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旷海炎先生谈论晋商的衰败心有感触，便将这个先前发于煮酒论史的帖子重新整理了一番发过来，从一些史实与数字的角度来说明晋商的成败。

不过对于晋商的成败，我有以下几点先在这里表述：

第一，早期的晋商成于协助满清夺得天下，其政治属性明显。

第二，晋商多因与对蒙对俄贸易而积累起资本。

第三，嘉庆以后的晋商逐渐摆脱皇商的影响，但官商的身份依然存在，从大盛魁在科布多草原四十多个盟旗的发行印票权可见一斑。

第四，外商尤其是俄商对晋商的冲击是晋商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晋商失去蒙古草原这个利润来源的大后院其衰败不可避免。

第五，晋商依附于满清各级政权太深，犹如胡雪岩攀附王有龄与左宗棠一样，随着满清政权信用的垮台，晋商的垮台亦属必然。

第六，没有进行运作、管理上的革新，依旧在传统股本以及商业模式上运作，这是晋商内部的败因。

第七，商业利润多用来盖了大宅子，修了祖坟，没有开拓新的市场领域，有目光短浅的败因。

第八，其他等等

张家口是晋商除了山西以外最集中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晋商在外埠最集中的一个大本营，张家口历史的一段也涵盖着晋商的历史，所以本文以张家口来言说晋商的成败。

察哈尔源于明，却盛于清，察哈尔在清之盛，非因察哈尔的原住民，现在已经很难分辨到底哪个民族是察哈尔的原住民，察哈尔之盛究其政治因素上讲乃是因为清朝民族分化政策，这政策在清朝早中期内整体上保持良好，长城以北的蒙古地区较大程度的保持了草原生态与蒙古人的游牧社会状况。这种政策需要并不能摒弃民族间的经济交流，物品交换历来是这个地区的主要经济形态，从明已经大规模开始，到清也不可能断绝，清政府一方面在限制汉民在察哈尔垦地的同时又不能完全限制汉民与蒙古民众的贸易，因而这个缺口的弥补，产生了山西商帮中最著名的“口外商帮”。察哈尔的泛山西化来自山西的商人是肇始者，来自山西的垦民是推动者。其实整个漠南地区从祁连山以东到北京以西的泛长城周边地带都是一个泛山西化地区，山西人之于察哈尔的历史本就是很久远，然而形成深远影响的却是在清这200多年间，这个影响最终导致察哈尔文化上的山西化。至于山西，至于山西的历史我历来总是以一种崇敬与感怀的心来描构自己内心的山西，虽然我不能考究出自己的族源是否也来源于那棵大槐树的村庄，但是我知道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以致于我们琅琅上口的诸多成语都因为山西。山西的历史可以解构整个中华民族的古代史，由于地缘上的关系山西人重塑察哈尔的历史自然责无旁贷。

张家口，这曾经的察哈尔的代名词英国人叫它做Karian（开尔达），即码头之意。码头并非是因为外国人看到了张家口有一条河流，这河流早在黄帝时代便是一条季节河，并不能行船。这个码头的意思是因为贸易，码头历来是人与物穿梭延伸的起居之地，所以这个码头是贸易的码头，便是本地历史学者称谓的旱码头。

旱码头无疑是被山西人把持的，这个把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朝在张家口开始的马市，所谓马市并非只用来交易牲畜，而是定期开市的大型集贸市场。商人重利，对于明的灭亡后来名噪天下的山西商人也许是有些不光彩的，倘若没有山西商人对于入关后的满洲人在物质上的支持，满洲人想一统天下至少不会那么迅速。发战争财历来都是很便捷，也是最快能积累起资本的好时机，山西人把握住了这个时机，夹杂在满洲人席卷天下的队伍中有非常之多的山西人，他们形成满洲铁骑的后勤部队，在这只后勤部队中形成了后来名闻天下的山西八大皇商，他们控制了绝大部分与满洲军队的贸易，也控制了绝大部分察哈尔也就是张家口的对蒙贸易。

晋商“八大家”操纵了张家口的贸易活动。这“八大家”是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莹、黄云龙、范永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范永斗

范永斗等这八家巨富皇商，按照现在的民族主义者却是名副其实的汉奸，早在满洲人入关前，他们便常往返于关内关外。在明朝政治日趋腐败和社会动荡的关头，商人特有的灵敏嗅觉，使他们看到了满清的崛强和野心，于是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洲人输送军需物质，提供关内各种情报，搞起政治买卖。满清入关后，顺治帝没忘为己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了他们，并赐给服饰。宴上，顺治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范永斗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凭借皇家威势，广开财路，漫天作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由此我们便知道皇商是如何发迹的。但是皇商在那个年代的无德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山西商人，而到了康熙后期，原先的皇商们大多已经势微，新一代的山西商人凭借着勤劳、眼光、守信已经不再是那些靠发战争财的投机商人。

对于山西商人的旅蒙贸易不得不提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在中国的外贸史上当是一个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至今存留在关于张家口的传说中，他不是“汉奸皇商”他是一个真正凭借勤劳、眼光、经营技巧发迹的有德商人，提起察哈尔或是张家口德外贸史不得不说晋中榆次这常氏一族。

驰名中外的晋商在称雄明清商界五百年的辉煌历史上，有三个光彩夺目的“亮点”，那就是盐业，茶叶和票号。明清以来，运销蒙俄的茶叶几乎由晋商垄断，并形成了一条由中国南方到欧洲腹地，可与“丝绸之路”媲美的国际商路——“茶叶之路”。在这条万里茶路上有一个堪称中流砥柱的晋商望族，那就是被《山西外贸志》称之为“外贸世家”的榆次车辋常氏。大约在距今500年前的明代弘治年间，车辋常家的始祖常仲林只身一人来到车辋村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仅靠为车辋大户刘姓牧羊为生。后娶刘姓婢女为妻，并生子常廒，在车辋正式安家落户。由于常仲林不安身认命的精神，为后人留下了敢为天下先，逐利四海的榜样。常仲林出身于贫寒之门，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的品德，也为后代树立了节俭不奢的楷模。在常氏家业大兴之后，常仲林用过的放羊工具羊鞭，羊铲等一直被他的传人供奉在祠堂里，当圣物顶膜礼拜。名扬四海的山西首富，清代中国儒商第一家，正是从这支羊鞭起家的。几乎就是一个童话，然而历史嫠呶颐牵 獾娜肥乔д嫱蛉返南质担 质当澈笫且桓黾枘讯 ぃ 渎 嘈乃岬墓适隆br> 在四世之前，常家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但他们总算在车辋村建房置地扎了根，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当初常氏是外姓，迁移来此地后，曾一度受当地村民排斥，如村民在灌溉和吃水上就常常刁难这三兄弟。于是三人遂齐心协力在院中打了一眼井。由于这是常氏在车辋最早的宅院，后人立匾为“燕翼堂”。常家走向富裕，在清初的康熙年间，常家兴起的原因在于经商。据募化碑中记载，其经商地有大同、繁峙、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苏州等地。这在家乘中也有明确记载。八世常威被确定为常家第一个经商者虽然可能有些不准确，但毫无争议，他是常氏经商致富跻身于清代晋商前列、并且为晋商垄断中国在俄蒙的茶叶市场，并延伸到几乎整个欧洲，积蓄了巨大力量的极为重要的人物。也可以说是常氏家族发展为清代儒商第一家划时代的人物。 常威生于康熙二十年左右，系常进全长子，于康熙四十年左右赴张家口行商，据记载他往返于张家口与家乡之间，多年不带川资，沿途以占封解决食宿。这虽然说明了常威俭朴的本质，但也反映了常进全、常威这一门在当时的同族中确实不富裕。凭着坚韧的毅力，淳厚的品质、吃苦的精神，到雍正初年，常威己由“行商”发展成了开办小铺面的“坐商”，但买卖不大，铺面在张家口连个正式名称也没有，就叫做“常布铺”。他的三个儿子万玘、万旺、万达皆随父到张家口，除万旺在张家口郊外购地务农外，万玘、万达均成了父亲经商的得力助手。父子三人同心协力，经过十余年的奋斗，使常家在张家口的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常威是学业有成之后才开始经商的，常万玘、常万达也饱读诗书之后，子承父业的，特别是常万达，从小就随父亲在张家口读书，他勤奋好学，深受老师赞誉，但常威却在他即将参加科考之际，退出仕途中从事了商业，并把“学而优则贾”做为家训，告诫儿子要代代遵循，常威的次子常万旺，对读书不感兴趣，常威便拒不让他经商，而是在张家口购置了一些土地，让他去务农。常威这个高瞻远瞩的举措，奠定了车辋常氏儒商世家基础，在商业信誉，商业管理上都不同凡响，我们从大德玉的帐薄类别和管理条例上就可看到其管理的水平。学而优则贾的方略，使他的事业很快做强做大了。到了乾隆初年，常威父子己经在张家口创立了大德常、大德玉两个颇具规模的字号。常威在自己还乡养老之前，将两个字号，分别交给长子常万玘、三子常万达经营。使常家逐步形成了以常万玘、和儿子怀珻、怀珣；常万达和儿子怀玗、怀玠、怀佩、为核心的两个商业集团。这两个集团，互为援引，携手发展成为张家口的重要商家，在常万玘注重以张家口为大本营，稳扎稳打，向国内各大小城市延伸的同时，常万达的目光更远大，他毅然采取了向俄蒙发展，搞国际贸易的方略。俄国对茶叶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从明朝开始，就不断地提出了贸易的要求，雍正五年，清政府与俄国终于签定了《中俄恰克图条约》，雍正八年，开始了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的修建，但由于种种原因，一开始双方贸易并不顺畅，十多年过去了，贸易额还只有十来万卢布，尽管如此，常万达却在艰难中看到广阔的前景。乾隆十年，他断然将大德玉改为茶庄，在不丢内贸的同时，将主要财力，、经力，投到了对俄贸易中，开始了开拓万里茶路绵延二百余年的壮举。如果说，创立学而优则贾家训的常威，是常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那么开拓万里茶路的常万达则是常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以茶叶贸易是常万达确立目标的一场艰辛的创业的开始，是一场充满辛劳和智慧的博击。为保证出品质量，讲究质量信誉，常家在晋商中首先采取了茶叶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方式。即：自行在福建武夷山购买茶山，组织茶叶生产，并在福建省崇安县的下梅镇设庄，精选，收购茶叶。同时，自行创立茶坊、茶库，将散茶精制加工成红茶、砖茶，妥为收藏。每年茶期，雇佣当地工匠达千人，然后陆地用车马运输至河口（今江西省铅山县），再用船帮，由水路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沿汉水运至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镇（今社旗县，当时，晋商称之为十里店。）而后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山，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再于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全程近七千余里。由于骆驼运输比马驮大车安全，快速、便宜，每驼可驼四百余斤，所以，常家很快就备起了自己的骆驼队，兴盛时多达万余峰，骆驼也由于过去的从张家口到恰克图，延长到了从黄河入晋，到俄国莫斯科等地，并由此而使沿途的特种行业“骆驼店”应运而生。 这条茶叶运输的线路，就成了后人称之为与“丝绸之路”齐名的“茶叶之路”，由于这种路的运输工具以骆驼为特征，故又称为“驼路”。 在驼运中他们也摸索出不少成功的运作方式：他们将八十匹骆驼分为一帮，五驼为一行，共十六行，一人管一行，一帮十八人由一帮首带队，一蒙人向导，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迷路，可以找到水源及宿营之地。每一帮中，还要另配备一、二名通药理医道的人，带必用药物，以保证人畜的平安，当时俄蒙一带，马匪猖獗，这马匪人彪马快，呼啸而来，人不离马，冲至驼旁，俯身即可将商人驼鞍上的银器掠去转眼就渺无踪影，商家纵有武装保卫，并雇用保镖，也无可奈何，针对这种情况，常家将俄国进口的大量粗制银器，在买卖城熔化后铸成银锭，再行运回国内。常家从恰克图向内地运送的自铸银锭，每块重达1000两合六十四斤，制作专用马车运输，马匪来抢，无法俯鞭掠取，只好弃之而去大家都叫这种大银锭为“没奈何”，后来，各商家都学常家的方法，铸起了“没奈何”，马匪面对“没奈何”也就不得不较前有所收敛了。正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取得了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讷乌、巴尔古今、比西、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乃至欧洲的其它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使茶叶之道增长到一万三千多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常家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原先“大德玉”的基础上，道光六年（1826）新建大升玉，道光二十年（1841）增设大泉玉，同治五年（1867）增设大美玉，光绪五年（1880）增设独慎玉，形成常氏一门五联号进俄国的格局。同时，常氏还在各号增设帐局，而且把帐局也分设于俄国各地。 正是由于以常家为代表的外贸晋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中国的对俄贸易额由雍正六年的一万余卢布发展到乾隆二十年的83万卢布。二十五年猛增到135万卢布。而到嘉庆初年常万达去世，怀玗、怀玠、怀佩三子及众多的孙辈子承父业主持常氏对俄贸易时，中俄恰克图贸易额己经高达八百余万卢布，道光二十一年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万两，八十年增加了千余倍。常氏即为茶商的中坚，确实功不可设。

据《山西外贸志》记载，俄商因赊购拖欠常家“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的款项为俄钞3207万卢布。另据《山西票号史》记述，由于清末俄国重税窒息，华商遭受浩劫，常家“大德玉”连同联号“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五家在莫斯科赔累折银达140万两。山西省财经学院教授黄鉴晖先生，在《清代帐局初探》一文中，列举清档案资料，俄商五家即拖欠常家帐局贷款416万卢布，以上仅是有史可查的部分。常氏曾留过一本较为明细的帐簿，“四清”运动时，从村卫生院一只破箱子里发现，被当作“变天帐”烧毁了。以当时常家的财力而论，失于俄商的财产，绝不会仅止于上述部分。 为了挽回一点损失，常家曾联合晋商向俄政府起诉，俄政府根本不予理睬。他们又返回北京，请求清政府为其作主，无能的清政府只是一味推诿。常家投诉无门，有理难诉。 与此同时，清政府的官员恋横无理、豪取强夺，也使常家雪上加雪，蒙受了巨大损失。例如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儿子小僧王，累年向常家借款逾百万两白银。僧王是蒙古的土皇帝，常家不敢不买他的帐。到了清末，僧王垮台，这笔债也就无法收回。又如清末陆仲琦想到山西这个首富之省当一任巡抚，向常家借银五十万两以运动军机权贵。可是，他刚到山西走马上任，就遇上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起事，陆仲琦父子被击毙于巡抚衙门。常家虽然多次派人到其家乡浙江省尚山县去收帐，哪里还会收得起呢？及至辛亥革命时期，常氏的商业就基本破产了。正如《常氏家乘》中所说的：“及民国肇兴，吾家各埠商，顿遭受损失。”时局不稳，帝国主义入侵，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是常氏经商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常家的贸易史无疑可以作为张家口的贸易史的一个缩影来看，1840年以后当沿海口案多数被外国人所保持的时候，张家口便几乎成了唯一一个由清政府独立收税的通商口岸，京张铁路在清政府将倒时候修葺给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以最后一只强心剂，之后的几年，来源于张家口的贸易税收几乎是清最后两年以及民国最初几年的最重要来源。

对蒙、对俄的大宗贸易几乎被山西人垄断大部分，另一部分是被以八旗王公贵族组成的“京帮”垄断。他们手中有雄厚的资本，在中原的东南沿海组织收购大批物资，屯集在张家口的大境门外。他们主要的销售目的地是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尤其是参加每年一度的恰克图年会（贸易交流会），获取的利润最高。他们以整批大宗货物的批发交换为主，兼零星交易。

这些巨商们在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都有各自商号的常驻分号，驼队或老倌车队将货物运到就算完成任务，具体贸易由分号的人员来做。 当时，赶着驼队或老倌车队跑草地叫“出拨子”。驼队称“货房子”，每顶房子有十二把骆驼，每把十四峰。也就是每顶“货房子”有168峰骆驼驮运货物，每峰骆驼驮四、五百斤。“货房子”由一个小掌柜带领。雇有三、四名保镖护卫。每顶房子二十几名驼工、伙计，一路上管理骆驼，找水做饭，打杂。为安全起见，每顶房子还专门配备十几条蒙古狗、这种狗高大威猛，合作能力强，是对付狼群和土匪的好帮手。而且每次出拨子，大都几顶房子结伴而行，成千的骆驼马匹汇成浩浩荡荡的商队行进在茫茫高原戈避。驼铃声、马嘶声、人声、狗声、首尾呼应，蔓延数十里，此情此景何等壮观！

除了山西帮与京帮外在张家口从事贸易的还有本地的买卖人和“直隶”帮。他们资本少，人数却多，往往自备骆驼和老倌车。由于资本少，货物也不多。骆驼队或老倌车也不能形成大的规模。所以，每次出发必是成帮结伙，进入销售交易目的地后再分开。他们以走浩特，串牧场的形式，直接与蒙古人，俄国人进行交易。他们一般都会蒙语、懂俄语。要在长期的贸易活动中广交朋友。由于销售交易的市场不确定，自然环境更复杂，旅途风险更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单一商品的利润值而言，他们绝对不低于巨商们在恰克图年会或乌兰巴托市场的批发利润值。说到利润，当时的交易是易货贸易，但比值悬殊。一个一块银元成本的玉器，到草地可换一匹马外加一只羊，一包生烟可换一只羊，十块砖茶可换一头牛。当然这利润中含着无限艰辛与风险，风险程度和利润幅度应是成正比的。

无论巨商还是小买卖人，在漫漫的古商道上都随着恶劣环境的考验。蒙古高原海拔1500多米，从乌兰巴托南行过土拉河一直到今赛汗塔拉一带是千里戈壁。戈壁滩上是**的沙土，牧草仅十几公分高，有的地方干脆就没有植物，冬季严寒，夏日酷暑，茫茫戈壁涉无人烟，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水。商队到达休息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找水。观察植物可辨别地下水的深浅，地上长有马莲、醋柳的地方水都浅。挖井叫挖闪丹（蒙语井的译音），挖出坑来困一会儿，清水便会渗出。就地无水时，就派专人骑马跑几十里去找水。尽管大小商队都备有专门寻找水源的马匹和人员，但有时仍然要数日干渴，尤其是穿越沙漠，往往六、七天见不到一个水源，沙漠中水位又低，挖井也见不到水，为了生命，不得不喝马尿、吸牛血。

旅途中的食物是事先预备好的，从张家口出发时带的是小米、莜面、冷糕、山药（土豆）、咸菜，从草原回来时，带的是奶酒、炒米、奶豆腐、羊肉干。每到一个休息地专有人负责埋锅造饭。火源是铁镰撞击火石引燃艾绒取得的，燃料是牛粪。沙漠中的骆驼刺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割倒就可以烧。旅人们都叫它“大救驾”。

旅人住宿一律是粗布做成的帐篷，冬可挡风雪，夏可挡暴雨。

土匪和狼群是古商道最大的隐患。商队往返都拉有货物，没有太多金银细软，土匪要大批货物没用，往往只要少许物品和马匹就会撤去，一般不伤害商人。有的土匪却要绑走领队的掌柜，让车队返回时用银两赎人。

草原的狼异常匈猛，出行成群结队，一旦袭来，商队人畜往往要遭受损失，不过商队的狗在此时会起到很大作用。

在茫茫草源上有着许多无奈，有时人生病了，能简单诊治就治一下，治不了的急症只有等死。死后就地掩埋，可不久就会被狼和野狗扒出来吃个精光。

有时负重的骆驼或牛死了，人们便把整车的货物忍痛丢弃，万万不能给其它牲畜增加负重，否则还会有更多的牲畜累死。

张库大道的路线和辐射范围大致如下：一般从旱淖坝、万全坝或崇礼五十家子上坝。上坝后，走张北（兴和）、化德（德化）、赛汗（滂江、东西苏尼特旗）、二连、扎蒙乌德、叨林、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这是中线。

上坝后，走张北，太旗，穿越浑善达克沙漠，过灰腾梁，灰腾河，深入后草地贝子庙（锡盟）或奔二连归入中路或继续向北经东西乌珠穆沁过境，至乔巴山，有的还深入到俄国的赤塔，这是东路。

西北路从张家口出发，走张北、三台坝、大清沟、商都、卓资山，至呼和浩特或西行至新疆，或北行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有的还拐向库伦。

有些小买卖人商队较小，就近在东乌、西乌旗一带便可完成销售交易。

张库大道覆盖了蒙古的十二个盟，一百五十多个旗，影响辐射到俄国南部边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到莫斯科。

为了经营的便利，以大盛魁、大德玉、元盛魁、天义德等几家为首的巨商们，还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乌兰巴托等地设立了贸易分号。据有关数据统计，当时境外的商号有四百多家，这大约就是当今风靡世界的连锁营销的雏形。

骆驼商队的运输是每年秋季开始，直到冬季返回。老倌车队一般是春季出发，秋季返回。

骆驼和老倌车有少部分是商人自备的，但绝大部分是专门以搞运输为生计的。如张家口回民中的佟家、杨家、王家、丁家、马家都是养骆驼的大户，一般都有二、三百只骆驼。有的骆驼户甚至养到千峰骆驼。今张家口桥西区的东驼号，西驼号便是养驼的地方。别的不说，仅喂骆驼的草，就连绵不断的堆起几座小山，以至于留下了今天的草场巷。骆驼夏天到草地放牧，叫放场。秋季返回准备跑草地叫起场，养驼人辛苦，收入也较丰厚。桥西区新华街的清真寺是宁夏养驼的回民捐资修建的。当时，养老倌车的大户是殷家和董家，住在南天门、菜市一带，还有一部分在四岔、稍道沟、石匠窑、正沟、平门外的永丰堡、五墩台一带。石匠窑有几个专门从事老倌车车辆修理业的木匠，收入颇丰。

漫漫的张库古商道上，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骆驼和老倌车在日夜不停的行走。驼铃、牛铃的叮咚声，编织着一曲曲旅蒙商的发财梦幻曲。具体的羸利，由于商人的晦涩无载，因而无考。且看两个小例子：一个靠捡驼粪为生的老太太，以一口袋一吊钱的利润，几年就攒钱买下了十三间房子。南天门、菜市、稍道沟、四岔、石匠窑一带农民的祖辈，大都是跑草地赶老倌车的车倌。他们靠每年一次，每辆车一根，从乌兰巴托拉运轻浮皮张时，绞车用的绞棍的积攒，盖起了清一色的柏木做椽的房屋。直到今天，他们在拆除旧房时还会扒出来自草原的柏木椽子。拣来的利润如此，精心谋划，苦心经营的利润自然不言而喻。

姓氏起源——常姓

姓氏起源

遁将蜀中一才子，华阳国志垂青史

相传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以常为氏的古人相当多。相传周族与商族的首领高辛氏次妃为常仪，以善占月之晦、朔、弦、望著名。古代“仪”与“娥”同声通用，故后世的嫦娥奔月故事有可能是由常仪演化而来的。又有曾被黄帝任命为大司空的常先，这是见于史载的最早的常姓。因此，常姓应该说五千年前就有了，是为河南常氏。

出自姬姓，以邑为氏，为卫康叔的后裔。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所载，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文王幼子）于康邑，世称康叔封。后周公（武王之弟）又将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封给康叔，建立了卫国。卫国于前254年沦为魏的附庸，又于前209年为秦所灭。周初，周公大肆分封诸侯，诸侯又分封采邑。卫康叔把他的一个儿子封于常（今山东滕县东南）。卫国灭亡后，其后裔有以国为氏姓卫，也有以邑为氏姓常的，史称常姓正宗。同时，也不能排除殷商后裔有改姓卫或常的。是为山东常姓。

出自战国时吴国公族之后裔。据《姓氏考略》所载：“吴后有常姓”，是为江苏常氏。

出自恒姓，为避讳改姓。北宋真宗名赵恒，古时“恒”“常”同义，故因避皇帝讳，改恒姓为常。恒姓本是楚国公族恒思公之后，这一支常姓族人主要繁衍于江苏的东海沿岸一带。

家乘谱牒

山西：常氏宗谱一百五十卷、太谷常氏家乘不分卷、夏县常氏五房谱不分卷

江苏：丰县常氏家谱六卷

江西：万载大北门常氏族谱（卷数不清）

山东：泰安常氏族谱十一篇

湖南：长沙欧塘常氏六修家谱首一卷（卷数不清）

聚集地（迁徙分布）

常姓发源于今山东西部，最初，常姓是以此地为主要的繁衍中心的。战国末年，常姓主支便繁衍于今河南、河北南部等地，并已散居于大江南北。汉初有一支常姓迁入山西，形成以太原郡为中心的一大望族。同时，山东西部常姓起源地也形成了一大望族。汉末至三国时，常姓有一支迁入四川。魏晋南北朝时，有常姓迁入甘肃。隋唐时，新丰（今陕西临潼）人常衮迁居福建。宋代，常姓已多分布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并有常姓迁居福建、广东，最后到达云南、贵州等地。至明清，常姓已广布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清代以后，又有部分满族人融入常姓。从历代繁衍迁徙情况看，常姓在北方的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河北、甘肃分布最广，江苏、四川、浙江次之。

堂号

“知人堂”：唐朝常何，贞观时为中郎将。太宗要百官上书议论国事，常何是武人，不会写，只好请门客马周代写了三十多条。太宗看了很高兴，表扬常何写的好。常何不愿偷功，就告诉太宗说：“我不识字，这是门客马周代写的。”太宗马上封马周为监察御史，并表扬常何知人，赐予绸缎三百匹。常姓又以“太原”为堂号。

历史名人

常志美：清代山东伊斯兰教学者。他精于波斯文，注意研究宗教哲学。于阿拉伯文经稿著述之外，还重视讲授波斯文的经典教义，后来发展为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经堂教育中的山东学派，影响很大。

常遇春（1320-1369）：明朝名将，今安徽怀远人，曾为朱元璋建立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善射，力大无比自称能率十万之众横行天下，军中号称“常十万”。1369年在攻克开平（今内蒙闪电河北岸）凯旋途中暴卒，追封开平王。

常林：河南温（今河南温县）人，三国曹魏时任大司农，封高贵乡侯，其后代历魏晋南北朝，有多人入朝为官。

常惠：今山西太原人，汉代官至右将军。他曾随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留十余年而始终不屈。获释回国后被昭帝拜为光禄大夫，封长罗侯，后代替苏武为典属国。常惠之后又有数人封侯，太原常氏由此显赫。班固所作的《汉书》也曾特别为他列传。他为汉朝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

宗谱者，所以志一族之世系，传之亿万世而不忘也。

余家宗谱，自余八世伯祖蟾魁始修之。

始祖由山西兔番初迁于五儿wa，复迁于郝家坪，后迁西常家新村。以上无可考，历年久远，加以兵燹，盖有无足怪者。及余之身，复八世矣。族中男丁百数有余而四方分住，不能聚族而居，且家贫多未读书，询及祖父之名，往往有茫然不知者，余甚忧之。于大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延致族长详加考核，自余续之后，一目了然，诚快事也。犹愿自今以后十二年一补序，凡遇酉年为国家拔取人才之岁，是岁清明令节，合族人祭扫祖茔，可以齐集，当应长门执事人于分结祭奠之日，展开宗谱，细问族中子弟，但有娶妻成室及年二十岁以上者，即详序各门之后，其有幼小未及成室者，俟十二年补编。如此，世世勿替，庶我常氏家谱可垂之永久矣。即或有人乏嗣者，须本门承嗣，以明利害相趣，而且不乱其宗族矣。祖宗邱墓不载，则历久而不知；生前事迹不载，则阅世而亦湮。追远报本，睦亲敬长，舍斯，其宗曷由稽哉？

余见闻浅陋，又不能文，略叙斯言，是所望于后之有心者。

八世孙从伦谨志

大清光绪十六年庚寅正月初八日

家谱六卷，(民国)常仁道、常怀仁等纂，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丰县常店乡常娄村。

江西万载大北门常氏族谱，(清)常德寿等纂修，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平原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二卷、第四卷、第六卷、卷末。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山西常氏宗谱一百五十卷，(民国)常赞春编，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铅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山西省图书馆。

常氏宗谱，(民国)常赞春纂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铅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长沙东薮常氏家读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江苏丰县常氏山西太谷常氏家乘，(民国)常赞春等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铅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山西夏县常氏五房谱，(民国)常学光等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石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湖南长沙欧塘常氏六修家谱，首一卷，(民国)常孝魁修，常孝焕等纂，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江苏泰兴延令常氏宗谱八卷，(民国)常羡之等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三省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二部)。

山西商人诚信为本，诚信是经营的核心理念。从商业伦理文化来讲，经商就要致富，要有效益，但是经营中间要生财有道，不能欺诈，要诚信。这是晋商所以兴盛的原因。核心的价值观就是诚信。

常氏家族：灾荒年搭戏台

公元1887年，在中国历是光绪三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来的一次旱灾。其中山西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颗粒无收的情形到处可见，灾荒持续了三年。据清政府的官方文献记载，当时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次灾荒。

发生这样严重的灾情，商人当然也不可幸免，众多的晋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损失尤为严重。当时支撑常家家业的主要生意是与俄罗斯商人进行的茶叶贸易，大量的茶叶从江南产茶区运往中俄边境。大灾之年粮食绝收，连人都要以树皮、草根果腹，平日里依靠大批牲畜充当运输工具的队伍，这时是无论如何也组织不起来了。

由于商路的断绝，过去晋商每年向俄罗斯输出的20万担茶叶，锐减到8000担。从这组数字就不难推测出常氏家族当时所蒙受的损失。

为了不坐以待毙，常家曾想出各种办法来渡过难关，包括省吃俭用，缩减开销。但与此同时，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这个紧要关头对外宣称，拿出三万两银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戏台。

这不是在这么个困苦中摆阔气，而是要用戏台作为借口，给本村的和邻村的乡亲们变相地赈灾。也就是说，我常氏家族要盖房，要乡亲帮忙，只要乡民能搬动一块砖头，就给饭吃。赈灾也不落一个施舍的名。

常氏家族认为沽名钓誉的名声是断然要不得的，他们把自己的善良举动，用修造戏台这样的借口掩盖起来。而掩盖乐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让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续了三年。当年被救助的穷苦人也好，今天为此感叹的人也好，有谁能说清常家这个本以经商获利为业的家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日升昌：乱世中的诚信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的日升昌票号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

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诚信对一个票号来说非常重要。当时的票号没有国家力量做背景可以依赖。同时，那时的法律也不健全，不可能通过法律来保护储户权益。可以想见，如果缺少了诚信，人们根本无法放心的把钱交给山西票号。没有朝廷和官场保护，又受不到法律保护，这样的大背景下，山西商人要做起异地兑换这样的金融事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用。这是把儒家和农耕文明中的诚信和商业文明组合在一起的诚信。

尽管商人天经地义的目的还是要获取利润，但利以义制的核心是告诉人们行义的目的是可以考虑利益回报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房子情结，把房子视为安身立命之所，山西人同样“视房如命”。曾经盛极一时的明清晋商虽然早已消失在 历史 的长河中，但也给山西人留下了宝贵的晋商精神，以及一座座恢宏的晋商大院。

一、“山西的紫禁城”——王家大院

地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静升镇

王家大院是由王氏家族经明清两朝、历300余年修建而成，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比宫殿建筑总面积16万平方米的北京紫禁城还要庞大，很多人参观后的感想是“王家归来不看院”，意思是看完王家大院，其他大院就没什么可看了。因此，又有“中国民间故宫”、“山西的紫禁城”的称呼。

二、“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乔家大院

地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乔家堡村

乔家大院，为祁县乔氏家族的宅院。始建于1756年，是一座具有北方传统民居建筑风格的古宅，被称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更是使乔家大院俨然成为晋商大院的代表。

三、“中华民宅之奇葩”——曹家大院

地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北洸村

曹家大院又称三多堂，是明清晋商巨富曹氏家族的一座“寿字型”宅院。1999年被辟为三多堂博物馆。太谷曹家大院博物馆有房屋277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 历史 ，被誉为“中华民宅之奇葩”。

四、“渠半城”——渠家大院

地址：渠家大院地处晋中市祁县晋商老街东端

渠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为晋中巨商之一渠氏家族的宅院，当年渠家在祁县城内有“渠半城”的称号。整座大院宏伟庄重，高峻威严，气象森然，散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神韵，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

五、中西合璧——李家大院

地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闫景村

李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是清至民国时期晋南首富李子用的家宅。整体建筑为竖井式聚财型山西四合院，同时吸纳了徽式建筑风格，因李子用曾留学英国，部分院落为“哥特式”建筑，是南北融汇、中西合璧、三晋无匹的晋商大院。它与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并称为“晋商三蒂莲”，素有“乔家看名，王家看院，李家看善”之说。

六、“儒商世家”——常家庄园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东阳镇车辋村

常家庄园，是被称为“儒商世家”的常氏家族的宅院建筑群。始建于乾嘉年间，后多次修缮，建筑占原车辋村的一半。1947年，因战争被毁多处，后得到修复。

常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第222个姓氏，主要集中在河南。今天，常姓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03%，总人口约37万。

昌的名字和图腾

昌，本义是通，达也。引申的意思是长，舒展，饱满，苍劲。“常”字出现的较晚，大概来源于“尚”字，意为倒酒，自饮。能把饮酒者豪放豁达的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尚也使常。人家好像和倒酒有关系，因为人家出名。

常氏的起源与演变

常姓蒋。055-79000表示：常姓与江姓相同，出自。就此而言，它的起源是未知的。蒋畅有2400多年的历史。

历史上商昌姓的分布与迁徙

宋代常姓人数很少，常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河南。

明代常姓约有24000人，中国常姓分布已遍及甘肃、山西、江苏等地。

当代常姓氏分布及图谱

当代常姓约有37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03%，是第222大姓。自宋代以来，1000年间，常姓人口增长率一直呈上升趋势。目前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南是常姓第一大省，是绝大多数常姓人口的聚居地。其次，分布在山西、青海、甘肃。

常姓在人口中的分布频率示意图显示，在河南、山东、安徽、湖北、陕西、河北南部、山西大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江西大部、湖南、重庆：四川北部、青海东部和甘肃、宁夏大部，常姓占当地人口的006%以上，约占国土面积的265%，约86%的常姓人居住在那里。

常姓传统文化

王鹤堂姓氏兴盛的郡县是魏军和河南。魏县建立于西汉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初。管辖范围相当于河北武安以南、山东歙县以东、冠县以北的地区。他在叶县，老家在现在河北临漳西南。

家谱

名人频率和家族圣贤

755-79000赚了11个常姓名人，占名人总数的002%，在名人姓氏排行榜中排名第359位；常的著名文学家占全国文学家总数的001%，排名第325位。常姓著名艺术家占中国艺术家总数的001%，排名第363位。

历史上重要的常姓人物有：汉代写《陈留风俗通》的学者常增；《中国人名大辞典》南朝学者常惠明；唐代周国刺史流畅，户部尚书流畅，画家流畅明快。元代翰林学士常文大师；明代成化进士，石喻常衡人。

常姓血型

常姓人群血型总分布为：O型占326%，A型占291%，B型占291%，AB型占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