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 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 十五、中华民国（1912—1949） 1912 中华民国建立；清帝逊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颁布 1913 二次革命 1915 袁世凯复辟；护国运动；新文化运动 1917 文白之争；张勋

国公就是公爵，跟护国大将军没关系，一般就叫姓氏+公，或者姓氏+老，或者是叫朝廷的职位。

自中国先秦时代开始，已有君主赐封公爵，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五等爵的第一等。《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西周时的公爵国有四：宋国、虢国、州国和虞国。

秦、汉朝的二十等爵制内无公爵，只有汉末有魏公曹操。以后唐朝有国公、郡公、县公等，宋朝、明朝有国公爵，清朝有公爵。

国公位次郡王，为封爵的第三等，公爵的第一等。

北周以前，有封国的公爵（包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禅代前权臣所封的公爵等）都可称“国公”，但此时“国公”并不是一种爵位。例如：东汉魏公曹操。

东晋康乐县公谢灵运

北周始置国公一爵，居于郡公、县公之上。

按唐制：郡王与国公并为从一品。自隋唐至元明，基本不变。有许多名臣都被授予国公的爵位，如：

隋朝：齐国公高颎，越国公杨素，许国公宇文述，唐国公李渊，谯国公冯宝，宿国公麦铁杖。

唐朝：鄂国公尉迟敬德，英国公李勣，卫国公李靖，郑国公魏徵，梁国公狄仁杰，燕国公张说，越国公冯盎，齐国公高力士。

宋朝：莱国公寇准，魏国公韩琦，荆国公王安石，温国公司马光，鲁国公蔡京。

明朝：魏国公徐达，鄂国公常遇春，曹国公李文忠，卫国公邓愈，宋国公冯胜，韩国公李善长，英国公张辅，荣国公姚广孝。

清朝公爵分一至三等，超品，只加美号，不加国号、邑号，如忠勇一等公。

《通典 职官 封爵》记载，自尧帝、舜帝以及夏朝，置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商朝置爵三等：公、侯、伯，无子、男二等。究竟事实怎样，并无实物资料佐证。

周代，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均世袭罔替，封地均称国，在封国内行使统治权。各诸侯国内，置卿、大夫、士等爵位，楚国等置执圭、执帛等爵。卿、大夫有封邑，对封邑也可以行使统治权、唯受命于诸侯。

依据《孟子 万章篇》所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废除了卿大夫的采邑制度而实行郡县制，出现了有别于之前卿大夫的封爵，如通侯、君等。这些新设的封爵有大小不等的食邑，大多数都不能世袭。

秦朝，继续使用自商鞅变法后定下的自公士至彻侯二十等爵，专门用以赏功。彻侯食县，其他诸爵得食俸禄如官吏。

西汉，沿用秦二十等爵，另增设王爵。初，王爵有功臣得之者，高祖时诛伐殆尽。此后，王爵仅皇族可得。早期的诸侯王国大者列郡数十，小的也有数郡，皆由诸侯王自治其国，汉廷仅为之置太傅而已，其余丞相、内史、中尉、御史大夫之类皆王自置。经过七国之乱和汉武帝下推恩令、汉成帝绥和元年改制，诸王仅得食本国租税，不得预国政。尽废内史、御史大夫、郎中令、廷尉、宗正、太仆等与汉朝设置相同的官称，改丞相为相，治事如郡太守，令中尉治事如郡都尉。自此，王国与列郡无异。东汉王国制度与西汉后期一致，国与郡等，唯改太守为相、都尉为中尉，另置傅领王府事。

西汉初大封功臣，受封列侯（避汉武帝刘彻讳，改彻侯为列侯）者一百四十三。列侯封地称国。侯国大者数万户、小者五百户。侯国置国相如县令，受命于所在郡守。列侯自置家丞、庶子、门大夫、洗马、行人等官治府事。列侯居京师则主爵中尉领之，就国则郡太守时时巡察之。东汉侯制与西汉无别，唯侯国较小，大者不过四县、小者有仅食一亭者，东汉末年，曹操在列侯、关内侯下置名号侯十八级，关中侯十七级，关外侯十六级，五大夫侯十五级，以当时蜀、吴两国所辖邑名封之，受爵者无从收取租税，开后世虚封先河。

汉武帝时，为筹措战费，令卖二十等爵（关内侯以下），致使二十等爵为人所轻。于是为将士立功者另设武功爵十一等（一级造士，二级闲舆卫，三级良士，四级元戎士，五级官首，六级秉铎，七级千夫，八级乐卿，九级执戎，十级政戾庶长，十一级军卫），后亦卖之。

曹操废二十等爵、武功爵等所谓赐爵。魏文帝黄初年间，定爵制为九等：王、公、侯、伯、子、男、县侯、乡侯、关内侯。王爵至男爵皆有国号、封地，县侯以下无封地而有租税。九等爵之外，曹操创立的名号侯、关中侯、关外侯、五大夫侯作为赐爵保留，仍无封、无食。 魏制：皇子封王，王之庶子封乡公，嗣王（非始封王者）之庶子封乡侯，公之庶子封亭伯；王国大者郡、小者县。

西晋爵位非常繁复，设置了王、公、侯、伯、子、男、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郡侯、开国县侯、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乡侯、亭侯、关内侯、关外侯共十八级。

王爵非皇子不封；公（郡公、县公）、侯（郡侯、县侯）、伯、子、男五等爵专封宗室；功臣封爵为“开国”诸爵及乡侯、亭侯、关内侯、关外侯。自先秦以来沿用的赐爵制度正式废止。

西晋诸侯王与西汉初年诸侯王相类，得专制其国。案《晋书》记载，大国二万户，兵五千（置三军，中军二千，上下军各千五百）；次国一万户，兵三千（置上下两军，各千五百）；下国五千户，兵一千五百（置一军）。五等爵之公国之制同下等王国，侯国不满五千户，亦置一军，兵千人。其余诸爵与开国爵封地称国而但封君不治国事，乡侯至关外侯无封邑。诸王子除嗣王外，依次按公、侯、伯、子、男递降世袭。

南朝封爵沿袭东晋，唯封君对封国再失治权。陈朝增郡王爵、藩王爵。

北魏道武帝皇始元年始封五等爵，天赐元年废伯爵、男爵，后复之。除皇子外，功臣也得封王。景明元年定制：置王、开国郡公、散公、侯、散侯、伯、散伯、子、散子、男、散男，凡十一等。封国租税取率：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封爵品级：王超品，开国郡公正一品，开国县公、散公从一品，开国县侯正二品，散侯从二品，开国县伯正三品，散伯从三品，开国县子正四品上阶，散子从四品下阶，开国县男正五品上阶，散男从五品下阶。官属：王至侯国等置官属。

北齐：置王爵与五等爵，王爵超品，其余诸爵视魏制各降一阶，诸爵皆开国置官属。

北周：初置开国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五等爵后据《周礼》改制，置亲王、郡王、县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乡男十一等爵。

隋文帝置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九等；隋炀帝留王、公、侯三等爵，其余均废止。

唐朝，分亲王、嗣王（承袭亲王的为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国公以下，均加开国字样，如××郡开国侯、××县开国子。唐朝的封爵有食邑，但往往为虚封，唯加实封者可以享有所封地的租税收入（后改为领取俸禄）。

宋朝封爵制度基本上同唐制。魏晋至宋，封爵的承袭分为世袭罔替、世袭两种，前者在承袭时按原爵承袭，后者承袭的时候要比照被承袭者的爵位降一等承袭。宋朝无世袭罔替的例子。除世袭爵位外，很多封爵只是终身爵，身死爵除。

宋朝依唐制保留封君食邑，自—万户到二百户，共十四等。食邑数字只是虚衔，唯食实封才可以领取相应的补贴。实封最多千户，少者百户，每户每月折钱二十五文，随官俸发给，可知宋朝的封爵收入颇低。

辽朝封爵制度沿袭唐制。

金朝封爵制度分王、郡王、国公、郡公、郡侯、郡伯、县伯、县子、县男。

西夏爵位于旧史并未记载，后人根据出土文献如《官阶封号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考证出有国王、太王、平王、郡王、嗣王以及东院王、南院王、西院王、北院王等王爵。

元朝，王爵唯皇族、蒙古贵族可封，宗室封亲王、远支宗亲与贵族封国王。其余国公等爵封赐甚滥。

明朝初期参阅前朝之制，列爵五等以封功臣外戚。后来又革除子、男二爵，只留公、侯、伯三等，并定制：“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予。”明朝爵位分两种，一是只授终身(不世)，二是可以世袭(世)。爵位的“世”与“不世”，以军功大小而定，均给诰券。除有军功者外，可得爵号的还有曲阜孔子后裔衍圣公及驸马都尉、外戚等因恩泽受封者，但只是给诰而不给券。与前朝不同的是，明朝的公、侯、伯只有爵号和食禄，并无封邑。

明朝另有公、侯、伯三等爵专授功臣和外戚，三等爵一般世袭罔替，也有降等袭爵（子孙袭爵比本人低一等，但世袭罔替）或不能继承（流爵）者。

受封而领铁券者，为世袭封爵，否则为流爵。袭封则还其诰券，核定世流降除之等。爵位世袭，或降等以袭。公、侯、伯封号分四等岁禄以功为差，可掌参五府总六军，出则可领将军印为大帅督，辖漕纲，但不得预九卿事。

郡公、郡侯、郡伯、县子、县男这五等封爵并不属于明朝建立后的正式封爵体系，系明朝建立前，明太祖朱元璋给战死的功臣追赠的封爵。

明朝建立后，确立的正式爵位为：国公、侯、伯。

清朝的爵位分宗室、功臣、蒙古三种。

奉恩辅国公之前等称入八分公，与之后的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等爵位不同。册封嫡子共二级，分别为世子（亲王嫡子）、与长子（郡王嫡子）。没有爵位的宗室成员统称为“闲散宗室”，可穿着四品武官官服。

除了清初受封的八大铁帽子王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和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以及后来的雍正时怡亲王胤祥、同治时恭亲王奕、光绪时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共十二个王可以世袭罔替外，其余宗亲世爵只能世袭。

清朝的封爵，与前代不同的是，所有的封爵只加美号，不加国号、邑号，如睿亲王、勇毅侯之类。

护国阴兵忠顺候王是大汉飞将军李广，他是汉朝的人物。

据说他曾经阴助雷州御敌，保卫了雷州这一南天重地。雷郡人民感恩戴德，供奉他为整个雷郡的守护神，称为“郡主敕封助应护国阴兵忠顺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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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护国战争，人们总是把它与蔡锷联系在一起，但众所周知，护国军的一切誓词、公文和布告，都以唐继尧领衔。护国之役的真正首领是谁？这没有疑问，但如果着眼于形式，却似乎是唐继尧。也就怪不得后来唐继尧为自己建造了再建共和的纪念碑。这其中，当然体现着蔡锷不为个人争权力的高尚人格，但事实上也有无奈的苦衷。蔡锷入滇后，梁启超曾一再要求他从唐继尧手里夺回大权，以便指挥部署。蔡、唐商讨谁出征谁留守时，梁启超又一再去电，建议唐出蔡留。梁启超与蔡锷毕竟是师生，自然要更多地为蔡锷设想。而且，梁启超的想法也是对的：没有权力，如何举事？但是，在这件事上，老师的确不比学生更高明，正是因为涉及权力之争，稍有差错，就会出现不可想象的后果。所以，蔡锷没有听老师的话。在举事前夕的会议上，大家认为云南既已宣布独立，应该另行组织政府，原先的将军、巡抚等官衔已不适用，应设大元帅府或临时元帅府。蔡锷坚决反对，认为那样会让人感到他们是为了权力，反而妨碍护国大业。权力机构的事，应该待各省响应之后，由各省公议。既然议决恢复民元的都督之制并以都督统帅三军，唐继尧提出让蔡锷当都督，自己率第一军开赴前线。蔡锷又坚决拒绝，他说唐继尧在滇主事多年，一切都驾轻就熟；自己此来为的是救国，理所当然应做先锋。

这一切都说得合情合理，也是真话，但其中也有苦衷：他不能因为取代唐继尧的地位而坏了护国的大事。蔡锷此时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挽救共和的大业需要唐继尧的地盘，需要唐继尧手中的军队。所以，才出现了双方互相退让，相持不下，“情词诚挚至于泣下”的局面。最后，还是唐继尧就任都督之职，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也许，正因为蔡锷不争权位，才保证了护国之举的顺利进行。

有一种说法是：护国军从云南出发，唐继尧只交给他“三千羸师”，两个月的饷银。在川南一带鏖战半年之久，2、3月间战事十分激烈，护国军“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一再催促补给，而唐继尧却没有给前线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护国军起的时候，闹得轰轰烈烈，到底有多少人，当时不知道；他拍出来四处求援的电报，亦只吹他有几多军队，几多器械；后来战事完了，从军中字纸篓中，找出他支配军队的清单，不过三千一百三十个大人。他不单初出兵是这么多人，始终是这么多人，不曾得一点接济；好几月后，才有几省独立响应，但是远水不救近火，他只能以孤军奋斗，好像下围棋，走得没有眼了，你想这是如何的危险。”说一点没有得到接济，大概不是事实。因为蔡锷在1916年5月3日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滇军出发时，携饷不足两月，早经用罄，就地踌借，亦经罗掘一空。前月哀恳滇、黔，仅解到十七万，杯水车薪，立即告匮。如再无饷接济，将成饿殍。万望吾师于各属华侨，赶为设法，以解倒悬。”那么，护国军入川之后，至少收到过17万的供给。但是，正如蔡锷所说，杯水车薪，护国军的处境异常困难。