村落。蓝田溪从村边缓缓流过，为敖江之源。据史料记载，欧阳修、王安石等唐宋大家与蓝田名士有过深交，朱熹曾流寓这里并设书院讲学。距杉洋镇西北3公里的狮岩山麓有座气势恢宏，巍峨壮观的余氏蝉林祠，始建于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该祠坐北向南，木构建筑，占地13218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为大门，华表门亭、下游廊、前天井、中在厅、后天井、祖祠厅。正殿面阔5间，进深3间，穿斗抬梁混合式木构架，双坡顶，风火墙。祠门两旁对联为：“狮嶂钟灵持厚，蝉林流泽孔长”。大门内有华表门亭，门上有如意斗拱，层层出挑以承托屋檐，中间挂一竖匾“状元及第”，坊亭匾额为“蝉林祠文物馆”，文物馆共有馆藏文物300多件。祠堂的主祠厅正殿内有楷书：“檀樾主尚书堂”六字大匾牌。宗祠内的横梁上悬挂有状元及第、文魁、武魁、进士等古牌匾20多块。厅内柱上分别保留有古代楹联趣对24副，整体建筑保存完好。祠前百余平方米的旗杆左右竖立着数十副历代科名旗杆石碣，是蝉林祠世代簪缨，人才蔚起的见证。走进朱红色大门，二进的科名阁上高悬“状元及第”的华带牌，是宋淳熙元年的闽东第一位，也是当朝全国第一状元及第的蝉林祠第九世孙余复的荣誉匾。祠内收藏的余氏家谱，记载着这位状元郎的事迹。余复在《西庵时思楼记》中就说道“吾家自尚书而上，凡累代之祖，下而逮令凡十二世之孙，族属各有封识，其百世之泽也欤”。除了状元余复外,余氏蝉林祠后裔子孙中曾经荣耀地诞生过工部尚书宰相余靖、丞相余深、礼部尚书余象等一批决策朝廷大事的人物，还诞生过五十多名进士。

为什么一个家族仅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历史上会如此人才辈出呢。这就必需从杉洋余氏族人对于子孙后代的培养以及历史对杉洋眷顾上进行一番探究了

公元968年,杉洋余氏的第六代余仁椿，从永贞(现罗源)县令的位子上告老还乡后，虽然口吟“喜遂还乡志，家贫身自安，有田三五亩，种竹作渔竿”，但行动上却是倾尽一生积蓄，殚精竭虑，在村北“相地宜，创学馆……萃山川之秀，额以蓝田”。余仁椿创建的蓝田书院开头为家族学塾，后经多次重建，成为杉洋最高学府，罗集全村子弟入泮读书。余仁椿建成蓝田书院后，意犹未尽，觉得有了学校，还要为学生提供上得起学的物质条件。 “仁椿公留田七十余亩，岁入谷八十石”专供子孙读书及岁时A尝之用。这些田产都是平畴沃野里最好的水田，家族中为其起名曰“油灯田”，意思是为读书的子孙添灯加油，只准轮流耕种，绝不变卖，只许增加，不许减少。每年收成后，除了耕种者必需的抽成外，余下的除了每年祭祀祖先的部分用度外，全部作为家族中子孙读书的奖励。这种奖励，有时数量是很可观的：如果当年家族中只有一人读书，那么此收入就全部归这一人所有，如果第二年有两人读书，就二人平分。如此类推。因此到了后来，读书子孙多了，所分就渐渐减少，于是各分支房又合资购买田产作为本房系的“油灯田”。这样，家族中不管贫富，能发奋读书的子弟都一视同仁地得到全家族的扶植，有不少的学子还能幸运地拿到祖房与支房的双重”油灯奖”。此举为余氏家族子孙后代的读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习俗沿袭几百年，直到民国后期方才式微。

蓝田书院不但占尽风水地利，且两次天赐“先贤过化”。南宋淳熙十一年，名噪闽省的理学大师朱熹到此讲学，周边各地学子慕名云集，蓝田书院成为闽东的理学根据地，杉洋的读书人也因此寄志青云，文风鼎盛。十三年后，因“党祸”之灾，朱熹又再次来到这个偏僻的避风港。他的高弟古田的林用中、杉洋的余隅、余亮，以及跟随他左右的女婿黄干悉心保护与照顾，使他能安心养病讲学，潜心授徒著述。朱熹在此期间为蓝田书院写下《东斋志》，其中有言：“时庆元间避学禁，云集高弟十有八者于蓝田书院曰‘东斋’为础，分赴诸院施教，门人遍闽，邑东有余、李，邑西有黄、魏。诗礼传家，义方有素”（录《福建杉洋村落碑铭·记叙碑》）。

“地经过化便是名山”，蓝田杉洋“自宋至今，守朱 遗训”， “人文崇孝弟，家贫亦业儒”（录民国《古田县志》）。在朱熹莅临的前后十年间，除了余复高中状元外，杉洋就有余隅余亮叔侄，余仁椿六世孙余飞，仕瑜公六世孙余日严，以及余及、余昭攀、余宋兴等高中进士。

自信“胸中造化饱星斗，笔下文字盘蛟螭”的余复当看到自己真的名列榜首之时，难抑心中喜悦，据说曾信口吟哦出：

“银瓶供砚照袍新,笔下千军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从来头上不容人”这首诗。

有人说余复因了这首诗受人告发而得罪了天子，最后官职受到贬抑。仔细分析也不尽然，南宋科举是二月发榜，三月殿试，方才选中状元榜眼探花。余复名列榜首，诗也是当时吟的，如果受到告发，就不会在一个月后被点为状元了。实际的情况可以从《余氏总谱志》中找到答案：“余复，少从张翰，学精《周官》，绍熙元年对策大廷，光宗称其直而不讦，拔置第一”。是光宗皇帝看中他的刚正无私的品格才选拔为魁首的。至于说官职受到贬抑更是不了解宋朝的擢官之道,北宋时期，高中进士的一般都只授九品以下的官职，到了宋仁宗时，才有所优渥，但前三名者也只不过授予监丞、通判之类的小官（引自《中国历代选官制度》）。而余复即被授为宣议郎镇南节度佥判，六品官职，算是待遇不错了。八年后，宁宗召余复入国史馆任实录兼检讨，官至秘书省著作郎,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等。至老“官归觅佳胜辟园构轩，以觞门生，咏终天年”（录民国《古田县志·人物传》）。从诗句来看，文句浅俗，不像出自状元手笔，因此余复因诗惹祸实乃空穴来风，属于“民间故事”范畴，不大可信。

纵观中国历史上，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产生状元880多名，但真正能够名垂青史的屈指可数。唐有王维的诗，柳公权的字，宋有张孝祥的词，清有翁同的胆，既有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有秦桧的卖国求荣遗臭万年。真正让人耳熟能详的就没有多少了，可见状元也不是神，只不过是读书人的一种奋斗榜样，精神淬励罢了。杉洋三姓三大祠堂的正厅，有设置独特的“功名石”。当族人中有高中状元回到祠堂祭拜祖先时，这“功名石”方才打开，而蝉林祠能够享此殊荣的仅余复一人。当年老祖宗预设此石饱含对自己家族子孙期盼与鞭策，用心良苦。

翻开杉洋《余氏总谱志》，我们还可以查阅到余复其他情况，他的墓在宁德九都贵村金璋山下奥坪，但至今尚无法找到，而宁德旧街当年也曾建树的状元街牌坊也早已了无痕迹了。只有余复在初任洪州佥判时他在蓝田诸族人为其饯行席上说的一通话犹掷地有声：“虽云鹤岭之奇，实种蓝田之玉，银河派别，岂非无源？”

关于余复生平的记载为数不多，然而在有限的史料中，清晰地证实了这位状元郎书法造诣颇高，尤其在隶书方面，堪称独领一席之地。在蝉林祠现存的还有余复的一幅隶书《题燕文贵秋山萧寺图》。宋代书法以行草书的成就最高，楷书次之，篆、隶几成绝响。在南宋、北宋的320年间，几乎找不到可举之人、可举之碑。至于墨迹就更为罕见，故此，余复隶书墨迹就更显珍贵。宋代隶书在整个书法史与隶书的发展变迁史中，地位不高，然则不可或缺。因而余复的隶书尚能为宋代隶书争得一席之地。

余复的父亲余孔惠，娶妻何氏，一家人寄籍宁德．余孔惠在余复赴考前曾作诗一首勉励余复："父子相传力学儒，常将笔砚代犁锄．汝今捧剑趋丹阙，我且安贫守旧庐．酒酌十分休酩酊，路行千里莫踌躇．来年二月花朝后，早寄平安及第书"（《杉洋余氏总谱志》）。

从中可以看出余家当时的确是以笔代锄安贫乐道。所以过去有人故意诋毁余复，说他的父亲早殁，余复是母亲改嫁何家后生的遗腹子等等。甚而把“余家状元何家甥”故意歪曲成“余家状元何家生”，也的确曾骗过了一些不明底细的人．

余复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及《祭礼》十四卷，《风集渚》、《余状元集》等诗集(失传)，多不传世。

现存清乾隆李拔纂修的《福宁府志》载有余复中状元之时的两篇谢表。

清乾隆版《宁德县志》刊载的一些诗，大多颂咏宁德风光秀色及本邑寺观等。

1995出版的《宁德市志》记载，当余复名列榜首，听传胪唱名时，当众口占一绝：“银瓶笔砚照袍新，笔下千军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从来头上不容人。”并将此诗作为家书送回家中，答其父勉励养育之恩。不幸此诗惹出是非，当朝枢密院权臣韩腚谐鲇诩晌废蚧实劢谗言：“余复一跃龙门，野心勃勃，君前奉承，背后目无皇上，敢吟反诗‘从来头上不容人’。”光宗问明原委后，并不办其罪。此说虽见诸县志，但我以为这是民间传说，宋代读书人受理学影响很深，从余复与皇帝的唱酬诗及现存的《谢状元及第表》中“臣学未闻道，才非过非过人，进山林狂瞽之言，无海岳涓尘之补”的表述可看出，余复是个十分谦恭、内敛的人，不像是“口占绝句”所表现的那种口出狂言的张狂之徒，而那绝句也写得过于直白、粗显，不见文采与功力，不像出于状元之手笔，属于“民间文艺”的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