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乡一带有过年供奉家谱的习俗。记得我六岁那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新分到土地和耕牛的庄户人家，过年的心劲特高，家家户户忙着磨面蒸馒，杀鸡宰鸭。年近六旬的爷爷还忙着做过年的熏香，说是要给“回家”过年的老祖宗上香用。

　　爷爷请出的“祖宗”实际上就是一张写满密密匝匝的画。那“画”是用厚厚的麻纸做的，看上去很厚实很挺括，宽有一米多，长有一米半，上下各有一个圆木轴，所以挂在中堂上显得板正威严。再仔细看上面画着一个三进的四合院，门口一左一右有两个大石狮子把门。左上方画着放着亮光的太阳，右上方画着闪着幽美的月芽，中间端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一个布满皱纹的老太婆。我问爷爷他俩是谁？爷爷说咱们金家的老祖宗，他指着下边那一行又一行的人名，说这都是老祖宗的后代，又是我们的先人。爷爷告诉我说，这就是金家的家谱，每年过年都要请回家，回来过大年。从那一刻我才知道每家都有家谱。

　　快到晌午的时候，全家忙碌起来，爷爷大呼小叫，就像戏台上的总导演，一会招呼奶奶端鱼，一会又催促母亲摆肉。只有片刻工夫嘴里叨着大葱的猪头，翅上插着鲜花的小鸡，项下挂上铜钱的鲤鱼，还有那些五花八样的糕点、菜肴，整整摆了一八仙桌子，顿时中堂溢满诱人的肉香……

　　接下来，庄穆而隆重的典礼开始，一家三代向家谱行三拜九叩大礼。爷爷高声对着家谱说，“这是咱家翻身后过的第一个团圆年，托老祖宗的福，儿孙们个个都无病无灾，都赶回来给先人们磕头啦。”说着爷爷先向家谱磕了三个响头，父亲、叔父又按照从长到幼的次序给家谱跪拜。最后轮到我磕头，我心里就有些画魂儿，老祖宗在哪里，难道就在那张纸上。我突然想起大人讲的那些鬼神故事，似乎看到那张纸上都是鬼魂，再加上那香烟缭绕的气氛，我心里就产生一种恐惧感，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根木头似的充愣发傻。爷爷说，“大孙子，快拜呀，给祖宗磕头。”但我就是不跪，母亲就过来哄我，说拜完给糖吃给鞭玩，我仍旧不跪；父亲气不过，搧了我个耳光，强行按住我磕了三个头。

　　跪拜家谱让我扫了兴，可爷爷一点都不怨恨我。爷爷笑眯眯的，显得很开心，他搬把椅子坐在八仙桌旁，定定的看着家谱，为祖宗守岁，陪伴已逝去的爹娘过年。他独自坐在桌前，似乎要睡着的样子，我上去扯拉他的白胡子，他却顺势拉住，把我拥进怀里，抚摸着我的头，亲切地说：“大孙子，你也陪陪老祖宗，他们都把你当宝贝稀罕！”我挣扎着跑，不愿陪爷爷守岁。我对爷爷说，“你净唬

　　覃福（1351年------1386年）镡津（今藤县）宁凤乡人。祖籍广西庆远府南丹，壮族。祖梦显，初为南丹总目，元至正七年（1347年）率兵至藤州镡津宁凤乡平黄得宁义举，功升世袭百户。遂于镡津五隘（后改五屯）居住。至正十三年招四方佃户开垦五隘。祖父广成遂定居落户。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杨景定广西，檄诸“夷”归化，覃福集所属壮民归顺。四年上书行中书省参政高杰，具陈守五屯策略，高准其议，遂召壮兵800 多人，编附桂林右卫报效，八年升五屯千户所千户，率其属垦守五屯。十九年，大藤峡瑶民起义，奉命出战，义军前哨刘因初战获胜，覃福率军追击，被伏兵箭伤而死。明大祖敕封忠毅武德将军。 摘自广西《藤县志》

　　覃姓发源于覃怀之地的覃怀底绩。“覃怀”是地名，夏代时的称谓，今河南温县周围为覃怀，底绩是覃怀之地的最底部。《禹贡》云：“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左传》云：“覃怀，近河地名。”“衡”是称其重量，漳是河流之意，“衡漳”就是黄河称起的地方。《左传覃怀注疏》云：“河内郡有怀县，在河之北，善覃怀二字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河南温县周围，夏称覃怀地，秦汉称河内郡，唐宋称怀州，元以后称怀庆府。覃怀底绩是这块方的底部，即今温县北平皋村，也是汉代以前的古地邢丘。

　　“覃怀”字意来自甲骨文中的解释。考古学家罗振玉说：“覃像酒盈樽，（古代的酒壶）。郭沫若和陈梦说，“覃”字上面的“西”字，是酒壶的盖，西下的“曰”是酒壶的大肚，“十”字底部为尖状，插入地中便于存放。这些历史大家考析的覃字，正是古代覃怀地区的形貌。覃怀地区，西与北是太岳山脉，南与东是万里黄河。在今邢台、安阳一带为“西”处，在今焦作、沁阳一带为“曰”处，在今温县北平皋为“十”的下底处。北平皋四面环水，中为突起高地，黄河过此后，开始东北去，故称底尖部。

　　覃姓的始祖是有竹氏的伯益，生活在虞舜时期协助大禹治水。当时，温地竹林茂密，生活在此的族群，有一支以竹为图腾称有竹氏，首领是伯益，住在今北平皋处。此地周围今日仍然竹林丛生，晋代有“竹林七贤”在此地活动。当大禹治水来到这里后，伯益开始协助他治理济河、沁河和黄河。其后，伯益携族人向东，随大禹往东至兖州地治水，今河南浚县有覃氏族人数千人，是伯益族人留居下来的，他们以祖地“覃”为姓氏。

　　伯益族人一直随大禹治水迁徙，最后到了江南的会稽（今浙江韶兴），其族人散居到各地。但是，他们不忘自己的祖地，均以覃怀地名为氏，在各地产生了覃的姓氏。另外，在周代期间，有竹氏迁出外地的有称孤竹氏，一支被封在今山东的章丘、历城一带建谭国，后谭国被齐国所灭，在逃亡中去“言”字边以覃为氏，《姓篡》中说：“覃本谭氏，避难改。”

大家好，我是沉淀历史，对于历史上最长的家谱这个问题应该不好判断的，因为某些原因有很多的家族的族谱都被毁掉了，所以很多的家族都断了传承，很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字辈都忘记了，这在我看来是非常的可惜的。

从现有的公开的资料来看，

传承最长的家谱我想应该就是孔家了

，因为从孔子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繁衍了80多代了，而且自明朝以来，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可以说人家的家谱保存的比较完好。并且还通过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呢，05年的时候，孔子家谱被认定为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至于到底是不是最长的，我们可不好轻易的下结论。

传承最长的家谱我想应该就是孔家了

就比如，我还查到一个家谱说是

比孔子的家谱还要早上160年，这个家谱就是柳下惠的后代的家谱《展氏族谱》

，是山东莱芜的柳下惠80世孙展光瑞先生和柳下惠后裔柳明瑞先生所提供。据说这个家谱从黄帝时期就开始续家谱了，这个我感觉只要是家谱应该都能从那个时候续起来吧。而这个展氏族谱从柳下惠之后开始就比孔子早160年了，可以说是非常的早了。大家在这里注意一下，柳下惠实际叫展获，柳下惠只是人家的外号而已。对了，坐怀不乱说的就是这个家伙，而且孟子还尊他为“和圣”，所以，想要知道最长的家谱可能有点难，因为并不是谁都想要把自己的家族给显摆出来。

比孔子的家谱还要早上160年，这个家谱就是柳下惠的后代的家谱《展氏族谱》

以上我就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对这方面的了解比较少，所以回答的也不多，各位有知道的可以留言讨论一下。

周必大(1126—1204)，南宋名相，封益国公，谥号文忠。周必大出生于庐陵县永和镇，且是以庐陵县籍身份参加解试和省试;其祖籍则是河南管城，因祖父周诜于1125年任吉州通判而肇基永和。光绪《吉安府志》卷26载：“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郑州管城人。祖诜，宣和中卒庐陵，因家焉。”由此可知，周必大的籍贯是吉安县永和，祖籍是河南郑州，此观点在当今学界亦无争议。

但是，笔者前些年翻阅道光五年(1825)、光绪元年(1875)编修的《吉水县志》，发现这两部县志均录有《周必大传》，文载：“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同水人。”再翻阅1989年编修的《吉水县志》，书中《周必大传》亦载：“周必大，字子充，又字洪道，同水乡人”。众所周知，自北宋后期至清末，同水乡是指吉水县赣江以西的地域。为此，笔者内心一直存有疑惑：为何这三部《吉水县志》的编修者均未发现此错误直至近日，笔者有幸读到解缙《解学士文集》卷5中的《吉水泥田周氏族谱序》，才慢慢明白其中原委。

据解缙《吉水泥田周氏族谱序》载，泥田周氏“有析居永新、安福、新淦、新喻，随处而盛者，皆泥田之余庆也。又按：益国周文忠公之祖正始迁郴，其孙诜仕为吉州判官，复与泥田通谱，而取孚先之子寿耈为孙。公之文集可考，皆出于乌东者也。”细读这段话，它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介绍泥田周氏之盛;二是说周必大的五世祖叫周正，从泥田徙居郴州，周正的孙子周诜因出任吉州通判，又迁回庐陵，且复与泥田周氏通谱;三是永和周氏曾以泥田人周孚先的儿子周寿耈过继为后嗣。由此得出结论说，周必大为乌东周氏裔孙。至于解缙说这段话的依据是什么序文中并未阐明，只是笼统地说，“公(周必大)之文集可考”。

这里有必要先对“乌东周氏”作简要解释。吉安油田、吉水泥田、安福枫田等地周氏均尊三国东吴大都督周瑜的次子周胤为始祖。周胤因言忤吴主孙权，被贬谪庐陵郡。后因诸葛瑾、步骘等人联名上疏说情，孙权准复其官。周胤接旨后，携家人立即从郡治(今泰和县城)出发，不久后却病倒了，并在庐陵县乌东(今油田镇内)去世，其子孙在乌东开基立业，逐为名门望族。公元821年，乌东人周墀因长期在吉水盘谷一带教书，于是卜居泥田村开基立业，如泥田《庐陵乌东周氏族谱》载：“墀，诰封评事，四承事，字德升，号沂滨，唐长庆年间徙居泥田，为基祖”。

于是读者不禁会问：周必大真的是吉水同水乡人吗我们再翻阅永和周氏于清同治七年(1868)编修的《白沙周社南渡周氏族谱》。谱中《上代世次图》载，周必大的先祖世居河南管城，世系脉络为：周日宣———周允恭———周守忠———周定———周衎———周诜———周利建———周必大;周日宣被尊为一世祖，且族谱对一至四世祖均载：“娶氏、生、殁，俱未详”。谱中《南渡始祖》又载，永和周氏尊周诜(1070—1128)为始祖，字仁叔，为管城周氏6世，于1100年中进士，于1125年出任吉州通判，因金国南侵而无法回郑州，于是选择永和圩镇旁开基立业，后称周家村。

至此，读者自然发现了问题：解缙序文中说，周必大的五世祖是周正，徙居地是湖南郴州;永和周氏族谱说，周必大的五世祖是周定，其世居地是河南郑州。这两种说法中的人名、居住地差异极大。那么，哪种说法的可信度要大一些呢笔者认为，自然是永和周氏族谱的可信度要大一些。但是，明初翰林侍读、泰和人梁潜应邀作《泥田周氏族谱序》又载：“六世曰沂滨，始自乌东，徙泥田。此谱之作，详于沂滨以下者，以其居泥田之始也……益国文忠公必大居，尝与通谱者也。”再次阐明永和周氏与泥田周氏互通族谱之事实。

后来，笔者反复研读永和《白沙周社南渡周氏族谱》和泥田《庐陵乌东周氏族谱》，发现永和周氏族谱中《旧序》载：“今乃自唐贞臣汝南，讳必，字子谅，为奕世之祖。南北合谱，炳炳至今。历十二世而得道国公濓溪先生、十五世而有大学士简惠公、十六世而有益国文忠公，遂为天下右族氏也。”由此得知，永和周氏尊唐代名臣周子谅为先祖，系汝南周氏支派，周濂溪、周必大均为其裔孙。泥田周氏虽属乌东周氏支派，但周濂溪的后裔早在明代时就与泥田周氏互通族谱。因永和周氏、泥田周氏的族源均胄出周武王，尊三国东吴周瑜为先祖，且明清时一直有“互通族谱”之说，于是《吉水县志》的编修者更多地采用了庐陵名士解缙、梁潜序文中的说法，以致有“周必大是吉水同水乡人”之说。但是，从史实的角度而言，周必大的籍贯、祖籍均非吉水县泥田村，这是毫无异议的。

我就是周至胡姓，属于马召胡氏分支。据祖辈讲周至胡氏家谱早已丢失，据我所知目前胡氏家族在周至主要有三个分支

一、二曲镇胡家堡胡氏，据说为掌门。我听祖辈讲我曾祖父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除夕夜要到胡家堡的胡家祠堂守夜，族长换要给各地方来的族人发钱，族里有家族公共土地用，租金来维持日常家族开支。

二、马召胡氏，相传为二门家主要分布在虎峪村、马召街道胡家巷、焦家楼村一组（从虎峪村分出来）。

三、集贤镇严家堡村胡家堡村，相传为三门家。胡家堡有两个组现虽然在严家堡村之下但比较团结自发组织的唱戏等活动规模几乎和严家堡一样大，和严家堡老年人聊天说附近几个村子的土地过去都属于胡家堡人的，可见当年胡家堡的富有和繁荣。

我的一个叔父说河北（渭河北）那边来了几个胡姓人来找家谱说是周至胡姓后人。后来也没找到此时不了了之。

我在上述几个胡姓聚集点都去过也打听过都说解放后到文革期间丢失，我的祖父辈属于“尔”字辈他们兄弟几个连起来就是“仁义礼智信---”，可以肯定过去绝对有家谱。但到我父亲和我们这代已经没有家谱的辈分排位了。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我们为寻找家谱努力，或者组织重建家谱。

，

　　摘录的“湖广填四川”，希望有用：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一）、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二）、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等瘟疫使许多人病死，“死者朽卧床塌，无人掩埋”，“人皆徙散，数百里无烟”。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四川，“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不仅如此，又遇虎灾，“数年段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川南死者十二、三……”；“……川北死者十一、二……”。

　　(三)、人口锐减

　　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的巡抚张德地写道“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在川省镜内行数十里……居民不过数十人，穷赤数人而已”，在顺庆(今南充)、重庆看到“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它反映了当时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的惨景。据有关史料记载，经过“三藩之乱”，四川官府所掌握的税户仅9万人；《营山县志》载：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存粮花户仅143户，819人。四川真正是“土满人稀”了。

　　（四）、政府鼓励

　　清王朝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采取“安民、惠民、安帮定国”的思想，实行“招辑流移，各令复业”，“凡各处逃亡民人，……广加招徕，编入甲保”，“永准为业”，“开垦水旱田地，三年起科，五年升科”，“奇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零星地土听民开垦，永免升科”，同时，官府给以耕牛、种子、口粮等帮助。

　　由于中央政府大力倡导、各个地方官员努力推行的招民垦荒、南方诸省的战争破坏，形成了移民的大气候、大环境，从而形成前后分三个阶段，持续达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

　　初期阶段大体是顺治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一年。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克成都，并控制全川，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招民垦荒提上议事日程。从陕西临近移民入蜀的垦荒者，遇到许多困难，而政府政策不配套，又遇“吴三贵之乱”，时达七年，他们多死于战乱，致使这一时期的移民受到很大挫折。康熙年间，多半是奉旨入川。所以民间盛传自己的祖先都是一队队由官府把双手反解在背上，捆着上路入蜀的，途中要小便时，由官差松开双手才方便，所以川人把解小便称为“解手”，走路习惯把手背在背上（它会遗传吗？）。

　　第二阶段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

　　清政府吸取过去教训，制定并完善了移民的有关政策，以“安民为本”，使移民大潮一浪接一浪，持续达一个多世纪。又据《营山县志》记载：雍正六年(1728)，全县民户3897，人口22533，乾隆年间，县内增加楚民17户，到乾隆六十年(1795)民户3914，人口22669，由此可见，营山是在1728年达到移民高潮。

　　第三阶段是嘉庆元年(1796)至同治年间。

　　这—时期，清政府对移民采取不禁而止，听其自然的态度，而这时四川白莲教起义，战火又起，因而，只有小量的移民入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