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建祠堂——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

徽州由于高台域垒式、丛山环峙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由北方和各地陆续徒入的众多氏族在“程朱阙里”之地受到朱子理学的充分浸润和熏陶，对封建宗法的重视和强化都不遗余力。自从明代嘉靖十五年夏言奏请乞诏天下臣民可立祠祭祖之后，徽州各宗族即兴起了大建祠堂的祭祖之风。弘治《徽州府志》载当时徽州建有祠堂15座，到嘉靖《徽州府志》卷二一《宫室》中即扩充到有祠堂213座。在明弘治间尚无祠堂记载的徽州祁门县，嘉靖间已载有祠堂31座，到明万历间，祁门的祠堂已是“堂室家有之，不可胜载”了。仅县志就登录了祠堂56座。在徽州被称为“天下汪”的汪姓宗族和程姓宗族，历史上所建的祠堂就有数千座之多。（5）黟县千年古村古筑，孙氏宗族就建有“尚古堂”等30多座祠堂，村中程氏、毕氏、何氏还各建有一座祠堂。（6）

徽州各宗族遍建祠堂，无一不是宗法理念的物化，都是要“著敦本明伦之义，彰敬宗收族之仁”。徽州各宗族都有共识：“治人必先于重祭，亲唯一本，而祭必有祠。”“敦孝必始于推恩，如万物向荣于春，即根生而枝播等百川朝宗于海复汇流而导源。”因此，他们都把“祖庙，祀产，宗谱”视为宗族“敦睦”之要。“宗谱全则敦睦有其据，祖庙整则敦睦有其地，祀产备则敦睦有其资，三者相须不可缺一。”（7）

徽州方氏宗族是汉代由中原徙歙县东乡的古老氏族，方氏宗族为祭其迁徽始祖方储修建真应庙的历史，是徽州宗族兴衰的一个缩影。

东汉永元年间（89—104），因为“歙南柳亭山为黟侯（方储）潜修地，并立庙于柳亭西小山上祀之，历晋、宋、齐、陈、隋、唐五季，”可见徽州方氏祭始祖的祠堂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所以人称真应庙可能是徽州最早的“祠堂”。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真应庙》记载：该祠庙北宋端拱元年（988），由其族裔方忠正移建到柳亭山麓，并开始置祀田，招僧人守视，宗政和三年（1114）朝廷特赐庙额“真应”；元代初年族裔方兴重新修整，清复祀产；明代洪武四年（1372），李善长复查天下姓氏，方氏列居首姓，徽州方氏宗族在真应庙祖祠立宗支板图悬挂；明永乐间（1403—1424），族众增置真应庙祀产、庙基地、祀田，还铸庙钟以载；明万历间（1573-1620）真应庙已有祀田80多亩；明弘治十五年（1503），守祠的僧人福清易庙为寺，霸吞祀产，方氏族裔方德师告到府衙，终由知府何歆判归；至弘治十八年（1506），福清又典卖真应庙祀产，方德师复控于县衙，反被系禁，久羁囹圄，官司一直打到京城，“赴阙呈奏”，结果方师德胜诉，断田归庙，福清等坐罪驱逐，这次官司历时两年，化费千余缗；明万历十三年（1586），守祠庙僧真珙和地方恶棍潘礼等又籍故侵吞庙产，方氏族裔方孟林等再上书官方，追回庙产；万历二十四年（1597）又追回强吞祀谷；万历二十六年（1599），又有人和寺僧勾结谋吞真应庙，占造屋产，经族裔方鳌等控告，追回田产。

为了保住方氏宗族祖祠，明万历间徽州方氏宗族改变了招僧守祠的方式，万历三十六年（1606）复庙业，宗内各支派合同轮司祭事，三十七年（1607）方弘静等将徽州方氏十派会同议合同并呈县衙钤印，以保祖永祀。此后，真应庙方氏祖祠经明末、清代漫长岁月的历史风霜，或兴或残。时有复兴、重修、扩充，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遭拆毁、清基，成为历史。

真应庙徽州方氏祖祠修建的兴废历史，只是徽州各宗族兴建众多祠堂的一个典例。正是在这些宗族家庙、统宗祠、宗祠、支祠、家祠的大量兴建中，徽州宗族的祭祀先祖有了一个个实在的空间，其宗法制度有了一个个实施的实体，在徽州宗族各类祠堂中，都无一例外地在寝殿中供奉着按朱熹《家礼》中所规定的先祖的神位，许多祠堂高悬着宗族祠规、族训的粉牌，在各种节日，在这些祠堂中都进行着庄严隆重肃穆的祭祖大典。祠堂，成了徽州宗族祭祀、议事、励学、警诫、执法的重要场所。徽州祠堂大多有祀田、祠产，方氏真应庙就是有丰隆的祀产才得以维持十几个世纪长盛不衰的。徽州宗族为了自身的繁盛发展，将封建宗法在徽州地域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创造性地建起了各类专门祠堂，象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专祀孝子的“世孝祠”，专为祀女姓先祖而建的“清懿堂”女祠、黟县西递的“七哲祠”、祁门沥口“贞一堂”边的“庶母祠”。呈坎村中的“ 则内祠”、“一善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边的“特祭祠”。这些特色祠堂的修建，使得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更为丰富多彩。千奇百怪的各类“专祠”的构筑，从建造规模、装饰基调到供奉对象，都进一步生动地诠释着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丰厚蕴涵。至今仍保存在徽州城乡的大量徽州宗祠，透过其五凤门楼高耸、马头墙矗矗的风姿，人们仍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徽州宗族社会的强烈宗法信息。

广修族谱——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

如果说遍建祠堂，组构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平面空间，那么，广修族谱，则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纵向构筑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立体空间。

中国封建宗法重“敬宗睦族”，而敬宗睦族，除建祠堂祭祖外，最重要的就是修族谱。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祖籍徽州的程颐就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法也”，“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废，人家不知来处，世无百代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也。”苏洵有言：纂修谱牒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一端”，“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朱熹也提出：“谱系者，所以承天而委其命也。” 徽州宗族，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的甚至是皇室贵胄，阀阅之家，为了延续这种高贵血统，使后人知其根本，维系宗法一脉，徽州各宗族都特别重视宗谱、族谱、家谱的纂修，他们认为：“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8）“从来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祀，其始则一，其继渐蕃，迨至支分派别，势若涣矣，而溯所自始，源源本本，孰非同祖子孙，故惟敬宗者乃能睦族。”（9）要睦族，须敬宗，敬宗就得修纂族谱、宗谱以明所自来。纂修宗谱，不仅是要“同源分流，知终究始，”明白宗族血脉延续，“源清而流自不紊”，而且关系宗法伦理礼义教化。“古人之以礼乐教天下，必自宗法始，夫宗法既明，则伦理以笃，疏戚以辨，上知所本而下知所亲，是故教行而天下多善俗矣。”（10）纂修宗谱作为强化宗法伦理的重要举措，“是道行于家则家齐，行于国则国治，将见礼乐同俗远近成风而古先圣王之道欲复不难矣。”（11）族谱之纂修，“古人笃宗睦族之道不外是矣”、“谱牒既具，族义既坚”，“岁时伏腊必相集，忧喜庆吊必相关，富贵者不以加于人，贫贱者必以相赒恤。”（12）通过族谱的纂修，使宗族族众得到伦理教化，知礼明义，“事亲以孝，事上以敬，固以孝敬修于身”，“他日上天官有一命之寄，又以孝敬事于国，教于民，将见国人皆孝敬而尧舜之道复见于今世矣。”（13）纂修族谱竟也关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徽州宗族都认为：“斯谱之作岂为虚器？”意义大着哩。“宜明谱系以收宗族之众，然后伦理定，纲常正，不致视如歧路而一本万殊之义具矣。”（14） “国必有史，家可无谱乎？史载一国之事而上下攸分，谱具一家之事而昭穆以别，则史与谱分虽殊而理则一也。”（15）纂修宗族谱牒，记叙宗族祖上的功德和杰出人物，还可以更好地激励族众光大宗族的好传统，促进宗族的兴旺发达。族谱中列入杰出人物“非特昭宗祖既往之成勋，抑亦俾后人兴起感慕而思奋也。”（16）“方氏之先多闻人，其子孙当益进于学，求所以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17）宗族纂修谱牒，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修谱法凡有六：一曰老老；二曰贵贵；二曰贤贤；四曰崇节；五曰达才；六曰幼幼。皆本《大易》辨物之旨，推而出之者也。老老则人知孝，贵贵则人知敬，贤贤则人尚德，宗节则人重义，达才则人尽能，幼幼则人恤下。六者备，类族彬彬矣。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而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18）“世道日汩，风俗曰偷，兄弟有角弓之鸣，父子有反戈之惨，视同堂为秦越，嫉本宗为寇仇，麦饭不陈尊爼，何望伐封赫墓，为世所悲，是故修谱系立祠堂，虽曰敬宗爱亲，亦维风砥流之微意也。”（19）徽州宗族基于对纂修谱牒的这些深刻认识，都不惜工本资财，广修宗谱、家乘，在徽州几乎没有不修谱的宗族，成为徽州地域社会的一大特色。许多大族旺姓，不仅有家谱、族支谱、宗谱，还有统宗谱。有的仅一个宗族的谱牒种类和修纂次数就都十分惊人。象徽州汪氏宗族，支分派别，遍于中国和海外，人称 “天下汪”，其《汪氏统宗谱》和汪氏各种宗谱、支谱、家谱，遍见于一些大图书馆、博物馆和徽州学研究机构。徽州宗族谱牒，由于“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经焉，以致故家旧牒多有存焉。”（20）目前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族谱1200多种，其中徽州宗谱就有约1/3。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就收藏有徽州各类宗谱三百多种。这些徽州宗谱，有的简明概括，有的林林总总、宏篇巨制，一部就有四、五十卷，是徽州宗族社会最为详尽的历史记忆，是徽州宗族血脉的强力延续，它在时代深处的强力膊动，借徽州祠堂这一重要舞台，展开了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动画面。

徽州方氏入徙徽州较早，和其它宗族一样，纂修宗族谱牒的历史漫长持久，很有代表性。

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太康五年（285）正月，新安太守方藏就曾撰成《方氏家谱》；唐贞观六年（633）五月，任司徒的方氏族人方泽投也撰成了方氏族志；宋嘉佑八年（1063）方蒙作方氏《白云源谱》，建炎四年（1130）方愚作方氏《拓源谱》；明洪武间（1308-1398）方宁作方氏《马源罗田谱》；天顺八年（1464）方尚明作方氏续谱；成化四年（1469）方振洵等为方氏宗谱分派订讹，并呈官府准印；此后明至清康熙朝，徽州方氏各支派《敦睦祠谱》、《成性祠谱》、《桂林支派谱》等等不断纂修、增订、续修，其由歙县柳亭山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经不断的族谱纂修、增辑，世系丝联绳贯，各有所据。构成了徽州“四角方”庞大而严密的宗族文字体系。

至此，清乾隆十八年（1754）二月，方氏族裔方善祖等“复集诸宗重加修纂，成乾隆徽州《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这部徽州方氏会宗统谱，“惟以勅建柳亭山真应庙自宋以来每岁分祫之十二派汇而图之，其十二派分迁及向曾入庙会祭者，考其源流，悉合支派足徵分别附录，无徵者不载”。因为一是号称“四角方”的徽州方氏宗族“储公苗裔匪第蔓延于歙淳间者不可指数”、“如莆田、九江、鄞、滁、南湾、严、衢、婺、越、湖、常、池、宣城、皖江，派衍甚多”，遍布海内各地、无法一一会宗；二是由于自宋以来，徽州方氏宗族十二支派“派别支分，各自为谱，统宗会元之法不举，故自储公以下未尝统辑成编。”所以就有了方善祖等发起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之修纂。

这部《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从徽州方氏的姓源考、郡望、族属、迁徙情况到宗谱纂修历史、统宗世系，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世系，以及方氏宗族的文武科第、功臣、名士、墓志、世家、家传、节孝志等等，用了20卷的篇幅作了全方位的记叙，统谱还对历来各种方氏宗谱纂修作了正误和考证，提出了存疑之点。“斯谱参前代各家旧牒，搜考不厌周详，昔遁曩讹悉以厘定，按时考事，事之差一字之误必稽于国史郡县志诸书及互参诸派族谱以订其是，”很认真地将徽州方氏各支派“统而会之，宁详毋略，宁备毋阙。”（21）该统谱，以方善祖为首的参修者有各派人等63人，分任总修、协修和专门校核者，考证用的历史文献，有《国语》、《史记》、《汉书》等权威典籍44种。《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共772页，修纂成书之后，不仅郑重地“报徽州府衙，由徽州府衙恩准给印牒刊于谱首，每谱一部赏准印钤印”一颗，而且在成书之日，会同方氏宗族各支派在真应祖庙祭告之后，发散给十二派及各支子姓收掌，并当众即毁其书版，以杜假冒。发放的每一部统谱还逐一编上字号，注明付某派某支收掌名，且上呈县衙钤印，仍合各派领谱诸名挨次总编字号于卷末，规定日后如有印信模糊、号内无名或虽有名而非的支收执者，就可判定“非系假伪即系私鬻”，防伪措施可谓严格，都是为了维护宗族宗法的血脉纯正。为了使族众对族谱有高度的重视，方氏真应庙宗族特别规定：“虑有不肖子孙或奉守不慎而失之，或贪牟货利而鬻之，如此者，众申其罪，追出原谱，仍逐出祠。”（22）

为了维持宗族的血统纯正和宗法的威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在纂修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那就是“防冒滥”，“非我族类，概摈弗录”。除不能证明是真应祖庙支派的概不收录之外，还规定“异姓承祧，无裨宗祊，徒紊宗脉者已削不录，盖我祖不歆非类，律例亦严”。“乱宗以后更有犯者，其支并削，”即紊乱宗支的连这一支派也一并取消入统谱资格。

和徽州其它宗族纂修族谱时一样，《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也比较注意一个“实”字，要求尽量实事求是，也就是徽州大学者戴震关于修宗谱应反对“蒙冒滥承”的思想。方氏修谱者认为：“谱牒之盛，自魏晋始，时台省以门阀官人，故氏族最重，不独家自为谱，虽太史之掌亦有之。而品其郡望为先后，士大夫耻于族单，每攀援傅会，动相倚重，溯其先世盖自王侯贤圣也。夫自有天地以来生人众矣，岂独王侯圣贤之子弥布天下哉！物趋于所好，亦其势也。谱牒之作毋为其名，为其实而已，尊祖敬宗所以联其族，文武忠孝所以世其家，此其以实胜者也。”（23）《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既不主张无根据地向“王侯贤圣”攀援傅会，蒙冒倚重，又十分谨慎地记叙了方氏宗族的姓源和远祖的由来，认为“家谱之作，所以谱一族系一姓也，始受氏，详迁徙，俾后世知所由来。若先帝世系已属杳渺，议者谓可不必赘记；第前人既已悉载、传承永久，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生生弗替以传于今，恐略而删之是昧其源而失其本矣，溯本穷源似不可忽，故仍其旧而特列弁诸首，”（24）把方氏得姓的始祖炎帝之孙榆罔之子方雷的“先帝世家” 坚持列入统谱，并依史载，收入了方氏徽州始迁祖方储“方仙翁”的事略。虽然方氏族裔也有人对此“有疑”：“五纪世远而独详其系属、列仙事诞而每载其始终，”对于方雷的“先帝世家”和将方储描述成知过去未来、乘鹤出行的“仙人”有些疑惑，但该谱仍认为自方储以下，徽州方氏宗族的支脉衍繁线索，基本上是明晰可信的。徽州大学者胡适最反对修纂族谱时，大家都尽量往王室帝胄身上靠，都有高贵出身，以为这是一种需要摈弃的“源远流长的迷信”。这种观点，如果从反对无据攀援、蒙冒滥承的角度来说，有其一定的正确性。然而正如赵华富在一篇驳正文章中所说，纂修谱牒，追本溯源，中华民族俱系炎黄子孙，“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寻所自来，似无可厚非。“谱系者人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则颠倒无据。”（25）关键在于要尊重历史，言之有据，实事求是，不能胡乱攀援。《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明确主张不随“物趋所好”的时俗，强调修谱“以实胜”，在统会各支派世系时，“风流直溯乎千年，考核必严于一字”，“信必有徵，疑必无质”，逐一列出了本宗各支派修谱时采用史实的存疑之点，坚持“慎故精，精故详，详故实，实故可久，使家有乘而皆慎斯术也。”（26）因此，时人对“方氏家乘”评价“无冒认妄祖之诬，无牵合附会之失，宛然大家之矩度，”觉得这样的纂修规矩是值得肯定的。

徽州宗族纂修宗族谱牒，虽也确有个别“冒认妄祖”“牵合附会” 蒙冒攀援的情况在，但大多都以修国史的慎重态度来修族谱，因此许多徽州宗谱族谱作为该氏族的较为丰实和可靠的历史记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在正史、在府县志中不易找到的宝贵文献，让我们对这个宗族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真切的了解，这是一种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深层揭示。《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不仅比较准确地统会了徽州真应庙方储以下十二支派的繁衍发展、迁徙、活动情况，还对徽州方氏宗族对国家对徽州地域社会的贡献作了详尽的历史记录。是一部涉及徽州方氏宗族社会方方面面的详实历史地图。统谱中涉及的程元风、郑玉、方弘静、吴苑等历史人物，都是目前徽州学研究中被关注的重要人物。而统谱中关于隋末在汪华之后，方亮起兵据有睦州，保境安民，归顺唐朝后，李渊诏其持节歙、睦二州诸军事，“保据邑土、识达事机、蚤归朝化”的史实，就是徽州文化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资料。统谱中关于佘坡支派方有常家族与方腊起兵经过的详实描述，使人们对历史上方腊起义的情况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统谱中关于“方氏七贤”的记载让人了解了歙南“七贤里方村”的由来。

由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为主要特色的徽州宗族文化生态，随着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中，变化很大。徽州祠堂现存虽还有一定数量，但作为徽州宗族宗法伦理的物化表征，却早已物是人非。徽州祠堂有的已成为学校校址，有的成为生产队屋、粮站或仓库，有的则霉朽塌倒，风雨飘摇，有的则已成为特色旅游的景点。如果说这些徽州祠堂现存，还可以其徽派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宗族社会的认知意义，成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目前留存于世的大量徽州宗谱族谱，作为徽州宗族社会的珍贵历史记忆，尤其应列入徽州文化生态之“非遗”保护项目。现在不少地方新一轮建祠堂、修族谱的热潮正在兴起，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潮流也强劲涌动。从开展文化旅游角度，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角度，从发动民间力量共建和谐社会角度，可能我们对建祠堂、修族谱这类民间活动，似不可以“落后的宗族迷信活动”一以概之，似须有新的思维，给予更多的宽容性理解。

安徽省铜陵县金榔乡水龙行政村有一支方氏是：河南堂，贵上方，派行引（字辈）：千万显达贵 祥瑞庆茂丝 元希一国兴 文运必魁时 才华联科发 士秀毓清奇 善述宏先志 贤良大有为 传家祟世德 永裕乐昌期共六十一世，系雷公一百五十一世孙三九公为此系方氏的一世祖

方姓在当今中国姓氏中排名第六十二，在台湾排名第五十三位。方姓的起源有两种。一是炎帝的后代，炎帝的第九世孙方雷，因为帮助黄帝讨伐蛮尤有功，被封于方山，后代就以方为姓。方姓的另外一个起源是出自姬姓。周宣王时期，大臣方叔领兵平定南蛮，被封于方，因为方叔姓姬，名寰，字方叔，后代就以他的字作为姓氏，也姓方。 发展和演变：方姓还有其他一些来源。如，泉州人翁乾度有六个儿子，分别姓洪，江，翁，方，龚，汪，这就是『六桂堂』之由来。方姓人早期主要在发源地河南发展，后来逐渐向四周扩展。唐代，河南方姓开始有人进入福建，广东，并在清朝初期移居台湾。方姓的主要聚居地有：河南，泉州，固始，九江，莆田，漳州，青州，河东等。

方姓 源流编辑本段回目录

方（Fāng）姓源出有五：

1、出自姬姓，为黄帝神农氏裔孙雷之后，以封邑名为氏。据《风俗通义》及《世本》等所载，相传上古黄帝神农氏之裔孙雷，封于方山（今河南省中北部，西起洛阳龙门，东至密县东境，绵延于伊川、偃师、巩义、登封、荥阳、密县境内的嵩山），后人以封邑为姓，称为方氏。因方雷氏在上古黄帝时“以功封方山”，黄帝的基地主要在河南，所以，应该说方氏起源于河南嵩山一带。

2、出自姬姓，为西周后期周宣王时大夫姬方叔之后，以祖字为氏。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所载，西周后期宣王时，有大夫姬方叔，在征伐淮夷、猃狁，特别是平息南方荆蛮的叛乱中居功至伟，周宣王封方叔于洛（今河南省洛阳市），其子孙以祖字为姓，称为方氏，史称方姓正宗。

3、出自方雷氏及方相氏，为神农氏第8代孙帝榆罔子雷之后，以地名为氏。传说神农有后裔开始得雷姓。传至8代孙帝榆罔之子雷，黄帝伐蚩尤时，因功被封于方山（大致为今河南省叶县南），其后子孙有以地名为氏姓方。又有方相氏，黄帝时嫫母之后。亦为河南省方氏（疑与上“1”款姓源相同）。

4、出自姬姓，为宋初福建省泉州人翁乾度之后所分。据《元和姓纂》所载，宋初有福建省泉州人翁乾度（姬姓后裔），生有六子，皆进士。分姓洪、江、翁、方、龚、汪六姓，其中第四子分姓方，其子孙也姓方。

5、出自其他小数民族有方姓。如现今的满、蒙、傣、回、土家、朝鲜、台湾土著、壮等民族均有此姓。得姓始祖：姬方雷。炎帝神农氏第九代孙。黄帝伐蚩尤时，双方激战于涿鹿，雷奋勇杀敌，将生死置之度外，佐黄帝剿除蚩尤立下大功。战争胜利后，黄帝论功行赏，雷被封于方山（今陕西省陇县）。夏代时，其部落迁至今河南叶县南、方城县东北一带，其后子孙有以封邑为氏者，称方姓，他们尊姬方雷为方姓的得姓始祖。

方姓 概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方氏始祖—方雷方氏至今有近4700年的悠久历史。神农炎帝十一世孙即八代帝榆罔长子曰雷，黄帝伐蚩尤时，雷因功被封于方山（今为河南省禹州市），雷受封于方山后，称方雷氏，子孙以地为氏,分为雷姓和方姓,到了西周宣王时，方雷子孙中有一位叫方叔的将军，智勇过人。奉命南征，平定过荆蛮的叛乱，为周室的中兴立下了大功。因此，后世不少方姓宗谱采用了“周大夫方叔之后”之说。方氏在西晋太康五年（公元284）时就承诏定谱，《方氏血脉谱》早在东晋成帝咸康二年（公元336）就被御批为“名家盛典”，并敕谕方氏子孙，“世代藏传，永久勿失”。《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中记载：“歙之方，自河南之固始，无别出也。江南、闽广之方，俱自歙之东乡，无别出也。歙之东乡，则今淳安也。方之在徽歙者，皆出淳安，谱牒甚明。苐各派繁衍，昭穆难序耳，世祖黟侯之墓与庙在淳者，子孙世守之。在歙者，惟柳亭山一庙，郡志载焉”。宋代安徽宣城有一支方姓改成邝姓广东及海外许多地方都建有“雷方邝”溯源堂组织，方、雷、邝三姓“源同一脉，衍以三宗”。

方姓 迁徙编辑本段回目录

西汉末，丹阳县令方紘因王莽篡权，为避乱，从河南迁居安徽歙县东乡(今为浙江淳安)，成为徽严二州,乃至所有的江南方氏之共祖。纮二传为储, 其后代繁衍于严、婺、越、九江、滁阳、莆田、徽、宣、池、秀、湖、常。储有三子，其长子仪之后，迁湖、常、鄞、滁、仁和、南海、莆田、兴化、九江，以莆田最盛。其次子觌、季子洪之后流布亦广。 汉唐间居住于歙东乡及浙江省交通便利处的方氏，主要是觌与洪的后代。方氏为名门望族,徽州八大姓之一, 方姓在歙县为第3大姓, 淳安为第1大姓汉唐间方氏封侯伯以上者有31人直至近代。

方姓

最早迁福建莆田的方姓为唐时方叔达官泉州，后居莆田方山,后裔称“方山方”。晚唐另一支迁莆方姓为古歙人方廷范官长乐,被封金紫光禄大夫生7子， 其中6子皆仕，时称“六桂联芳”，尊方廷范为“六桂之父”。后裔“金紫六桂方氏”。该支方氏的一些外迁支派以“六桂堂”为堂号。

宋明时期， 莆田方氏科举盛况空前，科甲人物竞达360(进士和举人)多人，两宋方氏有28对父子、26对兄弟中进士，进士多达132人居莆田诸姓之冠。

桐城（今为桐城和枞阳）方氏为第一大姓，主要有三大支， 曰“桂林方”，“鲁谷共方”即“猎户方” 和“会宫方”。桐城方家以古文名世，代有才人，文风衍长，几百年不衰，为我国明代中叶以来，学术文化与道德上，历史贡献最著之家族。桐城方氏把方氏诗礼文化传统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方氏扬名立世作出巨大的贡献， 直到当代。

1、人口数据

历史上，方姓以河南为发源地，以古徽洲为中心向四周扩展，是典型的南方大姓，人口重心在东南省份，其中安徽、 浙江、 江西、江苏、河南最多，次为福建、两湖、两广、云南、 四川、台湾、海南、上海、北京、天津、陕西、 东北、山东等等。人口最多的县市为广东惠来县，人口达17万多（17%），其它人口较多的聚居县市为福建云霄县，莆田县，浙江淳安县，桐庐县，安徽桐城市，枞阳县，歙县，湖南平江市，广东普宁市等等。

韩国温阳方氏为唐代从中原河南迁过去的，人口10多万，始迁租方智明代方孝孺拒绝为篡位的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暴君诛杀10族，被害人数达八百多人。株连流放的族人也高达万人这是方氏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许多方姓人因而流落全国各地。也有不少逃离魔掌的族人改为他姓， 如六，何，才，张，施, 旋， 余，汪等等。方姓在宋代列为第35位大姓，人口约45万；占全国059。 元朝列为第28位大姓；明代为49位，人口约44万。占全国047。最新统计当代方姓人口排全国第63位。 占全国036。

2、名人数据

方姓历史上方姓名人精英辈出。宋状元文天祥序方氏族谱中赞曰：“方氏之显于周，汉以达我朝，声光显赫，流泽及后者，何其盛哉！” 到了明清二朝，以桐城方氏为代表的方氏诗礼世家更是使方氏的声誉达到了鼎盛。

《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入了方姓历代名人242名，占名人总数的053，列第三十八位；著名文学家占中国历代文学家总数的08，排二十五位；著名医学家占066，排第三十一位。

按名人姓氏人口比例，方姓名人率居第11位,达14722(依次：钱顾陆崔汪沈史萧杜孔方孟郑范姚）。

方姓 郡望堂号编辑本段回目录

1、郡望

河南郡：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改奉三川郡置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新安郡，治所在始新（今浙江淳安），后移治安徽歙县。

2、堂号

方姓堂号有：“河南堂”、“六桂堂”、“立本堂”、“伦叙堂”、“榴耕堂”、“聚乐堂”、“敦义堂”、“永思堂”、“大训堂”、“友庆堂” “永锡堂”、“白云堂”、“发祥堂”、“世恩堂”、“壮猷堂”、 “观礼堂”、“阳牧亭”、“光远堂”、“光启堂”、“正学堂”、“朔源堂”。

方姓 字辈编辑本段回目录

江苏溧阳潘氏字辈：忠武贲威，峻卿辅乾，程皓策楚。

浙江新昌潘氏字辈：炳其宣慈，承先继泽。

某支潘氏字辈：旧序：添万汝和鸾，循女志思心，廷仕金□承，之起永长大。派行：忠厚传家人，存心启裔昌，经营多秀实，绩治载元黄，博学诗书富，宗儒月桂香，乾坤敦孝蔚，仲伯笃恭芳，燕翼贻谋远，周基德泽良，季孙分衍派，世代与天长。

荥阳堂潘氏字辈：力昭诒训，芳远泽深，美彦振起，宣述儒林，际逢景连，为国家琛。

湖南宁乡潘氏字辈：德力昭先训，培植在心诚，美彦筩振起，宣述定儒林。

江西潘氏排辈：庭芳应朝向，仕国文启昌，仁明依勇绣，道德正荣光。

广西平南国安乡潘氏字辈：运善敬永诵，泽文润国红，维华田业永，兴发有余年，道真传万世，勤俭富千秋。

江西上饶清水乡常阜村潘氏排辈：时之大成，肇修人纪，德必希贤，行惟求是，自天笃生，思皇多士，卜世其昌，永昭国史。

四川绵阳盐亭海门村潘氏排辈：家朝万事兴，文章政国厅，宗之成永手，国泰祖先登。

赣鄂湘三省潘美潘骞公裔下子孙老谱联派诗：淳道崇元运，文明际世隆，熙朝恒清泰，善裔裕亨丰。雍正壬子年派系诗：盛德承先业，鸿犹启后雄，本支相继祖，福禄定攸同。

广东四会江谷潘氏字辈：玉宗文仕，维世廷宏。定成元绪，允启歧光。英才昌济，学智名馨。明德纯雅，宪锡勲华。

山东济南荥阳堂潘氏辈序：永文玉荣尚，传家齐道昌，善述能继志，以谋世运长。

方姓 武林流派编辑本段回目录

桐城派—方苞桐城派：创始祖师为古文大师方苞。桐城散文派雄霸清朝文坛两百多年。桐城派大家还有方东树，方宗诚，方孝岳等。

桐城方氏学派：创始人方学渐，集大成者方以智。方氏家族七代人的研究，形成博大精深的易学体系，是近代科学易的先声 。

洪门（又名洪帮） 创始人“洪门前五祖”（少林五祖）：方大洪，“洪门中五祖”：方惠成。几百年影响的反清复明组织。

少林白鹤拳：创始祖师方七娘，为南少林五祖拳之一，也称永春拳，在闽粤海外影响巨大。

少林纵鹤拳：创始祖师方微石，一代武林宗师纵鹤拳为白鹤拳的支派，流行于闽台海外各地。

少林方门拳：创始祖师方顺懿， 根据少林刚拳和""肖门""的特点创造的。流行于成都市、重庆市、德阳市、乐山市等等

出自姬姓，以字为氏。西周后期宣王时有大夫方叔（姬姓，字方叔），因功受封于洛（今河南洛阳），他的子孙以他的字为氏，称方氏。史称方姓正宗。

　　出自方雷氏及方相氏之后裔。传说神农有后裔开始得雷姓。传至8代孙帝榆罔之子雷，黄帝伐蚩尤时，因功被封于方山（大致为今河南叶县南），其后子孙有以地为氏姓方。又有方相氏，黄帝时嫫母之后。亦为河南方氏。

　　出自姬姓，为翁氏所分。西周初年，昭王的支庶子孙受封于翁山，后以邑名为氏姓"翁"。宋初有福建泉州人翁乾度，生有6子，分姓洪、江、翁、方、龚、汪6姓。其中第4子分姓方，其子孙也姓方。

家乘谱牒

　　浙江：虞嵊方氏宗谱四卷、桂林方氏宗谱十二卷、萧山方氏家谱五卷、兰溪方氏重修族谱八卷

　　安徽：续溪城内方氏宗谱二十四卷、城北方氏宗谱二卷、沦川方氏族谱不分卷、桐城桂林方氏友庆堂支谱不分卷

　　河南：方氏创修宗谱八卷、金紫方氏族谱八卷、固始方氏族谱不分卷

　　湖北：方氏宗谱九卷、方氏宗谱七卷、方氏族谱一卷

　　方氏统会宗谱五卷、灵阳方氏谱四卷、平盈方氏世谱五卷、平盈方氏支谱五卷、沙南方氏宗谱五卷

聚集地（迁徙分布）

　　西汉末年，固始籍汝南尹方紘为避王莽之乱，迁移到安徽歙县东乡安家。其后繁衍于严、婺、越、九江、滁阳、莆田、徽、宣、池、秀、湖、常。唐高宗总章年间，河南方氏有随陈政、陈元光父子至福建漳州者。唐太宗时，有方叔，自安徽歙县河南固始方龙山居住。其后裔有的迁至饶、信、江、苏诸郡。方叔第三子方廷范择居莆田（今属福建）刺桐巷，并改其名曰方巷。方廷范有6子，皆为进士，时称"六桂联芳"，并称方廷范为"六桂之父"。

　　 自唐代的方叔至民国年间的方自苹，历38世，1100多年，方氏不仅在中原发展繁衍，而且多次南迁，相当广泛地分布于江南各省。其中，居福建莆田刺桐巷之方氏，有的与阿拉伯商人通婚，信奉伊斯兰教；有一支于宋元之际避乱迁至海南岛琼州。此外，在隋唐以前，青州、河东及北方的一些地区，也有方姓居民。

　　台湾的方姓以台南居住的最多，次为嘉义，再次为台北。在台湾诸姓中列第四十九位。至于方氏入台是明末永历年间，先有一龙溪的方姓人入垦于观音里赤山仔庄，后于嘉庆年间，又有方姓人氏入垦厅来荒埔及台北县石碇乡格头村，后又有方姓不断从福建移居台湾，使台湾的方姓从无到有，由少到多，逐渐发展为一个重要的大姓。后来又有人到海外谋生。

方家老屋位于痘姆乡红星村同心组。据方氏家谱记载，该建筑建于清乾隆中期，由方氏16世祖显浩公从一位姓柳的人手上买下重建。以砖木结构，前后浅檐。大门前有“月沼”塘，屋后有主山，屋顶砌一列人字形马头墙，安“苏式”座头，屋面两坡，覆以灰色小瓦。二进设为中厅，五架、梁用材硕大，采用抬梁与穿斗混合结构。厅内左右板墙至顶。在檐柱与外金柱之间设卷棚顶，前后金柱上安装一排挡风板。最后一进为后厅，内门安装八扇花格子门窗。三厅与中厅正面砌硬山式一滴水面照壁。中厅前照壁看面墙为“四柱三间”式，从中间向内开双石柱大门。墙体青砖勾白缝，墙脚嵌一排“脚线”，饰几何与祥云纹。门额上浮雕门档与“家官”像，阳刻“惟吾德馨”四字。三厅前照壁素面，立双石条门枢，门额上用青砖砌出“垂莲柱”。

该建筑整个砖、石、木雕刻精美，主要表现在梁核、撑拱、照壁、门额等部位。浮、透、镂、平等雕刻手法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