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有随机权衡应变的能力，而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社会上没有人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等人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阳何颙对他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曹操

许劭，字子将，以知人著称，他也曾对曹操说过：“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此据《后汉书·许劭传》，《三国志》中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孙盛《异同杂语》及《三国演义》中作“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孟德新书》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诗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　在政治军事方面，曹操消灭了众多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他的诗以慷慨悲壮见称，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孟德新书》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亦是不凡的。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总的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说曹操在汉朝的名义下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袁术称帝刻玺、袁绍欲私立新帝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傕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　至于曹操诛杀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按照三国演义看出身的标准应为“漏网之鱼”)、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他的车夫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并不是一个汉朝的篡逆者。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　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说得难听点，劫)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　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郃、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东吴则完全是败笔：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浪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　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　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都是《三国演义》惹的祸

　　曹操在懂历史的人眼里，是大英雄，三国时期的豪杰，却被元朝的的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塑造成奸诈，多疑的阴险枭雄，对曹操着实不公。

　　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有随机权衡应变的能力，而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社会上没有人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等人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阳许颙对他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许劭，字子将，以知人著称，他也曾对曹操说过：“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但是曹操也因此得罪了蹇硕等一些当朝权贵，碍于其父曹嵩的关系，明升暗降，曹操被调至远离洛阳的顿丘（今河南清丰）。任顿丘令。这一年，曹操二十三岁。曹操给其子曹植的一封书信《戒子植》写道：“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

　　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的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十分之八的长吏，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甚至有了买官制度。朝廷封曹操为议郎，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

　　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

　　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催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

　　曹操虽然大权在握，但一直尊重汉献帝权威，甚至自己的生死也交在献帝手里。曹操晋见献帝，都按照当时三公见皇帝的惯例，左右有虎赉手持利刃相随。建安十九年，曹操诛杀伏完的同一年，献帝曾对曹操说：“您如果认为我值得辅佐就请辅佐，不能的话也随你。”那时献帝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将曹操杀死，曹操听到这样的言语后大吃一惊，汗如雨下(此后曹操真的不敢上朝了)。当然，曹操回去后一句话也可以反过来杀掉献帝，但是献帝没有下令杀曹操，曹操也没有因此对献帝有什么不恭。由此可见，献帝对曹操还是比较信任的，至少认为1，他，或者说这个天下还需要曹操；2曹操不会加害他。不明白为什么类似的话，刘备对诸葛说出来，就是赤胆忠心，而献帝对曹操说出来，就是欺君罔上。曹操说过的“设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其实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客观地说，应该称曹操是东汉王朝的终结者和继承者，他让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安祥地渡过了最后的岁月并顺利地继承了其“遗产”。

　　曹操文采武略俱全。身居战乱之际的他，行军打仗“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他曾写了一部十多万字的“兵书”。曹操戎马倥偬一生，指挥大小战役甚多。《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曰：“该韩白之奇策”，说曹操有著名军事家韩信和白起之谋略。王沈在《魏书》中将其与大军事家孙子和吴起相提并论。后人多认可陈、王二人的观点，我以为曹操：

　　第一，熟知兵法。曹操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自著兵书集诸家用兵之要，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所撰《孙子略解》，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十三篇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主张“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强调师出有名，符合道义。在战略战术上灵活多变，因事设奇、任势制胜，兵不厌诈。这些远见卓识，颇受后世推重。

　　第二，善于任将。《武帝纪》说：曹操知人善任，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曹操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例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将青、徐二州托付于霸，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不必以东方为念；降将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

　　第三，严厉治军。赏罚分明，以身作则，一次在行军途中，曹操传令不得使战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麦苗。可曹操的战马因受惊吓踏了麦田。他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以示处罚，足见执法认真。他在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与治军严整有关。

　　第四，长于战术。足智多谋，应用自如，变化无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在对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斗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战术，谲敌致胜，转弱为强。按《武帝纪》粗略统计，曹操一生亲自指挥大战三十次左右，获胜大多数，有些赢得十分漂亮。如建安三年大败张绣，建安十一年不战而取袁氏兄弟首级。官渡之战最经典，他和袁绍，一攻一守，相持两月，久战不下，曹操处境极难。此时，袁绍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派大将淳于琼带兵看守，屯于乌巢。许攸献计偷袭乌巢，曹操大喜，亲领精锐步骑五千人，乘夜从小路偷袭。军至乌巢，四面放火，袁军大乱，遂大破之，尽烧其粮草。乌巢败讯，袁军溃散，大将张郃等人降曹。袁绍弃军逃回黄河以北。建安五年二月，袁军大将颜良围攻白马，四月，曹操带兵欲解白马之围，他先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在白马以西），做出要渡河袭击袁军的态势，吸引其分兵西向，然后迅速转向直奔白马。曹军突然杀来，袁军措手不及，颜良被斩，其军大败，白马之围遂解。纵观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术灵活，随机应变，堪称经典，毛泽东在著作中予以高度评价。

　　第五，短于水战。曹操一生中指挥大的水战只一次，即赤壁之战，结果大败而逃。据《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曹操在邺城作玄武池操练水军，并于同年七月南征刘表，后欲乘胜平定江南。因其不谙水战，在池中操练水军，时间又短，岂能有理想的效果？据《周瑜传》记载，赤壁之战前夕，黄盖献策说：“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瑜纳其计，盖诈降，以火攻，大破曹军。水战以舰船为主要工具，大江之上，战船首尾相接，不备火攻，而又轻信诈降，这又反映了曹操对水战常识无知。

　　曹操也是一位文学家

　　在建安时代，虽然三国鼎立而中国的文化中心却集中于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历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诗坛打破了四百多年汉代诗歌的沉寂和辞赋独盛的局面，不仅在五言诗方面，而且在四言诗方面亦有重大突破。

　　从曹操现存的二十多首诗歌来看，大多乐府歌辞，风格苍劲雄厚，以其四言诗歌《龟虽寿》、《观沧海》、《短歌行》《度关心》、《土不同》、和五言诗《蒿里行》、《对酒》、《苦寒行》与汉代许多文人作品相比较，显然比汉代 那些内容猥琐，词藻浮艳追求骈偶的恶劣文风有较大突破。他的诗歌既吸收了汉乐府民歌的浑厚刚健和朴素的特色，又具有激昂慷慨的悲壮情调。由于他的历史政治地位，其作品对当时的建安文学的发展是有其重大影响的。所以鲁迅先生曾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其散文亦有“清峻”“通脱”的特色。所以他在对中国文化方面是革新文体的介导者，可以说没有魏晋曹氏父子对文风的改造和革新，我国唐代的文化发展是没有可能的，所以说曹操在中国文化的发殿只上是有着不可磨灭贡献的。其中《短歌行》、《龟虽寿》等由于具有较强的哲理和影响力，而被历代有志之士用于座右铭或是引用，可见曹操对中国文化之影响的深存度是罕见的

　　曹操的《蒿里行》中的诗句“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由于一些文艺影视作品对曹操的认识和形象塑造不是很正确，使得很多人认为曹操是一个“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奸臣。

　　事实上，曹操是一个有着欲救民于水火之中的胸怀和抱负的政治家。

　　重金赎回蔡文姬和他的短歌行都可以看出他对人才的爱惜

　　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

　　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的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

　　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

　　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

　　第二，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说得难听点，劫)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 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合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

　　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

　　东吴则完全是败笔。

　　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浪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

　　开源的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

　　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刘备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而对孤军奋战的关羽却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下文将会提及）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

　　另外在说一下，有些广为人们错误认识的问题。

　　刘备爱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带着新野的百姓一起逃跑。而曹操呢？官渡之时，他预料到袁绍可能会屠城，于是也带着百姓撤离。

　　三国演义没写这段，但史书上却是记载了的。为什么刘备给人称赞而曹操却无人提及，哎。再说刘备带新野百姓逃跑：之前他带着百姓跑，后来听探子来报，说曹军马上就追到了，立刻吓得不管百姓自己跑了，连老婆孩子都不管了（很像他祖宗刘邦啊）。

　　看曹操，提倡节俭，以身作则，一辈子发展民生，从未间断。

　　唯一一次屠徐州城，算是个污点。但那是因为自己的父亲被杀了，大怒之下做出的不理智行为，也可以理解的。之后曹操对徐州做出了免税等一系列措施补偿百姓。

　　还有个问题，就是曹操的那句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实在太坏了，简直没救了。可实际上这话也是演义编的。

　　真实记载，应该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演义中硬是加上了“天下”二字，意境全变了。正是演义造成的曹操的冤案。

　　从历史角度综合地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因为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被塑造成一个汉朝的篡逆者，而全书主要是扭曲曹操的形象，真实的曹操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以下是古今对曹操的评价：

史书评论

史书评论曹操：

“明略最优”、“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后汉书·许劭传》，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武帝纪》陈寿）

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王沈《魏书》）

古今评说

曹操在乱世中积极追求个人抱负的实现、自我的不断超越，以最终获得完全的“优越感”。由此，曹操一生以“安民定天下”为己任，以齐桓公、晋文公为榜样，追逐“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境界。对于自我的掩饰，曹操由于对自我有着许许多多的自卑和不安全感，所以信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使得他变得极为残忍，且经常猜疑别人，行为复杂多变，令人难以捉摸。换言之，人格状态不协调是曹操的悲剧。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钟嵘：“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

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王安石赞曹操：“青山为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麒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馀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毛泽东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易中天《品三国》：“曹操的遗嘱“分香卖履，留恋妾妇”体现出曹操的大气与自负，就不谈国家大事，不说豪言壮语，就说些小事，你们把我怎么样，你们说我是小人就是小人又怎样，我曹操就是曹操，我才不在乎你们怎样评价我呢。我就是这样的人。”

后人赞诗

邺中歌

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

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

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

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

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

横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

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

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

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

呜呼！

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

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双调蟾宫曲

阿鲁威

问人间谁是英雄，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

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

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

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

七律 赞曹公孟德

三分天下有其一，关东义士首起兵。

屯田数载救黎民，官渡一战挫傲军。

豪气万古观沧海，漫漫长路短歌行。

千秋霸业传百世，唯有英雄堪比君。

政治成就

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袁术称帝刻玺、袁绍欲私立新帝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催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

至于曹操诛杀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按照三国演义看出身的标准应为“漏网之鱼”)、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他的车夫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并不是一个汉朝的篡逆者。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的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

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说得难听点，劫)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

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郃、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东吴则完全是败笔：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浪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

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开源的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

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地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对于楼主的问题，我认为这句话逻辑上出现了问题，问题还很严重，什么日本人喜欢曹操日本就强根本上无任何事实依据。假如按你所说，中国人喜欢曹操能称霸世界。然而喜欢曹操只是个人的喜好，称霸世界是需要靠各方面，没有经济、军事的支持，只是靠喜好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